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老家工作的生活是怎样的# 2015年，我34岁，带着丈夫和4岁的女儿，回到老家广西北部的一个小村庄。
那是一个寒冷冬天的傍晚，日暮将至，我们雇了一辆快散架的三轮摩托车，从汽车站往村子里赶。车里凡是可以落脚的地方，都塞满了从北京带回来的家当。女儿不得不把脚搭在宠物箱上，——箱子里是我养的两只猫。她紧搂着我，小声问什么时候回家。她理解的家，是她出生的地方，北京。小时候她常随我们四处旅行，以为旅行结束后，自然会回到家里。
在乡下住了很久，她才意识到，北京那个家，回不去了。我们将在此地，建设一个新家。住在村子的第一天，女儿在公鸡的打鸣声中惊醒，啼哭不已，她以为那个声音来自怪物。一个缺乏生活常识的城市小孩，闹出笑话，这立刻在村民中变成谈资。无论我们走到哪儿，总有目光投射过来，所有人充满好奇：这一家人看起来怪怪的，为什么回到农村？他们又能住多久？
在别人眼中，我和丈夫都读过大学，工作不错，又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买了房，生了小孩，没有非走不可的理由。
真正做出决定，是有一年冬天，丈夫患上感冒，夜里咳嗽得厉害，去了几所医院，吃完药也无济于事，到夏季后逐渐好转。我们意识到这可能跟雾霾有关。恰好，他当时因为长期加班出差，对自己的职业发展也疑惑起来。我们都开始期待一种全新的生活，可以更自由地支配时间，感受到更多的生活乐趣。
直到此时，已经开始为离开北京做准备后，我们才把决定告诉各自父母。父母们全都大吃一惊，表示不理解。丈夫从小生活在城市里，没有农村生活经验，他的父母无法接受自己儿子要奔向农村，变成农村人。他们托人给丈夫来老家省城找了新工作，工资也不错，并说，如果不喜欢北京，就回到他们身边，犯不着一家人去吃苦。丈夫拒绝了。
我妈听到这个消息，几个晚上睡不好觉。当时她住上海我姐那儿，我姐给她看报纸、读新闻，安慰她说，你看国家现在对农村有很多政策，回去没那么差的。我妈说，既然主意已定，那就好好干，去体验一次也不错。
她和我爸以前也想过退休后回农村住，趁这个机会一起回去。
打卡似的带孩子逛遍北京各大景点后，我们回到广西老家。这样，我们一家五口在广西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庄，重新团聚。这是我父母出生和长大的地方，我大部分亲戚住在这里，我也曾在这里度过童年的许多时光。我们在亲戚家闲置的房子住了一段时间，随后找了一间旧房子，正式住下来。
那是一栋有三十多年历史的黄泥巴瓦房，有两间卧室，门窗仍是传统的建筑形式。因为缺少维护，原来房顶的檩条已开始腐朽，漏雨也相当严重。我们花了一周清理垃圾，然后开始挖排水沟、建化粪池。
女儿比我们更快地融入到这个环境里。幼儿园觉得她还小，没收，于是有一整年她和我们混在一起。我们去劳作，她就在旁边玩耍，玩虫子，玩泥巴，喂小鸡，乐此不疲。夏天，她泡在河里，自己学会了游泳；冬天，她和我们去徒步，去爬山。我想起以前在北京，周末要开车到郊外花一百元钱才能带她享受自然之乐，这里是免费的，而且什么都有。
房子没改造时，全家五个人只能临时住在前院两间小小的泥巴房里，窗户没有玻璃，漏风，夜晚还常常担心有什么小生命闯进来。即便房子日渐完善，自然环境依然没那么称心如意，蜈蚣从枕边爬过，蜘蛛悬挂于头顶，蚂蚁穿行于窗沿，如果是雨季，还得担心洪水进入家里。
但应付这些，有时候也是一种乐趣。我和丈夫都希望，在农村也能过上美好舒服的日子。
我们也做了各种尝试，寻找在乡下生存下去的方法。最早我们想建一个有机农场，抱着笔记本电脑和村里领导谈话，试图用简陋的PPT解释我们的梦想，结果并没能打动他们，计划就这么泡汤了。不过幸亏如此，让我们把钱省了下来。
