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差距：思维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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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的人改变原因，而顶级优秀的人改变模型。
每个人，都在以他的理解和经历，构建自己的思维模式，然后再用这个思维模式，理解这个世界。
因为思维模式的不同，同一件事，不同的人做，效果会截然不同。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说：
普通人改变结果，优秀的人改变原因，而顶级优秀的人改变模型。
顶级优秀的人，和普通人之间的差距，其实就在于他们的思维模式，完全不同。
一、个体思维VS流程思维
小张开了一家兰州拉面馆，肉烂汤鲜、浓香扑鼻，生意旺季时还算红火。
小张为了提高拉面制作师傅的工作积极性，决定每卖一碗，给师傅8毛钱提成。
欣喜的是，面馆的销量有了明显提升。
焦急的是，鲜牛肉用量短时间内陡然增加。
拉面师傅为了多拿提成，为每碗牛肉面放了加量的牛肉，份量十足，客人们都吃的很爽，销量自然提升明显。
顾客口口相传，慕名而来的人越来越多，生意看似又火了一些。
但是，小张月底一盘算，小馆子非但收入没有增加，反倒亏损了。
这哪是什么“薄利多销”，分明是“亏本多销”啊？
小张内心在滴血，咬咬牙，不能这么下去。
于是给拉面师傅改成了固定高薪工资，想要激发师傅的善意。
结果却发现，拉面馆的生意越来越差。
拉面师傅心想，反正是固定工资，也没有了念想，乐得清闲，做面全看心情，牛肉每份或多或少，面的口感品质也越来越不稳定。
客人感觉店的味道不对，抱怨四起，很快店就变得冷冷清清。
小张欲哭无泪。一家非常小的拉面馆，居然也有让人头疼的管理困境。
那怎么办呢？
可以先设定一个目标销售额，销售额之内拿工资，销售额之上，拿利润的50%作为奖金。
奖金发放的前提，是每月牛肉的耗损量，在正常值20%内波动。
这个分钱的方法，能把拉面师傅的利益，和拉面馆绑定起来。
另外，放牛肉是关键的花钱环节，牛肉让自己人来放，让关键资源、关键环节，掌握在关键的人手中。
最后确定最佳做法后，可以制定流程规范，面条的量，水的量，肉的量，下锅出水的时间等，具体都可以规定。
这样就把赚钱的核心能力，拉面的品质，从依赖拉面师傅，变成依赖流程。
同样的困境，不同的思维模式，得到的终局也迥然不同。
二、搬书思维VS还书思维
国外图书馆建了一栋漂亮的新楼，准备整体搬迁过去。
但你知道，书多重啊，还这么多，搬家是非常大的工作量。
有人估算，做这件事要花350万美元，好大一笔钱。
请问，如果你是馆长，怎样才能用尽量少的钱，把海量的书，搬到新馆去？
雇更便宜的人吗？
发动所有员工及其家属？
要求新馆建设者承担这个义务？
在“搬书”这个固有的思维模式下，可能很难找到更好的方案了。
那顶级优秀的人，会怎么办呢？
有位年轻人对馆长说：我来帮你搬，只要150万。
年轻人在报纸上登了一则消息：
从即日起，图书馆免费、无限量向市民借阅图书，条件是从老馆借出，还到新馆去……
年轻人从“搬书”的思维模式，转换为“还书”的思维模式。
结果花了不到一个零头就完成了这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自己也成为了百万富翁。
你看，同一件事，思维模式不同的人做，效果就会截然不同。
三、淘汰思维VS共赢思维
微软公司提供午餐和晚餐。
午餐吃饭的人数一般比晚餐要多，毕竟不是人人晚上都要加班，所以做午餐的供应商利润更高。
只不过有时候，午餐做的很糟糕……
怎么办？
派人和他说不要偷工减料，盯着他好好做？
隔一段时间换个大厨？
要求他们更新菜谱？
这些办法，微软都没用。
因为这些最终都将提升供应商的成本。他们不会愿意。
微软想出了一个制度：
1. 选2家供应商，一家提供午饭、另一家提供晚饭；
2. 每3个月做满意度调查，是喜欢午饭还是晚饭？
3. 如果喜欢晚饭的多，午饭、晚饭供应商交换；
4. 如果连续6个月，午餐都胜出的话，更换晚饭供应商。
自从这个制度开始实施，那些表示“自己已经做的很好了”、“换口味成本就要大幅提高”的供应商……很快就能提供比原来好得多的服务。
员工的满意度也大大提升。这就是顶级优秀的人想出来的办法。
面对这个问题。
普通人的思维模式，是要求供应商提高水平，不行我就换掉你，不行我就干掉你。
而顶级优秀的人，他们的思维模式是共赢竞争思维。
