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彦[超话]#代入感拉满!!!是我和夏彦的经历啊[泪][泪][泪]（是群里的其他姐妹发现的）
我和他原本隔着屏幕隔着次元，我们手指相触却有着不可跨越的距离，但姓名的书写，将我和他之间的距离瞬间打破
我能够倏然回想起我和他走在街头，走在去查案的路上，于时光缝隙中捕捉到曾经的年少回忆
我能够轻抚书页，看见的不仅仅是夏彦，更是我和他之间独一无二的回忆，于指尖缝隙中流淌
一想起我和他一起走过那么多的时光与世事，我就忍不住微笑。我曾参与过，也缺失过他的过去，但未来，我们会共同写下不朽的记忆[哇][哇][哇]
我和他原本隔着屏幕隔着次元，我们手指相触却有着不可跨越的距离，但姓名的书写，将我和他之间的距离瞬间打破
我能够倏然回想起我和他走在街头，走在去查案的路上，于时光缝隙中捕捉到曾经的年少回忆
我能够轻抚书页，看见的不仅仅是夏彦，更是我和他之间独一无二的回忆，于指尖缝隙中流淌
一想起我和他一起走过那么多的时光与世事，我就忍不住微笑。我曾参与过，也缺失过他的过去，但未来，我们会共同写下不朽的记忆[哇][哇][哇]
因为雪松隔挡，三号教学楼的阳光总照不进来。
我不喜欢上的就是“西安鼓乐”这门课，先生四十多点，口音重，名字也不好念，明卟剑，我们老叫他明儿不见。西安鼓乐，说白了就是敲锣打鼓，说得好听点，那就是唐代宫廷燕乐。
上学那会儿意气风发，总觉着练好自己的专业就行，其他选修课只要不挂，入都入不了眼，三年时光晃晃悠悠，我也从学妹摇成了学姐，最后一次去听“西安鼓乐”，本是为了那四个点的学分，却让我受益匪浅，一生难忘。
那日算不上烈日炎炎，却闷的紧，我闲散着上了二楼，要搁平时，一踏进楼道就能听到那死难听的《朝天子》，笙竽锣梆一应俱全，再配上那屮（che）厶（si）丿（yi）厶（si）的唱法，刚好能在班里睡个回笼觉，今儿却没听到那声。
奇了，先生还没来？
我进得挺早，班里没什么人，便挑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七月份的西安热得发慌，光是坐在窗边也不够，怕是得坐进水池里才凉快。
同学们陆陆续续都来得早，还有许多我一学期都没怎么见过的‘生面孔’，大家心思一样，就是那四个点。本是安静的午后略显得嘈杂，人都挤着往电风扇下坐，我是占了捷足先登的好，没人与我抢这自来风。
眼看着要到点了，明先生还是未来，人群窸窸窣窣，交头接耳，三号楼是苏联时期建的楼，东西都置办得陈旧，我趴在那老木头的桌面上，一双皮鞋就这么入了眼。
那人轻咳着进了教室，手里抱了本书，金丝边的眼眶松垮的搭在耳后，衬衣也有褶皱，三十出头却看着有些憔悴。
“抱歉同学们，来晚了。”
我本以为见着了明先生，却没想着来的是他学生，余正华。
那人气喘吁吁，像是刚跑过的样子，他摸索着开了CD机，里面终是放着不变的那首《朝天子》，酣畅淋漓的唢呐声一响，睡觉的几个人就都醒了，大家都听的呱噪，我却见着余老师抹了下眼泪。
一节课过的挺快，毕竟听听曲儿，打打拍子就能混去，到了时间，同学们又陆陆续续出了班，余老师却淡淡的说了声：“同学们，再见。”
我本未觉出什么，下楼却像是扯了腿，我忆起余老师的神情，停了步子，转身就往回跑。
余老师正收拾着桌上的笔记，看着去而复返的我，问道：“怎么了同学？”
他可能也记不住我的名字，我粗喘着气，看着余老师，倏然说道：“老师，能与我讲讲明先生的事吗？”那阳光带着慵懒洒向地面，余正华的鞋子却踏着泥泞，教室里的风扇一下一下的转着，时光似是戛然而止。
余老师先是未说话，随后却满是柔情。
“先生他…内子他，以后都不来了。”他说完扔了粉笔到盒子里，又说道：“不过你们这届大三也修完了。”
我先是一惊，后又觉着这应是个很长的故事，便坐到了讲桌前的桌子上，余老师手撑着桌沿，笑着说道：“先生他，人挺好。”
他翻着那本《西安鼓乐》，暖阳照过书页，好似又回到那个初识的日子，他意气风发，他正值风华，他27，他18。
余正华是民乐系二胡专业的学生，进校时因为技艺高超，被系主任点了做学生，一节专业课上的他头痛欲裂，正想着中午吃什么，金庭就开了口：“正华，这本书你给明老师送去。”
“明老师？”
“明卟剑。”金庭收了二胡，说道。
余正华应是没听清，说了句：“明不见？”
金庭年纪不小，却是个老来宝，一点也无系主任的架子，他朝着余正华笑了笑，道：“差不多吧。”
