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 做那个有趣灵魂的cool girl
#世界读书日#
要备考最近专攻内外妇儿书 有之前的存货
[月亮] 当一个人决定了不走寻常路时，便得孤注一掷。——毛姆《刀锋》
[太阳]我深怕自己本非美玉，故而不敢加以刻苦琢磨，却又半信自己是块美玉，故又不肯庸庸碌碌，与瓦砾为伍。——中岛敦《山月记》
[下雨]文字是你能信赖的，你可以一直看，直到你读懂。文字不像人，绝不会一句话说到一半就变卦，因而要看穿一句谎言就能容易些。——珍妮特·温特森《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
#世界读书日#
要备考最近专攻内外妇儿书 有之前的存货
[月亮] 当一个人决定了不走寻常路时，便得孤注一掷。——毛姆《刀锋》
[太阳]我深怕自己本非美玉，故而不敢加以刻苦琢磨，却又半信自己是块美玉，故又不肯庸庸碌碌，与瓦砾为伍。——中岛敦《山月记》
[下雨]文字是你能信赖的，你可以一直看，直到你读懂。文字不像人，绝不会一句话说到一半就变卦，因而要看穿一句谎言就能容易些。——珍妮特·温特森《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
【师生齐上阵！他们是老师、学生，也是论坛年会志愿者】
中英文志愿者讲解员蒋秀娟：用心用情，讲好海南故事
她是高校英语老师，也是服务保障博鳌亚洲论坛年会的优秀志愿者，她用心用情推介宣传海南，甜美的声音和温暖的笑脸，让中外宾客如沐春风。19日，记者采访了博鳌亚洲论坛美丽乡村中英文志愿者讲解员蒋秀娟，听她讲述立足岗位教书育人，投身博鳌亚洲论坛志愿服务，推广美丽海南的故事。（记者 廖自如）
“作为一名新海南人，我有责任有义务讲好海南故事”
19日上午，琼海博鳌南强村“南强客厅”前，蒋秀娟正在给一群年轻志愿者进行现场培训，讲述美丽乡村南强村的前世今生。蒋秀娟介绍，南强村是万泉河下游的一个自然村，毗邻著名的博鳌水城，“借着博鳌亚洲论坛召开的‘东风’，这个侨乡古村积极从事第三产业，建起民宿客栈、农家乐餐厅、耕读书屋。村内农舍井然，走进南强村，就像浏览一幅琼海民俗风情图，令人流连忘返。”
说起博鳌的美丽乡村，蒋秀娟如数家珍，“2020年8月26日，南强村入选第二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单。每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期间，这里都会非常热闹，共青团琼海市委安排我负责培训一批年轻志愿者，向中外宾客讲好侨乡南强古村的故事，我重任在肩，不能有半点差错。”
记者了解到，蒋秀娟本科毕业于湖南科技大学商务英语专业，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读研。2005年，她来到海南工作，现任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国际教育与旅游学院公共英语教研室主任。
蒋秀娟坦言，来海南工作17年，作为一名高校英语教师，可以用自己的专业服务社会，用自己的学识助力乡村振兴，推广宣传美丽海南，她感到十分自豪。“作为一名新海南人，我有责任、有义务去讲好海南故事。”蒋秀娟说，从事博鳌亚洲论坛美丽乡村中英文志愿者多年，心中不时会浮现出那个让她久久不能忘怀的场景，“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期间，我接待巴基斯坦总理夫人时，一位画家拿着一幅画走过来，说要送给总理夫人。我把画家的话翻译给总理夫人听后，她特别感动，接过画动情地说，‘巴基斯坦人民也特别爱中国，超乎你们的想象’。当我把总理夫人的话翻译成中文时，在场所有的人都不由自主地鼓起掌来。”
多年的志愿服务经历，让蒋秀娟深刻意识到，作为一名高校教师，参与到志愿服务中，在高校和社会之间架设起一座桥梁，可以更好地发挥高校服务地方事务的职能。虽然牺牲了许多陪伴家人的时间，但她无怨无悔。
