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周】360搜索网站用图侵权被判赔800元
搜索平台在提供图片搜索服务时，将搜索到的图片以一定比例缩小即缩略图进行展示，同时在缩略图上设置广告链接，以致用户在直接点击缩略图时被引流至第三方网站，其指向原图链接的搜索引擎功能被弱化，主要功能反而是提供相关的广告引流服务，损害了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侵犯了案涉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案情介绍】
原告施某君与被告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奇虎公司），2019年7月13日，施某君拍摄案涉图片，并于2019年7月25日，在搜狐号上以“阿拖施某君”账号发布题为《宁波鼓楼，唯一的古城楼遗址却成为最时尚的美食街》文章中载有涉案图片，网页截图显示搜狐号“阿拖施某君”发表文章331篇，总阅读657万。
2021年7月1日，经北京市恒德律师事务所申请，联合信任时间戳服务中心签发可信时间戳认证证书，主要内容为：1.经查询ICP备案信息，被告为“360搜索”网站的主办单位，网站首页地址：www.so.com，网站域名：so.com。2.在www.so.com网页点击360导航栏的图片，跳转至360图片搜索，输入关键词“宁波鼓楼，唯一的古城楼遗址却成为最时尚的美食街”，搜索结果显示的第一张图片为案涉图片的缩略图，缩略图下方有广告字样的文字链接，点击案涉图片的缩略图跳转至第三方网站。
2021年8月30日，经北京市恒德律师事务所申请，联合信任时间戳服务中心签发可信时间戳认证证书，主要内容为：施某君系搜狐号“阿拖施某君”的运营人。
2021年9月30日，经奇虎公司申请，联合信任时间戳服务中心签发可信时间戳认证证书，主要内容为：在360图片搜索网站，输入关键词“宁波鼓楼，唯一的古城楼遗址却成为最时尚的美食街”，搜索结果中未体现案涉图片的缩略图，未体现带有广告链接的缩略图，搜索结果中的其他缩略图上有可跳转至原来源的链接标识，点击该标识可跳转至原来源网站。
原告施某君主张被告奇虎公司未经许可提供了涉案图片的信息网络传播服务，请求判令被告赔偿经济损失3000元及合理支出1000元（律师费），共计4000元。
一、侵权行为认定
首先，施某君提供了案涉原图的详细参数信息及2019年7月25日在搜狐号发布附有案涉图片的文章，可以体现诉请保护的涉案图片，系施某君根据光线和当时环境通过调整相机的各参数、调整不同摄影角度拍摄而得，是施某君本人的独立智力劳动的创作结果，符合摄影作品独创性及艺术美感的要求。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能够认定施某君为案涉摄影作品的著作权人。
其次，奇虎公司经营的360图片搜索在搜索结果中出现案涉图片，系搜索引擎生成的缩略图，虽然缩略图大小和像素低于原图，但该图片本身已完整、清晰再现了原图的所有内容，系奇虎公司在提供搜索服务时以缩略图形式在其服务器上生成案涉图片的复制件，且缩略图保存于奇虎公司服务器中，使得公众能够在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以下载、浏览等方式获得，应当认定为奇虎公司实施了案涉图片的提供行为。
第三，奇虎公司在提供图片搜索服务时，将搜索到的图片以一定比例缩小即缩略图进行展示，同时在案涉图片的缩略图上设置广告链接，以致用户在直接点击缩略图时被引流至第三方网站，而用户需将鼠标停留在缩略图上,待显示原图文字链接后，再点击该链接才能跳转至案涉图片原来源网站，奇虎公司该行为对用户打开原图链接增设障碍，其指向原图链接的搜索引擎功能被弱化，主要功能反而是提供相关的广告服务，因此，奇虎公司的上述行为影响了著作权人对作品的正常使用，使得用户通常情况下并不会再访问案涉图片的原来源网站，不合理地损害了施某君的合法权益，侵犯了施某君对案涉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奇虎公司抗辩其系合理使用行为，施某君在起诉前怠于发出侵权通知，视为可以接受奇虎公司的使用行为，其未对施某君造成不合理损害。权利人是否向网络服务提供者发出侵权通知，系权利人可选择的维权方式，而非应当履行的义务，因此，奇虎公司该抗辩理由不能成为其侵犯施某君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免责事由，可在确定损害赔偿数额时予以酌情考虑。
二、责任承担
因施某君未举证证明其因侵权行为受到的损失及奇虎公司侵权获利，根据以下因素进行酌情确定：1.被侵权作品的类型、创作难度；2.施某君自媒体搜狐号体现657万总阅读量，具有一定传播影响力；3.施某君同期进行批量维权诉讼70余起，所支出的取证费用、律师代理费等各案均摊到个案的维权成本较低；4.奇虎公司提供的搜索引擎服务为社会公众带来搜索便利，且搜索结果中其余无广告链接的缩略图客观上有利于施某君作品的传播；5.奇虎公司在360搜索的网站上公布有投诉渠道和投诉方式，权利人能够通过通知删除等方法，最大限度地缩小损害，但施某君在起诉前并未向奇虎公司发出侵权通知。综合以上因素酌情确定本案赔偿数额（含维权合理开支）为800元。
三、判决结果
综上，判令奇虎公司应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施某君经济损失（含维权合理开支）800元。
奇虎公司上诉后，二审维持。
【法官评语】
本案裁判析理从涉案图片作品性质评价出发，根据著作权法认定施某君为涉案摄影作品的著作权人。奇虎公司经营的360图片搜索在搜索结果中出现案涉图片，系搜索引擎生成的缩略图，且实质替代其他网络服务提供者向公众提供了涉案作品，应认定奇虎公司实施了涉案作品的提供行为。同时奇虎公司在缩略图上设置广告链接，以致用户在直接点击缩略图时被引流至第三方网站，其指向原图链接的搜索引擎功能被弱化，主要功能反而是提供相关的广告引流服务，影响了著作权人对作品的正常使用，不合理地损害了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侵犯了案涉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关于赔偿数额，综合考虑作品类型创作难度、作品影响力、维权成本等因素。此外，奇虎公司提供的360搜索平台为社会公众带来搜索便利，客观上有利于实现包括案涉作品在内的智力成果共享，从平衡著作权人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的目的出发，可酌情降低赔偿数额；是否发出维权通知是权利人的维权方式选择，不能成为奇虎公司的免责事由，但奇虎公司的360搜索平台附有相应的知识产权投诉渠道，著作权人及时发出维权通知，有利于高效、便捷、最大限度地缩小损害，通过诉讼维权并非唯一的方式，施某君在固定证据后直接批量提起70余起诉讼案件维权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知识产权保护的宗旨，占用大量司法资源，此种方式不宜提倡。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第五十四条 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因此受到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难以计算的，可以参照该权利使用费给予赔偿。对故意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情节严重的，可以在按照上述方法确定数额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给予赔偿。
