对于，动不动就emo；或者姨妈期控制不住情绪；甚至暴饮暴食来解压...这些连自己的情绪和身材都控制不好的人，我无法理解。也许我们高度不一，三观不合。每天要忙着工作，忙着变美变瘦，要开阔眼界，提高认知，变得更有价值...哪有时间emo。钱能治愈一切不开心，光发脾气没用，任何人的底气都源于经济实力。当然在你没有经济独立的时候，你要先做该做的事情，再去做你喜欢的事情，毕竟前者才能让你有饭吃。 https://t.cn/RyhTm9c
人生品味与文化修养 444
文/三木秉凤诗文选
人类“苦”西久矣，因为西方“利益至上”的价值理念造就了当今世界的唯利是图，物欲横流与品味低下。
圣洁的生命不应随波逐流，而应蕴涵品味，道法自然。人生品位源于何来？这需要长期的文化修养与灵魂磨练，包括成长过程的优良家风熏陶。一个人的品位高度就是这个人的灵魂高度，它主要由文化修养、人格魅力、社会责任和爱的奉献四部分组成。
小时候我们都会立志，"孩子们长大了想做什么？"有的回答是企业家，有的是科学家，有的想做政治家，唯独没有人回答做一个平凡淡泊、品味非凡之人。人近天命之年，当初那铿锵有力的回答历历在目如似眼前，但多数人到此终生已定，其实环顾周围，我们大都过着平淡朴素且默默无闻的生活。当然，如果今天继续让我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的理想是什么？"我会坚定地选择"做一个高品位高素养之人"，让自己的一生放射着品德魅力的光环，这魅力的基础不是权势、财富、身貌等可变因素而是品质修养的浓缩。
道德经曰：“万众芸芸，复归其根。”生命历经沧桑与浪漫，在兴衰循环中一切一切都将离去，然而"品位"这样东西却在生命历程中陪伴灵魂走向高尚。一个有品位的人，首先是道德高尚的人，一个道德高尚之人首先是个有文化修养的人，一个有文化修养的人，也一定是个内圣外王之人。文化是什么？文就是文以载道，化就是以文中之道来感化、教化、升华我们的灵魂。文化修养就是通过文字中所包含的宇宙道理、正确思想、价值理念、真挚情感等影响到我们的灵魂塑造，以达到修炼灵魂高度甚至提高思想深度的目的。
人类文明脱胎换骨于宇宙自然，人类社会永远摆脱不了自然大道对我们的束缚，所以道法自然是最高的品味修养。一切品味应当摆脱物欲的桎梏，因为品位是精神涵养的基础，一个有品位的人，也必然是一个具有人格魅力的人。
什么是人格魅力？人格魅力就是一个人的外现气质，是一个人的影响力、感染力、亲和力的来源。古人言"腹有诗书气自华"，这里的"腹有诗书"就是文化修养，而"气自华"就是人格魅力的品质外现。文化修养是人格魅力的前提基础，人格魅力是文化修养的外在透现，两者实为一体内外之两面。做人极易，而做个品位之人却是难上又难，普通人只需满足基本衣食住行就能生存，芸芸颐众，品位之阶需要层层修炼而逐次提高，最终鹤立鸡群。
《大学》将人生的修炼层次分为八个阶段分别是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当然，能够修到最高境界并用以治国平天下的人物毕竟是少数，大部分人能做到修身齐家已是难能可贵了。其实对人生"品位"层次的几个要素的概纳，来自对《大学》中八个阶段的升化。而幸福之人生实则为品位彬彬且风格高尚之人生。
品味是什么？品位是社会责任的基础。一个有品位的人，必须是个有责任的人。责任！不仅包括家庭责任，也有社会责任，甚至"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国家责任。责任是什么？是我们应承担的家庭义务、社会义务、法律义务、国家义务、历史义务等等的综合。享受权利承担义务是作为公民之必备要件，然而，今天的人却大都喜欢享受各种权利，拖延、拒绝甚至远离各项义务，其人生之品位自此失色。
