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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湘江基金小镇#迎来两周岁生日，其全景大数据风控平台今天也正式启动，将为基金机构提供从事前审批到事中监督，再到事后管理的立体化、全流程管理与服务，实现金融风险监管全覆盖。『湘江基金小镇两年引进金融机构330家，资产管理规模2177亿元-掌上长沙』https://t.cn/AijXVH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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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贷款剑走偏锋 赣州银行职员借机索贿
日前，裁判文书网披露一则判决书显示，赣州银行新余分行（以下简称“新余分行”）原行长赵某与赣州银行新余分行渝水支行（以下简称“渝水支行”）原行长刘某二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办理委托贷款业务中，索贿高达6000多万元，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与此同时，该案件的业务细节也浮出水面。根据判决书描述，被告之一的新余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余钢铁”）本想将部分存于渝水支行的闲置资金交给银行进行委托贷款，但银行不仅决定了贷款客户，还私自向贷款客户索取银行承兑汇票作为“好处费”，变相抬高贷款利率，从中牟利。
事实上，委托贷款蕴藏的风险不止这些。《中国经营报》记者统计，《商业银行委托贷款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委贷新规”）出台前后，已有多张罚单剑指银行的委托贷款业务。在监管的“重拳”规范下，银行的委托贷款业务规模也在缩减。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月社会融资数据显示，2019年前两个月委托贷款减少1208亿元。
究其原因，记者向多位银行人士了解到，自委贷新规下发后，一方面，从银行端看，委贷新规要求银行查明委托贷款的资金来源以及去向，这意味着风控投入增大，但银行的收益依然只有中间服务费，银行做委贷业务的动力不足；另一方面，从企业端看，企业的融资渠道增加、融资成本有所下降，企业通过委外融资的需求减弱。
风控不严？
据（2016）赣刑终298号判决书显示，2013年2月，新余钢铁在渝水支行开设账户，将部分闲置资金存于渝水支行。为了获得高收益，新余钢铁与渝水支行签订了约定存款协议以及委托贷款协议，约定年利率为9.5%左右，贷款客户由银行决定。
判决书指出：“由于新余钢铁的利率较低，被告人赵某就与被告人刘某商议，通过提高贷款客户的利率，向贷款客户收取好处费。同时，为了安全起见，好处费只以银行承兑汇票的形式收取。”
具体涉及多笔违规业务，如2013年2月，在办理新余市渝水区兴盛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盛贸易”）与新余钢铁2亿元委托贷款业务中，被告人赵某向该公司主要负责人晏某取银行承兑汇票两张，面值总计为1080万元；2014年2月，在办理新余市日强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强贸易”）与新余钢铁2亿元委托贷款业务中，被告人赵某向该公司主要负责人晏某取银行承兑汇票一张，面值540万元，赵某在贴现后，分给渝水支行原行长刘某现金40万元；金额最大的一笔是2014年1月，在办理九江市东方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伟业”）与新余钢铁3亿元委托贷款业务中，被告人赵某向该公司主要负责人朱某索取银行承兑汇票五张，面值总计3000万元，赵某在取得银行汇票后，分给刘某银行汇票一张，面值600万元。
裁判文书内容显示，2013年至2015年期间，赵某在办理贷款业务中，单独或伙同刘某，向兴盛贸易、日强贸易、新余市广城置业有限公司、东方伟业、新余市力上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等5家贷款公司负责人晏某、胡某、朱某、张某共索取银行承兑汇票6420万元。赵某在获得6420万元银行汇票过程中，隐瞒了其收取的大部分好处费，分给被告人刘某银行汇票600万元、现金253.855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案件提到，“新余钢铁与渝水支行签订了约定存款协议以及委托贷款协议，约定年利率为9.5%左右，贷款客户由银行决定”，而根据1996年公布的《贷款通则》第七条就已经规定，在委贷业务是由金融机构根据委托人确定的贷款对象、用途、金额、期限、利率等发放的贷款。“在委托贷款业务中，企业把闲置资金放在银行，通过银行放出去，但是银行不能自主决定融资人，不然就不叫‘委贷’了。”某股份行投行人士向记者分析。
这么多笔委贷业务如何经过公司内部审核？委贷协议又是如何顺利签署？赣州银行是否风控存在漏洞？记者就以上疑问向赣州银行发送采访函，截至发稿未获回复。
记者注意到，在2018年初出台的委贷新规中已经明确提出，委托贷款是指委托人提供资金，由商业银行（受托人）根据委托人确定的借款人、用途、金额、币种、期限、利率等代为发放、协助监督使用、协助收回的贷款，且要求委托人要“自行确定委托贷款的借款人”。即作为委贷业务“中间人”的银行不得参与决定贷款利率、贷款客户等，也因此规避了过去委贷业务中的部分风险。
监管铁腕治理
事实上，银行委贷业务蕴藏的风险不止这些。2018年1月发布的委贷新规成为银行委托贷款业务发展的转折点。
自委贷新规出台以来，记者梳理银保监会下发的罚单发现，银保监会对银行委贷业务的罚单日益增多。综合来看，罚单事由大致分为委托贷款资金来源于其他银行的授信资金；违规发放委托贷款；借助通道违规发放委托贷款；银行违规通过“存放同业+委托投资+委托贷款”方式投资资管计划并发放委托贷款等。委贷新规的出台宣告了银行资金委外投资业务的野蛮生长时代结束。记者从多位银行人士了解到，近两年银行开展的委托贷款业务很少，有的银行甚至暂停此项业务。