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侵权人的违法所得、权利使用费难以计算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百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的赔偿。
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
人民法院为确定赔偿数额，在权利人已经尽了必要举证责任，而与侵权行为相关的账簿、资料等主要由侵权人掌握的，可以责令侵权人提供与侵权行为相关的账簿、资料等；侵权人不提供，或者提供虚假的账簿、资料等的，人民法院可以参考权利人的主张和提供的证据确定赔偿数额。
人民法院审理著作权纠纷案件，应权利人请求，对侵权复制品，除特殊情况外，责令销毁；对主要用于制造侵权复制品的材料、工具、设备等，责令销毁，且不予补偿；或者在特殊情况下，责令禁止前述材料、工具、设备等进入商业渠道，且不予补偿。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三条 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未经许可，通过信息网络提供权利人享有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构成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行为。
通过上传到网络服务器、设置共享文件或者利用文件分享软件等方式，将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置于信息网络中，使公众能够在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以下载、浏览或者其他方式获得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实施了前款规定的提供行为。
第五条 网络服务提供者以提供网页快照、缩略图等方式实质替代其他网络服务提供者向公众提供相关作品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构成提供行为。
前款规定的提供行为不影响相关作品的正常使用，且未不合理损害权利人对该作品的合法权益，网络服务提供者主张其未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搜索平台在提供图片搜索服务时，将搜索到的图片以一定比例缩小即缩略图进行展示，同时在缩略图上设置广告链接，以致用户在直接点击缩略图时被引流至第三方网站，其指向原图链接的搜索引擎功能被弱化，主要功能反而是提供相关的广告引流服务，损害了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侵犯了案涉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案情介绍】
原告施某君与被告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奇虎公司），2019年7月13日，施某君拍摄案涉图片，并于2019年7月25日，在搜狐号上以“阿拖施某君”账号发布题为《宁波鼓楼，唯一的古城楼遗址却成为最时尚的美食街》文章中载有涉案图片，网页截图显示搜狐号“阿拖施某君”发表文章331篇，总阅读657万。
2021年7月1日，经北京市恒德律师事务所申请，联合信任时间戳服务中心签发可信时间戳认证证书，主要内容为：1.经查询ICP备案信息，被告为“360搜索”网站的主办单位，网站首页地址：www.so.com，网站域名：so.com。2.在www.so.com网页点击360导航栏的图片，跳转至360图片搜索，输入关键词“宁波鼓楼，唯一的古城楼遗址却成为最时尚的美食街”，搜索结果显示的第一张图片为案涉图片的缩略图，缩略图下方有广告字样的文字链接，点击案涉图片的缩略图跳转至第三方网站。
2021年8月30日，经北京市恒德律师事务所申请，联合信任时间戳服务中心签发可信时间戳认证证书，主要内容为：施某君系搜狐号“阿拖施某君”的运营人。
2021年9月30日，经奇虎公司申请，联合信任时间戳服务中心签发可信时间戳认证证书，主要内容为：在360图片搜索网站，输入关键词“宁波鼓楼，唯一的古城楼遗址却成为最时尚的美食街”，搜索结果中未体现案涉图片的缩略图，未体现带有广告链接的缩略图，搜索结果中的其他缩略图上有可跳转至原来源的链接标识，点击该标识可跳转至原来源网站。
原告施某君主张被告奇虎公司未经许可提供了涉案图片的信息网络传播服务，请求判令被告赔偿经济损失3000元及合理支出1000元（律师费），共计4000元。
一、侵权行为认定
首先，施某君提供了案涉原图的详细参数信息及2019年7月25日在搜狐号发布附有案涉图片的文章，可以体现诉请保护的涉案图片，系施某君根据光线和当时环境通过调整相机的各参数、调整不同摄影角度拍摄而得，是施某君本人的独立智力劳动的创作结果，符合摄影作品独创性及艺术美感的要求。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能够认定施某君为案涉摄影作品的著作权人。
其次，奇虎公司经营的360图片搜索在搜索结果中出现案涉图片，系搜索引擎生成的缩略图，虽然缩略图大小和像素低于原图，但该图片本身已完整、清晰再现了原图的所有内容，系奇虎公司在提供搜索服务时以缩略图形式在其服务器上生成案涉图片的复制件，且缩略图保存于奇虎公司服务器中，使得公众能够在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以下载、浏览等方式获得，应当认定为奇虎公司实施了案涉图片的提供行为。
