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古维新# 【郭嵩焘：“汉奸”或“先知”——面对晚清大变局，一个独醒者思考与苦闷】
题记：2007年，中南大学孟泽教授在湖南教育电视台《湖湘讲堂》主讲郭嵩焘，后出版《洋务先知郭嵩焘》。最近修订再版，更名《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郭嵩焘，这个“苦闷的先知”，当年对中国社会何去何从的思考，直到现在，不仅具有现实意义，可能仍然“超前”。老何写读书心得《睁眼看世界：“洋务先知”郭嵩焘的“独醒之累”》，虽感同身受，几欲“抓狂”，仍觉隔靴搔痒，不得要领。从老孟处索来“湖湘讲堂”之“答客问”：《“汉奸”或“先知”》，且看作者“坦白”自己的心之思，与“苦闷的先知”的隔世的“苦恋”。
问：听说你在“湖湘讲堂”开讲郭嵩焘，我和我的朋友，对此充满期待。
我有点迷惑的是，湖湘近代以来，建功立业、赢得大名的人物多矣，你为什么会选择郭嵩焘？郭嵩焘生前身后都不“得志”，他身上有很多是非，很多尴尬，很多怨愤，其性格似乎也并不完美，“功业”更难言卓著。
答：是的，湖湘近现代，伟人很多，以至于今天，人人心中都有一个“舍湖南无以言中国”的湖湘“英雄谱”。而郭嵩焘，在很长时期内，甚至未必是一个能够让人乐于接受的“正面人物”。但是，当“湖湘讲堂”邀请我讲一个湖湘人物时，我首先想到的就是郭嵩焘。我一点也不觉得我的判断和选择是轻率的，我甚至觉得，重新认识郭嵩焘，是我们的时代是否成长了足够澄明的理智和理性的重要标志之一。
我想说出这样的意思，近代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不仅有雄浑的激情，也有清澈的认知和理性的判断，不仅有集体的奔赴，也有高明到近乎“异端”的省思。
而郭嵩焘，正是最能够代表后者的人物，在某一个时段，他甚至是唯一的，因此有所谓“独醒之累”。
郭嵩焘（1818－1891）与曾国藩、刘蓉有金兰之谊，与左宗棠是“发小”，但他的知名，并非如曾国藩、左宗棠等同治中兴名臣那样，因为有显赫的“功业”，而是作为“湘军”台前幕后重要的运筹者，作为洋务运动中最有见识的思想者和实践者，作为晚清首任驻外公使——以钦差大臣身份于1876年至1879年出使英国、法国，显示出了不同寻常的思想、精神与人格魅力。
他对于西洋文明的理解和判断，对于晚晴现实的洞察与传统文化的检讨，在他的同辈中罕有能够企及者。
在某种意义上，郭嵩焘的认知、思想、勇气和精神历程，抵达了一个传统士大夫所能抵达的极限。说他的思想可以延伸到戊戌变法，延伸到辛亥革命，延伸到“五四”，说他是“洋务先知”，并不夸张。谭嗣同、梁启超等，都曾表达过对于郭嵩焘的无限景仰。正如汪荣祖先生所说的，他是那个时代中，最勇于挽澜之人，我们追踪其人，印证其时、其地，很可觉察到他的孤愤与无奈。他的思想过于先进，同时代人难以接受，也很少接受；他的个性貌似恭俭，骨子里其实非常自负与固执。当时的人们，觉得众人皆醒他独醉，今天看来，实在众人皆醉他独醒。
然而，郭嵩焘执着之深，正可见其信心之坚。这种信心，源于一种道德勇气，更源于一种在郭嵩焘的时代极其难得的求“真”务“实”的知识勇气。
描述郭嵩焘，我们可以对中国近代史有一次特殊的领略，领略其中与我们自身的作为并非无关的屈辱和悲哀，领略先知先觉者的苦闷与激愤，领略一个“芬芳悱恻”的性灵，领略一段充满戏剧性的人生。在一个重新开放的时代，在至今并未出离“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时，也就是说，在中西文化的融会贯通，中国的现代转型，依然未完成时，我们可以因此而获得重要的启示与教益。
