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晚上回江安花园，小喵说早餐要吃方便面，我说爷爷准备的早餐，有凤尾鱼、俄罗斯香肠、拍黄瓜和五谷杂粮粥，怎么样？他说我只想吃方便面。于是去超市，他要买老坛酸菜泡面，我说网上说酸菜是土坑泡的，稀巴脏，他说我晓得，我才不怕呢。买了两袋，今天早上泡了一大碗，吃得呼儿嘿哟，真像个饿了饭的娃娃。

午餐，喵爷爷动用战备物资，红烧牛肉和咸鲜羊肉，加上湖南小炒，三牲俱全，古人所谓“太牢”，老子云：“如春登台，如享太牢。”他却说去吃江安食堂。我说食堂的饭不好吃，他说我觉得好吃。我说关键是，爷爷已经把午饭做好了得嘛，他说反正我不想吃。只好驱车去校园，吃西园一食堂。我说以后你来江安，我们不自己做饭，都来吃食堂？他说好！

【长知识丨宋代公马私用要挨罚】宋朝的驿站，除了运输传递官方文书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为各路官员提供公务马。不过，公务马的使用规矩多多，不管是知州、府尹，还是宪司（主管司法的官员）、知县，谁要是错了规矩，挨几顿板子还算运气，弄不好吃上一年牢饭，也不是不可能。

据史料记载，按宋代朝廷的规矩，只有在去地方赴任、巡查审理重大案件、视察河堤海防、抚恤灾民以及处理边境事务等情形下，官员才可以使用公务马，并凭朝廷签发的“头子”——公务马使用凭证，到递铺借出马匹。官员处理一般公务，能用上公务马的机会微乎其微，至于办私事，擅自使用公务马，不但官员要受仗责，连私自出借马匹的递铺首领乃至地方大员，都要承担连带责任。

宋真宗年间，广州知州邵晔病重，他的儿子远在湖北，心急如焚，荆湖北路转运使梅询于心不忍，擅自借了一匹公务马给他，结果公务马累死在途中。按说邵晔在当时是有名的好官，在广州主持挖掘了南濠，使老百姓免受水患之苦而深受爱戴，但一码归一码，私自借用公务马的邵公子还是受到了惩罚，而擅自出借马匹的梅询也被降职处理。

其实，官员就算是因处理紧急公务用上了公务马，也不能随心所欲。比如，骑马不能随便绕道探亲访友，绕道一里，打一百棍，每多绕道五里，多加一百棍，绕道的实在过分，吃两年牢饭；携带的行李也不能超重，多一斤，打六十棍，每多十斤，加六十棍，行李过分超重，坐监一年。朝廷规定得这么严，是为了防范官员借着乘公务马的机会，夹带私货做生意。

公务马用起来限制多多，好在朝廷还有一个人性化的做法，文官六品以上，可以发放“用马补贴”——当时叫“马刍粟”，六品以下，对不起，只好自己想办法了。拿着这笔补贴，可以考虑自己养一匹马，也可以去市面上租马。

话说岭南气候炎热，养马成本不低，兜里特别有钱的，当然可以考虑养马，但没那么有钱的官员，办急事会考虑租马，为琐事出行，租条船就行了，毕竟广州是水城，租船的费用要比租马低多了。

官员租马或租船——咱就统称“打的”吧，在当时很平常。像王安石这样的当朝宰相，在任时有朝廷提供的公务马，退了休，一样要“打的”。他老人家还舍不得租马，而是租了一头驴，骑着到处走。当然，王安石这么做，并不只是为了省钱，而是为了倡行儒家士大夫节俭的美德，这么做的朝廷大员也不只他一个。

既然朝廷大员都提倡“打的”，一般官员就更不怕“打的”没面子啦。再说，到市面上租一匹马，一天的花费不过一两百文钱，比养马划算多了，何乐而不为？

北宋年间的官员，出门骑马、坐船是常事，轿子却很少坐。按照儒家的民本思想，找人抬轿，那是“以人代畜”，受过良好教育的士大夫大多不屑为之，到了南宋年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达，轿子才慢慢流行起来，市面上也出现了专门出租轿子的店铺，不管是官员办事，还是市井平民结婚办喜事，只要出钱，都可以租一顶轿子来坐坐。

在宋代的广州城，租房、租马、租船，其实不算什么新闻。更有意思的是，锅碗瓢盆、珠宝首饰、衣服被褥都能租。假如你回到当年的广州城，在城门口跟路人聊一聊今天流行的“共享经济”，他们多半不会太惊讶，因为大宋广州城里什么都可以租，算得上“共享经济”的原始版。

发达的租赁业在惠及官员、商贾以及市井平民的同时，也给穷人带去了一点点方便。有些人穷得叮当响，连一件好衣裳都没有，好在城里还有店家提供衣服租赁，碰到一些非要穿光鲜衣服的场合，就去租一件来穿，总算能保住一个面子。#每天读国学#

非常应景地在看机智的监狱生活。
他们跟我们一样买物资需要上报团购，等着发点好吃的牢饭就感恩戴德，饭里的肉还都被发饭的A走。但他们有重获自由的期限，有盼头。他们不用自己洗碗做饭，不用担心饿死，一个月可以探视六次，可以收信件，可以常出去做运动，还参加了木工比赛和歌唱比赛（有奖金），生病也会第一时间被救治。
因为即使杀人犯也有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