第三，奇虎公司在提供图片搜索服务时，将搜索到的图片以一定比例缩小即缩略图进行展示，同时在案涉图片的缩略图上设置广告链接，以致用户在直接点击缩略图时被引流至第三方网站，而用户需将鼠标停留在缩略图上,待显示原图文字链接后，再点击该链接才能跳转至案涉图片原来源网站，奇虎公司该行为对用户打开原图链接增设障碍，其指向原图链接的搜索引擎功能被弱化，主要功能反而是提供相关的广告服务，因此，奇虎公司的上述行为影响了著作权人对作品的正常使用，使得用户通常情况下并不会再访问案涉图片的原来源网站，不合理地损害了施某君的合法权益，侵犯了施某君对案涉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奇虎公司抗辩其系合理使用行为，施某君在起诉前怠于发出侵权通知，视为可以接受奇虎公司的使用行为，其未对施某君造成不合理损害。权利人是否向网络服务提供者发出侵权通知，系权利人可选择的维权方式，而非应当履行的义务，因此，奇虎公司该抗辩理由不能成为其侵犯施某君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免责事由，可在确定损害赔偿数额时予以酌情考虑。
二、责任承担
因施某君未举证证明其因侵权行为受到的损失及奇虎公司侵权获利，根据以下因素进行酌情确定：1.被侵权作品的类型、创作难度；2.施某君自媒体搜狐号体现657万总阅读量，具有一定传播影响力；3.施某君同期进行批量维权诉讼70余起，所支出的取证费用、律师代理费等各案均摊到个案的维权成本较低；4.奇虎公司提供的搜索引擎服务为社会公众带来搜索便利，且搜索结果中其余无广告链接的缩略图客观上有利于施某君作品的传播；5.奇虎公司在360搜索的网站上公布有投诉渠道和投诉方式，权利人能够通过通知删除等方法，最大限度地缩小损害，但施某君在起诉前并未向奇虎公司发出侵权通知。综合以上因素酌情确定本案赔偿数额（含维权合理开支）为800元。
三、判决结果
综上，判令奇虎公司应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施某君经济损失（含维权合理开支）800元。
奇虎公司上诉后，二审维持。
【法官评语】
本案裁判析理从涉案图片作品性质评价出发，根据著作权法认定施某君为涉案摄影作品的著作权人。奇虎公司经营的360图片搜索在搜索结果中出现案涉图片，系搜索引擎生成的缩略图，且实质替代其他网络服务提供者向公众提供了涉案作品，应认定奇虎公司实施了涉案作品的提供行为。同时奇虎公司在缩略图上设置广告链接，以致用户在直接点击缩略图时被引流至第三方网站，其指向原图链接的搜索引擎功能被弱化，主要功能反而是提供相关的广告引流服务，影响了著作权人对作品的正常使用，不合理地损害了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侵犯了案涉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关于赔偿数额，综合考虑作品类型创作难度、作品影响力、维权成本等因素。此外，奇虎公司提供的360搜索平台为社会公众带来搜索便利，客观上有利于实现包括案涉作品在内的智力成果共享，从平衡著作权人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的目的出发，可酌情降低赔偿数额；是否发出维权通知是权利人的维权方式选择，不能成为奇虎公司的免责事由，但奇虎公司的360搜索平台附有相应的知识产权投诉渠道，著作权人及时发出维权通知，有利于高效、便捷、最大限度地缩小损害，通过诉讼维权并非唯一的方式，施某君在固定证据后直接批量提起70余起诉讼案件维权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知识产权保护的宗旨，占用大量司法资源，此种方式不宜提倡。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第五十四条 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因此受到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难以计算的，可以参照该权利使用费给予赔偿。对故意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情节严重的，可以在按照上述方法确定数额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给予赔偿。
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侵权人的违法所得、权利使用费难以计算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百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的赔偿。
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
人民法院为确定赔偿数额，在权利人已经尽了必要举证责任，而与侵权行为相关的账簿、资料等主要由侵权人掌握的，可以责令侵权人提供与侵权行为相关的账簿、资料等；侵权人不提供，或者提供虚假的账簿、资料等的，人民法院可以参考权利人的主张和提供的证据确定赔偿数额。
人民法院审理著作权纠纷案件，应权利人请求，对侵权复制品，除特殊情况外，责令销毁；对主要用于制造侵权复制品的材料、工具、设备等，责令销毁，且不予补偿；或者在特殊情况下，责令禁止前述材料、工具、设备等进入商业渠道，且不予补偿。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三条 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未经许可，通过信息网络提供权利人享有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构成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行为。
通过上传到网络服务器、设置共享文件或者利用文件分享软件等方式，将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置于信息网络中，使公众能够在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以下载、浏览或者其他方式获得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实施了前款规定的提供行为。
第五条 网络服务提供者以提供网页快照、缩略图等方式实质替代其他网络服务提供者向公众提供相关作品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构成提供行为。
前款规定的提供行为不影响相关作品的正常使用，且未不合理损害权利人对该作品的合法权益，网络服务提供者主张其未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转）吴越国钱氏王族“官”、“新官”款白瓷器
白瓷执壶
白瓷官款海棠杯
白瓷官款花口碟
白瓷官款花口盘
白瓷釦银瓜形执壶
白瓷釦银花口盘
白瓷釦银云龙把杯
白瓷釦银大碗
小水注
自唐代中期开始，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和茶文化的兴起，刺激了瓷业的发展，以南方越州瓷窑为代表的青瓷窑系和北方定、邢、磁州窑为代表的白瓷窑系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制瓷新格局。
