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榷陶使者唐英是明清两代最著名的督陶官，贡献显赫，集历代之大成，名品迭出，开一代未有之奇！究其原因，得益以下两点：一惠施仁政得民心，官民共赢，共同促进制瓷技术的革新和突破，是为成瓷之基础核心，二将文人之雅与陶瓷艺术相结合，更加提升瓷器本身的艺术审美层次与内涵，是为制瓷之灵魂核心。此二者互相促进，彼此成就，方能铸就唐窑之辉煌！
唐英自雍正六年出任御窑厂协理官，亲自主持制瓷实际工作，“杜门谢交游,聚精会神,苦心竭力,与工匠同食息者三年”，同时针对前朝弊端，做出许多卓有成效的改进措施，深获窑户工匠爱戴，雍正十三年端午节唐隽公大人诞辰之日，景德镇窑户工匠联合赠送【唐公仁寿碑】立于御窑厂内，以表百姓感戴之心，以彰隽公仁政之德！此碑当为唐英榷陶最重要的资料之一。
“故阖镇之商贾与窑户称是，大人临镇以来，年年丰熟，大人采买物料，在在公平。”
“大人敬奉火神而保众姓之清泰，虔供窑仙而广磁玩之增华。”
“大人体皇上之仁，教众工之善，每见匠有未悟者，授指致精而进其终身之益。”
碑文所列，援引一二，可见唐英深得民心。正因为唐英维护景德镇工匠的利益，保障了景德镇制瓷业进入良性的发展阶段，一系列制瓷的创新和技术的突破迎来了历史发展最佳的巅峰时期。
与此同时，唐英作为一个督陶官员又是一个朴素文人，故他以“风尘学者 冠盖陶人”自居，拥有古代士人最基本的审美与品质追求，加之早年开始供奉内廷，年深月久，所见所闻，皆历代人文精华之沉积，故其眼界与艺术品味，不同于常人。唐英挚友、文渊阁大学士的高斌为《陶人心语》所写序言中赞曰：「唐俊公先生自少与予同侍内廷，长予一岁，顾先生之书画，法皆臻绝妙，又能诗善属文，才情掞发，声望卓然。」据叶氏《再续印人小传》称：「唐英，工宋人山水人物，能书，诗有清思，榷两淮、九江，珠山昌水见之笔墨者为多。曾主官窑事，制器甚精，今称唐窑，尝亲制书、画、诗，付窑陶成屏对，尤为奇绝。」
雍乾之际，唐英深居景德镇，交游广泛，深深影响当时景德镇制瓷业上层人士，当中不乏追随摹仿者，因此，唐英在景德镇榷陶期间，景德镇制瓷业形成一个特殊的文艺氛围，唐窑风格流行甚广，唐英的艺术幕僚和挚友，例如吴姓和李姓者，皆是一时之翘楚，深得隽公意趣，与隽公互动极多，隽公一些私物多委托他们成造。虽是年代久远，详况难考，但是依据一些史料文献与留存于世的实物，依然清晰看到隽公大人与这些艺术幕僚挚友之间非比寻常的密切关系。
正基于雍乾之交景德镇制瓷业存在如此特殊的人文气氛，一些隽公的艺术幕僚、与之合作互动的挚友，烧造出一批特色鲜明、人文气息浓厚的高品质佳器，它们的出现与隽公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这也可归属唐窑之范围。是次拍卖【清乾隆 青花釉里红高士四艺图灯笼尊】正是其中的一例，造型端正大方，腹部平直，上下相若，合适绘画，主题纹饰为琴棋书画，徐徐展开，场景交融，犹若手卷。高士雅聚和风惠畅日，竹林庭院中，翩然而成琴棋书画四景，或观赏画作，互有点评，或下棋对弈，动静皆宜，或濡墨挥毫，石壁题诗，或雅拂弦柱，清音悠悠，旁有仆童焚香煮茶，处处风雅，向世人展现一幅恬淡的世外桃源之景，也是文人士大夫向往的惬意状态，寄托他们的内心理想。
是次拍卖拍品【清乾隆 青花釉里红三星图灯笼尊】，原为香江名贤利国伟爵士旧藏，与前者同属一类，绘画与纹饰布局皆一致，器上以青花釉里红相互装饰，绘出福禄寿三星图。图中福星巾帽轻披，右手提花篮，盛装牡丹花，左手抚童孩额头，寓意赐福。童孩则执白玉兰花枝献呈禄星，禄星居中，着洪福齐天红袍，以釉里红一色绘之，格外瞩目，胸前白鹤为补，寓意一品当朝，其头戴宝冠，长髯五绺，颈佩“钦赐”长命牌，腰系玉带，手执朝芴，侧身回顾。寿星居左，两旁各立一童孩，献桃与送福，寓意福寿双全，后有童子执仗，仙鹤与梅花瑞鹿伴随，鹤鹿两两相顾，脉脉含情，上方洪蝠高飞，寓意福在眼前。整体气氛祥和喜庆，寓意丰富，可见雍乾时期清宫艺术当中吉祥寓意风尚之流行。
唐窑青花釉里红装饰三星图题材的传世实物，尚有几例，唯是细节稍有不同，比如2008年香港苏富比第2203号拍品【清雍正、乾隆 青花釉里红“三星图”灯笼瓶 】和香港苏富比1982年5月19日第261号拍品、伦敦佳士得1985年12月9日第124号拍品，可资比较。所绘人物与纹饰布局，极具同一性，可以明确肯定是集中在乾隆最初的那几年里出自同一人之手笔。
https://t.cn/A6xsWh6T
唐英自雍正六年出任御窑厂协理官，亲自主持制瓷实际工作，“杜门谢交游,聚精会神,苦心竭力,与工匠同食息者三年”，同时针对前朝弊端，做出许多卓有成效的改进措施，深获窑户工匠爱戴，雍正十三年端午节唐隽公大人诞辰之日，景德镇窑户工匠联合赠送【唐公仁寿碑】立于御窑厂内，以表百姓感戴之心，以彰隽公仁政之德！此碑当为唐英榷陶最重要的资料之一。
“故阖镇之商贾与窑户称是，大人临镇以来，年年丰熟，大人采买物料，在在公平。”
“大人敬奉火神而保众姓之清泰，虔供窑仙而广磁玩之增华。”
“大人体皇上之仁，教众工之善，每见匠有未悟者，授指致精而进其终身之益。”
碑文所列，援引一二，可见唐英深得民心。正因为唐英维护景德镇工匠的利益，保障了景德镇制瓷业进入良性的发展阶段，一系列制瓷的创新和技术的突破迎来了历史发展最佳的巅峰时期。