品味是什么？品位又是人间大爱的基础。一个有品位的人，一定是个具有爱心的人。爱！不是狭义的男女之间的情感私爱，而是大爱、博爱、泛爱、慈爱等等。孟子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就是此类之爱。从自利到互利，从互利至共赢，从迷茫到清晰，从低级趣味到高风亮节，人类灵魂在互爱中饱满起来，这样的一生也才是有品位的一生。茫茫人生我们也许做不到品味高雅，做不到道德崇高，做不到先人后己，做不到胸装世界、放眼未来。但至少做一个自我欣赏的人，自感良好的人，自信肯定的人。如果我们由于自身追逐低级趣味从而丧失尊严与高贵，这就是灵魂敢于自我堕落。品位是什么？品味代表一个人灵魂层级，品位体现一个人的生命格调，品位表达一个人的魅力源泉，品位评价着一个人的修养含量，品味反映着一个人的品质高低。真正的品位用金钱买不到，用权力贪不到，用情感换不到，它是一个人知识、信念、形象、能力、健康、道德以及当下生命状度的综合评判，得到它没有其他路径捷径可达，唯有从点滴修养中得来。
品味是什么？品位是我们气质与风骨的内敛，品位体现出一种人生风格成熟淡泊，张弛有度又超然世外。品位是完善自己又影响他人的尺度，品位是脚踏实地却从容不迫的风彩，品位是丰富斑斓又不嗜一物的修为，品味是涵养深厚又仁智慈和的胸怀。所以品味属于精神层面，其之追求如幸福般永无止境，所以品位的人生一定是在体验着幸福的人生，这是社会永恒之定理，故人生魅力非自物欲之上，而是品高魅显，福至心灵。
目前，第十六届“三木秉凤”杯征文比赛正在进行。
一、征文种类：
现代诗歌、古诗词、散文，小说共四类。
二、征文要求 ：
1. 现代诗歌类限投3首，没有字行限制。
2. 古体诗词类作品限投3首。
3. 散文、书评、随笔、杂文等散文类作品各限投1篇，字数限定在1500—3000字以内。
4. 小说类作品，包括即微短小说，也包括中长篇小说的某一章节或选段，但字数限定在1500—3000字以内。
投递要求：
1. 来稿请发裸文，必须是原创首发，并注明“三木秉凤杯第十六届征文”字样，无标注者将视作普通来稿不予参评。
2. 附作者简介及照片一张，并将作者真实联系方式主动告与征文主编，以备联系。
3.评奖结果公布只按投稿时微信网名，敬请作者不要轻易修改自己的网名。
征文时间：
本届全国大型征文自2022年元月1日起至 2022年5月15日底截稿。
投稿处：主编，希望之梦，微信，yangrrong123 ，邮箱：1628586637@qq.com
文/三木秉凤诗文选
人类“苦”西久矣，因为西方“利益至上”的价值理念造就了当今世界的唯利是图，物欲横流与品味低下。
圣洁的生命不应随波逐流，而应蕴涵品味，道法自然。人生品位源于何来？这需要长期的文化修养与灵魂磨练，包括成长过程的优良家风熏陶。一个人的品位高度就是这个人的灵魂高度，它主要由文化修养、人格魅力、社会责任和爱的奉献四部分组成。
小时候我们都会立志，"孩子们长大了想做什么？"有的回答是企业家，有的是科学家，有的想做政治家，唯独没有人回答做一个平凡淡泊、品味非凡之人。人近天命之年，当初那铿锵有力的回答历历在目如似眼前，但多数人到此终生已定，其实环顾周围，我们大都过着平淡朴素且默默无闻的生活。当然，如果今天继续让我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的理想是什么？"我会坚定地选择"做一个高品位高素养之人"，让自己的一生放射着品德魅力的光环，这魅力的基础不是权势、财富、身貌等可变因素而是品质修养的浓缩。
