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止旅行#中国第二大瀑布——壶口瀑布
语文、地理课本里经常见到黄果树瀑布、壶口瀑布等这些我国著名的瀑布。都知道黄果树瀑布是我国最大的瀑布（近百余平方千米的瀑布群水流面积，简称瀑面），殊不知气势恢宏的壶口瀑布竟然排第二名（最大瀑面约30平方千米）。
黄河水浩浩荡荡，奔流过内蒙古高原，在托克托折向南，进入晋陕峡谷，投入黄土高原的怀抱。晋陕峡谷是黄河在黄土高原上“切”出来的，可以说，当经过了黄土高原地区，黄河才真正变成了“黄”河。
语文、地理课本里经常见到黄果树瀑布、壶口瀑布等这些我国著名的瀑布。都知道黄果树瀑布是我国最大的瀑布（近百余平方千米的瀑布群水流面积，简称瀑面），殊不知气势恢宏的壶口瀑布竟然排第二名（最大瀑面约30平方千米）。
黄河水浩浩荡荡，奔流过内蒙古高原，在托克托折向南，进入晋陕峡谷，投入黄土高原的怀抱。晋陕峡谷是黄河在黄土高原上“切”出来的，可以说，当经过了黄土高原地区，黄河才真正变成了“黄”河。
【剧场：正在走向“生活化”】春节期间，开业不久的济南开心麻花剧场成为市民休闲娱乐的新选择。《醉后赢家》《舒克和贝塔》《隐婚男女》等喜剧轮番上演，不少观众走进剧场，感受舞台上的年味儿。
剧场是什么？起初，它似乎只是一个演出场所，“去剧场看戏”，很多人认为这是颇为高端的文化活动；随着它的属性向文化中心拓展，逐渐成为一座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在某种程度上体现着一座城市的品格。
如今，剧场努力在大众生活中扎得更深，正在成为“生活化”的一部分。
“如果剧场能建立起一个健康的生态，那撒下种子，任它发展，戏剧和戏剧文化一定会处处生根发芽。”这是戏剧学家赖声川对剧场发展趋势的某种期待。
不可替代的现场性：
剧场不会消亡的理由
剧场是多种艺术形式组合起来产生奇妙审美效果的艺术空间，也是从创作到接受、从艺术到市场的最终环节。即便大众能够通过电影、电视剧，甚至短视频等形式观赏表演艺术，但剧场凭借其不可替代的现场性，为戏剧的传承发展提供了坚实载体。在剧场里，台上的演员、台下的观众，在同一个空间，共同感受艺术的场域力量，这是手机、电脑、电视等载体无法替代的仪式感，也是剧场不会消亡的最重要理由。追溯我国剧场的发展，哪怕形态形式多样，现场性一直被重视，以此来保证观众能够获得最佳观赏体验。
据记载，我国最早的实体建筑剧场是戏台，出现在唐代。戏台多为木结构，平面呈四方形，三面敞开，背后有上下场门，观众从三面围观看戏。宋代剧场被称作勾阑，作为中国营业性剧场的开端，勾阑延续到元、明以至清初。
元初杜善夫的《庄家不识勾栏》套曲中就有对看戏场景的描述：“要了二百钱放过咱。入得门上个木坡。见层层叠叠团圞坐。抬头觑是个钟楼模样、往下觑却是人旋窝。见几个妇女向台儿上坐。又不是迎神赛社、不住的擂鼓筛锣。”大概可以得知，勾栏（同“勾阑”）看戏先付钱，戏台有顶、上面像个钟楼模样，观众席是个木坡，大家层层围坐，有的甚至坐上了台。这样热闹的演出情况，让当时进城的农民感到新奇不已。
明清时期戏楼出现，剧场的观演建筑变得更为精致，观众能够获取不同的现场观感。《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记载，清代宫苑中的戏楼，不仅面积大，而且变单层为两层或三层。戏楼坐南朝北，和观戏的殿堂组成四合院。正殿明间是皇帝的席位，两廊各间赐王公大臣观戏。
一直以来，剧场被认为是帮助提升鲜活感、现场感等体验感受的特定表演场地。近代，受欧美的影响，我国新式的现代剧场出现。1874年，兰心大剧院重建开幕，观众可以在封闭空间欣赏一场气势磅礴的演出，极为震撼。兰心大剧院“观众席分上下两层，上层有豪华包厢，座位面朝舞台横列，剧场和舞台之间设置乐池。”作为近代上海话剧场的典型舞台样式，这样的观剧氛围感一直保持至今。
综合性剧场的变与不变
