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公务员考试# #行测备考# 【古代科技常识】
一、中国古代的天文历法
1 先秦时期：①春秋时期，留下了世界上公认的首次哈雷彗星的确切记录。《春秋》记载，公元前613年，“有星孛入于北斗”，即指哈雷彗星，这一记录比欧洲早六百多年。②春秋时期我国历法已经形成自己固定的系统，基本上确立19年7闰的原则，这比西方造160年。③战国时期，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著作《甘石星经》，其中有丰富的天文记载，反映了那个时期人们对天文的认识。
2 两汉时期：①汉武帝时，天文学家制订出中国第一部较完整的历书“太初历”，开始以正月为岁首。②西汉关于太阳黑子的记录，被世界公认为是有关太阳黑子的最早记录。③东汉时，张衡从日、月、地球所处的不同位置，对月食作了最早的科学解释。④张衡发明制作的地动仪，可以遥测千里意外地震发生的方向，比欧洲早1700多年。
3 隋唐时期：①唐朝天文学家僧一行制定的《大衍历》比较准确地反映了太阳运行的规律，系统周密，表明中国古代历法体系的成熟。②僧一行还是世界上用科学方法实测地球子午线长度的创始人。在实测中他认识到，在小范围有限的空间里得到的认识，不能任意向大范围甚至无际的空间推演，这是我国科学思想史上的一大进步。
4 宋元时期：①北宋科学家沈括的突出贡献在天文学方面，把四季二十四节气和十二个月完全统一起来的“十二气历”更加简便，有利于农事安排。②元初设立太史局编制新历法。③元朝杰出天文学家郭守敬，提出“历之本在于测验，而测验之器莫先仪表”的正确主张，创制了简仪和高表等近二十件天文观测仪器，主持了全国范围的天文测量。④郭守敬主持编定《授时历》，一年的周期与现行公历基本相同，但问世比现行公历早300年。
二、中国古代的数学成就
1 两汉时期：《九章算术》约成书于东汉，分九章介绍了许多算术命题及其解法，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应用数学，它的出现标志中国古代数学形成了完整的体系。
2 南北朝时期：①魏晋时期的数学家刘徽，运用极限理论，提出了计算圆周率的正确方法。②南朝祖冲之精确地计算出圆周率是在3.1415926-3.1415927之间，这一成果比外国早近一千年。它的专著《缀术》对数学发展有杰出的贡献。
3 《周髀算经》简介 在中国古代算书中，《周髀算经》、《九章算术》、《孙子算经》、《五曹算经》、《夏侯阳算经》、《孙丘建算经》、《海岛算经》、《五经算术》、《缀术》、《缉古算机》等10部算书，被称为“算经十书”。其中阐明“盖天说”的《周髀算经》，被人们认为是流传下来的中国最古老的既谈天体又谈数学的天文历算著作。它大约产生于公元前2世纪，但它所包含的史料，却有比这更早的。其中提到的大禹治水时所应用的数学知识，成为现存文献中提到最早使用勾股定理的例子。
三、中国古代的医药学成就
1 先秦时期：扁鹊是战国时期最著名的医生，后代把他奉为“脉学之宗”，他采用望闻问切四诊法，从脉象中诊断病情。切脉是扁鹊的主要成就。四诊法成为我国中医的传统诊病法，两千多年来一直为中医所沿用。
2 两汉时期：①战国问世、西汉编定的《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较早的重要医学文献。它奠定了祖国医学的理论基础。②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是中国第一部完整的药物学著作。③东汉末年的名医华佗，擅长外科手术，被人誉为“神医”，发明的麻沸散，比西方早1600多年。④东汉末年的名医张仲景，被称为“医圣”，其代表作《伤寒杂病论》是后世中医的重要经典。
3 隋唐时期：①唐朝杰出的医学家孙思邈的《千金方》，全面总结历代和当时的医药学成果，并有许多创见，在我国医药学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②吐蕃名医元丹贡布编著的《四部医典》，在国内外有重要影响。③唐高宗时期编修的《唐本草》，是世界上最早的、由国家颁行的要点。
4 明清时期：明朝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药物一千八百多种，方剂一万多个，全面总结了16世纪以前的中国医药学，被誉为“东方医药巨典”。李时珍重视实地考察和试验观察，注意运用比较方法，所以他对药物的认识和总结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本草纲目》对药物的分类反映了由低级到高级的生物进化观。李时珍还提出“鸟产于林，故羽似叶”的观点，反映了他在动物适应环境、相关变异以及遗传特征等方面的新认识。