道德经曰：“万众芸芸，复归其根。”生命历经沧桑与浪漫，在兴衰循环中一切一切都将离去，然而"品位"这样东西却在生命历程中陪伴灵魂走向高尚。一个有品位的人，首先是道德高尚的人，一个道德高尚之人首先是个有文化修养的人，一个有文化修养的人，也一定是个内圣外王之人。文化是什么？文就是文以载道，化就是以文中之道来感化、教化、升华我们的灵魂。文化修养就是通过文字中所包含的宇宙道理、正确思想、价值理念、真挚情感等影响到我们的灵魂塑造，以达到修炼灵魂高度甚至提高思想深度的目的。
人类文明脱胎换骨于宇宙自然，人类社会永远摆脱不了自然大道对我们的束缚，所以道法自然是最高的品味修养。一切品味应当摆脱物欲的桎梏，因为品位是精神涵养的基础，一个有品位的人，也必然是一个具有人格魅力的人。
什么是人格魅力？人格魅力就是一个人的外现气质，是一个人的影响力、感染力、亲和力的来源。古人言"腹有诗书气自华"，这里的"腹有诗书"就是文化修养，而"气自华"就是人格魅力的品质外现。文化修养是人格魅力的前提基础，人格魅力是文化修养的外在透现，两者实为一体内外之两面。做人极易，而做个品位之人却是难上又难，普通人只需满足基本衣食住行就能生存，芸芸颐众，品位之阶需要层层修炼而逐次提高，最终鹤立鸡群。
《大学》将人生的修炼层次分为八个阶段分别是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当然，能够修到最高境界并用以治国平天下的人物毕竟是少数，大部分人能做到修身齐家已是难能可贵了。其实对人生"品位"层次的几个要素的概纳，来自对《大学》中八个阶段的升化。而幸福之人生实则为品位彬彬且风格高尚之人生。
品味是什么？品位是社会责任的基础。一个有品位的人，必须是个有责任的人。责任！不仅包括家庭责任，也有社会责任，甚至"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国家责任。责任是什么？是我们应承担的家庭义务、社会义务、法律义务、国家义务、历史义务等等的综合。享受权利承担义务是作为公民之必备要件，然而，今天的人却大都喜欢享受各种权利，拖延、拒绝甚至远离各项义务，其人生之品位自此失色。
品味是什么？品位又是人间大爱的基础。一个有品位的人，一定是个具有爱心的人。爱！不是狭义的男女之间的情感私爱，而是大爱、博爱、泛爱、慈爱等等。孟子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就是此类之爱。从自利到互利，从互利至共赢，从迷茫到清晰，从低级趣味到高风亮节，人类灵魂在互爱中饱满起来，这样的一生也才是有品位的一生。茫茫人生我们也许做不到品味高雅，做不到道德崇高，做不到先人后己，做不到胸装世界、放眼未来。但至少做一个自我欣赏的人，自感良好的人，自信肯定的人。如果我们由于自身追逐低级趣味从而丧失尊严与高贵，这就是灵魂敢于自我堕落。品位是什么？品味代表一个人灵魂层级，品位体现一个人的生命格调，品位表达一个人的魅力源泉，品位评价着一个人的修养含量，品味反映着一个人的品质高低。真正的品位用金钱买不到，用权力贪不到，用情感换不到，它是一个人知识、信念、形象、能力、健康、道德以及当下生命状度的综合评判，得到它没有其他路径捷径可达，唯有从点滴修养中得来。
品味是什么？品位是我们气质与风骨的内敛，品位体现出一种人生风格成熟淡泊，张弛有度又超然世外。品位是完善自己又影响他人的尺度，品位是脚踏实地却从容不迫的风彩，品位是丰富斑斓又不嗜一物的修为，品味是涵养深厚又仁智慈和的胸怀。所以品味属于精神层面，其之追求如幸福般永无止境，所以品位的人生一定是在体验着幸福的人生，这是社会永恒之定理，故人生魅力非自物欲之上，而是品高魅显，福至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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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古维新# 【郭嵩焘：“汉奸”或“先知”——面对晚清大变局，一个独醒者思考与苦闷】