与此同时，唐英作为一个督陶官员又是一个朴素文人，故他以“风尘学者 冠盖陶人”自居，拥有古代士人最基本的审美与品质追求，加之早年开始供奉内廷，年深月久，所见所闻，皆历代人文精华之沉积，故其眼界与艺术品味，不同于常人。唐英挚友、文渊阁大学士的高斌为《陶人心语》所写序言中赞曰：「唐俊公先生自少与予同侍内廷，长予一岁，顾先生之书画，法皆臻绝妙，又能诗善属文，才情掞发，声望卓然。」据叶氏《再续印人小传》称：「唐英，工宋人山水人物，能书，诗有清思，榷两淮、九江，珠山昌水见之笔墨者为多。曾主官窑事，制器甚精，今称唐窑，尝亲制书、画、诗，付窑陶成屏对，尤为奇绝。」
雍乾之际，唐英深居景德镇，交游广泛，深深影响当时景德镇制瓷业上层人士，当中不乏追随摹仿者，因此，唐英在景德镇榷陶期间，景德镇制瓷业形成一个特殊的文艺氛围，唐窑风格流行甚广，唐英的艺术幕僚和挚友，例如吴姓和李姓者，皆是一时之翘楚，深得隽公意趣，与隽公互动极多，隽公一些私物多委托他们成造。虽是年代久远，详况难考，但是依据一些史料文献与留存于世的实物，依然清晰看到隽公大人与这些艺术幕僚挚友之间非比寻常的密切关系。
正基于雍乾之交景德镇制瓷业存在如此特殊的人文气氛，一些隽公的艺术幕僚、与之合作互动的挚友，烧造出一批特色鲜明、人文气息浓厚的高品质佳器，它们的出现与隽公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这也可归属唐窑之范围。是次拍卖【清乾隆 青花釉里红高士四艺图灯笼尊】正是其中的一例，造型端正大方，腹部平直，上下相若，合适绘画，主题纹饰为琴棋书画，徐徐展开，场景交融，犹若手卷。高士雅聚和风惠畅日，竹林庭院中，翩然而成琴棋书画四景，或观赏画作，互有点评，或下棋对弈，动静皆宜，或濡墨挥毫，石壁题诗，或雅拂弦柱，清音悠悠，旁有仆童焚香煮茶，处处风雅，向世人展现一幅恬淡的世外桃源之景，也是文人士大夫向往的惬意状态，寄托他们的内心理想。
是次拍卖拍品【清乾隆 青花釉里红三星图灯笼尊】，原为香江名贤利国伟爵士旧藏，与前者同属一类，绘画与纹饰布局皆一致，器上以青花釉里红相互装饰，绘出福禄寿三星图。图中福星巾帽轻披，右手提花篮，盛装牡丹花，左手抚童孩额头，寓意赐福。童孩则执白玉兰花枝献呈禄星，禄星居中，着洪福齐天红袍，以釉里红一色绘之，格外瞩目，胸前白鹤为补，寓意一品当朝，其头戴宝冠，长髯五绺，颈佩“钦赐”长命牌，腰系玉带，手执朝芴，侧身回顾。寿星居左，两旁各立一童孩，献桃与送福，寓意福寿双全，后有童子执仗，仙鹤与梅花瑞鹿伴随，鹤鹿两两相顾，脉脉含情，上方洪蝠高飞，寓意福在眼前。整体气氛祥和喜庆，寓意丰富，可见雍乾时期清宫艺术当中吉祥寓意风尚之流行。
唐窑青花釉里红装饰三星图题材的传世实物，尚有几例，唯是细节稍有不同，比如2008年香港苏富比第2203号拍品【清雍正、乾隆 青花釉里红“三星图”灯笼瓶 】和香港苏富比1982年5月19日第261号拍品、伦敦佳士得1985年12月9日第124号拍品，可资比较。所绘人物与纹饰布局，极具同一性，可以明确肯定是集中在乾隆最初的那几年里出自同一人之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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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旦职业学院教师课堂言论“遭剪辑”？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原馆长逐一驳斥】
上海震旦职业学院教师宋庚一日前公然发表有关南京大屠杀的错误言论，现已被校方开除。17日，一段“完整视频”在网上引发关注，有声音称宋庚一遭举报的视频内容“经过剪辑”。然而，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原馆长、中国抗战史学会副会长朱成山看来，这段“完整视频”将宋庚一的更多问题暴露无遗，他在17日接受采访时逐一驳斥了宋庚一的错误观点。
朱成山在采访中详细说明了30万遇难同胞的数据由来，他表示，大量史料、证据被保存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南京市档案馆等国内外多座档案馆、博物馆内。以此为基础材料申报的《南京大屠杀档案》于2015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列入《世界记忆名录》，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定。
宋庚一称，侵华日军在南京屠杀30多万中国人“没有数据支持”，“30万”只是中国历史小说写作的“概数”。
“否认南京大屠杀的数据说明这位教师缺乏对这段历史最基本的了解，其荒谬说法是一种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无知表现。”朱成山指出，“30多万这个数字来源于战后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历史性判决，具有法律效力” 。