据央行发布的2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统计，2019年前两个月委托贷款减少1208亿元，同比少减251亿元。其中，一二月份分别减少699亿元、508亿元，与2018年四季度月均减少1490亿元相比，降幅明显收窄。
“我行的委托贷款业务规模逐渐下降，主要原因还是监管收紧。”某城商行公司部人士告诉记者。
在委贷资金来源方面，委贷新规提出，商业银行不得接受受托管理的他人资金、银行的授信资金、具有特定用途的各类专项基金、其他债务性资金和无法证明来源的资金等发放委托贷款。除此之外，贷款资金的用途也受到监管；在贷款资金用途方面，委贷新规明确规定委托资金用途应符合法律法规、国家宏观调控和产业政策，资金不得用于生产、经营或投资国家禁止的领域和用途，不得从事债券、期货、金融衍生品、资产管理产品等投资，不得作为注册资本金、注册验资，不得用于股本权益性投资或增资扩股等。
“原来部分企业客户拥有闲置资金，且不知道如何创造价值，就会想通过委托贷款投放给企业。我行做委托贷款，主要是给存量客户提供增值服务，增强客户黏性。银行为了轻资本转型，希望增加中间收入规模，委托贷款给银行带来的正是中间收入。”上述城商行公司部人士坦言，但在委贷新规落地后，银行不仅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且核实资金来源以及资金去向都是很难的工作，尤其是资金去向，监控起来需要增加很多成本，银行做的热情也不是特别大了。
委贷新规对委托贷款资金用途的规范限制了委贷业务的发展。“原来委托贷款的资金去向多是流向了产能过剩行业，尤其是房地产，但现在这方面是受控制的，因此需求也会受影响。”上述城商行公司部人士补充道。
某国有银行公司部人士则认为：“现在银行资金情况转好，整体经济情况也比较稳定，银行可以直接将资金投放给企业，没有必要做委贷。且现在企业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渠道都在政策的引导下逐渐完善，企业对于委托贷款的需求也降低了。”
来源：中国经营报
日前，裁判文书网披露一则判决书显示，赣州银行新余分行（以下简称“新余分行”）原行长赵某与赣州银行新余分行渝水支行（以下简称“渝水支行”）原行长刘某二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办理委托贷款业务中，索贿高达6000多万元，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与此同时，该案件的业务细节也浮出水面。根据判决书描述，被告之一的新余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余钢铁”）本想将部分存于渝水支行的闲置资金交给银行进行委托贷款，但银行不仅决定了贷款客户，还私自向贷款客户索取银行承兑汇票作为“好处费”，变相抬高贷款利率，从中牟利。
事实上，委托贷款蕴藏的风险不止这些。《中国经营报》记者统计，《商业银行委托贷款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委贷新规”）出台前后，已有多张罚单剑指银行的委托贷款业务。在监管的“重拳”规范下，银行的委托贷款业务规模也在缩减。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月社会融资数据显示，2019年前两个月委托贷款减少1208亿元。
究其原因，记者向多位银行人士了解到，自委贷新规下发后，一方面，从银行端看，委贷新规要求银行查明委托贷款的资金来源以及去向，这意味着风控投入增大，但银行的收益依然只有中间服务费，银行做委贷业务的动力不足；另一方面，从企业端看，企业的融资渠道增加、融资成本有所下降，企业通过委外融资的需求减弱。
风控不严？
据（2016）赣刑终298号判决书显示，2013年2月，新余钢铁在渝水支行开设账户，将部分闲置资金存于渝水支行。为了获得高收益，新余钢铁与渝水支行签订了约定存款协议以及委托贷款协议，约定年利率为9.5%左右，贷款客户由银行决定。
判决书指出：“由于新余钢铁的利率较低，被告人赵某就与被告人刘某商议，通过提高贷款客户的利率，向贷款客户收取好处费。同时，为了安全起见，好处费只以银行承兑汇票的形式收取。”
具体涉及多笔违规业务，如2013年2月，在办理新余市渝水区兴盛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盛贸易”）与新余钢铁2亿元委托贷款业务中，被告人赵某向该公司主要负责人晏某取银行承兑汇票两张，面值总计为1080万元；2014年2月，在办理新余市日强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强贸易”）与新余钢铁2亿元委托贷款业务中，被告人赵某向该公司主要负责人晏某取银行承兑汇票一张，面值540万元，赵某在贴现后，分给渝水支行原行长刘某现金40万元；金额最大的一笔是2014年1月，在办理九江市东方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伟业”）与新余钢铁3亿元委托贷款业务中，被告人赵某向该公司主要负责人朱某索取银行承兑汇票五张，面值总计3000万元，赵某在取得银行汇票后，分给刘某银行汇票一张，面值600万元。
裁判文书内容显示，2013年至2015年期间，赵某在办理贷款业务中，单独或伙同刘某，向兴盛贸易、日强贸易、新余市广城置业有限公司、东方伟业、新余市力上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等5家贷款公司负责人晏某、胡某、朱某、张某共索取银行承兑汇票6420万元。赵某在获得6420万元银行汇票过程中，隐瞒了其收取的大部分好处费，分给被告人刘某银行汇票600万元、现金253.855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案件提到，“新余钢铁与渝水支行签订了约定存款协议以及委托贷款协议，约定年利率为9.5%左右，贷款客户由银行决定”，而根据1996年公布的《贷款通则》第七条就已经规定，在委贷业务是由金融机构根据委托人确定的贷款对象、用途、金额、期限、利率等发放的贷款。“在委托贷款业务中，企业把闲置资金放在银行，通过银行放出去，但是银行不能自主决定融资人，不然就不叫‘委贷’了。”某股份行投行人士向记者分析。
这么多笔委贷业务如何经过公司内部审核？委贷协议又是如何顺利签署？赣州银行是否风控存在漏洞？记者就以上疑问向赣州银行发送采访函，截至发稿未获回复。