“作为一名志愿者，能为他人提供帮助，也是一种快乐”
作为一名美丽乡村志愿讲解员，平时还坚持教学，任务非常繁重。记者询问蒋秀娟，是什么力量支撑着她坚持从事志愿服务？蒋秀娟答道，“我17年前来到海南工作后，就爱上了这片美丽的土地，热爱这里的绿水青山、椰风海韵。作为一名高校教师，一名新海南人，我能为海南自贸港建设做些什么呢？”面对这个问题，她的脑海中已经有了清晰的答案，“那就是立足岗位，教书育人，投身志愿服务，用心、用情讲好海南故事。”
“对一名志愿者来说，记住内容远远不够，其实最难的是察言观色。”蒋秀娟分享自己的志愿者经验，“我想告诉志愿者们，准备得越充分，出现失误的可能性就会越小。我每年做志愿者，都会把自己的经历带进课堂，给大家示范，让学生通过这样的体验，能够有一个蜕变。”
“我曾参加外派联合国的一个志愿者培训，当时有位专家说了一句话，我特别认同。他说，你在做志愿者的过程中，不要觉得自己牺牲有多大，应该觉得这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我们要快乐地去从事志愿服务，我非常赞同。”蒋秀娟说，她希望越来越多人能够加入到志愿服务的行列中来，让我们的队伍越来越壮大。
我省多所高校学生志愿者为论坛年会添彩
有一分热，发一分光 是青春该有的模样
本报讯 历届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志愿者都是一道靓丽风景线。他们分赴不同岗位，以饱满的热情和出色的工作能力，圆满完成各项志愿服务工作，赢得了嘉宾和代表的赞赏。今年博鳌论坛年会期间，来自海南大学、海南师范大学、海南热带海洋学院等高校的数百名学生志愿者，也一如既往投入到年会各项保障工作中，用实际行动为论坛添彩。记者 沈丽焕 林文星/文 单正党/图
反复熟悉场地，无障碍沟通助外宾省事省心
4月17日至18日，海南师范大学选派97名大学生志愿者分赴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进行志愿服务，其中外国语学院志愿者92名。
记者了解到，海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大三学生邵宇今年是第二次参加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志愿者服务保障，他所负责的区域在博鳌亚洲论坛大酒店年会接待服务中心。很多参会嘉宾不清楚做核酸检测的地点、出行方式、分论坛具体位置等，邵宇就用英语耐心讲解，为嘉宾省去很多时间。
“来博鳌之前我们就接受了专门培训，反复熟悉场地，所以和外宾交流起来没有障碍。”邵宇说，相比往年，他觉得今年年会会场做了很多改变和创新，“我们在一个App上就可以完成就餐、住宿、出行等操作，所有的信息只需出示二维码给对方扫一扫即可，一方面是更加便利，另一方面是减少了接触。”
“其次，就是今年年会期间博鳌区域内划定了‘泡泡圈’，圈与圈之间互不接触，避免人员过多接触造成交叉感染。”邵宇说。
腿酸口干毫无怨言，“希望能让更多人体验雨林文化的魅力”
今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期间，五指山市委市政府主办“寻觅雨林、万物共生”雨林文化展，吸引了众多嘉宾代表前来参观。来自海南热带海洋学院五指山校区的6名学生志愿者承担起讲解的职责，引导游客体验雨林文化的魅力。
今年18岁的赵晓红同学是志愿者之一，“经过前期培训后，4月16日我们来到文化展现场，提前熟悉展览区域内的各个院落。”赵晓红有过参与志愿服务的经历，且外语水平不错，很快就适应了工作内容。在19日晚文化展的媒体开放日，她带领大家倾听热带雨林的“心跳”——海南长臂猿的猿啼、雨林的流水声，享受大自然的美妙乐章，并为大家介绍黎苗特色乐器，感受黎苗文化的魅力。虽然一天下来已是腿脚酸痛，但面对前来参观的客人，赵晓红始终保持着微笑，“希望能让更多人体验到雨林文化的魅力。”赵晓红说，通过培训和讲解，她自己也对热带雨林有了更深的了解，收获颇多，“在接下来的年会期间，我将向更多人讲解、宣传海南热带雨林文化。”
