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A[超话]# 北京时间4月22日，据国内媒体人表示，青岛男篮主教练吴庆龙指导已经下课。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频道体育新闻某主编随后发声，吴庆龙指导确实离开青岛男篮了。
吴庆龙今年56岁，从2019年开始执教青岛男篮，前两个赛季都打进了季后赛。本赛季常规赛，青岛男篮的战绩是13胜25负，排名第15，未能进入季后赛。
本赛季CBA虽然尚未结束，但多支球队已经在为新赛季展开规划，此前北京、浙江等队均已换帅。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频道体育新闻某主编随后发声，吴庆龙指导确实离开青岛男篮了。
吴庆龙今年56岁，从2019年开始执教青岛男篮，前两个赛季都打进了季后赛。本赛季常规赛，青岛男篮的战绩是13胜25负，排名第15，未能进入季后赛。
本赛季CBA虽然尚未结束，但多支球队已经在为新赛季展开规划，此前北京、浙江等队均已换帅。
#传古维新# 【郭嵩焘：“汉奸”或“先知”——面对晚清大变局，一个独醒者思考与苦闷】
题记：2007年，中南大学孟泽教授在湖南教育电视台《湖湘讲堂》主讲郭嵩焘，后出版《洋务先知郭嵩焘》。最近修订再版，更名《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郭嵩焘，这个“苦闷的先知”，当年对中国社会何去何从的思考，直到现在，不仅具有现实意义，可能仍然“超前”。老何写读书心得《睁眼看世界：“洋务先知”郭嵩焘的“独醒之累”》，虽感同身受，几欲“抓狂”，仍觉隔靴搔痒，不得要领。从老孟处索来“湖湘讲堂”之“答客问”：《“汉奸”或“先知”》，且看作者“坦白”自己的心之思，与“苦闷的先知”的隔世的“苦恋”。
问：听说你在“湖湘讲堂”开讲郭嵩焘，我和我的朋友，对此充满期待。
我有点迷惑的是，湖湘近代以来，建功立业、赢得大名的人物多矣，你为什么会选择郭嵩焘？郭嵩焘生前身后都不“得志”，他身上有很多是非，很多尴尬，很多怨愤，其性格似乎也并不完美，“功业”更难言卓著。
答：是的，湖湘近现代，伟人很多，以至于今天，人人心中都有一个“舍湖南无以言中国”的湖湘“英雄谱”。而郭嵩焘，在很长时期内，甚至未必是一个能够让人乐于接受的“正面人物”。但是，当“湖湘讲堂”邀请我讲一个湖湘人物时，我首先想到的就是郭嵩焘。我一点也不觉得我的判断和选择是轻率的，我甚至觉得，重新认识郭嵩焘，是我们的时代是否成长了足够澄明的理智和理性的重要标志之一。
我想说出这样的意思，近代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不仅有雄浑的激情，也有清澈的认知和理性的判断，不仅有集体的奔赴，也有高明到近乎“异端”的省思。
而郭嵩焘，正是最能够代表后者的人物，在某一个时段，他甚至是唯一的，因此有所谓“独醒之累”。
郭嵩焘（1818－1891）与曾国藩、刘蓉有金兰之谊，与左宗棠是“发小”，但他的知名，并非如曾国藩、左宗棠等同治中兴名臣那样，因为有显赫的“功业”，而是作为“湘军”台前幕后重要的运筹者，作为洋务运动中最有见识的思想者和实践者，作为晚清首任驻外公使——以钦差大臣身份于1876年至1879年出使英国、法国，显示出了不同寻常的思想、精神与人格魅力。
他对于西洋文明的理解和判断，对于晚晴现实的洞察与传统文化的检讨，在他的同辈中罕有能够企及者。
在某种意义上，郭嵩焘的认知、思想、勇气和精神历程，抵达了一个传统士大夫所能抵达的极限。说他的思想可以延伸到戊戌变法，延伸到辛亥革命，延伸到“五四”，说他是“洋务先知”，并不夸张。谭嗣同、梁启超等，都曾表达过对于郭嵩焘的无限景仰。正如汪荣祖先生所说的，他是那个时代中，最勇于挽澜之人，我们追踪其人，印证其时、其地，很可觉察到他的孤愤与无奈。他的思想过于先进，同时代人难以接受，也很少接受；他的个性貌似恭俭，骨子里其实非常自负与固执。当时的人们，觉得众人皆醒他独醉，今天看来，实在众人皆醉他独醒。
然而，郭嵩焘执着之深，正可见其信心之坚。这种信心，源于一种道德勇气，更源于一种在郭嵩焘的时代极其难得的求“真”务“实”的知识勇气。
描述郭嵩焘，我们可以对中国近代史有一次特殊的领略，领略其中与我们自身的作为并非无关的屈辱和悲哀，领略先知先觉者的苦闷与激愤，领略一个“芬芳悱恻”的性灵，领略一段充满戏剧性的人生。在一个重新开放的时代，在至今并未出离“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时，也就是说，在中西文化的融会贯通，中国的现代转型，依然未完成时，我们可以因此而获得重要的启示与教益。
问：为什么郭嵩焘至今没有获得人们的广泛认同？其人生的“悲剧”内含是什么？
