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开放大学常见疑问
1、问：国家开放大学每年组织几次课程考试？
答：纸考课程每年两次课程考试（即一学期一次考试），通常分别在一月和七月期间指定2-4天时间考试。基于网络考试的课程每年4次课程考试（即一学期两次考试，特殊课程除外），通常分别在3月（或9月）的 1-5日、1月（或7月）的1-23日左右进行。基于网络考核课程还在部分试点分校开展了预约考试，一学期一次，分别是5月（或11月）期间的某十天内。
2、问：课程考试不及格是否可以补考？
答：开放教育实行滚动开设课程，每学期都安排全部课程的考试，不单独安排补考。如果你参加课程考试不及格，也不必担心，可以参加下学期或以后学期相同科目的考试，直到考试成绩合格为止。
3、问：补考和重考成绩如何计算？对申请学位有影响吗？
答:成绩按照考试的实际成绩算。补考和重考不会对申请学位有影响。
4、问：如果一门课程的正考和补考都不及格怎么办？
答：如果一门课程的正考和补考都不及格，在学籍有效期内，可再随其他年级补考。“开放教育”考试每学期期末组织一次，不设补考，可重新参加下一轮考试。
5、问：一门课程的补考，有次数限制吗？如何交费？
答：目前没有限制，收费按各省规定执行。
6、问：形成性考核不及格，能否参加终结性考试？
答：课程形成性考核成绩在综合成绩中所占比例小于或等于30%时，学生完成一半以上的形成性考核任务后，形成性考核不及格也可参加终结性考试；课程形成性考核成绩所占比例大于30%且执行“双及格”时，学生的形成性考核成绩不及格，不能参加终结性考试。
7、问：考试时间可否安排在双休日？
答：这是考生个别化考试需要。因开设专业多，课程多，如果都安排在双休日，有一定难度，但会尽力安排与协调。
1、问：国家开放大学每年组织几次课程考试？
答：纸考课程每年两次课程考试（即一学期一次考试），通常分别在一月和七月期间指定2-4天时间考试。基于网络考试的课程每年4次课程考试（即一学期两次考试，特殊课程除外），通常分别在3月（或9月）的 1-5日、1月（或7月）的1-23日左右进行。基于网络考核课程还在部分试点分校开展了预约考试，一学期一次，分别是5月（或11月）期间的某十天内。
2、问：课程考试不及格是否可以补考？
答：开放教育实行滚动开设课程，每学期都安排全部课程的考试，不单独安排补考。如果你参加课程考试不及格，也不必担心，可以参加下学期或以后学期相同科目的考试，直到考试成绩合格为止。
3、问：补考和重考成绩如何计算？对申请学位有影响吗？
答:成绩按照考试的实际成绩算。补考和重考不会对申请学位有影响。
4、问：如果一门课程的正考和补考都不及格怎么办？
答：如果一门课程的正考和补考都不及格，在学籍有效期内，可再随其他年级补考。“开放教育”考试每学期期末组织一次，不设补考，可重新参加下一轮考试。
5、问：一门课程的补考，有次数限制吗？如何交费？
答：目前没有限制，收费按各省规定执行。
6、问：形成性考核不及格，能否参加终结性考试？
答：课程形成性考核成绩在综合成绩中所占比例小于或等于30%时，学生完成一半以上的形成性考核任务后，形成性考核不及格也可参加终结性考试；课程形成性考核成绩所占比例大于30%且执行“双及格”时，学生的形成性考核成绩不及格，不能参加终结性考试。
7、问：考试时间可否安排在双休日？
答：这是考生个别化考试需要。因开设专业多，课程多，如果都安排在双休日，有一定难度，但会尽力安排与协调。
6天涨186%的拓新药业今复牌 自曝四大预警
来源：券商中国 11-22 07:15
导语： 根据数据可以看出，除了机构资金介入外，地处深圳的券商营业部对拓新药业的炒作最为明显。
停牌1周后，妖股拓新药业本周一复牌！
同时，在停牌核查结果暨复牌公告中，拓新药业明确表示，公司与默沙东不存在合作关系，未向默沙东供应尿苷产品。
此前，拓新药业蹭上“新冠特效药”热点，股价6个交易日涨了186%。而股价暴涨，与默沙东最新获批的“新冠神药”消息有关，市场此前一直炒作称拓新药业有向默沙东供货。对此，拓新药业也一直澄而不清，举止暧昧，让市场产生遐想。
如今，随着公司明确否认供货传闻，股价也就失去了炒作的价值。在停牌前一天高位买入拓新药业的机构及散户们，估计要无眠了。
妖股拓新药业周一复牌
在停牌一周后，拓新药业于11月19日晚间披露了股票停牌核查结果暨复牌公告，公司股票将于11月22日开市起复牌。
在此次核查结果中，拓新药业发布了四则“预警”，具体来看：
一、公司不在默沙东的合格供应商名录系统中，公司未与默沙东签署任何合作协议，与其不存在合作关系，未向默沙东供应尿苷产品。(注：拓新药业股价暴涨与默沙东最新获批的“新冠神药”消息有关，市场此前一直炒作称拓新药业有向默沙东供货，拓新药业也一直澄而不清。如今，公司明确否认供货传闻，股价也就失去了炒作的价值。)
二、尿苷系医药中间体，属于核苷类化合物，其生产工艺较为成熟，不存在较高的技术壁垒及市场准入门槛。长期以来，尿苷主要用于制造氟尿嘧啶脱氧核苷、碘苷等抗肿瘤药物，历史年度市场需求较小。根据公开市场信息，目前尿苷的国内主要生产企业包括拓新药业、诚意药业。