引入竞争机制，让竞争代替人工，去监督供应商，提供更好的服务。
4、举了这么多例子，那我们怎么才能成为，或者至少靠近顶级优秀的人呢？
怎么才能像他们一样，四两拨千斤地解决问题呢？
你需要转换自己的思维。
思维转换，就是改变你理解这个世界的方式。
如果我们只想发生较小的变化，那么专注于自己的态度和行为就可以了，比如把杯子倒空。
但如果你想发生实质性的变化，那就需要“思维转换”，可能连杯子都要换掉。
怎么转换？我给你两个建议。
第一个建议：多读书，多交友，多旅行。
每本书，都是一套“思维模式”。
读的书越多，就会理解越多不同的思维模式，越有助于打开“思维转换”的开关。
建议每年至少读20本书，并做笔记；有志气的人，可以考虑读50本以上。
每个人，也是一套“思维模式”。
认识的人越多，你会越理解自己“思维模式”的局限性。
建议：不要独自吃晚饭。
只要名单上还有人，一个人吃晚饭就是可耻的，你损失了理解别人思维模式的机会。
跟不同的人聊天，尤其是和各行各业的高手聊天，你会获得看待世界的不同视角和智慧。
每个人都需要平衡，而不是单一路径依赖。
成功的人、失败的人、努力的人、落魄的人，不同的人生场景、个体的迷惘，欲望和挣扎，积累出不同的经验。
越是厉害的人，水平越高的人，越谦逊。
想要打开“思维转换”的开关，你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也要阅人无数。
第二个建议：把自己放进别人的鞋子里。
某所学校有一笔贫困助学金需要发放，通常情况之下，流程上通常需要学生先主动申请、评选、最后进行公示。
但是很多贫困生碍于面子、自卑、害羞、宁愿勤工俭学，也不愿主动公开申请。公开评审，又会伤害学生自尊心。
最后学校用大数据分析，把每月在食堂吃饭超过80次，月饭费不超过450元的学生，划为贫困生，不审核不公示，直接把补贴打入饭卡。
把自己放进别人的鞋子里，细细体会其中的微妙分寸，才能更好的做出适合的决策。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越来越复杂和动荡的世界；没有一种商业模式是长存的；没有一种竞争力是永恒的；没有一种资产是稳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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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级优秀的人，和普通人之间的差距，其实就在于他们的思维模式，完全不同。
一、个体思维VS流程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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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喜的是，面馆的销量有了明显提升。
焦急的是，鲜牛肉用量短时间内陡然增加。
拉面师傅为了多拿提成，为每碗牛肉面放了加量的牛肉，份量十足，客人们都吃的很爽，销量自然提升明显。
顾客口口相传，慕名而来的人越来越多，生意看似又火了一些。
但是，小张月底一盘算，小馆子非但收入没有增加，反倒亏损了。
这哪是什么“薄利多销”，分明是“亏本多销”啊？
小张内心在滴血，咬咬牙，不能这么下去。
于是给拉面师傅改成了固定高薪工资，想要激发师傅的善意。
结果却发现，拉面馆的生意越来越差。
拉面师傅心想，反正是固定工资，也没有了念想，乐得清闲，做面全看心情，牛肉每份或多或少，面的口感品质也越来越不稳定。
客人感觉店的味道不对，抱怨四起，很快店就变得冷冷清清。
小张欲哭无泪。一家非常小的拉面馆，居然也有让人头疼的管理困境。
那怎么办呢？
可以先设定一个目标销售额，销售额之内拿工资，销售额之上，拿利润的50%作为奖金。
奖金发放的前提，是每月牛肉的耗损量，在正常值20%内波动。
这个分钱的方法，能把拉面师傅的利益，和拉面馆绑定起来。
另外，放牛肉是关键的花钱环节，牛肉让自己人来放，让关键资源、关键环节，掌握在关键的人手中。
最后确定最佳做法后，可以制定流程规范，面条的量，水的量，肉的量，下锅出水的时间等，具体都可以规定。
这样就把赚钱的核心能力，拉面的品质，从依赖拉面师傅，变成依赖流程。
同样的困境，不同的思维模式，得到的终局也迥然不同。
二、搬书思维VS还书思维
国外图书馆建了一栋漂亮的新楼，准备整体搬迁过去。
但你知道，书多重啊，还这么多，搬家是非常大的工作量。