四、中国古代的地理学成就
1 南北朝时期：①西晋时期，裴秀是中国古代杰出的地图学家。绘制出《禹贡地域图》，还提出了绘制地图的原则。②北魏时期，地理学家郦道元的《水经注》，通过为古书《水经》作注，以《水经》为纲，全面而系统地介绍了水道流经地区的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等诸方面的内容，是一部历史、地理、文学价值都很高的综合性地理著作。
2 明清时期：明朝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对石灰岩溶蚀地貌的观察和记述，早于欧洲约两个世纪。还记录了一些地理发现，纠正了前代地理学著作中的一些错误。
五、中国古代建筑学成就
1 隋唐时期：隋唐是中国古代建筑的成熟时期，取得了辉煌成就。①隋朝著名建筑师宇文恺主持修建了大兴城，唐朝在此基础上扩建为长安城。长安城政体设计合理，建筑规模宏大，体现了当时城市建筑的高超技术。②宇文恺采用图纸和模型结合的设计方法，是我国建筑技术上的一大突破。③隋朝工匠李春设计建造的赵州桥，是世界上最早的敞肩石拱桥，在世界桥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2 宋元时期：①北宋末年李诫编写的《营造法式》，是我国建筑史上的杰出著作。②辽代河北蓟县独乐寺、山西应县木塔，是我国著名的古代木结构建筑。③金代的卢沟桥闻名中外。④元大都建筑宏伟，城内有完整的排水系统。
3 明清时期：明成祖令人在元大都的基础上营建北京城，约八十万能工巧匠中，最有名的是木工蒯祥，被誉为“蒯鲁班”。北京城有三重，宫城外有皇城，皇城外有京城。宫城又称紫禁城。北京城的主体建筑都布置在中轴线上，中央官署集中在京城南部，钟楼、鼓楼位于城北。宫城的黄色琉璃瓦和红墙相配，充分体现出封建皇帝的威严。
六、农业、手工业技术专著和论著
1 农学专著：①北朝时期，贾思勰《齐民要术》，系统地总结了6世纪以前黄河中下游地区农牧业生产经验、食品的加工与贮藏、野生植物的利用等，是中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农书。②明朝时期，徐光启《农政全书》。综合介绍了我国传统农学成就，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农学体系。书中还引入了《泰西水法》，介绍了欧洲先进的水利技术和工具。全书60卷，分12门，其中“救荒”一门占全书三分之一，表明作者关心民间疾苦，也说明当时灾荒的严重和政局的衰败。
2 手工业专著：战国时期，出现了手工业专著《考工记》。记述了齐国官营手工业各个工种的设计规范和制造工艺，不但在我国工程记述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在当时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3 科技论著：北宋科学家沈括《梦溪笔谈》，总结了我国古代主要是北宋时期的许多科技成就，在我国和世界科技史上有重要地位。英国学者李约瑟称沈括是“中国科技史上最卓越的人物”，《梦溪笔谈》是“中国科学史的里程碑”。
生产技术综合著作：明代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总结了明代农业、手工业的生产技术。书中还收录了一些国外传来的记述，这表明海外技术的不断传入已称为人们不可缺少的知识。国外称它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
一、中国古代的天文历法
1 先秦时期：①春秋时期，留下了世界上公认的首次哈雷彗星的确切记录。《春秋》记载，公元前613年，“有星孛入于北斗”，即指哈雷彗星，这一记录比欧洲早六百多年。②春秋时期我国历法已经形成自己固定的系统，基本上确立19年7闰的原则，这比西方造160年。③战国时期，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著作《甘石星经》，其中有丰富的天文记载，反映了那个时期人们对天文的认识。
2 两汉时期：①汉武帝时，天文学家制订出中国第一部较完整的历书“太初历”，开始以正月为岁首。②西汉关于太阳黑子的记录，被世界公认为是有关太阳黑子的最早记录。③东汉时，张衡从日、月、地球所处的不同位置，对月食作了最早的科学解释。④张衡发明制作的地动仪，可以遥测千里意外地震发生的方向，比欧洲早1700多年。
