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些人总喜欢给别人贴上标签呢，然后划分阵营，把互联网空间变成两个对立的版块，要么是战友，要么是敌人。
本来俄乌冲突，跟中国是比较遥远的，作为中国人应该是旁观者才对。而现在一帮人都代入感太深了，搞得严重撕裂。
而且这帮非黑即白、用屁股思考和分辨立场的傻子们，通常还认为自己充满了正义，并且时不时被自己这正义所感动。
俄乌之战你站哪边？
答：站中国这边。
凡是强行站俄罗斯或站乌克兰的，不是坏就是蠢。
本来俄乌冲突，跟中国是比较遥远的，作为中国人应该是旁观者才对。而现在一帮人都代入感太深了，搞得严重撕裂。
而且这帮非黑即白、用屁股思考和分辨立场的傻子们，通常还认为自己充满了正义，并且时不时被自己这正义所感动。
俄乌之战你站哪边？
答：站中国这边。
凡是强行站俄罗斯或站乌克兰的，不是坏就是蠢。
【揭开“神秘面纱”！陕西考古博物馆今起试行开放陕西考古博物馆的百年使命】#陕西考古博物馆今天试行开放# #西安多个景区五一门票开始预约# 当文明的曙光照耀人类最初的面庞，人类一面执着前行，一面自豪回望。第一柄石斧、第一只陶罐、第一个铜鼎、第一把铁犁……它们是智慧的结晶，更是文明的记忆。
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记忆藏在中国的大地上，也藏在每个国人的心里。它字里行间书写的是民族的血脉和传奇，发现它是使命，传承它是热爱。
用遗迹实证民族的过往是中国考古人的初心，这初心中充满了爱国的情感。曾经，在满目疮痍的中国，以保存国故、重建古史、振奋人心为宏愿的中国学术界将目光投向了西北地区，一批身着长衫大褂的社会精英在陕西寻求以实物资料索解周秦汉唐史迹、探索民族渊源，叩问大地，上下求索。
他们不会想到，百年后，陕西终以一座考古博物馆完成了他们当初的使命。
一把洛阳铲，在爱国情中实证文明信史和华夏史脉
930年前，陕西蓝田的吕大临写下《考古图》。当然，把文物作为金石学研究的吕大临不会想到，在他故乡的土地上，考古最终超越了他当初“探其制作之源，以补经传之阙亡，正诸儒之谬误”的方向而最终成为实证中华文明信史的重要学科。
1921年，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遗址的发掘，开启了中国现代考古学大门。此时，距离吕大临著录《考古图》已过去829年，而主持此次考古的瑞典人安特生，却将考古发掘的结论导向了“中国文化西来说”。
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但西方通行的史学观点却认为中国的文明史只能从四千年前的夏代算起，此前的一千年只能作为传说对待，原因是缺乏实物证据。
中国人的历史需要中国人来证明。13年后，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把目光投向陕西，在宝鸡斗鸡台开启对周秦历史文化的实证和研究。
彼时在宝鸡考古工地上，有一位年轻人的身影，他就是后来成为中国考古学大家的苏秉琦。这一年，他刚刚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在这里，他触摸着周人的瓦鬲。这些瓦鬲向他讲述了商人、周人及至秦人之间文化传递的“秘密”。在陕西的土地上，苏秉琦不仅开启了中国现代考古的类型学研究方法，也懂得了考古工作者的历史使命。1994年，苏秉琦过85岁生日时，他的学生写下祝寿词：“历史已逝，考古学使他复活。”
苏秉琦这样解释他的探索：“考古学最终是为阐明把亿万人凝聚到一起的基础结构。”
凝聚亿万人，似乎每一位挖开陕西土地的考古学家都有这样的体验。1954年，31岁的石兴邦，在西安城东郊开始了半坡遗址的挖掘。在一座六千多年前的村落，留下神秘的人面鱼纹盆、尖底瓶、孩子的瓮棺、女人的纺轮……这是中国考古学历史上第一次发掘出古人类完整的史前居住遗迹。1958年，我国首座遗址博物馆——西安半坡博物馆建立。石兴邦说，他就是想通过这个博物馆让中国人了解史前的中国。
考古学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在陕西的土地上，这样的论断不断地被证实——每一处考古发现都重现着历史，展示着中华民族历史的荣耀。陕西省文物局局长罗文利这样评论陕西考古的意义：陕西考古为中国文明起源形成多元性和发展过程提供全新研究资料。