三、公司尿苷产品对业绩影响不大，目前没有在手尿苷订单。拓新药业称，尿苷作为医药中间体生产工艺较为成熟，不存在较高的技术壁垒及市场准入门槛。2020年和2021年1-9 月，公司尿苷分别实现销量76.35吨和51.35吨，公司尿苷分别实现销售收入5820万元和3741万元，占公司各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11.02%和9.63%，对业绩影响不大。(注：这意味着，拓新药业2020年及2021年1-9月签订尿苷供应合同已交付完毕，10月至今都没有新的订单。)
四、短期内股价涨幅较大，或存在二级市场炒作风险。拓新药业称，公司属于医药制造业，截至11月12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公布的医药制造业的最新市盈率(滚动)为30.54倍，公司收盘市盈率(滚动)为122.46倍，公司股价短期内涨幅较大，可能存在二级市场炒作风险。
拓新药业提醒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值得注意的是，在停牌的前一个交易日，即11月12日，拓新药业股价录得20CM涨停，全天成交额达到10.6亿元，换手率接近45%。盘后龙虎榜数据显示，一机构席位买入4766万元，同时卖出967万元，占据买入席位第一的位置；此外，招商证券深圳招商证券大厦营业部净买入超2000万元；西部证券深圳深南大道营业部，中信建投福清田乾路营业部、中国中金财富证券北京宋庄路营业部的买入金额超1700万元，且卖出金额也均超过1000万元，短线炒作迹象非常明显。
6天暴涨186%
拓新药业主要从事核苷(酸)类原料药及医药中间体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下游应用领域主要包括抗病毒、抗肿瘤及神经系统药物的研发和生产。公司于今年10月27日在创业板上市，发行价为19.11元/股，上市首日涨幅为50.81%，随后几天股价维持震荡格局，表现并不算惊艳，当时在资本市场的知名度也不太高。
但是，在成功的蹭上默沙东“新冠特效药”这个大热点后，拓新药业的股价彻底被点燃，短短6个交易日的时间涨了186%，期间录得5个20cm涨停。凭借犀利的涨势，拓新药业在资本市场上名声大噪，并获得了“新冠神药妖股”的称号。
自上市以来，拓新药业的股票总共交易了13个交易日，最新股价为91.19元/股，较发行价上涨377%。
我们来回顾下拓新药业是如何“走红”的：
11月4日晚间，英国药品与保健品管理局宣布，已批准默沙东研发的口服抗新冠药物莫那比拉韦用于特定新冠患者。这是全球面世的首款抗新冠口服药物。莫那比拉韦由默沙东和美国里奇巴克生物医药公司联合研发，是一种针对RNA病毒的小分子广谱抗病毒口服药，可抑制新冠病毒复制。默克公司10月初公布的Ⅲ期临床试验中期分析数据显示，该药物可将轻度至中度症状新冠患者的住院或死亡风险降低约50%。
其实，10月底以来，就不断有投资者在互动平台上向拓新药业提问，“听闻公司有供货给默沙东全球第一款抗新冠口服药物Molnupiravir的原料药，请问是否属实？”对此，拓新药业当时的回答是：“公司的尿苷通过贸易商出口”，“公司提供EIDD-2801的原料尿苷，EIDD-2801是生产新冠口服药Molnupiravir的原料”。而对于投资者询问的“公司与默沙东新冠新药有什么联系 ”这一问题，拓新药业仅回答，“具体以公告为准。”
拓新药业的上述回答并未说明公司是否向默沙东供货的情况，但正是这种答复，让不少投资者产生了遐想，认为公司就是默沙东“新冠特效药”的原料供应商。
接下来的市场表现，我们也看到了，在默沙东研发的全球首款抗新冠口服药获批上市的消息披露后的第二天，即11月5日，拓新药业股价高开高走，开盘5分钟就封死了涨停板直至收盘，随后5个交易日拓新药业又收获了4个20CM涨停板。
直到11月12日晚间，在深交所的关注函追问下，拓新药业才明确表示，“公司未与默沙东签署任何合作协议，与其不存在任何直接合作关系，公司不在其合格供应商名录系统里；公司未直接向默沙东供应尿苷产品。”，目前“无尿苷在手订单”。
谁在炒作拓新药业？
11月12日盘后，深交所在其发布的“深市监管动态”中明确表示，对近期涨幅异常的“拓新药业”“中青宝”进行重点监控。
在股价暴涨期间，究竟是哪些资金在炒作妖股拓新药业呢？
深交所披露的数据显示，拓新药业在11月5日至11月12日累计上涨185.77%，涨幅严重异常期间，获自然人累计买入30.69亿元，占比73.06%；其中，中小投资者累计买入16.99亿元，占比40.44%。机构累计买入11.32亿元，占比26.94%。
从龙虎榜数据中，也可以看出机构及游资的炒作迹象。
11月8日盘后，拓新药业披露的数据显示，近三个交易日(11月4日、5日、8日)，该股票的买卖前5席位均为游资营业部。其中，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无锡人民中路营业部买入2651万元，同时卖出161万元；华鑫证券上海分公司买入2470万元，同时卖出974万元；国泰君安成都双庆路营业部买入1495万元，同时卖出877万元。