3 隋唐时期：①唐朝天文学家僧一行制定的《大衍历》比较准确地反映了太阳运行的规律，系统周密，表明中国古代历法体系的成熟。②僧一行还是世界上用科学方法实测地球子午线长度的创始人。在实测中他认识到，在小范围有限的空间里得到的认识，不能任意向大范围甚至无际的空间推演，这是我国科学思想史上的一大进步。
4 宋元时期：①北宋科学家沈括的突出贡献在天文学方面，把四季二十四节气和十二个月完全统一起来的“十二气历”更加简便，有利于农事安排。②元初设立太史局编制新历法。③元朝杰出天文学家郭守敬，提出“历之本在于测验，而测验之器莫先仪表”的正确主张，创制了简仪和高表等近二十件天文观测仪器，主持了全国范围的天文测量。④郭守敬主持编定《授时历》，一年的周期与现行公历基本相同，但问世比现行公历早300年。
二、中国古代的数学成就
1 两汉时期：《九章算术》约成书于东汉，分九章介绍了许多算术命题及其解法，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应用数学，它的出现标志中国古代数学形成了完整的体系。
2 南北朝时期：①魏晋时期的数学家刘徽，运用极限理论，提出了计算圆周率的正确方法。②南朝祖冲之精确地计算出圆周率是在3.1415926-3.1415927之间，这一成果比外国早近一千年。它的专著《缀术》对数学发展有杰出的贡献。
3 《周髀算经》简介 在中国古代算书中，《周髀算经》、《九章算术》、《孙子算经》、《五曹算经》、《夏侯阳算经》、《孙丘建算经》、《海岛算经》、《五经算术》、《缀术》、《缉古算机》等10部算书，被称为“算经十书”。其中阐明“盖天说”的《周髀算经》，被人们认为是流传下来的中国最古老的既谈天体又谈数学的天文历算著作。它大约产生于公元前2世纪，但它所包含的史料，却有比这更早的。其中提到的大禹治水时所应用的数学知识，成为现存文献中提到最早使用勾股定理的例子。
三、中国古代的医药学成就
1 先秦时期：扁鹊是战国时期最著名的医生，后代把他奉为“脉学之宗”，他采用望闻问切四诊法，从脉象中诊断病情。切脉是扁鹊的主要成就。四诊法成为我国中医的传统诊病法，两千多年来一直为中医所沿用。
2 两汉时期：①战国问世、西汉编定的《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较早的重要医学文献。它奠定了祖国医学的理论基础。②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是中国第一部完整的药物学著作。③东汉末年的名医华佗，擅长外科手术，被人誉为“神医”，发明的麻沸散，比西方早1600多年。④东汉末年的名医张仲景，被称为“医圣”，其代表作《伤寒杂病论》是后世中医的重要经典。
3 隋唐时期：①唐朝杰出的医学家孙思邈的《千金方》，全面总结历代和当时的医药学成果，并有许多创见，在我国医药学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②吐蕃名医元丹贡布编著的《四部医典》，在国内外有重要影响。③唐高宗时期编修的《唐本草》，是世界上最早的、由国家颁行的要点。
4 明清时期：明朝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药物一千八百多种，方剂一万多个，全面总结了16世纪以前的中国医药学，被誉为“东方医药巨典”。李时珍重视实地考察和试验观察，注意运用比较方法，所以他对药物的认识和总结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本草纲目》对药物的分类反映了由低级到高级的生物进化观。李时珍还提出“鸟产于林，故羽似叶”的观点，反映了他在动物适应环境、相关变异以及遗传特征等方面的新认识。
四、中国古代的地理学成就
1 南北朝时期：①西晋时期，裴秀是中国古代杰出的地图学家。绘制出《禹贡地域图》，还提出了绘制地图的原则。②北魏时期，地理学家郦道元的《水经注》，通过为古书《水经》作注，以《水经》为纲，全面而系统地介绍了水道流经地区的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等诸方面的内容，是一部历史、地理、文学价值都很高的综合性地理著作。
2 明清时期：明朝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对石灰岩溶蚀地貌的观察和记述，早于欧洲约两个世纪。还记录了一些地理发现，纠正了前代地理学著作中的一些错误。
五、中国古代建筑学成就
