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村镇银行##袁帅论道##新社汇平台#中国文化管理协会乡村振兴建设委员会副秘书长袁帅，资本市场研究人士袁帅表示，村镇银行发展一直是我国关注的重点问题，村镇银行自诞生就肩负着服务“三农”、振兴乡村的重任，作为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致力于服务农村地区生产生活、扶持涉农中小企业发展，为缓解农村地区金融服务供给不足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村镇银行的设立宗旨是为了服务“三农”，就是要实现亲农、扶农、帮农、惠农、建“农民银行”，村镇银行被赋予“立足地方、服务村镇”的市场定位。
但是村镇银行的发展也面临着诸多问题，突出体现在几个方面，社会认可度不高，吸收存款能力较弱；产品单一，中间业务欠缺；风险管理体系不够健全；法律体系尚不完善，政策支持力度有待提高；金融相关人才短缺，专业人才不足，队伍建设乏力。
由于村镇银行的授信对象主要面向农户和小微企业，这两者均具有脆弱性和风险性，粗放式的农业生产效率低下，盈利能力有限，且受自然条件的影响，不可预料的自然灾害常使农户暴露在风险之中。小微企业由于自身实力薄弱，缺乏竞争力和经营管理不善，也存在着亏损的风险。并且，村镇银行成立的时间较短，农村居民对其缺乏了解，与国有商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农村信用社相比，农村居民对村镇银行的认可程度大打折扣。针对村镇银行的知名度不及商业银行和农信系统，成立之初相当多的客户认为村镇银行不保险，不敢存，我个人建议一定要强化村镇银行与地方政府部门，地方央企、国营企业的联动机制，强化自身背书，进一步获得当地群众和企业的信任，提升自身的抗风险能力。
针对村镇银行当前的问题，个人建议接下来可以在以下几点来优化完善，特别是强化创新经营模式，提升差异化竞争能力，
（1）村镇银行服务具有地域性，为农户解决因农产品生产周期长、成本投入高、收益低等原因筹集不到贷款的困境；为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去除因担保不足、投资风险大等原因筹集不到资金而限制其发展的阻碍是其应有的责任。村镇银行可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获取用户或小微企业的综合数据来分析其生产经营能力、消费能力和消费偏好，以客户需求为标准进行内部重组，并据此为用户“量身打造”差异化定价产品和个性化服务，以满足客户多样化的金融服务需求。
（2）政策推动和综合保障，吸纳专业高能的从业人才是村镇银行的目标。
（3）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突出村镇银行特色，村镇银行要想融入当地经济发展之中，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充分了解当地金融需求的痛点所在，在充分发掘当地缺乏的各种类型金融服务的基础上，对自身原本的银行产品进行本土化优化和创新，这也是与农信系统、邮储银行、农业银行等有一些重叠业务进行差异化竞争的核心基础。
（4）村镇银行在业务经营中需着重注意资产安全，可以扩大资产规模来扩大资金来源规模、创新担保方式保障贷款安全、开展中间业务、加强风险管理等稳固资产、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等。
（5）村镇银行要发挥自身扎根基层的定位，合理引入契合“熟人经济”规律的信贷模式和经营组织，利用农村圈层社会的非正规制度和非正规的信誉机制对借款客户形成约束，就能更好地在“弱有效”的农村金融市场上谋得盈利空间。
（6）村镇银行可与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行业协会、产品购销方、农户等之间形成一种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通过“公司+农户”、“中介组织+农户”、“专业市场+公司+农户”等产业链金融服务模式获得当地市场业务份额。
针对村镇银行应如何控制风险，我个人认为：
1）鉴于当前农村金融体系薄弱，资金供需失衡的现状，大型商业银行有责任、有义务对村镇银行的发展给予支持，要推行大型商业银行与村镇银行合作。
2）地方政府要为村镇银行搭建宣传平台，帮助村镇银行提高社会知名度，村镇银行也要采取有效措施加大业务营销宣传力度，进一步用优质、高效、诚信的实际行动来提高社会公众对村镇银行的信任度。引导村镇银行科学分析当地经济发展情况，结合实际细分市场，在成本、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找准市场定位，推出与自身管理相适应，与“三农”和微小企业融资需求相匹配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3）尽快完善农村金融政策法规建设，从法律层面上为村镇银行良性运转提供支撑保障，通过税收、土地等多方面优惠以及账目核销政策促进资本融资积累，改善村镇银行信用创造能力，完善农村金融支农政策体系，扩展农户借贷抵押资产的范围，并对三农贷款给予适当的财政贴息补贴政策。
4）村镇银行可以开展信用户、信用村、信用乡镇等信用工程创建活动，强化和农村各部门的沟通和联系，掌握农户、工商户和企业的基本情况，建立电子信用档案，作为贷款的依据。
5）加强与县政府、村政府的沟通，开展下乡活动，强化对农户、工商户、企业的诚实守信的意识。
6）通过创新贷款抵押机制，如建立小组联保、订单担保、仓单质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质押、农村房屋质押、大棚、养殖圈舍等农业生产要素质押机制、让活体动物、果园等生物资产形成可质押物，并可参照大行的相关较为成熟的风控机制和管理机制，来填充解决客户抵押物不足的难题。