11月10日盘后，拓新药业披露的数据显示，近三个交易日(11月8日、9日、10日)，西部证券深圳深南大道营业部买入7847万元；一机构专用席位买入4010万元，同时卖出1309万元；民生证券深圳第二分公司买入3208万元；招商证券深圳招商证券大厦营业部买入2841万元，同时卖出424万元。
11月12日盘后，拓新药业龙虎榜数据显示，近三个交易日(11月10日、11日、12日)，一机构席位买入8342万元，同时卖出1771万元，占据买入席位第一的位置；中信建投福清田乾路营业部买入3739万元，同时卖出3757万元；招商证券深圳宝兴路营业部买入3715万元，同时卖出3588万元；招商证券深圳招商证券大厦营业部买入3177万元；西部证券深圳深南大道营业部买入1816万元，同时卖出6129万元；民生证券深圳第二分公司卖出4200多万元。
上述数据可以看出，除了机构资金介入外，地处深圳的券商营业部对拓新药业的炒作最为明显。
来源：券商中国 11-22 07:15
导语： 根据数据可以看出，除了机构资金介入外，地处深圳的券商营业部对拓新药业的炒作最为明显。
停牌1周后，妖股拓新药业本周一复牌！
同时，在停牌核查结果暨复牌公告中，拓新药业明确表示，公司与默沙东不存在合作关系，未向默沙东供应尿苷产品。
此前，拓新药业蹭上“新冠特效药”热点，股价6个交易日涨了186%。而股价暴涨，与默沙东最新获批的“新冠神药”消息有关，市场此前一直炒作称拓新药业有向默沙东供货。对此，拓新药业也一直澄而不清，举止暧昧，让市场产生遐想。
如今，随着公司明确否认供货传闻，股价也就失去了炒作的价值。在停牌前一天高位买入拓新药业的机构及散户们，估计要无眠了。
妖股拓新药业周一复牌
在停牌一周后，拓新药业于11月19日晚间披露了股票停牌核查结果暨复牌公告，公司股票将于11月22日开市起复牌。
在此次核查结果中，拓新药业发布了四则“预警”，具体来看：
一、公司不在默沙东的合格供应商名录系统中，公司未与默沙东签署任何合作协议，与其不存在合作关系，未向默沙东供应尿苷产品。(注：拓新药业股价暴涨与默沙东最新获批的“新冠神药”消息有关，市场此前一直炒作称拓新药业有向默沙东供货，拓新药业也一直澄而不清。如今，公司明确否认供货传闻，股价也就失去了炒作的价值。)
二、尿苷系医药中间体，属于核苷类化合物，其生产工艺较为成熟，不存在较高的技术壁垒及市场准入门槛。长期以来，尿苷主要用于制造氟尿嘧啶脱氧核苷、碘苷等抗肿瘤药物，历史年度市场需求较小。根据公开市场信息，目前尿苷的国内主要生产企业包括拓新药业、诚意药业。
三、公司尿苷产品对业绩影响不大，目前没有在手尿苷订单。拓新药业称，尿苷作为医药中间体生产工艺较为成熟，不存在较高的技术壁垒及市场准入门槛。2020年和2021年1-9 月，公司尿苷分别实现销量76.35吨和51.35吨，公司尿苷分别实现销售收入5820万元和3741万元，占公司各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11.02%和9.63%，对业绩影响不大。(注：这意味着，拓新药业2020年及2021年1-9月签订尿苷供应合同已交付完毕，10月至今都没有新的订单。)
四、短期内股价涨幅较大，或存在二级市场炒作风险。拓新药业称，公司属于医药制造业，截至11月12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公布的医药制造业的最新市盈率(滚动)为30.54倍，公司收盘市盈率(滚动)为122.46倍，公司股价短期内涨幅较大，可能存在二级市场炒作风险。
拓新药业提醒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值得注意的是，在停牌的前一个交易日，即11月12日，拓新药业股价录得20CM涨停，全天成交额达到10.6亿元，换手率接近45%。盘后龙虎榜数据显示，一机构席位买入4766万元，同时卖出967万元，占据买入席位第一的位置；此外，招商证券深圳招商证券大厦营业部净买入超2000万元；西部证券深圳深南大道营业部，中信建投福清田乾路营业部、中国中金财富证券北京宋庄路营业部的买入金额超1700万元，且卖出金额也均超过1000万元，短线炒作迹象非常明显。
6天暴涨186%
拓新药业主要从事核苷(酸)类原料药及医药中间体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下游应用领域主要包括抗病毒、抗肿瘤及神经系统药物的研发和生产。公司于今年10月27日在创业板上市，发行价为19.11元/股，上市首日涨幅为50.81%，随后几天股价维持震荡格局，表现并不算惊艳，当时在资本市场的知名度也不太高。
但是，在成功的蹭上默沙东“新冠特效药”这个大热点后，拓新药业的股价彻底被点燃，短短6个交易日的时间涨了186%，期间录得5个20cm涨停。凭借犀利的涨势，拓新药业在资本市场上名声大噪，并获得了“新冠神药妖股”的称号。