我们转而寄希望于做民宿，从中获得一点收入，结果去办证时，立刻遭到了拒绝，对方认为这种砖木结构的房屋，有消防隐患。我本来还想努力争取一番，说家就在河边，取水方便，又举例说凤凰、乌镇这样的地方，很多做民宿的老建筑都是木结构的。结果被反驳，“他们是违法的。”
当然，因为政策变化，两年后我们还是取得了合法经营的资格，但地处偏远，又不是旅游景点，民宿生意并不好，房间只有节假日才能住满客人。总之，钱没赚到多少，有关部门管理费的收缴通知倒是如期而至。我们决定，还是把房间下架。
另外，我还尝试过卖农村土货，把父母养的鸡鸭、蛋、大米，还有一些土特产放到网上兜售，客人大多是自己的朋友和同学。父母听从我们的建议，尽量使用有机的耕种和养殖方式。后来，听到大米我们卖出30元一斤后，村里有人来找我们，希望也把他的大米卖出去。我只得跟对方解释，因为采用了无农药、无化肥的耕作方式，人力和时间的投入巨大，而收成则少得可怜，这并不是一门想象中那样合算的生意。
总之，回到农村后，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种种尝试，大都如此折戟沉沙了。若要问我这几年有什么收获，只能说，我特认真地把自己想做的事做了。不过，这还不够吗？虽然新的收入来源仍然在寻找，但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事。
很多人可能会感兴趣，我们如今的生活开支从何而来。其实原来的积蓄已经花得差不多了，现在收入主要靠出租北京的房子，一个月收入五千元。北京的房子是2008年跟父母借了一点钱加上自己的积蓄在北五环外买的，当时房价还不到一万一平米，每个月还五千左右的贷款，丈夫一个月两万的工资，压力并不大。
为了不增加负担，离开北京前，我们想办法还清了贷款。其实在北京生活时，我们一家的开销也不多，最大的是交通费，和每年固定的几次出门旅行费用，所以有余钱攒下来还房贷。
回到乡下生活后，生活开支就更低了，我丈夫不抽烟不喝酒，不打游戏，我不化妆，孩子大部分是穿亲戚给的旧衣服，全家基本开销都花在食物和日常用品上，一个月三千元左右。我们很少下馆子，去超市也常买打折产品，吃的食物有一部分来自自己的种植，如果有特别想吃的菜，就自己学着做；孩子喜欢吃面包，我就经常自己烤面包。
在乡下的这几年，种种失败虽然打击不小，却让我们对生活产生了新的奇异信心，总觉得只要有一双手，人不懒，无论如何都能活下去。以前有八成的时间，觉得自己“不得不”活着，而现在，有八成的时间，想的是，“我想要”活得更好，我也有能力让自己活得好。“好”的定义是什么，应该是自己乐意，又高兴吧。
不把“活下去”看作唯一目标，而是追求令自己愉快的生活，全家都得到了解脱，找到了各自的乐趣。如果说有遗憾，那大概是女儿的教育。过去我的学法，怎么也能读完大学，但现在的情况是，考上一个好大学，不像以前那样简单了，孩子不得不提早进入一个被作业和考试包围的世界。
作为父母，暂时还想不到别的办法，也许有一天还会因此改变现在的生活方式。目前唯一能弥补的，是投入更多的陪伴，让家庭教育发挥更大的作用，希望她身体健康，能快乐地长大；想让她学会，能独自面对生活活下去的勇气和本领。
节选自《从北京回到老家“躺平”的七年》文 | Metro
那是一个寒冷冬天的傍晚，日暮将至，我们雇了一辆快散架的三轮摩托车，从汽车站往村子里赶。车里凡是可以落脚的地方，都塞满了从北京带回来的家当。女儿不得不把脚搭在宠物箱上，——箱子里是我养的两只猫。她紧搂着我，小声问什么时候回家。她理解的家，是她出生的地方，北京。小时候她常随我们四处旅行，以为旅行结束后，自然会回到家里。
在乡下住了很久，她才意识到，北京那个家，回不去了。我们将在此地，建设一个新家。住在村子的第一天，女儿在公鸡的打鸣声中惊醒，啼哭不已，她以为那个声音来自怪物。一个缺乏生活常识的城市小孩，闹出笑话，这立刻在村民中变成谈资。无论我们走到哪儿，总有目光投射过来，所有人充满好奇：这一家人看起来怪怪的，为什么回到农村？他们又能住多久？