答：近代历史联系着我们今天的选择，也联系着我们对于悠久的华夏文明的认知与评价。我们远没有从近代历史的是非恩怨解脱出来。如果说鸦片战争以来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到今天为止并未完结，中西文明的交汇和融合，并未休止，那么，我们就得承认，对于有些人、有些事的判断，我们不仅依然身陷近代以来的是非恩怨之中，而且也依然处于并未定型的未来文化与文明的牵引和调整之中。
只是，我们毕竟走到了今天，我们的国家空前地开放了，我们自己也空前地开明、理性了。如此，近代历史中有多少人与事，需要我们去重新打量，以便接近历史的真实呢？又有多少判断需要我们去调整，以最大限度地接近人性与人道，最恰当地维护和提升个人和民族的尊严？我们需要继续以满清当局者或者任何一个时代当局者的是非、恩怨、哀乐作为我们自己的是非、恩怨、哀乐吗？或者相反？我们可以把世界文明的流转演变，仅仅作民族立场、道德立场、政治立场乃至特殊的政党立场上的打量吗？或者必须超越这种民族立场、道德立场、政治立场和特殊的政党立场？
郭嵩焘就是需要重新打量的人，围绕在他身边的是非，也是需要重新打量的是非。
郭嵩焘在世的时候，就被指目为“汉奸”，这从何说起？“汉奸”一词，内含了长期以来汉民族最敏感的屈辱与自尊。对此，在我们的文化人格中，甚至已经获得某种近乎生理的反应，而常常中断了理性的认知。
郭嵩焘与僧格林沁曾经共事，不止是一般的脾气的不对，简直“道不同”。而僧格林沁却真的打沉了几艘英国人的船，打死过几百名英国人。连曾国藩也觉得1840年以来，国家一直不得舒展，僧格林沁在天津大沽口痛击英国人，总算出了一口浊气。李鸿章因此还赞叹僧格林沁和郭嵩焘，一个是英雄，一个是名士，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皇帝有赏，举国庆贺。当是时也，郭嵩焘却是不见欣悦反而郁郁寡欢。
巡抚广东时，与左宗棠生出嫌隙，除了性格的冲突之外，郭嵩焘或者左宗棠是否真的有对不起朋友的叵测居心？
在上海续娶钱氏女，举城皆知。但郭嵩焘很快就“了结”了这一段婚姻，以至引发热议。在郭嵩焘的年代，明媒正娶可不是儿戏，那是“伦理之始”，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我们全部的家国制度，就是从这种最初的伦理开始建构的。那么，郭嵩焘此举是否意味着对迤逦千年的家国伦理的玩忽？
出使英、法，郭嵩焘让自己的副使刘锡鸿劾奏了“十大罪状”。他按照朝廷的意思所作，由前五十天出使日记编成的《使西纪程》，开始由总理衙门刷印发行，接着又遭禁毁版。以至有大臣以此为由参劾他“有二心于中国”。事情果真如此？
郭嵩焘晚年认为，中国要三百年才可能真正振兴，才可能由器物的改变，教育的革新，人才的崛起，延伸到制度、人心、风俗的真正改善。这是先知之明还是牢骚之辞？
发生在郭嵩焘身上的事，有的很琐碎，很闹心，甚至不像是我们想象中的大人物上应该发生的，他的反应似乎也不是大的政治家应该有的反应，这当然也“得益”于他写作了几十年的日记的发现，而郭嵩焘的日记，又不像曾国藩或别的人那样，把它当成自己修炼心性的功课，自我修饰的文本，当成示范后人的教材，而写成了自己真实的所见所思所想的日记，自我倾诉的日记，吐槽的日记，让我们得以窥见他内心世界的波动——各种指责、焦灼、苦闷、牢骚、批评、愤怒和一己的洞察与发现。
按照我们今天的认识，“古代中国的‘国家’是中心明确、边界模糊的一个‘文化概念’。‘凡我族类，其心必同’，就是说，凡是和我一个文化的，都可以是一个国家；反过来当然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可以理解为凡是和我文化有差异的，就是四夷，不属一个国家。”“凡是文化上不服从、不认同的，都是‘异邦异俗’。所以，在古代中国，国家、文明、真理在空间上是重叠的，于是，常常说‘天下一家’、‘海内有知己’、‘四海之内皆兄弟’。但是，在这种说法的背后，有一个非常深刻的矛盾：一方面是以中国为中心的特殊主义，一方面是普遍主义的世界观；既是只有一个文明中心的世界观，又是文明普遍适用，真理放之四海皆准的世界观。”（葛兆光《古代中国社会与文化十讲》）
晚清对于西方的拒斥，某种意义上就是此种“特殊主义”及其所建构的“普遍主义”—— 它曾经建构了一种经典的文明——共同导演的结果。只有翻过这一页去，伴随着屈辱与悲愤的不平衡也不平等的历史记忆，才会真正有所改观。当中国文化终于生长出了更加具有生命力与涵盖性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它才可能拥有新的“天下”，而且是通过文化去化同的“天下”。此时，其“特殊主义”的“普遍主义”就会是另一番景象，就是一种普遍主义之下的特殊主义，而不是通过特殊主义建构的普遍主义。
从特殊主义出发的普遍主义，到建构具有普遍性的特殊主义，从中国中心主义的坍塌到重建民族国家的新的主体性，这不止是一个政治问题，更是一个文化问题。郭嵩焘在此一不能回避的历程中，贡献了远高于流辈的见识和智慧。或许，这种见识和智慧正是他与他的时代、他的周遭格格不入的重要原因之所在，使得他的生平和仕途，更加举步维艰，坎坷不断，充满争议、攻讦乃至毁谤，也充满传奇色彩。
本文转自https://t.cn/A66rLC2f
