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疫情协调员著书，披露美式“政治防疫”】
美国防疫真相，长文，值得一读……问题出在特朗普撒谎干预、被错当成流感、检测不足、无症状失控、数据不准、机制官僚……那些神话美式防疫，鼓动我们抄作业的人应该会拒绝看这样的打脸信息，更不会告诉你这样的信息。
前白宫冠状病毒应对工作组协调员 Deborah Birx 博士在周二出版的新书中表示，数据收集和测试、沟通缓慢以及特朗普政府内部的人际冲突等问题损害了美国对 2019 冠状艾滋病疫情的最初应对。
在“沉默的入侵：特朗普政府、 2019 冠状病毒病和在为时已晚之前预防下一次大流行的不为人知的故事”一书中，比尔克斯讲述了她如何努力说服一个对疫情毫无准备的政府和特朗普总统，后者很快对她关于病毒可能造成的破坏的生硬预测感到冷淡。
“任何其他总统都会想知道事情会变得多么糟糕，以及如何才能防止最坏的情况发生，”比克斯在 2020 年的工作组中写道“这不是任何其他总统或任何其他白宫。这是特朗普总统和特朗普的白宫。我站在不断流动的沙子上，在我所不认识的政治人物中，一个显然喜欢听到关于他好的或喜欢听，否则就不听新闻的总统。”
Bi rx 也对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提出了批评，因为它对这种疾病的最初反应是类似流感的，而且各机构之间缺乏明确的职责分工。她将这部分归因于 CDC 主任 Robert Redfield 博士作为特朗普政府的“政治任命者”的身份。
“普通民众会质疑来自鲍勃和白宫的一切，”她说，她很难让疾控中心官员承认冠状病毒的广泛无症状传播。
尽管如此，当政治信息排挤公共卫生信息时，比克斯写道，她和 2019 冠状病毒病应对中的一些医生达成了一个协议：如果有人被解雇，Redfield ，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主任 Anthony Fauci 博士和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局长 Stephen Hahn 博士同意他们都辞职以示抗议。
她写道：“我既不希望被解雇，也不愿意在别人被解雇的情况下辞职。”
“我不相信我的离开会让事情变得更好。指责特朗普政府的疏忽不会突然产生与他们不同的应对疫情的反应。”
她写道，解雇她会造成不好的影响。
在 2020 年 8 月，比克斯告诉 CNN 的达纳·巴什（ Dana Bash ），这种病毒“非常普遍”之后，他写道，特朗普打电话给她，要求说出预约采访的人的名字，说：“就是这样！听明白了吗？再也不要（那样说）了！病毒已经被控制住了。“
虽然他们在进步，她写道“总统错了。我们没能控制住病毒。”
Birx 写道，除了一个“功能失调”的白宫，美国还在努力跟上快速传播的病毒。她说，解决 2019 冠状病毒病大流行所暴露的问题可能有助于拯救这个国家。
1. 解决数据汇集和分析不足的问题
“数据是流行病的一切，”比克斯在书中写道。数据表明了你们的差距；它表明了社区在哪些方面作出了有效的反应；它揭示了真相，说明了哪些方面的情况正在恶化，哪些方面情况正在好转。它可以让您保持专注,并制定循证政策。没有全面的数据，你就不会有全面的回应。”
在加入 2019 冠状病毒病的反应小组之前， Birx 写道，她认为美国卫生官员看到了她无法访问的数据。但是，当她在 2020 年 3 月她加入后，比尔克斯就清楚地意识到，这个国家在新出现的冠状病毒的数据收集方面“相当落后”，这是一个危险的问题。比尔克斯曾参与总统的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
Birx 描述了 3 月份的一次会议，特别工作组在会上收到了一张双面打印的数据，“汇总了各州的病例数据和死亡情况”。