1 隋唐时期：隋唐是中国古代建筑的成熟时期，取得了辉煌成就。①隋朝著名建筑师宇文恺主持修建了大兴城，唐朝在此基础上扩建为长安城。长安城政体设计合理，建筑规模宏大，体现了当时城市建筑的高超技术。②宇文恺采用图纸和模型结合的设计方法，是我国建筑技术上的一大突破。③隋朝工匠李春设计建造的赵州桥，是世界上最早的敞肩石拱桥，在世界桥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2 宋元时期：①北宋末年李诫编写的《营造法式》，是我国建筑史上的杰出著作。②辽代河北蓟县独乐寺、山西应县木塔，是我国著名的古代木结构建筑。③金代的卢沟桥闻名中外。④元大都建筑宏伟，城内有完整的排水系统。
3 明清时期：明成祖令人在元大都的基础上营建北京城，约八十万能工巧匠中，最有名的是木工蒯祥，被誉为“蒯鲁班”。北京城有三重，宫城外有皇城，皇城外有京城。宫城又称紫禁城。北京城的主体建筑都布置在中轴线上，中央官署集中在京城南部，钟楼、鼓楼位于城北。宫城的黄色琉璃瓦和红墙相配，充分体现出封建皇帝的威严。
六、农业、手工业技术专著和论著
1 农学专著：①北朝时期，贾思勰《齐民要术》，系统地总结了6世纪以前黄河中下游地区农牧业生产经验、食品的加工与贮藏、野生植物的利用等，是中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农书。②明朝时期，徐光启《农政全书》。综合介绍了我国传统农学成就，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农学体系。书中还引入了《泰西水法》，介绍了欧洲先进的水利技术和工具。全书60卷，分12门，其中“救荒”一门占全书三分之一，表明作者关心民间疾苦，也说明当时灾荒的严重和政局的衰败。
2 手工业专著：战国时期，出现了手工业专著《考工记》。记述了齐国官营手工业各个工种的设计规范和制造工艺，不但在我国工程记述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在当时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3 科技论著：北宋科学家沈括《梦溪笔谈》，总结了我国古代主要是北宋时期的许多科技成就，在我国和世界科技史上有重要地位。英国学者李约瑟称沈括是“中国科技史上最卓越的人物”，《梦溪笔谈》是“中国科学史的里程碑”。
生产技术综合著作：明代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总结了明代农业、手工业的生产技术。书中还收录了一些国外传来的记述，这表明海外技术的不断传入已称为人们不可缺少的知识。国外称它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
【气候变化问题为何难以解决？】
气候变化问题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国际问题，但至今仍看不到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NPO法人国际环境经济研究所主任研究员、东北大学特任教授竹内纯子指出，气候变化问题是能源和经济问题，并非单纯的环境问题，应该将“技术力量”作为推动力。
——碳排放量始终难以减少——
2015年12月12日，刚刚通过《巴黎协定》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1次缔约方大会（COP21）会场上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所有与会者都发出了激动的欢呼声。甚至有人喜极而泣，高呼“地球得救了！”，睡眠不足的笔者也满怀感慨地品味了会场的热烈气氛，脑海中有些恍惚地想着“我们正在经历一个重要时刻，将来的人会感叹那一刻改变了世界”。就在6年之前，2009年的COP15期间，由于丹麦政府在运营方面欠缺经验，导致《京都议定书》后续框架的制定工作受挫，甚至让人们对联合国主导的谈判方案失去了信任，考虑到这样的曲折经历，那么我们可以说，尽管没有规定达成目标的法定义务，但通过了所有缔约国一致加入的机制框架这一点也足以让人百感交集。
然而与此同时，从观察过往的谈判过程来看，经验上我又有了一种冷飕飕的感觉：或许各方达成共识的那一刻就是高潮，今后回头来看便成为了“结束的开始”。
如今距离这份《巴黎协定》获得通过已经过去六年多时间，包括日本在内的全球150多个国家（截至2021年11月）都提出了设有完成期限的碳中和目标。金融界也纷纷推出ESG投资，停止为化石燃料开发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倡导积极投资开发可持续能源。然而，尽管气候变化问题受到了如此高度的关注，但实际状况却始终没有明显的改善。
