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人凤在重庆时期，以好人缘著称。可他在展露“菩萨心肠”的时候，能够摆正主从关系，力所能及，从不逾矩。
有一回，在重庆警察局干侦缉队长的许忠五，被人密告聚赌抽头。戴笠闻知，亲自带人捉捕。戴笠到了那里，没有看见聚赌的场面，下令搜查，发现了一副麻将牌和一盒筹码。戴笠便以此为罪证，将许队长关了起来。
不久，会计室副主任郭旭找上毛人凤，说是许的老婆求他帮忙，并称许忠五从不赌博，那些赌具只是许的婆娘有时跟人玩玩，藏在家里的，只要放人，那婆娘愿意接受处分。
说来也巧，许队长当年在西安警察局当侦缉队长时，为了帮助毛人凤摸清东北军进步刊物《活路》的印刷地点，曾赔上过两个弟兄。毛人凤欠他的情，便爽快地答应了郭的请求，并关照郭瞅准机会开口，自己一定从中相助。
几天后，戴公馆开“工作午餐”，戴笠亲自主持，听了些处长主任们的汇报，觉着挺顺心，兴致高了起来，开始胡吹。毛人凤一看，正是说情的好机会，忙向郭主任使了个眼色。
郭心领神会，趁“老板”斟酒的当儿，把许忠五老婆陈述的冤情说了一遍。接着，毛人凤装着事先不知道的样子，附上些许顺水推舟的话。哪知道，戴笠沉着脸听完，突然像下定什么决心的样子，一口把酒喝完，说出了一段久埋心中的往事。
当年，戴笠参加了蒋介石总司令部的密查组，组长是老蒋的侍从副官、与戴笠有师生之谊的胡靖安。不久，蒋下野，突然决定去日本追求宋美龄，胡靖安随行负责保卫工作。
临走前，胡靖安要求戴笠、许忠五、成希超等密查组成员坚守上海，暂且住在自己家里，并留下了一笔数目可怜的维持费。没多久，钱花完了，大家就把胡家的衣箱送到当铺里抵换。结果店东瞧不上眼，指着整箱的小孩衣物连连摇头。
怎么办呢？许忠五脑瓜子好使，他知道戴笠早先在上海打流时，与杜月笙有结拜之交，便怂恿戴笠向杜老板告贷。戴笠无奈，抱着试试的心情，去了一趟杜公馆，想不到已经发迹的杜三哥，还念记落魄时结交的穷弟兄，爽快地给了戴笠50元钱。
戴笠捧着救命钱回到胡家，亲手交给办理伙食的许忠五。谁知，许忠五当晚居然挟款潜逃，丢下了受苦受难的弟兄们。要吃饭，志气短。戴笠顾不上脸面，再去求杜三哥，杜又给了50元，这才使密查组的成员渡过难关。
后来，戴笠发迹，许忠五不顾前隙，涎着脸来投靠戴笠。当时，戴笠正缺人手，表面宽容，收其麾下，但那笔旧帐依然如骨鲠在喉，一有机会，便找碴儿消遣许忠五。
戴笠讲完这段往事，仍在气头上，接着又说，如果那时不是杜先生的帮忙，自己大不了再过一段打流的生活，可东方白、成希超他们在上海无亲无眷，不去抢劫，非得讨饭不可。
戴笠最后说：“你们看看，这家伙是不是坏透了？连自己同志的救命钱也要骗，对别人就更不用说了。所以这家伙须得磨练磨练，不然将来会闹出大乱子的！”
知道了根由，毛人凤的肠子不再柔软，后来许忠五坐牢好长时间，毛从没再出面说过情，至于西安时欠下的那笔旧情，似乎也忘得一干二净。
其实，有违戴笠旨意的事，莫要说区区友情，即便是亲情也牵不动毛人凤逾越“公道”。所谓的“毛达彪通共案”就是一例。
1941年春，一次偶然的机会，戴笠抓获了隐藏在军统局第四处和第二处内的地下党张蔚林、冯传庆、杨洸等人。戴笠为求“扩大战果”，故意在侦审期间，将他们作为一般违犯“家法”的加以处理，关押在重庆稽查处的看守所内，借以麻痹地下党。
张蔚林将计就计，索性利用旁人不了解情况的空子，拜托看守所所长毛达彪送一封信往重庆市中二路四德里14号处。
毛达彪何许人？说详细点，是何芝园的夫人毛同文的兄弟，也是毛人凤的从侄，道道地地的江山小同乡。他不知根底，帮着跑了一趟。