她写道，在 2020 年，一些州的数据经常通过传真发送，然后传给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在这一点上，我们怎么可能没有明确的数据？”她纳闷。
她说：“我用手捂着眼睛，摇摇头。我曾期待一些非常不同的东西，但现在我可以看到，在非洲花费数年时间建立的数据报告机制出现在了美国，而且我们得花好几天的时间来完成同样的工作。”
2. 要知道一种新的病毒可能会有不同的表现
Birx 写道，甚至在她加入白宫团队之前，她就怀疑无症状的传播导致了 2019 冠状病毒病的快速上升，尽管证据不足。
她说：“根据多年的经验，在表格中看到无症状、有症状和轻度症状的病例被忽略，每当我看到一个数字表明确诊病例时，我都会将其乘以 3 到 10 倍。”
至少在早期，关注的是那些有症状的人，就像流感的情况一样。但是引起 2019 冠状病毒病的病毒非常不同。
当纽约市的病例激增时，这一点变得清晰起来，这种急剧增加“不能仅仅用症状扩散来解释”。
“如果之前对无症状传播在多大程度上是病例数上升的重要因素有任何疑问的话，纽约市的数据使研究小组确信，我对至少 30 - 50 %无症状传播的估计很可能是准确的，甚至可能是保守的。”比克斯写道。
“尽管测试问题使我们无法获得所需的数据的数量和类型，以及大量的数字证据，但情况非常清楚。
“对我们这些在那个小房间里的人来说，怀疑已经被一种共同的恐惧所取代，”她在谈到工作组时说。
3. 尽早开发测试
在美国进行检测是一个重要的需求，这导致了关于 2019 冠状病毒病的清晰的数据的缺乏以及对无声传播的误解。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早期测试是有缺陷的，使国家几周后的测试， Bi rx 写道。即使在那时，公共卫生实验室也没有足够的设备来快速处理 2019 冠状病毒病反应所需的数量。
Birx 在她任职初期曾写过一次与美国 COVID - 19 测试制造商的会议，她说，这才了解到白宫在有限的测试和缓慢的测试处理上拖拖拉拉与制造商开会，代表了“最坏的情况”。
她写道：“在后来的谈话中，我问一家对生产高通量和即时检测至关重要的生产商，是否有人在 2020 年 1 月和 2 月给他们打过电话。”
“他们的回答是，事实上，这是反过来的：制造商打电话给疾控中心，了解它在做什么，以及他们可以如何帮助。制造商们被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由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和公众服务部及其准备和反应助理部长办公室负责。“他们被告知不需要他们的帮助，”比克斯写道。
后来，特朗普关于检测的言论发生了变化——他表示，美国的病例数高是因为它检测了这么多人但比克斯说,工作组正迅速扩大这项计划,花费数十亿美元在测试和用品上,并在养老院和大学实施系列测试。
“从来没有人告诉我们在测试中停止这种加速。总统擅长说一套话来安抚他的选民，而他的政府却做另一套来支持抗击病毒，”她写道。
4. 在问题出现之前，推动解决方案
Bi rx 的书最后列出了美国应对和防范流感的“关键问题”。它包括明确各机构之间的责任分工，加强检测和诊断，改进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数据收集，以及公共卫生协调的“总体”改进。
为了管理目前的流行病，仍然需要作出一些改变。
她写道：“在这里，最重要的一点是不要等到激增或节日来临。”“我们了解到，爆发中有间歇期。在这些间歇期，我们需要扩大测试访问。我们本应利用这段时间为下一次增兵做准备，让尽可能多的美国人做出保护脆弱家庭成员所需的关键行为改变。”
展望未来， Bi rx 写道，解决方案不能只在出现紧急情况时才被推进到位。
她写道：“我们不需要一套标准和程序来改善国家的公共卫生，另一套用于防范大流行——它们需要在大流行之间整合和利用，以改善国民的健康。”
“我们需要停止只是观察问题，要开始解决问题。”
https://t.cn/A6XheaSU