在别人眼中，我和丈夫都读过大学，工作不错，又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买了房，生了小孩，没有非走不可的理由。
真正做出决定，是有一年冬天，丈夫患上感冒，夜里咳嗽得厉害，去了几所医院，吃完药也无济于事，到夏季后逐渐好转。我们意识到这可能跟雾霾有关。恰好，他当时因为长期加班出差，对自己的职业发展也疑惑起来。我们都开始期待一种全新的生活，可以更自由地支配时间，感受到更多的生活乐趣。
直到此时，已经开始为离开北京做准备后，我们才把决定告诉各自父母。父母们全都大吃一惊，表示不理解。丈夫从小生活在城市里，没有农村生活经验，他的父母无法接受自己儿子要奔向农村，变成农村人。他们托人给丈夫来老家省城找了新工作，工资也不错，并说，如果不喜欢北京，就回到他们身边，犯不着一家人去吃苦。丈夫拒绝了。
我妈听到这个消息，几个晚上睡不好觉。当时她住上海我姐那儿，我姐给她看报纸、读新闻，安慰她说，你看国家现在对农村有很多政策，回去没那么差的。我妈说，既然主意已定，那就好好干，去体验一次也不错。
她和我爸以前也想过退休后回农村住，趁这个机会一起回去。
打卡似的带孩子逛遍北京各大景点后，我们回到广西老家。这样，我们一家五口在广西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庄，重新团聚。这是我父母出生和长大的地方，我大部分亲戚住在这里，我也曾在这里度过童年的许多时光。我们在亲戚家闲置的房子住了一段时间，随后找了一间旧房子，正式住下来。
那是一栋有三十多年历史的黄泥巴瓦房，有两间卧室，门窗仍是传统的建筑形式。因为缺少维护，原来房顶的檩条已开始腐朽，漏雨也相当严重。我们花了一周清理垃圾，然后开始挖排水沟、建化粪池。
女儿比我们更快地融入到这个环境里。幼儿园觉得她还小，没收，于是有一整年她和我们混在一起。我们去劳作，她就在旁边玩耍，玩虫子，玩泥巴，喂小鸡，乐此不疲。夏天，她泡在河里，自己学会了游泳；冬天，她和我们去徒步，去爬山。我想起以前在北京，周末要开车到郊外花一百元钱才能带她享受自然之乐，这里是免费的，而且什么都有。
房子没改造时，全家五个人只能临时住在前院两间小小的泥巴房里，窗户没有玻璃，漏风，夜晚还常常担心有什么小生命闯进来。即便房子日渐完善，自然环境依然没那么称心如意，蜈蚣从枕边爬过，蜘蛛悬挂于头顶，蚂蚁穿行于窗沿，如果是雨季，还得担心洪水进入家里。
但应付这些，有时候也是一种乐趣。我和丈夫都希望，在农村也能过上美好舒服的日子。
我们也做了各种尝试，寻找在乡下生存下去的方法。最早我们想建一个有机农场，抱着笔记本电脑和村里领导谈话，试图用简陋的PPT解释我们的梦想，结果并没能打动他们，计划就这么泡汤了。不过幸亏如此，让我们把钱省了下来。
我们转而寄希望于做民宿，从中获得一点收入，结果去办证时，立刻遭到了拒绝，对方认为这种砖木结构的房屋，有消防隐患。我本来还想努力争取一番，说家就在河边，取水方便，又举例说凤凰、乌镇这样的地方，很多做民宿的老建筑都是木结构的。结果被反驳，“他们是违法的。”
当然，因为政策变化，两年后我们还是取得了合法经营的资格，但地处偏远，又不是旅游景点，民宿生意并不好，房间只有节假日才能住满客人。总之，钱没赚到多少，有关部门管理费的收缴通知倒是如期而至。我们决定，还是把房间下架。
另外，我还尝试过卖农村土货，把父母养的鸡鸭、蛋、大米，还有一些土特产放到网上兜售，客人大多是自己的朋友和同学。父母听从我们的建议，尽量使用有机的耕种和养殖方式。后来，听到大米我们卖出30元一斤后，村里有人来找我们，希望也把他的大米卖出去。我只得跟对方解释，因为采用了无农药、无化肥的耕作方式，人力和时间的投入巨大，而收成则少得可怜，这并不是一门想象中那样合算的生意。