有人估算，做这件事要花350万美元，好大一笔钱。
请问，如果你是馆长，怎样才能用尽量少的钱，把海量的书，搬到新馆去？
雇更便宜的人吗？
发动所有员工及其家属？
要求新馆建设者承担这个义务？
在“搬书”这个固有的思维模式下，可能很难找到更好的方案了。
那顶级优秀的人，会怎么办呢？
有位年轻人对馆长说：我来帮你搬，只要150万。
年轻人在报纸上登了一则消息：
从即日起，图书馆免费、无限量向市民借阅图书，条件是从老馆借出，还到新馆去……
年轻人从“搬书”的思维模式，转换为“还书”的思维模式。
结果花了不到一个零头就完成了这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自己也成为了百万富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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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吃饭的人数一般比晚餐要多，毕竟不是人人晚上都要加班，所以做午餐的供应商利润更高。
只不过有时候，午餐做的很糟糕……
怎么办？
派人和他说不要偷工减料，盯着他好好做？
隔一段时间换个大厨？
要求他们更新菜谱？
这些办法，微软都没用。
因为这些最终都将提升供应商的成本。他们不会愿意。
微软想出了一个制度：
1. 选2家供应商，一家提供午饭、另一家提供晚饭；
2. 每3个月做满意度调查，是喜欢午饭还是晚饭？
3. 如果喜欢晚饭的多，午饭、晚饭供应商交换；
4. 如果连续6个月，午餐都胜出的话，更换晚饭供应商。
自从这个制度开始实施，那些表示“自己已经做的很好了”、“换口味成本就要大幅提高”的供应商……很快就能提供比原来好得多的服务。
员工的满意度也大大提升。这就是顶级优秀的人想出来的办法。
面对这个问题。
普通人的思维模式，是要求供应商提高水平，不行我就换掉你，不行我就干掉你。
而顶级优秀的人，他们的思维模式是共赢竞争思维。
引入竞争机制，让竞争代替人工，去监督供应商，提供更好的服务。
4、举了这么多例子，那我们怎么才能成为，或者至少靠近顶级优秀的人呢？
怎么才能像他们一样，四两拨千斤地解决问题呢？
你需要转换自己的思维。
思维转换，就是改变你理解这个世界的方式。
如果我们只想发生较小的变化，那么专注于自己的态度和行为就可以了，比如把杯子倒空。
但如果你想发生实质性的变化，那就需要“思维转换”，可能连杯子都要换掉。
怎么转换？我给你两个建议。
第一个建议：多读书，多交友，多旅行。
每本书，都是一套“思维模式”。
读的书越多，就会理解越多不同的思维模式，越有助于打开“思维转换”的开关。
建议每年至少读20本书，并做笔记；有志气的人，可以考虑读50本以上。
每个人，也是一套“思维模式”。
认识的人越多，你会越理解自己“思维模式”的局限性。
建议：不要独自吃晚饭。
只要名单上还有人，一个人吃晚饭就是可耻的，你损失了理解别人思维模式的机会。
跟不同的人聊天，尤其是和各行各业的高手聊天，你会获得看待世界的不同视角和智慧。
每个人都需要平衡，而不是单一路径依赖。
成功的人、失败的人、努力的人、落魄的人，不同的人生场景、个体的迷惘，欲望和挣扎，积累出不同的经验。
越是厉害的人，水平越高的人，越谦逊。
想要打开“思维转换”的开关，你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也要阅人无数。
第二个建议：把自己放进别人的鞋子里。
某所学校有一笔贫困助学金需要发放，通常情况之下，流程上通常需要学生先主动申请、评选、最后进行公示。
但是很多贫困生碍于面子、自卑、害羞、宁愿勤工俭学，也不愿主动公开申请。公开评审，又会伤害学生自尊心。
最后学校用大数据分析，把每月在食堂吃饭超过80次，月饭费不超过450元的学生，划为贫困生，不审核不公示，直接把补贴打入饭卡。
把自己放进别人的鞋子里，细细体会其中的微妙分寸，才能更好的做出适合的决策。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越来越复杂和动荡的世界；没有一种商业模式是长存的；没有一种竞争力是永恒的；没有一种资产是稳固的。
#传古维新# 【方广锠：古籍影印不宜修版】
利用现代印刷技术影印古籍，滥觞于古人的临摹、拓碑、刻帖、影抄、影刻。与古人的技法相比，现代影印技术可以使常人难得一见的古籍化身千百且惟妙惟肖，既让稀珍古籍更好地为读者服务，又解决古籍的保护与使用这一对矛盾。这对保护与弘扬民族文化、推进学术发展均起到极大的作用。故近百年来，古籍影印已经成为古籍整理的重要方法，各种类型的影印古籍不断推出。