1946年1月设立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认定，在日军占领后的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城内和附近地区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的总数超过20万人以上，但其中没有包括被抛尸长江和被掩埋的尸体数量。1946年2月成立的南京军事法庭在经过大量调查的基础上判定认为，日军在南京的集体屠杀有28案，屠杀人数为19万余人；零散屠杀有858案，尸体经慈善机构掩埋有15万余具，判定南京大屠杀的遇难者人数为“30余万人”，说明“30万”只是数字的下限。相关史料现仍然存放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朱成山介绍称，南京大屠杀发生后，红十字会、崇善堂、同善堂、回民掩埋队等多支慈善团体进行了埋尸工作。因不忍看到同胞被抛尸江边，也有民众私人掩埋，当时留有大量的埋尸记录，这些最原始的记录现被保存在南京市档案馆。以此为基础材料申报的《南京大屠杀档案》于2015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列入《世界记忆名录》，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定。这些都是日军罪行的铁证。
在视频中，“没有姓名和身份证号码”是宋庚一质疑30万遇难者的理由之一。公开资料显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一直到1984年4月6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并没有身份证件，证明身份需用户口簿、介绍信等。
对此，朱成山表示，“这反映出这位教师在另一种程度上的无知。那时还没有实行身份证制度，又怎么能统计出遇难同胞的身份证号码呢？”
朱成山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目前掌握大量原始的埋尸记录，记录中有男人、女人、老人、孩童、牲口，还统计出发现尸体和掩埋尸体的地点在二道梗子、阳阳营、北极阁、正觉寺、普德寺等地，还有长江边的上新河、草鞋峡、燕子矶等处，这些都有详实的记录。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可能在掩埋尸体之前搞清楚所有人姓甚名谁。他说，无论是奥斯维辛集中营，还是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遇难者名单均无法全部统计出来。“因为没有‘姓名和身份证号码’而质疑遇难者人数，这个人不是立场有问题，就是脑子有问题。” 朱成山说。
针对宋庚一的错误言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15日下午发文回应称，“国家公祭日刚过，要给某些人上一课：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为30万人以上，史料支撑在这里，铁证如山！”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官微贴出源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南京大屠杀主犯之一谷寿夫判决书》，时间为1947年3月10日，其中明确写明，“在谷寿夫部队驻南京之期间内，计于中华门外花神庙、宝塔桥、石观音、下关草鞋山等处，我被俘军民遭日军用机枪集体射杀并焚尸灭迹者，有单耀亭等19万余人。此外零星屠杀，其尸体经慈善机关收埋者15余万具。被害总数达30万人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在“完整视频”中，宋庚一还将12月13日国家公祭日与日本政府对北京冬奥会的态度联系起来。“这更是荒谬的无稽之谈，国家公祭日和北京冬奥会有何关联”？朱成山对《环球时报》记者说，1994年12月13日，江苏南京首次为南京大屠杀遇难者举行悼念活动，坚持了20年。自2014年12月13日以来，国家公祭仪式也举行了8次，这与即将召开的北京冬奥会没有关系。
在视频最后，宋庚一甚至对学生们说，“我们不应该永远去恨，而是应该反思战争是怎么来的”。“无知到极点。”朱成山说，如果要反思那场战争的话，历史真相就是日本侵略中国，屠杀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应当发愤图强，让历史的悲剧永远不再重演。
朱成山认为，宋庚一的种种错误言论表明，其自身对历史知之甚少，却站在日本右翼势力的立场上胡言乱语，“跟着日本右翼势力起舞，是彻头彻尾的媚日分子。这是对历史和遇难同胞的侮辱，深深的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环球时报-环球网）
上海震旦职业学院教师宋庚一日前公然发表有关南京大屠杀的错误言论，现已被校方开除。17日，一段“完整视频”在网上引发关注，有声音称宋庚一遭举报的视频内容“经过剪辑”。然而，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原馆长、中国抗战史学会副会长朱成山看来，这段“完整视频”将宋庚一的更多问题暴露无遗，他在17日接受采访时逐一驳斥了宋庚一的错误观点。
