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大墓考古新发现！铜簋盖身混淆一错3000年】
从北京地区出土的最大青铜器堇鼎，到首博的镇馆之宝伯矩鬲，1974年，两座大墓的发现让琉璃河遗址走入公众视野，北京作为燕国都城的面纱也被考古工作者揭开。时隔40余年，这两座墓葬又有新发现。
12月7日，北京市文物局公布琉璃河遗址考古重要成果：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件铜簋，与40余年前出土的圉簋纹饰相同，为西周的名、字制度研究增加了确凿证据；利用最新的文物保护技术和科技手段，考古人员精细发掘、还原了西周墓葬棺椁，对研究墓葬随葬器用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新出土铜簋下葬时盖身混淆一错3000年
12月7日上午，记者在琉璃河遗址考古现场看到一个巨大的圆形“深坑”，这是这次发掘的M1901号墓葬，其实它有一个更著名的名字——1970年代老一辈考古工作者发掘的253号墓。
“40余年前，这里出土了迄今为止北京地区一只最大的大青铜器堇鼎。”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遗址考古发掘现场负责人王晶介绍，当年由于地下水位高，两座墓葬没有发掘完整，一些细节没有完全揭露出来，今年，为建设琉璃河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考古工作者对编号为M1901和M1903的两座西周早期墓葬进行再次发掘，“这次，我们在老一辈学者的研究基础上，发现了新的惊喜。”
发掘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件趣事。M1901号墓葬新出土的铜簋与40多年前出土的圉簋纹饰相同，器盖内铭文为“白（伯）鱼作宝尊彝”，器内底铭文为“王于成周，王赐圉贝，用作宝尊彝”。
“据铭文推断，这两件簋的盖、身在下葬时应是混淆了，一错3000年。”王晶说，时隔40余年，两器重聚首，也证明了（伯）鱼和圉实为同一人，为西周的名、字制度研究增加了确凿的证据。
同时，该墓葬新出土的青铜面具、兽面形铜饰、成组的铜车马器、镂空有銎铜戈，纹饰精美、细节丰富，均为首次发现，表现出多元的文化因素。
M1903号墓葬出土了多件漆器，包括三角纹簋、豆等，“漆器的发现，弥补了上世纪现场文物保护技术有限的遗憾，对于墓葬随葬器用制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王晶说。
发现目前北京所知年代最早墓葬头箱盖板
考古现场，墓葬的细节也被考古人员精准还原。
王晶介绍，为填补以往田野发掘的空白，进一步研究西周墓葬的棺椁规制，考古人员首次采用了从椁室之外向内清理的“破壁发掘法”，对重点现象和出土器物进行清理，重点痕迹留取剖面。清理出多处以往未发现的漆器、织物交叠现象，首次辨识出北京西周青铜箭头的木质箭杆、席纹等，首次成功提取到北京西周早期带纹饰的丝织品，精准还原了出土每件器物的空间位置，为还原下葬过程和丧礼制度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考古人员还利用最新的测绘手段、信息记录手段和文物保护技术，对文物进行了精细化的发掘。
新发现的M1902号墓发现了目前北京所知年代最早的墓葬头箱盖板，在北方地区也较少见。箱内有铜提梁卣、铜尊、铜爵、铜鼎、铜剑、漆器、陶器等，组合丰富。棺椁及人体骨骼均保存良好，椁板上有整只殉葬狗，与狗同出了一件铜铃。
“该墓是难得一见的完整材料。”王晶说。
遗址保护区域范围远超此前认知
通过科技手段，考古工作者对遗址范围有了新认知。
琉璃河遗址首次在北京的大遗址中建立了web-GIS地理信息系统，将遥感考古、坐标信息、航空摄影、电法物探、勘探和发掘的成果统一到大遗址“一张图”中，逐层进行绘图、摄像、建立三维模型，全面收集信息。考古人员完成了重点勘探面积约32万平方米，抽样勘探面积45万平方米，遗址的保护区域范围为17.3平方公里，远超过此前对遗址的认识。