洛阳铲就是历史的如椽巨笔。文明的熠熠光辉终将通过这柄手铲刻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孙周勇这样评论考古工作者手中的手铲：一把手铲连通古今，把春秋代序的细节延伸至远古蛮荒，使王朝更替的真实生动触手可及，将文明发展的历史娓娓道来……这柄手铲也掘出了陕西考古博物馆的大部分重要馆藏。100年，20余万件出土文物，数以千计的古代遗址，数代考古人的不懈努力，为这座以考古为主题的博物馆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所研究院，在黄土地建世界一流考古研究机构中国样板
如果说一柄手铲是连通古今的钥匙，那么研究机构则更像是文明薪火相传的学校。
1958年，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主导了第一次全省文物普查。同年11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正式组建。谁都不曾怀疑，陕西的考古研究注定会成为中国考古事业辉煌的一页。
从潼关到陇原，从塞北沙漠到汉水盆地，从115万年前的蓝田人，到五六千年前的半坡人，直至周秦汉唐，陕西考古走出了自己的风采！
1979年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在西安召开，考古学迎来新的春天。改革开放以来，陕西考古迈上快速发展的轨道，法门寺地宫、汉阳陵、北周武帝孝陵等重大考古发现不断改写我们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乾陵博物馆、法门寺博物馆、汉阳陵博物院、梁带村芮国博物馆等蜚声中外的博物馆，成为展现中华文明辉煌成就的重要载体。
进入21世纪，陕西考古步入新的发展阶段。
在人类起源探索方面，秦岭地区、黄河沿岸旧石器时代考古，特别是汉中疥疙洞遗址的发掘，首次在秦岭地区发现早期现代人化石，为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早期现代人演化自本土古人群的学说提供了重要考古学证据。
在探寻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方面，高陵杨官寨、延安芦山峁、神木石峁等遗址先后被列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重大研究课题项目。其中，杨官寨遗址是关中地区已知的庙底沟时期唯一有完整环壕的聚落遗址、国内首次确认的庙底沟时期的大型成人墓地，意义重大。石峁遗址的发现尤为引人注目。近10年来的考古收获表明，石峁城址是距今4300年至3800年间东亚地区规模最大的史前城址，巨型石雕、精美玉器、壮观的石砌城垣，无不展现了黄土高原上早期王国都邑的辉煌。
唯有前行可抵岁月漫长，打造世界一流考古研究机构中国样板，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有自己明确的目标。
64载春华秋实，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先后有40余项考古项目获“全国十大考古发现”“田野考古奖”“中国考古新发现”“世界重大田野考古发现”等重大荣誉。
陕西考古工作机构先后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瑞士、澳大利亚、日本、韩国、越南、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家和地区的30多所知名高校与文博科研机构建立了良好合作关系。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成了中国文明史、东方社会史乃至世界文化史研究的重要阵地，在世界考古领域独具魅力。
一座博物馆，在新时代开启中国考古新篇章
陕西的考古人常常思考，如果说百年前的洛阳铲挖出的除了文物还有一片爱国心，那么今天的考古事业究竟应该由什么来承载？
陕西的考古事业造就了无数的博物馆。从1958年开始，陕西几乎每十年就有一个依托重大考古发现建设的博物馆出现，孕育了半坡、秦始皇陵兵马俑、法门寺、汉阳陵等一批蜚声中外的大型遗址博物馆，成为让世界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金色名片”。