【“叙府·梦享田园”乡村振兴示范园项目有序推进】作为宜宾市未来乡村振兴和农业产业发展的新名片，位于南广镇的“叙府·梦享田园”乡村振兴示范园项目自去年年底开工建设以来，一直备受关注。近日，在该项目的起点南广镇富强村新建党群服务中心和游客接待中心项目现场，记者看到混凝土瓦罐车、吊车、挖掘机和施工工人在各自岗位上有条不紊地忙碌着。专注的眼神、娴熟的操作、上下翻飞的泥浆……到处是一派加紧施工的繁忙景象。

“富强村新建党群服务中心和游客接待中心建筑面积共2400多平方米，总共两层。当前，中心建筑主体已经修建完成，总进度完成了70%，正在进行的是二次结构的砌筑。预计4月底完工，6月份正式投入使用。”富强村新建党群服务中心和游客接待中心项目现场负责人赵村介绍说。

叙州区南广镇“叙府·梦享田园”乡村振兴示范园距离宜宾市区仅5公里，区位优势突出,自然环境得天独厚。整个园区占地约1500亩，计划投资约2.4亿元，由沃农公司和金农公司分别负责400亩和1100亩两个板块的打造。

“沃农公司主要是以打造亲子体验为主，比如采摘园，里面有蓝莓、火龙果、蜂糖李等水果，家长可以与孩子一起体验采摘的乐趣。园区里还有稻鱼共生，游客来了以后可以带着孩子一起体验下田捉鱼的亲子体验。”叙州区南广镇“叙府·梦享田园”村级项目负责人王东告诉记者，除了采摘园，沃农公司还打造了美食广场、迷宫等。金农公司负责打造的1100亩地，主要是用来种植粮食作物，现在大豆、玉米、高粱等带状复合种植正在进行。”（何海翔 刘倩 宜宾日报 文婧）

该项目经过细致的规划，还将打造观景平台、吊桥、游客栈道，新建观鸟餐厅、文创中心、亲子乐园、花卉园艺市场等，力争将自然环境与传统文化进行完美融合，形成”“一、二、三产”联动发展，成为宜宾市乡村振兴和农业产业发展的新名片。

据介绍，下一步金农公司还将在长江边打造露营、吊桥、自然中心等景观，预计今年底完成。

疫情之下，上海众多社区纷纷倒退回“母系社会”。

我身边的朋友大多数都是一线城市进城务工人员，所以这次在上海被封控在家中的朋友也很多，我通过与他们聊天发现了一个很鲜明的社会规律，我认为这种社会形态很有社会学的分析价值。

首先，普遍性的基层自组织的确立：我在上一篇文章里说过，石家庄封城一个月，我八十多岁的外祖父与外祖母隔离在一个小区，他们压根不会使用网购，全靠社区干部、居委会和志愿者的帮助，非但没有饿肚子，隔离结束后物资还存了一冰箱。但是上海的疫情中，基层组织是缺位的（这个上一篇文章中分析过，本文就不展开叙述了），所以市民普遍构成了“基层自组织”——反正该处理的问题都得处理，没有组织来，那就“自”组织。

最有研究价值的内容就在这些“自组织”的内部，我通过跟我这些朋友们聊天，并查阅了相关新闻与其他上海市民的自述，发现了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这些基层自组织，具有鲜明的原始社会中“母系社会”的特点。

在封控的生活中，小区居民会自发组织团购，而团购的组织者往往是女性：她们负责联系团购，联络居民，制作Excel表格，收取费用……而男性则更多成为体力劳动的志愿者：团购来了负责卸车，再挨家挨户发放物资。老人家则提供技术指导，年轻人帮他们团物资，他们教年轻人做饭技巧。

就我所知的众多故事来看，上海人民在基层自组织过程中发挥了充分的主观能动性与互帮互助精神：团购“团长”劳心劳力，联系各种渠道，有的时间来不及收钱，直接自己垫付，还要跟商家与配送斗智斗勇，绝对是一个非常考验综合能力的岗位；志愿者物资搬上搬下非常辛苦，尤其是类似鸡蛋等物资的卸货与搬运，同样需要很强的技巧性。在不断的实践过程中，团长们的Excel技巧掌握得越来越溜，志愿者们的装卸水平也不断精进，大家在老人家们的指导下做饭水平日新月异……是在疫情倒春寒之下，难得的温馨画面。