考古人员还确定了居葬合一和单纯墓地两种墓葬类型，对墓地结构和族群分布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城内新发现成规模的夯土建筑基址4处，大型水井7处。大型夯土保存之好、范围之大，在西周考古中属于前列。其中，最大型水井的井圹夯土宽度超过30米，深逾10米，分布在包括城南区域，说明西周燕都“穿井治城”的水平已经相当发达，大型水井的附近存在高等级建筑的可能性很高。这些发现有助于进一步判断城内功能区的分布，了解燕国始封地的规划理念、组织模式和治理能力。
此外，考古人员本次厘清的西周墓地范围超出原有认识的墓葬区边界，表明琉璃河城外存在小型聚落，就近埋葬的情况，对进一步了解琉璃河遗址辐射范围和族属分布具有价值，为遗址公园的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
从北京地区出土的最大青铜器堇鼎，到首博的镇馆之宝伯矩鬲，1974年，两座大墓的发现让琉璃河遗址走入公众视野，北京作为燕国都城的面纱也被考古工作者揭开。时隔40余年，这两座墓葬又有新发现。
12月7日，北京市文物局公布琉璃河遗址考古重要成果：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件铜簋，与40余年前出土的圉簋纹饰相同，为西周的名、字制度研究增加了确凿证据；利用最新的文物保护技术和科技手段，考古人员精细发掘、还原了西周墓葬棺椁，对研究墓葬随葬器用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新出土铜簋下葬时盖身混淆一错3000年
12月7日上午，记者在琉璃河遗址考古现场看到一个巨大的圆形“深坑”，这是这次发掘的M1901号墓葬，其实它有一个更著名的名字——1970年代老一辈考古工作者发掘的253号墓。
“40余年前，这里出土了迄今为止北京地区一只最大的大青铜器堇鼎。”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遗址考古发掘现场负责人王晶介绍，当年由于地下水位高，两座墓葬没有发掘完整，一些细节没有完全揭露出来，今年，为建设琉璃河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考古工作者对编号为M1901和M1903的两座西周早期墓葬进行再次发掘，“这次，我们在老一辈学者的研究基础上，发现了新的惊喜。”
发掘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件趣事。M1901号墓葬新出土的铜簋与40多年前出土的圉簋纹饰相同，器盖内铭文为“白（伯）鱼作宝尊彝”，器内底铭文为“王于成周，王赐圉贝，用作宝尊彝”。
“据铭文推断，这两件簋的盖、身在下葬时应是混淆了，一错3000年。”王晶说，时隔40余年，两器重聚首，也证明了（伯）鱼和圉实为同一人，为西周的名、字制度研究增加了确凿的证据。
同时，该墓葬新出土的青铜面具、兽面形铜饰、成组的铜车马器、镂空有銎铜戈，纹饰精美、细节丰富，均为首次发现，表现出多元的文化因素。
M1903号墓葬出土了多件漆器，包括三角纹簋、豆等，“漆器的发现，弥补了上世纪现场文物保护技术有限的遗憾，对于墓葬随葬器用制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王晶说。
发现目前北京所知年代最早墓葬头箱盖板
考古现场，墓葬的细节也被考古人员精准还原。
王晶介绍，为填补以往田野发掘的空白，进一步研究西周墓葬的棺椁规制，考古人员首次采用了从椁室之外向内清理的“破壁发掘法”，对重点现象和出土器物进行清理，重点痕迹留取剖面。清理出多处以往未发现的漆器、织物交叠现象，首次辨识出北京西周青铜箭头的木质箭杆、席纹等，首次成功提取到北京西周早期带纹饰的丝织品，精准还原了出土每件器物的空间位置，为还原下葬过程和丧礼制度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考古人员还利用最新的测绘手段、信息记录手段和文物保护技术，对文物进行了精细化的发掘。