《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孟泽著 岳麓书社。题词内容：独醒之累！https://t.cn/A66rLC2V
题记：2007年，中南大学孟泽教授在湖南教育电视台《湖湘讲堂》主讲郭嵩焘，后出版《洋务先知郭嵩焘》。最近修订再版，更名《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郭嵩焘，这个“苦闷的先知”，当年对中国社会何去何从的思考，直到现在，不仅具有现实意义，可能仍然“超前”。老何写读书心得《睁眼看世界：“洋务先知”郭嵩焘的“独醒之累”》，虽感同身受，几欲“抓狂”，仍觉隔靴搔痒，不得要领。从老孟处索来“湖湘讲堂”之“答客问”：《“汉奸”或“先知”》，且看作者“坦白”自己的心之思，与“苦闷的先知”的隔世的“苦恋”。
问：听说你在“湖湘讲堂”开讲郭嵩焘，我和我的朋友，对此充满期待。
我有点迷惑的是，湖湘近代以来，建功立业、赢得大名的人物多矣，你为什么会选择郭嵩焘？郭嵩焘生前身后都不“得志”，他身上有很多是非，很多尴尬，很多怨愤，其性格似乎也并不完美，“功业”更难言卓著。
答：是的，湖湘近现代，伟人很多，以至于今天，人人心中都有一个“舍湖南无以言中国”的湖湘“英雄谱”。而郭嵩焘，在很长时期内，甚至未必是一个能够让人乐于接受的“正面人物”。但是，当“湖湘讲堂”邀请我讲一个湖湘人物时，我首先想到的就是郭嵩焘。我一点也不觉得我的判断和选择是轻率的，我甚至觉得，重新认识郭嵩焘，是我们的时代是否成长了足够澄明的理智和理性的重要标志之一。
我想说出这样的意思，近代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不仅有雄浑的激情，也有清澈的认知和理性的判断，不仅有集体的奔赴，也有高明到近乎“异端”的省思。
而郭嵩焘，正是最能够代表后者的人物，在某一个时段，他甚至是唯一的，因此有所谓“独醒之累”。
郭嵩焘（1818－1891）与曾国藩、刘蓉有金兰之谊，与左宗棠是“发小”，但他的知名，并非如曾国藩、左宗棠等同治中兴名臣那样，因为有显赫的“功业”，而是作为“湘军”台前幕后重要的运筹者，作为洋务运动中最有见识的思想者和实践者，作为晚清首任驻外公使——以钦差大臣身份于1876年至1879年出使英国、法国，显示出了不同寻常的思想、精神与人格魅力。
他对于西洋文明的理解和判断，对于晚晴现实的洞察与传统文化的检讨，在他的同辈中罕有能够企及者。
在某种意义上，郭嵩焘的认知、思想、勇气和精神历程，抵达了一个传统士大夫所能抵达的极限。说他的思想可以延伸到戊戌变法，延伸到辛亥革命，延伸到“五四”，说他是“洋务先知”，并不夸张。谭嗣同、梁启超等，都曾表达过对于郭嵩焘的无限景仰。正如汪荣祖先生所说的，他是那个时代中，最勇于挽澜之人，我们追踪其人，印证其时、其地，很可觉察到他的孤愤与无奈。他的思想过于先进，同时代人难以接受，也很少接受；他的个性貌似恭俭，骨子里其实非常自负与固执。当时的人们，觉得众人皆醒他独醉，今天看来，实在众人皆醉他独醒。
然而，郭嵩焘执着之深，正可见其信心之坚。这种信心，源于一种道德勇气，更源于一种在郭嵩焘的时代极其难得的求“真”务“实”的知识勇气。
描述郭嵩焘，我们可以对中国近代史有一次特殊的领略，领略其中与我们自身的作为并非无关的屈辱和悲哀，领略先知先觉者的苦闷与激愤，领略一个“芬芳悱恻”的性灵，领略一段充满戏剧性的人生。在一个重新开放的时代，在至今并未出离“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时，也就是说，在中西文化的融会贯通，中国的现代转型，依然未完成时，我们可以因此而获得重要的启示与教益。
问：为什么郭嵩焘至今没有获得人们的广泛认同？其人生的“悲剧”内含是什么？
答：近代历史联系着我们今天的选择，也联系着我们对于悠久的华夏文明的认知与评价。我们远没有从近代历史的是非恩怨解脱出来。如果说鸦片战争以来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到今天为止并未完结，中西文明的交汇和融合，并未休止，那么，我们就得承认，对于有些人、有些事的判断，我们不仅依然身陷近代以来的是非恩怨之中，而且也依然处于并未定型的未来文化与文明的牵引和调整之中。
只是，我们毕竟走到了今天，我们的国家空前地开放了，我们自己也空前地开明、理性了。如此，近代历史中有多少人与事，需要我们去重新打量，以便接近历史的真实呢？又有多少判断需要我们去调整，以最大限度地接近人性与人道，最恰当地维护和提升个人和民族的尊严？我们需要继续以满清当局者或者任何一个时代当局者的是非、恩怨、哀乐作为我们自己的是非、恩怨、哀乐吗？或者相反？我们可以把世界文明的流转演变，仅仅作民族立场、道德立场、政治立场乃至特殊的政党立场上的打量吗？或者必须超越这种民族立场、道德立场、政治立场和特殊的政党立场？
郭嵩焘就是需要重新打量的人，围绕在他身边的是非，也是需要重新打量的是非。
郭嵩焘在世的时候，就被指目为“汉奸”，这从何说起？“汉奸”一词，内含了长期以来汉民族最敏感的屈辱与自尊。对此，在我们的文化人格中，甚至已经获得某种近乎生理的反应，而常常中断了理性的认知。