题记：2007年，中南大学孟泽教授在湖南教育电视台《湖湘讲堂》主讲郭嵩焘，后出版《洋务先知郭嵩焘》。最近修订再版，更名《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郭嵩焘，这个“苦闷的先知”，当年对中国社会何去何从的思考，直到现在，不仅具有现实意义，可能仍然“超前”。老何写读书心得《睁眼看世界：“洋务先知”郭嵩焘的“独醒之累”》，虽感同身受，几欲“抓狂”，仍觉隔靴搔痒，不得要领。从老孟处索来“湖湘讲堂”之“答客问”：《“汉奸”或“先知”》，且看作者“坦白”自己的心之思，与“苦闷的先知”的隔世的“苦恋”。
问：听说你在“湖湘讲堂”开讲郭嵩焘，我和我的朋友，对此充满期待。
我有点迷惑的是，湖湘近代以来，建功立业、赢得大名的人物多矣，你为什么会选择郭嵩焘？郭嵩焘生前身后都不“得志”，他身上有很多是非，很多尴尬，很多怨愤，其性格似乎也并不完美，“功业”更难言卓著。
答：是的，湖湘近现代，伟人很多，以至于今天，人人心中都有一个“舍湖南无以言中国”的湖湘“英雄谱”。而郭嵩焘，在很长时期内，甚至未必是一个能够让人乐于接受的“正面人物”。但是，当“湖湘讲堂”邀请我讲一个湖湘人物时，我首先想到的就是郭嵩焘。我一点也不觉得我的判断和选择是轻率的，我甚至觉得，重新认识郭嵩焘，是我们的时代是否成长了足够澄明的理智和理性的重要标志之一。
我想说出这样的意思，近代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不仅有雄浑的激情，也有清澈的认知和理性的判断，不仅有集体的奔赴，也有高明到近乎“异端”的省思。
而郭嵩焘，正是最能够代表后者的人物，在某一个时段，他甚至是唯一的，因此有所谓“独醒之累”。
郭嵩焘（1818－1891）与曾国藩、刘蓉有金兰之谊，与左宗棠是“发小”，但他的知名，并非如曾国藩、左宗棠等同治中兴名臣那样，因为有显赫的“功业”，而是作为“湘军”台前幕后重要的运筹者，作为洋务运动中最有见识的思想者和实践者，作为晚清首任驻外公使——以钦差大臣身份于1876年至1879年出使英国、法国，显示出了不同寻常的思想、精神与人格魅力。
他对于西洋文明的理解和判断，对于晚晴现实的洞察与传统文化的检讨，在他的同辈中罕有能够企及者。
在某种意义上，郭嵩焘的认知、思想、勇气和精神历程，抵达了一个传统士大夫所能抵达的极限。说他的思想可以延伸到戊戌变法，延伸到辛亥革命，延伸到“五四”，说他是“洋务先知”，并不夸张。谭嗣同、梁启超等，都曾表达过对于郭嵩焘的无限景仰。正如汪荣祖先生所说的，他是那个时代中，最勇于挽澜之人，我们追踪其人，印证其时、其地，很可觉察到他的孤愤与无奈。他的思想过于先进，同时代人难以接受，也很少接受；他的个性貌似恭俭，骨子里其实非常自负与固执。当时的人们，觉得众人皆醒他独醉，今天看来，实在众人皆醉他独醒。
然而，郭嵩焘执着之深，正可见其信心之坚。这种信心，源于一种道德勇气，更源于一种在郭嵩焘的时代极其难得的求“真”务“实”的知识勇气。
描述郭嵩焘，我们可以对中国近代史有一次特殊的领略，领略其中与我们自身的作为并非无关的屈辱和悲哀，领略先知先觉者的苦闷与激愤，领略一个“芬芳悱恻”的性灵，领略一段充满戏剧性的人生。在一个重新开放的时代，在至今并未出离“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时，也就是说，在中西文化的融会贯通，中国的现代转型，依然未完成时，我们可以因此而获得重要的启示与教益。