朱成山在采访中详细说明了30万遇难同胞的数据由来，他表示，大量史料、证据被保存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南京市档案馆等国内外多座档案馆、博物馆内。以此为基础材料申报的《南京大屠杀档案》于2015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列入《世界记忆名录》，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定。
宋庚一称，侵华日军在南京屠杀30多万中国人“没有数据支持”，“30万”只是中国历史小说写作的“概数”。
“否认南京大屠杀的数据说明这位教师缺乏对这段历史最基本的了解，其荒谬说法是一种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无知表现。”朱成山指出，“30多万这个数字来源于战后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历史性判决，具有法律效力” 。
1946年1月设立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认定，在日军占领后的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城内和附近地区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的总数超过20万人以上，但其中没有包括被抛尸长江和被掩埋的尸体数量。1946年2月成立的南京军事法庭在经过大量调查的基础上判定认为，日军在南京的集体屠杀有28案，屠杀人数为19万余人；零散屠杀有858案，尸体经慈善机构掩埋有15万余具，判定南京大屠杀的遇难者人数为“30余万人”，说明“30万”只是数字的下限。相关史料现仍然存放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朱成山介绍称，南京大屠杀发生后，红十字会、崇善堂、同善堂、回民掩埋队等多支慈善团体进行了埋尸工作。因不忍看到同胞被抛尸江边，也有民众私人掩埋，当时留有大量的埋尸记录，这些最原始的记录现被保存在南京市档案馆。以此为基础材料申报的《南京大屠杀档案》于2015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列入《世界记忆名录》，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定。这些都是日军罪行的铁证。
在视频中，“没有姓名和身份证号码”是宋庚一质疑30万遇难者的理由之一。公开资料显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一直到1984年4月6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并没有身份证件，证明身份需用户口簿、介绍信等。
对此，朱成山表示，“这反映出这位教师在另一种程度上的无知。那时还没有实行身份证制度，又怎么能统计出遇难同胞的身份证号码呢？”
朱成山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目前掌握大量原始的埋尸记录，记录中有男人、女人、老人、孩童、牲口，还统计出发现尸体和掩埋尸体的地点在二道梗子、阳阳营、北极阁、正觉寺、普德寺等地，还有长江边的上新河、草鞋峡、燕子矶等处，这些都有详实的记录。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可能在掩埋尸体之前搞清楚所有人姓甚名谁。他说，无论是奥斯维辛集中营，还是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遇难者名单均无法全部统计出来。“因为没有‘姓名和身份证号码’而质疑遇难者人数，这个人不是立场有问题，就是脑子有问题。” 朱成山说。
针对宋庚一的错误言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15日下午发文回应称，“国家公祭日刚过，要给某些人上一课：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为30万人以上，史料支撑在这里，铁证如山！”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官微贴出源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南京大屠杀主犯之一谷寿夫判决书》，时间为1947年3月10日，其中明确写明，“在谷寿夫部队驻南京之期间内，计于中华门外花神庙、宝塔桥、石观音、下关草鞋山等处，我被俘军民遭日军用机枪集体射杀并焚尸灭迹者，有单耀亭等19万余人。此外零星屠杀，其尸体经慈善机关收埋者15余万具。被害总数达30万人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在“完整视频”中，宋庚一还将12月13日国家公祭日与日本政府对北京冬奥会的态度联系起来。“这更是荒谬的无稽之谈，国家公祭日和北京冬奥会有何关联”？朱成山对《环球时报》记者说，1994年12月13日，江苏南京首次为南京大屠杀遇难者举行悼念活动，坚持了20年。自2014年12月13日以来，国家公祭仪式也举行了8次，这与即将召开的北京冬奥会没有关系。