记者注意到，在2018年初出台的委贷新规中已经明确提出，委托贷款是指委托人提供资金，由商业银行（受托人）根据委托人确定的借款人、用途、金额、币种、期限、利率等代为发放、协助监督使用、协助收回的贷款，且要求委托人要“自行确定委托贷款的借款人”。即作为委贷业务“中间人”的银行不得参与决定贷款利率、贷款客户等，也因此规避了过去委贷业务中的部分风险。
监管铁腕治理
事实上，银行委贷业务蕴藏的风险不止这些。2018年1月发布的委贷新规成为银行委托贷款业务发展的转折点。
自委贷新规出台以来，记者梳理银保监会下发的罚单发现，银保监会对银行委贷业务的罚单日益增多。综合来看，罚单事由大致分为委托贷款资金来源于其他银行的授信资金；违规发放委托贷款；借助通道违规发放委托贷款；银行违规通过“存放同业+委托投资+委托贷款”方式投资资管计划并发放委托贷款等。委贷新规的出台宣告了银行资金委外投资业务的野蛮生长时代结束。记者从多位银行人士了解到，近两年银行开展的委托贷款业务很少，有的银行甚至暂停此项业务。
据央行发布的2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统计，2019年前两个月委托贷款减少1208亿元，同比少减251亿元。其中，一二月份分别减少699亿元、508亿元，与2018年四季度月均减少1490亿元相比，降幅明显收窄。
“我行的委托贷款业务规模逐渐下降，主要原因还是监管收紧。”某城商行公司部人士告诉记者。
在委贷资金来源方面，委贷新规提出，商业银行不得接受受托管理的他人资金、银行的授信资金、具有特定用途的各类专项基金、其他债务性资金和无法证明来源的资金等发放委托贷款。除此之外，贷款资金的用途也受到监管；在贷款资金用途方面，委贷新规明确规定委托资金用途应符合法律法规、国家宏观调控和产业政策，资金不得用于生产、经营或投资国家禁止的领域和用途，不得从事债券、期货、金融衍生品、资产管理产品等投资，不得作为注册资本金、注册验资，不得用于股本权益性投资或增资扩股等。
“原来部分企业客户拥有闲置资金，且不知道如何创造价值，就会想通过委托贷款投放给企业。我行做委托贷款，主要是给存量客户提供增值服务，增强客户黏性。银行为了轻资本转型，希望增加中间收入规模，委托贷款给银行带来的正是中间收入。”上述城商行公司部人士坦言，但在委贷新规落地后，银行不仅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且核实资金来源以及资金去向都是很难的工作，尤其是资金去向，监控起来需要增加很多成本，银行做的热情也不是特别大了。
委贷新规对委托贷款资金用途的规范限制了委贷业务的发展。“原来委托贷款的资金去向多是流向了产能过剩行业，尤其是房地产，但现在这方面是受控制的，因此需求也会受影响。”上述城商行公司部人士补充道。
某国有银行公司部人士则认为：“现在银行资金情况转好，整体经济情况也比较稳定，银行可以直接将资金投放给企业，没有必要做委贷。且现在企业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渠道都在政策的引导下逐渐完善，企业对于委托贷款的需求也降低了。”
来源：中国经营报
切实提升科技支撑能力
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首先应当在源头上下功夫；
开展项目经费使用“包干制”改革试点，就是希望能探索一种新的科研经费和项目管理方式，通过改革来激发各种创新主体活力，让他们有更大的积极性，更大的自由度，更多的获得感；
36张表格精简整合为6张、简化科研单位经费报销流程、精简科技领域人才帽子、推行材料一次报送制度……科研人员负担进一步减轻。
建设创新型国家，离不开科技支撑能力的提升。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坚持创新引领发展，“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开展项目经费使用‘包干制’改革试点”“加强科研伦理和学风建设”“营造良好的科研生态”等一系列关于科技创新的内容，引发科技界热议。
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和经济社会主战场，我国如何强化原始创新、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怎样通过改革举措为科研人员减负松绑，进一步释放他们的创新活力？如何营造良好的科研生态，让科技创新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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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原始创新
突破关键核心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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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面对欧美国家已经广泛应用的红外探测成像技术，我国的红外探测还难以突破30公里。中国电科第十一研究所的科研人员深感焦虑：红外侦察及光电制导装备威力巨大，只有把这项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
于是，喻松林首席专家带领由周立庆、王成刚等组成的技术团队决定探索我国高水平红外成像与红外探测的自主发展技术路线。
这条路从一开始就注定充满荆棘，但科研人员凭借锲而不舍的坚毅和执着，一路披荆斩棘，历经近20年的努力，最终研制出的红外焦平面探测器系列产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如今，中国的红外探测距离，不仅远远突破了30公里，还进入了太空，在高分辨率对地观测、海洋与环境监视、资源普查等航天工程中基本实现了自主可控，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国眼’，为祖国守卫平安。”王成刚自豪地说。
关键核心技术关系到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强化原始创新，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成为下一步科技领域的工作重点。