两天后，军统局从侦讯中发现中二路四德里14号是地下党的一个秘密接头点，忙派出大批特务前去搜捕，结果连个鬼影也没逮着。回头再查，得知是毛达彪替张蔚林往那里送了封信，气得戴笠暴跳如雷，马上下令把毛达彪抓起来，以“通共罪”判处死刑。
眼看毛达彪的脑袋要搬家，最着急的当然是何芝园夫妇，但碍于干系人（一方面隐藏的地下党出在何负责的第二处，另一方面何还是毛达彪进军统的引荐人)的缘故，何芝园不宜出面，只好由毛同文前去求助毛人凤，望他看在同宗、同乡、同僚的几层关系上，劝说戴笠刀下留人。
然而，一向“仁慈”为怀的毛人凤，这时出奇地冷静，任毛同文如何哭求，始终不吭一声。因为他深知戴笠杀意已定，捅了这么大的漏子，若不能找出个把“通共”分子，于上于下都无法交待。所以，毛人凤宁肯背上轻视友情族谊的骂名，也不愿让戴笠对他留下把握不准急缓主次的印象。
最后，毛达彪被执行死刑，据说行刑那天，呼冤不迭，几乎把声带喊破。
转载/来自网络
有一回，在重庆警察局干侦缉队长的许忠五，被人密告聚赌抽头。戴笠闻知，亲自带人捉捕。戴笠到了那里，没有看见聚赌的场面，下令搜查，发现了一副麻将牌和一盒筹码。戴笠便以此为罪证，将许队长关了起来。
不久，会计室副主任郭旭找上毛人凤，说是许的老婆求他帮忙，并称许忠五从不赌博，那些赌具只是许的婆娘有时跟人玩玩，藏在家里的，只要放人，那婆娘愿意接受处分。
说来也巧，许队长当年在西安警察局当侦缉队长时，为了帮助毛人凤摸清东北军进步刊物《活路》的印刷地点，曾赔上过两个弟兄。毛人凤欠他的情，便爽快地答应了郭的请求，并关照郭瞅准机会开口，自己一定从中相助。
几天后，戴公馆开“工作午餐”，戴笠亲自主持，听了些处长主任们的汇报，觉着挺顺心，兴致高了起来，开始胡吹。毛人凤一看，正是说情的好机会，忙向郭主任使了个眼色。
郭心领神会，趁“老板”斟酒的当儿，把许忠五老婆陈述的冤情说了一遍。接着，毛人凤装着事先不知道的样子，附上些许顺水推舟的话。哪知道，戴笠沉着脸听完，突然像下定什么决心的样子，一口把酒喝完，说出了一段久埋心中的往事。
当年，戴笠参加了蒋介石总司令部的密查组，组长是老蒋的侍从副官、与戴笠有师生之谊的胡靖安。不久，蒋下野，突然决定去日本追求宋美龄，胡靖安随行负责保卫工作。
临走前，胡靖安要求戴笠、许忠五、成希超等密查组成员坚守上海，暂且住在自己家里，并留下了一笔数目可怜的维持费。没多久，钱花完了，大家就把胡家的衣箱送到当铺里抵换。结果店东瞧不上眼，指着整箱的小孩衣物连连摇头。
怎么办呢？许忠五脑瓜子好使，他知道戴笠早先在上海打流时，与杜月笙有结拜之交，便怂恿戴笠向杜老板告贷。戴笠无奈，抱着试试的心情，去了一趟杜公馆，想不到已经发迹的杜三哥，还念记落魄时结交的穷弟兄，爽快地给了戴笠50元钱。
戴笠捧着救命钱回到胡家，亲手交给办理伙食的许忠五。谁知，许忠五当晚居然挟款潜逃，丢下了受苦受难的弟兄们。要吃饭，志气短。戴笠顾不上脸面，再去求杜三哥，杜又给了50元，这才使密查组的成员渡过难关。
后来，戴笠发迹，许忠五不顾前隙，涎着脸来投靠戴笠。当时，戴笠正缺人手，表面宽容，收其麾下，但那笔旧帐依然如骨鲠在喉，一有机会，便找碴儿消遣许忠五。
戴笠讲完这段往事，仍在气头上，接着又说，如果那时不是杜先生的帮忙，自己大不了再过一段打流的生活，可东方白、成希超他们在上海无亲无眷，不去抢劫，非得讨饭不可。
戴笠最后说：“你们看看，这家伙是不是坏透了？连自己同志的救命钱也要骗，对别人就更不用说了。所以这家伙须得磨练磨练，不然将来会闹出大乱子的！”