中英文志愿者讲解员蒋秀娟：用心用情，讲好海南故事
她是高校英语老师，也是服务保障博鳌亚洲论坛年会的优秀志愿者，她用心用情推介宣传海南，甜美的声音和温暖的笑脸，让中外宾客如沐春风。19日，记者采访了博鳌亚洲论坛美丽乡村中英文志愿者讲解员蒋秀娟，听她讲述立足岗位教书育人，投身博鳌亚洲论坛志愿服务，推广美丽海南的故事。（记者 廖自如）
“作为一名新海南人，我有责任有义务讲好海南故事”
19日上午，琼海博鳌南强村“南强客厅”前，蒋秀娟正在给一群年轻志愿者进行现场培训，讲述美丽乡村南强村的前世今生。蒋秀娟介绍，南强村是万泉河下游的一个自然村，毗邻著名的博鳌水城，“借着博鳌亚洲论坛召开的‘东风’，这个侨乡古村积极从事第三产业，建起民宿客栈、农家乐餐厅、耕读书屋。村内农舍井然，走进南强村，就像浏览一幅琼海民俗风情图，令人流连忘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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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了解到，蒋秀娟本科毕业于湖南科技大学商务英语专业，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读研。2005年，她来到海南工作，现任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国际教育与旅游学院公共英语教研室主任。
蒋秀娟坦言，来海南工作17年，作为一名高校英语教师，可以用自己的专业服务社会，用自己的学识助力乡村振兴，推广宣传美丽海南，她感到十分自豪。“作为一名新海南人，我有责任、有义务去讲好海南故事。”蒋秀娟说，从事博鳌亚洲论坛美丽乡村中英文志愿者多年，心中不时会浮现出那个让她久久不能忘怀的场景，“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期间，我接待巴基斯坦总理夫人时，一位画家拿着一幅画走过来，说要送给总理夫人。我把画家的话翻译给总理夫人听后，她特别感动，接过画动情地说，‘巴基斯坦人民也特别爱中国，超乎你们的想象’。当我把总理夫人的话翻译成中文时，在场所有的人都不由自主地鼓起掌来。”
多年的志愿服务经历，让蒋秀娟深刻意识到，作为一名高校教师，参与到志愿服务中，在高校和社会之间架设起一座桥梁，可以更好地发挥高校服务地方事务的职能。虽然牺牲了许多陪伴家人的时间，但她无怨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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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名志愿者来说，记住内容远远不够，其实最难的是察言观色。”蒋秀娟分享自己的志愿者经验，“我想告诉志愿者们，准备得越充分，出现失误的可能性就会越小。我每年做志愿者，都会把自己的经历带进课堂，给大家示范，让学生通过这样的体验，能够有一个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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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7日至18日，海南师范大学选派97名大学生志愿者分赴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进行志愿服务，其中外国语学院志愿者92名。