存世古籍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难免有残破、损坏等情。因此，在出版影印古籍的时候，如何处理其残损处，成为古籍整理、出版界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上世纪上半叶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大批影印古籍，也形成一整套处理残损古籍的模式，其基本方法就是修版。即采用“仿写”、“套字”乃至最费工夫的“手工描润”，尽量恢复古籍残损处的原貌。有的文章介绍，经过这些仿写、套字和手工描润等妙手回春的工序，即便是邋遢本，也能重现精刻风貌。商务印书馆的上述方法，至今仍对古籍的影印出版有着较大的影响，甚至被某些出版社视为古籍影印的规范性做法。
但笔者认为这种方法值得商榷。
影印古籍，贵在“存真”。古籍的价值不仅仅在其所承载的文献，还兼有文物、文字等两个方面的研究价值。古籍整理，如何尽可能全面地保存其文物、文献、文字等各方面的研究信息与价值，使我们必须予以严重关注的。
这里首先是一个指导思想的问题。人们在长年的古籍文物修复实践中，提出“整旧如旧”这一指导思想，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如何理解这一思想，则因人而异。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国家图书馆开始修复敦煌遗书前，我们曾经对此指导思想进行过认真的讨论。我们认为，所谓的“整旧如旧”，不是企图恢复该遗书没有损坏以前的原貌，“如”古代的“旧”。古代的那个“旧”，不可能再恢复。而应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所谓“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就是在修复工作中仅仅使该遗书的残破部分得到养护，绝不使遗书其他部分的现有状况产生任何形态上的改变。在修复工作中，要最大限度地保留敦煌遗书文物、文献、文字原有的各种信息，不能使我们的修复工作干扰敦煌遗书原有的研究信息，误导研究者。
古籍影印，应该遵循同样的指导思想。
先举一个周一良先生提到的事情。
《周一良读书题记》1922年《孝经》条，介绍该书为“上海涵芬楼借江阴缪氏藏传是楼影写宋相台本影印”，封面有周叔韬题记，谓：“乙丑十二月得传是楼所藏宋刊本对阅过一过，无一字差。盖宋本刻画精好，故影写时无脱讹，惟小圈间有失写处。刻工姓氏曰寿昌、曰翁凡二人，此本不录。卷末木记为宋本所无，盖从他经移附此后，若不见宋本原书，无以正此失矣。”[1]
由于周叔韬用宋刊原本查核涵芬楼本，略掉了缪氏影写本这一环节。所以，产生周叔韬题记所述问题的原因，到底出于缪氏之影写本，还是出于涵芬楼的影印工作，还是两者不同程度均有问题，有待查考。但因影写或影印而使原书失真，其理则一。
笔者在以往的实践中，在古籍修版问题上，既有过正面的经验，也有过反面的教训。
先讲教训。
众所周知，由任继愈先生主持的《中华大藏经》最初计划以《赵城金藏》为底本影印。因为《赵城金藏》全藏共计6980卷，而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不足5000卷。《中华大藏经》原计划为百衲本，不足部分可以利用其他藏经的经本补足，故不是问题。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为了防止日寇掠夺，当年八路军将《赵城金藏》从广胜寺抢救出来。在战争年代，这批藏经有过藏身煤窑、多次转运等诸多曲折经历，解放初期交送国图时，不少经卷霉烂破损，有些甚至粘结成棍。国图聘请四位装修技师，花费10年功夫完成对它们的修复。但卷面的霉痕、水渍已无法去除，残破的部分也无从补足。因此，国图交给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的缩微胶卷，不少经卷的卷面一片模糊，文字难以辨认[2]。为了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稀世孤本，中华藏编辑局当时的思路是：第一，能够修版的，尽量在照片上修版。中华藏编辑局为此付出大量艰辛的劳动，但后来发现问题不少。比如修版人员年轻、视力好，但她们既不懂繁体字，更不懂佛教。于是出现把“菩萨”修成“苦萨”的笑话。