似乎只有一座博物馆才能承载令人惊叹的发现。而一座考古主题的博物馆，无疑能让每个普通人更深刻理解考古学的真正含义。它不是挖宝，不是探秘，甚至都不仅限于补全一段历史，它体现的是中国人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的独特价值体系、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
基于丰富的考古研究成果，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筹建了国内首家考古博物馆——陕西考古博物馆。博物馆按照科研和展示相结合的原则，分设“一馆五中心”，包括了考古博物馆、科技考古中心、资料信息中心、公众考古中心、后勤动力中心及科研中心。博物馆通过多种手段集中展示考古学家如何通过丰富的地下物质遗存，来解读辉煌的中国古代文明，旨在弘扬传统文化，增加文化自信。
“通过一组组器物让人们重返文明现场，洞悉历史秘密，是陕西考古博物馆的使命。”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种建荣说。
科学发掘、保护利用、阐释展示，是陕西考古博物馆的定位。这座博物馆将向社会大众介绍考古学理念、技术和方法，还有考古人的执着和考古学的魅力。
历史总以默契致敬执着，从1921年仰韶文化开启中国现代考古，到2022年陕西考古博物馆开馆，中国现代考古学以百年历程完成了从田野零星调查到博物馆系统展示研究的进步。陕西考古博物馆装下的已经不再是几组文物，或是考古工作的一面，抑或是文明现场的一瞥，它装下的是百年来考古工作者的赤子心。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考古学正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坚强支撑学科。秦岭山脚下的中国第一座考古博物馆无疑在承载中国考古百年使命的同时，也用无比的自信开启了中国考古的新篇章。（陕西日报 ）
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记忆藏在中国的大地上，也藏在每个国人的心里。它字里行间书写的是民族的血脉和传奇，发现它是使命，传承它是热爱。
用遗迹实证民族的过往是中国考古人的初心，这初心中充满了爱国的情感。曾经，在满目疮痍的中国，以保存国故、重建古史、振奋人心为宏愿的中国学术界将目光投向了西北地区，一批身着长衫大褂的社会精英在陕西寻求以实物资料索解周秦汉唐史迹、探索民族渊源，叩问大地，上下求索。
他们不会想到，百年后，陕西终以一座考古博物馆完成了他们当初的使命。
一把洛阳铲，在爱国情中实证文明信史和华夏史脉
930年前，陕西蓝田的吕大临写下《考古图》。当然，把文物作为金石学研究的吕大临不会想到，在他故乡的土地上，考古最终超越了他当初“探其制作之源，以补经传之阙亡，正诸儒之谬误”的方向而最终成为实证中华文明信史的重要学科。
1921年，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遗址的发掘，开启了中国现代考古学大门。此时，距离吕大临著录《考古图》已过去829年，而主持此次考古的瑞典人安特生，却将考古发掘的结论导向了“中国文化西来说”。
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但西方通行的史学观点却认为中国的文明史只能从四千年前的夏代算起，此前的一千年只能作为传说对待，原因是缺乏实物证据。
中国人的历史需要中国人来证明。13年后，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把目光投向陕西，在宝鸡斗鸡台开启对周秦历史文化的实证和研究。
彼时在宝鸡考古工地上，有一位年轻人的身影，他就是后来成为中国考古学大家的苏秉琦。这一年，他刚刚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在这里，他触摸着周人的瓦鬲。这些瓦鬲向他讲述了商人、周人及至秦人之间文化传递的“秘密”。在陕西的土地上，苏秉琦不仅开启了中国现代考古的类型学研究方法，也懂得了考古工作者的历史使命。1994年，苏秉琦过85岁生日时，他的学生写下祝寿词：“历史已逝，考古学使他复活。”