记者了解到，海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大三学生邵宇今年是第二次参加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志愿者服务保障，他所负责的区域在博鳌亚洲论坛大酒店年会接待服务中心。很多参会嘉宾不清楚做核酸检测的地点、出行方式、分论坛具体位置等，邵宇就用英语耐心讲解，为嘉宾省去很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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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期间，五指山市委市政府主办“寻觅雨林、万物共生”雨林文化展，吸引了众多嘉宾代表前来参观。来自海南热带海洋学院五指山校区的6名学生志愿者承担起讲解的职责，引导游客体验雨林文化的魅力。
今年18岁的赵晓红同学是志愿者之一，“经过前期培训后，4月16日我们来到文化展现场，提前熟悉展览区域内的各个院落。”赵晓红有过参与志愿服务的经历，且外语水平不错，很快就适应了工作内容。在19日晚文化展的媒体开放日，她带领大家倾听热带雨林的“心跳”——海南长臂猿的猿啼、雨林的流水声，享受大自然的美妙乐章，并为大家介绍黎苗特色乐器，感受黎苗文化的魅力。虽然一天下来已是腿脚酸痛，但面对前来参观的客人，赵晓红始终保持着微笑，“希望能让更多人体验到雨林文化的魅力。”赵晓红说，通过培训和讲解，她自己也对热带雨林有了更深的了解，收获颇多，“在接下来的年会期间，我将向更多人讲解、宣传海南热带雨林文化。”
#传古维新# 【郭嵩焘：“汉奸”或“先知”——面对晚清大变局，一个独醒者思考与苦闷】
题记：2007年，中南大学孟泽教授在湖南教育电视台《湖湘讲堂》主讲郭嵩焘，后出版《洋务先知郭嵩焘》。最近修订再版，更名《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郭嵩焘，这个“苦闷的先知”，当年对中国社会何去何从的思考，直到现在，不仅具有现实意义，可能仍然“超前”。老何写读书心得《睁眼看世界：“洋务先知”郭嵩焘的“独醒之累”》，虽感同身受，几欲“抓狂”，仍觉隔靴搔痒，不得要领。从老孟处索来“湖湘讲堂”之“答客问”：《“汉奸”或“先知”》，且看作者“坦白”自己的心之思，与“苦闷的先知”的隔世的“苦恋”。
问：听说你在“湖湘讲堂”开讲郭嵩焘，我和我的朋友，对此充满期待。
我有点迷惑的是，湖湘近代以来，建功立业、赢得大名的人物多矣，你为什么会选择郭嵩焘？郭嵩焘生前身后都不“得志”，他身上有很多是非，很多尴尬，很多怨愤，其性格似乎也并不完美，“功业”更难言卓著。
答：是的，湖湘近现代，伟人很多，以至于今天，人人心中都有一个“舍湖南无以言中国”的湖湘“英雄谱”。而郭嵩焘，在很长时期内，甚至未必是一个能够让人乐于接受的“正面人物”。但是，当“湖湘讲堂”邀请我讲一个湖湘人物时，我首先想到的就是郭嵩焘。我一点也不觉得我的判断和选择是轻率的，我甚至觉得，重新认识郭嵩焘，是我们的时代是否成长了足够澄明的理智和理性的重要标志之一。
我想说出这样的意思，近代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不仅有雄浑的激情，也有清澈的认知和理性的判断，不仅有集体的奔赴，也有高明到近乎“异端”的省思。
而郭嵩焘，正是最能够代表后者的人物，在某一个时段，他甚至是唯一的，因此有所谓“独醒之累”。
郭嵩焘（1818－1891）与曾国藩、刘蓉有金兰之谊，与左宗棠是“发小”，但他的知名，并非如曾国藩、左宗棠等同治中兴名臣那样，因为有显赫的“功业”，而是作为“湘军”台前幕后重要的运筹者，作为洋务运动中最有见识的思想者和实践者，作为晚清首任驻外公使——以钦差大臣身份于1876年至1879年出使英国、法国，显示出了不同寻常的思想、精神与人格魅力。
他对于西洋文明的理解和判断，对于晚晴现实的洞察与传统文化的检讨，在他的同辈中罕有能够企及者。