问：为什么郭嵩焘至今没有获得人们的广泛认同？其人生的“悲剧”内含是什么？
答：近代历史联系着我们今天的选择，也联系着我们对于悠久的华夏文明的认知与评价。我们远没有从近代历史的是非恩怨解脱出来。如果说鸦片战争以来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到今天为止并未完结，中西文明的交汇和融合，并未休止，那么，我们就得承认，对于有些人、有些事的判断，我们不仅依然身陷近代以来的是非恩怨之中，而且也依然处于并未定型的未来文化与文明的牵引和调整之中。
只是，我们毕竟走到了今天，我们的国家空前地开放了，我们自己也空前地开明、理性了。如此，近代历史中有多少人与事，需要我们去重新打量，以便接近历史的真实呢？又有多少判断需要我们去调整，以最大限度地接近人性与人道，最恰当地维护和提升个人和民族的尊严？我们需要继续以满清当局者或者任何一个时代当局者的是非、恩怨、哀乐作为我们自己的是非、恩怨、哀乐吗？或者相反？我们可以把世界文明的流转演变，仅仅作民族立场、道德立场、政治立场乃至特殊的政党立场上的打量吗？或者必须超越这种民族立场、道德立场、政治立场和特殊的政党立场？
郭嵩焘就是需要重新打量的人，围绕在他身边的是非，也是需要重新打量的是非。
郭嵩焘在世的时候，就被指目为“汉奸”，这从何说起？“汉奸”一词，内含了长期以来汉民族最敏感的屈辱与自尊。对此，在我们的文化人格中，甚至已经获得某种近乎生理的反应，而常常中断了理性的认知。
郭嵩焘与僧格林沁曾经共事，不止是一般的脾气的不对，简直“道不同”。而僧格林沁却真的打沉了几艘英国人的船，打死过几百名英国人。连曾国藩也觉得1840年以来，国家一直不得舒展，僧格林沁在天津大沽口痛击英国人，总算出了一口浊气。李鸿章因此还赞叹僧格林沁和郭嵩焘，一个是英雄，一个是名士，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皇帝有赏，举国庆贺。当是时也，郭嵩焘却是不见欣悦反而郁郁寡欢。
巡抚广东时，与左宗棠生出嫌隙，除了性格的冲突之外，郭嵩焘或者左宗棠是否真的有对不起朋友的叵测居心？
在上海续娶钱氏女，举城皆知。但郭嵩焘很快就“了结”了这一段婚姻，以至引发热议。在郭嵩焘的年代，明媒正娶可不是儿戏，那是“伦理之始”，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我们全部的家国制度，就是从这种最初的伦理开始建构的。那么，郭嵩焘此举是否意味着对迤逦千年的家国伦理的玩忽？
出使英、法，郭嵩焘让自己的副使刘锡鸿劾奏了“十大罪状”。他按照朝廷的意思所作，由前五十天出使日记编成的《使西纪程》，开始由总理衙门刷印发行，接着又遭禁毁版。以至有大臣以此为由参劾他“有二心于中国”。事情果真如此？
郭嵩焘晚年认为，中国要三百年才可能真正振兴，才可能由器物的改变，教育的革新，人才的崛起，延伸到制度、人心、风俗的真正改善。这是先知之明还是牢骚之辞？
发生在郭嵩焘身上的事，有的很琐碎，很闹心，甚至不像是我们想象中的大人物上应该发生的，他的反应似乎也不是大的政治家应该有的反应，这当然也“得益”于他写作了几十年的日记的发现，而郭嵩焘的日记，又不像曾国藩或别的人那样，把它当成自己修炼心性的功课，自我修饰的文本，当成示范后人的教材，而写成了自己真实的所见所思所想的日记，自我倾诉的日记，吐槽的日记，让我们得以窥见他内心世界的波动——各种指责、焦灼、苦闷、牢骚、批评、愤怒和一己的洞察与发现。