新发现的M1902号墓发现了目前北京所知年代最早的墓葬头箱盖板，在北方地区也较少见。箱内有铜提梁卣、铜尊、铜爵、铜鼎、铜剑、漆器、陶器等，组合丰富。棺椁及人体骨骼均保存良好，椁板上有整只殉葬狗，与狗同出了一件铜铃。
“该墓是难得一见的完整材料。”王晶说。
遗址保护区域范围远超此前认知
通过科技手段，考古工作者对遗址范围有了新认知。
琉璃河遗址首次在北京的大遗址中建立了web-GIS地理信息系统，将遥感考古、坐标信息、航空摄影、电法物探、勘探和发掘的成果统一到大遗址“一张图”中，逐层进行绘图、摄像、建立三维模型，全面收集信息。考古人员完成了重点勘探面积约32万平方米，抽样勘探面积45万平方米，遗址的保护区域范围为17.3平方公里，远超过此前对遗址的认识。
考古人员还确定了居葬合一和单纯墓地两种墓葬类型，对墓地结构和族群分布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城内新发现成规模的夯土建筑基址4处，大型水井7处。大型夯土保存之好、范围之大，在西周考古中属于前列。其中，最大型水井的井圹夯土宽度超过30米，深逾10米，分布在包括城南区域，说明西周燕都“穿井治城”的水平已经相当发达，大型水井的附近存在高等级建筑的可能性很高。这些发现有助于进一步判断城内功能区的分布，了解燕国始封地的规划理念、组织模式和治理能力。
此外，考古人员本次厘清的西周墓地范围超出原有认识的墓葬区边界，表明琉璃河城外存在小型聚落，就近埋葬的情况，对进一步了解琉璃河遗址辐射范围和族属分布具有价值，为遗址公园的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
#lineparkdaily#
「世界没有尽头」
瑞典艺术家Susanna Hesselberg
创作了这个像爱丽丝梦游仙境般的装置作品
其实想表达的是一种永恒的思念
Susanna说，她喜欢书籍，图书馆就象征着她的整个世界。消失的亲人就像被埋葬的图书馆一样，永远被阻隔在现实之外。
#艺术##遇见艺术##艺术分享# https://t.cn/RJ7z7Qn
「世界没有尽头」
瑞典艺术家Susanna Hesselberg
创作了这个像爱丽丝梦游仙境般的装置作品
其实想表达的是一种永恒的思念
Susanna说，她喜欢书籍，图书馆就象征着她的整个世界。消失的亲人就像被埋葬的图书馆一样，永远被阻隔在现实之外。
#艺术##遇见艺术##艺术分享# https://t.cn/RJ7z7Qn
【国珍酒 | 9000年前中国就有人喝酒？】
从古代社会开始，酒一直被赋予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功能。
近期权威学术期刊《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上，中国考古团队发表的研究结果显示，酒早在9000年前便已在中国出现，并可能有着极为重要的功能和价值。它是如何被发现的，这一发现有着怎样的意义？
该研究近日发表在美国《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PLOS ONE）杂志上，题为《中国南方一个有9000年历史的平台堆中有饮用啤酒的早期证据》（“Early evidence for beer drinking in a 9000- year-old platform mound in southern China”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上山遗址考古队队长蒋乐平和斯坦福大学考古中心的王佳静为该研究的通讯作者。王佳静现为达特茅斯学院人类学系助理教授。
这些发现是研究团队基于对浙江义乌桥头遗址一处墓葬中发现的古代陶器的分析得出，这也使得桥头遗址成为世界上最早饮用酒的地方之一。
桥头遗址位于义乌市城西街道桥头村西边，是一块约2000平方米的台地，距今约8000-9000年。自2012年发掘以来，桥头遗址出土了很多上山文化中晚期彩陶，数量和完整度都令考古界关注。