为此，我们又安排几位老先生，对修版后的照片逐一校对。即使如此，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准确。第二，对版面无法描修的黑坨、残缺，采用《再刻高丽藏》替换。同样出于“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思路，当时的原则的是尽量少换。能换一个字，不换两个字；能换半行，不换一行；能换一行，不换两行；实在不行，才整版替换。由于《赵城金藏》与《再刻高丽藏》都是《开宝藏》的覆刻本，字体相近，版式一致，甚至同一版上诸文字的相对位置也基本相同。所以早期《中华藏》的宣传资料曾称这种修版可达“天衣无缝之效”。
1994年，我在日本访学。某天在一个研究班上，藤枝晃先生提出：《赵城金藏》版片运到大都以后，曾依据《辽藏》修版。我当时请教：这一新观点的依据是什么？藤枝晃先生回答：依据就是中国新出版的《中华大藏经》，上面有明显的修版痕迹。我吃了一惊，连忙说明：《中华大藏经》的修版是中华藏编辑局做的。藤枝晃先生没说什么，表情愕然。回国以后，我向任先生作了汇报，并建议今后不要再讲“《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底本”，改为“《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基础，经过修版，形成《中华藏》本”。任先生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把这一表述写在他为《中华大藏经·总目》所写的序言中。进而交代我要编纂《中华大藏经》版本目录，向后人交代我们修版、补版的情况。
这里顺便讲一下，前些年某出版社影印出版的《赵城金藏》，实际是将《中华藏》中经过修版的《赵城金藏》部分抽出，重新制版影印，是一部假的《赵城金藏》。如按照该影印本来研究《赵城金藏》，复原《赵城金藏》，是要上当的。
再讲经验。
1982年，笔者随同童玮先生考察云南图书馆藏佛教典籍时，发现32册元代大藏经零本，版别不清。经童玮先生与笔者考订，这是一部前此从来不为人们所知的大藏经。虽然32册零本的版式相同，但从纸张、板框大小考察，这些零本实际是两批印本。那么，这两批印本是否属于同一种藏经呢？
非常凑巧，两批印本各存有一册《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六十六，其中一卷首尾俱全（属第一批），一卷首存尾残（属第二批）。这两卷经版框宽窄不一，印刷用纸各异。但细审笔划特征则完全一致，连破笔、裂缝乃至栏线的残断都毫发不差。由此证明，这两卷印本是由同一种版片刷印的。也就是说，二批经卷属于同一部藏经。版框宽窄不一，当由于印刷时间先后不同之故。盖木版历时，因各种因素缩版、涨版，使得同一版片印出的书籍版框大小有别，这在古籍中是常见的。后来我们把这批藏经定名为《元官藏》。
如果我们考察的不是原卷，而是影印本。如果该影印本在出版过程中被人修版、描饰板框，则无疑会误导我们的研究。所以，1994年笔者在日本访学时遇到来访的刘俊文先生，当时他正在主持影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向我介绍情况，并说：为了修版、修饰框线，付出了大量劳动。我便叙述了《中华藏》的教训以及在云南的经历，建议他千万不要修版。后来他告诉我，当夜便打电话到国内，停止修版。
总之，古籍影印不宜修版。国内外现在有些古籍影印，残烂处均一任其旧，而将拟补文字用铅字印刷在相应的残烂处天头。我认为这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好方法。这种方法既保留了古籍的原貌，又体现了整理者的工作；既向读者提供了完整的古籍信息，也为读者扫清阅读的障碍；这样做，还免除了古籍影印中描版、修版等种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1]周一良：《周一良读书题记》，海豚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2页。
[2]这与80年代的缩微照相技术水平也有关。笔者其后在国图工作时，曾检视过国图所藏《赵城金藏》。原卷虽有霉烂等情，但文字与霉斑、水渍颜色不同，所有的文字均清晰可辨。但在80年代的缩微胶卷上，由于缺乏层次色差，文字与霉斑、水渍往往模糊一片。
转自https://t.cn/A66Yhtgu
传古楼 https://t.cn/A66S3wUL