美国防疫真相，长文，值得一读……问题出在特朗普撒谎干预、被错当成流感、检测不足、无症状失控、数据不准、机制官僚……那些神话美式防疫，鼓动我们抄作业的人应该会拒绝看这样的打脸信息，更不会告诉你这样的信息。
前白宫冠状病毒应对工作组协调员 Deborah Birx 博士在周二出版的新书中表示，数据收集和测试、沟通缓慢以及特朗普政府内部的人际冲突等问题损害了美国对 2019 冠状艾滋病疫情的最初应对。
在“沉默的入侵：特朗普政府、 2019 冠状病毒病和在为时已晚之前预防下一次大流行的不为人知的故事”一书中，比尔克斯讲述了她如何努力说服一个对疫情毫无准备的政府和特朗普总统，后者很快对她关于病毒可能造成的破坏的生硬预测感到冷淡。
“任何其他总统都会想知道事情会变得多么糟糕，以及如何才能防止最坏的情况发生，”比克斯在 2020 年的工作组中写道“这不是任何其他总统或任何其他白宫。这是特朗普总统和特朗普的白宫。我站在不断流动的沙子上，在我所不认识的政治人物中，一个显然喜欢听到关于他好的或喜欢听，否则就不听新闻的总统。”
Bi rx 也对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提出了批评，因为它对这种疾病的最初反应是类似流感的，而且各机构之间缺乏明确的职责分工。她将这部分归因于 CDC 主任 Robert Redfield 博士作为特朗普政府的“政治任命者”的身份。
“普通民众会质疑来自鲍勃和白宫的一切，”她说，她很难让疾控中心官员承认冠状病毒的广泛无症状传播。
尽管如此，当政治信息排挤公共卫生信息时，比克斯写道，她和 2019 冠状病毒病应对中的一些医生达成了一个协议：如果有人被解雇，Redfield ，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主任 Anthony Fauci 博士和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局长 Stephen Hahn 博士同意他们都辞职以示抗议。
她写道：“我既不希望被解雇，也不愿意在别人被解雇的情况下辞职。”
“我不相信我的离开会让事情变得更好。指责特朗普政府的疏忽不会突然产生与他们不同的应对疫情的反应。”
她写道，解雇她会造成不好的影响。
在 2020 年 8 月，比克斯告诉 CNN 的达纳·巴什（ Dana Bash ），这种病毒“非常普遍”之后，他写道，特朗普打电话给她，要求说出预约采访的人的名字，说：“就是这样！听明白了吗？再也不要（那样说）了！病毒已经被控制住了。“
虽然他们在进步，她写道“总统错了。我们没能控制住病毒。”
Birx 写道，除了一个“功能失调”的白宫，美国还在努力跟上快速传播的病毒。她说，解决 2019 冠状病毒病大流行所暴露的问题可能有助于拯救这个国家。
1. 解决数据汇集和分析不足的问题
“数据是流行病的一切，”比克斯在书中写道。数据表明了你们的差距；它表明了社区在哪些方面作出了有效的反应；它揭示了真相，说明了哪些方面的情况正在恶化，哪些方面情况正在好转。它可以让您保持专注,并制定循证政策。没有全面的数据，你就不会有全面的回应。”
在加入 2019 冠状病毒病的反应小组之前， Birx 写道，她认为美国卫生官员看到了她无法访问的数据。但是，当她在 2020 年 3 月她加入后，比尔克斯就清楚地意识到，这个国家在新出现的冠状病毒的数据收集方面“相当落后”，这是一个危险的问题。比尔克斯曾参与总统的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
Birx 描述了 3 月份的一次会议，特别工作组在会上收到了一张双面打印的数据，“汇总了各州的病例数据和死亡情况”。
她写道，在 2020 年，一些州的数据经常通过传真发送，然后传给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在这一点上，我们怎么可能没有明确的数据？”她纳闷。