余正华当头一棒，苦瘪了脸，他接过书本一看，《西安鼓乐》，这门课他们还没开，这先生他也不识得。
“家属院一栋一单元一楼东户，好记吧？”金老笑笑，拍了拍这小子的肩膀。
余正华最怕这笑面虎，虽是关系好，却也杵得很，他再怎么技艺高超，却也听话的去了。
好在是家属院离着教学楼不远，一条梧桐大道走到头，就是家属院的老门，余正华跨着步子往前走，门卫大爷扬声道：“找谁？”
余正华本就没好气，听了这老陕腔调，更是火冒三丈，“送东西！”余正华喊道。
“哪栋哪户哪单元？”
余正华咬了咬牙，翻了白眼道：“一栋一楼一单元，明不见！”
他连老师都未叫，真是熊心豹子胆。
那门卫还未反应过来，就听着不远处传来一声：“哎！在这儿呢！”
两人闻声转了过去，就见一中山装的男人，撩了两支袖子，灰头土脸的小跑了过来。
“谁找我？”
余正华的眼镜跌了一半，他张着嘴，有种被人揪了小辫儿的感觉，门卫这才放行，余正华未免尴尬，轻声说道：“明，明老师，这是您的书。”
明卟剑这才笑道，“方才你唤我来着？”
余正华红了脸，推了推眼镜，谁想这明先生是个好脾气，拉着人就往前院里去，“我这儿正挖荠菜呢，来帮忙。”
他说着递给了余正华一个小铲子，细心的帮人撸了袖子。
“来吧！”
就这样，余正华不仅帮着金主任送了书，还帮着明先生挖了菜。
“先生，我还未吃饭呢。”
“唤我名字的时候，可这样胆怯？”余正华不占理，就这么扯着塑料袋。
烈日当空，却是清风徐来，明卟剑干完了也没放余正华走，这小子耐心有点告罄了，站在那儿直抖腿。
“男抖贫，女抖欠，人抖穷，树抖死。”明卟剑捆了塑料袋，路过余正华说了一句。
“我不信这。”
余正华斜眼打量着这人，文质彬彬的书呆子，就是形容这样的人，他解了中山装的一个扣，擦了擦汗，道：“想吃什么？”
余正华没料到这人与他说话，便说道：“先生，我来之前吃过饭了。”
说完肚子就叫了。
两人无言，明卟剑笑了笑，进了厨房，这楼也老，屋子里都是些宣纸毛笔，因着在一楼，总也见不到光，虽是夏天却也有些冻手，余正华就这么站在门口，没过一会先生便端来了一份“鸡蛋羹”。
“你来送了书，又来挖了菜，本是该感谢你，我却在厨艺上没什么本事。”这人比他高个半头，缩起来却小得很，余正华别过脸接了羹，轻声说道：“总不能站着让人吃吧。”
明卟剑忙用胳膊扫开了宣纸，这才腾出了一点地方。
屋里老电视机放着《霸王别姬》，收音机里却响着时事新闻，余正华不解的问道：“老师，您多大了？”
“看着小？”
“不，看着老。”余正华是个嘴不把门的，就这么戳了出来。
明卟剑：“……”
“年方二七，臭小子。”明卟剑没好气的挖了勺鸡蛋羹，忿忿说道。
“年纪不大啊，怎么就听些这老不溜秋的东西呢？”余正华说着，那电视里就响起了程蝶衣的唱曲儿。
明卟剑有些听入迷，跟着哼了两句，道：“这都是好东西啊，你还小，不懂。”
午饭过后，明卟剑送走了余正华，他出了门，却久久忘不了明卟剑那句：“假霸王碰上了真虞姬。”，也忘不了程蝶衣那句：“不疯魔不成活。”
许是戏听腻了，一碗鸡蛋羹便饱了肚。
此后再见，便是每节的‘西安鼓乐’课，那人满腹经纶却洒向了教室瞌睡人，但他总是孜孜不倦，即使看到那一个个瞌睡的面孔，依旧是意气风发，余正华觉得心疼，他不知是心疼鼓乐还是心疼这人。
那节课后，他老老实实的端了书，走了过去，沉声道：“先生，可否与我再说一遍？”
“上课没仔细听？”
余正华笑笑，明卟剑也笑笑。
“那日顶好的天，先生笑的格外开心，我只记得我问他‘为何如此不知疲倦？’，他只说，‘这东西总得有人传承’。那一刻我才明白，原来很多东西是有人拉着扯着，才得以保存。”
我本想问，为何明先生不来了，余老师似是看出我的疑惑，轻声道：“先生他患了再生不良性贫血，于上周四13时26分，逝世了。”
我不言其他，只咽了咽喉。
那天我从教室走出，不知怎的，心里就十分难受，也是在那时，我定下了自己论文的题目：
《传承》
我用了一年的时间将它完成，却如何也敲不下结尾，连日辗转反侧，左右斟酌，我才写下：传承是一份呕心沥血，生活是，生命是，爱也是。
这篇论最终获了奖，刊登在校园报上。
庆幸的是，西安鼓乐被申请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这门课也一直延续至今，我不说谁是假霸王，谁是真虞姬，单说这余老师对先生的追随，那便是不疯魔不成活。
我已毕业十年，每年余老师生日，我都会再去那小院看望他，他总是抱着那本《西安鼓乐》，迎着余晖向我走来，真正的风华正茂，我惝恍之中好像瞧见了明先生的影子，他带着笑，说那一句“臭小子！”