问：为什么郭嵩焘至今没有获得人们的广泛认同？其人生的“悲剧”内含是什么？
答：近代历史联系着我们今天的选择，也联系着我们对于悠久的华夏文明的认知与评价。我们远没有从近代历史的是非恩怨解脱出来。如果说鸦片战争以来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到今天为止并未完结，中西文明的交汇和融合，并未休止，那么，我们就得承认，对于有些人、有些事的判断，我们不仅依然身陷近代以来的是非恩怨之中，而且也依然处于并未定型的未来文化与文明的牵引和调整之中。
只是，我们毕竟走到了今天，我们的国家空前地开放了，我们自己也空前地开明、理性了。如此，近代历史中有多少人与事，需要我们去重新打量，以便接近历史的真实呢？又有多少判断需要我们去调整，以最大限度地接近人性与人道，最恰当地维护和提升个人和民族的尊严？我们需要继续以满清当局者或者任何一个时代当局者的是非、恩怨、哀乐作为我们自己的是非、恩怨、哀乐吗？或者相反？我们可以把世界文明的流转演变，仅仅作民族立场、道德立场、政治立场乃至特殊的政党立场上的打量吗？或者必须超越这种民族立场、道德立场、政治立场和特殊的政党立场？
郭嵩焘就是需要重新打量的人，围绕在他身边的是非，也是需要重新打量的是非。
郭嵩焘在世的时候，就被指目为“汉奸”，这从何说起？“汉奸”一词，内含了长期以来汉民族最敏感的屈辱与自尊。对此，在我们的文化人格中，甚至已经获得某种近乎生理的反应，而常常中断了理性的认知。
郭嵩焘与僧格林沁曾经共事，不止是一般的脾气的不对，简直“道不同”。而僧格林沁却真的打沉了几艘英国人的船，打死过几百名英国人。连曾国藩也觉得1840年以来，国家一直不得舒展，僧格林沁在天津大沽口痛击英国人，总算出了一口浊气。李鸿章因此还赞叹僧格林沁和郭嵩焘，一个是英雄，一个是名士，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皇帝有赏，举国庆贺。当是时也，郭嵩焘却是不见欣悦反而郁郁寡欢。
巡抚广东时，与左宗棠生出嫌隙，除了性格的冲突之外，郭嵩焘或者左宗棠是否真的有对不起朋友的叵测居心？
在上海续娶钱氏女，举城皆知。但郭嵩焘很快就“了结”了这一段婚姻，以至引发热议。在郭嵩焘的年代，明媒正娶可不是儿戏，那是“伦理之始”，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我们全部的家国制度，就是从这种最初的伦理开始建构的。那么，郭嵩焘此举是否意味着对迤逦千年的家国伦理的玩忽？
出使英、法，郭嵩焘让自己的副使刘锡鸿劾奏了“十大罪状”。他按照朝廷的意思所作，由前五十天出使日记编成的《使西纪程》，开始由总理衙门刷印发行，接着又遭禁毁版。以至有大臣以此为由参劾他“有二心于中国”。事情果真如此？
郭嵩焘晚年认为，中国要三百年才可能真正振兴，才可能由器物的改变，教育的革新，人才的崛起，延伸到制度、人心、风俗的真正改善。这是先知之明还是牢骚之辞？
发生在郭嵩焘身上的事，有的很琐碎，很闹心，甚至不像是我们想象中的大人物上应该发生的，他的反应似乎也不是大的政治家应该有的反应，这当然也“得益”于他写作了几十年的日记的发现，而郭嵩焘的日记，又不像曾国藩或别的人那样，把它当成自己修炼心性的功课，自我修饰的文本，当成示范后人的教材，而写成了自己真实的所见所思所想的日记，自我倾诉的日记，吐槽的日记，让我们得以窥见他内心世界的波动——各种指责、焦灼、苦闷、牢骚、批评、愤怒和一己的洞察与发现。