苏秉琦这样解释他的探索：“考古学最终是为阐明把亿万人凝聚到一起的基础结构。”
凝聚亿万人，似乎每一位挖开陕西土地的考古学家都有这样的体验。1954年，31岁的石兴邦，在西安城东郊开始了半坡遗址的挖掘。在一座六千多年前的村落，留下神秘的人面鱼纹盆、尖底瓶、孩子的瓮棺、女人的纺轮……这是中国考古学历史上第一次发掘出古人类完整的史前居住遗迹。1958年，我国首座遗址博物馆——西安半坡博物馆建立。石兴邦说，他就是想通过这个博物馆让中国人了解史前的中国。
考古学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在陕西的土地上，这样的论断不断地被证实——每一处考古发现都重现着历史，展示着中华民族历史的荣耀。陕西省文物局局长罗文利这样评论陕西考古的意义：陕西考古为中国文明起源形成多元性和发展过程提供全新研究资料。
洛阳铲就是历史的如椽巨笔。文明的熠熠光辉终将通过这柄手铲刻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孙周勇这样评论考古工作者手中的手铲：一把手铲连通古今，把春秋代序的细节延伸至远古蛮荒，使王朝更替的真实生动触手可及，将文明发展的历史娓娓道来……这柄手铲也掘出了陕西考古博物馆的大部分重要馆藏。100年，20余万件出土文物，数以千计的古代遗址，数代考古人的不懈努力，为这座以考古为主题的博物馆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所研究院，在黄土地建世界一流考古研究机构中国样板
如果说一柄手铲是连通古今的钥匙，那么研究机构则更像是文明薪火相传的学校。
1958年，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主导了第一次全省文物普查。同年11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正式组建。谁都不曾怀疑，陕西的考古研究注定会成为中国考古事业辉煌的一页。
从潼关到陇原，从塞北沙漠到汉水盆地，从115万年前的蓝田人，到五六千年前的半坡人，直至周秦汉唐，陕西考古走出了自己的风采！
1979年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在西安召开，考古学迎来新的春天。改革开放以来，陕西考古迈上快速发展的轨道，法门寺地宫、汉阳陵、北周武帝孝陵等重大考古发现不断改写我们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乾陵博物馆、法门寺博物馆、汉阳陵博物院、梁带村芮国博物馆等蜚声中外的博物馆，成为展现中华文明辉煌成就的重要载体。
进入21世纪，陕西考古步入新的发展阶段。
在人类起源探索方面，秦岭地区、黄河沿岸旧石器时代考古，特别是汉中疥疙洞遗址的发掘，首次在秦岭地区发现早期现代人化石，为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早期现代人演化自本土古人群的学说提供了重要考古学证据。
在探寻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方面，高陵杨官寨、延安芦山峁、神木石峁等遗址先后被列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重大研究课题项目。其中，杨官寨遗址是关中地区已知的庙底沟时期唯一有完整环壕的聚落遗址、国内首次确认的庙底沟时期的大型成人墓地，意义重大。石峁遗址的发现尤为引人注目。近10年来的考古收获表明，石峁城址是距今4300年至3800年间东亚地区规模最大的史前城址，巨型石雕、精美玉器、壮观的石砌城垣，无不展现了黄土高原上早期王国都邑的辉煌。
唯有前行可抵岁月漫长，打造世界一流考古研究机构中国样板，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有自己明确的目标。
64载春华秋实，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先后有40余项考古项目获“全国十大考古发现”“田野考古奖”“中国考古新发现”“世界重大田野考古发现”等重大荣誉。