在中科院院士周忠和看来，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不足，根源在于基础研究的根子不深、底子不牢，缺乏源头活水。“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首先应当在源头上下功夫。比如鼓励企业和高校院所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为掌握关键核心技术打牢根基。”
科技部部长王志刚表示，基础研究是整个科技创新的源头，对基础研究应当给予足够重视。但基础研究的能力和产出确实是一个短板，去年我国专门出台了加强基础研究的意见，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以国务院文件形式就加强基础研究作出全面部署。“中国加强基础研究是坚定不移的，今后会更加加大投入力度。”
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院长潘教峰说：“科学研究需要坐冷板凳、下笨功夫，不能一味东摇西摆、追踪热点。无论是原始创新，还是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都应该为科研人员创造安心稳定的科研环境，有利于创新的制度体系和文化土壤，这一点非常重要。”
“原始创新研究就是要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因此对科研人员来说，多一点‘异想天开’，往往意味着不局限于固有模式的限制。大胆地想象，就有可能迸发出创新的火花。”中科院院士、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说。
强化原始创新，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科学家们普遍表示，当前“唯论文”的科研评价体系正在转变，但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科研评价就像指挥棒，有什么样的评价体系，就会催生什么样的科学研究。”周忠和说，“比如当前的评价体系，谁发的论文多，谁就容易通过项目评审和结题验收，就能拿到更多项目和科研经费。这样一来，科研人员就不愿选择做那些难度大、风险高的原创性、引领性研究，而倾向于挑选热门的、容易出论文的题目。”
与此同时，对于科研成果的评价、原始创新的认定，科学家们也更倾向于小同行评议。“什么是真正的原始创新？谁来识别、谁来认定这点很重要。鉴于科学研究的日益细化和知识发现的快速进展，我更为认同的是同一领域小同行评议。”王贻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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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尊重和信任科研人员
要把人用在创造性活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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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5年里，我没有发表一篇与酵母相关的论文，换在别的单位，或许早就让卷铺盖走人了。”中科院上海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研究员覃重军讲了他的故事。2018年8月2日午夜1时，英国《自然》杂志在线发表一篇论文，描述的是覃重军研究团队与合作者在国际上首次人工创建单条染色体的真核细胞，这一成果被业界认为是合成生物学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次重大突破。覃重军可以说是“五年不鸣，一鸣惊人”。
“科技创新本质上是人的创造性活动。”《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关“充分尊重和信任科研人员”“大力简除烦苛，使科研人员潜心向学、创新突破”的论述让很多科技工作者倍感振奋。
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万劲波表示，当前要取得重大原创性成果、在关键核心技术上有所突破，必须把人用在创造性活动上来。“重大科技成果不是计划出来的，科研活动有其自身的规律，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不能像管工程项目那样管理科研人员。要给科研人员减负松绑，让大量优秀的人才能够真正沉下心来、找准方向，不受干扰地创新突破。”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项目经费“包干制”——进一步提高基础研究项目间接经费占比，开展项目经费使用“包干制”改革试点，不设科目比例限制，由科研团队自主决定使用。
专家对此表示，我国科研项目经费使用一直采取预算制，即科研经费要严格按照预算要求来使用。但由于科研本身的不确定性，项目进行的每个阶段及每个阶段的进度不一样，所需经费多少也有所不同。提出“包干制”，就是希望能探索一种新的科研经费和项目的管理方式，通过改革来激发各种创新主体活力，让他们有更大的积极性，更大的自由度，更多的获得感。
潘教峰说：“提高基础研究项目间接经费占比，开展‘包干制’，体现了对基础研究探索性、不确定性的研究规律的尊重，体现了基础研究以人为本的思想，对于解决经费使用中见物不见人或重物轻人的问题有重要作用。”
让经费为人的创造性活动服务，让科研人员轻装上阵，更多的变化正在发生。今年两会期间，科技部、财政部、教育部、中科院四部门联合召开“减轻科研人员负担七项行动”推进会。聚焦科研管理中表格多、报销繁、牌子乱、检查多、数据孤岛等科研人员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四部门联手进行集中整治清理并固化形成制度成果，目前已取得阶段性成效。
以科研人员诟病较多的“报表”为例，经过一系列改革措施，基本完成了各类报表的整合精简、减少了信息填报和材料报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层面的36张表格精简整合为6张，课题层面的21张表格精简整合为5张；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项目（课题）全周期提交的材料由25份精简为17份；自然科学基金推行无纸化申请。