自上市以来，拓新药业的股票总共交易了13个交易日，最新股价为91.19元/股，较发行价上涨377%。
我们来回顾下拓新药业是如何“走红”的：
11月4日晚间，英国药品与保健品管理局宣布，已批准默沙东研发的口服抗新冠药物莫那比拉韦用于特定新冠患者。这是全球面世的首款抗新冠口服药物。莫那比拉韦由默沙东和美国里奇巴克生物医药公司联合研发，是一种针对RNA病毒的小分子广谱抗病毒口服药，可抑制新冠病毒复制。默克公司10月初公布的Ⅲ期临床试验中期分析数据显示，该药物可将轻度至中度症状新冠患者的住院或死亡风险降低约50%。
其实，10月底以来，就不断有投资者在互动平台上向拓新药业提问，“听闻公司有供货给默沙东全球第一款抗新冠口服药物Molnupiravir的原料药，请问是否属实？”对此，拓新药业当时的回答是：“公司的尿苷通过贸易商出口”，“公司提供EIDD-2801的原料尿苷，EIDD-2801是生产新冠口服药Molnupiravir的原料”。而对于投资者询问的“公司与默沙东新冠新药有什么联系 ”这一问题，拓新药业仅回答，“具体以公告为准。”
拓新药业的上述回答并未说明公司是否向默沙东供货的情况，但正是这种答复，让不少投资者产生了遐想，认为公司就是默沙东“新冠特效药”的原料供应商。
接下来的市场表现，我们也看到了，在默沙东研发的全球首款抗新冠口服药获批上市的消息披露后的第二天，即11月5日，拓新药业股价高开高走，开盘5分钟就封死了涨停板直至收盘，随后5个交易日拓新药业又收获了4个20CM涨停板。
直到11月12日晚间，在深交所的关注函追问下，拓新药业才明确表示，“公司未与默沙东签署任何合作协议，与其不存在任何直接合作关系，公司不在其合格供应商名录系统里；公司未直接向默沙东供应尿苷产品。”，目前“无尿苷在手订单”。
谁在炒作拓新药业？
11月12日盘后，深交所在其发布的“深市监管动态”中明确表示，对近期涨幅异常的“拓新药业”“中青宝”进行重点监控。
在股价暴涨期间，究竟是哪些资金在炒作妖股拓新药业呢？
深交所披露的数据显示，拓新药业在11月5日至11月12日累计上涨185.77%，涨幅严重异常期间，获自然人累计买入30.69亿元，占比73.06%；其中，中小投资者累计买入16.99亿元，占比40.44%。机构累计买入11.32亿元，占比26.94%。
从龙虎榜数据中，也可以看出机构及游资的炒作迹象。
11月8日盘后，拓新药业披露的数据显示，近三个交易日(11月4日、5日、8日)，该股票的买卖前5席位均为游资营业部。其中，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无锡人民中路营业部买入2651万元，同时卖出161万元；华鑫证券上海分公司买入2470万元，同时卖出974万元；国泰君安成都双庆路营业部买入1495万元，同时卖出877万元。
11月10日盘后，拓新药业披露的数据显示，近三个交易日(11月8日、9日、10日)，西部证券深圳深南大道营业部买入7847万元；一机构专用席位买入4010万元，同时卖出1309万元；民生证券深圳第二分公司买入3208万元；招商证券深圳招商证券大厦营业部买入2841万元，同时卖出424万元。
11月12日盘后，拓新药业龙虎榜数据显示，近三个交易日(11月10日、11日、12日)，一机构席位买入8342万元，同时卖出1771万元，占据买入席位第一的位置；中信建投福清田乾路营业部买入3739万元，同时卖出3757万元；招商证券深圳宝兴路营业部买入3715万元，同时卖出3588万元；招商证券深圳招商证券大厦营业部买入3177万元；西部证券深圳深南大道营业部买入1816万元，同时卖出6129万元；民生证券深圳第二分公司卖出4200多万元。
上述数据可以看出，除了机构资金介入外，地处深圳的券商营业部对拓新药业的炒作最为明显。
#钱学森回国半年提交中国导弹奠基之作# 【钱学森：毕生为强国】1956年春天，钱学森、吴有训、竺可桢、王淦昌等600多位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制定“十二年规划”大会。作为火箭技术专家，钱学森与王弼、沈元、任新民等合作，完成了第37项《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议》，将喷气技术和火箭导弹事业纳入国家长远规划。
当时，持反对意见的人说，你们搞航空工程的人应该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们最弱的就是没有自己的飞机，所以你们应该制造飞机。钱学森在会上说，不对，我们现在还没有掌握飞机制造材料和发动机等方面的技术，需要从国外买，花钱太多；应该先搞导弹，因为导弹不会花那么多钱，而且，“我们已经掌握了导弹技术”。