总之，回到农村后，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种种尝试，大都如此折戟沉沙了。若要问我这几年有什么收获，只能说，我特认真地把自己想做的事做了。不过，这还不够吗？虽然新的收入来源仍然在寻找，但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事。
很多人可能会感兴趣，我们如今的生活开支从何而来。其实原来的积蓄已经花得差不多了，现在收入主要靠出租北京的房子，一个月收入五千元。北京的房子是2008年跟父母借了一点钱加上自己的积蓄在北五环外买的，当时房价还不到一万一平米，每个月还五千左右的贷款，丈夫一个月两万的工资，压力并不大。
为了不增加负担，离开北京前，我们想办法还清了贷款。其实在北京生活时，我们一家的开销也不多，最大的是交通费，和每年固定的几次出门旅行费用，所以有余钱攒下来还房贷。
回到乡下生活后，生活开支就更低了，我丈夫不抽烟不喝酒，不打游戏，我不化妆，孩子大部分是穿亲戚给的旧衣服，全家基本开销都花在食物和日常用品上，一个月三千元左右。我们很少下馆子，去超市也常买打折产品，吃的食物有一部分来自自己的种植，如果有特别想吃的菜，就自己学着做；孩子喜欢吃面包，我就经常自己烤面包。
在乡下的这几年，种种失败虽然打击不小，却让我们对生活产生了新的奇异信心，总觉得只要有一双手，人不懒，无论如何都能活下去。以前有八成的时间，觉得自己“不得不”活着，而现在，有八成的时间，想的是，“我想要”活得更好，我也有能力让自己活得好。“好”的定义是什么，应该是自己乐意，又高兴吧。
不把“活下去”看作唯一目标，而是追求令自己愉快的生活，全家都得到了解脱，找到了各自的乐趣。如果说有遗憾，那大概是女儿的教育。过去我的学法，怎么也能读完大学，但现在的情况是，考上一个好大学，不像以前那样简单了，孩子不得不提早进入一个被作业和考试包围的世界。
作为父母，暂时还想不到别的办法，也许有一天还会因此改变现在的生活方式。目前唯一能弥补的，是投入更多的陪伴，让家庭教育发挥更大的作用，希望她身体健康，能快乐地长大；想让她学会，能独自面对生活活下去的勇气和本领。
节选自《从北京回到老家“躺平”的七年》文 | Metro
#在大厂上班是什么体验# 交出工牌，走出大门。站在北京初秋的蓝天下，吹着微凉小风，有种“出狱”的自由。至此，一个中年人的互联网大厂生存实验，画上了一个句号。
事情开始在春天的末尾。我告别了上一份工作，正在家里休生养息的时候，意外拿到了一个大厂的offer。报到的前一天我还在犹豫，毕竟人至中年，第一想要的是安稳；但又克制不了内心的好奇，“去看看吧，看看也好”。于是，夏初的小暖阳陪着我开始了崭新的搬砖生涯。
未入围城时，想象着这是一个严谨、高效的现代化机器，信息输入、信息输出，中间每个环节的人如同程序化设定完成工作，彼此客气疏离，等级扁平，以结果为诉求。这是我最可怕的想象，毕竟人被异化成了工具，是非常Cult的科技隐喻，从卓别林到《云图》，概莫能外地告知着我们科技流水线是如何剥夺了人类的自由。
然而我没有想到，被剥夺感最强烈的，甚至不是流水线。
最开始来自于个人身份被剥夺感。“互联网花名文化”，懂的都懂。当我告别了三十多年的姓名，以一个陌生的名字进入一个陌生的集体，所有交往的人都是一个符号。这里我所说的并非字面意义，线上交流为主的大厂，你完全无从想象跟你聊天的人是谁。千奇百怪的花名，更是阻隔了对一个人实质性的关联。
于是，我作为一个代号生存在一堆代号中，默认着与自己的社会关系有了切割。事实上，离职时的一键删除，以“花名”为代表的组织关系立刻清零，曾经合作过的几十个群、上百个代号，立刻归零，这一段经历几乎不转化为社会关系。