定窑是我国北宋至金代北方地区声誉最高、影响最大的窑场，以烧造白瓷为主。窑址位于今河北省曲阳县，因该县在唐、五代、北宋时曾隶属定州管辖，故其境内窑场名曰定窑。明、清时文人士大夫将其与柴、汝、官、哥、钧等著名瓷窑并称，继而又演绎出汝、官、哥、定、钧宋代“五大名窑”的说法。
定窑烧制瓷器始于唐代，北宋至金代达到鼎盛，元代以后渐趋式微。定窑素以烧造白瓷而闻名天下，产品造型规整、胎质洁白、釉质温润，多以刻、划、印花和描金等技法进行装饰，尤以印花装饰最为突出，构图严谨、图案清晰，被后人推为“印花之冠”。定窑除大量烧造民用瓷以外，从晚唐到金代还曾烧造宫廷用瓷和官府用瓷。北宋至金代，定窑瓷产量巨大，影响深远，以致在河北、山西等地形成庞大的瓷窑体系。宋廷南渡后，曾在景德镇设窑，完全取法定器，遂形成了北定与南定之分。唐、宋时期定窑瓷器还曾作为贸易瓷远销海外，在今天亚洲及北非一些国家的古代遗址中，有定窑瓷器标本发现。
1978年11月、1980年7月临安相继发现了吴越国缔建人钱镠父母亲墓——钱宽墓、水丘氏墓，两墓同茔异穴。钱宽墓发掘出土白瓷十九件，其中有十五件精细白瓷，器型有碗、碟、壶、杯、盘，器物内外满釉，釉色白中泛黄或白中闪青，胎质洁白致密，胎体轻薄，瓷化程度较高，器物素面，除一件无款外，其余器物外底皆行刻“官”、“新官”款识。水丘氏墓出土随葬白瓷十七件，皆制作精美，造型轻盈别致，釉色莹润明亮，胎体极薄，透光性极好，富有脱胎之感，胎质精细洁白，瓷化程度相当高，器物外底亦刻“官”、“新官”款，且器口、圈足大多鎏金银釦。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造型丰富、品类多样，具有以下特点：（1）器物多带款识。钱宽墓出土白瓷多落“官”款，水丘氏墓多落“新官”款。（2）器型风格鲜明。以瓜、花为题材创意，皆以素面呈现，通过简洁的模压、线条压棱、等距内凹等工艺造型，形制生动，构思精妙。（3）器形规整、品质上乘。白如雪、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胎骨坚实而致密，釉面滋润而匀净，其质量和造型炉火纯青，代表了晚唐定窑产品的最高水平，堪称薄胎瓷生产的巅顶之作。（4）器物用途明确，实用性强。碗、杯、碟、壶、注或为饮具，或为食具，皆为日常饮食用器，器物规格与实际用途相符，当为主人生前使用之物。
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窑口认定和烧制时间。钱宽墓志载：“有唐乾宁二年，钱府君以寿薨于临安茅山衣锦……，年六十有一。光化三年庚申十一月己酉始卜吉于本县义成乡清风里之南原也。”说明钱宽卒于唐乾宁二年（895），窆于光化三年（900）。水丘氏墓志载：“子镠今镇海镇东两军……九月四日薨于浙西府。”《钱氏家乘》记：“天复元年辛酉九月四日王妣秦国夫人水丘氏薨于杭州大都督府。”“王父宽与夫人水丘氏合葬衣锦南乡清风里之南原。”文献记载与墓志可辨识文字基本一致，说明水丘氏卒于唐天复元年（901），并于是年与钱宽并葬于衣锦南乡清风里。这就明确了钱宽墓随葬的白瓷器下限是公元900年，水丘氏墓随葬白瓷器的下限是公元901年。《钱氏家乘·武肃王年表》记：钱镠生于唐宣宗大中六年（852），唐咸通十三年（872）从军。唐乾符四年（887）授镇海军副使。光启三年（877），因平定浙东观察使刘汉宏而授杭越管内都指挥使、上武威大将军兼杭州刺史。景福二年（893）授镇东镇海节度使、浙西道观察处置使、润州刺史。乾宁二年（895），钱镠奉诏剿灭董昌，唐昭宗赐铁券以示褒奖，并敕授检校太师、定乱安国功臣。后梁开平元年（907）受封吴越王。龙德三年（923）封为吴越国王。钱镠以三十五年的戎马征战、平定两浙战乱，创建吴越国。僖宗光启三年（887）以后钱镠逐步被中原皇室赏识和倚重。由于当时浙江乃至整个南方地区并不具备烧制如此高质量白瓷器的条件，因而其烧造窑口、烧制时间、钱镠拥有这批精致瓷器的时间就成为了学术争讼的悬谜。
为破解这些问题，我们从以物证物和科技检测两个方面加以认识，一是研究分析钱宽夫妇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造型、纹饰、胎体、釉色、烧造工艺和字体款式特征并与各地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作比较研究，从形和色上确定其为晚唐时期定窑烧制的产品。二是采用无损成份分析法对瓷器的胎釉成份作半定量检测，用成份微量元素的构成，科学界定其为北方窑口产品，且数据含量与定窑产品相吻。对钱鏐获得这批白瓷器的时间和瓷器的烧制时间我们也作出了相应的判断：钱宽夫妇墓“官”、“新官”款白瓷器极有可能是中原皇室赐予钱鏐的物质奖赏，也即是说钱鏐拥有这批珍瓷的时间是在唐乾符四年（877）至唐天复元年（901）之间短短的二十几年间，其烧制时间亦基本可确定在此期间。
“官”、“新官”款的涵义和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金银釦。“陶成先得贡吾君”，宫廷用瓷是古代瓷器生产时代水平的标志，元代以前国家尚无专门烧制御器的窑场，唐代宫廷用瓷源于民窑，采用的是自下而上的贡奉和自上而下的派造两种形式。窑口烧制的大部分产品作为商品用于民间销售，至精至美之瓷才能作为贡品进奉朝廷。譬如作为南方最著名的青瓷窑口越窑，从唐代开始就不断地向宫廷进贡“秘色瓷”器，五代时期越瓷输贡不绝且数量巨大。宫廷用瓷的另一种形式是窑场受宫廷指派烧制瓷器，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白瓷就属于这种以派造方式烧造的产品，唐代的定窑、邢窑、越窑、磁州窑都曾为皇室以这种方式烧造御用瓷器，但它们均不是官窑，而是官派民烧或官监民烧。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官”、“新官”款同出，说明唐代执行官样标准制度上的不同，即“新官”新标准是相应于“官”旧标准而出现的。钱宽墓白瓷以“官”款居多，水丘氏墓则以“新官”款为多，两墓出土的白瓷器器型、纹饰、胎质、釉色上似无本质的差异，当是同一窑口、相近时期制作的产品，只是烧制具体时间上略有先后而已。国内有准确纪年墓葬“官”字款白瓷最早为唐景福二年（893），水丘氏墓“新官”款的出现，也不晚于天复元年（901）。水丘氏墓出土的十四件器物在口沿、足沿、流、钮等部位作鎏金银釦，而晚唐定窑瓷器的装烧工艺采用的是匣钵仰烧，与宋代采用的覆烧工艺迥然不同，非“芒口”，不加金银釦也不影响其使用，器物多釦的成因：一是延袭皇室崇尚金银器的传统，在唐金银尚不作货币流通，而一直为皇室及权贵制作器物使用。晚唐瓷业的空前发展，仿金银器造型薄胎精细白瓷的烧制直追金银器的现象也随之产生，在精白瓷上嵌釦金银，无疑是金银器与白瓷器产品融合的产物，为珍贵白瓷器再赋予更高的附加价值取向的结果。二是在晚唐“南青北白”的瓷业生产背景下，钱氏王族拥有中原皇室赏赐之物，既稀罕、也极其珍贵，在获得这些制作精湛、造型优美的白瓷后，采用金银釦工艺，对其做了加工，以显殊荣和奢华。考钱宽水丘氏夫妇墓以降经发掘的多座钱氏王族墓，随葬器物均未有精细白瓷器的再现，也说明“官”、“新官”款白瓷器绝非吴越国钱氏王族易得常用之物。三是在珍贵瓷器上加釦金银是吴越之地的一项特殊技艺，晚唐时进贡中原皇朝的越窑秘色瓷就有了这项工艺，钱氏王族将这项工艺发挥到了极致，三世五王将秘色瓷择作方物并加金银釦源源不断地向中原朝廷进贡。