郭嵩焘与僧格林沁曾经共事，不止是一般的脾气的不对，简直“道不同”。而僧格林沁却真的打沉了几艘英国人的船，打死过几百名英国人。连曾国藩也觉得1840年以来，国家一直不得舒展，僧格林沁在天津大沽口痛击英国人，总算出了一口浊气。李鸿章因此还赞叹僧格林沁和郭嵩焘，一个是英雄，一个是名士，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皇帝有赏，举国庆贺。当是时也，郭嵩焘却是不见欣悦反而郁郁寡欢。
巡抚广东时，与左宗棠生出嫌隙，除了性格的冲突之外，郭嵩焘或者左宗棠是否真的有对不起朋友的叵测居心？
在上海续娶钱氏女，举城皆知。但郭嵩焘很快就“了结”了这一段婚姻，以至引发热议。在郭嵩焘的年代，明媒正娶可不是儿戏，那是“伦理之始”，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我们全部的家国制度，就是从这种最初的伦理开始建构的。那么，郭嵩焘此举是否意味着对迤逦千年的家国伦理的玩忽？
出使英、法，郭嵩焘让自己的副使刘锡鸿劾奏了“十大罪状”。他按照朝廷的意思所作，由前五十天出使日记编成的《使西纪程》，开始由总理衙门刷印发行，接着又遭禁毁版。以至有大臣以此为由参劾他“有二心于中国”。事情果真如此？
郭嵩焘晚年认为，中国要三百年才可能真正振兴，才可能由器物的改变，教育的革新，人才的崛起，延伸到制度、人心、风俗的真正改善。这是先知之明还是牢骚之辞？
发生在郭嵩焘身上的事，有的很琐碎，很闹心，甚至不像是我们想象中的大人物上应该发生的，他的反应似乎也不是大的政治家应该有的反应，这当然也“得益”于他写作了几十年的日记的发现，而郭嵩焘的日记，又不像曾国藩或别的人那样，把它当成自己修炼心性的功课，自我修饰的文本，当成示范后人的教材，而写成了自己真实的所见所思所想的日记，自我倾诉的日记，吐槽的日记，让我们得以窥见他内心世界的波动——各种指责、焦灼、苦闷、牢骚、批评、愤怒和一己的洞察与发现。
按照我们今天的认识，“古代中国的‘国家’是中心明确、边界模糊的一个‘文化概念’。‘凡我族类，其心必同’，就是说，凡是和我一个文化的，都可以是一个国家；反过来当然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可以理解为凡是和我文化有差异的，就是四夷，不属一个国家。”“凡是文化上不服从、不认同的，都是‘异邦异俗’。所以，在古代中国，国家、文明、真理在空间上是重叠的，于是，常常说‘天下一家’、‘海内有知己’、‘四海之内皆兄弟’。但是，在这种说法的背后，有一个非常深刻的矛盾：一方面是以中国为中心的特殊主义，一方面是普遍主义的世界观；既是只有一个文明中心的世界观，又是文明普遍适用，真理放之四海皆准的世界观。”（葛兆光《古代中国社会与文化十讲》）
晚清对于西方的拒斥，某种意义上就是此种“特殊主义”及其所建构的“普遍主义”—— 它曾经建构了一种经典的文明——共同导演的结果。只有翻过这一页去，伴随着屈辱与悲愤的不平衡也不平等的历史记忆，才会真正有所改观。当中国文化终于生长出了更加具有生命力与涵盖性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它才可能拥有新的“天下”，而且是通过文化去化同的“天下”。此时，其“特殊主义”的“普遍主义”就会是另一番景象，就是一种普遍主义之下的特殊主义，而不是通过特殊主义建构的普遍主义。
从特殊主义出发的普遍主义，到建构具有普遍性的特殊主义，从中国中心主义的坍塌到重建民族国家的新的主体性，这不止是一个政治问题，更是一个文化问题。郭嵩焘在此一不能回避的历程中，贡献了远高于流辈的见识和智慧。或许，这种见识和智慧正是他与他的时代、他的周遭格格不入的重要原因之所在，使得他的生平和仕途，更加举步维艰，坎坷不断，充满争议、攻讦乃至毁谤，也充满传奇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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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孟泽著 岳麓书社。题词内容：独醒之累！https://t.cn/A66rLC2V
【环时深度：#俄乌信息战# ，#战争背后的战争# 】驻守黑海小岛（蛇岛）上的乌克兰士兵是全军覆没还是集体投降？乌克兰领导人是离开了首都基辅还是在继续坚守？某视频中与女儿挥泪而别的是乌克兰士兵还是乌东地区的亲俄人士？自2月24日俄罗斯与乌克兰开战以来，这样混乱的信息就层出不穷。而在这场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士都不愿看到的战争爆发之前，美国等西方国家和俄罗斯的信息战、情报战、心理战就逐渐升级。在美国总统和情报部门大胆预测“2月16日俄入侵乌克兰”一度“失准”后，俄外交部要求西方就散布虚假信息道歉，并称“此类西方的宣传行动是‘信息恐怖主义’”。就连美国的盟友也心里打鼓：美国为什么这样热衷于信息战？然而，瞬息万变的局势表明，在这场抢夺“控制叙事”主动权的战争中，不管是美国还是俄罗斯，甚至乌克兰，都在尽其所能地表现。就像美国乔治城大学国际研究与传播学教授胡安·曼弗雷迪所说：“宣传也是一种战略资产，就像外交和威慑一样。”