第二个最大的挑战，是“互联网黑话”。在最开始的两周，开会也好、私下交流也好，基本上我听不懂大家的话。“勾兑后拉齐了认知”，“拉唤新老用户，保证水位”，做了笔记都看不懂什么意思，时不时去百度“CRP”、“PUV”。一个月后的父亲节，我跟同事说要让儿子触达一下核心用户，她说你要让他发个PUSH吗？我回复说“安排个霸屏”。我把这个笑话拿回家给我老公讲，他完全听不懂。这种语言上的割裂，是另外一种社会身份的剥夺，它只属于你的组织、你的工作，不属于你，无法共享给你的家庭和社会关系，哪怕是一个笑话。
第三个挑战，也是让我最后离开的主要原因，是对个人生命的毫无节制的消耗和浪费。互联网行业出圈的词儿是“996”、“007”，有偿或无偿，加班总是常态。工作当然是满满当当，手机通讯APP无时无刻不在响起，有时候是凌晨一点已经睡了，有时候是周末带孩子外出的路上。我需要时时刻刻背着电脑，办公地点包括但不限于地铁、出租车、高铁、咖啡馆、酒吧、展览馆，甚至医院。在离职前的一周，蹲在医院急诊室门口打开电脑挥手就是一个策划案。
加班已经完全失去“加班”的概念，成为正常工作状态，也许你要说，互联网高薪毕竟标注了价码。但有些班是完全不必要的，比如项目方案，策划案、营销案、复盘案，一个又一个写，一遍又一遍改，每一遍都有不同的要求和标准，所以我最多一个版本改了20版，听同事说他们甚至改过50版的。
下班后，改方案改到十二点成为日常。“改方案”是另外一种对个人自由的剥夺：你需要不停地去猜对方的喜好、意图，渐渐被驯化成为他人思想的服从者。这对于一个在意自我、追求灵魂自由的成年人来讲，实在是非常非常痛苦的感受。
在高度饱和的工作量之下，PPT大战意味着又一个凌晨12点后的加班。之前的我会嗤之以鼻：“你可以不做啊！”但你不做，就意味着leader们默认你没有干活，也就意味着在考核时被打低分，就意味着你将被末位淘汰。重压之下，不得不卷。
一到个体，每个人都是有血有肉、可以把酒言欢的；可是组织的异化，一定要驱赶着你远离人性的方向，去“高效”，去“节能”，去抛下自尊“证明自己”，完成个人自由意志的让渡，逐渐认可和践行组织的“价值观”。这种驱赶的力量如此巨大，它让你认可这种痛苦是成长，让你潜移默化地去拥护。“再忍几个月，你就不痛苦了”，大家劝我的话，总让我想起在“飞翔的荷兰人”上服苦役、与船融为一体的老比尔。
我不记得老比尔有没有得到拯救，但我决意下船了。100天的大厂生存实验，组织的力量确实可以改变人，推动我无休止地投入时间、精力到工作中，作为一个人形OKR容器，游离于家庭之外；让我收获了一些“老娘尚可一战”的些微成就感刺激之外，也不得不面对健康被侵蚀的身体、亲子时间被挤占后孩子的疏远，以及毫无喘息机会、疲于奔命时，无暇顾及的自我丧失感。
葛薇龙“去看看”，从此陷入纸醉金迷；大厂可能是太劳累以及缺乏纸醉金迷，于是我“去看看”后没有陷入，迅速撤身回到我的自由散漫状态。人这一生过于短暂，比起拼了命博一个巾笥而藏，“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这就是我的实验结论。
节选自《100天互联网大厂生存实验》文 | 读者：浮舟
事情开始在春天的末尾。我告别了上一份工作，正在家里休生养息的时候，意外拿到了一个大厂的offer。报到的前一天我还在犹豫，毕竟人至中年，第一想要的是安稳；但又克制不了内心的好奇，“去看看吧，看看也好”。于是，夏初的小暖阳陪着我开始了崭新的搬砖生涯。
未入围城时，想象着这是一个严谨、高效的现代化机器，信息输入、信息输出，中间每个环节的人如同程序化设定完成工作，彼此客气疏离，等级扁平，以结果为诉求。这是我最可怕的想象，毕竟人被异化成了工具，是非常Cult的科技隐喻，从卓别林到《云图》，概莫能外地告知着我们科技流水线是如何剥夺了人类的自由。