我觉得这里非常值得分析的现象就在于，各小区的组织形式与原始社会“母系社会”有几分类似：女性作为团长，负责组织生产、采集与分配；男性搬东西，就是负责狩猎，防御野兽与建设工作；老人负责技术传承与精神象征，并会做一些辅助性工作。而且我查了查数据，发现初步估算，参与团购的女性团长占95%，不管这个数字是否精确，都说明了我所了解的这个现象并不是个例，而是具有普遍性研究价值的。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出了人类社会由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发展的观点，现代人类学研究证实了这一论断，并进行了诸多细化：比如母系社会中人们并非“只知其母，不知其父”，而是母系家族拥有经济与政治权力，“子”是属于“娘家”的，舅舅们也往往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有的母系部落发展为父系部落，同样也有很多母系部落往往因为父系部落的征服而消亡。

母系社会的最大特点就是——家族中女性长老、或母系家族中男性（舅舅、舅爷），掌握了生产资料和生产成果的分配权。因为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很低，女性普遍从事采集工作，男性从事狩猎工作。狩猎这种事要看运气的，搞不好就跟钓鱼佬一样“空军”了，但是女性采果子往往是旱涝保收的，这样女性在生产中的地位就高于了男性，所以社会架构由母系家族展开。等到了部落从迁徙变为定居，农耕生产方式的普遍出现，男性体力优势就展现出来了，尤其是在战争中的优势，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古代人类文明社会了。

当然上海的现象不能完全类比“母系社会”，但是我很好奇的是，女性做团长、男性做志愿者这种分工是如何发生的：是女性主动掌握了团购渠道，男性发现自己也得干点什么，于是选择了装卸与配送？亦或是男性认为有体力优势，必须负责装卸与配送，所以女性去负责定菜与团购工作呢？

我个人判断，这两件事情的发生，并不存在先后顺序，就好像“鸡生蛋、蛋生鸡”一样，是同时发生的生产分工。

根源就在于疫情之下被封控的小区，生产力水平非常之低，降到了原始社会的层面。比如出现了频繁的“以物易物”现象，这就是低生产力水平的体现，所以出现母系社会的特征也就毫不意外了。

为啥原始社会能搞公有制、人人平等呢，因为不这样搞就活不下去了，就被大自然战胜了。就像为啥团长们能放心大胆地垫上自己的钱一样，因为你但凡有一家不给钱，那以后团购就不带你了，你准备饿死吧。所以在这种普遍匮乏的大前提下，“群体无意识”地复制了原始社会的模式。

另外一点也是我一直提的，家庭中男女所承担的家务劳动比例是不平等的，普遍来看女性往往承担了更多的家务劳动（相关阅读：《我们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但问题的根源不在年轻人身上》）。所以团购买菜这种事情，在文化“潜规则”之下成为了女性所负担的责任。在这次上海疫情之中，能在社交网络上看到许多家庭主妇吐槽自己丈夫“没用”的。男权制的社会分工之下，普遍存在“男主外，女主内”的现象，女性被间接剥夺了社会劳动与社会上升通道，成为了婚姻与家庭的附属品。然而疫情之下，“社会”这个“外”没有了，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生活成为了一切中心。这样“母系社会”的出现似乎成为了一种必然。

我写这篇文章是想说明两个问题：第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一定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体现。上海疫情之下以街道、社区、居民楼为单位的小个体所展现出的特质，是非常有社会学的分析价值的，本文只说了一些很浅显的东西，希望能有学者做更深入的研究。

第二，居民自下而上的主观能动性固然重要，疫情期间互帮互助的故事固然感人，但这终究还是类似“原始年代”的“母系社会”组织生产模式。在现代社会中，充足的物资补给、发达的物流运输、完备的政府组织架构、积极的社会治理，本可以不需要居民自下而上的自组织如此卖力。我总是喜欢用我亲身经历过的石家庄的疫情来举例子，我八十多岁的外祖父外祖母单独隔离在一个小区里，完全不会网购的他们靠居委会、社区干部、志愿者的帮助顺利度过了疫情——这就是现代组织的功效，它终究是要比自发的“以物易物”“母系社会”先进的。

尤其是基层自组织也有失效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小区都会建立成互帮互助、相亲相爱的“原始共产主义”氛围，有的地方因为种种原因与巧合，已经提前进化到原始社会互相攻伐的阶段。虽然是极少数恶性事例，但也确实让人寒心，因为大家最近看到的阴间新闻已经够多了，我这里就不再叙述了。所以我们不能把一切寄希望于基层自组织的完备，还需要有承担更多责任的先锋队在，每个人民要是觉悟都这么高，大家早就跑步进入到共产主义了。先锋队在抗疫工作中不可缺位。

这里不只是在暗示上海，很可能各个地区都存在着类似的问题。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