在视频最后，宋庚一甚至对学生们说，“我们不应该永远去恨，而是应该反思战争是怎么来的”。“无知到极点。”朱成山说，如果要反思那场战争的话，历史真相就是日本侵略中国，屠杀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应当发愤图强，让历史的悲剧永远不再重演。
朱成山认为，宋庚一的种种错误言论表明，其自身对历史知之甚少，却站在日本右翼势力的立场上胡言乱语，“跟着日本右翼势力起舞，是彻头彻尾的媚日分子。这是对历史和遇难同胞的侮辱，深深的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环球时报-环球网）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原馆长逐一驳斥#震旦职业学院教师课堂言论】上海震旦职业学院教师宋庚一日前公然发表有关南京大屠杀的错误言论，现已被校方开除。17日，一段“完整视频”在网上引发关注，有声音称宋庚一遭举报的视频内容“经过剪辑”。然而，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原馆长、中国抗战史学会副会长朱成山看来，这段“完整视频”将宋庚一的更多问题暴露无遗，他在17日接受采访时逐一驳斥了宋庚一的错误观点。
朱成山在采访中详细说明了30万遇难同胞的数据由来，他表示，大量史料、证据被保存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南京市档案馆等国内外多座档案馆、博物馆内。以此为基础材料申报的《南京大屠杀档案》于2015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列入《世界记忆名录》，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定。
宋庚一称，侵华日军在南京屠杀30多万中国人“没有数据支持”，“30万”只是中国历史小说写作的“概数”。
“否认南京大屠杀的数据说明这位教师缺乏对这段历史最基本的了解，其荒谬说法是一种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无知表现。”朱成山指出，“30多万这个数字来源于战后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历史性判决，具有法律效力” 。
1946年1月设立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认定，在日军占领后的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城内和附近地区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的总数超过20万人以上，但其中没有包括被抛尸长江和被掩埋的尸体数量。1946年2月成立的南京军事法庭在经过大量调查的基础上判定认为，日军在南京的集体屠杀有28案，屠杀人数为19万余人；零散屠杀有858案，尸体经慈善机构掩埋有15万余具，判定南京大屠杀的遇难者人数为“30余万人”，说明“30万”只是数字的下限。相关史料现仍然存放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朱成山介绍称，南京大屠杀发生后，红十字会、崇善堂、同善堂、回民掩埋队等多支慈善团体进行了埋尸工作。因不忍看到同胞被抛尸江边，也有民众私人掩埋，当时留有大量的埋尸记录，这些最原始的记录现被保存在南京市档案馆。以此为基础材料申报的《南京大屠杀档案》于2015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列入《世界记忆名录》，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定。这些都是日军罪行的铁证。
在视频中，“没有姓名和身份证号码”是宋庚一质疑30万遇难者的理由之一。公开资料显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一直到1984年4月6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并没有身份证件，证明身份需用户口簿、介绍信等。
对此，朱成山表示，“这反映出这位教师在另一种程度上的无知。那时还没有实行身份证制度，又怎么能统计出遇难同胞的身份证号码呢？”
朱成山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目前掌握大量原始的埋尸记录，记录中有男人、女人、老人、孩童、牲口，还统计出发现尸体和掩埋尸体的地点在二道梗子、阳阳营、北极阁、正觉寺、普德寺等地，还有长江边的上新河、草鞋峡、燕子矶等处，这些都有详实的记录。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可能在掩埋尸体之前搞清楚所有人姓甚名谁。他说，无论是奥斯维辛集中营，还是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遇难者名单均无法全部统计出来。“因为没有‘姓名和身份证号码’而质疑遇难者人数，这个人不是立场有问题，就是脑子有问题。” 朱成山说。