当下，现代剧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除了对现场性一如既往的追求，它们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路径。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最新数据，2014年至2019年，中国剧场数量从576个增长至977个，但增速逐步放缓，完成了由快速扩张走向冷静发展的转变。
最为普遍的是综合性剧场。一般来说，它们的规模很大，场地可以容纳一千多位观众同时观看，涵盖不同的表演门类，包括音乐剧、话剧、舞剧等，并且采用联合或独自运营演出项目的方式运作。记者梳理发现，2019年，青岛大剧院不断策划高品质、现象级的演出项目，特别引进了当时大热综艺《声入人心》中人气较高的几位演员出演的剧目，如音乐剧《信》《我的遗愿清单》，全年接待观众约29万人次；2021年青岛大剧院引进被誉为“国内话剧界天花板”的话剧《如梦之梦》、中央芭蕾舞团的《天鹅湖》等5个项目，再次引爆青岛演出市场。一位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用优质的演艺剧目，吸引更多观众走进剧场，仍然是综合性剧场不变的‘拿手好戏’。”
剧场的功能变得更加多元化。有研究从经营的角度梳理出不同类型的综合性剧场。如表演艺术中心业态，拥有多种艺术门类的创作生产或演出的能力，对所在的城市文化氛围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还能承担文化交流、艺术教育和文创开发的功能，典型代表是国家大剧院、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再如生产经营性剧院，一般同时拥有剧场和剧团，有“保留剧目制”“场团合一制”的特征，典型代表是首都剧场、中国儿童剧场等。
除此之外，更多剧场着眼于年轻观众的需求，推出相关文化产品及服务。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副总经理杨树聪表示，天桥艺术中心剧目的定位是音乐剧、戏剧、儿童剧、舞剧，其实是基于消费人群的定位。除了剧目创作之外，他们结合自己的优势，在文创方面进行了大力的开发和推广，还酝酿了一个商业展览，“在剧场里做商业展览是不多见的。”杨树聪说。
而在行业共识里，剧场的发展已经融入当地城市的整体文化建设，需要在城市发展中找准自己的定位，拓展更多的发展空间。
小剧场的优势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高大上”综合性剧场一路高歌猛进，同时，受专业主义者与相当高品格观众拥趸的小剧场也越来越受欢迎。在剧场正成为“生活化”的努力中，小剧场担负的责任更大。
与综合性剧场的“雄心壮志”不同，有从业者坚持用小剧场营造艺术空间新消费场景抓住观众。从戏剧的存在及传播方式看，小剧场是相对于大剧场而言的一种当代戏剧演出形式。它的表演空间小，演员与观众贴近，各种要素相互协同呈现最佳的演出效果，令观众有完整的戏剧观赏体验。
赖声川曾多次表达了对小剧场形式的认同。他认为，综合性剧场涵盖了很多艺术门类，但每个门类需要的表演空间是不一样的。如果是看话剧，座位与舞台最合适的距离应该在24米之内，一旦超过了，观众就看不清演员的表情了，观看体验必定大打折扣。“在很多大剧院，第一排座位与舞台的距离已经有十几米，超过十几排，观众的观看效果就很差了。”赖声川表示。
实际上，做好了小剧场，一条街道甚至一个城市同样会因为它的存在而散发出奇特的吸引力磁场。2015年，赖声川在上海徐汇区美罗城商场5层建起了属于自己的剧场——“上剧场”，以此为契机组建“上剧团”。作为为大商城量身定制的精品小剧场，“上剧场”有巧思，其阶梯状的观众席整体高于舞台，避免了观众总是看到前排观众后脑勺的尴尬，同时设置一定数量的“情侣座”。开业7年来，“上剧场”先后推出了《暗恋桃花源》《曾经如是》等剧，一直保持着超高的人气，远近闻名。各种文化活动也将这里作为据点，它不仅是戏剧爱好者的“圣地”，更成为了普通市民的生活方式。