又过十年，余老师的眼睛不行了，金边变成了老花，课也上不动，我最终抛下自己的工作，回到了母校，‘传承’了他们的信念，直到任职那天我才知道，西安鼓乐这门课，从始至终，都是没有工资没有补助。我站在讲台上，乐此不疲的对着坐下学生，鸡同鸭讲一般，我却没有半丝气馁，因为总有人在砥砺前行。
那日课后，余老扶着墙走到教室，看了看那些认真记笔记的后生仔，突然笑了笑，念叨：
“老来多健忘，唯不忘相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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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未觉出什么，下楼却像是扯了腿，我忆起余老师的神情，停了步子，转身就往回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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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可能也记不住我的名字，我粗喘着气，看着余老师，倏然说道：“老师，能与我讲讲明先生的事吗？”那阳光带着慵懒洒向地面，余正华的鞋子却踏着泥泞，教室里的风扇一下一下的转着，时光似是戛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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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是一惊，后又觉着这应是个很长的故事，便坐到了讲桌前的桌子上，余老师手撑着桌沿，笑着说道：“先生他，人挺好。”
他翻着那本《西安鼓乐》，暖阳照过书页，好似又回到那个初识的日子，他意气风发，他正值风华，他27，他18。
余正华是民乐系二胡专业的学生，进校时因为技艺高超，被系主任点了做学生，一节专业课上的他头痛欲裂，正想着中午吃什么，金庭就开了口：“正华，这本书你给明老师送去。”
“明老师？”
“明卟剑。”金庭收了二胡，说道。
余正华应是没听清，说了句：“明不见？”
金庭年纪不小，却是个老来宝，一点也无系主任的架子，他朝着余正华笑了笑，道：“差不多吧。”
余正华当头一棒，苦瘪了脸，他接过书本一看，《西安鼓乐》，这门课他们还没开，这先生他也不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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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正华斜眼打量着这人，文质彬彬的书呆子，就是形容这样的人，他解了中山装的一个扣，擦了擦汗，道：“想吃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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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节课后，他老老实实的端了书，走了过去，沉声道：“先生，可否与我再说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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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正华笑笑，明卟剑也笑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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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我从教室走出，不知怎的，心里就十分难受，也是在那时，我定下了自己论文的题目：