1956年2月，钱学森给国务院写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自此，我国的导弹研制被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3月14日，中央军委会议决定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周恩来委托聂荣臻领导航委工作。聂荣臻很快提出建导弹研究机构的方案，并得到中央军委批准。
1956年10月8日，钱学森回国一周年的日子，在北京车道沟兵器招待所，聂荣臻宣布：开展导弹研究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他鼓励大家：“在座各位是中国火箭事业的‘开国元勋’，现在人手虽然少，但只要大家团结一心，艰苦奋斗，中国的火箭、导弹事业一定会有美好的前景。”
4个月后，1957年2月18日，周恩来总理签署国务院令，任命钱学森为五院院长，那一年他46岁。周恩来曾嘱咐聂荣臻：“好好对待钱学森，科学家是我们国家的精华，他是科学家的一个代表。”
聂荣臻将五院的工作方针定为：“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成果。”聂力在书中说：“实事求是地讲，建国之初，苏联曾给予中国较大的帮助。”早在1955年4月，中苏达成苏联帮助中国建造一座700千瓦实验性重水反应堆和一台1.2米直径回旋加速器的协议；1957年初，苏联同意从中国留苏学生中抽出70多人改学导弹新技术专业。
1957年9月7日，由聂荣臻任团长，宋任穷、陈赓任副团长，钱学森、李强等为团员的“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乘专机从北京南苑机场飞赴苏联。
飞机上，聂荣臻和钱学森讨论苏联P-2导弹。钱学森判断说，苏联的这种导弹是从德国的V-2火箭演化而来的。
下面是他们之间的一段对话：
“造它，你有把握吗？”聂荣臻问。
“就看这次去苏联的结果了，只要他们肯提供有关的设备和火箭样品，保证能行。”钱学森说。
“你觉得有什么困难吗？”
“不是说，困难就像老鼠，听见脚步声就吓跑了吗……”
10月15日，中苏代表团在苏联国防部大楼举行签字仪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的协定》，这是两国历史上有名的《国防新技术协定》，也称为《10月15日协定》。
这时，苏联和美国都已爆炸了氢弹，并成功研制了洲际导弹。而此前一天，10月14日，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研制导弹、原子弹的大幕徐徐拉开了。
钱学森身兼五院院长和中科院力学研究所所长，异常繁忙。这时，一位得力的同事和朋友来到了他身边。
1939年，郭永怀考取庚子赔款留学生，赴加拿大留学，并于1941年来到加州理工学院，师从冯·卡门，与钱学森相识、相知，两人曾合作，最早在跨声速流动问题中引入上下临界马赫数的概念。1946年，钱学森推荐郭永怀到康奈尔大学，担任新成立的航空工程学院副教授。在钱学森的鼓励下，1956年10月，郭永怀带着妻子和女儿回到祖国，出任力学所副所长。
钱学森与郭永怀最相知，1957年，当有关方面询问谁最适合担任我国核武器爆炸力学工作的人选时，钱学森推荐了郭永怀。
郭永怀为我国原子弹和氢弹事业贡献了全部心血乃至生命，1968年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1999年被追认为“两弹一星元勋”。
1960年7月，正当我国仿制P-2导弹进行到最后阶段时，赫鲁晓夫下令撤走全部苏联专家，导弹研制遇到困难。毛泽东果断决定：自力更生，发展我国尖端技术。聂荣臻指示五院：“一定要争口气，依靠我们自己的专家，自力更生，立足国内，仿制P-2导弹决不能动摇，无论如何一定要搞出来。”
我国将仿制的P-2导弹称为“东风一号”，射程达590公里。1960年11月5日上午9时，“东风一号”在酒泉发射基地试射成功。聂荣臻在庆祝会上说，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大约一年半后，五院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东风二号”进行首次试射，失败了。聂荣臻指示：失败了重在总结经验教训，不要追究责任，提出“五院在技术上应由钱学森当家”。经过多次大型地面和发动机试验，1964年6月29日，“东风二号”全程试射圆满成功。
3个月后，1964年10月15日，新疆罗布泊上空升起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16日深夜22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人民日报》随即在北京各地散发了套红大字的《人民日报号外》。
美籍华人记者赵浩生曾写道：“在海外中国人的眼中，那蘑菇状烟云是怒放的中国民族的精神花朵；那以报纸、广播传出的新闻，是用彩笔写在万里云天的万金家书。”