然而我没有想到，被剥夺感最强烈的，甚至不是流水线。
最开始来自于个人身份被剥夺感。“互联网花名文化”，懂的都懂。当我告别了三十多年的姓名，以一个陌生的名字进入一个陌生的集体，所有交往的人都是一个符号。这里我所说的并非字面意义，线上交流为主的大厂，你完全无从想象跟你聊天的人是谁。千奇百怪的花名，更是阻隔了对一个人实质性的关联。
于是，我作为一个代号生存在一堆代号中，默认着与自己的社会关系有了切割。事实上，离职时的一键删除，以“花名”为代表的组织关系立刻清零，曾经合作过的几十个群、上百个代号，立刻归零，这一段经历几乎不转化为社会关系。
第二个最大的挑战，是“互联网黑话”。在最开始的两周，开会也好、私下交流也好，基本上我听不懂大家的话。“勾兑后拉齐了认知”，“拉唤新老用户，保证水位”，做了笔记都看不懂什么意思，时不时去百度“CRP”、“PUV”。一个月后的父亲节，我跟同事说要让儿子触达一下核心用户，她说你要让他发个PUSH吗？我回复说“安排个霸屏”。我把这个笑话拿回家给我老公讲，他完全听不懂。这种语言上的割裂，是另外一种社会身份的剥夺，它只属于你的组织、你的工作，不属于你，无法共享给你的家庭和社会关系，哪怕是一个笑话。
第三个挑战，也是让我最后离开的主要原因，是对个人生命的毫无节制的消耗和浪费。互联网行业出圈的词儿是“996”、“007”，有偿或无偿，加班总是常态。工作当然是满满当当，手机通讯APP无时无刻不在响起，有时候是凌晨一点已经睡了，有时候是周末带孩子外出的路上。我需要时时刻刻背着电脑，办公地点包括但不限于地铁、出租车、高铁、咖啡馆、酒吧、展览馆，甚至医院。在离职前的一周，蹲在医院急诊室门口打开电脑挥手就是一个策划案。
加班已经完全失去“加班”的概念，成为正常工作状态，也许你要说，互联网高薪毕竟标注了价码。但有些班是完全不必要的，比如项目方案，策划案、营销案、复盘案，一个又一个写，一遍又一遍改，每一遍都有不同的要求和标准，所以我最多一个版本改了20版，听同事说他们甚至改过50版的。
下班后，改方案改到十二点成为日常。“改方案”是另外一种对个人自由的剥夺：你需要不停地去猜对方的喜好、意图，渐渐被驯化成为他人思想的服从者。这对于一个在意自我、追求灵魂自由的成年人来讲，实在是非常非常痛苦的感受。
在高度饱和的工作量之下，PPT大战意味着又一个凌晨12点后的加班。之前的我会嗤之以鼻：“你可以不做啊！”但你不做，就意味着leader们默认你没有干活，也就意味着在考核时被打低分，就意味着你将被末位淘汰。重压之下，不得不卷。
一到个体，每个人都是有血有肉、可以把酒言欢的；可是组织的异化，一定要驱赶着你远离人性的方向，去“高效”，去“节能”，去抛下自尊“证明自己”，完成个人自由意志的让渡，逐渐认可和践行组织的“价值观”。这种驱赶的力量如此巨大，它让你认可这种痛苦是成长，让你潜移默化地去拥护。“再忍几个月，你就不痛苦了”，大家劝我的话，总让我想起在“飞翔的荷兰人”上服苦役、与船融为一体的老比尔。
我不记得老比尔有没有得到拯救，但我决意下船了。100天的大厂生存实验，组织的力量确实可以改变人，推动我无休止地投入时间、精力到工作中，作为一个人形OKR容器，游离于家庭之外；让我收获了一些“老娘尚可一战”的些微成就感刺激之外，也不得不面对健康被侵蚀的身体、亲子时间被挤占后孩子的疏远，以及毫无喘息机会、疲于奔命时，无暇顾及的自我丧失感。
葛薇龙“去看看”，从此陷入纸醉金迷；大厂可能是太劳累以及缺乏纸醉金迷，于是我“去看看”后没有陷入，迅速撤身回到我的自由散漫状态。人这一生过于短暂，比起拼了命博一个巾笥而藏，“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这就是我的实验结论。
节选自《100天互联网大厂生存实验》文 | 读者：浮舟
你有几个自己：搞定内心的小社会，做自己人生的主人