在新冠疫情导致经济停滞的影响下，全球二氧化碳（CO2）排放量一度出现减少，但随着各国着手推行经济振兴政策，CO2排放量又开始快速增加。2021年11月上旬公布的一份报告指出，2021年全球CO2排放总量将会恢复到新冠疫情发生之前的水平，由此可见，CO2排放量甚至都没有转为减少的趋势。
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人类通过使用被称作化石燃料（石油、煤炭和天然气）的高密度能源，实现了经济的长足发展，同时也造成了CO2排放量的不断增加。尽管也曾出现过短时期的减少，但全都是在经济发生严重停滞的期间。比如1929年大萧条、石油危机、雷曼危机，以及此次的新冠危机。而就算这样的经济停滞导致CO2排放量出现暂时性的减少，也并非通过节能投资等手段实现的有效削减，随着经济复苏，CO2排放量也会呈现V型反弹。
过去，人们普遍认可GDP增长率与CO2排放量之间具有很强的相关性。近年来，虽然也能偶见一些GDP增长却碳排放减少的事例，但多数最后都被解释为个别情况。由此可知，气候变化问题是一个能源问题，必须作为经济问题来加以应对，不可能因为人们的一点关心就得到解决。
——兼顾环保和经济需要的条件——
化石燃料支撑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只有通过比化石燃料更加廉价且稳定的低碳能源技术，方可实现政府所追求的兼顾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目标。但凡成本高于化石燃料，就只能通过给予补贴等加大财政负担的做法来引进推广，除了特定产业外，难以期待经济整体实现发展。我们必须面对这个本质问题。
作为可以减少碳排放的力量，我想应该有法规的力量、资本市场的力量和技术（产品及服务）的力量这三大力量。通过法规加以限制，虽然可以产生强大的执行力，但如果太过强硬，就会变成一种“猛药”，不合理的法规甚至会导致社会资源分配效率变低。同时，也要避免单纯以减排为目的的措施带来的弊端。
比如，法国议会于2021年7月通过了一项气候法案，提出要在多个领域实现激进的社会转型。比如，由于畜牧业的碳排放量较多，所以法案要求今后学校至少每周提供一次纯素餐食，还要在乘坐火车两个半小时以内能够到达的短途区间取消飞机航线。尽管人们对此褒贬不一，但笔者认为，这并不应该是单纯取决于碳排放量的问题。
从现状来看，资本的力量已经成为可以推动企业行动的巨大动力。不过，资本是一种手段，如果资本投入不能产生新的解决办法，那就无法实现健康的“零碳化”。尽管国际能源署（IEA）提出了通过逐渐过渡到利用可再生能源，促使化石燃料需求下降和价格相应下降，在这一前提下实现碳中和社会的路径方案，但现实情况却是完全相反。由于化石燃料的需求没有减少，供应却出现了缺口，所以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尤其是在化石燃料依赖于海外进口的日本，这一问题正逐渐引发“恶性通胀”。
零碳化只能通过在生产市场开展创新，凭借技术（产品和服务）的力量来实现。而法规和资本的力量，或许应该视作推动这种进程的力量。
——电气化和氢能源是关键——
一旦开始阐述推进创新的必要性，就可能遭到抨击——“难道要依靠现在没有的东西？”。似乎会给人一种不严肃的印象，觉得这像是在叫大家等待哆啦A梦的降临。但这其实是对创新的误解。所谓创新，指的是不断进行改善，降低现有技术的成本，提高其便利性，也有许多事情是通过现有技术可以做到的。
大幅减排的原理是“需求的电气化×发电的零碳化”。笔者在2017年出版的拙著《能源产业的2050年Utility3.0规则转变》（日本经济新闻出版社）中提出，借助现在已经商用化的技术来贯彻这一原理，具有将碳排放量减少70%左右的潜力。
迄今为止，政府层面关于能源零碳化的讨论一直极端偏重于发电过程的净零排放，但电力在最终能源消费结构中的占比（电气化率）仅为30%。这个数字并不比其他国家低，但意味着最终能源消费中的70%是在有需求的地方燃烧化石燃料获得，如果不对这些需求采取措施，那么就算大力推进发电能源的低碳化，减排效果也将是有限的。
即使目标变成碳中和，基本原理也是一样的。换言之，终端需求应尽可能实现电气化，难以电气化的终端需求可以利用由非化石燃料发电产生的氢能源，这将是有力的减排手段。这里所说的氢能源，是包括氨气等氢载体在内的一个概念。退一步讲，即使一开始只能通过CCUS（碳捕获、利用与封存技术）生产、来自化石燃料的所谓蓝氢，但等到本世纪中后期，通过可再生能源或核能发电产生的绿氢就应该能占到氢能总量的一大半。