陕西考古工作机构先后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瑞士、澳大利亚、日本、韩国、越南、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家和地区的30多所知名高校与文博科研机构建立了良好合作关系。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成了中国文明史、东方社会史乃至世界文化史研究的重要阵地，在世界考古领域独具魅力。
一座博物馆，在新时代开启中国考古新篇章
陕西的考古人常常思考，如果说百年前的洛阳铲挖出的除了文物还有一片爱国心，那么今天的考古事业究竟应该由什么来承载？
陕西的考古事业造就了无数的博物馆。从1958年开始，陕西几乎每十年就有一个依托重大考古发现建设的博物馆出现，孕育了半坡、秦始皇陵兵马俑、法门寺、汉阳陵等一批蜚声中外的大型遗址博物馆，成为让世界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金色名片”。
似乎只有一座博物馆才能承载令人惊叹的发现。而一座考古主题的博物馆，无疑能让每个普通人更深刻理解考古学的真正含义。它不是挖宝，不是探秘，甚至都不仅限于补全一段历史，它体现的是中国人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的独特价值体系、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
基于丰富的考古研究成果，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筹建了国内首家考古博物馆——陕西考古博物馆。博物馆按照科研和展示相结合的原则，分设“一馆五中心”，包括了考古博物馆、科技考古中心、资料信息中心、公众考古中心、后勤动力中心及科研中心。博物馆通过多种手段集中展示考古学家如何通过丰富的地下物质遗存，来解读辉煌的中国古代文明，旨在弘扬传统文化，增加文化自信。
“通过一组组器物让人们重返文明现场，洞悉历史秘密，是陕西考古博物馆的使命。”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种建荣说。
科学发掘、保护利用、阐释展示，是陕西考古博物馆的定位。这座博物馆将向社会大众介绍考古学理念、技术和方法，还有考古人的执着和考古学的魅力。
历史总以默契致敬执着，从1921年仰韶文化开启中国现代考古，到2022年陕西考古博物馆开馆，中国现代考古学以百年历程完成了从田野零星调查到博物馆系统展示研究的进步。陕西考古博物馆装下的已经不再是几组文物，或是考古工作的一面，抑或是文明现场的一瞥，它装下的是百年来考古工作者的赤子心。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考古学正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坚强支撑学科。秦岭山脚下的中国第一座考古博物馆无疑在承载中国考古百年使命的同时，也用无比的自信开启了中国考古的新篇章。（陕西日报 ）
【嗜书如痴】2022年纸质书第028单：·《魏晋南北朝》
正文赏读
绪 言
中国史上的乱世
作为中国最早的统一国家，秦汉帝国走过了长约四百年的历史。与之恰恰相反的是，从接下来的2—3 世纪之交开始，则进入了可怕的、混乱与分裂的四百年。在本书中，我们将对这个时代来做一概观。被称为“魏晋南北朝”的这一时代，直到将近6世纪末，隋帝国再次统一全中国的时候才告终结。在那之后约三百年间，则继之以绚烂华美（至少在表面上）的隋唐帝国时代。被夹在秦汉、隋唐这两大帝国时代之间的魏晋南北朝，似乎只能看作所谓黑暗低谷的时代了。从政治上来看，这诚然是个乱世。继孔子之后号称亚圣的孟子，曾经提出历史进程就是“一治一乱”的更迭。依孟子之见，从尧、舜到夏朝的禹王时代，延续了美好的盛世。随后夏朝渐渐走向衰乱，至夏桀时祸乱已极，殷朝的汤王讨伐夏桀，再次回归美好盛世。殷朝到了纣王的时候，乱世至于极点，于是周文王、武王等名君又将其恢复至美好世界。而“周之王道”毕竟也要归于衰歇，到如今正当大乱之世。
