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瓦洛说: 就是这样,莫里哀琢磨着他的作品, 他在那行艺术里也许能冠绝古今。 可惜他太爱平民,常把精湛的画面,用来演出那些扭捏难堪的嘴脸, 可惜他专爱滑稽,丢开风雅与细致, 无聊地把塔巴兰硬结合上泰伦斯: 史嘉本在那可笑的袋里把他装下, 他哪还像是一个写《恨世者》的作家! 这是正统古典主义对于偏离者的纠正,是古典主义的自我限定。当然,也显示了古典主义的“情理”与真实的距离。(余秋雨)
“专以情理娱人”这个提法的另一个重点是“娱人”。布瓦洛说,戏剧应该叫人赏心悦目,也能够叫人赏心悦目,狰狞的怪物、惨痛的呼声、惊惶的震骇,都应当而且可以表现得有趣遣怀、引人入胜。布瓦洛认为,要以“热情”和“豪兴”来驱逐“枯燥议论”。 虔诚地膜拜着理性而又反对枯燥议论,这是古典主义者的高明之处。把理性奉为第一要义而同时又把“动人心、讨人欢喜”列为第一要诀,这表明,他们确实是行家里手。(余秋雨)
这四十个人,既是各门学科的著名专家,又因进学院而成了官方权威,这些权威又都已被授予无上的荣誉、地位,因而又很自然地成了既定思想轨道的体现者。于是,这四十个“不朽者”,也就是古典主义许多“不朽”规范的制订者。只要出自他们之手,无异于文艺法典的冷然条文。这在黎塞留时期,可以说是君主专制在文艺领域的一个缩影。(余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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