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看看古代，人们津津乐道的“文景之治”由于国家少干预，导致地方诸侯做大，土地兼并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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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乾盛世是黄金时代还是饥饿盛世？人口不是无端增长到4亿的】
康乾盛世，是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的盛世，也可以说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巅峰。在这个时代，疆域面积、国家治理、经济发展、文化思想，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柏杨称之为中国第三个“黄金时代”。但也有人提出康乾盛世是一个饥饿的盛世，因为大多数百姓都挣扎在温饱线之下。现实情况到底如何呢？本文从农业角度来探讨下这个问题，力图客观。

一个王朝要进入盛世阶段，那必须要实现大一统，并持续稳定地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其次，需要国家良好的政策，为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第三，需要生产技术的进步，土地的开发。康乾盛世的出现也是如此。

清朝入关后，用了20年的时间统一内地，使得经济逐渐恢复了起来。“三藩之乱”时期，南方的经济遭到了破坏，但是总体上没有打断经济发展的势头。从“三藩之乱”以后，内地就基本没有战乱，清朝就全面进入盛世阶段了。这种内部和平稳定的局面一直延续到了乾隆末期。

清朝皇帝向来重视农业发展，将农耕视为立国之本。入主中原后，多尔衮和顺治皇帝就着手稳定北方的经济，鼓励人们开发荒地，给开荒者免税，提供耕牛、种子等，使得北方迅速稳定下来。当清朝和南明、“三藩”拉锯的时候，北方的经济已经实现了恢复。

康熙继续鼓励开垦荒地，使得全国的耕地面积继续上升。1661年，清朝的耕地面积为6亿亩，到1800年达到了10亿亩，而清朝之前的朝代最高只能到达8亿亩。在康乾时代，在西南推行“改土归流”“填四川”，使得西南山区的土地得到了大规模开发，“崎岖之地，已无弃土，尽皆耕种矣”。康熙说“今人民蕃庶，食众田寡，山地尽行耕种，此外更有何应垦之田”。

国家不仅仅鼓励开垦，还要减轻农民的负担。在顺治年间，清廷就免除了明朝留下的20多种杂税和“三饷”，并不断减免赋税，让明朝的藩王的官僚地主承担大部分赋税。康熙继续改革税收制度，推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到雍正时期全面推广“摊丁入亩”（废除了人头税）和“火耗归公”，大大减轻了平民的负担，促进了社会公平。

不仅如此，康熙乾隆还多次减免赋税。康乾通过灾蠲、恩蠲、普蠲、逋蠲等手段向全国百姓免税。灾蠲、荒蠲是免税受灾地区的赋税；恩蠲就是国家庆典，皇帝巡幸，战争发生时，就对全国或者相关钱粮进行蠲免；普蠲就是在国库充足的情况下，免除全国一年的赋税。康熙一共进行了两轮普蠲，而乾隆进行了五轮普蠲。通过以上的措施，康熙一共减少了全国1.5亿两的税收，而乾隆则是减少了3亿两以上。

国家会治理黄河，主持修建水利工程和治理盐碱化土地等。明朝弘治年间，由于黄河改道南迁，导致黄淮地区经常泛滥成灾。在清初，黄河竟然决堤了70多次。康熙皇帝即位后派遣靳辅治理黄河，使得黄河安定了50多年。乾隆时期，同样在治理黄河上花了大力气。除此之外，全国各地的水利工程也快速修建起来，整个清代修建了3200多处水利工程，而明朝为2200多处。

在农业技术方面，乾隆钦定《授时通考》，向全国推广先进的农耕技术。康乾时期，贫瘠土地的开发技术得到了突飞猛进，治理盐碱地、水土流失的技术得到了提高。在农作物上，乾隆下令全国推广甘薯、玉米、高粱等，大大提高了土地的利用效率，提高了粮食产量。根据统计，清代的亩产量为310斤，明朝为245斤，宋代只有165斤。

由于耕地面积增加，粮食单产提高，清代的粮食产量自然是远远超过明朝。当时，全国各地的粮食还有剩余，使得许多农产品流入了市场，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也得到了扩大，茶叶、棉花、甘蔗、烟草等作物的种植面积大大增加了。

由于各种原因，古代无法精确地统计经济数据，因而人口成为了社会发展水平的一个衡量标准。汉朝时期，全国人口巅峰为6000万，而到宋朝突破了1亿，明朝达到了1.6亿，清朝则突破了4亿。在古代如果社会停滞不前，民生凋敝，那人口总量就会停滞不前，甚至出现负增长。

当然，盛世不代表平民的生活就一定会过得很好。在乾隆年间，马嘎尔尼发现全国上下到处都是生活贫困的百姓，人们的确挣扎在温饱线之下。我相信，康乾盛世的大多数百姓还是生活困难的，甚至还有大量的平民没有生计，食不果腹。然而，古代哪个时代的平民生活好呢？就是我们的农村地区在20年前还是贫穷状态，那时候大米都不够吃。