无独有偶，创立于2003年的开心麻花，在创新剧场表现形式中找到了生存空间，赚到了“多桶金”。目前，开心麻花已经在全国拥有21家剧场，一跃成为国内著名的演出全产业链公司。拿济南开心麻花剧场来说，自2021年8月正式启幕以来，凭借着独特的小剧场运营模式，一跃成为“网红打卡地”。开心麻花剧场配备高科技舞台、先进灯光、音响设备，极具市场号召力的戏剧品牌，将剧中展现的娱乐精神、生活态度、欢乐和感动一一传递给观众。在济南高新区工作的王晨告诉记者，自己花费680元购买了音乐剧《隐婚男女》的门票。2月12日演出当晚，全场600个座位座无虚席，热闹非凡。“现场实在是太震撼了，散场后还有很多戏剧发烧友在剧场门口排队‘打卡’拍照。”王晨说，抛开戏剧本身，小剧场呈现出的舞台效果更加别具一格。
“在内容生产方面，我们要在运维角度拓展新的端口，比如优质小剧场作品的生产。”开心麻花集团副总裁刘岩曾在公开场合介绍，未来，他们要把一些在商圈中或者交通便利的合适场所，做成新剧场，推动剧场在一线、二线甚至三线城市快速成长。
其实，当我们惊叹于纽约百老汇、伦敦西区、日本宝冢这样的成熟戏剧产业链时，国内剧场正在用实际行动一步步缩小差距，用“诗与远方”和大众生活连得更紧、走得更深。（大众日报）
剧场是什么？起初，它似乎只是一个演出场所，“去剧场看戏”，很多人认为这是颇为高端的文化活动；随着它的属性向文化中心拓展，逐渐成为一座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在某种程度上体现着一座城市的品格。
如今，剧场努力在大众生活中扎得更深，正在成为“生活化”的一部分。
“如果剧场能建立起一个健康的生态，那撒下种子，任它发展，戏剧和戏剧文化一定会处处生根发芽。”这是戏剧学家赖声川对剧场发展趋势的某种期待。
不可替代的现场性：
剧场不会消亡的理由
剧场是多种艺术形式组合起来产生奇妙审美效果的艺术空间，也是从创作到接受、从艺术到市场的最终环节。即便大众能够通过电影、电视剧，甚至短视频等形式观赏表演艺术，但剧场凭借其不可替代的现场性，为戏剧的传承发展提供了坚实载体。在剧场里，台上的演员、台下的观众，在同一个空间，共同感受艺术的场域力量，这是手机、电脑、电视等载体无法替代的仪式感，也是剧场不会消亡的最重要理由。追溯我国剧场的发展，哪怕形态形式多样，现场性一直被重视，以此来保证观众能够获得最佳观赏体验。
据记载，我国最早的实体建筑剧场是戏台，出现在唐代。戏台多为木结构，平面呈四方形，三面敞开，背后有上下场门，观众从三面围观看戏。宋代剧场被称作勾阑，作为中国营业性剧场的开端，勾阑延续到元、明以至清初。
元初杜善夫的《庄家不识勾栏》套曲中就有对看戏场景的描述：“要了二百钱放过咱。入得门上个木坡。见层层叠叠团圞坐。抬头觑是个钟楼模样、往下觑却是人旋窝。见几个妇女向台儿上坐。又不是迎神赛社、不住的擂鼓筛锣。”大概可以得知，勾栏（同“勾阑”）看戏先付钱，戏台有顶、上面像个钟楼模样，观众席是个木坡，大家层层围坐，有的甚至坐上了台。这样热闹的演出情况，让当时进城的农民感到新奇不已。
明清时期戏楼出现，剧场的观演建筑变得更为精致，观众能够获取不同的现场观感。《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记载，清代宫苑中的戏楼，不仅面积大，而且变单层为两层或三层。戏楼坐南朝北，和观戏的殿堂组成四合院。正殿明间是皇帝的席位，两廊各间赐王公大臣观戏。
一直以来，剧场被认为是帮助提升鲜活感、现场感等体验感受的特定表演场地。近代，受欧美的影响，我国新式的现代剧场出现。1874年，兰心大剧院重建开幕，观众可以在封闭空间欣赏一场气势磅礴的演出，极为震撼。兰心大剧院“观众席分上下两层，上层有豪华包厢，座位面朝舞台横列，剧场和舞台之间设置乐池。”作为近代上海话剧场的典型舞台样式，这样的观剧氛围感一直保持至今。
综合性剧场的变与不变