知道了根由，毛人凤的肠子不再柔软，后来许忠五坐牢好长时间，毛从没再出面说过情，至于西安时欠下的那笔旧情，似乎也忘得一干二净。
其实，有违戴笠旨意的事，莫要说区区友情，即便是亲情也牵不动毛人凤逾越“公道”。所谓的“毛达彪通共案”就是一例。
1941年春，一次偶然的机会，戴笠抓获了隐藏在军统局第四处和第二处内的地下党张蔚林、冯传庆、杨洸等人。戴笠为求“扩大战果”，故意在侦审期间，将他们作为一般违犯“家法”的加以处理，关押在重庆稽查处的看守所内，借以麻痹地下党。
张蔚林将计就计，索性利用旁人不了解情况的空子，拜托看守所所长毛达彪送一封信往重庆市中二路四德里14号处。
毛达彪何许人？说详细点，是何芝园的夫人毛同文的兄弟，也是毛人凤的从侄，道道地地的江山小同乡。他不知根底，帮着跑了一趟。
两天后，军统局从侦讯中发现中二路四德里14号是地下党的一个秘密接头点，忙派出大批特务前去搜捕，结果连个鬼影也没逮着。回头再查，得知是毛达彪替张蔚林往那里送了封信，气得戴笠暴跳如雷，马上下令把毛达彪抓起来，以“通共罪”判处死刑。
眼看毛达彪的脑袋要搬家，最着急的当然是何芝园夫妇，但碍于干系人（一方面隐藏的地下党出在何负责的第二处，另一方面何还是毛达彪进军统的引荐人)的缘故，何芝园不宜出面，只好由毛同文前去求助毛人凤，望他看在同宗、同乡、同僚的几层关系上，劝说戴笠刀下留人。
然而，一向“仁慈”为怀的毛人凤，这时出奇地冷静，任毛同文如何哭求，始终不吭一声。因为他深知戴笠杀意已定，捅了这么大的漏子，若不能找出个把“通共”分子，于上于下都无法交待。所以，毛人凤宁肯背上轻视友情族谊的骂名，也不愿让戴笠对他留下把握不准急缓主次的印象。
最后，毛达彪被执行死刑，据说行刑那天，呼冤不迭，几乎把声带喊破。
转载/来自网络
毛人凤在重庆时期，以好人缘著称。可他在展露“菩萨心肠”的时候，能够摆正主从关系，力所能及，从不逾矩。
有一回，在重庆警察局干侦缉队长的许忠五，被人密告聚赌抽头。戴笠闻知，亲自带人捉捕。戴笠到了那里，没有看见聚赌的场面，下令搜查，发现了一副麻将牌和一盒筹码。戴笠便以此为罪证，将许队长关了起来。
不久，会计室副主任郭旭找上毛人凤，说是许的老婆求他帮忙，并称许忠五从不赌博，那些赌具只是许的婆娘有时跟人玩玩，藏在家里的，只要放人，那婆娘愿意接受处分。
说来也巧，许队长当年在西安警察局当侦缉队长时，为了帮助毛人凤摸清东北军进步刊物《活路》的印刷地点，曾赔上过两个弟兄。毛人凤欠他的情，便爽快地答应了郭的请求，并关照郭瞅准机会开口，自己一定从中相助。
几天后，戴公馆开“工作午餐”，戴笠亲自主持，听了些处长主任们的汇报，觉着挺顺心，兴致高了起来，开始胡吹。毛人凤一看，正是说情的好机会，忙向郭主任使了个眼色。
郭心领神会，趁“老板”斟酒的当儿，把许忠五老婆陈述的冤情说了一遍。接着，毛人凤装着事先不知道的样子，附上些许顺水推舟的话。哪知道，戴笠沉着脸听完，突然像下定什么决心的样子，一口把酒喝完，说出了一段久埋心中的往事。
当年，戴笠参加了蒋介石总司令部的密查组，组长是老蒋的侍从副官、与戴笠有师生之谊的胡靖安。不久，蒋下野，突然决定去日本追求宋美龄，胡靖安随行负责保卫工作。
临走前，胡靖安要求戴笠、许忠五、成希超等密查组成员坚守上海，暂且住在自己家里，并留下了一笔数目可怜的维持费。没多久，钱花完了，大家就把胡家的衣箱送到当铺里抵换。结果店东瞧不上眼，指着整箱的小孩衣物连连摇头。
怎么办呢？许忠五脑瓜子好使，他知道戴笠早先在上海打流时，与杜月笙有结拜之交，便怂恿戴笠向杜老板告贷。戴笠无奈，抱着试试的心情，去了一趟杜公馆，想不到已经发迹的杜三哥，还念记落魄时结交的穷弟兄，爽快地给了戴笠50元钱。