遗址考古发掘区域是一个约3/4足球场大小的平台土堆，高出地面约3米，周围有一条宽10-15米、深1.5-2米的人工开凿的沟渠。
现场没有发现居民楼。但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现了上山文化的第一个墓葬，也是迄今为止发现保存完整人骨的浙江最早墓葬。桥头遗址目前一共发现了两具人骨，保存较为完整的一具是一名身高1.73米的壮年男子，面朝东方、侧身屈肢，怀抱一只彩色陶罐。考古学界也称之为“浙江第一人”，此人身份很可能是部落首领。
研究团队分析了在桥头遗址发现的不同类型的陶器，这些陶器大小不一。一些陶器容器相对较小，大小与今天使用的饮酒容器相似。每个陶器基本上都可以像杯子一样握在一只手上，不像那些尺寸要大得多的储藏容器。
在他们分析的20件器皿中，有7件似乎是长颈胡罐，在历史后期用来饮酒。研究团队分析了从罐子内部表面提取的淀粉、硅植石（植物化石）、真菌等微化石残留物，确认了这些容器曾被用于饮酒。为确保他们发现的任何东西不只是来自泥土污染，他们还将它们与从该地区周围采集的土壤样本进行了比较。
研究团队在罐子中发现了植硅石和淀粉颗粒等微型植物残留物，以及霉菌和酵母等微生物残留物，这些残留物与啤酒发酵的残留物一致。研究团队指出，除非含有酒精，否则它们不会在土壤或其他手工制品中自然发现。
“通过对桥头遗址的陶器进行残留物分析，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这些陶器是用来装酒的，从最普遍的意义上来说，里面的酒是一种由大米、一种名为薏米的谷物和不能确定的块茎制成的发酵饮料。”王佳静表示，“这种古老的酒和我们今天喝的像IPA（印度淡色艾尔）这样的酒不一样。相反，它很可能是一种轻微发酵的甜饮料，颜色可能很浑浊。”
研究结果还表明，稻壳和其他植物的硅植石也存在于残渣中，它们可能被添加到啤酒中作为发酵剂。
研究团队提到，虽然中国南方的长江流域如今被称为全国水稻的中心地带，但水稻驯化是在10000年至6000年前逐渐发生的。因此9000年前，水稻应该还处于驯化的早期阶段，当时仍主要以狩猎采集觅食。
他们解释称，考虑到水稻收割和加工均为劳动密集型，桥头遗址的酒可能是一种具有仪式意义的饮料。
研究还显示了在酒酿造过程中使用霉菌的痕迹。研究提到，在桥头遗址的陶器中发现的霉菌与在东亚用于酿造清酒和其他发酵大米饮料的酒曲中的霉菌非常相似。
值得一提的是，此前的2019年，王佳静等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他们发现霉菌早在8000年前就在中国被用于发酵过程。研究团队认为，这次的分析结果显然比此前那项研究更早。
“我们不知道9000年前人们是如何制造这种霉菌的，因为发酵可以自然发生。”王佳静说，“如果人们有一些剩余的大米，谷物也发霉了，他们可能已经注意到，随着时间的推移，谷物变得更甜，且酒精含量更高。虽然当时人们可能不知道与谷物发霉相关的生物化学知识，但他们可能观察了发酵过程，并通过反复试验最终加以利用。”
鉴于桥头遗址的陶器是在一个非居民区的墓葬附近发现的，研究团队得出结论为，这些装啤酒的陶罐可能是在埋葬死者的仪式中使用的。
他们推测，仪式化的饮酒可能是建立社会关系和合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从古代社会开始，酒一直被赋予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功能。
近期权威学术期刊《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上，中国考古团队发表的研究结果显示，酒早在9000年前便已在中国出现，并可能有着极为重要的功能和价值。它是如何被发现的，这一发现有着怎样的意义？