“西方将饱受内部矛盾信息的折磨”
“真相是战争的第一个受害者。”这句话据称1917年出自美国参议员海勒姆·约翰逊之口。而乌克兰很显然是美国和俄罗斯信息大战的第一个受害者。乌克兰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资深媒体人26日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对美国情报部门所说‘俄16日入侵乌克兰’，最开始我认为不会发生。尽管美媒传俄在乌俄边境地区有20万军队，但是两国边界长达2000公里，且我们的军人数量远远多于20万，因此俄不太可能发动军事行动。但当军事行动真的开始后，说明俄方正在进行一场豪赌。开战以来，俄乌双方的情报战更是让全世界看得眼花缭乱，但不管怎么样，乌克兰没有让俄罗斯赢得豪赌，因为曾有消息说‘俄方说48小时内结束战斗’，现在早就超过48小时，战斗仍在继续。”他还表示：“作为媒体人，我知道舆论战和信息战的重要性与复杂性，坦率地说，乌克兰从来不想要战争，美方的信息我们并没有完全相信，俄方的信息也一样。”
如果以2月16日的那次开战预判为时间点，美国情报预测的“准确性”只是晚了七八天而已。但从16日到24日这些天的俄媒报道看，俄罗斯认为自己是“赢家”。俄卫星通讯社16日援引俄政治学家阿列克谢·马丁诺夫的话说：“美扬言俄要对乌动武，甚至安排美国驻乌外交人员撤离，但俄方却宣布从俄乌边境撤军……不管今天西方的宣传说什么，所有对政治和国际关系感兴趣的、有思想的人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俄罗斯在这一轮信息战中取得胜利。”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7日刊文为拜登政府辩解说，美国不断扩大对俄信息战，使世界高度戒备俄或将对乌开战，而拜登政府此举是为了继续对俄方施压并保持同盟友的团结。文章分析说，这代表着美国采用最新的公关行动策略：利用提前泄露出来的情报使莫斯科无法再通过其擅长的“假信息手法”获得优势，只是效果可能并不可控。
乔治·比贝是美国国家利益中心的副总裁兼研究主任，曾任中央情报局俄罗斯分析主管，著有《俄罗斯陷阱：我们与俄罗斯的影子战争如何演变成灾难》。近日，比贝在美国《国家利益》网站撰文，回忆起自己曾应邀与几位俄方嘉宾——都是俄最有见地的外交政策专家一起参与的政治脱口秀节目。节目中，俄方专家嘲讽美英不断放风俄罗斯会对乌动武的做法，形容这样的报道“只是西方与俄仍在进行的一场信息战中的胡乱射击”。俄方专家还质问比贝：“西方相信这些报告吗？”比贝只好回答说：“情报分析绝非易事，当然会出错，所谓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即是最明显例证之一。但我确信美国政府这次有关对俄乌冲突的情报准确。”
在西方的分析人士看来，美国长达数周的密集告警带来的问题是：人们很难知道要发生什么，也不知道这样的警戒能保持多久，反而加剧了欧洲对现状的不安全感和对未来的焦虑感。这导致在俄不发动军事行动的时间段内，北约成员国以及美乌两国政府之间可能会产生分歧。还有媒体翻出纽约大学研究俄罗斯安全的专家马克·加莱奥蒂2015年发表的言论，他当时建议西方对俄罗斯的信息战不要过于偏执，那样的话容易“让自己暴露在阴谋论和耸人听闻的胡言乱语中”，特别是在当前的环境下，西方将饱受内部矛盾信息的折磨。
“到目前为止，它是否阻止俄方采取军事行动？答案是‘没有’。”英国国防智库皇家联合服务研究所副所长乔纳森·伊亚尔在谈到西方对俄发动的信息战时无奈地说。美国乔治敦大学欧亚、俄罗斯和东欧研究中心主任安吉拉·斯坦特也表示：“我们正在与俄罗斯人进行一场信息战，而且我们已经持续一段时间。我认为俄罗斯人被吓了一跳。我认为这有可能产生影响，或许促使俄领导人重新考虑他可能要做的其他事情。”
俄罗斯信息战迎来转折点？
“白宫自去年年底以来一直在预告俄方随时入侵乌克兰，但详细程度和可靠性却让人想起美国当年如何说伊拉克总统萨达姆的化学武器清单。当然，这也和多年来实际操控信息战的克里姆林宫如出一辙。”西班牙《阿贝赛报》评论人士赫苏斯·里略的这番话，说出很多普通民众心中的疑惑：到底该不该信任口碑不佳的美国情报部门？在这场信息大战中，俄罗斯是弱势一方还是同样是高手？
据《环球时报》记者观察，一些欧洲媒体将此次俄乌冲突看成是“俄罗斯信息战的转折点”。《阿贝赛报》24日的文章称，俄罗斯近10年来苦心打造的庞大数字媒体和网络大军现在正面临决定性时刻。如今，这个由发言人、国家宣传部门、俄境内外附属媒体、专栏作家、智库组成的复杂网络正在全力运转，为俄罗斯的利益发声。俄国家网络“今日俄罗斯”（RT）最近也在西班牙发布视频，讲述在俄乌冲突中乌克兰一方的错误。这些西班牙语的宣传重点是为克里姆林宫的论点辩护，即“美国在苏联解体后承诺北约不会向东扩张，然后食言，背叛了俄罗斯”。有西媒认为，俄方的这一战略至关重要，能吸引全球近6亿讲西班牙语的人关注。