针对报销繁琐的问题，简化优化了预算执行程序和相关科研单位经费报销流程及环节。科技部、财政部出台专门文件，要求相关高校院所落实法人责任，完善内部管理。
“我们已经尝到了信息化的甜头。”中科院高能物理所研究员齐法制说，以前申请项目、报销经费、购买仪器设备等等，都要填不少表，楼上楼下去各个部门签字盖章。“就拿出国学术交流这样的小事来说吧，从出国申请、备案、签字到回国后的单据报销，没有一星期办不完。现在只要登录系统输入相关信息提交就可以了，回国后报销也不用找领导签字、跑财务了，单据拍照上传就行。这给我们节省了不少时间和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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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技术与产业深度融合
让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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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健全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一体化创新机制”。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建华表示，“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一体化创新机制，有利于科技成果与产业发展的无缝对接，有利于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这符合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转型升级的趋势，也是当今世界各国支持科技创新的重要选择。”
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研究员杨献文对此深有感触。“新药研发过程复杂而艰难。从化合物、活性化合物、先导化合物、候选药物，到最终通过临床试验形成市场上的药物，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让新药‘夭折’。如果没有企业的参与，单纯依靠高校或科研院所进行新药研发，会导致投入不足，也无法保证企业与科研机构的有效对接，从而降低科技成果转化率。”
杨献文的团队正在对两万多株海洋微生物进行研究，通过和厦门恩成制药有限公司的紧密合作，针对肝癌等5种肿瘤，从深海微生物中寻找发现抗肿瘤的先导化合物。
当前，越来越多的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通过合作，实现了“多赢”。更多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成功转化，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新动能。“产学研各类主体之间有机的联系、协助和互动，能够更加有效地优化创新资源的配置，提升创新体系的整体效益。”王建华说。
但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相比，我国的技术与产业结合仍不紧密，当前迫切需要健全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一体化创新机制，扶持创新各个环节，释放产学研各个主体更多的创新活力。
重庆市科协主席潘复生认为，首先要进一步破除高校、科研院所成果转化的阻碍因素。例如，创新链条中起到“中介”作用的平台还不够多。“从院校到企业，不是随便‘搭个桥’就完事了，而是要实现深度融合。有些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技术并不能直接拿给企业使用，需要专业的技术加工平台（又称中试平台）来磨合技术、共担风险。”他建议加快国家技术加工平台建设，让成果转化更加顺畅。同时，还要健全专业化、市场化技术服务和中介服务体系的建设，改善技术成果评价、知识产权交易服务和产权保护执法的环境等，营造良好的产学研创新生态。
潘复生还建议，要继续推动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考核评价体系改革，将科技成果转化更加深入地纳入考核体系中。只有从“指挥棒”上入手，才能真正调动科研人员投身企业的积极性，科研人员才能在产学研合作中得到实惠。
同时，国家层面需进一步落实产学研相关政策并完善配套细则。专家认为，产学研在专利定价、成本分摊、成果分配、产权保护等方面，还存在一些“模糊地带”，应进一步明确政策配套细则，让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依法依规地协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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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科研伦理和学风建设
严惩学术不端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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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两会上，有关科学伦理、学风作风的讨论也引发热议。科技部部长王志刚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科技本身就是双刃剑。同时，科学研究、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需要科研人员有强烈的责任感、科学精神、道德操守和科研伦理，还要遵守法律法规等方方面面的要求。他表示，科技部已经出台了一些规定，今后还要进一步研究出台相关制度规范进行引导和约束，让科技人员更加理性、尊重规律、敬畏法律。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强科研伦理和学风建设，惩戒学术不端，力戒浮躁之风。专家表示，诚实守信是从事科研活动的准则和基础，学术不端行为不仅背离科学精神，而且危害科研生态，如果对此不及时有效遏制，将引发科研浮躁风气，滋生投机行为，影响科技事业长远发展。