在“东风二号”的研制过程中，聂荣臻提出要把它与核武器结合起来。他在1963年9月3日指示：“我们装备部队的核武器，应该以导弹为运载工具作为发展方向，飞机很难在现代条件下作为运载核武器的有效工具。”
但此时，“两弹结合”仍是一个梦想。
因为装到导弹上的核弹头，比起核航弹来，体积和重量都要大大缩小，要求也更加复杂和苛刻，研制难度很大。聂荣臻提议钱学森和钱三强共同主持这项工作。仅用一年多的时间，中国的科学家们就解决了导弹和核弹头结合的问题。下一步就是试验。
这是一项只能成功不许失败的试验。当初，美国、苏联搞类似试验，都是把弹头打到国土以外荒无人烟的海岛上，但中国只能打在自己的国土上，稍有差错，就相当于在自己的头上扔下一颗原子弹，将伤及祖国和人民。顶着这样的压力，钱学森在基地上连续工作了100多天。
1966年10月27日上午9时整，在酒泉导弹发射基地，核导弹喷射出橙黄色火焰，在巨大的轰鸣声中拔地而起，划破云霄，冲向蓝天，9分14秒时，精确击中目标。
第二天，即1966年10月28日，《纽约时报》的文章写道：“一位20年前在美国接受教育、培养、鼓励并成为科学名流的人，负责了这次试验，这是对冷战历史的嘲讽。1950～1955年的5年间，美国政府成为这位科学家的迫害者，将他视为异己的共产党分子予以拘捕，并试图改变他的思想，违背他的意愿滞留他，最后才放逐他出境，回到自己的祖国。”
外电评论，罗布泊的巨响震动了全世界，中国闪电般的进步像神话一样不可思议。
这一年，我国组建了战略导弹部队——第二炮兵。
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后3个月，美国也发射了自己的第一颗人造卫星。
受到巨大鼓舞，钱学森、赵九章、陆元九等人积极倡导中国也造人造地球卫星。1958年5月17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也要搞一点人造卫星。”
这一年，中科院成立“中国科学院581工作小组”，以钱学森为组长，赵九章和卫一清为副组长，协调和计划研制人造地球卫星的工作。所谓“581”，表示研制卫星是中科院1958年的头号任务。
8月20日，聂荣臻在给中央的报告中首次正式提出卫星的事：“大型卫星上天是洲际导弹成功的公开标志，是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集中表现，是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向高层空间发展不可少的工具……”
但由于受之后3年经济困难的影响等，卫星的研制被搁置了。1964年底，“两弹结合”试爆成功后，沉默许久的卫星又被提上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
1965年1月，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向周恩来递交一份建议书，谈到应尽快规划中国人造卫星的事。差不多与此同时，钱学森也写了一份报告，建议我国应重新上马人造卫星的研制。5月，中央专委批准了国防部的报告，将卫星研制列入国家计划。因为提出搞人造卫星建议的时间是1965年1月，于是，该项任务的代号被确定为“651”。
这时，钱学森提出不要专为发射人造卫星研制运载火箭，而是将导弹和探空火箭结合起来，组成卫星的运载火箭。1965年，“长征-1号”和“东风-4号”火箭同步开始研究。
这一年9月，中科院组建卫星研究设计院，赵九章任院长，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定名为“东方红一号”。然而，“文革”给刚起步的卫星研制造成灾难性影响。
1968年2月，在聂荣臻的支持下，根据钱学森的建议，中央军委责成国防科委组建成立了空间研究院，钱学森任院长，卫星工作得以在“文革”的风暴中坚持。但也就是在这时，作为中国人造卫星的倡导人和奠基人之一的赵九章，含冤去世。钱学森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1970年4月24日，钱学森、李福泽、杨国宇等在酒泉发射基地，成功利用“长征-1号”发射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当卫星在太空中播放“东方红”乐曲时，不仅中国而且世界也听到了歌声。三天后出版的《费城问讯报》写道：“这是一项伟大的工程……钱（学森）做了这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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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持反对意见的人说，你们搞航空工程的人应该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们最弱的就是没有自己的飞机，所以你们应该制造飞机。钱学森在会上说，不对，我们现在还没有掌握飞机制造材料和发动机等方面的技术，需要从国外买，花钱太多；应该先搞导弹，因为导弹不会花那么多钱，而且，“我们已经掌握了导弹技术”。