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很多人都有急于成功的焦虑，没有时间关注自己。即使我们把大部分的时间，都给了工作，并达成了目标，甚至获得了名利，但依旧不开心。那是因为我们不了解自己，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你可能会说，难不成，这世上还有比我更了解我自己的人吗？
相信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感觉，有时觉得自己很文静，有时候又激情满满……当遇到难以抉择的事情，还会感觉身体内有两个不同的声音，一个说是，一个说不……
“好像在这个身体中，活着的不是一个自己”
这本书，通过“人格意向分解技术”来“拆人”，它就像是“心灵的CT”，看清你的每一个子人格，是让你了解自己的有效方法。
我们会发现孩子到了一定的年龄，特别爱拆玩具，其实“拆人”和拆玩具的本质是一样的，拆开玩具后，就能看清楚里面的构造，把玩具平时看不到的内部一览无余。
当你识别出自己的子人格，再用上作者提供的应对工具/方法，就可以轻松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行为，掌握人生主动权。
作者朱建军，是国内最早从事心理咨询工作和最知名的咨询师之一，现任北京林业大学心理学系创始人和教授，并出版著作30余部。
本书是以一本曾经非常畅销的美国小说《人格裂变姑娘》开篇，主人公西碧尔患有“多重人格”，以她为特殊的研究对象展开“拆人术”。
这让我想到了张一山主演的电视剧《七个我》，如果你正好看过，那你会更容易理解“多重人格”
以前的我觉得有多重人格，就是精神出现了问题。直到我阅读了《你有几个自己》，才知道，原来“人人都有多重人格，我们和西碧尔一样，都有许多不同的自己，在情绪冲动的时候，也许你会做一件你平时根本不可能做的事情”
遇到《你有几个自己》之后，我最大的改变，就是每当有负面情绪：焦虑、不自信、拖延……的时候，我会用书里的方法，重新梳理自己，从而平复心情，开始行动。
比如，当我要去做一个之前从来没做过的任务，内心虽然很想去挑战，但有一个声音一直在说：不接受这个挑战吧，这样就不会失败了，万一做不好呢。
这时我就会按下暂停键，问自己：这是我的哪一个子人格在说话？分析出，原来是7岁模样的自己在说话，她叫小丫头，因为受原生家庭影响的，那个孩子时期的我有点自卑，很内向……
分析出了此时占主导的子人格，可以开始和它对话，接纳并引导她，或者是找出和她相对性格的另一个子人格。
因为书中说“每个人都本自具足，在同一个人自己身上，必定有另一个子人格包含着解除这种心理问题或障碍的良药”，正如金庸的小说《神雕侠侣》中所说“一个地方生长什么毒，也就必定会生长能解这种毒的东西来”。
庆幸的是，我找到了一个叫阳光的男性子人格，他很乐观开朗，对生活积极，不局限于眼前的困难，更多的是为理想生活奋斗。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让这个叫阳光的子人格，和叫小丫头的子人格，一起成为好朋友。因为“内部和谐度高，表示这个人心理矛盾少，自我接纳好，这样的人心理健康，对别人也更有爱，快乐而开朗”
就是通过这些方法，我的内心一次次从不平静到安详，梳理清楚自己，让我越来越了解自己，这在以前是很难做到的。
朱建军教授的这本《你有几个自己》，把很深奥的专业心理知识，写成了通俗易懂的心理字典，或者说是一本地图指导，当你掌握了拆分并识别子人格的方法后，再去一条条仔细对照，会有通透的快感。
希望你读完，搞定内心的小社会，让全部的你释放无尽潜能。
#心理学##行走的多重人格##致自己#