她说：“我用手捂着眼睛，摇摇头。我曾期待一些非常不同的东西，但现在我可以看到，在非洲花费数年时间建立的数据报告机制出现在了美国，而且我们得花好几天的时间来完成同样的工作。”
2. 要知道一种新的病毒可能会有不同的表现
Birx 写道，甚至在她加入白宫团队之前，她就怀疑无症状的传播导致了 2019 冠状病毒病的快速上升，尽管证据不足。
她说：“根据多年的经验，在表格中看到无症状、有症状和轻度症状的病例被忽略，每当我看到一个数字表明确诊病例时，我都会将其乘以 3 到 10 倍。”
至少在早期，关注的是那些有症状的人，就像流感的情况一样。但是引起 2019 冠状病毒病的病毒非常不同。
当纽约市的病例激增时，这一点变得清晰起来，这种急剧增加“不能仅仅用症状扩散来解释”。
“如果之前对无症状传播在多大程度上是病例数上升的重要因素有任何疑问的话，纽约市的数据使研究小组确信，我对至少 30 - 50 %无症状传播的估计很可能是准确的，甚至可能是保守的。”比克斯写道。
“尽管测试问题使我们无法获得所需的数据的数量和类型，以及大量的数字证据，但情况非常清楚。
“对我们这些在那个小房间里的人来说，怀疑已经被一种共同的恐惧所取代，”她在谈到工作组时说。
3. 尽早开发测试
在美国进行检测是一个重要的需求，这导致了关于 2019 冠状病毒病的清晰的数据的缺乏以及对无声传播的误解。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早期测试是有缺陷的，使国家几周后的测试， Bi rx 写道。即使在那时，公共卫生实验室也没有足够的设备来快速处理 2019 冠状病毒病反应所需的数量。
Birx 在她任职初期曾写过一次与美国 COVID - 19 测试制造商的会议，她说，这才了解到白宫在有限的测试和缓慢的测试处理上拖拖拉拉与制造商开会，代表了“最坏的情况”。
她写道：“在后来的谈话中，我问一家对生产高通量和即时检测至关重要的生产商，是否有人在 2020 年 1 月和 2 月给他们打过电话。”
“他们的回答是，事实上，这是反过来的：制造商打电话给疾控中心，了解它在做什么，以及他们可以如何帮助。制造商们被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由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和公众服务部及其准备和反应助理部长办公室负责。“他们被告知不需要他们的帮助，”比克斯写道。
后来，特朗普关于检测的言论发生了变化——他表示，美国的病例数高是因为它检测了这么多人但比克斯说,工作组正迅速扩大这项计划,花费数十亿美元在测试和用品上,并在养老院和大学实施系列测试。
“从来没有人告诉我们在测试中停止这种加速。总统擅长说一套话来安抚他的选民，而他的政府却做另一套来支持抗击病毒，”她写道。
4. 在问题出现之前，推动解决方案
Bi rx 的书最后列出了美国应对和防范流感的“关键问题”。它包括明确各机构之间的责任分工，加强检测和诊断，改进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数据收集，以及公共卫生协调的“总体”改进。
为了管理目前的流行病，仍然需要作出一些改变。
她写道：“在这里，最重要的一点是不要等到激增或节日来临。”“我们了解到，爆发中有间歇期。在这些间歇期，我们需要扩大测试访问。我们本应利用这段时间为下一次增兵做准备，让尽可能多的美国人做出保护脆弱家庭成员所需的关键行为改变。”
展望未来， Bi rx 写道，解决方案不能只在出现紧急情况时才被推进到位。
她写道：“我们不需要一套标准和程序来改善国家的公共卫生，另一套用于防范大流行——它们需要在大流行之间整合和利用，以改善国民的健康。”