在看看古代，人们津津乐道的“文景之治”，由于国家少干预，导致地方诸侯做大，土地兼并严重，大量农民沦为了奴婢。而汉代就是中国历史上奴婢最多的时期，那时候的农民连基本的生命权都被豪强地主操纵。在“开元盛世”时期，由于土地兼并，大约有一半的农民从土地上逃亡。这些所谓的“盛世”，都是帝王将相的盛世，哪有平民的盛世？

和之前的盛世相比，康乾盛世虽然还是无法真正解决温饱问题，但是却大大缓解了百姓的负担，使得百姓不至于大量沦为奴婢，或者大量逃亡。生活的相对稳定也刺激了百姓的生育欲望，这才导致人口迅速增加，而人口增加反过来稀释了社会发展的成果。举个例子，明朝时期，一家收入只能养活五口人；到了清朝，一家收入可以养十口人了，而且生活水准比明朝还高，这难道不是社会进步吗？

当然，和世界相比，清朝的确已经落后。早在明朝时期，英国就开始推行“圈地运动”，实现土地的集中化，推行机械化、现代化，使得英国成为了“欧洲粮仓”。到了清朝时期，英国的全球性扩张，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财富，推动了工厂制造业的繁荣。到了乾隆后期，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农业已经不再主导国家经济的发展，工业文明时代到来了。而中国还长期停留在农耕文明，这也就是中国近代挨打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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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嗜书如痴】2022年纸质书第028单：·《魏晋南北朝》
正文赏读
绪言

中国史上的乱世
作为中国最早的统一国家，秦汉帝国走过了长约四百年的历史。与之恰恰相反的是，从接下来的2—3 世纪之交开始，则进入了可怕的、混乱与分裂的四百年。在本书中，我们将对这个时代来做一概观。被称为“魏晋南北朝”的这一时代，直到将近6世纪末，隋帝国再次统一全中国的时候才告终结。在那之后约三百年间，则继之以绚烂华美（至少在表面上）的隋唐帝国时代。被夹在秦汉、隋唐这两大帝国时代之间的魏晋南北朝，似乎只能看作所谓黑暗低谷的时代了。从政治上来看，这诚然是个乱世。继孔子之后号称亚圣的孟子，曾经提出历史进程就是“一治一乱”的更迭。依孟子之见，从尧、舜到夏朝的禹王时代，延续了美好的盛世。随后夏朝渐渐走向衰乱，至夏桀时祸乱已极，殷朝的汤王讨伐夏桀，再次回归美好盛世。殷朝到了纣王的时候，乱世至于极点，于是周文王、武王等名君又将其恢复至美好世界。而“周之王道”毕竟也要归于衰歇，到如今正当大乱之世。

如果从这样的政治观出发，我们这跨越四百年的魏晋南北朝时代，在“一治一乱”的巨大循环中就是“一乱”的时代了。与相对而言治理较善的秦汉帝国四百年，或者接下来的隋唐帝国三百年相比，这乱世四百年只能认为在价值上是等而下之的。而这种政治观到了今天，甚至连孟子的“一治一乱”说都用不着搬出来讲了。为什么呢？因为直到现在也还是颇有些人以为：中国历史只不过是在反复上演着巨大专制国家的兴亡更替，直到19 世纪中期受到欧洲近代文明冲击为止，中国还浑浑噩噩沉睡在漫长停滞的迷梦中呢。

事实上，自唐帝国灭亡后的10 世纪以降，中国历史就是宋、元、明、清这些巨大的帝国的此起彼伏。这很容易让人以为，只要理解了构成中国史主干的就是这些专制国家，理解了这种专制君主制的国家政体是怎样的一种组织，为什么会灭亡，又为什么会重新兴起，就算是把握住了理解中国史的关键。当我们将目光如是集中在专制君主体制上的时候，自然也就很容易将长达四百年间未能确立起这种体制、不断混乱分裂的魏晋南北朝时代，当作中国史上的非正常时代，投去轻视的目光了。

然而，魏晋南北朝时代真的就应当被看作黑暗低谷的时代，或者非正常的时代而加以轻视吗？

原本所谓乱世，就是激烈的时代，是人们能量沸涌、势不可遏的时代。被孟子称为“一乱”时代的春秋战国，恰恰是以孔子为首，诸子百家之学争鸣竞放，一举提升了华夏文明水平的光辉时代。政治上的乱世，却能成为文明之花盛放的华丽时代，这一点不论东洋西洋，都是一样的。我们的魏晋南北朝时代，也绝对不是黑暗低谷的时代。