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很多人都有急于成功的焦虑，没有时间关注自己。即使我们把大部分的时间，都给了工作，并达成了目标，甚至获得了名利，但依旧不开心。那是因为我们不了解自己，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你可能会说，难不成，这世上还有比我更了解我自己的人吗？
相信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感觉，有时觉得自己很文静，有时候又激情满满……当遇到难以抉择的事情，还会感觉身体内有两个不同的声音，一个说是，一个说不……
“好像在这个身体中，活着的不是一个自己”
这本书，通过“人格意向分解技术”来“拆人”，它就像是“心灵的CT”，看清你的每一个子人格，是让你了解自己的有效方法。
我们会发现孩子到了一定的年龄，特别爱拆玩具，其实“拆人”和拆玩具的本质是一样的，拆开玩具后，就能看清楚里面的构造，把玩具平时看不到的内部一览无余。
当你识别出自己的子人格，再用上作者提供的应对工具/方法，就可以轻松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行为，掌握人生主动权。
作者朱建军，是国内最早从事心理咨询工作和最知名的咨询师之一，现任北京林业大学心理学系创始人和教授，并出版著作30余部。
本书是以一本曾经非常畅销的美国小说《人格裂变姑娘》开篇，主人公西碧尔患有“多重人格”，以她为特殊的研究对象展开“拆人术”。
这让我想到了张一山主演的电视剧《七个我》，如果你正好看过，那你会更容易理解“多重人格”
以前的我觉得有多重人格，就是精神出现了问题。直到我阅读了《你有几个自己》，才知道，原来“人人都有多重人格，我们和西碧尔一样，都有许多不同的自己，在情绪冲动的时候，也许你会做一件你平时根本不可能做的事情”
遇到《你有几个自己》之后，我最大的改变，就是每当有负面情绪：焦虑、不自信、拖延……的时候，我会用书里的方法，重新梳理自己，从而平复心情，开始行动。
比如，当我要去做一个之前从来没做过的任务，内心虽然很想去挑战，但有一个声音一直在说：不接受这个挑战吧，这样就不会失败了，万一做不好呢。
这时我就会按下暂停键，问自己：这是我的哪一个子人格在说话？分析出，原来是7岁模样的自己在说话，她叫小丫头，因为受原生家庭影响的，那个孩子时期的我有点自卑，很内向……
分析出了此时占主导的子人格，可以开始和它对话，接纳并引导她，或者是找出和她相对性格的另一个子人格。
因为书中说“每个人都本自具足，在同一个人自己身上，必定有另一个子人格包含着解除这种心理问题或障碍的良药”，正如金庸的小说《神雕侠侣》中所说“一个地方生长什么毒，也就必定会生长能解这种毒的东西来”。
庆幸的是，我找到了一个叫阳光的男性子人格，他很乐观开朗，对生活积极，不局限于眼前的困难，更多的是为理想生活奋斗。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让这个叫阳光的子人格，和叫小丫头的子人格，一起成为好朋友。因为“内部和谐度高，表示这个人心理矛盾少，自我接纳好，这样的人心理健康，对别人也更有爱，快乐而开朗”
就是通过这些方法，我的内心一次次从不平静到安详，梳理清楚自己，让我越来越了解自己，这在以前是很难做到的。
朱建军教授的这本《你有几个自己》，把很深奥的专业心理知识，写成了通俗易懂的心理字典，或者说是一本地图指导，当你掌握了拆分并识别子人格的方法后，再去一条条仔细对照，会有通透的快感。
希望你读完，搞定内心的小社会，让全部的你释放无尽潜能。
#心理学##行走的多重人格##致自己#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