戴笠捧着救命钱回到胡家，亲手交给办理伙食的许忠五。谁知，许忠五当晚居然挟款潜逃，丢下了受苦受难的弟兄们。要吃饭，志气短。戴笠顾不上脸面，再去求杜三哥，杜又给了50元，这才使密查组的成员渡过难关。
后来，戴笠发迹，许忠五不顾前隙，涎着脸来投靠戴笠。当时，戴笠正缺人手，表面宽容，收其麾下，但那笔旧帐依然如骨鲠在喉，一有机会，便找碴儿消遣许忠五。
戴笠讲完这段往事，仍在气头上，接着又说，如果那时不是杜先生的帮忙，自己大不了再过一段打流的生活，可东方白、成希超他们在上海无亲无眷，不去抢劫，非得讨饭不可。
戴笠最后说：“你们看看，这家伙是不是坏透了？连自己同志的救命钱也要骗，对别人就更不用说了。所以这家伙须得磨练磨练，不然将来会闹出大乱子的！”
知道了根由，毛人凤的肠子不再柔软，后来许忠五坐牢好长时间，毛从没再出面说过情，至于西安时欠下的那笔旧情，似乎也忘得一干二净。
其实，有违戴笠旨意的事，莫要说区区友情，即便是亲情也牵不动毛人凤逾越“公道”。所谓的“毛达彪通共案”就是一例。
1941年春，一次偶然的机会，戴笠抓获了隐藏在军统局第四处和第二处内的地下党张蔚林、冯传庆、杨洸等人。戴笠为求“扩大战果”，故意在侦审期间，将他们作为一般违犯“家法”的加以处理，关押在重庆稽查处的看守所内，借以麻痹地下党。
张蔚林将计就计，索性利用旁人不了解情况的空子，拜托看守所所长毛达彪送一封信往重庆市中二路四德里14号处。
毛达彪何许人？说详细点，是何芝园的夫人毛同文的兄弟，也是毛人凤的从侄，道道地地的江山小同乡。他不知根底，帮着跑了一趟。
两天后，军统局从侦讯中发现中二路四德里14号是地下党的一个秘密接头点，忙派出大批特务前去搜捕，结果连个鬼影也没逮着。回头再查，得知是毛达彪替张蔚林往那里送了封信，气得戴笠暴跳如雷，马上下令把毛达彪抓起来，以“通共罪”判处死刑。
眼看毛达彪的脑袋要搬家，最着急的当然是何芝园夫妇，但碍于干系人（一方面隐藏的地下党出在何负责的第二处，另一方面何还是毛达彪进军统的引荐人)的缘故，何芝园不宜出面，只好由毛同文前去求助毛人凤，望他看在同宗、同乡、同僚的几层关系上，劝说戴笠刀下留人。
然而，一向“仁慈”为怀的毛人凤，这时出奇地冷静，任毛同文如何哭求，始终不吭一声。因为他深知戴笠杀意已定，捅了这么大的漏子，若不能找出个把“通共”分子，于上于下都无法交待。所以，毛人凤宁肯背上轻视友情族谊的骂名，也不愿让戴笠对他留下把握不准急缓主次的印象。
最后，毛达彪被执行死刑，据说行刑那天，呼冤不迭，几乎把声带喊破。
有一回，在重庆警察局干侦缉队长的许忠五，被人密告聚赌抽头。戴笠闻知，亲自带人捉捕。戴笠到了那里，没有看见聚赌的场面，下令搜查，发现了一副麻将牌和一盒筹码。戴笠便以此为罪证，将许队长关了起来。
不久，会计室副主任郭旭找上毛人凤，说是许的老婆求他帮忙，并称许忠五从不赌博，那些赌具只是许的婆娘有时跟人玩玩，藏在家里的，只要放人，那婆娘愿意接受处分。
说来也巧，许队长当年在西安警察局当侦缉队长时，为了帮助毛人凤摸清东北军进步刊物《活路》的印刷地点，曾赔上过两个弟兄。毛人凤欠他的情，便爽快地答应了郭的请求，并关照郭瞅准机会开口，自己一定从中相助。
几天后，戴公馆开“工作午餐”，戴笠亲自主持，听了些处长主任们的汇报，觉着挺顺心，兴致高了起来，开始胡吹。毛人凤一看，正是说情的好机会，忙向郭主任使了个眼色。
郭心领神会，趁“老板”斟酒的当儿，把许忠五老婆陈述的冤情说了一遍。接着，毛人凤装着事先不知道的样子，附上些许顺水推舟的话。哪知道，戴笠沉着脸听完，突然像下定什么决心的样子，一口把酒喝完，说出了一段久埋心中的往事。