如果从这样的政治观出发，我们这跨越四百年的魏晋南北朝时代，在“一治一乱”的巨大循环中就是“一乱”的时代了。与相对而言治理较善的秦汉帝国四百年，或者接下来的隋唐帝国三百年相比，这乱世四百年只能认为在价值上是等而下之的。而这种政治观到了今天，甚至连孟子的“一治一乱”说都用不着搬出来讲了。为什么呢？因为直到现在也还是颇有些人以为：中国历史只不过是在反复上演着巨大专制国家的兴亡更替，直到19 世纪中期受到欧洲近代文明冲击为止，中国还浑浑噩噩沉睡在漫长停滞的迷梦中呢。
事实上，自唐帝国灭亡后的10 世纪以降，中国历史就是宋、元、明、清这些巨大的帝国的此起彼伏。这很容易让人以为，只要理解了构成中国史主干的就是这些专制国家，理解了这种专制君主制的国家政体是怎样的一种组织，为什么会灭亡，又为什么会重新兴起，就算是把握住了理解中国史的关键。当我们将目光如是集中在专制君主体制上的时候，自然也就很容易将长达四百年间未能确立起这种体制、不断混乱分裂的魏晋南北朝时代，当作中国史上的非正常时代，投去轻视的目光了。
然而，魏晋南北朝时代真的就应当被看作黑暗低谷的时代，或者非正常的时代而加以轻视吗？
原本所谓乱世，就是激烈的时代，是人们能量沸涌、势不可遏的时代。被孟子称为“一乱”时代的春秋战国，恰恰是以孔子为首，诸子百家之学争鸣竞放，一举提升了华夏文明水平的光辉时代。政治上的乱世，却能成为文明之花盛放的华丽时代，这一点不论东洋西洋，都是一样的。我们的魏晋南北朝时代，也绝对不是黑暗低谷的时代。
华丽的黑暗时代
乱世屡屡将人们推落可怕的悲惨苦难当中。更何况在我们这个时代，还遭到来自北方、西方的各种异族入侵，华北的先进地区被蹂躏得处处荒残，黑暗时代的面貌确实是处处都表现出来。汉帝国崩溃后的这个时代，正与罗马帝国崩溃后的所谓欧洲黑暗中世纪有着酷似的面貌。然而，就在中国的这一黑暗时代，却开出了比欧洲还要华美得多的文明之花。
例如将书法艺术推至登峰造极的王羲之、号称“画圣”的顾恺之，可谓大名鼎鼎，无人不知吧。书法和绘画的起源当然很早；然而书家、画家必须要到他们不再是匠人，而是自觉成为有个性的艺术家的时期才能出现。正是在这个时代，书法绘画被提升到了艺术的高度，对其加以评论的书论、画论也流行起来，成为自觉的文体。
此外，田园诗人陶渊明之名也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伴随着这个时代的开幕，诗也一举繁荣起来。那位断绝汉帝国命脉、奠定了魏国基业的曹操，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诗人。自他以后，在这乱世中诗人络绎辈出，令人目不暇接。而陶渊明就是其中一个光彩而独特的存在。抒情诗的文体确立，是这个时代最辉煌的产物之一。
与此同时，文章也如同策马并驰一般，驱使着四言、六言的对句，锤炼出了齐整均衡的华丽样式。人称“骈俪体”的这种样式，将深厚的古典教养和对汉语音调的敏锐感觉协调统一起来，是最为考究的文体。文学的体类在这个乱世当中获得了完全的独立。其中的名文和代表诗作，我们可以从6世纪初编纂的那部著名诗文集《文选》中看到。这部文集对于后世，甚至对我们日本文学曾留下过的深远影响，同样是不应该被忘记的。
上述各种文学、艺术体类之所以能够得到确立，是由于充满个性的、各式各样的教养人辈出。而各式各样的个性，又是在思想自由的基础上发展繁荣的。在汉代风靡一世的儒教思想，到了这个时代，已经不再是唯一的权威。在此之外，还有传承了老子、庄子一脉的道家思想，追求个人得救的道教信仰，再加上从西方传入并普及的佛教思想、信仰等，所谓儒、佛、道三教，并行不悖，相互交融，极大地拓宽了人们的精神振幅。在这个时代，各式各样的价值并存，人们不断摸索探求着更加切实的新价值。
这些努力大大拓展了华夏文明的疆域，也深化了它的质地。前文举例所示的文学、艺术体类之确立，也不过就是华夏文明这种疆域拓展、质地深化的表现之一罢了。还有在宗教领域和学问领域，华夏文明也都在这个时代丰富和发展起来。即使是如此漫长可怕的政治黑暗时代，也无法断绝中国的上古文明，反而使它的内涵变得更加新鲜丰富了。
本书的课题
光辉的黑暗时代—这种悖论式的现象是如何产生的？这就是本书需要面对的核心课题。事实上，西方世界在罗马帝国衰亡后，希腊、罗马古典文明就已没落、沦入黑暗时代；与之相比，中国的这种现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中国上古文明尽管经历了如此漫长的乱世，却不但没有断绝，反而还在维持其一贯性的同时，发展得更为丰富，范围更加宽广。这一点是如何做到的呢？要回答这一问题，恐怕还需针对华夏文明惊人的一贯性与强韧性进行探究。