《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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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来多健忘，唯不忘相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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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读书# #怎么解释无聊# 第一个公开演说“无聊”的是古罗马哲学家塞涅卡。他在《论生命之短暂》中将无聊视作人类短促一生中的必修之课，只有通过无聊，人才能将目光从旁人处收回，重新审视自己。他的无聊也与他在古罗马帝国时代克劳狄王朝被三朝元首排挤的身世有关。无聊是他出世的一种方式，他必须显得无所事事才能躲过迫害。但是他也受惠于无聊，仕途上的无所为让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创作悲剧上。
塞涅卡的无聊到了康德那里，因为与人的经验有关而得到限制。康德便用形式逻辑的理性概念建构了经验，以“不带任何利害的愉悦”来改写“无聊”，让审美活动成为一种无目的的静观。亦因于此，无聊就跟我们如何看待美有了直接的关联，不仅“美是无概念地作为一个普遍愉悦的客体被设想的”，鉴赏本身也变成“不带任何利害的愉悦或不悦而对一个对象或一个表象方式作评判的能力”。
在康德之后，叔本华和尼采将“无聊”与人的欲望连接到了一起。叔本华认为，悲剧的发生是源于人的欲望得不到满足，但欲望一旦得到满足，人就会陷入无聊，这让人的短暂一生总在痛苦与无聊之间反复摇摆。叔本华讲的是生命意志，尼采谈的是权力意志。尼采在叔本华的基础上，将无聊与人的感官并置起来，他在《反基督》一书中就以讽喻的写作风格表达了他对基督教伦理的恶心和痛恨；再到《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恶心成为查拉图斯特拉必须要挑战的对象。在无聊与恶心背后，藏着尼采对基督教文明的批评——“文明”假意保障人的自由，实际却在限制人，它通过让人生活在特定范围内而令其意识到“欲望无边却无法满足，生命的本质就是痛苦”。
“无聊”进入现代社会的视野，实际上跟“有闲”这个词的普及有关。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在1899年出版的代表作《有闲阶级论》中提出了“有闲阶级”的概念——有闲阶级通常指的是贵族和祭司阶级以及他们的大量侍从。“有闲阶级”真正开始流行是在19世纪初，伴随着资产阶级社会分工的需要，“有闲”成为了区分职业贵贱的首要标准。一个人在19世纪初有闲，那么就意味着这个人出身高贵，因为他无需通过劳动来谋生。而在“有闲”内部还设有另一个隐性标准——消费，凡勃伦观察到有闲阶级通常聚集在城市，这些人为了维持体面的生活会选择一种略微超支的“炫耀性消费”。他分析称，这不是说农村人口缺乏对体面的追求，而是有闲的城市人口天生渴望消费为其带来的自我满足。“炫耀性消费”带来的副作用是体面的标准被提高了，激发出更有钱的人想要更加体面的欲望。
“有闲”自这时起开始与“无聊”的本意分离，在进入20世纪之后，“有闲”彻底走向了商品拜物教和消费主义那一端。有趣的是，为了对抗有闲阶级的这一转向，存在主义哲学家开始反对人的异化，呼吁人应当退回到他的内心，去发掘那个不被消费所侵染的“自我”。这让萨特以《恶心》为题再论“恶心”成为可能，小说中的主人公最根本的恶心之感来自他对存在本身无意义的恶心。存在主义者的矛盾在于，他们意识到存在是无聊的，存在令人难以忍受，但他们同时察觉到这种意识本身也是无聊的。