按照我们今天的认识，“古代中国的‘国家’是中心明确、边界模糊的一个‘文化概念’。‘凡我族类，其心必同’，就是说，凡是和我一个文化的，都可以是一个国家；反过来当然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可以理解为凡是和我文化有差异的，就是四夷，不属一个国家。”“凡是文化上不服从、不认同的，都是‘异邦异俗’。所以，在古代中国，国家、文明、真理在空间上是重叠的，于是，常常说‘天下一家’、‘海内有知己’、‘四海之内皆兄弟’。但是，在这种说法的背后，有一个非常深刻的矛盾：一方面是以中国为中心的特殊主义，一方面是普遍主义的世界观；既是只有一个文明中心的世界观，又是文明普遍适用，真理放之四海皆准的世界观。”（葛兆光《古代中国社会与文化十讲》）
晚清对于西方的拒斥，某种意义上就是此种“特殊主义”及其所建构的“普遍主义”—— 它曾经建构了一种经典的文明——共同导演的结果。只有翻过这一页去，伴随着屈辱与悲愤的不平衡也不平等的历史记忆，才会真正有所改观。当中国文化终于生长出了更加具有生命力与涵盖性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它才可能拥有新的“天下”，而且是通过文化去化同的“天下”。此时，其“特殊主义”的“普遍主义”就会是另一番景象，就是一种普遍主义之下的特殊主义，而不是通过特殊主义建构的普遍主义。
从特殊主义出发的普遍主义，到建构具有普遍性的特殊主义，从中国中心主义的坍塌到重建民族国家的新的主体性，这不止是一个政治问题，更是一个文化问题。郭嵩焘在此一不能回避的历程中，贡献了远高于流辈的见识和智慧。或许，这种见识和智慧正是他与他的时代、他的周遭格格不入的重要原因之所在，使得他的生平和仕途，更加举步维艰，坎坷不断，充满争议、攻讦乃至毁谤，也充满传奇色彩。
本文转自https://t.cn/A66rLC2f
《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孟泽著 岳麓书社。题词内容：独醒之累！https://t.cn/A66rLC2V
题记：2007年，中南大学孟泽教授在湖南教育电视台《湖湘讲堂》主讲郭嵩焘，后出版《洋务先知郭嵩焘》。最近修订再版，更名《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郭嵩焘，这个“苦闷的先知”，当年对中国社会何去何从的思考，直到现在，不仅具有现实意义，可能仍然“超前”。老何写读书心得《睁眼看世界：“洋务先知”郭嵩焘的“独醒之累”》，虽感同身受，几欲“抓狂”，仍觉隔靴搔痒，不得要领。从老孟处索来“湖湘讲堂”之“答客问”：《“汉奸”或“先知”》，且看作者“坦白”自己的心之思，与“苦闷的先知”的隔世的“苦恋”。
问：听说你在“湖湘讲堂”开讲郭嵩焘，我和我的朋友，对此充满期待。
我有点迷惑的是，湖湘近代以来，建功立业、赢得大名的人物多矣，你为什么会选择郭嵩焘？郭嵩焘生前身后都不“得志”，他身上有很多是非，很多尴尬，很多怨愤，其性格似乎也并不完美，“功业”更难言卓著。
答：是的，湖湘近现代，伟人很多，以至于今天，人人心中都有一个“舍湖南无以言中国”的湖湘“英雄谱”。而郭嵩焘，在很长时期内，甚至未必是一个能够让人乐于接受的“正面人物”。但是，当“湖湘讲堂”邀请我讲一个湖湘人物时，我首先想到的就是郭嵩焘。我一点也不觉得我的判断和选择是轻率的，我甚至觉得，重新认识郭嵩焘，是我们的时代是否成长了足够澄明的理智和理性的重要标志之一。