钱宽水丘氏夫妇“官”、“新官”款白瓷器的特征。钱宽墓出土的十九件白瓷器中除一件执壶无款识，一件碗落“新官”款外，其余十七件均落“官”款。水丘氏墓出土的十七件白瓷器中除一件瓜棱执壶、一件花口碗、一件水注无款识，一件釦银瓜棱执壶、一件海棠杯、一件葵形花口碟落“官”款外，其余十一件均落“新官”款。器物落款的位置都在器外底，均为行书体，除钱宽墓出土的四瓣菱形花口盘呈阳刻“官”款外，余皆阴刻。
从刻字工具来看，分两种，一种较尖细，字迹细深而有力，钱宽墓的“官”款花口碟，水丘氏墓的“新官”款花口碟、盏、托和“官”款执壶皆以此类划刻工具题款。另一种工具较圆钝，运笔圆润而饱满，钱宽墓、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钱宽墓的“官”款菱形花口盘均以同类工具落款。从刻写笔法来看，题刻出自多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海棠杯、“官”款菱形花口盘，笔法相同应出自一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花口碟，明显带有两种不同的书写风格，当非一人所为。水丘氏墓出土的“新官”款云龙纹把杯、杯托、“新官”款花口碟，不仅书写风格相同，笔法一致，甚至于直书“新官”两字的布局上均呈现出“新”字靠左，“官”字靠右的特点，故可断定为同一人题款。所有款字皆系器物成型后，施釉前题刻。题刻款识风格是研究器物烧制窑口的重要途径之一。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制作方式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轮制坯体，碗、壶、注、碟等器物的内外壁均有清晰的旋纹。另一种方式是模制，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菱形花口盘，钱宽、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水丘氏墓的云纹把杯均体现出模制器物的典型特征。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多仿唐中期以前流行的金银器皿，钱宽、水丘氏墓的海棠杯、连托把杯、执壶、菱形盘、花口碟等，在造型、纹饰、装饰技法上或多或少地带有模仿金银器的痕迹，是运用瓷器制作不同材质同型器物的工艺创造。
水丘氏墓出的“官”款葵形花口碟与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葵形花口碟型制相同，皆为十瓣花口，但水丘氏其他“新官”款菱形花口碟，均为十二瓣花口，工艺上“新官”款白瓷碟比“官”款白瓷碟更精致，器型更规整。
如同秘色瓷研究一样，定窑白瓷的研究在学术界亦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如定窑的创烧时间 ，定窑的分期研究，“官”、“新官”款瓷器的产地含义研究，定窑的装烧方法研究，定窑覆烧工艺的研究等等均未得出最终的结论，而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晚唐时期的定窑白瓷器无疑为上述课题研究的破题和深入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
白瓷执壶
白瓷官款海棠杯
白瓷官款花口碟
白瓷官款花口盘
白瓷釦银瓜形执壶
白瓷釦银花口盘
白瓷釦银云龙把杯
白瓷釦银大碗
小水注
自唐代中期开始，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和茶文化的兴起，刺激了瓷业的发展，以南方越州瓷窑为代表的青瓷窑系和北方定、邢、磁州窑为代表的白瓷窑系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制瓷新格局。
定窑是我国北宋至金代北方地区声誉最高、影响最大的窑场，以烧造白瓷为主。窑址位于今河北省曲阳县，因该县在唐、五代、北宋时曾隶属定州管辖，故其境内窑场名曰定窑。明、清时文人士大夫将其与柴、汝、官、哥、钧等著名瓷窑并称，继而又演绎出汝、官、哥、定、钧宋代“五大名窑”的说法。
定窑烧制瓷器始于唐代，北宋至金代达到鼎盛，元代以后渐趋式微。定窑素以烧造白瓷而闻名天下，产品造型规整、胎质洁白、釉质温润，多以刻、划、印花和描金等技法进行装饰，尤以印花装饰最为突出，构图严谨、图案清晰，被后人推为“印花之冠”。定窑除大量烧造民用瓷以外，从晚唐到金代还曾烧造宫廷用瓷和官府用瓷。北宋至金代，定窑瓷产量巨大，影响深远，以致在河北、山西等地形成庞大的瓷窑体系。宋廷南渡后，曾在景德镇设窑，完全取法定器，遂形成了北定与南定之分。唐、宋时期定窑瓷器还曾作为贸易瓷远销海外，在今天亚洲及北非一些国家的古代遗址中，有定窑瓷器标本发现。
1978年11月、1980年7月临安相继发现了吴越国缔建人钱镠父母亲墓——钱宽墓、水丘氏墓，两墓同茔异穴。钱宽墓发掘出土白瓷十九件，其中有十五件精细白瓷，器型有碗、碟、壶、杯、盘，器物内外满釉，釉色白中泛黄或白中闪青，胎质洁白致密，胎体轻薄，瓷化程度较高，器物素面，除一件无款外，其余器物外底皆行刻“官”、“新官”款识。水丘氏墓出土随葬白瓷十七件，皆制作精美，造型轻盈别致，釉色莹润明亮，胎体极薄，透光性极好，富有脱胎之感，胎质精细洁白，瓷化程度相当高，器物外底亦刻“官”、“新官”款，且器口、圈足大多鎏金银釦。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造型丰富、品类多样，具有以下特点：（1）器物多带款识。钱宽墓出土白瓷多落“官”款，水丘氏墓多落“新官”款。（2）器型风格鲜明。以瓜、花为题材创意，皆以素面呈现，通过简洁的模压、线条压棱、等距内凹等工艺造型，形制生动，构思精妙。（3）器形规整、品质上乘。白如雪、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胎骨坚实而致密，釉面滋润而匀净，其质量和造型炉火纯青，代表了晚唐定窑产品的最高水平，堪称薄胎瓷生产的巅顶之作。（4）器物用途明确，实用性强。碗、杯、碟、壶、注或为饮具，或为食具，皆为日常饮食用器，器物规格与实际用途相符，当为主人生前使用之物。