在某种意义上，郭嵩焘的认知、思想、勇气和精神历程，抵达了一个传统士大夫所能抵达的极限。说他的思想可以延伸到戊戌变法，延伸到辛亥革命，延伸到“五四”，说他是“洋务先知”，并不夸张。谭嗣同、梁启超等，都曾表达过对于郭嵩焘的无限景仰。正如汪荣祖先生所说的，他是那个时代中，最勇于挽澜之人，我们追踪其人，印证其时、其地，很可觉察到他的孤愤与无奈。他的思想过于先进，同时代人难以接受，也很少接受；他的个性貌似恭俭，骨子里其实非常自负与固执。当时的人们，觉得众人皆醒他独醉，今天看来，实在众人皆醉他独醒。
然而，郭嵩焘执着之深，正可见其信心之坚。这种信心，源于一种道德勇气，更源于一种在郭嵩焘的时代极其难得的求“真”务“实”的知识勇气。
描述郭嵩焘，我们可以对中国近代史有一次特殊的领略，领略其中与我们自身的作为并非无关的屈辱和悲哀，领略先知先觉者的苦闷与激愤，领略一个“芬芳悱恻”的性灵，领略一段充满戏剧性的人生。在一个重新开放的时代，在至今并未出离“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时，也就是说，在中西文化的融会贯通，中国的现代转型，依然未完成时，我们可以因此而获得重要的启示与教益。
问：为什么郭嵩焘至今没有获得人们的广泛认同？其人生的“悲剧”内含是什么？
答：近代历史联系着我们今天的选择，也联系着我们对于悠久的华夏文明的认知与评价。我们远没有从近代历史的是非恩怨解脱出来。如果说鸦片战争以来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到今天为止并未完结，中西文明的交汇和融合，并未休止，那么，我们就得承认，对于有些人、有些事的判断，我们不仅依然身陷近代以来的是非恩怨之中，而且也依然处于并未定型的未来文化与文明的牵引和调整之中。
只是，我们毕竟走到了今天，我们的国家空前地开放了，我们自己也空前地开明、理性了。如此，近代历史中有多少人与事，需要我们去重新打量，以便接近历史的真实呢？又有多少判断需要我们去调整，以最大限度地接近人性与人道，最恰当地维护和提升个人和民族的尊严？我们需要继续以满清当局者或者任何一个时代当局者的是非、恩怨、哀乐作为我们自己的是非、恩怨、哀乐吗？或者相反？我们可以把世界文明的流转演变，仅仅作民族立场、道德立场、政治立场乃至特殊的政党立场上的打量吗？或者必须超越这种民族立场、道德立场、政治立场和特殊的政党立场？
郭嵩焘就是需要重新打量的人，围绕在他身边的是非，也是需要重新打量的是非。
郭嵩焘在世的时候，就被指目为“汉奸”，这从何说起？“汉奸”一词，内含了长期以来汉民族最敏感的屈辱与自尊。对此，在我们的文化人格中，甚至已经获得某种近乎生理的反应，而常常中断了理性的认知。
郭嵩焘与僧格林沁曾经共事，不止是一般的脾气的不对，简直“道不同”。而僧格林沁却真的打沉了几艘英国人的船，打死过几百名英国人。连曾国藩也觉得1840年以来，国家一直不得舒展，僧格林沁在天津大沽口痛击英国人，总算出了一口浊气。李鸿章因此还赞叹僧格林沁和郭嵩焘，一个是英雄，一个是名士，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皇帝有赏，举国庆贺。当是时也，郭嵩焘却是不见欣悦反而郁郁寡欢。
巡抚广东时，与左宗棠生出嫌隙，除了性格的冲突之外，郭嵩焘或者左宗棠是否真的有对不起朋友的叵测居心？
在上海续娶钱氏女，举城皆知。但郭嵩焘很快就“了结”了这一段婚姻，以至引发热议。在郭嵩焘的年代，明媒正娶可不是儿戏，那是“伦理之始”，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我们全部的家国制度，就是从这种最初的伦理开始建构的。那么，郭嵩焘此举是否意味着对迤逦千年的家国伦理的玩忽？
出使英、法，郭嵩焘让自己的副使刘锡鸿劾奏了“十大罪状”。他按照朝廷的意思所作，由前五十天出使日记编成的《使西纪程》，开始由总理衙门刷印发行，接着又遭禁毁版。以至有大臣以此为由参劾他“有二心于中国”。事情果真如此？