1956年2月，钱学森给国务院写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自此，我国的导弹研制被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3月14日，中央军委会议决定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周恩来委托聂荣臻领导航委工作。聂荣臻很快提出建导弹研究机构的方案，并得到中央军委批准。
1956年10月8日，钱学森回国一周年的日子，在北京车道沟兵器招待所，聂荣臻宣布：开展导弹研究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他鼓励大家：“在座各位是中国火箭事业的‘开国元勋’，现在人手虽然少，但只要大家团结一心，艰苦奋斗，中国的火箭、导弹事业一定会有美好的前景。”
4个月后，1957年2月18日，周恩来总理签署国务院令，任命钱学森为五院院长，那一年他46岁。周恩来曾嘱咐聂荣臻：“好好对待钱学森，科学家是我们国家的精华，他是科学家的一个代表。”
聂荣臻将五院的工作方针定为：“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成果。”聂力在书中说：“实事求是地讲，建国之初，苏联曾给予中国较大的帮助。”早在1955年4月，中苏达成苏联帮助中国建造一座700千瓦实验性重水反应堆和一台1.2米直径回旋加速器的协议；1957年初，苏联同意从中国留苏学生中抽出70多人改学导弹新技术专业。
1957年9月7日，由聂荣臻任团长，宋任穷、陈赓任副团长，钱学森、李强等为团员的“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乘专机从北京南苑机场飞赴苏联。
飞机上，聂荣臻和钱学森讨论苏联P-2导弹。钱学森判断说，苏联的这种导弹是从德国的V-2火箭演化而来的。
下面是他们之间的一段对话：
“造它，你有把握吗？”聂荣臻问。
“就看这次去苏联的结果了，只要他们肯提供有关的设备和火箭样品，保证能行。”钱学森说。
“你觉得有什么困难吗？”
“不是说，困难就像老鼠，听见脚步声就吓跑了吗……”
10月15日，中苏代表团在苏联国防部大楼举行签字仪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的协定》，这是两国历史上有名的《国防新技术协定》，也称为《10月15日协定》。
这时，苏联和美国都已爆炸了氢弹，并成功研制了洲际导弹。而此前一天，10月14日，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研制导弹、原子弹的大幕徐徐拉开了。
钱学森身兼五院院长和中科院力学研究所所长，异常繁忙。这时，一位得力的同事和朋友来到了他身边。
1939年，郭永怀考取庚子赔款留学生，赴加拿大留学，并于1941年来到加州理工学院，师从冯·卡门，与钱学森相识、相知，两人曾合作，最早在跨声速流动问题中引入上下临界马赫数的概念。1946年，钱学森推荐郭永怀到康奈尔大学，担任新成立的航空工程学院副教授。在钱学森的鼓励下，1956年10月，郭永怀带着妻子和女儿回到祖国，出任力学所副所长。
钱学森与郭永怀最相知，1957年，当有关方面询问谁最适合担任我国核武器爆炸力学工作的人选时，钱学森推荐了郭永怀。
郭永怀为我国原子弹和氢弹事业贡献了全部心血乃至生命，1968年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1999年被追认为“两弹一星元勋”。
1960年7月，正当我国仿制P-2导弹进行到最后阶段时，赫鲁晓夫下令撤走全部苏联专家，导弹研制遇到困难。毛泽东果断决定：自力更生，发展我国尖端技术。聂荣臻指示五院：“一定要争口气，依靠我们自己的专家，自力更生，立足国内，仿制P-2导弹决不能动摇，无论如何一定要搞出来。”
我国将仿制的P-2导弹称为“东风一号”，射程达590公里。1960年11月5日上午9时，“东风一号”在酒泉发射基地试射成功。聂荣臻在庆祝会上说，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大约一年半后，五院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东风二号”进行首次试射，失败了。聂荣臻指示：失败了重在总结经验教训，不要追究责任，提出“五院在技术上应由钱学森当家”。经过多次大型地面和发动机试验，1964年6月29日，“东风二号”全程试射圆满成功。
3个月后，1964年10月15日，新疆罗布泊上空升起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16日深夜22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人民日报》随即在北京各地散发了套红大字的《人民日报号外》。