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窑口认定和烧制时间。钱宽墓志载：“有唐乾宁二年，钱府君以寿薨于临安茅山衣锦……，年六十有一。光化三年庚申十一月己酉始卜吉于本县义成乡清风里之南原也。”说明钱宽卒于唐乾宁二年（895），窆于光化三年（900）。水丘氏墓志载：“子镠今镇海镇东两军……九月四日薨于浙西府。”《钱氏家乘》记：“天复元年辛酉九月四日王妣秦国夫人水丘氏薨于杭州大都督府。”“王父宽与夫人水丘氏合葬衣锦南乡清风里之南原。”文献记载与墓志可辨识文字基本一致，说明水丘氏卒于唐天复元年（901），并于是年与钱宽并葬于衣锦南乡清风里。这就明确了钱宽墓随葬的白瓷器下限是公元900年，水丘氏墓随葬白瓷器的下限是公元901年。《钱氏家乘·武肃王年表》记：钱镠生于唐宣宗大中六年（852），唐咸通十三年（872）从军。唐乾符四年（887）授镇海军副使。光启三年（877），因平定浙东观察使刘汉宏而授杭越管内都指挥使、上武威大将军兼杭州刺史。景福二年（893）授镇东镇海节度使、浙西道观察处置使、润州刺史。乾宁二年（895），钱镠奉诏剿灭董昌，唐昭宗赐铁券以示褒奖，并敕授检校太师、定乱安国功臣。后梁开平元年（907）受封吴越王。龙德三年（923）封为吴越国王。钱镠以三十五年的戎马征战、平定两浙战乱，创建吴越国。僖宗光启三年（887）以后钱镠逐步被中原皇室赏识和倚重。由于当时浙江乃至整个南方地区并不具备烧制如此高质量白瓷器的条件，因而其烧造窑口、烧制时间、钱镠拥有这批精致瓷器的时间就成为了学术争讼的悬谜。
为破解这些问题，我们从以物证物和科技检测两个方面加以认识，一是研究分析钱宽夫妇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造型、纹饰、胎体、釉色、烧造工艺和字体款式特征并与各地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作比较研究，从形和色上确定其为晚唐时期定窑烧制的产品。二是采用无损成份分析法对瓷器的胎釉成份作半定量检测，用成份微量元素的构成，科学界定其为北方窑口产品，且数据含量与定窑产品相吻。对钱鏐获得这批白瓷器的时间和瓷器的烧制时间我们也作出了相应的判断：钱宽夫妇墓“官”、“新官”款白瓷器极有可能是中原皇室赐予钱鏐的物质奖赏，也即是说钱鏐拥有这批珍瓷的时间是在唐乾符四年（877）至唐天复元年（901）之间短短的二十几年间，其烧制时间亦基本可确定在此期间。
“官”、“新官”款的涵义和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金银釦。“陶成先得贡吾君”，宫廷用瓷是古代瓷器生产时代水平的标志，元代以前国家尚无专门烧制御器的窑场，唐代宫廷用瓷源于民窑，采用的是自下而上的贡奉和自上而下的派造两种形式。窑口烧制的大部分产品作为商品用于民间销售，至精至美之瓷才能作为贡品进奉朝廷。譬如作为南方最著名的青瓷窑口越窑，从唐代开始就不断地向宫廷进贡“秘色瓷”器，五代时期越瓷输贡不绝且数量巨大。宫廷用瓷的另一种形式是窑场受宫廷指派烧制瓷器，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白瓷就属于这种以派造方式烧造的产品，唐代的定窑、邢窑、越窑、磁州窑都曾为皇室以这种方式烧造御用瓷器，但它们均不是官窑，而是官派民烧或官监民烧。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官”、“新官”款同出，说明唐代执行官样标准制度上的不同，即“新官”新标准是相应于“官”旧标准而出现的。钱宽墓白瓷以“官”款居多，水丘氏墓则以“新官”款为多，两墓出土的白瓷器器型、纹饰、胎质、釉色上似无本质的差异，当是同一窑口、相近时期制作的产品，只是烧制具体时间上略有先后而已。国内有准确纪年墓葬“官”字款白瓷最早为唐景福二年（893），水丘氏墓“新官”款的出现，也不晚于天复元年（901）。水丘氏墓出土的十四件器物在口沿、足沿、流、钮等部位作鎏金银釦，而晚唐定窑瓷器的装烧工艺采用的是匣钵仰烧，与宋代采用的覆烧工艺迥然不同，非“芒口”，不加金银釦也不影响其使用，器物多釦的成因：一是延袭皇室崇尚金银器的传统，在唐金银尚不作货币流通，而一直为皇室及权贵制作器物使用。晚唐瓷业的空前发展，仿金银器造型薄胎精细白瓷的烧制直追金银器的现象也随之产生，在精白瓷上嵌釦金银，无疑是金银器与白瓷器产品融合的产物，为珍贵白瓷器再赋予更高的附加价值取向的结果。二是在晚唐“南青北白”的瓷业生产背景下，钱氏王族拥有中原皇室赏赐之物，既稀罕、也极其珍贵，在获得这些制作精湛、造型优美的白瓷后，采用金银釦工艺，对其做了加工，以显殊荣和奢华。考钱宽水丘氏夫妇墓以降经发掘的多座钱氏王族墓，随葬器物均未有精细白瓷器的再现，也说明“官”、“新官”款白瓷器绝非吴越国钱氏王族易得常用之物。三是在珍贵瓷器上加釦金银是吴越之地的一项特殊技艺，晚唐时进贡中原皇朝的越窑秘色瓷就有了这项工艺，钱氏王族将这项工艺发挥到了极致，三世五王将秘色瓷择作方物并加金银釦源源不断地向中原朝廷进贡。
钱宽水丘氏夫妇“官”、“新官”款白瓷器的特征。钱宽墓出土的十九件白瓷器中除一件执壶无款识，一件碗落“新官”款外，其余十七件均落“官”款。水丘氏墓出土的十七件白瓷器中除一件瓜棱执壶、一件花口碗、一件水注无款识，一件釦银瓜棱执壶、一件海棠杯、一件葵形花口碟落“官”款外，其余十一件均落“新官”款。器物落款的位置都在器外底，均为行书体，除钱宽墓出土的四瓣菱形花口盘呈阳刻“官”款外，余皆阴刻。
从刻字工具来看，分两种，一种较尖细，字迹细深而有力，钱宽墓的“官”款花口碟，水丘氏墓的“新官”款花口碟、盏、托和“官”款执壶皆以此类划刻工具题款。另一种工具较圆钝，运笔圆润而饱满，钱宽墓、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钱宽墓的“官”款菱形花口盘均以同类工具落款。从刻写笔法来看，题刻出自多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海棠杯、“官”款菱形花口盘，笔法相同应出自一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花口碟，明显带有两种不同的书写风格，当非一人所为。水丘氏墓出土的“新官”款云龙纹把杯、杯托、“新官”款花口碟，不仅书写风格相同，笔法一致，甚至于直书“新官”两字的布局上均呈现出“新”字靠左，“官”字靠右的特点，故可断定为同一人题款。所有款字皆系器物成型后，施釉前题刻。题刻款识风格是研究器物烧制窑口的重要途径之一。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制作方式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轮制坯体，碗、壶、注、碟等器物的内外壁均有清晰的旋纹。另一种方式是模制，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菱形花口盘，钱宽、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水丘氏墓的云纹把杯均体现出模制器物的典型特征。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多仿唐中期以前流行的金银器皿，钱宽、水丘氏墓的海棠杯、连托把杯、执壶、菱形盘、花口碟等，在造型、纹饰、装饰技法上或多或少地带有模仿金银器的痕迹，是运用瓷器制作不同材质同型器物的工艺创造。