哥伦比亚《旁观者报》文章认为，俄罗斯在应对与西方关系紧张和俄乌冲突升级时，把散布有利于自己的信息当成首选武器。每次美国发出俄将动武的信息，克里姆林宫都会驳斥美方指控。欧洲一些媒体还以“克里姆林宫的信息战”为题，盘点亲官方的俄罗斯媒体今年初集中刊发数十篇报道，反驳“俄已动员士兵准备应对攻击乌克兰”的说法，同时发出“北约打算在乌克兰建立军事基地以入侵俄罗斯，甚至北约万名士兵已部署到位”“顿巴斯地区的亲俄民众处于危险之中”等警告。欧盟反虚假信息小组认为，在俄罗斯发布的信息中，“乌克兰正在准备战争的警告是一种常见叙述”，并将东欧紧张局势的升级归咎于西方。
外国网民18日嘲讽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和现国务卿布林肯都是如何发布虚假信息的。
还有专业人士说，制造混乱信息是俄罗斯军事信息战理论的实施方法之一，确保了以预防性方式创造叙事以填补“信息流空白”的必要性。也就是说，目标不是传播一个想法或信息，而是用过多的信息来混淆视听，从而让人们对俄敌对一方的信息产生不信任。举例来说，一些俄媒试图将乌克兰描绘成一个冷酷无情的国家，如去年12月曾在社交网络上播放乌边防警卫杀害从白俄罗斯入境的移民的视频，但乌政府已表示这些影像是伪造的。
2月23日，美国国防部情报局前代理局长大卫·赛德等人在美国《国会山报》撰文称，俄正通过使用心理战和信息战，借助美国国内存在的种族歧视、枪支泛滥以及移民等问题来破坏美国人对民主制度的信心，加剧美国人之间的社会政治分歧。文章认为，克里姆林宫对信息战的重视使之成为一个心理战超级大国，不仅如此，俄罗斯还将信息战延伸到外交辞令。
“美国为何加大对俄信息战？”在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专家马克斯·布特看来，美国政府是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布特认为，国际舆论自然对美国情报的可信度持怀疑态度，因为美国政府在这方面声名狼藉，但他同时强调，苏联在二战和冷战期间也是情报战的玩家，俄罗斯曾分别在2008年和2014年与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冲突中散布大量虚假信息，包括使用“小绿人”（指穿戴绿色非现役服饰的武装人员）掩盖俄军行为。
马克斯·布特表示：“如今，美国信息战至少是将沙子扔进俄军事机器的齿轮中，迫使俄政府想知道西方情报机构从哪里获得开战信息，并有可能在本国的队伍中查找叛徒。这些报告还导致俄宣传丧失作用，并使美国能控制叙事权，而非将之拱手让给俄方。鉴于信息行动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日益重要，这不是一项小成就。”
俄乌战争已蔓延至媒体之间。在情报大战中，相关各方媒体也开始从“互殴”变成互相封杀。比如，因关系紧张，2015年乌克兰就关闭了俄罗斯的网站，乌克兰人基本看不到直接来自俄方的信息。德国在俄乌开战前就宣布，将禁止播放“今日俄罗斯”的德语节目，理由是“缺乏相应的许可证，其内容是克里姆林宫的宣传”。作为报复，俄决定关闭“德国之声”莫斯科分社并禁止其广播。26日，澳大利亚也对“今日俄罗斯”进行“封杀”。脸书、谷歌也宣称“禁止俄国家媒体在其服务中运营广告”。值得一提的是，西班牙国家电视台在一个名为《乌克兰冲突，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宣传战》的节目中称，俄罗斯的宣传几乎没有传到西方，但美国和欧盟的宣传却做到了。俄国际欧亚运动专家达里亚·普拉托诺娃说，西方正在通过信息战对俄施压，如英国外交部有一个打击“俄罗斯虚假信息”的部门，实际上这是一个负责攻击性信息和心理行动的部门。俄罗斯一家门户网站的主编也透露，英国每年在与俄罗斯的信息战上花费 8200万英镑。
据俄罗斯《观点报》16日报道，俄安全会议副秘书波波夫表示，自2014年以来，美国国防部每年主要用于“遏制俄在欧洲侵略”的反俄宣传计划——“欧洲震慑倡议”开支约为40亿到50亿美元。有俄罗斯网民称，相比，俄在欧洲用以对抗美国和西方信息战的投入太少。如果从越来越多西方国家民众对俄持负面看法这一事实评判，俄罗斯在与西方的信息战对抗中是失败的。
在俄军事专家维克多·利托夫金看来：“只要俄罗斯作为美国的竞争对手存在，信息战就会一直打下去，并将持续很长时间。但只要我们的国家不低头，就不会受到伤害。因此，我们需要进行反击。”不过，美国记者和政治学家斯蒂芬·埃伯特认为：“俄罗斯试图传达自己的观点，但声音并没有传达给美国人。‘今日俄罗斯’也许是美国能听到的唯一声音，不过只是想听的人才会听，而想听的人又很少。因此，我认为这场信息战的未来对俄罗斯来说仍相当悲观。”（环球时报驻西班牙、美国特派、特约记者 丁晓航 丁惠 柳玉鹏 萧雅文）