我想说出这样的意思，近代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不仅有雄浑的激情，也有清澈的认知和理性的判断，不仅有集体的奔赴，也有高明到近乎“异端”的省思。
而郭嵩焘，正是最能够代表后者的人物，在某一个时段，他甚至是唯一的，因此有所谓“独醒之累”。
郭嵩焘（1818－1891）与曾国藩、刘蓉有金兰之谊，与左宗棠是“发小”，但他的知名，并非如曾国藩、左宗棠等同治中兴名臣那样，因为有显赫的“功业”，而是作为“湘军”台前幕后重要的运筹者，作为洋务运动中最有见识的思想者和实践者，作为晚清首任驻外公使——以钦差大臣身份于1876年至1879年出使英国、法国，显示出了不同寻常的思想、精神与人格魅力。
他对于西洋文明的理解和判断，对于晚晴现实的洞察与传统文化的检讨，在他的同辈中罕有能够企及者。
在某种意义上，郭嵩焘的认知、思想、勇气和精神历程，抵达了一个传统士大夫所能抵达的极限。说他的思想可以延伸到戊戌变法，延伸到辛亥革命，延伸到“五四”，说他是“洋务先知”，并不夸张。谭嗣同、梁启超等，都曾表达过对于郭嵩焘的无限景仰。正如汪荣祖先生所说的，他是那个时代中，最勇于挽澜之人，我们追踪其人，印证其时、其地，很可觉察到他的孤愤与无奈。他的思想过于先进，同时代人难以接受，也很少接受；他的个性貌似恭俭，骨子里其实非常自负与固执。当时的人们，觉得众人皆醒他独醉，今天看来，实在众人皆醉他独醒。
然而，郭嵩焘执着之深，正可见其信心之坚。这种信心，源于一种道德勇气，更源于一种在郭嵩焘的时代极其难得的求“真”务“实”的知识勇气。
描述郭嵩焘，我们可以对中国近代史有一次特殊的领略，领略其中与我们自身的作为并非无关的屈辱和悲哀，领略先知先觉者的苦闷与激愤，领略一个“芬芳悱恻”的性灵，领略一段充满戏剧性的人生。在一个重新开放的时代，在至今并未出离“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时，也就是说，在中西文化的融会贯通，中国的现代转型，依然未完成时，我们可以因此而获得重要的启示与教益。
问：为什么郭嵩焘至今没有获得人们的广泛认同？其人生的“悲剧”内含是什么？
答：近代历史联系着我们今天的选择，也联系着我们对于悠久的华夏文明的认知与评价。我们远没有从近代历史的是非恩怨解脱出来。如果说鸦片战争以来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到今天为止并未完结，中西文明的交汇和融合，并未休止，那么，我们就得承认，对于有些人、有些事的判断，我们不仅依然身陷近代以来的是非恩怨之中，而且也依然处于并未定型的未来文化与文明的牵引和调整之中。
只是，我们毕竟走到了今天，我们的国家空前地开放了，我们自己也空前地开明、理性了。如此，近代历史中有多少人与事，需要我们去重新打量，以便接近历史的真实呢？又有多少判断需要我们去调整，以最大限度地接近人性与人道，最恰当地维护和提升个人和民族的尊严？我们需要继续以满清当局者或者任何一个时代当局者的是非、恩怨、哀乐作为我们自己的是非、恩怨、哀乐吗？或者相反？我们可以把世界文明的流转演变，仅仅作民族立场、道德立场、政治立场乃至特殊的政党立场上的打量吗？或者必须超越这种民族立场、道德立场、政治立场和特殊的政党立场？
郭嵩焘就是需要重新打量的人，围绕在他身边的是非，也是需要重新打量的是非。