当下，现代剧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除了对现场性一如既往的追求，它们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路径。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最新数据，2014年至2019年，中国剧场数量从576个增长至977个，但增速逐步放缓，完成了由快速扩张走向冷静发展的转变。
最为普遍的是综合性剧场。一般来说，它们的规模很大，场地可以容纳一千多位观众同时观看，涵盖不同的表演门类，包括音乐剧、话剧、舞剧等，并且采用联合或独自运营演出项目的方式运作。记者梳理发现，2019年，青岛大剧院不断策划高品质、现象级的演出项目，特别引进了当时大热综艺《声入人心》中人气较高的几位演员出演的剧目，如音乐剧《信》《我的遗愿清单》，全年接待观众约29万人次；2021年青岛大剧院引进被誉为“国内话剧界天花板”的话剧《如梦之梦》、中央芭蕾舞团的《天鹅湖》等5个项目，再次引爆青岛演出市场。一位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用优质的演艺剧目，吸引更多观众走进剧场，仍然是综合性剧场不变的‘拿手好戏’。”
剧场的功能变得更加多元化。有研究从经营的角度梳理出不同类型的综合性剧场。如表演艺术中心业态，拥有多种艺术门类的创作生产或演出的能力，对所在的城市文化氛围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还能承担文化交流、艺术教育和文创开发的功能，典型代表是国家大剧院、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再如生产经营性剧院，一般同时拥有剧场和剧团，有“保留剧目制”“场团合一制”的特征，典型代表是首都剧场、中国儿童剧场等。
除此之外，更多剧场着眼于年轻观众的需求，推出相关文化产品及服务。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副总经理杨树聪表示，天桥艺术中心剧目的定位是音乐剧、戏剧、儿童剧、舞剧，其实是基于消费人群的定位。除了剧目创作之外，他们结合自己的优势，在文创方面进行了大力的开发和推广，还酝酿了一个商业展览，“在剧场里做商业展览是不多见的。”杨树聪说。
而在行业共识里，剧场的发展已经融入当地城市的整体文化建设，需要在城市发展中找准自己的定位，拓展更多的发展空间。
小剧场的优势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高大上”综合性剧场一路高歌猛进，同时，受专业主义者与相当高品格观众拥趸的小剧场也越来越受欢迎。在剧场正成为“生活化”的努力中，小剧场担负的责任更大。
与综合性剧场的“雄心壮志”不同，有从业者坚持用小剧场营造艺术空间新消费场景抓住观众。从戏剧的存在及传播方式看，小剧场是相对于大剧场而言的一种当代戏剧演出形式。它的表演空间小，演员与观众贴近，各种要素相互协同呈现最佳的演出效果，令观众有完整的戏剧观赏体验。
赖声川曾多次表达了对小剧场形式的认同。他认为，综合性剧场涵盖了很多艺术门类，但每个门类需要的表演空间是不一样的。如果是看话剧，座位与舞台最合适的距离应该在24米之内，一旦超过了，观众就看不清演员的表情了，观看体验必定大打折扣。“在很多大剧院，第一排座位与舞台的距离已经有十几米，超过十几排，观众的观看效果就很差了。”赖声川表示。
实际上，做好了小剧场，一条街道甚至一个城市同样会因为它的存在而散发出奇特的吸引力磁场。2015年，赖声川在上海徐汇区美罗城商场5层建起了属于自己的剧场——“上剧场”，以此为契机组建“上剧团”。作为为大商城量身定制的精品小剧场，“上剧场”有巧思，其阶梯状的观众席整体高于舞台，避免了观众总是看到前排观众后脑勺的尴尬，同时设置一定数量的“情侣座”。开业7年来，“上剧场”先后推出了《暗恋桃花源》《曾经如是》等剧，一直保持着超高的人气，远近闻名。各种文化活动也将这里作为据点，它不仅是戏剧爱好者的“圣地”，更成为了普通市民的生活方式。