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科研诚信建设，相关部门和科学界分别设立了有针对性的规定和学术道德规范，遏制科研学术不端行为。去年5月，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专家表示，这一意见的出台体现了我国对科研不端行为“零容忍”的态度。如对严重违背科研诚信要求行为实行终身追究；对严重违背科研诚信要求的责任者，实行“一票否决”。
“我们要充分尊重与信任科研人员，这种信任和责任是一致的，信任越大，责任也越大。”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肖尤丹告诉记者，当前亟待健全科研诚信体系建设，严惩学术不端行为，科研管理部门、行业协会、研究院所和科研人员都要履职尽责，共同建设良好的学风、作风。
专家建议，科研人员所在单位应切实履行主体职责。在国家层面，应建立完善调查学术不端行为的规章制度。
记者 冯 华 吴月辉 喻思南 刘诗瑶 谷业凯
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首先应当在源头上下功夫；
开展项目经费使用“包干制”改革试点，就是希望能探索一种新的科研经费和项目管理方式，通过改革来激发各种创新主体活力，让他们有更大的积极性，更大的自由度，更多的获得感；
36张表格精简整合为6张、简化科研单位经费报销流程、精简科技领域人才帽子、推行材料一次报送制度……科研人员负担进一步减轻。
建设创新型国家，离不开科技支撑能力的提升。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坚持创新引领发展，“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开展项目经费使用‘包干制’改革试点”“加强科研伦理和学风建设”“营造良好的科研生态”等一系列关于科技创新的内容，引发科技界热议。
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和经济社会主战场，我国如何强化原始创新、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怎样通过改革举措为科研人员减负松绑，进一步释放他们的创新活力？如何营造良好的科研生态，让科技创新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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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原始创新
突破关键核心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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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面对欧美国家已经广泛应用的红外探测成像技术，我国的红外探测还难以突破30公里。中国电科第十一研究所的科研人员深感焦虑：红外侦察及光电制导装备威力巨大，只有把这项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
于是，喻松林首席专家带领由周立庆、王成刚等组成的技术团队决定探索我国高水平红外成像与红外探测的自主发展技术路线。
这条路从一开始就注定充满荆棘，但科研人员凭借锲而不舍的坚毅和执着，一路披荆斩棘，历经近20年的努力，最终研制出的红外焦平面探测器系列产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如今，中国的红外探测距离，不仅远远突破了30公里，还进入了太空，在高分辨率对地观测、海洋与环境监视、资源普查等航天工程中基本实现了自主可控，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国眼’，为祖国守卫平安。”王成刚自豪地说。
关键核心技术关系到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强化原始创新，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成为下一步科技领域的工作重点。
在中科院院士周忠和看来，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不足，根源在于基础研究的根子不深、底子不牢，缺乏源头活水。“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首先应当在源头上下功夫。比如鼓励企业和高校院所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为掌握关键核心技术打牢根基。”
科技部部长王志刚表示，基础研究是整个科技创新的源头，对基础研究应当给予足够重视。但基础研究的能力和产出确实是一个短板，去年我国专门出台了加强基础研究的意见，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以国务院文件形式就加强基础研究作出全面部署。“中国加强基础研究是坚定不移的，今后会更加加大投入力度。”
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院长潘教峰说：“科学研究需要坐冷板凳、下笨功夫，不能一味东摇西摆、追踪热点。无论是原始创新，还是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都应该为科研人员创造安心稳定的科研环境，有利于创新的制度体系和文化土壤，这一点非常重要。”
“原始创新研究就是要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因此对科研人员来说，多一点‘异想天开’，往往意味着不局限于固有模式的限制。大胆地想象，就有可能迸发出创新的火花。”中科院院士、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说。