郭嵩焘在世的时候，就被指目为“汉奸”，这从何说起？“汉奸”一词，内含了长期以来汉民族最敏感的屈辱与自尊。对此，在我们的文化人格中，甚至已经获得某种近乎生理的反应，而常常中断了理性的认知。
郭嵩焘与僧格林沁曾经共事，不止是一般的脾气的不对，简直“道不同”。而僧格林沁却真的打沉了几艘英国人的船，打死过几百名英国人。连曾国藩也觉得1840年以来，国家一直不得舒展，僧格林沁在天津大沽口痛击英国人，总算出了一口浊气。李鸿章因此还赞叹僧格林沁和郭嵩焘，一个是英雄，一个是名士，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皇帝有赏，举国庆贺。当是时也，郭嵩焘却是不见欣悦反而郁郁寡欢。
巡抚广东时，与左宗棠生出嫌隙，除了性格的冲突之外，郭嵩焘或者左宗棠是否真的有对不起朋友的叵测居心？
在上海续娶钱氏女，举城皆知。但郭嵩焘很快就“了结”了这一段婚姻，以至引发热议。在郭嵩焘的年代，明媒正娶可不是儿戏，那是“伦理之始”，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我们全部的家国制度，就是从这种最初的伦理开始建构的。那么，郭嵩焘此举是否意味着对迤逦千年的家国伦理的玩忽？
出使英、法，郭嵩焘让自己的副使刘锡鸿劾奏了“十大罪状”。他按照朝廷的意思所作，由前五十天出使日记编成的《使西纪程》，开始由总理衙门刷印发行，接着又遭禁毁版。以至有大臣以此为由参劾他“有二心于中国”。事情果真如此？
郭嵩焘晚年认为，中国要三百年才可能真正振兴，才可能由器物的改变，教育的革新，人才的崛起，延伸到制度、人心、风俗的真正改善。这是先知之明还是牢骚之辞？
发生在郭嵩焘身上的事，有的很琐碎，很闹心，甚至不像是我们想象中的大人物上应该发生的，他的反应似乎也不是大的政治家应该有的反应，这当然也“得益”于他写作了几十年的日记的发现，而郭嵩焘的日记，又不像曾国藩或别的人那样，把它当成自己修炼心性的功课，自我修饰的文本，当成示范后人的教材，而写成了自己真实的所见所思所想的日记，自我倾诉的日记，吐槽的日记，让我们得以窥见他内心世界的波动——各种指责、焦灼、苦闷、牢骚、批评、愤怒和一己的洞察与发现。
按照我们今天的认识，“古代中国的‘国家’是中心明确、边界模糊的一个‘文化概念’。‘凡我族类，其心必同’，就是说，凡是和我一个文化的，都可以是一个国家；反过来当然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可以理解为凡是和我文化有差异的，就是四夷，不属一个国家。”“凡是文化上不服从、不认同的，都是‘异邦异俗’。所以，在古代中国，国家、文明、真理在空间上是重叠的，于是，常常说‘天下一家’、‘海内有知己’、‘四海之内皆兄弟’。但是，在这种说法的背后，有一个非常深刻的矛盾：一方面是以中国为中心的特殊主义，一方面是普遍主义的世界观；既是只有一个文明中心的世界观，又是文明普遍适用，真理放之四海皆准的世界观。”（葛兆光《古代中国社会与文化十讲》）
晚清对于西方的拒斥，某种意义上就是此种“特殊主义”及其所建构的“普遍主义”—— 它曾经建构了一种经典的文明——共同导演的结果。只有翻过这一页去，伴随着屈辱与悲愤的不平衡也不平等的历史记忆，才会真正有所改观。当中国文化终于生长出了更加具有生命力与涵盖性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它才可能拥有新的“天下”，而且是通过文化去化同的“天下”。此时，其“特殊主义”的“普遍主义”就会是另一番景象，就是一种普遍主义之下的特殊主义，而不是通过特殊主义建构的普遍主义。