“西方将饱受内部矛盾信息的折磨”
“真相是战争的第一个受害者。”这句话据称1917年出自美国参议员海勒姆·约翰逊之口。而乌克兰很显然是美国和俄罗斯信息大战的第一个受害者。乌克兰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资深媒体人26日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对美国情报部门所说‘俄16日入侵乌克兰’，最开始我认为不会发生。尽管美媒传俄在乌俄边境地区有20万军队，但是两国边界长达2000公里，且我们的军人数量远远多于20万，因此俄不太可能发动军事行动。但当军事行动真的开始后，说明俄方正在进行一场豪赌。开战以来，俄乌双方的情报战更是让全世界看得眼花缭乱，但不管怎么样，乌克兰没有让俄罗斯赢得豪赌，因为曾有消息说‘俄方说48小时内结束战斗’，现在早就超过48小时，战斗仍在继续。”他还表示：“作为媒体人，我知道舆论战和信息战的重要性与复杂性，坦率地说，乌克兰从来不想要战争，美方的信息我们并没有完全相信，俄方的信息也一样。”
如果以2月16日的那次开战预判为时间点，美国情报预测的“准确性”只是晚了七八天而已。但从16日到24日这些天的俄媒报道看，俄罗斯认为自己是“赢家”。俄卫星通讯社16日援引俄政治学家阿列克谢·马丁诺夫的话说：“美扬言俄要对乌动武，甚至安排美国驻乌外交人员撤离，但俄方却宣布从俄乌边境撤军……不管今天西方的宣传说什么，所有对政治和国际关系感兴趣的、有思想的人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俄罗斯在这一轮信息战中取得胜利。”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7日刊文为拜登政府辩解说，美国不断扩大对俄信息战，使世界高度戒备俄或将对乌开战，而拜登政府此举是为了继续对俄方施压并保持同盟友的团结。文章分析说，这代表着美国采用最新的公关行动策略：利用提前泄露出来的情报使莫斯科无法再通过其擅长的“假信息手法”获得优势，只是效果可能并不可控。
乔治·比贝是美国国家利益中心的副总裁兼研究主任，曾任中央情报局俄罗斯分析主管，著有《俄罗斯陷阱：我们与俄罗斯的影子战争如何演变成灾难》。近日，比贝在美国《国家利益》网站撰文，回忆起自己曾应邀与几位俄方嘉宾——都是俄最有见地的外交政策专家一起参与的政治脱口秀节目。节目中，俄方专家嘲讽美英不断放风俄罗斯会对乌动武的做法，形容这样的报道“只是西方与俄仍在进行的一场信息战中的胡乱射击”。俄方专家还质问比贝：“西方相信这些报告吗？”比贝只好回答说：“情报分析绝非易事，当然会出错，所谓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即是最明显例证之一。但我确信美国政府这次有关对俄乌冲突的情报准确。”
在西方的分析人士看来，美国长达数周的密集告警带来的问题是：人们很难知道要发生什么，也不知道这样的警戒能保持多久，反而加剧了欧洲对现状的不安全感和对未来的焦虑感。这导致在俄不发动军事行动的时间段内，北约成员国以及美乌两国政府之间可能会产生分歧。还有媒体翻出纽约大学研究俄罗斯安全的专家马克·加莱奥蒂2015年发表的言论，他当时建议西方对俄罗斯的信息战不要过于偏执，那样的话容易“让自己暴露在阴谋论和耸人听闻的胡言乱语中”，特别是在当前的环境下，西方将饱受内部矛盾信息的折磨。
“到目前为止，它是否阻止俄方采取军事行动？答案是‘没有’。”英国国防智库皇家联合服务研究所副所长乔纳森·伊亚尔在谈到西方对俄发动的信息战时无奈地说。美国乔治敦大学欧亚、俄罗斯和东欧研究中心主任安吉拉·斯坦特也表示：“我们正在与俄罗斯人进行一场信息战，而且我们已经持续一段时间。我认为俄罗斯人被吓了一跳。我认为这有可能产生影响，或许促使俄领导人重新考虑他可能要做的其他事情。”
俄罗斯信息战迎来转折点？
“白宫自去年年底以来一直在预告俄方随时入侵乌克兰，但详细程度和可靠性却让人想起美国当年如何说伊拉克总统萨达姆的化学武器清单。当然，这也和多年来实际操控信息战的克里姆林宫如出一辙。”西班牙《阿贝赛报》评论人士赫苏斯·里略的这番话，说出很多普通民众心中的疑惑：到底该不该信任口碑不佳的美国情报部门？在这场信息大战中，俄罗斯是弱势一方还是同样是高手？
据《环球时报》记者观察，一些欧洲媒体将此次俄乌冲突看成是“俄罗斯信息战的转折点”。《阿贝赛报》24日的文章称，俄罗斯近10年来苦心打造的庞大数字媒体和网络大军现在正面临决定性时刻。如今，这个由发言人、国家宣传部门、俄境内外附属媒体、专栏作家、智库组成的复杂网络正在全力运转，为俄罗斯的利益发声。俄国家网络“今日俄罗斯”（RT）最近也在西班牙发布视频，讲述在俄乌冲突中乌克兰一方的错误。这些西班牙语的宣传重点是为克里姆林宫的论点辩护，即“美国在苏联解体后承诺北约不会向东扩张，然后食言，背叛了俄罗斯”。有西媒认为，俄方的这一战略至关重要，能吸引全球近6亿讲西班牙语的人关注。