要推进这一原理的实践，首先需要确保“廉价、丰富、无碳的电力”。从全球范围来看，太阳能和风力等自然变动性发电能源的发电价格正在迅速下降，而日本的可再生能源相对较贵，光伏发电建设成本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尽管成本偏高的原因有很多，但可以着重指出的一点是目前的补贴政策太过优厚，整个行业没有形成竞争力。日本已是太阳能发电大国，发电量位居全球第三。由于补贴政策不够精准细致，导致许多业者进入这个行业只是为了投机，而并非将此作为能源事业来发展，结果造成现在地方上批评可再生能源的声音越来越大。
考虑到国土条件不佳的因素，要想进一步确保低碳发电能源，就不能对核能发电的问题避而不谈。自福岛核电站事故以来，日本的方针一直较为严格，如果不符合从根本上修改了安全规定的新规制标准，就不批准运转发电，所以大地震发生近十年来，绝大部分核电站都没有运转。此外，全面自由化以后，投资回收的可预期性下降，民间企业已经无法再支撑核电事业。不过，我们有必要正视零碳化和零核电二者不可兼得的问题。
除了确保零碳化的发电能源外，还有必要在全社会推进需求的电气化。尤其是在长期使用的建筑和汽车等方面，必须尽速采取措施。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多个地方政府已经推出禁止在新建建筑内铺设燃气管道的条例，还有许多国家推出了禁止生产和销售汽油车和柴油车等措施，参照这些情况，我们一方面需要促进电气化，另一方面也需要展开细致研讨，因为这会给人们的生活、就业和产业结构等造成广泛影响。
——还需要转变商业模式——
向碳中和社会的转型，是要用工业革命的三分之一左右时间实现比工业革命更大变革的一种尝试。关于工业革命的时间众说不一，如果按照1760年左右到1840年左右这种说法，那么就是大约80年时间。而现在距离实现碳中和的2050年只剩下不到30年时间。
同时，工业革命实现了用能源密度更高的煤炭替代以前的木质类燃料的能源转型，让社会获得了大量财富，进一步推进了革命的发展。而碳中和社会的转型，普遍认为采用能源密度较低的太阳能和风力发电将是推动实现转型的主力。我们难以期待光靠这种转型带来财富，反倒是朝着某些能够提高附加价值的商业模式转型或许可以对革命的推动力产生巨大影响。比如，可以考虑提供共享汽车等交通服务，而不是一刀切地将汽油车和柴油车全部替换为电动汽车。
我们有必要以追求实现碳中和社会为契机，致力于推动商业的转型。这并非单纯的环境问题，而是能源问题、经济生活问题，必须在树立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展示具有现实可行性的过渡路线图。尽管实现零碳化还有许多课题，但政策措施的原理是非常明确的。变革总是伴随着阵痛，如果安于现状，恐怕就会沉沦下去。
全文请看日本网：https://t.cn/A6XZzkq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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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问题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国际问题，但至今仍看不到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NPO法人国际环境经济研究所主任研究员、东北大学特任教授竹内纯子指出，气候变化问题是能源和经济问题，并非单纯的环境问题，应该将“技术力量”作为推动力。
——碳排放量始终难以减少——
2015年12月12日，刚刚通过《巴黎协定》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1次缔约方大会（COP21）会场上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所有与会者都发出了激动的欢呼声。甚至有人喜极而泣，高呼“地球得救了！”，睡眠不足的笔者也满怀感慨地品味了会场的热烈气氛，脑海中有些恍惚地想着“我们正在经历一个重要时刻，将来的人会感叹那一刻改变了世界”。就在6年之前，2009年的COP15期间，由于丹麦政府在运营方面欠缺经验，导致《京都议定书》后续框架的制定工作受挫，甚至让人们对联合国主导的谈判方案失去了信任，考虑到这样的曲折经历，那么我们可以说，尽管没有规定达成目标的法定义务，但通过了所有缔约国一致加入的机制框架这一点也足以让人百感交集。
然而与此同时，从观察过往的谈判过程来看，经验上我又有了一种冷飕飕的感觉：或许各方达成共识的那一刻就是高潮，今后回头来看便成为了“结束的开始”。