从特殊主义出发的普遍主义，到建构具有普遍性的特殊主义，从中国中心主义的坍塌到重建民族国家的新的主体性，这不止是一个政治问题，更是一个文化问题。郭嵩焘在此一不能回避的历程中，贡献了远高于流辈的见识和智慧。或许，这种见识和智慧正是他与他的时代、他的周遭格格不入的重要原因之所在，使得他的生平和仕途，更加举步维艰，坎坷不断，充满争议、攻讦乃至毁谤，也充满传奇色彩。
本文转自https://t.cn/A66rLC2f
《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孟泽著 岳麓书社。题词内容：独醒之累！https://t.cn/A66rLC2V
对无常的恐惧，如何克服？
月明天心 2022-04-13
无常的出现
通常都充满着惊惧和伤痛
无常暗示着诸事多变，下一刻，事物已经不再是原貌了。
一位尊者在《道歌集》中，用了八种比喻让我们了解无常：
绘画的金色佛像终会褪色；
美丽的鲜花到秋天会被寒霜冻死；
高谷奔腾咆哮的瀑布，
流至平原会缓缓无力；
绿绿的稻田终会被镰刀砍割；
精美的绸缎也会被利剪裁截；
精勤积累的珍贵财宝，人死时终会被舍弃；
初三的新月清丽动人，但不久就会变得形态臃肿；
初生的孩子极可爱，突然遭受违缘也会夭折。
《贤愚经》中说：
高必坠，聚必散，合必离，生必死，这是人生亘古不变的必然规律。
无常的出现，通常都充满着惊惧和伤痛：人生难逃生老病死，无论被其中的哪一支箭射中，我们都会痛彻心扉。这种痛不仅来自身体，更多是因为心灵。爱人的永别，熟悉的世界荡然无存，你会感到陌生、孤独甚至恐惧。
对于逝者，痛苦更是叠加式弥漫开来。在《中有教授听闻解脱》里记载，人死了之后最大的悲哀，就是当你离开身体，看见你的家人扶着你的身体哭的时候，你会觉得“我在这里，那不是我”。但是无论你怎么嘶吼，他们听不到你的声音，看不到你的人，那是很痛苦的，马上自己就悲从中来晕厥过去了。
晕死醒来种种的情景又会悲伤，家里人对你的思念，都会成为自己成倍的悲伤，叠加在自己身心世界，一次一次因为悲伤而晕死过去。一个中阴身，也就是我们讲的“鬼”，离开人身之后的每一次的晕厥，都是因为悲伤。
实际上，人死之后，只是脱掉肉身这个色壳子，神识将随业受报、或者往生净土、或者六道轮转。所谓的“死亡”不是真的死亡，只是肉体消亡，但是神识不会死，神识会随业受报，可能成佛做菩萨，也可能在六道中轮回。但不管在哪里，只要以佛法利益他们，生命一接受到佛法的能量，马上就会发生神奇的变化：
地狱众生的苦停止了；
饿鬼道众生获得了饱满；
天人的宫殿更加美丽，天福增益；
极乐世界的菩萨莲品高升，青色青光的莲花变成了红色红光。
所以，对于离世的亲眷，都可以依赖我们积聚的功德回向而超荐离苦。
这样的生命处处都春光明媚，当一个生命处于无明、无知的状态，生老病死都是苦，爱是苦，恨亦苦，甚至连收获都是一种潜伏的危机，幸福快乐都变成坏苦。如果生命觉悟了、觉醒了，那生老病死都是生命的流程，都是沿途的风景，这样的生命处处都春光明媚，都呈现着生命本有的属性和庄严。
当觉悟者自己能安置自己了，他对人生、对世界的态度就会发生本质的转变。一个不安的、对未知充满恐惧的人，需要安全感的时候，就会产生很执着的贪嗔痴，他不仅仅过不好自己的生活，也没有办法与这个世界、与众生和谐共处，他处理不好这种关系。
一个觉悟者就不同了，他既能安放自己又能善待他人。生命是光明的，付出是有温度的，他不仅用爱去回报世界，同时也会用宽容去善待仇恨、化消冤仇。学佛就是为了追求觉悟，一旦一个人觉悟之后就会发生神奇的转变，所以叫“转凡成圣”。