无独有偶，创立于2003年的开心麻花，在创新剧场表现形式中找到了生存空间，赚到了“多桶金”。目前，开心麻花已经在全国拥有21家剧场，一跃成为国内著名的演出全产业链公司。拿济南开心麻花剧场来说，自2021年8月正式启幕以来，凭借着独特的小剧场运营模式，一跃成为“网红打卡地”。开心麻花剧场配备高科技舞台、先进灯光、音响设备，极具市场号召力的戏剧品牌，将剧中展现的娱乐精神、生活态度、欢乐和感动一一传递给观众。在济南高新区工作的王晨告诉记者，自己花费680元购买了音乐剧《隐婚男女》的门票。2月12日演出当晚，全场600个座位座无虚席，热闹非凡。“现场实在是太震撼了，散场后还有很多戏剧发烧友在剧场门口排队‘打卡’拍照。”王晨说，抛开戏剧本身，小剧场呈现出的舞台效果更加别具一格。
“在内容生产方面，我们要在运维角度拓展新的端口，比如优质小剧场作品的生产。”开心麻花集团副总裁刘岩曾在公开场合介绍，未来，他们要把一些在商圈中或者交通便利的合适场所，做成新剧场，推动剧场在一线、二线甚至三线城市快速成长。
其实，当我们惊叹于纽约百老汇、伦敦西区、日本宝冢这样的成熟戏剧产业链时，国内剧场正在用实际行动一步步缩小差距，用“诗与远方”和大众生活连得更紧、走得更深。（大众日报）
【#历史冷知识##古人的假发需求有多高# 】
发量稀疏——一个困扰着古今美女的永恒难题。
现代人可以寄希望于植发、接发；而古人能指望的就只有假发了。
只有极少数天生丽质的佳人能傲娇地宣称：“人家头发又多又蓬，根本不屑于戴假发。”
髢（dí）和髲（bì）是假发最初的称谓，“发少者得以被助其发也”。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发少者”都能得到假发的助力。在假发诞生之初，它并不是一件能飞进寻常百姓家的饰品。
追师掌王后之首服，为副编次追衡笄……
——《周礼》
其中副、编、次三者虽名称、形制不一，但均是由假发制成的头饰，只在祭祀等重要活动时佩戴，且为王后、夫人等贵族女性专用。
著名的马王堆一号汉墓就曾出土一件保存完好的“副”。
这套假发粗且黑，与辛追老太太稀疏泛黄的真发形成鲜明对比，出土时与老太太真发的下半部缀连，与今日的“接发”相似。整体梳作盘髻式。
汉代妇女喜爱高髻。这种审美不只是贵族独有的，也深刻影响了民间。
长安城有民谚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
要知道，汉代的一尺可有23厘米，这样四方且高的发髻，显然不是仅靠自身发量就能达到的。
假髻，或称“假头”，即成造型的假发。汉代开始出现，至晋太元间，已是贵族妇女出街必备时尚单品。
和所有流行商品一样，假髻价值不菲！穷人家很难负担。那些爱美又买不起假髻的姑娘，只能抱怨自己“无头”；若是什么重大场合需要发髻撑门面，也就只好“借头”。
盛唐之后，高髻越发流行，样式也逐渐增多。彼时大唐最尊贵的女人——杨贵妃，就偏爱穿黄裙、戴假发。
安史之乱后，杨贵妃命丧马嵬坡，时有俗语称：“义髻抛河里，黄裙逐水流”，尽显对统治阶级奢靡生活的讽刺。
宋代沿袭晚唐、五代遗风，盛行高髻，发髻样式高大，多逾尺。
在西南一带，未嫁姑娘的发髻竟高达半米（二尺）！可以说是明晃晃的外增高了。
这么庞大的发髻，还要点缀上六只银钗和一把大象牙梳，真是不敢想象有多沉。
明清时期流行的发髻不再像前朝那么高，但假发也没有随着发髻高度的下降而消失。
今留都（南京）妇女之饰……有冠，有丫髻，有云髻，俗或曰“假髻”。
——《客座赘言》
《客座赘言》的作者是明代金石家、书法家顾起元，他在记载南京时尚风俗的同时，也介绍了明代假发的制作、使用手法：以铁丝为骨架，外边编上头发，罩在妇女原生头发盘成的发髻上，再用簪子固定。
快把要点记下来！万一哪天穿越了，还能靠这门手艺发家致富！