另一个系统论及无聊的存在主义者是海德格尔。比萨特略早一点，海德格尔在1929年至1930年的《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讲座中区分了无聊的三种形式：一、被某事搞得无聊；二、在某事中感到无聊；三、深度的无聊。这三种形式的无聊都经由主体筹划自身的活动处境而得到展示。海德格尔对前两种无聊都给出了明确的例子，却在面对第三种“深度无聊”时驻足不前。
在深度无聊中，我们为无聊本身而感到无聊（Esisteinemlangweilig）。德语的“es”在这里是一个不定代词，可以用在“（它）下雨”这样的句子中。然而如果有人用“es”来问你究竟“什么下雨”，你就会被他的话问住，因为“es”这个词本身不具体、不可捕捉、无所不在，又从不显形。对于这种最彻底的、无法言明的无聊，海德格尔没有给出任何例子，原因是他认为这种深度无聊剥夺了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在这种无聊中，有意义的事物并非一个接一个地丧失价值，而是在同一个时间坍塌，随后暴露出一个空虚的总体。人的“此在”（Dasein）被掷回到自身，迫使其不得不关注驱动这无意义状态的真正动力——虚无。正因为深度无聊对应着“此在的一种本质性逼迫的缺席”，这就让海德格尔通过无聊来把握虚无有了可能。
最后，就在“有闲”背叛了“无聊”之时，无聊开始成为文学创作中一项不言自明的规则。一切都可以引起人的兴趣，一切都可以被任何人读到，一切都可以被执笔的人写出。文学中的这种无聊，不代表懒散，而是指向了古希腊人常说的“余暇”（Otium）。正是因为拥有余暇时间，人才能放空心思，木匠之子于连（《红与黑》）才能暂时静下心来，不再忙于投机与算计。无聊自身是对旧有阶级的一种反叛，它让于连和法布里斯可以将身份悬置起来，无论他们是否是旧秩序里互有区分的劳作之人与享乐之人，他们都拥有无聊的权利。司汤达笔下的“余暇”颇有康德无目的、非功利美学的特点，尤其是他的小说后半部写于连追求雷纳尔夫人的经历，亦能瞥见席勒“人的游戏冲动”的影子。尽管司汤达反对卢梭《社会契约论》主张的带有阶级条件的公民平等，他的《红与黑》却在处理“无聊”这一方面与卢梭的《忏悔录》有着诸多契合——于连在乡下陪雷纳尔夫人玩起了捉蝴蝶，就像卢梭跟着加蕾小姐去摘樱桃，紧随其后的是一场大胆的挑逗；于连最后鼓足勇气握住了雷纳尔夫人的手，卢梭在夏日黄昏徐徐降临之前，轻吻了加蕾小姐的手……这些段落无不发生在余暇时光。
无聊在爱情发生的那一刻，折射出的是现代个体生存深处的绝望投影。恰是因为这倏然而过的“无聊”，于连在结尾的一败涂地才会带出悲剧的落差。原本由“无聊”而始的故事，在经历了不同人物的得失之后，又以什么也没发生、什么都不重要的状态悄然落幕。“无聊”落下后激起的尘埃，具有一种静默而巨大的力量，就像福克纳援引莎士比亚所说的那样——“人生如痴人说梦，充满着喧哗与躁动，却没有任何意义。”
《无聊小史》文 | 周婉京
塞涅卡的无聊到了康德那里，因为与人的经验有关而得到限制。康德便用形式逻辑的理性概念建构了经验，以“不带任何利害的愉悦”来改写“无聊”，让审美活动成为一种无目的的静观。亦因于此，无聊就跟我们如何看待美有了直接的关联，不仅“美是无概念地作为一个普遍愉悦的客体被设想的”，鉴赏本身也变成“不带任何利害的愉悦或不悦而对一个对象或一个表象方式作评判的能力”。
在康德之后，叔本华和尼采将“无聊”与人的欲望连接到了一起。叔本华认为，悲剧的发生是源于人的欲望得不到满足，但欲望一旦得到满足，人就会陷入无聊，这让人的短暂一生总在痛苦与无聊之间反复摇摆。叔本华讲的是生命意志，尼采谈的是权力意志。尼采在叔本华的基础上，将无聊与人的感官并置起来，他在《反基督》一书中就以讽喻的写作风格表达了他对基督教伦理的恶心和痛恨；再到《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恶心成为查拉图斯特拉必须要挑战的对象。在无聊与恶心背后，藏着尼采对基督教文明的批评——“文明”假意保障人的自由，实际却在限制人，它通过让人生活在特定范围内而令其意识到“欲望无边却无法满足，生命的本质就是痛苦”。