通过佛法的修行，了悟并安住在佛性的光明中，再回过头以忏悔的方式擦掉生命里留下的秽迹，这样的你，才有可能自在地面对和超越生老病死的苦难。但学佛之后就不会病了吗？会病的，有可能病得还挺严重，这时就看你是皈依病还是皈依佛。
皈依佛，对病就无所畏惧，跟佛在一起，心很安稳。身体虽然被绑架了，心自由自在，海阔天空。只是有时想要断除恶缘金盆洗手，并不容易。恶业会现前，负能量会来绑架，充满违缘的事一桩接着一桩，想做好人、想追随佛陀似乎举步维艰。
这时只有忏悔。向曾经伤害过的众生发露悔过，后不再造。当你真正明白的那一天，会为曾经吃下的每一口肉、做错的每一件事痛哭流涕。时刻反省是佛弟子的功课。在凡夫的生命中有地狱、饿鬼、畜生的状态。
上品贪嗔痴就是地狱，中品贪嗔痴就是饿鬼，下品贪嗔痴就是畜生。每个人都有贪、嗔、痴的种子，每个人都有地狱、饿鬼、畜生的基因。如何能把这种基因去除，就是修行。所以修行是非常实在的一件事情。
学佛之后，时时刻刻保持正念，保持悲悯，保持生命的正能量。当你的生命越来越澄清、越来越光明时，就能欢喜地接受生老病死。你欢喜是因为终于觉悟到佛性是不生不灭的，它先天而生，超日月光而存在，你能安住在佛性当中是还复给生命最无上的尊严。
人类数千年乃至超过万年的文明，沉淀在历史的河床上，那些人物、财富、过往的事件，都如过眼云烟消失殆尽了。但这种生命的觉悟，道德的品格行为，成熟的、圣人的情怀、思想，却如黄金一样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
——传喜法师
月明天心 2022-04-13
无常的出现
通常都充满着惊惧和伤痛
无常暗示着诸事多变，下一刻，事物已经不再是原貌了。
一位尊者在《道歌集》中，用了八种比喻让我们了解无常：
绘画的金色佛像终会褪色；
美丽的鲜花到秋天会被寒霜冻死；
高谷奔腾咆哮的瀑布，
流至平原会缓缓无力；
绿绿的稻田终会被镰刀砍割；
精美的绸缎也会被利剪裁截；
精勤积累的珍贵财宝，人死时终会被舍弃；
初三的新月清丽动人，但不久就会变得形态臃肿；
初生的孩子极可爱，突然遭受违缘也会夭折。
《贤愚经》中说：
高必坠，聚必散，合必离，生必死，这是人生亘古不变的必然规律。
无常的出现，通常都充满着惊惧和伤痛：人生难逃生老病死，无论被其中的哪一支箭射中，我们都会痛彻心扉。这种痛不仅来自身体，更多是因为心灵。爱人的永别，熟悉的世界荡然无存，你会感到陌生、孤独甚至恐惧。
对于逝者，痛苦更是叠加式弥漫开来。在《中有教授听闻解脱》里记载，人死了之后最大的悲哀，就是当你离开身体，看见你的家人扶着你的身体哭的时候，你会觉得“我在这里，那不是我”。但是无论你怎么嘶吼，他们听不到你的声音，看不到你的人，那是很痛苦的，马上自己就悲从中来晕厥过去了。
晕死醒来种种的情景又会悲伤，家里人对你的思念，都会成为自己成倍的悲伤，叠加在自己身心世界，一次一次因为悲伤而晕死过去。一个中阴身，也就是我们讲的“鬼”，离开人身之后的每一次的晕厥，都是因为悲伤。
实际上，人死之后，只是脱掉肉身这个色壳子，神识将随业受报、或者往生净土、或者六道轮转。所谓的“死亡”不是真的死亡，只是肉体消亡，但是神识不会死，神识会随业受报，可能成佛做菩萨，也可能在六道中轮回。但不管在哪里，只要以佛法利益他们，生命一接受到佛法的能量，马上就会发生神奇的变化：
地狱众生的苦停止了；
饿鬼道众生获得了饱满；
天人的宫殿更加美丽，天福增益；
极乐世界的菩萨莲品高升，青色青光的莲花变成了红色红光。