按照我们今天的认识，“古代中国的‘国家’是中心明确、边界模糊的一个‘文化概念’。‘凡我族类，其心必同’，就是说，凡是和我一个文化的，都可以是一个国家；反过来当然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可以理解为凡是和我文化有差异的，就是四夷，不属一个国家。”“凡是文化上不服从、不认同的，都是‘异邦异俗’。所以，在古代中国，国家、文明、真理在空间上是重叠的，于是，常常说‘天下一家’、‘海内有知己’、‘四海之内皆兄弟’。但是，在这种说法的背后，有一个非常深刻的矛盾：一方面是以中国为中心的特殊主义，一方面是普遍主义的世界观；既是只有一个文明中心的世界观，又是文明普遍适用，真理放之四海皆准的世界观。”（葛兆光《古代中国社会与文化十讲》）
晚清对于西方的拒斥，某种意义上就是此种“特殊主义”及其所建构的“普遍主义”—— 它曾经建构了一种经典的文明——共同导演的结果。只有翻过这一页去，伴随着屈辱与悲愤的不平衡也不平等的历史记忆，才会真正有所改观。当中国文化终于生长出了更加具有生命力与涵盖性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它才可能拥有新的“天下”，而且是通过文化去化同的“天下”。此时，其“特殊主义”的“普遍主义”就会是另一番景象，就是一种普遍主义之下的特殊主义，而不是通过特殊主义建构的普遍主义。
从特殊主义出发的普遍主义，到建构具有普遍性的特殊主义，从中国中心主义的坍塌到重建民族国家的新的主体性，这不止是一个政治问题，更是一个文化问题。郭嵩焘在此一不能回避的历程中，贡献了远高于流辈的见识和智慧。或许，这种见识和智慧正是他与他的时代、他的周遭格格不入的重要原因之所在，使得他的生平和仕途，更加举步维艰，坎坷不断，充满争议、攻讦乃至毁谤，也充满传奇色彩。
本文转自https://t.cn/A66rLC2f
《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孟泽著 岳麓书社。题词内容：独醒之累！https://t.cn/A66rLC2V
题记：2007年，中南大学孟泽教授在湖南教育电视台《湖湘讲堂》主讲郭嵩焘，后出版《洋务先知郭嵩焘》。最近修订再版，更名《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郭嵩焘，这个“苦闷的先知”，当年对中国社会何去何从的思考，直到现在，不仅具有现实意义，可能仍然“超前”。老何写读书心得《睁眼看世界：“洋务先知”郭嵩焘的“独醒之累”》，虽感同身受，几欲“抓狂”，仍觉隔靴搔痒，不得要领。从老孟处索来“湖湘讲堂”之“答客问”：《“汉奸”或“先知”》，且看作者“坦白”自己的心之思，与“苦闷的先知”的隔世的“苦恋”。
问：听说你在“湖湘讲堂”开讲郭嵩焘，我和我的朋友，对此充满期待。
我有点迷惑的是，湖湘近代以来，建功立业、赢得大名的人物多矣，你为什么会选择郭嵩焘？郭嵩焘生前身后都不“得志”，他身上有很多是非，很多尴尬，很多怨愤，其性格似乎也并不完美，“功业”更难言卓著。
答：是的，湖湘近现代，伟人很多，以至于今天，人人心中都有一个“舍湖南无以言中国”的湖湘“英雄谱”。而郭嵩焘，在很长时期内，甚至未必是一个能够让人乐于接受的“正面人物”。但是，当“湖湘讲堂”邀请我讲一个湖湘人物时，我首先想到的就是郭嵩焘。我一点也不觉得我的判断和选择是轻率的，我甚至觉得，重新认识郭嵩焘，是我们的时代是否成长了足够澄明的理智和理性的重要标志之一。
我想说出这样的意思，近代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不仅有雄浑的激情，也有清澈的认知和理性的判断，不仅有集体的奔赴，也有高明到近乎“异端”的省思。
而郭嵩焘，正是最能够代表后者的人物，在某一个时段，他甚至是唯一的，因此有所谓“独醒之累”。