“我们需要停止只是观察问题，要开始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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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农业大学[超话]##团子讲心理##心理学#
【虚假普遍性效应】
为了增强我们的自我形象，我们常常表现出这样一种奇怪的倾向：过分高估或低估他人会像我们一样思考和行事的程度，在观点方面，我们会过高地估计别人对我们观点的赞程度以支持自己的立场，这种现象被称为虚假普遍性效应。如果我们做错了事或者某个任务失败了，我们可能认为这些失误是正常的，来让自己安心，当我们对别人说谎之后，便开始觉得其他人也是不诚实的，如果我们对另一个人产生了兴趣，我们也会高估对方对自己的好感。
【虚假普遍性效应】
为了增强我们的自我形象，我们常常表现出这样一种奇怪的倾向：过分高估或低估他人会像我们一样思考和行事的程度，在观点方面，我们会过高地估计别人对我们观点的赞程度以支持自己的立场，这种现象被称为虚假普遍性效应。如果我们做错了事或者某个任务失败了，我们可能认为这些失误是正常的，来让自己安心，当我们对别人说谎之后，便开始觉得其他人也是不诚实的，如果我们对另一个人产生了兴趣，我们也会高估对方对自己的好感。
#贵州幸福感# #贵州向未来# 【背出大山① 孤勇成军】“贫困”，是既熟悉又陌生的字眼。石山连片，土薄根浅，无水逢春，这里是麻山地区，是中国最为著名的喀斯特贫困区。
长顺县敦操乡，正处于麻山腹地。2012年，30多名背篼干部用“背篼”换民心，2022年，十年过往，昔人今何在。在贵州省第十三次党代会召开之际，重新走访当年“背篼干部”精神发源地——长顺县敦操乡，重忆十年脱胎换骨，再唱孤勇一腔。
“喂，朝良，我们这里来了个说普通话的小伙子要收新农合的钱，是不是个骗子啊？”
2011年的一个清晨，一个电话打到了王朝良的手机上。作为贵州省黔南州长顺县敦操乡纪委书记兼政法委书记的他，身上挂着敦操乡斗麻村的包组任务。
“你放心吧，这是我们乡里的干部小王，来给你们收今年的新农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费用。”
王朝良口中的小王，是敦操乡基层计生服务站的王茹刚。
从内蒙古到湖北求学，从湖北到贵州工作，2000多公里的辗转，王茹刚没想到这一来，就在长顺扎了根。
2006年，学医的王茹刚报名参加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那些年，无数的青年带着理想与信念，奔赴祖国的西部，献出赤诚之心。
王茹刚成为了其中一员，打上背包，来到贵州。
与草原的辽阔、长江的蜿蜒不同，这里是望不尽的山、爬不完的山、走不出的山。但是，心中有景，花香满径。
2008年，志愿服务期满后，他却犹豫了，他舍不得这里了。医者仁心，这个西部不知名的小县，需要他这样的青年去建设。而女友的支持更令他坚定信念，二人选择一同留在了长顺，组成了美满的小家庭。
因为敦操乡计生服务工作缺人，王茹刚被调到了敦操乡工作。在这里，王茹刚收到了一个特殊的工作用品——背篼。
“背篼用来干啥？”一口普通话的王茹刚好奇道。来了贵州5年，看到别人背过买菜，但没想到自己搞个计生工作还得背“背篼”。
等一进山，王茹刚就懂了。老乡们出一趟门不容易，经常给负责包组到户的乡镇干部们打个电话，托他们带点米买点盐，加上自己常常要下乡收取新农合的费用，一个背篼可比背包好用多了。
背着背篼进村，一走就是一天。此时，孩子还小，妻子也忙，王茹刚就把孩子带到了敦操。白天进村入户只能托人帮忙照看一下，晚上回到乡政府就在破旧的宿舍里哄儿子入睡。
“爸爸你不走好吗？”天蒙蒙亮，儿子突然在被窝里哭起来，伸出小小的手，想去抱住父亲。王茹刚有些哽咽，只能对着儿子说：“宝贝，爸爸在忙几天周末就不用加班了，咱们回县城找妈妈好吗？”
从敦操到长顺县大约有60公里的路程，来往的班车不算多。周一到敦操，往往周五才能回去。要是事儿不多，待到周五能回到县城休息两天，要是忙起来周末加班，两三周回来一次也是家常便饭。