华丽的黑暗时代
乱世屡屡将人们推落可怕的悲惨苦难当中。更何况在我们这个时代，还遭到来自北方、西方的各种异族入侵，华北的先进地区被蹂躏得处处荒残，黑暗时代的面貌确实是处处都表现出来。汉帝国崩溃后的这个时代，正与罗马帝国崩溃后的所谓欧洲黑暗中世纪有着酷似的面貌。然而，就在中国的这一黑暗时代，却开出了比欧洲还要华美得多的文明之花。
例如将书法艺术推至登峰造极的王羲之、号称“画圣”的顾恺之，可谓大名鼎鼎，无人不知吧。书法和绘画的起源当然很早；然而书家、画家必须要到他们不再是匠人，而是自觉成为有个性的艺术家的时期才能出现。正是在这个时代，书法绘画被提升到了艺术的高度，对其加以评论的书论、画论也流行起来，成为自觉的文体。

此外，田园诗人陶渊明之名也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伴随着这个时代的开幕，诗也一举繁荣起来。那位断绝汉帝国命脉、奠定了魏国基业的曹操，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诗人。自他以后，在这乱世中诗人络绎辈出，令人目不暇接。而陶渊明就是其中一个光彩而独特的存在。抒情诗的文体确立，是这个时代最辉煌的产物之一。

与此同时，文章也如同策马并驰一般，驱使着四言、六言的对句，锤炼出了齐整均衡的华丽样式。人称“骈俪体”的这种样式，将深厚的古典教养和对汉语音调的敏锐感觉协调统一起来，是最为考究的文体。文学的体类在这个乱世当中获得了完全的独立。其中的名文和代表诗作，我们可以从6世纪初编纂的那部著名诗文集《文选》中看到。这部文集对于后世，甚至对我们日本文学曾留下过的深远影响，同样是不应该被忘记的。

上述各种文学、艺术体类之所以能够得到确立，是由于充满个性的、各式各样的教养人辈出。而各式各样的个性，又是在思想自由的基础上发展繁荣的。在汉代风靡一世的儒教思想，到了这个时代，已经不再是唯一的权威。在此之外，还有传承了老子、庄子一脉的道家思想，追求个人得救的道教信仰，再加上从西方传入并普及的佛教思想、信仰等，所谓儒、佛、道三教，并行不悖，相互交融，极大地拓宽了人们的精神振幅。在这个时代，各式各样的价值并存，人们不断摸索探求着更加切实的新价值。

这些努力大大拓展了华夏文明的疆域，也深化了它的质地。前文举例所示的文学、艺术体类之确立，也不过就是华夏文明这种疆域拓展、质地深化的表现之一罢了。还有在宗教领域和学问领域，华夏文明也都在这个时代丰富和发展起来。即使是如此漫长可怕的政治黑暗时代，也无法断绝中国的上古文明，反而使它的内涵变得更加新鲜丰富了。

本书的课题
光辉的黑暗时代—这种悖论式的现象是如何产生的？这就是本书需要面对的核心课题。事实上，西方世界在罗马帝国衰亡后，希腊、罗马古典文明就已没落、沦入黑暗时代；与之相比，中国的这种现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中国上古文明尽管经历了如此漫长的乱世，却不但没有断绝，反而还在维持其一贯性的同时，发展得更为丰富，范围更加宽广。这一点是如何做到的呢？要回答这一问题，恐怕还需针对华夏文明惊人的一贯性与强韧性进行探究。

面对这个巨大的课题，我现在还无法给出完满的答案。不过，我心里时常抱有的一个疑问，或许与此课题相关。那就是：在这个漫长的战乱时代，可以想见武力才是唯一可以依靠的东西，尽管如此，武士最终却未能成为统治阶级，原因究竟何在？

这个时代的中国社会，一般被定性为“贵族制社会”。其强烈倾向是社会阶层多重分化，家族门第被固定在各自所属的阶层中。而位于最顶层的名门，则必须是世世代代都孕育出具有丰富教养的知识人的家族。只知道好勇斗狠的武人，无论立下多少战功，都是挤不进贵族圈子的。贵族阶级不是武士，而是有教养的文人。在漫长的战乱时代，这样的社会体制竟能延续不绝，真称得上是惊人的事情。

当然了，掌握了武力集团的武人是能够建立新的国家，当上皇帝的。尤其席卷华北的各异族都是以武立国，其首领和中坚骨干也都是武人。因此北族系统的武人家族也能够成为贵族。然而他们为了统治汉族社会，把国家维持下去，却非得到汉族社会中的名门，也就是文人贵族层的合作不可。通过这样的合作，帝室及武人贵族也就普遍地受到贵族阶层的影响而逐步文人化了。

这样的文人贵族层，超越了国家兴亡而长久延续。他们正是在这漫长乱世中强韧地坚守着华夏文明，并进而使其发展壮大的中流砥柱。所谓华夏文明的强韧性，一言以概之，正是源于作为其担当者的知识人的强韧性，源于支撑着这些知识人的汉族社会的存在方式，而这与所谓“贵族制社会”是深深地联系在一起的。

接下来，我将从这样的视角出发，探索孕育出这四百年乱世的种种因素，思考这个时代的意义，并且追踪在其中强韧生存着的“贵族制社会”的变迁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