水丘氏墓出的“官”款葵形花口碟与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葵形花口碟型制相同，皆为十瓣花口，但水丘氏其他“新官”款菱形花口碟，均为十二瓣花口，工艺上“新官”款白瓷碟比“官”款白瓷碟更精致，器型更规整。
如同秘色瓷研究一样，定窑白瓷的研究在学术界亦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如定窑的创烧时间 ，定窑的分期研究，“官”、“新官”款瓷器的产地含义研究，定窑的装烧方法研究，定窑覆烧工艺的研究等等均未得出最终的结论，而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晚唐时期的定窑白瓷器无疑为上述课题研究的破题和深入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
天干有十个，是五行的两极之道，亦即是五行的阴阳变化；而地支是阴阳之道产生变化而成十二位。至于这些名称的由来，与《周易》没有多少关系，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易学的另一种系统。
十天干与十二地支的组合，就形成了六十甲子。六十甲子用以阐述天人之学。
相传，六十甲子与二十八宿均由斗姆娘娘掌管，六十甲子太岁是姜子牙封神而定。但其原始出处，就跟“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无法考证清楚。
《世本》曰：“容成造历，大桡作甲子。”从文献记载来看，黄帝时代就有十二地支，都代表着每年十二个不同的月令、节令。殷商时期出现了甲、乙、丙、丁等十个计算和记载数目的文字，称为天干，并与地支结合运用（如甲子、乙丑等），用于计年、月、日、时。十二是个特殊的数字，太阳系九大行星，木星对应东方，木星十二年又循环流转回到原位，对应着一个周天。
十二地支就是十二生肖，十二生肖最早见于世界上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诗经·小雅·车攻》曰：“吉日庚午，既差我马。”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在湖北出土的上千枝竹简，证明了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开始使用十二生肖；通过文献追溯，从战国秦汉时期的《日书》（放马滩秦简）就有文字内容。
据说，以十二种动物取代十二地支，来代表十二个月令，是汉朝东方朔的想法。有明确记载的是东汉王充的《论衡·言毒篇》，提到了十二种动物的名称。用十二生肖来计年，也起于东汉。至于为什么要选定十二种动物作标志，最早可能与图腾有关。
另据北大教授李零考证：干支做盗名，这与金口诀的记载完全相同。
在干支排序中，天干中甲为第一，地支中子为第一。因为苍天有好生之德，五行中有生发之义的只有木，自此而下，万物生生不息，故天干甲木为首。“水润万物而不争”（《道德经》），因此，在地支中水为第一（详见专述《五行次第》）。故而六十甲子中，甲子排在首位。
六十甲子，也称为六十花甲子。天地杂物撰之而成的东西，称为花甲；花甲就是不纯的东西。不纯是因为有了干和支的结合。花甲也是“玄黄”的进一步阐述，《易·坤·文言》曰：“夫玄黄者，天地之杂也，天玄而地黄。”
干支，是应用易学在实践方面的重要手段和途径之一，很多事物的发展规律都是通过它来认知的。现代社会讲求人性化，以人为本，强调人本位。对待干支也一定要赋予人性化。
古人早已如此对待了。
北京白云观是中国道教协会所在地，在它的元辰殿中，供有六十甲子太岁名字和肖像。
六十甲子，不管是文官或是武将，统称大将军。太岁，为每年行年干支的称谓；例如二○○七年，太岁为丁亥。
甲子太岁称金辩大将军，甲申（二○○四年）太岁是高赓，乙酉（二○○五年）太岁是蒋耑……，每年都有太岁具名可拜。因此拜太岁时，要知道拜的是谁。
六十甲子各自有其名，并对应不同的人物典故。有了名字后，就有了人本位，具备了人性开天辟地
干支是气化而来的，是阴阳变化的体现。
从表面上看，每个天干和地支的组合是阳配阳，阴配阴，符合“孤阳不生，孤阴不长”的原则，不符合“一阴一阳之谓道”。但实际上，《易》中以天（乾卦）为阳，以地（坤卦）为阴，而在干支中则以干为阳、以支为阴，干支本身就是阴阳结合，完全符合易道。干象天而支象地，由此可知，在易学领域，要想别开天地，新创一个门派是不可能的，因为天地只有一个；而只有开天辟地，继承和创新，往深远处延伸，才符合大道。当今各国在太空领域和地下领域的开发中所取得的巨大进展，也颇能说明问题。
除了干支本身有阴阳之分之外，在干支内部又有阴阳之分。这就形成了阴中含阳、阳中含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混状态。在太极图的阴阳鱼中，也明确体现出阴阳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现象。
对于这种阴阳交融现象的理解，文献的记载也相当有趣。清人赵翼《除余丛考》之《十二属相》记载：“地支在下，故取动物足爪，从阴阳上加以区分。子寅辰午申戌，为阳，足爪是奇数，子寅辰申戌，都有五指，午（马）是单蹄；丑卯未酉亥，都是四爪，蛇无足，但舌头分两岔。另外，子鼠，前足四爪，后足五爪，阴阳相配，天地相交之时。”（为何十二地支从“子”开始？）
中国易学是天人之学，理所当然，对阴阳问题的阐释，最完备的还是天象。
天亮为阳，在白天时常有部分地区有阴天的现象，这就是阳中含阴之显象；天暗为阴，也就是夜为阴，而阴中之明者惟有星星，星星就是阴中之阳。这与太极图浑然一体——这就是相对论！正是建立在这种认知的基础上，才有了儒家“祸福相依，善恶共存”的思想。以人为例，男为阳，女为阴，但男人中有貌似女相者，女人中有貌似男相者。阴阳互所伏倚，在各个层面不断地交替推进世界的发展。
老子讲物性不灭，所以存在有无、难易、长短、高下、音声、前后，它们都是相生、相成、相形、相盈、相合、相随，然后产生寒热、昼夜、东西、上下、开阖、呼吸、生死等阴阳相谐之情形。瑞士天文学家兹威基是第一个认识到宇宙中存在着暗物质的人——即任何物质都有其反物质，这与阴阳理论正好不谋而合。
阴阳五行以及干支的思想，和天文、地理有绝对的关系。干支的规律与天象完全相符，天文学的研究成果，就是干支规律的佐证。
一九三○年初，瑞士天文学家兹威基发表了一个惊人结果：在星系团中，看得见的星系只占总质量的1/300以下，而99%以上的质量是看不见的。一九七八年，通过测量物体围绕星系转动的速度，得出了更令人信服的证据：星系里必有看不见的暗物质，星系的总质量远大于星系中可见星体的质量总和。
在宇宙中，暗物质的能量至少是人类已知物质能量的五倍以上。
这表明了一种情况：在宇宙中，阴大于阳！这与干支的表现情形完全一致。
天干十个，地支十二个，地支的数量多于天干。而天干为阳，地支为阴，阴多阳少。这完全符合天地人三才的规律。从天象来看，天以见日为阳，不见为阴。除了黑夜外，阴天、下雨、下雾、落雪等不见太阳的时间，都以阴论。可见，日隐较日显之时长，相去甚远；前者远大于后者，即阴大于阳，阴阳不平衡。这是天象上的阴阳反映。那在地成什么形呢？地球上，以凸出之山或陆地为阳，以水、凹陷之盆地为阴。海洋及湖泊等水域的覆盖面积约为70%左右，而陆地高山等仅约为30%左右，结果同样也是阴大于阳。区分人的阴阳，则更为容易，地效法天，人效法地；放眼人间，女性的数量远多于男性（据联合国统计）。再从自性上看，仍是阴大阳小——烦恼痛苦为阴，幸福快乐为阳。人们的痛苦远远多于幸福，所谓世间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天尚不全，何况人间？！