利用现代印刷技术影印古籍，滥觞于古人的临摹、拓碑、刻帖、影抄、影刻。与古人的技法相比，现代影印技术可以使常人难得一见的古籍化身千百且惟妙惟肖，既让稀珍古籍更好地为读者服务，又解决古籍的保护与使用这一对矛盾。这对保护与弘扬民族文化、推进学术发展均起到极大的作用。故近百年来，古籍影印已经成为古籍整理的重要方法，各种类型的影印古籍不断推出。
存世古籍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难免有残破、损坏等情。因此，在出版影印古籍的时候，如何处理其残损处，成为古籍整理、出版界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上世纪上半叶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大批影印古籍，也形成一整套处理残损古籍的模式，其基本方法就是修版。即采用“仿写”、“套字”乃至最费工夫的“手工描润”，尽量恢复古籍残损处的原貌。有的文章介绍，经过这些仿写、套字和手工描润等妙手回春的工序，即便是邋遢本，也能重现精刻风貌。商务印书馆的上述方法，至今仍对古籍的影印出版有着较大的影响，甚至被某些出版社视为古籍影印的规范性做法。
但笔者认为这种方法值得商榷。
影印古籍，贵在“存真”。古籍的价值不仅仅在其所承载的文献，还兼有文物、文字等两个方面的研究价值。古籍整理，如何尽可能全面地保存其文物、文献、文字等各方面的研究信息与价值，使我们必须予以严重关注的。
这里首先是一个指导思想的问题。人们在长年的古籍文物修复实践中，提出“整旧如旧”这一指导思想，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如何理解这一思想，则因人而异。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国家图书馆开始修复敦煌遗书前，我们曾经对此指导思想进行过认真的讨论。我们认为，所谓的“整旧如旧”，不是企图恢复该遗书没有损坏以前的原貌，“如”古代的“旧”。古代的那个“旧”，不可能再恢复。而应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所谓“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就是在修复工作中仅仅使该遗书的残破部分得到养护，绝不使遗书其他部分的现有状况产生任何形态上的改变。在修复工作中，要最大限度地保留敦煌遗书文物、文献、文字原有的各种信息，不能使我们的修复工作干扰敦煌遗书原有的研究信息，误导研究者。
古籍影印，应该遵循同样的指导思想。
先举一个周一良先生提到的事情。
《周一良读书题记》1922年《孝经》条，介绍该书为“上海涵芬楼借江阴缪氏藏传是楼影写宋相台本影印”，封面有周叔韬题记，谓：“乙丑十二月得传是楼所藏宋刊本对阅过一过，无一字差。盖宋本刻画精好，故影写时无脱讹，惟小圈间有失写处。刻工姓氏曰寿昌、曰翁凡二人，此本不录。卷末木记为宋本所无，盖从他经移附此后，若不见宋本原书，无以正此失矣。”[1]
由于周叔韬用宋刊原本查核涵芬楼本，略掉了缪氏影写本这一环节。所以，产生周叔韬题记所述问题的原因，到底出于缪氏之影写本，还是出于涵芬楼的影印工作，还是两者不同程度均有问题，有待查考。但因影写或影印而使原书失真，其理则一。
笔者在以往的实践中，在古籍修版问题上，既有过正面的经验，也有过反面的教训。
先讲教训。
众所周知，由任继愈先生主持的《中华大藏经》最初计划以《赵城金藏》为底本影印。因为《赵城金藏》全藏共计6980卷，而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不足5000卷。《中华大藏经》原计划为百衲本，不足部分可以利用其他藏经的经本补足，故不是问题。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为了防止日寇掠夺，当年八路军将《赵城金藏》从广胜寺抢救出来。在战争年代，这批藏经有过藏身煤窑、多次转运等诸多曲折经历，解放初期交送国图时，不少经卷霉烂破损，有些甚至粘结成棍。国图聘请四位装修技师，花费10年功夫完成对它们的修复。但卷面的霉痕、水渍已无法去除，残破的部分也无从补足。因此，国图交给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的缩微胶卷，不少经卷的卷面一片模糊，文字难以辨认[2]。为了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稀世孤本，中华藏编辑局当时的思路是：第一，能够修版的，尽量在照片上修版。