强化原始创新，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科学家们普遍表示，当前“唯论文”的科研评价体系正在转变，但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科研评价就像指挥棒，有什么样的评价体系，就会催生什么样的科学研究。”周忠和说，“比如当前的评价体系，谁发的论文多，谁就容易通过项目评审和结题验收，就能拿到更多项目和科研经费。这样一来，科研人员就不愿选择做那些难度大、风险高的原创性、引领性研究，而倾向于挑选热门的、容易出论文的题目。”
与此同时，对于科研成果的评价、原始创新的认定，科学家们也更倾向于小同行评议。“什么是真正的原始创新？谁来识别、谁来认定这点很重要。鉴于科学研究的日益细化和知识发现的快速进展，我更为认同的是同一领域小同行评议。”王贻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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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尊重和信任科研人员
要把人用在创造性活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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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5年里，我没有发表一篇与酵母相关的论文，换在别的单位，或许早就让卷铺盖走人了。”中科院上海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研究员覃重军讲了他的故事。2018年8月2日午夜1时，英国《自然》杂志在线发表一篇论文，描述的是覃重军研究团队与合作者在国际上首次人工创建单条染色体的真核细胞，这一成果被业界认为是合成生物学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次重大突破。覃重军可以说是“五年不鸣，一鸣惊人”。
“科技创新本质上是人的创造性活动。”《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关“充分尊重和信任科研人员”“大力简除烦苛，使科研人员潜心向学、创新突破”的论述让很多科技工作者倍感振奋。
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万劲波表示，当前要取得重大原创性成果、在关键核心技术上有所突破，必须把人用在创造性活动上来。“重大科技成果不是计划出来的，科研活动有其自身的规律，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不能像管工程项目那样管理科研人员。要给科研人员减负松绑，让大量优秀的人才能够真正沉下心来、找准方向，不受干扰地创新突破。”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项目经费“包干制”——进一步提高基础研究项目间接经费占比，开展项目经费使用“包干制”改革试点，不设科目比例限制，由科研团队自主决定使用。
专家对此表示，我国科研项目经费使用一直采取预算制，即科研经费要严格按照预算要求来使用。但由于科研本身的不确定性，项目进行的每个阶段及每个阶段的进度不一样，所需经费多少也有所不同。提出“包干制”，就是希望能探索一种新的科研经费和项目的管理方式，通过改革来激发各种创新主体活力，让他们有更大的积极性，更大的自由度，更多的获得感。
潘教峰说：“提高基础研究项目间接经费占比，开展‘包干制’，体现了对基础研究探索性、不确定性的研究规律的尊重，体现了基础研究以人为本的思想，对于解决经费使用中见物不见人或重物轻人的问题有重要作用。”
让经费为人的创造性活动服务，让科研人员轻装上阵，更多的变化正在发生。今年两会期间，科技部、财政部、教育部、中科院四部门联合召开“减轻科研人员负担七项行动”推进会。聚焦科研管理中表格多、报销繁、牌子乱、检查多、数据孤岛等科研人员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四部门联手进行集中整治清理并固化形成制度成果，目前已取得阶段性成效。
以科研人员诟病较多的“报表”为例，经过一系列改革措施，基本完成了各类报表的整合精简、减少了信息填报和材料报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层面的36张表格精简整合为6张，课题层面的21张表格精简整合为5张；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项目（课题）全周期提交的材料由25份精简为17份；自然科学基金推行无纸化申请。
针对报销繁琐的问题，简化优化了预算执行程序和相关科研单位经费报销流程及环节。科技部、财政部出台专门文件，要求相关高校院所落实法人责任，完善内部管理。
“我们已经尝到了信息化的甜头。”中科院高能物理所研究员齐法制说，以前申请项目、报销经费、购买仪器设备等等，都要填不少表，楼上楼下去各个部门签字盖章。“就拿出国学术交流这样的小事来说吧，从出国申请、备案、签字到回国后的单据报销，没有一星期办不完。现在只要登录系统输入相关信息提交就可以了，回国后报销也不用找领导签字、跑财务了，单据拍照上传就行。这给我们节省了不少时间和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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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技术与产业深度融合
让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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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健全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一体化创新机制”。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建华表示，“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一体化创新机制，有利于科技成果与产业发展的无缝对接，有利于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这符合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转型升级的趋势，也是当今世界各国支持科技创新的重要选择。”