面对这个巨大的课题，我现在还无法给出完满的答案。不过，我心里时常抱有的一个疑问，或许与此课题相关。那就是：在这个漫长的战乱时代，可以想见武力才是唯一可以依靠的东西，尽管如此，武士最终却未能成为统治阶级，原因究竟何在？
这个时代的中国社会，一般被定性为“贵族制社会”。其强烈倾向是社会阶层多重分化，家族门第被固定在各自所属的阶层中。而位于最顶层的名门，则必须是世世代代都孕育出具有丰富教养的知识人的家族。只知道好勇斗狠的武人，无论立下多少战功，都是挤不进贵族圈子的。贵族阶级不是武士，而是有教养的文人。在漫长的战乱时代，这样的社会体制竟能延续不绝，真称得上是惊人的事情。
当然了，掌握了武力集团的武人是能够建立新的国家，当上皇帝的。尤其席卷华北的各异族都是以武立国，其首领和中坚骨干也都是武人。因此北族系统的武人家族也能够成为贵族。然而他们为了统治汉族社会，把国家维持下去，却非得到汉族社会中的名门，也就是文人贵族层的合作不可。通过这样的合作，帝室及武人贵族也就普遍地受到贵族阶层的影响而逐步文人化了。
这样的文人贵族层，超越了国家兴亡而长久延续。他们正是在这漫长乱世中强韧地坚守着华夏文明，并进而使其发展壮大的中流砥柱。所谓华夏文明的强韧性，一言以概之，正是源于作为其担当者的知识人的强韧性，源于支撑着这些知识人的汉族社会的存在方式，而这与所谓“贵族制社会”是深深地联系在一起的。
接下来，我将从这样的视角出发，探索孕育出这四百年乱世的种种因素，思考这个时代的意义，并且追踪在其中强韧生存着的“贵族制社会”的变迁轨迹。
正文赏读
绪 言
中国史上的乱世
作为中国最早的统一国家，秦汉帝国走过了长约四百年的历史。与之恰恰相反的是，从接下来的2—3 世纪之交开始，则进入了可怕的、混乱与分裂的四百年。在本书中，我们将对这个时代来做一概观。被称为“魏晋南北朝”的这一时代，直到将近6世纪末，隋帝国再次统一全中国的时候才告终结。在那之后约三百年间，则继之以绚烂华美（至少在表面上）的隋唐帝国时代。被夹在秦汉、隋唐这两大帝国时代之间的魏晋南北朝，似乎只能看作所谓黑暗低谷的时代了。从政治上来看，这诚然是个乱世。继孔子之后号称亚圣的孟子，曾经提出历史进程就是“一治一乱”的更迭。依孟子之见，从尧、舜到夏朝的禹王时代，延续了美好的盛世。随后夏朝渐渐走向衰乱，至夏桀时祸乱已极，殷朝的汤王讨伐夏桀，再次回归美好盛世。殷朝到了纣王的时候，乱世至于极点，于是周文王、武王等名君又将其恢复至美好世界。而“周之王道”毕竟也要归于衰歇，到如今正当大乱之世。
如果从这样的政治观出发，我们这跨越四百年的魏晋南北朝时代，在“一治一乱”的巨大循环中就是“一乱”的时代了。与相对而言治理较善的秦汉帝国四百年，或者接下来的隋唐帝国三百年相比，这乱世四百年只能认为在价值上是等而下之的。而这种政治观到了今天，甚至连孟子的“一治一乱”说都用不着搬出来讲了。为什么呢？因为直到现在也还是颇有些人以为：中国历史只不过是在反复上演着巨大专制国家的兴亡更替，直到19 世纪中期受到欧洲近代文明冲击为止，中国还浑浑噩噩沉睡在漫长停滞的迷梦中呢。
事实上，自唐帝国灭亡后的10 世纪以降，中国历史就是宋、元、明、清这些巨大的帝国的此起彼伏。这很容易让人以为，只要理解了构成中国史主干的就是这些专制国家，理解了这种专制君主制的国家政体是怎样的一种组织，为什么会灭亡，又为什么会重新兴起，就算是把握住了理解中国史的关键。当我们将目光如是集中在专制君主体制上的时候，自然也就很容易将长达四百年间未能确立起这种体制、不断混乱分裂的魏晋南北朝时代，当作中国史上的非正常时代，投去轻视的目光了。
然而，魏晋南北朝时代真的就应当被看作黑暗低谷的时代，或者非正常的时代而加以轻视吗？
原本所谓乱世，就是激烈的时代，是人们能量沸涌、势不可遏的时代。被孟子称为“一乱”时代的春秋战国，恰恰是以孔子为首，诸子百家之学争鸣竞放，一举提升了华夏文明水平的光辉时代。政治上的乱世，却能成为文明之花盛放的华丽时代，这一点不论东洋西洋，都是一样的。我们的魏晋南北朝时代，也绝对不是黑暗低谷的时代。
华丽的黑暗时代
乱世屡屡将人们推落可怕的悲惨苦难当中。更何况在我们这个时代，还遭到来自北方、西方的各种异族入侵，华北的先进地区被蹂躏得处处荒残，黑暗时代的面貌确实是处处都表现出来。汉帝国崩溃后的这个时代，正与罗马帝国崩溃后的所谓欧洲黑暗中世纪有着酷似的面貌。然而，就在中国的这一黑暗时代，却开出了比欧洲还要华美得多的文明之花。