郭嵩焘（1818－1891）与曾国藩、刘蓉有金兰之谊，与左宗棠是“发小”，但他的知名，并非如曾国藩、左宗棠等同治中兴名臣那样，因为有显赫的“功业”，而是作为“湘军”台前幕后重要的运筹者，作为洋务运动中最有见识的思想者和实践者，作为晚清首任驻外公使——以钦差大臣身份于1876年至1879年出使英国、法国，显示出了不同寻常的思想、精神与人格魅力。
他对于西洋文明的理解和判断，对于晚晴现实的洞察与传统文化的检讨，在他的同辈中罕有能够企及者。
在某种意义上，郭嵩焘的认知、思想、勇气和精神历程，抵达了一个传统士大夫所能抵达的极限。说他的思想可以延伸到戊戌变法，延伸到辛亥革命，延伸到“五四”，说他是“洋务先知”，并不夸张。谭嗣同、梁启超等，都曾表达过对于郭嵩焘的无限景仰。正如汪荣祖先生所说的，他是那个时代中，最勇于挽澜之人，我们追踪其人，印证其时、其地，很可觉察到他的孤愤与无奈。他的思想过于先进，同时代人难以接受，也很少接受；他的个性貌似恭俭，骨子里其实非常自负与固执。当时的人们，觉得众人皆醒他独醉，今天看来，实在众人皆醉他独醒。
然而，郭嵩焘执着之深，正可见其信心之坚。这种信心，源于一种道德勇气，更源于一种在郭嵩焘的时代极其难得的求“真”务“实”的知识勇气。
描述郭嵩焘，我们可以对中国近代史有一次特殊的领略，领略其中与我们自身的作为并非无关的屈辱和悲哀，领略先知先觉者的苦闷与激愤，领略一个“芬芳悱恻”的性灵，领略一段充满戏剧性的人生。在一个重新开放的时代，在至今并未出离“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时，也就是说，在中西文化的融会贯通，中国的现代转型，依然未完成时，我们可以因此而获得重要的启示与教益。
问：为什么郭嵩焘至今没有获得人们的广泛认同？其人生的“悲剧”内含是什么？
答：近代历史联系着我们今天的选择，也联系着我们对于悠久的华夏文明的认知与评价。我们远没有从近代历史的是非恩怨解脱出来。如果说鸦片战争以来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到今天为止并未完结，中西文明的交汇和融合，并未休止，那么，我们就得承认，对于有些人、有些事的判断，我们不仅依然身陷近代以来的是非恩怨之中，而且也依然处于并未定型的未来文化与文明的牵引和调整之中。
只是，我们毕竟走到了今天，我们的国家空前地开放了，我们自己也空前地开明、理性了。如此，近代历史中有多少人与事，需要我们去重新打量，以便接近历史的真实呢？又有多少判断需要我们去调整，以最大限度地接近人性与人道，最恰当地维护和提升个人和民族的尊严？我们需要继续以满清当局者或者任何一个时代当局者的是非、恩怨、哀乐作为我们自己的是非、恩怨、哀乐吗？或者相反？我们可以把世界文明的流转演变，仅仅作民族立场、道德立场、政治立场乃至特殊的政党立场上的打量吗？或者必须超越这种民族立场、道德立场、政治立场和特殊的政党立场？
郭嵩焘就是需要重新打量的人，围绕在他身边的是非，也是需要重新打量的是非。
郭嵩焘在世的时候，就被指目为“汉奸”，这从何说起？“汉奸”一词，内含了长期以来汉民族最敏感的屈辱与自尊。对此，在我们的文化人格中，甚至已经获得某种近乎生理的反应，而常常中断了理性的认知。
郭嵩焘与僧格林沁曾经共事，不止是一般的脾气的不对，简直“道不同”。而僧格林沁却真的打沉了几艘英国人的船，打死过几百名英国人。连曾国藩也觉得1840年以来，国家一直不得舒展，僧格林沁在天津大沽口痛击英国人，总算出了一口浊气。李鸿章因此还赞叹僧格林沁和郭嵩焘，一个是英雄，一个是名士，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皇帝有赏，举国庆贺。当是时也，郭嵩焘却是不见欣悦反而郁郁寡欢。
巡抚广东时，与左宗棠生出嫌隙，除了性格的冲突之外，郭嵩焘或者左宗棠是否真的有对不起朋友的叵测居心？