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研究员杨献文对此深有感触。“新药研发过程复杂而艰难。从化合物、活性化合物、先导化合物、候选药物，到最终通过临床试验形成市场上的药物，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让新药‘夭折’。如果没有企业的参与，单纯依靠高校或科研院所进行新药研发，会导致投入不足，也无法保证企业与科研机构的有效对接，从而降低科技成果转化率。”
杨献文的团队正在对两万多株海洋微生物进行研究，通过和厦门恩成制药有限公司的紧密合作，针对肝癌等5种肿瘤，从深海微生物中寻找发现抗肿瘤的先导化合物。
当前，越来越多的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通过合作，实现了“多赢”。更多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成功转化，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新动能。“产学研各类主体之间有机的联系、协助和互动，能够更加有效地优化创新资源的配置，提升创新体系的整体效益。”王建华说。
但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相比，我国的技术与产业结合仍不紧密，当前迫切需要健全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一体化创新机制，扶持创新各个环节，释放产学研各个主体更多的创新活力。
重庆市科协主席潘复生认为，首先要进一步破除高校、科研院所成果转化的阻碍因素。例如，创新链条中起到“中介”作用的平台还不够多。“从院校到企业，不是随便‘搭个桥’就完事了，而是要实现深度融合。有些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技术并不能直接拿给企业使用，需要专业的技术加工平台（又称中试平台）来磨合技术、共担风险。”他建议加快国家技术加工平台建设，让成果转化更加顺畅。同时，还要健全专业化、市场化技术服务和中介服务体系的建设，改善技术成果评价、知识产权交易服务和产权保护执法的环境等，营造良好的产学研创新生态。
潘复生还建议，要继续推动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考核评价体系改革，将科技成果转化更加深入地纳入考核体系中。只有从“指挥棒”上入手，才能真正调动科研人员投身企业的积极性，科研人员才能在产学研合作中得到实惠。
同时，国家层面需进一步落实产学研相关政策并完善配套细则。专家认为，产学研在专利定价、成本分摊、成果分配、产权保护等方面，还存在一些“模糊地带”，应进一步明确政策配套细则，让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依法依规地协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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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科研伦理和学风建设
严惩学术不端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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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两会上，有关科学伦理、学风作风的讨论也引发热议。科技部部长王志刚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科技本身就是双刃剑。同时，科学研究、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需要科研人员有强烈的责任感、科学精神、道德操守和科研伦理，还要遵守法律法规等方方面面的要求。他表示，科技部已经出台了一些规定，今后还要进一步研究出台相关制度规范进行引导和约束，让科技人员更加理性、尊重规律、敬畏法律。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强科研伦理和学风建设，惩戒学术不端，力戒浮躁之风。专家表示，诚实守信是从事科研活动的准则和基础，学术不端行为不仅背离科学精神，而且危害科研生态，如果对此不及时有效遏制，将引发科研浮躁风气，滋生投机行为，影响科技事业长远发展。
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科研诚信建设，相关部门和科学界分别设立了有针对性的规定和学术道德规范，遏制科研学术不端行为。去年5月，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专家表示，这一意见的出台体现了我国对科研不端行为“零容忍”的态度。如对严重违背科研诚信要求行为实行终身追究；对严重违背科研诚信要求的责任者，实行“一票否决”。
“我们要充分尊重与信任科研人员，这种信任和责任是一致的，信任越大，责任也越大。”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肖尤丹告诉记者，当前亟待健全科研诚信体系建设，严惩学术不端行为，科研管理部门、行业协会、研究院所和科研人员都要履职尽责，共同建设良好的学风、作风。
专家建议，科研人员所在单位应切实履行主体职责。在国家层面，应建立完善调查学术不端行为的规章制度。
记者 冯 华 吴月辉 喻思南 刘诗瑶 谷业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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