郭嵩焘晚年认为，中国要三百年才可能真正振兴，才可能由器物的改变，教育的革新，人才的崛起，延伸到制度、人心、风俗的真正改善。这是先知之明还是牢骚之辞？
发生在郭嵩焘身上的事，有的很琐碎，很闹心，甚至不像是我们想象中的大人物上应该发生的，他的反应似乎也不是大的政治家应该有的反应，这当然也“得益”于他写作了几十年的日记的发现，而郭嵩焘的日记，又不像曾国藩或别的人那样，把它当成自己修炼心性的功课，自我修饰的文本，当成示范后人的教材，而写成了自己真实的所见所思所想的日记，自我倾诉的日记，吐槽的日记，让我们得以窥见他内心世界的波动——各种指责、焦灼、苦闷、牢骚、批评、愤怒和一己的洞察与发现。
按照我们今天的认识，“古代中国的‘国家’是中心明确、边界模糊的一个‘文化概念’。‘凡我族类，其心必同’，就是说，凡是和我一个文化的，都可以是一个国家；反过来当然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可以理解为凡是和我文化有差异的，就是四夷，不属一个国家。”“凡是文化上不服从、不认同的，都是‘异邦异俗’。所以，在古代中国，国家、文明、真理在空间上是重叠的，于是，常常说‘天下一家’、‘海内有知己’、‘四海之内皆兄弟’。但是，在这种说法的背后，有一个非常深刻的矛盾：一方面是以中国为中心的特殊主义，一方面是普遍主义的世界观；既是只有一个文明中心的世界观，又是文明普遍适用，真理放之四海皆准的世界观。”（葛兆光《古代中国社会与文化十讲》）
晚清对于西方的拒斥，某种意义上就是此种“特殊主义”及其所建构的“普遍主义”—— 它曾经建构了一种经典的文明——共同导演的结果。只有翻过这一页去，伴随着屈辱与悲愤的不平衡也不平等的历史记忆，才会真正有所改观。当中国文化终于生长出了更加具有生命力与涵盖性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它才可能拥有新的“天下”，而且是通过文化去化同的“天下”。此时，其“特殊主义”的“普遍主义”就会是另一番景象，就是一种普遍主义之下的特殊主义，而不是通过特殊主义建构的普遍主义。
从特殊主义出发的普遍主义，到建构具有普遍性的特殊主义，从中国中心主义的坍塌到重建民族国家的新的主体性，这不止是一个政治问题，更是一个文化问题。郭嵩焘在此一不能回避的历程中，贡献了远高于流辈的见识和智慧。或许，这种见识和智慧正是他与他的时代、他的周遭格格不入的重要原因之所在，使得他的生平和仕途，更加举步维艰，坎坷不断，充满争议、攻讦乃至毁谤，也充满传奇色彩。
本文转自https://t.cn/A66rLC2f
《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孟泽著 岳麓书社。题词内容：独醒之累！https://t.cn/A66rLC2V
题记：2007年，中南大学孟泽教授在湖南教育电视台《湖湘讲堂》主讲郭嵩焘，后出版《洋务先知郭嵩焘》。最近修订再版，更名《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郭嵩焘，这个“苦闷的先知”，当年对中国社会何去何从的思考，直到现在，不仅具有现实意义，可能仍然“超前”。老何写读书心得《睁眼看世界：“洋务先知”郭嵩焘的“独醒之累”》，虽感同身受，几欲“抓狂”，仍觉隔靴搔痒，不得要领。从老孟处索来“湖湘讲堂”之“答客问”：《“汉奸”或“先知”》，且看作者“坦白”自己的心之思，与“苦闷的先知”的隔世的“苦恋”。
问：听说你在“湖湘讲堂”开讲郭嵩焘，我和我的朋友，对此充满期待。
我有点迷惑的是，湖湘近代以来，建功立业、赢得大名的人物多矣，你为什么会选择郭嵩焘？郭嵩焘生前身后都不“得志”，他身上有很多是非，很多尴尬，很多怨愤，其性格似乎也并不完美，“功业”更难言卓著。
答：是的，湖湘近现代，伟人很多，以至于今天，人人心中都有一个“舍湖南无以言中国”的湖湘“英雄谱”。而郭嵩焘，在很长时期内，甚至未必是一个能够让人乐于接受的“正面人物”。但是，当“湖湘讲堂”邀请我讲一个湖湘人物时，我首先想到的就是郭嵩焘。我一点也不觉得我的判断和选择是轻率的，我甚至觉得，重新认识郭嵩焘，是我们的时代是否成长了足够澄明的理智和理性的重要标志之一。