路途遥远，而路况也极差。一路颠簸不停、拐道崎岖，坐一趟车得用2、3个小时。而到了敦操乡政府，门口除了只有一条步行6、7分钟的长街算是镇上最繁华的街道了，其他地方只有灰扑扑——灰尘与阴天齐飞。
敦操乡，90%为苗族同胞，苗语为主要的语言。对于外来的乡镇干部来说，交流都成了一个难题，于是当地人梁东元、梁勇成了大伙的“翻译”。
1999年，梁勇成为了敦操乡政府的一名临聘人员，几年后，他又多了一个战友梁东元。根据工作安排，他们负责打召村穿洞组和麻地组的包组工作。在穿洞组和麻地组，不少人家门前都记着他俩的名字和电话。大家知道，有什么事，给他们打个电话就能帮忙。
乡镇的工作比想象中更忙碌，而乡政府资金吃紧，作为临聘人员，梁勇和梁东元的收入也低得可怜。梁勇记得，2012年他能拿到手的工资也就是四五百元，而对于梁东元来说，这样的收入已经入不敷出了。
“当时儿子已经5岁了，马上是读书用钱的时候，媳妇也没做活路，一家人靠着这几百块钱快撑不下去了。”梁东元回忆道。
当时妻子没少埋怨他，而看着身边的朋友出去打工能赚不少钱，为了这个家梁东元强忍着不舍提了辞职，带着妻儿去外面的世界闯闯。
那一年，他30岁，而立之年却过成了一地鸡毛。
坐上从敦操去县城的班车，路上的颠簸却不如他内心的颠簸，总觉得走了就难回来了。妻儿睡了过去，望着窗外熟悉的一切，他发呆，他无望。
此时，一个电话突然打来，惊扰了他的思绪。
“喂，东元，上次你答应给我带的东西什么时候给我啊。”电话那头，是他的负责的贫困户梁幺妹。
他一愣，对啊，他答应过的，他怎么可以忘了。虽然难以开口，可是他最终还是跟妻子说了，“我们回去好不好？”
才刚刚踏出第一步就要返回，妻子不理解他在坚持什么。梁东元有些语塞，但还是希望回到敦操，把他允诺的事情办完，把他的“背篼”拾起来。
无数个日夜自我否定，又在窒息沉浮中爬起来重寻自我。
同样面临困境的还有梁勇。不少亲朋好友劝他出去打工，守在这里什么时候是个头。
“可是我一想到我走了，以后大家下乡连个帮忙翻译苗语的人都没了，我就狠不下这个心。”虽然工作中有辛苦、有委屈，但是跟着这群干部在一起，苦中也在作乐。
当背篼干部被大家所认可，同时得到了各级部门的高度重视，梁勇和梁东元拿到涨了的第一笔工资，高兴地像个孩子。“那天我们发了1760元，我到现在都忘不了，这笔钱让我更有动力了。”
老乡的认可，组织的鼓励，那时，他们知道，背篼干部，从来不是孤军奋战。身上的背篼肩扛着责任，脚下的胶鞋蹚出了新路。
或许是上天，借他们初心不忘，借他们孤勇一腔。（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王璐瑶 田旻佳 彭瑾 李森 聂婧文）
长顺县敦操乡，正处于麻山腹地。2012年，30多名背篼干部用“背篼”换民心，2022年，十年过往，昔人今何在。在贵州省第十三次党代会召开之际，重新走访当年“背篼干部”精神发源地——长顺县敦操乡，重忆十年脱胎换骨，再唱孤勇一腔。
“喂，朝良，我们这里来了个说普通话的小伙子要收新农合的钱，是不是个骗子啊？”
2011年的一个清晨，一个电话打到了王朝良的手机上。作为贵州省黔南州长顺县敦操乡纪委书记兼政法委书记的他，身上挂着敦操乡斗麻村的包组任务。
“你放心吧，这是我们乡里的干部小王，来给你们收今年的新农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费用。”
王朝良口中的小王，是敦操乡基层计生服务站的王茹刚。
从内蒙古到湖北求学，从湖北到贵州工作，2000多公里的辗转，王茹刚没想到这一来，就在长顺扎了根。
2006年，学医的王茹刚报名参加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那些年，无数的青年带着理想与信念，奔赴祖国的西部，献出赤诚之心。
王茹刚成为了其中一员，打上背包，来到贵州。
与草原的辽阔、长江的蜿蜒不同，这里是望不尽的山、爬不完的山、走不出的山。但是，心中有景，花香满径。
2008年，志愿服务期满后，他却犹豫了，他舍不得这里了。医者仁心，这个西部不知名的小县，需要他这样的青年去建设。而女友的支持更令他坚定信念，二人选择一同留在了长顺，组成了美满的小家庭。