明代方孝孺在《送李宗鲁序》中记载了这样一个社死名场面：“发不足者，失髢则羞”。
本来头发就不多，若是假发再当众掉了……
唉，想开点，这辈子很快就会过去的……
清代的假发行业更是蓬勃发展，不仅款式众多，还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手工业。
扬州假发便是其中翘楚，不仅制作好，款式还多。据《扬州画舫录》记载，市面上的假发样式有蝴蝶、望月、花篮、折项、八面观音等十数种。
其中，一名为“懒梳头”的款式更是道尽假发的优势所在。美女们只要选中自己喜欢的假发，用发笄朝头上一固定，一个漂亮时尚的发型就完成了。
由扬州假发市场的蓬勃，也能一窥假发需求之盛。
市场如此之大，那这些假发到底由何而来，才能保证供应呢？
中国人从来讲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头发是如此重要之物，成年后尚不能轻易修剪，不到万不得已的地步，谁愿意交出自己的头发呢？
汉代儒学家郑玄在为儒家经典《仪礼》做注时提到：古时候会剃低贱者、受刑者的头发，制成假发供贵族妇女使用，也就是《周礼》里所说的“次”。
古者或剔贱者、刑者之发，以被妇人之紒为饰，因名髲鬄（bì tì）焉，此《周礼》所谓次也。
——《仪礼·少牢馈食礼》注
也有女子因家境贫寒，不得不将头发制成假发，以换取财物或粮食。
东晋名将陶侃的母亲，就曾为招待来客而卖头发。
纵观历史，统治者强行剃下属、百姓头发的例子也屡见不鲜。
春秋时，卫国君主卫庄公只因为在城墙上多看了一眼，就相中了一个老倒霉蛋——大臣己氏之妻。
己氏之妻的头发甚美。卫庄公勒令她剪下长发，然后制成假发送给了自己的夫人吕姜，人称“吕姜髢”。
十六国时期，后赵君主石虎的三儿子石鉴也疯狂喜爱长发。作为地方最高长官，他欺压下属毫不收敛。
“文武有长发者”都被他拔了头发，不是用来装饰帽子，就是赏赐给嫔妃、宫女。
唐代时，为了遏制这种恶行，朝廷还出台专门的法律以保护百姓头发：
如果犯人剃光了被害人头发，那就判处一年半有期徒刑；
如果犯人没剃光被害人的头发，那就拔一些犯人自己的头发，再杖责八十；
如果犯人剃人头发还据为己用，那就按《贼盗律》处置。
除了使用真人头发做假发外，蚕丝、动物毛发也可以制作假发。《酉阳杂俎》记载狒狒“血可染绯，发可为髲”。
当然，茂盛的头发并不是我国独有的审美。在繁复的外交往来中，也时不时会见到假发的身影。
中国的服饰艺术有着数千年的历史，假发作为古代女性必不可少的头饰，也曾是尊卑等级的象征。
如今，假发的造型、颜色、材质越来越丰富，也不再拥有高高在上的政治意义，而是能轻轻松松地进入寻常百姓家，成为美丽、时尚的代名词。
发量稀疏——一个困扰着古今美女的永恒难题。
现代人可以寄希望于植发、接发；而古人能指望的就只有假发了。
只有极少数天生丽质的佳人能傲娇地宣称：“人家头发又多又蓬，根本不屑于戴假发。”
髢（dí）和髲（bì）是假发最初的称谓，“发少者得以被助其发也”。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发少者”都能得到假发的助力。在假发诞生之初，它并不是一件能飞进寻常百姓家的饰品。
追师掌王后之首服，为副编次追衡笄……
——《周礼》
其中副、编、次三者虽名称、形制不一，但均是由假发制成的头饰，只在祭祀等重要活动时佩戴，且为王后、夫人等贵族女性专用。
著名的马王堆一号汉墓就曾出土一件保存完好的“副”。
这套假发粗且黑，与辛追老太太稀疏泛黄的真发形成鲜明对比，出土时与老太太真发的下半部缀连，与今日的“接发”相似。整体梳作盘髻式。
汉代妇女喜爱高髻。这种审美不只是贵族独有的，也深刻影响了民间。
长安城有民谚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
要知道，汉代的一尺可有23厘米，这样四方且高的发髻，显然不是仅靠自身发量就能达到的。
假髻，或称“假头”，即成造型的假发。汉代开始出现，至晋太元间，已是贵族妇女出街必备时尚单品。