如今距离这份《巴黎协定》获得通过已经过去六年多时间，包括日本在内的全球150多个国家（截至2021年11月）都提出了设有完成期限的碳中和目标。金融界也纷纷推出ESG投资，停止为化石燃料开发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倡导积极投资开发可持续能源。然而，尽管气候变化问题受到了如此高度的关注，但实际状况却始终没有明显的改善。
在新冠疫情导致经济停滞的影响下，全球二氧化碳（CO2）排放量一度出现减少，但随着各国着手推行经济振兴政策，CO2排放量又开始快速增加。2021年11月上旬公布的一份报告指出，2021年全球CO2排放总量将会恢复到新冠疫情发生之前的水平，由此可见，CO2排放量甚至都没有转为减少的趋势。
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人类通过使用被称作化石燃料（石油、煤炭和天然气）的高密度能源，实现了经济的长足发展，同时也造成了CO2排放量的不断增加。尽管也曾出现过短时期的减少，但全都是在经济发生严重停滞的期间。比如1929年大萧条、石油危机、雷曼危机，以及此次的新冠危机。而就算这样的经济停滞导致CO2排放量出现暂时性的减少，也并非通过节能投资等手段实现的有效削减，随着经济复苏，CO2排放量也会呈现V型反弹。
过去，人们普遍认可GDP增长率与CO2排放量之间具有很强的相关性。近年来，虽然也能偶见一些GDP增长却碳排放减少的事例，但多数最后都被解释为个别情况。由此可知，气候变化问题是一个能源问题，必须作为经济问题来加以应对，不可能因为人们的一点关心就得到解决。
——兼顾环保和经济需要的条件——
化石燃料支撑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只有通过比化石燃料更加廉价且稳定的低碳能源技术，方可实现政府所追求的兼顾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目标。但凡成本高于化石燃料，就只能通过给予补贴等加大财政负担的做法来引进推广，除了特定产业外，难以期待经济整体实现发展。我们必须面对这个本质问题。
作为可以减少碳排放的力量，我想应该有法规的力量、资本市场的力量和技术（产品及服务）的力量这三大力量。通过法规加以限制，虽然可以产生强大的执行力，但如果太过强硬，就会变成一种“猛药”，不合理的法规甚至会导致社会资源分配效率变低。同时，也要避免单纯以减排为目的的措施带来的弊端。
比如，法国议会于2021年7月通过了一项气候法案，提出要在多个领域实现激进的社会转型。比如，由于畜牧业的碳排放量较多，所以法案要求今后学校至少每周提供一次纯素餐食，还要在乘坐火车两个半小时以内能够到达的短途区间取消飞机航线。尽管人们对此褒贬不一，但笔者认为，这并不应该是单纯取决于碳排放量的问题。
从现状来看，资本的力量已经成为可以推动企业行动的巨大动力。不过，资本是一种手段，如果资本投入不能产生新的解决办法，那就无法实现健康的“零碳化”。尽管国际能源署（IEA）提出了通过逐渐过渡到利用可再生能源，促使化石燃料需求下降和价格相应下降，在这一前提下实现碳中和社会的路径方案，但现实情况却是完全相反。由于化石燃料的需求没有减少，供应却出现了缺口，所以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尤其是在化石燃料依赖于海外进口的日本，这一问题正逐渐引发“恶性通胀”。
零碳化只能通过在生产市场开展创新，凭借技术（产品和服务）的力量来实现。而法规和资本的力量，或许应该视作推动这种进程的力量。
——电气化和氢能源是关键——
一旦开始阐述推进创新的必要性，就可能遭到抨击——“难道要依靠现在没有的东西？”。似乎会给人一种不严肃的印象，觉得这像是在叫大家等待哆啦A梦的降临。但这其实是对创新的误解。所谓创新，指的是不断进行改善，降低现有技术的成本，提高其便利性，也有许多事情是通过现有技术可以做到的。
大幅减排的原理是“需求的电气化×发电的零碳化”。笔者在2017年出版的拙著《能源产业的2050年Utility3.0规则转变》（日本经济新闻出版社）中提出，借助现在已经商用化的技术来贯彻这一原理，具有将碳排放量减少70%左右的潜力。
迄今为止，政府层面关于能源零碳化的讨论一直极端偏重于发电过程的净零排放，但电力在最终能源消费结构中的占比（电气化率）仅为30%。这个数字并不比其他国家低，但意味着最终能源消费中的70%是在有需求的地方燃烧化石燃料获得，如果不对这些需求采取措施，那么就算大力推进发电能源的低碳化，减排效果也将是有限的。
即使目标变成碳中和，基本原理也是一样的。换言之，终端需求应尽可能实现电气化，难以电气化的终端需求可以利用由非化石燃料发电产生的氢能源，这将是有力的减排手段。这里所说的氢能源，是包括氨气等氢载体在内的一个概念。退一步讲，即使一开始只能通过CCUS（碳捕获、利用与封存技术）生产、来自化石燃料的所谓蓝氢，但等到本世纪中后期，通过可再生能源或核能发电产生的绿氢就应该能占到氢能总量的一大半。