因为敦操乡计生服务工作缺人，王茹刚被调到了敦操乡工作。在这里，王茹刚收到了一个特殊的工作用品——背篼。
“背篼用来干啥？”一口普通话的王茹刚好奇道。来了贵州5年，看到别人背过买菜，但没想到自己搞个计生工作还得背“背篼”。
等一进山，王茹刚就懂了。老乡们出一趟门不容易，经常给负责包组到户的乡镇干部们打个电话，托他们带点米买点盐，加上自己常常要下乡收取新农合的费用，一个背篼可比背包好用多了。
背着背篼进村，一走就是一天。此时，孩子还小，妻子也忙，王茹刚就把孩子带到了敦操。白天进村入户只能托人帮忙照看一下，晚上回到乡政府就在破旧的宿舍里哄儿子入睡。
“爸爸你不走好吗？”天蒙蒙亮，儿子突然在被窝里哭起来，伸出小小的手，想去抱住父亲。王茹刚有些哽咽，只能对着儿子说：“宝贝，爸爸在忙几天周末就不用加班了，咱们回县城找妈妈好吗？”
从敦操到长顺县大约有60公里的路程，来往的班车不算多。周一到敦操，往往周五才能回去。要是事儿不多，待到周五能回到县城休息两天，要是忙起来周末加班，两三周回来一次也是家常便饭。
路途遥远，而路况也极差。一路颠簸不停、拐道崎岖，坐一趟车得用2、3个小时。而到了敦操乡政府，门口除了只有一条步行6、7分钟的长街算是镇上最繁华的街道了，其他地方只有灰扑扑——灰尘与阴天齐飞。
敦操乡，90%为苗族同胞，苗语为主要的语言。对于外来的乡镇干部来说，交流都成了一个难题，于是当地人梁东元、梁勇成了大伙的“翻译”。
1999年，梁勇成为了敦操乡政府的一名临聘人员，几年后，他又多了一个战友梁东元。根据工作安排，他们负责打召村穿洞组和麻地组的包组工作。在穿洞组和麻地组，不少人家门前都记着他俩的名字和电话。大家知道，有什么事，给他们打个电话就能帮忙。
乡镇的工作比想象中更忙碌，而乡政府资金吃紧，作为临聘人员，梁勇和梁东元的收入也低得可怜。梁勇记得，2012年他能拿到手的工资也就是四五百元，而对于梁东元来说，这样的收入已经入不敷出了。
“当时儿子已经5岁了，马上是读书用钱的时候，媳妇也没做活路，一家人靠着这几百块钱快撑不下去了。”梁东元回忆道。
当时妻子没少埋怨他，而看着身边的朋友出去打工能赚不少钱，为了这个家梁东元强忍着不舍提了辞职，带着妻儿去外面的世界闯闯。
那一年，他30岁，而立之年却过成了一地鸡毛。
坐上从敦操去县城的班车，路上的颠簸却不如他内心的颠簸，总觉得走了就难回来了。妻儿睡了过去，望着窗外熟悉的一切，他发呆，他无望。
此时，一个电话突然打来，惊扰了他的思绪。
“喂，东元，上次你答应给我带的东西什么时候给我啊。”电话那头，是他的负责的贫困户梁幺妹。
他一愣，对啊，他答应过的，他怎么可以忘了。虽然难以开口，可是他最终还是跟妻子说了，“我们回去好不好？”
才刚刚踏出第一步就要返回，妻子不理解他在坚持什么。梁东元有些语塞，但还是希望回到敦操，把他允诺的事情办完，把他的“背篼”拾起来。
无数个日夜自我否定，又在窒息沉浮中爬起来重寻自我。
同样面临困境的还有梁勇。不少亲朋好友劝他出去打工，守在这里什么时候是个头。
“可是我一想到我走了，以后大家下乡连个帮忙翻译苗语的人都没了，我就狠不下这个心。”虽然工作中有辛苦、有委屈，但是跟着这群干部在一起，苦中也在作乐。
当背篼干部被大家所认可，同时得到了各级部门的高度重视，梁勇和梁东元拿到涨了的第一笔工资，高兴地像个孩子。“那天我们发了1760元，我到现在都忘不了，这笔钱让我更有动力了。”
老乡的认可，组织的鼓励，那时，他们知道，背篼干部，从来不是孤军奋战。身上的背篼肩扛着责任，脚下的胶鞋蹚出了新路。
或许是上天，借他们初心不忘，借他们孤勇一腔。（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王璐瑶 田旻佳 彭瑾 李森 聂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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