和所有流行商品一样，假髻价值不菲！穷人家很难负担。那些爱美又买不起假髻的姑娘，只能抱怨自己“无头”；若是什么重大场合需要发髻撑门面，也就只好“借头”。
盛唐之后，高髻越发流行，样式也逐渐增多。彼时大唐最尊贵的女人——杨贵妃，就偏爱穿黄裙、戴假发。
安史之乱后，杨贵妃命丧马嵬坡，时有俗语称：“义髻抛河里，黄裙逐水流”，尽显对统治阶级奢靡生活的讽刺。
宋代沿袭晚唐、五代遗风，盛行高髻，发髻样式高大，多逾尺。
在西南一带，未嫁姑娘的发髻竟高达半米（二尺）！可以说是明晃晃的外增高了。
这么庞大的发髻，还要点缀上六只银钗和一把大象牙梳，真是不敢想象有多沉。
明清时期流行的发髻不再像前朝那么高，但假发也没有随着发髻高度的下降而消失。
今留都（南京）妇女之饰……有冠，有丫髻，有云髻，俗或曰“假髻”。
——《客座赘言》
《客座赘言》的作者是明代金石家、书法家顾起元，他在记载南京时尚风俗的同时，也介绍了明代假发的制作、使用手法：以铁丝为骨架，外边编上头发，罩在妇女原生头发盘成的发髻上，再用簪子固定。
快把要点记下来！万一哪天穿越了，还能靠这门手艺发家致富！
明代方孝孺在《送李宗鲁序》中记载了这样一个社死名场面：“发不足者，失髢则羞”。
本来头发就不多，若是假发再当众掉了……
唉，想开点，这辈子很快就会过去的……
清代的假发行业更是蓬勃发展，不仅款式众多，还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手工业。
扬州假发便是其中翘楚，不仅制作好，款式还多。据《扬州画舫录》记载，市面上的假发样式有蝴蝶、望月、花篮、折项、八面观音等十数种。
其中，一名为“懒梳头”的款式更是道尽假发的优势所在。美女们只要选中自己喜欢的假发，用发笄朝头上一固定，一个漂亮时尚的发型就完成了。
由扬州假发市场的蓬勃，也能一窥假发需求之盛。
市场如此之大，那这些假发到底由何而来，才能保证供应呢？
中国人从来讲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头发是如此重要之物，成年后尚不能轻易修剪，不到万不得已的地步，谁愿意交出自己的头发呢？
汉代儒学家郑玄在为儒家经典《仪礼》做注时提到：古时候会剃低贱者、受刑者的头发，制成假发供贵族妇女使用，也就是《周礼》里所说的“次”。
古者或剔贱者、刑者之发，以被妇人之紒为饰，因名髲鬄（bì tì）焉，此《周礼》所谓次也。
——《仪礼·少牢馈食礼》注
也有女子因家境贫寒，不得不将头发制成假发，以换取财物或粮食。
东晋名将陶侃的母亲，就曾为招待来客而卖头发。
纵观历史，统治者强行剃下属、百姓头发的例子也屡见不鲜。
春秋时，卫国君主卫庄公只因为在城墙上多看了一眼，就相中了一个老倒霉蛋——大臣己氏之妻。
己氏之妻的头发甚美。卫庄公勒令她剪下长发，然后制成假发送给了自己的夫人吕姜，人称“吕姜髢”。
十六国时期，后赵君主石虎的三儿子石鉴也疯狂喜爱长发。作为地方最高长官，他欺压下属毫不收敛。
“文武有长发者”都被他拔了头发，不是用来装饰帽子，就是赏赐给嫔妃、宫女。
唐代时，为了遏制这种恶行，朝廷还出台专门的法律以保护百姓头发：
如果犯人剃光了被害人头发，那就判处一年半有期徒刑；
如果犯人没剃光被害人的头发，那就拔一些犯人自己的头发，再杖责八十；
如果犯人剃人头发还据为己用，那就按《贼盗律》处置。
除了使用真人头发做假发外，蚕丝、动物毛发也可以制作假发。《酉阳杂俎》记载狒狒“血可染绯，发可为髲”。
当然，茂盛的头发并不是我国独有的审美。在繁复的外交往来中，也时不时会见到假发的身影。
中国的服饰艺术有着数千年的历史，假发作为古代女性必不可少的头饰，也曾是尊卑等级的象征。
如今，假发的造型、颜色、材质越来越丰富，也不再拥有高高在上的政治意义，而是能轻轻松松地进入寻常百姓家，成为美丽、时尚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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