所以，对于离世的亲眷，都可以依赖我们积聚的功德回向而超荐离苦。
这样的生命处处都春光明媚，当一个生命处于无明、无知的状态，生老病死都是苦，爱是苦，恨亦苦，甚至连收获都是一种潜伏的危机，幸福快乐都变成坏苦。如果生命觉悟了、觉醒了，那生老病死都是生命的流程，都是沿途的风景，这样的生命处处都春光明媚，都呈现着生命本有的属性和庄严。
当觉悟者自己能安置自己了，他对人生、对世界的态度就会发生本质的转变。一个不安的、对未知充满恐惧的人，需要安全感的时候，就会产生很执着的贪嗔痴，他不仅仅过不好自己的生活，也没有办法与这个世界、与众生和谐共处，他处理不好这种关系。
一个觉悟者就不同了，他既能安放自己又能善待他人。生命是光明的，付出是有温度的，他不仅用爱去回报世界，同时也会用宽容去善待仇恨、化消冤仇。学佛就是为了追求觉悟，一旦一个人觉悟之后就会发生神奇的转变，所以叫“转凡成圣”。
通过佛法的修行，了悟并安住在佛性的光明中，再回过头以忏悔的方式擦掉生命里留下的秽迹，这样的你，才有可能自在地面对和超越生老病死的苦难。但学佛之后就不会病了吗？会病的，有可能病得还挺严重，这时就看你是皈依病还是皈依佛。
皈依佛，对病就无所畏惧，跟佛在一起，心很安稳。身体虽然被绑架了，心自由自在，海阔天空。只是有时想要断除恶缘金盆洗手，并不容易。恶业会现前，负能量会来绑架，充满违缘的事一桩接着一桩，想做好人、想追随佛陀似乎举步维艰。
这时只有忏悔。向曾经伤害过的众生发露悔过，后不再造。当你真正明白的那一天，会为曾经吃下的每一口肉、做错的每一件事痛哭流涕。时刻反省是佛弟子的功课。在凡夫的生命中有地狱、饿鬼、畜生的状态。
上品贪嗔痴就是地狱，中品贪嗔痴就是饿鬼，下品贪嗔痴就是畜生。每个人都有贪、嗔、痴的种子，每个人都有地狱、饿鬼、畜生的基因。如何能把这种基因去除，就是修行。所以修行是非常实在的一件事情。
学佛之后，时时刻刻保持正念，保持悲悯，保持生命的正能量。当你的生命越来越澄清、越来越光明时，就能欢喜地接受生老病死。你欢喜是因为终于觉悟到佛性是不生不灭的，它先天而生，超日月光而存在，你能安住在佛性当中是还复给生命最无上的尊严。
人类数千年乃至超过万年的文明，沉淀在历史的河床上，那些人物、财富、过往的事件，都如过眼云烟消失殆尽了。但这种生命的觉悟，道德的品格行为，成熟的、圣人的情怀、思想，却如黄金一样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
——传喜法师
凯里学院理学院20数本1班于2022年4月10日19:00在51101教室开展“心理健康”教育主题班会，本次生活会由班长罗雨涵主持，20数本1班全体同学参会。本次会议内容主要为以下内容:
一、对现实具有有效率的知觉。
二、具有自发而不流俗的思想。
三、既能悦纳自己，也能悦纳他人。
四、在环境中能保持独立，欣赏宁静。
五、注意哲学与道德的理论。
六、对于平常事物，甚至每天的例行的工作常保持兴趣。
会议过程中，同学们认真听讲，班会举办得十分成功。
一、对现实具有有效率的知觉。
二、具有自发而不流俗的思想。
三、既能悦纳自己，也能悦纳他人。
四、在环境中能保持独立，欣赏宁静。
五、注意哲学与道德的理论。
六、对于平常事物，甚至每天的例行的工作常保持兴趣。
会议过程中，同学们认真听讲，班会举办得十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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