中华藏编辑局为此付出大量艰辛的劳动，但后来发现问题不少。比如修版人员年轻、视力好，但她们既不懂繁体字，更不懂佛教。于是出现把“菩萨”修成“苦萨”的笑话。为此，我们又安排几位老先生，对修版后的照片逐一校对。即使如此，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准确。第二，对版面无法描修的黑坨、残缺，采用《再刻高丽藏》替换。同样出于“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思路，当时的原则的是尽量少换。能换一个字，不换两个字；能换半行，不换一行；能换一行，不换两行；实在不行，才整版替换。由于《赵城金藏》与《再刻高丽藏》都是《开宝藏》的覆刻本，字体相近，版式一致，甚至同一版上诸文字的相对位置也基本相同。所以早期《中华藏》的宣传资料曾称这种修版可达“天衣无缝之效”。
1994年，我在日本访学。某天在一个研究班上，藤枝晃先生提出：《赵城金藏》版片运到大都以后，曾依据《辽藏》修版。我当时请教：这一新观点的依据是什么？藤枝晃先生回答：依据就是中国新出版的《中华大藏经》，上面有明显的修版痕迹。我吃了一惊，连忙说明：《中华大藏经》的修版是中华藏编辑局做的。藤枝晃先生没说什么，表情愕然。回国以后，我向任先生作了汇报，并建议今后不要再讲“《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底本”，改为“《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基础，经过修版，形成《中华藏》本”。任先生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把这一表述写在他为《中华大藏经·总目》所写的序言中。进而交代我要编纂《中华大藏经》版本目录，向后人交代我们修版、补版的情况。
这里顺便讲一下，前些年某出版社影印出版的《赵城金藏》，实际是将《中华藏》中经过修版的《赵城金藏》部分抽出，重新制版影印，是一部假的《赵城金藏》。如按照该影印本来研究《赵城金藏》，复原《赵城金藏》，是要上当的。
再讲经验。
1982年，笔者随同童玮先生考察云南图书馆藏佛教典籍时，发现32册元代大藏经零本，版别不清。经童玮先生与笔者考订，这是一部前此从来不为人们所知的大藏经。虽然32册零本的版式相同，但从纸张、板框大小考察，这些零本实际是两批印本。那么，这两批印本是否属于同一种藏经呢？
非常凑巧，两批印本各存有一册《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六十六，其中一卷首尾俱全（属第一批），一卷首存尾残（属第二批）。这两卷经版框宽窄不一，印刷用纸各异。但细审笔划特征则完全一致，连破笔、裂缝乃至栏线的残断都毫发不差。由此证明，这两卷印本是由同一种版片刷印的。也就是说，二批经卷属于同一部藏经。版框宽窄不一，当由于印刷时间先后不同之故。盖木版历时，因各种因素缩版、涨版，使得同一版片印出的书籍版框大小有别，这在古籍中是常见的。后来我们把这批藏经定名为《元官藏》。
如果我们考察的不是原卷，而是影印本。如果该影印本在出版过程中被人修版、描饰板框，则无疑会误导我们的研究。所以，1994年笔者在日本访学时遇到来访的刘俊文先生，当时他正在主持影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向我介绍情况，并说：为了修版、修饰框线，付出了大量劳动。我便叙述了《中华藏》的教训以及在云南的经历，建议他千万不要修版。后来他告诉我，当夜便打电话到国内，停止修版。
总之，古籍影印不宜修版。国内外现在有些古籍影印，残烂处均一任其旧，而将拟补文字用铅字印刷在相应的残烂处天头。我认为这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好方法。这种方法既保留了古籍的原貌，又体现了整理者的工作；既向读者提供了完整的古籍信息，也为读者扫清阅读的障碍；这样做，还免除了古籍影印中描版、修版等种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1]周一良：《周一良读书题记》，海豚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2页。
[2]这与80年代的缩微照相技术水平也有关。笔者其后在国图工作时，曾检视过国图所藏《赵城金藏》。原卷虽有霉烂等情，但文字与霉斑、水渍颜色不同，所有的文字均清晰可辨。但在80年代的缩微胶卷上，由于缺乏层次色差，文字与霉斑、水渍往往模糊一片。