“无聊”进入现代社会的视野，实际上跟“有闲”这个词的普及有关。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在1899年出版的代表作《有闲阶级论》中提出了“有闲阶级”的概念——有闲阶级通常指的是贵族和祭司阶级以及他们的大量侍从。“有闲阶级”真正开始流行是在19世纪初，伴随着资产阶级社会分工的需要，“有闲”成为了区分职业贵贱的首要标准。一个人在19世纪初有闲，那么就意味着这个人出身高贵，因为他无需通过劳动来谋生。而在“有闲”内部还设有另一个隐性标准——消费，凡勃伦观察到有闲阶级通常聚集在城市，这些人为了维持体面的生活会选择一种略微超支的“炫耀性消费”。他分析称，这不是说农村人口缺乏对体面的追求，而是有闲的城市人口天生渴望消费为其带来的自我满足。“炫耀性消费”带来的副作用是体面的标准被提高了，激发出更有钱的人想要更加体面的欲望。
“有闲”自这时起开始与“无聊”的本意分离，在进入20世纪之后，“有闲”彻底走向了商品拜物教和消费主义那一端。有趣的是，为了对抗有闲阶级的这一转向，存在主义哲学家开始反对人的异化，呼吁人应当退回到他的内心，去发掘那个不被消费所侵染的“自我”。这让萨特以《恶心》为题再论“恶心”成为可能，小说中的主人公最根本的恶心之感来自他对存在本身无意义的恶心。存在主义者的矛盾在于，他们意识到存在是无聊的，存在令人难以忍受，但他们同时察觉到这种意识本身也是无聊的。
另一个系统论及无聊的存在主义者是海德格尔。比萨特略早一点，海德格尔在1929年至1930年的《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讲座中区分了无聊的三种形式：一、被某事搞得无聊；二、在某事中感到无聊；三、深度的无聊。这三种形式的无聊都经由主体筹划自身的活动处境而得到展示。海德格尔对前两种无聊都给出了明确的例子，却在面对第三种“深度无聊”时驻足不前。
在深度无聊中，我们为无聊本身而感到无聊（Esisteinemlangweilig）。德语的“es”在这里是一个不定代词，可以用在“（它）下雨”这样的句子中。然而如果有人用“es”来问你究竟“什么下雨”，你就会被他的话问住，因为“es”这个词本身不具体、不可捕捉、无所不在，又从不显形。对于这种最彻底的、无法言明的无聊，海德格尔没有给出任何例子，原因是他认为这种深度无聊剥夺了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在这种无聊中，有意义的事物并非一个接一个地丧失价值，而是在同一个时间坍塌，随后暴露出一个空虚的总体。人的“此在”（Dasein）被掷回到自身，迫使其不得不关注驱动这无意义状态的真正动力——虚无。正因为深度无聊对应着“此在的一种本质性逼迫的缺席”，这就让海德格尔通过无聊来把握虚无有了可能。
最后，就在“有闲”背叛了“无聊”之时，无聊开始成为文学创作中一项不言自明的规则。一切都可以引起人的兴趣，一切都可以被任何人读到，一切都可以被执笔的人写出。文学中的这种无聊，不代表懒散，而是指向了古希腊人常说的“余暇”（Otium）。正是因为拥有余暇时间，人才能放空心思，木匠之子于连（《红与黑》）才能暂时静下心来，不再忙于投机与算计。无聊自身是对旧有阶级的一种反叛，它让于连和法布里斯可以将身份悬置起来，无论他们是否是旧秩序里互有区分的劳作之人与享乐之人，他们都拥有无聊的权利。司汤达笔下的“余暇”颇有康德无目的、非功利美学的特点，尤其是他的小说后半部写于连追求雷纳尔夫人的经历，亦能瞥见席勒“人的游戏冲动”的影子。尽管司汤达反对卢梭《社会契约论》主张的带有阶级条件的公民平等，他的《红与黑》却在处理“无聊”这一方面与卢梭的《忏悔录》有着诸多契合——于连在乡下陪雷纳尔夫人玩起了捉蝴蝶，就像卢梭跟着加蕾小姐去摘樱桃，紧随其后的是一场大胆的挑逗；于连最后鼓足勇气握住了雷纳尔夫人的手，卢梭在夏日黄昏徐徐降临之前，轻吻了加蕾小姐的手……这些段落无不发生在余暇时光。
无聊在爱情发生的那一刻，折射出的是现代个体生存深处的绝望投影。恰是因为这倏然而过的“无聊”，于连在结尾的一败涂地才会带出悲剧的落差。原本由“无聊”而始的故事，在经历了不同人物的得失之后，又以什么也没发生、什么都不重要的状态悄然落幕。“无聊”落下后激起的尘埃，具有一种静默而巨大的力量，就像福克纳援引莎士比亚所说的那样——“人生如痴人说梦，充满着喧哗与躁动，却没有任何意义。”
《无聊小史》文 | 周婉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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