可见，人们追求阴阳平衡的和谐，只是精神始终如一的向往。
十天干与十二地支的组合，就形成了六十甲子。六十甲子用以阐述天人之学。
相传，六十甲子与二十八宿均由斗姆娘娘掌管，六十甲子太岁是姜子牙封神而定。但其原始出处，就跟“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无法考证清楚。
《世本》曰：“容成造历，大桡作甲子。”从文献记载来看，黄帝时代就有十二地支，都代表着每年十二个不同的月令、节令。殷商时期出现了甲、乙、丙、丁等十个计算和记载数目的文字，称为天干，并与地支结合运用（如甲子、乙丑等），用于计年、月、日、时。十二是个特殊的数字，太阳系九大行星，木星对应东方，木星十二年又循环流转回到原位，对应着一个周天。
十二地支就是十二生肖，十二生肖最早见于世界上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诗经·小雅·车攻》曰：“吉日庚午，既差我马。”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在湖北出土的上千枝竹简，证明了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开始使用十二生肖；通过文献追溯，从战国秦汉时期的《日书》（放马滩秦简）就有文字内容。
据说，以十二种动物取代十二地支，来代表十二个月令，是汉朝东方朔的想法。有明确记载的是东汉王充的《论衡·言毒篇》，提到了十二种动物的名称。用十二生肖来计年，也起于东汉。至于为什么要选定十二种动物作标志，最早可能与图腾有关。
另据北大教授李零考证：干支做盗名，这与金口诀的记载完全相同。
在干支排序中，天干中甲为第一，地支中子为第一。因为苍天有好生之德，五行中有生发之义的只有木，自此而下，万物生生不息，故天干甲木为首。“水润万物而不争”（《道德经》），因此，在地支中水为第一（详见专述《五行次第》）。故而六十甲子中，甲子排在首位。
六十甲子，也称为六十花甲子。天地杂物撰之而成的东西，称为花甲；花甲就是不纯的东西。不纯是因为有了干和支的结合。花甲也是“玄黄”的进一步阐述，《易·坤·文言》曰：“夫玄黄者，天地之杂也，天玄而地黄。”
干支，是应用易学在实践方面的重要手段和途径之一，很多事物的发展规律都是通过它来认知的。现代社会讲求人性化，以人为本，强调人本位。对待干支也一定要赋予人性化。
古人早已如此对待了。
北京白云观是中国道教协会所在地，在它的元辰殿中，供有六十甲子太岁名字和肖像。
六十甲子，不管是文官或是武将，统称大将军。太岁，为每年行年干支的称谓；例如二○○七年，太岁为丁亥。
甲子太岁称金辩大将军，甲申（二○○四年）太岁是高赓，乙酉（二○○五年）太岁是蒋耑……，每年都有太岁具名可拜。因此拜太岁时，要知道拜的是谁。
六十甲子各自有其名，并对应不同的人物典故。有了名字后，就有了人本位，具备了人性开天辟地
干支是气化而来的，是阴阳变化的体现。
从表面上看，每个天干和地支的组合是阳配阳，阴配阴，符合“孤阳不生，孤阴不长”的原则，不符合“一阴一阳之谓道”。但实际上，《易》中以天（乾卦）为阳，以地（坤卦）为阴，而在干支中则以干为阳、以支为阴，干支本身就是阴阳结合，完全符合易道。干象天而支象地，由此可知，在易学领域，要想别开天地，新创一个门派是不可能的，因为天地只有一个；而只有开天辟地，继承和创新，往深远处延伸，才符合大道。当今各国在太空领域和地下领域的开发中所取得的巨大进展，也颇能说明问题。
除了干支本身有阴阳之分之外，在干支内部又有阴阳之分。这就形成了阴中含阳、阳中含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混状态。在太极图的阴阳鱼中，也明确体现出阴阳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现象。
对于这种阴阳交融现象的理解，文献的记载也相当有趣。清人赵翼《除余丛考》之《十二属相》记载：“地支在下，故取动物足爪，从阴阳上加以区分。子寅辰午申戌，为阳，足爪是奇数，子寅辰申戌，都有五指，午（马）是单蹄；丑卯未酉亥，都是四爪，蛇无足，但舌头分两岔。另外，子鼠，前足四爪，后足五爪，阴阳相配，天地相交之时。”（为何十二地支从“子”开始？）
中国易学是天人之学，理所当然，对阴阳问题的阐释，最完备的还是天象。
天亮为阳，在白天时常有部分地区有阴天的现象，这就是阳中含阴之显象；天暗为阴，也就是夜为阴，而阴中之明者惟有星星，星星就是阴中之阳。这与太极图浑然一体——这就是相对论！正是建立在这种认知的基础上，才有了儒家“祸福相依，善恶共存”的思想。以人为例，男为阳，女为阴，但男人中有貌似女相者，女人中有貌似男相者。阴阳互所伏倚，在各个层面不断地交替推进世界的发展。
老子讲物性不灭，所以存在有无、难易、长短、高下、音声、前后，它们都是相生、相成、相形、相盈、相合、相随，然后产生寒热、昼夜、东西、上下、开阖、呼吸、生死等阴阳相谐之情形。瑞士天文学家兹威基是第一个认识到宇宙中存在着暗物质的人——即任何物质都有其反物质，这与阴阳理论正好不谋而合。
阴阳五行以及干支的思想，和天文、地理有绝对的关系。干支的规律与天象完全相符，天文学的研究成果，就是干支规律的佐证。
一九三○年初，瑞士天文学家兹威基发表了一个惊人结果：在星系团中，看得见的星系只占总质量的1/300以下，而99%以上的质量是看不见的。一九七八年，通过测量物体围绕星系转动的速度，得出了更令人信服的证据：星系里必有看不见的暗物质，星系的总质量远大于星系中可见星体的质量总和。
在宇宙中，暗物质的能量至少是人类已知物质能量的五倍以上。
这表明了一种情况：在宇宙中，阴大于阳！这与干支的表现情形完全一致。
天干十个，地支十二个，地支的数量多于天干。而天干为阳，地支为阴，阴多阳少。这完全符合天地人三才的规律。从天象来看，天以见日为阳，不见为阴。除了黑夜外，阴天、下雨、下雾、落雪等不见太阳的时间，都以阴论。可见，日隐较日显之时长，相去甚远；前者远大于后者，即阴大于阳，阴阳不平衡。这是天象上的阴阳反映。那在地成什么形呢？地球上，以凸出之山或陆地为阳，以水、凹陷之盆地为阴。海洋及湖泊等水域的覆盖面积约为70%左右，而陆地高山等仅约为30%左右，结果同样也是阴大于阳。区分人的阴阳，则更为容易，地效法天，人效法地；放眼人间，女性的数量远多于男性（据联合国统计）。再从自性上看，仍是阴大阳小——烦恼痛苦为阴，幸福快乐为阳。人们的痛苦远远多于幸福，所谓世间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天尚不全，何况人间？！
可见，人们追求阴阳平衡的和谐，只是精神始终如一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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