转自https://t.cn/A66Yhtgu
传古楼 https://t.cn/A66S3wUL
这位老人还是走了
很难受 很难受 非常非常难受
（极度负能量 不喜勿阅……
目前在做志愿者的小区现阶段因为有多例新冠确诊和无症状感染者 仍是高风险小区 120闭环转运一名病人的流程的复杂程度真的难以想象 病人家属拨打120叫车 家属联系居委会报备 居委会联系医院是否能接收病人 联系到能接收病人的医院为止 转运书居委会签字 家属持有转运书给120医生签字 完成后才能出小区
我觉得这些流程即使进行得非常顺利 对于急救也已经非常耽误了 而昨夜的情况大致是这样的……
凌晨两点三刻左右 病人家属冲到小区门口 此时120已经抵达 急救医生问家属是否有转运书 家属说没有 因为居委会电话打不通 打了十几个都没人接 但是老人突发心脏病 实在是撑不住了 能不能救救他 但是 没有这张白纸黑字加居委会签名的东西 我不能放人出小区 也不能放人进小区 同样急救医生也表示 没有转运单就算上了车 医院也不会接你的 家属两个人一个脸气涨得通红 另一个已经哭出来了
两点五十九分 我打电话给队长 让队长赶快联系居委会 队长叫我问他是慢性的还是急性的 家属也不清楚 我说总之赶快联系就对了 非常紧急 因为从小区大门到居委会也就一段两三分钟的骑行路程我就直接挂了电话骑车过去了 我和队长确实也打不通居委会电话 就跟家属打一样 一直没人接 但居委会里目前也作为阳性病例的隔离点 我们是不能擅自进入的 我们也没有居委会人员的私人手机 没办法不得已我只能敲开正在睡觉的居委会保安的门把保安叫醒 让他联系
三点十分左右 两名家属紧随其后冲进居委会楼 跟正在联系居委会的保安撞到一起 因为心急误把保安当成居委会人员问他电话为什么打不通 又在这边吵了一架 平息下来保安先是打电话找到一个什么书记我也不太清楚 书记才找到居委会的人 然后这个人去办公室开始联系医院 保安让两名家属先回小区门口等着因为非常时期居民是不能随意进出居委会楼的
两名家属回到小区门口 随后队长交代了我一些别的事情后也让我回岗 说单子一会儿有人送来 我晚一步于他们来 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又在痛骂急救人员没良心什么的 我说 实在没有办法 我先把急救人员放进来 让他们到你们家里看看病人情况 另一边也马上会帮你联系好医院的 我也等着准备放行 此时已经三点三十四
然后我又接到了队长电话 说居委会里现在没有别人了单子送不出去 只能从侧边一个窗口去拿 她没穿防护服 装备加消杀还不如我骑车再去拿更快 于是我又骑车从大门口到居委会 结果又在窗口站了大概十来分钟才拿到 说是因为打印机坏了
当我终于带着这“比生命还珍贵的转运单”再次骑车回到小区大门口的时候已经将近四点 我把单子交到120急救医生手里 发现居委会人员把名字和电话错签在了120人员一栏了 我说这就不要管了医生你赶紧找个空白的地方签完字走吧
四点十分 开闸放行 病人被送上救护车 送去医院……
从家属两点三刻来到小区门口 120已经在门口 合理推测心脏病发是在两点半之前 直到送到医院 将近两个小时了 昨天还在说庆幸上车时看着状态还不错 但我还是高估了生命的脆弱 今天傍晚得知了这位老人因为抢救不及时 离开了人世
原以为这种事情只会在微博上刷到 而当它真正就在你眼前 甚至经由你手发生 还是觉得不可思议 不敢相信 不愿相信 不会相信 终于 我也成为了一名凶手 至少是间接的凶手 我当然理性又清楚地知道责任不完全在于我 但人总抱有一些想象 如果直接放他们进去拉人 先上了车再说 就算医院也不会接 会不会就碰到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医生让他看病之类的美好幻想 而当一切错误找不到合理的解释 情绪总会堆砌往奇怪的方向 比如 这不是自己的错 也不是急救人员的错 不是居委的错 也不是防疫政策的错 人按规则在办事 自然遵循着法则 怪到什么头上都不合理 只剩无尽的心碎 除了难受 还是难受 别无他感
而你却无法在知道这个消息的第一时间去回想昨晚发生的一切 因为那时候正在布置带领疾控中心人员挨家挨户为抗原自测阳性的居民上门核酸服务的任务 并且迅速执行完成
好嘛 又是因为疫情 https://t.cn/RVJk9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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