我想说出这样的意思，近代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不仅有雄浑的激情，也有清澈的认知和理性的判断，不仅有集体的奔赴，也有高明到近乎“异端”的省思。
而郭嵩焘，正是最能够代表后者的人物，在某一个时段，他甚至是唯一的，因此有所谓“独醒之累”。
郭嵩焘（1818－1891）与曾国藩、刘蓉有金兰之谊，与左宗棠是“发小”，但他的知名，并非如曾国藩、左宗棠等同治中兴名臣那样，因为有显赫的“功业”，而是作为“湘军”台前幕后重要的运筹者，作为洋务运动中最有见识的思想者和实践者，作为晚清首任驻外公使——以钦差大臣身份于1876年至1879年出使英国、法国，显示出了不同寻常的思想、精神与人格魅力。
他对于西洋文明的理解和判断，对于晚晴现实的洞察与传统文化的检讨，在他的同辈中罕有能够企及者。
在某种意义上，郭嵩焘的认知、思想、勇气和精神历程，抵达了一个传统士大夫所能抵达的极限。说他的思想可以延伸到戊戌变法，延伸到辛亥革命，延伸到“五四”，说他是“洋务先知”，并不夸张。谭嗣同、梁启超等，都曾表达过对于郭嵩焘的无限景仰。正如汪荣祖先生所说的，他是那个时代中，最勇于挽澜之人，我们追踪其人，印证其时、其地，很可觉察到他的孤愤与无奈。他的思想过于先进，同时代人难以接受，也很少接受；他的个性貌似恭俭，骨子里其实非常自负与固执。当时的人们，觉得众人皆醒他独醉，今天看来，实在众人皆醉他独醒。
然而，郭嵩焘执着之深，正可见其信心之坚。这种信心，源于一种道德勇气，更源于一种在郭嵩焘的时代极其难得的求“真”务“实”的知识勇气。
描述郭嵩焘，我们可以对中国近代史有一次特殊的领略，领略其中与我们自身的作为并非无关的屈辱和悲哀，领略先知先觉者的苦闷与激愤，领略一个“芬芳悱恻”的性灵，领略一段充满戏剧性的人生。在一个重新开放的时代，在至今并未出离“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时，也就是说，在中西文化的融会贯通，中国的现代转型，依然未完成时，我们可以因此而获得重要的启示与教益。
问：为什么郭嵩焘至今没有获得人们的广泛认同？其人生的“悲剧”内含是什么？
答：近代历史联系着我们今天的选择，也联系着我们对于悠久的华夏文明的认知与评价。我们远没有从近代历史的是非恩怨解脱出来。如果说鸦片战争以来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到今天为止并未完结，中西文明的交汇和融合，并未休止，那么，我们就得承认，对于有些人、有些事的判断，我们不仅依然身陷近代以来的是非恩怨之中，而且也依然处于并未定型的未来文化与文明的牵引和调整之中。
只是，我们毕竟走到了今天，我们的国家空前地开放了，我们自己也空前地开明、理性了。如此，近代历史中有多少人与事，需要我们去重新打量，以便接近历史的真实呢？又有多少判断需要我们去调整，以最大限度地接近人性与人道，最恰当地维护和提升个人和民族的尊严？我们需要继续以满清当局者或者任何一个时代当局者的是非、恩怨、哀乐作为我们自己的是非、恩怨、哀乐吗？或者相反？我们可以把世界文明的流转演变，仅仅作民族立场、道德立场、政治立场乃至特殊的政党立场上的打量吗？或者必须超越这种民族立场、道德立场、政治立场和特殊的政党立场？
郭嵩焘就是需要重新打量的人，围绕在他身边的是非，也是需要重新打量的是非。
郭嵩焘在世的时候，就被指目为“汉奸”，这从何说起？“汉奸”一词，内含了长期以来汉民族最敏感的屈辱与自尊。对此，在我们的文化人格中，甚至已经获得某种近乎生理的反应，而常常中断了理性的认知。
郭嵩焘与僧格林沁曾经共事，不止是一般的脾气的不对，简直“道不同”。而僧格林沁却真的打沉了几艘英国人的船，打死过几百名英国人。连曾国藩也觉得1840年以来，国家一直不得舒展，僧格林沁在天津大沽口痛击英国人，总算出了一口浊气。李鸿章因此还赞叹僧格林沁和郭嵩焘，一个是英雄，一个是名士，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皇帝有赏，举国庆贺。当是时也，郭嵩焘却是不见欣悦反而郁郁寡欢。
