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行博客# 【政策制定者能否跟上疫情期间普惠金融的发展变化？】作者：格里菲斯大学亚洲研究所产业研究员（亚太经合组织）肖恩·亨特（Shawn Hunter）； 亚洲开发银行东亚局金融行业专家彼得·罗森克兰茨（Peter Rosenkranz）英文原文链接：https://t.cn/A66LcCqT

必须确保最贫困人口和最弱势群体获得正规的金融服务。考虑到他们在支持包容性经济复苏和增强经济韧性方面所起的作用，这一点在新冠肺炎疫情之下显得尤为重要。

疫情期间亚太地区对数字服务的需求激增，数字化转型以前所未有之势加快推进。据《亚洲银行家》报道，2020年，菲律宾“GCash”移动钱包平台的交易额同比提高了254%，印度尼西亚银行的电子转账金额增长了38.62%。

数字服务一路高歌猛进，为构建更具包容性的金融体系带来新机遇。但与此同时，亚太地区的政策制定者和监管机构也承受一定压力，必须确保数字经济切实提高经济和金融普惠。

为此，政策制定者需要重点关注以下两个关键方面：第一，利用数字普惠金融战略，支持立即恢复经济和增强经济韧性；第二，探索新出现的机遇和挑战，确保最脆弱和最弱势的社会群体能从普惠金融中受益。

有些人拥有向数字化转型的资源和能力，有些人则没有。二者之间存在的数字鸿沟在疫情暴发后受到了更广泛的关注。因此，弥合数字鸿沟对于撬动数字经济，包括挖掘数字经济潜力，推动包容性复苏至关重要。

小额信贷机构通过为低收入和边缘化社会群体提供关键服务，在填补数字鸿沟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虽然金融科技基于新技术的模式一进入市场就十分具有吸引力，但尚需证明其可以替代传统的小额信贷。

为此，政策制定者可制定干预措施，使小额信贷机构更有能力通过采用数字技术改进面向客户的业务及服务。

此外，疫情还凸显出，在一些国家，由于缺乏强大的数字身份计划、普遍的账户访问和互操作支付系统等关键性推动因素，利用数字技术增强贫困人口韧性的尝试并不尽如人意。

尽管当前已有一些有用的框架协助政策制定者成功开发出数字普惠金融生态系统，但也不能忽视通过促进创新寻求新方法的重要性，从而使数字解决方案更切实可行地服务贫困人口。

举例来说，面对危机，多国政府加速了本国社会支付的数字化进程，以便向个人和企业及时伸出援手。不过，数字解决方案也伴随着更高的风险，特别是家庭一般更依赖现金、而数字技能却很有限或面临更大的连通性问题。

疫情期间，技术突飞猛进的脚步并未停止。政策制定者需要考虑技术进步正在以何种方式塑造疫后世界。鉴于此，或需重新评估对普惠金融的理解及其促进方式。

最近的研究表明，在不同收入群体间，普惠金融的影响因其维度不同（即获取和使用等）而存在显著差异。这说明在专门制定行之有效的普惠金融战略时，务必要虑及经济发展、收入分配、人口结构、市场结构和基础设施质量等方面。

2002—2018年，虽然亚太地区有17亿人获得了数字服务，但缩小数字连通性差距的挑战依然严峻，在发展中国家尤为如此。亚洲数字基础设施的年度融资缺口也在迅速扩大，预计到2040年将高达5,120亿美元。

加大对数字扫盲和连通性的投资，是缩小获取金融服务差距的关键。资产代币化、基于区块链的项目债券以及众筹等新出现的创新融资机制也可为此调集资金。

最后一点，为发挥数字经济和数字金融服务的益处，各国需要基于本国国情制定具体的战略，但强有力的区域合作有助于确保亚太地区欣欣向荣。随着金融系统一体化和互联互通程度日益加深，开展区域合作变得愈发重要。

尽管疫情的阴霾笼罩，但疫情也为我们建设强大、包容的疫后时代提供了机遇。当务之急是要抓住这些机遇。

本文基于亚行报告《2021年亚太普惠金融论坛：疫情时代新兴的优先发展领域》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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