美籍华人记者赵浩生曾写道：“在海外中国人的眼中，那蘑菇状烟云是怒放的中国民族的精神花朵；那以报纸、广播传出的新闻，是用彩笔写在万里云天的万金家书。”
在“东风二号”的研制过程中，聂荣臻提出要把它与核武器结合起来。他在1963年9月3日指示：“我们装备部队的核武器，应该以导弹为运载工具作为发展方向，飞机很难在现代条件下作为运载核武器的有效工具。”
但此时，“两弹结合”仍是一个梦想。
因为装到导弹上的核弹头，比起核航弹来，体积和重量都要大大缩小，要求也更加复杂和苛刻，研制难度很大。聂荣臻提议钱学森和钱三强共同主持这项工作。仅用一年多的时间，中国的科学家们就解决了导弹和核弹头结合的问题。下一步就是试验。
这是一项只能成功不许失败的试验。当初，美国、苏联搞类似试验，都是把弹头打到国土以外荒无人烟的海岛上，但中国只能打在自己的国土上，稍有差错，就相当于在自己的头上扔下一颗原子弹，将伤及祖国和人民。顶着这样的压力，钱学森在基地上连续工作了100多天。
1966年10月27日上午9时整，在酒泉导弹发射基地，核导弹喷射出橙黄色火焰，在巨大的轰鸣声中拔地而起，划破云霄，冲向蓝天，9分14秒时，精确击中目标。
第二天，即1966年10月28日，《纽约时报》的文章写道：“一位20年前在美国接受教育、培养、鼓励并成为科学名流的人，负责了这次试验，这是对冷战历史的嘲讽。1950～1955年的5年间，美国政府成为这位科学家的迫害者，将他视为异己的共产党分子予以拘捕，并试图改变他的思想，违背他的意愿滞留他，最后才放逐他出境，回到自己的祖国。”
外电评论，罗布泊的巨响震动了全世界，中国闪电般的进步像神话一样不可思议。
这一年，我国组建了战略导弹部队——第二炮兵。
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后3个月，美国也发射了自己的第一颗人造卫星。
受到巨大鼓舞，钱学森、赵九章、陆元九等人积极倡导中国也造人造地球卫星。1958年5月17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也要搞一点人造卫星。”
这一年，中科院成立“中国科学院581工作小组”，以钱学森为组长，赵九章和卫一清为副组长，协调和计划研制人造地球卫星的工作。所谓“581”，表示研制卫星是中科院1958年的头号任务。
8月20日，聂荣臻在给中央的报告中首次正式提出卫星的事：“大型卫星上天是洲际导弹成功的公开标志，是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集中表现，是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向高层空间发展不可少的工具……”
但由于受之后3年经济困难的影响等，卫星的研制被搁置了。1964年底，“两弹结合”试爆成功后，沉默许久的卫星又被提上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
1965年1月，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向周恩来递交一份建议书，谈到应尽快规划中国人造卫星的事。差不多与此同时，钱学森也写了一份报告，建议我国应重新上马人造卫星的研制。5月，中央专委批准了国防部的报告，将卫星研制列入国家计划。因为提出搞人造卫星建议的时间是1965年1月，于是，该项任务的代号被确定为“651”。
这时，钱学森提出不要专为发射人造卫星研制运载火箭，而是将导弹和探空火箭结合起来，组成卫星的运载火箭。1965年，“长征-1号”和“东风-4号”火箭同步开始研究。
这一年9月，中科院组建卫星研究设计院，赵九章任院长，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定名为“东方红一号”。然而，“文革”给刚起步的卫星研制造成灾难性影响。
1968年2月，在聂荣臻的支持下，根据钱学森的建议，中央军委责成国防科委组建成立了空间研究院，钱学森任院长，卫星工作得以在“文革”的风暴中坚持。但也就是在这时，作为中国人造卫星的倡导人和奠基人之一的赵九章，含冤去世。钱学森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1970年4月24日，钱学森、李福泽、杨国宇等在酒泉发射基地，成功利用“长征-1号”发射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当卫星在太空中播放“东方红”乐曲时，不仅中国而且世界也听到了歌声。三天后出版的《费城问讯报》写道：“这是一项伟大的工程……钱（学森）做了这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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