巡抚广东时，与左宗棠生出嫌隙，除了性格的冲突之外，郭嵩焘或者左宗棠是否真的有对不起朋友的叵测居心？
在上海续娶钱氏女，举城皆知。但郭嵩焘很快就“了结”了这一段婚姻，以至引发热议。在郭嵩焘的年代，明媒正娶可不是儿戏，那是“伦理之始”，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我们全部的家国制度，就是从这种最初的伦理开始建构的。那么，郭嵩焘此举是否意味着对迤逦千年的家国伦理的玩忽？
出使英、法，郭嵩焘让自己的副使刘锡鸿劾奏了“十大罪状”。他按照朝廷的意思所作，由前五十天出使日记编成的《使西纪程》，开始由总理衙门刷印发行，接着又遭禁毁版。以至有大臣以此为由参劾他“有二心于中国”。事情果真如此？
郭嵩焘晚年认为，中国要三百年才可能真正振兴，才可能由器物的改变，教育的革新，人才的崛起，延伸到制度、人心、风俗的真正改善。这是先知之明还是牢骚之辞？
发生在郭嵩焘身上的事，有的很琐碎，很闹心，甚至不像是我们想象中的大人物上应该发生的，他的反应似乎也不是大的政治家应该有的反应，这当然也“得益”于他写作了几十年的日记的发现，而郭嵩焘的日记，又不像曾国藩或别的人那样，把它当成自己修炼心性的功课，自我修饰的文本，当成示范后人的教材，而写成了自己真实的所见所思所想的日记，自我倾诉的日记，吐槽的日记，让我们得以窥见他内心世界的波动——各种指责、焦灼、苦闷、牢骚、批评、愤怒和一己的洞察与发现。
按照我们今天的认识，“古代中国的‘国家’是中心明确、边界模糊的一个‘文化概念’。‘凡我族类，其心必同’，就是说，凡是和我一个文化的，都可以是一个国家；反过来当然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可以理解为凡是和我文化有差异的，就是四夷，不属一个国家。”“凡是文化上不服从、不认同的，都是‘异邦异俗’。所以，在古代中国，国家、文明、真理在空间上是重叠的，于是，常常说‘天下一家’、‘海内有知己’、‘四海之内皆兄弟’。但是，在这种说法的背后，有一个非常深刻的矛盾：一方面是以中国为中心的特殊主义，一方面是普遍主义的世界观；既是只有一个文明中心的世界观，又是文明普遍适用，真理放之四海皆准的世界观。”（葛兆光《古代中国社会与文化十讲》）
晚清对于西方的拒斥，某种意义上就是此种“特殊主义”及其所建构的“普遍主义”—— 它曾经建构了一种经典的文明——共同导演的结果。只有翻过这一页去，伴随着屈辱与悲愤的不平衡也不平等的历史记忆，才会真正有所改观。当中国文化终于生长出了更加具有生命力与涵盖性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它才可能拥有新的“天下”，而且是通过文化去化同的“天下”。此时，其“特殊主义”的“普遍主义”就会是另一番景象，就是一种普遍主义之下的特殊主义，而不是通过特殊主义建构的普遍主义。
从特殊主义出发的普遍主义，到建构具有普遍性的特殊主义，从中国中心主义的坍塌到重建民族国家的新的主体性，这不止是一个政治问题，更是一个文化问题。郭嵩焘在此一不能回避的历程中，贡献了远高于流辈的见识和智慧。或许，这种见识和智慧正是他与他的时代、他的周遭格格不入的重要原因之所在，使得他的生平和仕途，更加举步维艰，坎坷不断，充满争议、攻讦乃至毁谤，也充满传奇色彩。
本文转自https://t.cn/A66rLC2f
《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孟泽著 岳麓书社。题词内容：独醒之累！https://t.cn/A66rLC2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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