当年，戴笠参加了蒋介石总司令部的密查组，组长是老蒋的侍从副官、与戴笠有师生之谊的胡靖安。不久，蒋下野，突然决定去日本追求宋美龄，胡靖安随行负责保卫工作。
临走前，胡靖安要求戴笠、许忠五、成希超等密查组成员坚守上海，暂且住在自己家里，并留下了一笔数目可怜的维持费。没多久，钱花完了，大家就把胡家的衣箱送到当铺里抵换。结果店东瞧不上眼，指着整箱的小孩衣物连连摇头。
怎么办呢？许忠五脑瓜子好使，他知道戴笠早先在上海打流时，与杜月笙有结拜之交，便怂恿戴笠向杜老板告贷。戴笠无奈，抱着试试的心情，去了一趟杜公馆，想不到已经发迹的杜三哥，还念记落魄时结交的穷弟兄，爽快地给了戴笠50元钱。
戴笠捧着救命钱回到胡家，亲手交给办理伙食的许忠五。谁知，许忠五当晚居然挟款潜逃，丢下了受苦受难的弟兄们。要吃饭，志气短。戴笠顾不上脸面，再去求杜三哥，杜又给了50元，这才使密查组的成员渡过难关。
后来，戴笠发迹，许忠五不顾前隙，涎着脸来投靠戴笠。当时，戴笠正缺人手，表面宽容，收其麾下，但那笔旧帐依然如骨鲠在喉，一有机会，便找碴儿消遣许忠五。
戴笠讲完这段往事，仍在气头上，接着又说，如果那时不是杜先生的帮忙，自己大不了再过一段打流的生活，可东方白、成希超他们在上海无亲无眷，不去抢劫，非得讨饭不可。
戴笠最后说：“你们看看，这家伙是不是坏透了？连自己同志的救命钱也要骗，对别人就更不用说了。所以这家伙须得磨练磨练，不然将来会闹出大乱子的！”
知道了根由，毛人凤的肠子不再柔软，后来许忠五坐牢好长时间，毛从没再出面说过情，至于西安时欠下的那笔旧情，似乎也忘得一干二净。
其实，有违戴笠旨意的事，莫要说区区友情，即便是亲情也牵不动毛人凤逾越“公道”。所谓的“毛达彪通共案”就是一例。
1941年春，一次偶然的机会，戴笠抓获了隐藏在军统局第四处和第二处内的地下党张蔚林、冯传庆、杨洸等人。戴笠为求“扩大战果”，故意在侦审期间，将他们作为一般违犯“家法”的加以处理，关押在重庆稽查处的看守所内，借以麻痹地下党。
张蔚林将计就计，索性利用旁人不了解情况的空子，拜托看守所所长毛达彪送一封信往重庆市中二路四德里14号处。
毛达彪何许人？说详细点，是何芝园的夫人毛同文的兄弟，也是毛人凤的从侄，道道地地的江山小同乡。他不知根底，帮着跑了一趟。
两天后，军统局从侦讯中发现中二路四德里14号是地下党的一个秘密接头点，忙派出大批特务前去搜捕，结果连个鬼影也没逮着。回头再查，得知是毛达彪替张蔚林往那里送了封信，气得戴笠暴跳如雷，马上下令把毛达彪抓起来，以“通共罪”判处死刑。
眼看毛达彪的脑袋要搬家，最着急的当然是何芝园夫妇，但碍于干系人（一方面隐藏的地下党出在何负责的第二处，另一方面何还是毛达彪进军统的引荐人)的缘故，何芝园不宜出面，只好由毛同文前去求助毛人凤，望他看在同宗、同乡、同僚的几层关系上，劝说戴笠刀下留人。
然而，一向“仁慈”为怀的毛人凤，这时出奇地冷静，任毛同文如何哭求，始终不吭一声。因为他深知戴笠杀意已定，捅了这么大的漏子，若不能找出个把“通共”分子，于上于下都无法交待。所以，毛人凤宁肯背上轻视友情族谊的骂名，也不愿让戴笠对他留下把握不准急缓主次的印象。
最后，毛达彪被执行死刑，据说行刑那天，呼冤不迭，几乎把声带喊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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