例如将书法艺术推至登峰造极的王羲之、号称“画圣”的顾恺之，可谓大名鼎鼎，无人不知吧。书法和绘画的起源当然很早；然而书家、画家必须要到他们不再是匠人，而是自觉成为有个性的艺术家的时期才能出现。正是在这个时代，书法绘画被提升到了艺术的高度，对其加以评论的书论、画论也流行起来，成为自觉的文体。
此外，田园诗人陶渊明之名也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伴随着这个时代的开幕，诗也一举繁荣起来。那位断绝汉帝国命脉、奠定了魏国基业的曹操，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诗人。自他以后，在这乱世中诗人络绎辈出，令人目不暇接。而陶渊明就是其中一个光彩而独特的存在。抒情诗的文体确立，是这个时代最辉煌的产物之一。
与此同时，文章也如同策马并驰一般，驱使着四言、六言的对句，锤炼出了齐整均衡的华丽样式。人称“骈俪体”的这种样式，将深厚的古典教养和对汉语音调的敏锐感觉协调统一起来，是最为考究的文体。文学的体类在这个乱世当中获得了完全的独立。其中的名文和代表诗作，我们可以从6世纪初编纂的那部著名诗文集《文选》中看到。这部文集对于后世，甚至对我们日本文学曾留下过的深远影响，同样是不应该被忘记的。
上述各种文学、艺术体类之所以能够得到确立，是由于充满个性的、各式各样的教养人辈出。而各式各样的个性，又是在思想自由的基础上发展繁荣的。在汉代风靡一世的儒教思想，到了这个时代，已经不再是唯一的权威。在此之外，还有传承了老子、庄子一脉的道家思想，追求个人得救的道教信仰，再加上从西方传入并普及的佛教思想、信仰等，所谓儒、佛、道三教，并行不悖，相互交融，极大地拓宽了人们的精神振幅。在这个时代，各式各样的价值并存，人们不断摸索探求着更加切实的新价值。
这些努力大大拓展了华夏文明的疆域，也深化了它的质地。前文举例所示的文学、艺术体类之确立，也不过就是华夏文明这种疆域拓展、质地深化的表现之一罢了。还有在宗教领域和学问领域，华夏文明也都在这个时代丰富和发展起来。即使是如此漫长可怕的政治黑暗时代，也无法断绝中国的上古文明，反而使它的内涵变得更加新鲜丰富了。
本书的课题
光辉的黑暗时代—这种悖论式的现象是如何产生的？这就是本书需要面对的核心课题。事实上，西方世界在罗马帝国衰亡后，希腊、罗马古典文明就已没落、沦入黑暗时代；与之相比，中国的这种现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中国上古文明尽管经历了如此漫长的乱世，却不但没有断绝，反而还在维持其一贯性的同时，发展得更为丰富，范围更加宽广。这一点是如何做到的呢？要回答这一问题，恐怕还需针对华夏文明惊人的一贯性与强韧性进行探究。
面对这个巨大的课题，我现在还无法给出完满的答案。不过，我心里时常抱有的一个疑问，或许与此课题相关。那就是：在这个漫长的战乱时代，可以想见武力才是唯一可以依靠的东西，尽管如此，武士最终却未能成为统治阶级，原因究竟何在？
这个时代的中国社会，一般被定性为“贵族制社会”。其强烈倾向是社会阶层多重分化，家族门第被固定在各自所属的阶层中。而位于最顶层的名门，则必须是世世代代都孕育出具有丰富教养的知识人的家族。只知道好勇斗狠的武人，无论立下多少战功，都是挤不进贵族圈子的。贵族阶级不是武士，而是有教养的文人。在漫长的战乱时代，这样的社会体制竟能延续不绝，真称得上是惊人的事情。
当然了，掌握了武力集团的武人是能够建立新的国家，当上皇帝的。尤其席卷华北的各异族都是以武立国，其首领和中坚骨干也都是武人。因此北族系统的武人家族也能够成为贵族。然而他们为了统治汉族社会，把国家维持下去，却非得到汉族社会中的名门，也就是文人贵族层的合作不可。通过这样的合作，帝室及武人贵族也就普遍地受到贵族阶层的影响而逐步文人化了。
这样的文人贵族层，超越了国家兴亡而长久延续。他们正是在这漫长乱世中强韧地坚守着华夏文明，并进而使其发展壮大的中流砥柱。所谓华夏文明的强韧性，一言以概之，正是源于作为其担当者的知识人的强韧性，源于支撑着这些知识人的汉族社会的存在方式，而这与所谓“贵族制社会”是深深地联系在一起的。
接下来，我将从这样的视角出发，探索孕育出这四百年乱世的种种因素，思考这个时代的意义，并且追踪在其中强韧生存着的“贵族制社会”的变迁轨迹。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