该研究近日发表在美国《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PLOS ONE）杂志上，题为《中国南方一个有9000年历史的平台堆中有饮用啤酒的早期证据》（“Early evidence for beer drinking in a 9000- year-old platform mound in southern China”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上山遗址考古队队长蒋乐平和斯坦福大学考古中心的王佳静为该研究的通讯作者。王佳静现为达特茅斯学院人类学系助理教授。
这些发现是研究团队基于对浙江义乌桥头遗址一处墓葬中发现的古代陶器的分析得出，这也使得桥头遗址成为世界上最早饮用酒的地方之一。
桥头遗址位于义乌市城西街道桥头村西边，是一块约2000平方米的台地，距今约8000-9000年。自2012年发掘以来，桥头遗址出土了很多上山文化中晚期彩陶，数量和完整度都令考古界关注。
遗址考古发掘区域是一个约3/4足球场大小的平台土堆，高出地面约3米，周围有一条宽10-15米、深1.5-2米的人工开凿的沟渠。
现场没有发现居民楼。但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现了上山文化的第一个墓葬，也是迄今为止发现保存完整人骨的浙江最早墓葬。桥头遗址目前一共发现了两具人骨，保存较为完整的一具是一名身高1.73米的壮年男子，面朝东方、侧身屈肢，怀抱一只彩色陶罐。考古学界也称之为“浙江第一人”，此人身份很可能是部落首领。
研究团队分析了在桥头遗址发现的不同类型的陶器，这些陶器大小不一。一些陶器容器相对较小，大小与今天使用的饮酒容器相似。每个陶器基本上都可以像杯子一样握在一只手上，不像那些尺寸要大得多的储藏容器。
在他们分析的20件器皿中，有7件似乎是长颈胡罐，在历史后期用来饮酒。研究团队分析了从罐子内部表面提取的淀粉、硅植石（植物化石）、真菌等微化石残留物，确认了这些容器曾被用于饮酒。为确保他们发现的任何东西不只是来自泥土污染，他们还将它们与从该地区周围采集的土壤样本进行了比较。
研究团队在罐子中发现了植硅石和淀粉颗粒等微型植物残留物，以及霉菌和酵母等微生物残留物，这些残留物与啤酒发酵的残留物一致。研究团队指出，除非含有酒精，否则它们不会在土壤或其他手工制品中自然发现。
“通过对桥头遗址的陶器进行残留物分析，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这些陶器是用来装酒的，从最普遍的意义上来说，里面的酒是一种由大米、一种名为薏米的谷物和不能确定的块茎制成的发酵饮料。”王佳静表示，“这种古老的酒和我们今天喝的像IPA（印度淡色艾尔）这样的酒不一样。相反，它很可能是一种轻微发酵的甜饮料，颜色可能很浑浊。”
研究结果还表明，稻壳和其他植物的硅植石也存在于残渣中，它们可能被添加到啤酒中作为发酵剂。
研究团队提到，虽然中国南方的长江流域如今被称为全国水稻的中心地带，但水稻驯化是在10000年至6000年前逐渐发生的。因此9000年前，水稻应该还处于驯化的早期阶段，当时仍主要以狩猎采集觅食。
他们解释称，考虑到水稻收割和加工均为劳动密集型，桥头遗址的酒可能是一种具有仪式意义的饮料。
研究还显示了在酒酿造过程中使用霉菌的痕迹。研究提到，在桥头遗址的陶器中发现的霉菌与在东亚用于酿造清酒和其他发酵大米饮料的酒曲中的霉菌非常相似。
值得一提的是，此前的2019年，王佳静等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他们发现霉菌早在8000年前就在中国被用于发酵过程。研究团队认为，这次的分析结果显然比此前那项研究更早。
“我们不知道9000年前人们是如何制造这种霉菌的，因为发酵可以自然发生。”王佳静说，“如果人们有一些剩余的大米，谷物也发霉了，他们可能已经注意到，随着时间的推移，谷物变得更甜，且酒精含量更高。虽然当时人们可能不知道与谷物发霉相关的生物化学知识，但他们可能观察了发酵过程，并通过反复试验最终加以利用。”
鉴于桥头遗址的陶器是在一个非居民区的墓葬附近发现的，研究团队得出结论为，这些装啤酒的陶罐可能是在埋葬死者的仪式中使用的。
他们推测，仪式化的饮酒可能是建立社会关系和合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