要推进这一原理的实践，首先需要确保“廉价、丰富、无碳的电力”。从全球范围来看，太阳能和风力等自然变动性发电能源的发电价格正在迅速下降，而日本的可再生能源相对较贵，光伏发电建设成本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尽管成本偏高的原因有很多，但可以着重指出的一点是目前的补贴政策太过优厚，整个行业没有形成竞争力。日本已是太阳能发电大国，发电量位居全球第三。由于补贴政策不够精准细致，导致许多业者进入这个行业只是为了投机，而并非将此作为能源事业来发展，结果造成现在地方上批评可再生能源的声音越来越大。
考虑到国土条件不佳的因素，要想进一步确保低碳发电能源，就不能对核能发电的问题避而不谈。自福岛核电站事故以来，日本的方针一直较为严格，如果不符合从根本上修改了安全规定的新规制标准，就不批准运转发电，所以大地震发生近十年来，绝大部分核电站都没有运转。此外，全面自由化以后，投资回收的可预期性下降，民间企业已经无法再支撑核电事业。不过，我们有必要正视零碳化和零核电二者不可兼得的问题。
除了确保零碳化的发电能源外，还有必要在全社会推进需求的电气化。尤其是在长期使用的建筑和汽车等方面，必须尽速采取措施。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多个地方政府已经推出禁止在新建建筑内铺设燃气管道的条例，还有许多国家推出了禁止生产和销售汽油车和柴油车等措施，参照这些情况，我们一方面需要促进电气化，另一方面也需要展开细致研讨，因为这会给人们的生活、就业和产业结构等造成广泛影响。
——还需要转变商业模式——
向碳中和社会的转型，是要用工业革命的三分之一左右时间实现比工业革命更大变革的一种尝试。关于工业革命的时间众说不一，如果按照1760年左右到1840年左右这种说法，那么就是大约80年时间。而现在距离实现碳中和的2050年只剩下不到30年时间。
同时，工业革命实现了用能源密度更高的煤炭替代以前的木质类燃料的能源转型，让社会获得了大量财富，进一步推进了革命的发展。而碳中和社会的转型，普遍认为采用能源密度较低的太阳能和风力发电将是推动实现转型的主力。我们难以期待光靠这种转型带来财富，反倒是朝着某些能够提高附加价值的商业模式转型或许可以对革命的推动力产生巨大影响。比如，可以考虑提供共享汽车等交通服务，而不是一刀切地将汽油车和柴油车全部替换为电动汽车。
我们有必要以追求实现碳中和社会为契机，致力于推动商业的转型。这并非单纯的环境问题，而是能源问题、经济生活问题，必须在树立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展示具有现实可行性的过渡路线图。尽管实现零碳化还有许多课题，但政策措施的原理是非常明确的。变革总是伴随着阵痛，如果安于现状，恐怕就会沉沦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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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多个州正在报道神秘的儿童肝炎病例！
在威斯康星州，一名儿童死亡，明尼苏达州，另外两名儿童需要接受肝脏移植。美国至少有10个州报告了神秘的儿童肝炎病例，这是神秘的全球疫情的一部分。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周五表示，明尼苏达州已成为最新一个报告儿童肝脏严重炎症病例的州。以前健康的儿童突然患上肝炎，或通常由病毒引起的肝脏炎症。威斯康星州在报告了四例病例后发布了健康警报，其中一例导致死亡。
据《纽约邮报》报道，阿拉巴马州、特拉华州、佐治亚州、伊利诺伊州、路易斯安那州、纽约州、北卡罗来纳州和田纳西州也有病例报告。
在威斯康星州，一名儿童死亡，明尼苏达州，另外两名儿童需要接受肝脏移植。美国至少有10个州报告了神秘的儿童肝炎病例，这是神秘的全球疫情的一部分。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周五表示，明尼苏达州已成为最新一个报告儿童肝脏严重炎症病例的州。以前健康的儿童突然患上肝炎，或通常由病毒引起的肝脏炎症。威斯康星州在报告了四例病例后发布了健康警报，其中一例导致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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