哥伦比亚《旁观者报》文章认为，俄罗斯在应对与西方关系紧张和俄乌冲突升级时，把散布有利于自己的信息当成首选武器。每次美国发出俄将动武的信息，克里姆林宫都会驳斥美方指控。欧洲一些媒体还以“克里姆林宫的信息战”为题，盘点亲官方的俄罗斯媒体今年初集中刊发数十篇报道，反驳“俄已动员士兵准备应对攻击乌克兰”的说法，同时发出“北约打算在乌克兰建立军事基地以入侵俄罗斯，甚至北约万名士兵已部署到位”“顿巴斯地区的亲俄民众处于危险之中”等警告。欧盟反虚假信息小组认为，在俄罗斯发布的信息中，“乌克兰正在准备战争的警告是一种常见叙述”，并将东欧紧张局势的升级归咎于西方。
外国网民18日嘲讽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和现国务卿布林肯都是如何发布虚假信息的。
还有专业人士说，制造混乱信息是俄罗斯军事信息战理论的实施方法之一，确保了以预防性方式创造叙事以填补“信息流空白”的必要性。也就是说，目标不是传播一个想法或信息，而是用过多的信息来混淆视听，从而让人们对俄敌对一方的信息产生不信任。举例来说，一些俄媒试图将乌克兰描绘成一个冷酷无情的国家，如去年12月曾在社交网络上播放乌边防警卫杀害从白俄罗斯入境的移民的视频，但乌政府已表示这些影像是伪造的。
2月23日，美国国防部情报局前代理局长大卫·赛德等人在美国《国会山报》撰文称，俄正通过使用心理战和信息战，借助美国国内存在的种族歧视、枪支泛滥以及移民等问题来破坏美国人对民主制度的信心，加剧美国人之间的社会政治分歧。文章认为，克里姆林宫对信息战的重视使之成为一个心理战超级大国，不仅如此，俄罗斯还将信息战延伸到外交辞令。
“美国为何加大对俄信息战？”在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专家马克斯·布特看来，美国政府是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布特认为，国际舆论自然对美国情报的可信度持怀疑态度，因为美国政府在这方面声名狼藉，但他同时强调，苏联在二战和冷战期间也是情报战的玩家，俄罗斯曾分别在2008年和2014年与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冲突中散布大量虚假信息，包括使用“小绿人”（指穿戴绿色非现役服饰的武装人员）掩盖俄军行为。
马克斯·布特表示：“如今，美国信息战至少是将沙子扔进俄军事机器的齿轮中，迫使俄政府想知道西方情报机构从哪里获得开战信息，并有可能在本国的队伍中查找叛徒。这些报告还导致俄宣传丧失作用，并使美国能控制叙事权，而非将之拱手让给俄方。鉴于信息行动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日益重要，这不是一项小成就。”
俄乌战争已蔓延至媒体之间。在情报大战中，相关各方媒体也开始从“互殴”变成互相封杀。比如，因关系紧张，2015年乌克兰就关闭了俄罗斯的网站，乌克兰人基本看不到直接来自俄方的信息。德国在俄乌开战前就宣布，将禁止播放“今日俄罗斯”的德语节目，理由是“缺乏相应的许可证，其内容是克里姆林宫的宣传”。作为报复，俄决定关闭“德国之声”莫斯科分社并禁止其广播。26日，澳大利亚也对“今日俄罗斯”进行“封杀”。脸书、谷歌也宣称“禁止俄国家媒体在其服务中运营广告”。值得一提的是，西班牙国家电视台在一个名为《乌克兰冲突，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宣传战》的节目中称，俄罗斯的宣传几乎没有传到西方，但美国和欧盟的宣传却做到了。俄国际欧亚运动专家达里亚·普拉托诺娃说，西方正在通过信息战对俄施压，如英国外交部有一个打击“俄罗斯虚假信息”的部门，实际上这是一个负责攻击性信息和心理行动的部门。俄罗斯一家门户网站的主编也透露，英国每年在与俄罗斯的信息战上花费 8200万英镑。
据俄罗斯《观点报》16日报道，俄安全会议副秘书波波夫表示，自2014年以来，美国国防部每年主要用于“遏制俄在欧洲侵略”的反俄宣传计划——“欧洲震慑倡议”开支约为40亿到50亿美元。有俄罗斯网民称，相比，俄在欧洲用以对抗美国和西方信息战的投入太少。如果从越来越多西方国家民众对俄持负面看法这一事实评判，俄罗斯在与西方的信息战对抗中是失败的。
在俄军事专家维克多·利托夫金看来：“只要俄罗斯作为美国的竞争对手存在，信息战就会一直打下去，并将持续很长时间。但只要我们的国家不低头，就不会受到伤害。因此，我们需要进行反击。”不过，美国记者和政治学家斯蒂芬·埃伯特认为：“俄罗斯试图传达自己的观点，但声音并没有传达给美国人。‘今日俄罗斯’也许是美国能听到的唯一声音，不过只是想听的人才会听，而想听的人又很少。因此，我认为这场信息战的未来对俄罗斯来说仍相当悲观。”（环球时报驻西班牙、美国特派、特约记者 丁晓航 丁惠 柳玉鹏 萧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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