在上海续娶钱氏女，举城皆知。但郭嵩焘很快就“了结”了这一段婚姻，以至引发热议。在郭嵩焘的年代，明媒正娶可不是儿戏，那是“伦理之始”，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我们全部的家国制度，就是从这种最初的伦理开始建构的。那么，郭嵩焘此举是否意味着对迤逦千年的家国伦理的玩忽？
出使英、法，郭嵩焘让自己的副使刘锡鸿劾奏了“十大罪状”。他按照朝廷的意思所作，由前五十天出使日记编成的《使西纪程》，开始由总理衙门刷印发行，接着又遭禁毁版。以至有大臣以此为由参劾他“有二心于中国”。事情果真如此？
郭嵩焘晚年认为，中国要三百年才可能真正振兴，才可能由器物的改变，教育的革新，人才的崛起，延伸到制度、人心、风俗的真正改善。这是先知之明还是牢骚之辞？
发生在郭嵩焘身上的事，有的很琐碎，很闹心，甚至不像是我们想象中的大人物上应该发生的，他的反应似乎也不是大的政治家应该有的反应，这当然也“得益”于他写作了几十年的日记的发现，而郭嵩焘的日记，又不像曾国藩或别的人那样，把它当成自己修炼心性的功课，自我修饰的文本，当成示范后人的教材，而写成了自己真实的所见所思所想的日记，自我倾诉的日记，吐槽的日记，让我们得以窥见他内心世界的波动——各种指责、焦灼、苦闷、牢骚、批评、愤怒和一己的洞察与发现。
按照我们今天的认识，“古代中国的‘国家’是中心明确、边界模糊的一个‘文化概念’。‘凡我族类，其心必同’，就是说，凡是和我一个文化的，都可以是一个国家；反过来当然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可以理解为凡是和我文化有差异的，就是四夷，不属一个国家。”“凡是文化上不服从、不认同的，都是‘异邦异俗’。所以，在古代中国，国家、文明、真理在空间上是重叠的，于是，常常说‘天下一家’、‘海内有知己’、‘四海之内皆兄弟’。但是，在这种说法的背后，有一个非常深刻的矛盾：一方面是以中国为中心的特殊主义，一方面是普遍主义的世界观；既是只有一个文明中心的世界观，又是文明普遍适用，真理放之四海皆准的世界观。”（葛兆光《古代中国社会与文化十讲》）
晚清对于西方的拒斥，某种意义上就是此种“特殊主义”及其所建构的“普遍主义”—— 它曾经建构了一种经典的文明——共同导演的结果。只有翻过这一页去，伴随着屈辱与悲愤的不平衡也不平等的历史记忆，才会真正有所改观。当中国文化终于生长出了更加具有生命力与涵盖性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它才可能拥有新的“天下”，而且是通过文化去化同的“天下”。此时，其“特殊主义”的“普遍主义”就会是另一番景象，就是一种普遍主义之下的特殊主义，而不是通过特殊主义建构的普遍主义。
从特殊主义出发的普遍主义，到建构具有普遍性的特殊主义，从中国中心主义的坍塌到重建民族国家的新的主体性，这不止是一个政治问题，更是一个文化问题。郭嵩焘在此一不能回避的历程中，贡献了远高于流辈的见识和智慧。或许，这种见识和智慧正是他与他的时代、他的周遭格格不入的重要原因之所在，使得他的生平和仕途，更加举步维艰，坎坷不断，充满争议、攻讦乃至毁谤，也充满传奇色彩。
本文转自https://t.cn/A66rLC2f
《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孟泽著 岳麓书社。题词内容：独醒之累！https://t.cn/A66rLC2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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