针对宋庚一的错误言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15日下午发文回应称，“国家公祭日刚过，要给某些人上一课：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为30万人以上，史料支撑在这里，铁证如山！”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官微贴出源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南京大屠杀主犯之一谷寿夫判决书》，时间为1947年3月10日，其中明确写明，“在谷寿夫部队驻南京之期间内，计于中华门外花神庙、宝塔桥、石观音、下关草鞋山等处，我被俘军民遭日军用机枪集体射杀并焚尸灭迹者，有单耀亭等19万余人。此外零星屠杀，其尸体经慈善机关收埋者15余万具。被害总数达30万人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在“完整视频”中，宋庚一还将12月13日国家公祭日与日本政府对北京冬奥会的态度联系起来。“这更是荒谬的无稽之谈，国家公祭日和北京冬奥会有何关联”？朱成山对《环球时报》记者说，1994年12月13日，江苏南京首次为南京大屠杀遇难者举行悼念活动，坚持了20年。自2014年12月13日以来，国家公祭仪式也举行了8次，这与即将召开的北京冬奥会没有关系。
在视频最后，宋庚一甚至对学生们说，“我们不应该永远去恨，而是应该反思战争是怎么来的”。“无知到极点。”朱成山说，如果要反思那场战争的话，历史真相就是日本侵略中国，屠杀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应当发愤图强，让历史的悲剧永远不再重演。
朱成山认为，宋庚一的种种错误言论表明，其自身对历史知之甚少，却站在日本右翼势力的立场上胡言乱语，“跟着日本右翼势力起舞，是彻头彻尾的媚日分子。这是对历史和遇难同胞的侮辱，深深的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环球时报记者 邢晓婧）
朱成山在采访中详细说明了30万遇难同胞的数据由来，他表示，大量史料、证据被保存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南京市档案馆等国内外多座档案馆、博物馆内。以此为基础材料申报的《南京大屠杀档案》于2015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列入《世界记忆名录》，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定。
宋庚一称，侵华日军在南京屠杀30多万中国人“没有数据支持”，“30万”只是中国历史小说写作的“概数”。
“否认南京大屠杀的数据说明这位教师缺乏对这段历史最基本的了解，其荒谬说法是一种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无知表现。”朱成山指出，“30多万这个数字来源于战后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历史性判决，具有法律效力” 。
1946年1月设立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认定，在日军占领后的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城内和附近地区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的总数超过20万人以上，但其中没有包括被抛尸长江和被掩埋的尸体数量。1946年2月成立的南京军事法庭在经过大量调查的基础上判定认为，日军在南京的集体屠杀有28案，屠杀人数为19万余人；零散屠杀有858案，尸体经慈善机构掩埋有15万余具，判定南京大屠杀的遇难者人数为“30余万人”，说明“30万”只是数字的下限。相关史料现仍然存放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朱成山介绍称，南京大屠杀发生后，红十字会、崇善堂、同善堂、回民掩埋队等多支慈善团体进行了埋尸工作。因不忍看到同胞被抛尸江边，也有民众私人掩埋，当时留有大量的埋尸记录，这些最原始的记录现被保存在南京市档案馆。以此为基础材料申报的《南京大屠杀档案》于2015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列入《世界记忆名录》，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定。这些都是日军罪行的铁证。
在视频中，“没有姓名和身份证号码”是宋庚一质疑30万遇难者的理由之一。公开资料显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一直到1984年4月6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并没有身份证件，证明身份需用户口簿、介绍信等。
对此，朱成山表示，“这反映出这位教师在另一种程度上的无知。那时还没有实行身份证制度，又怎么能统计出遇难同胞的身份证号码呢？”
朱成山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目前掌握大量原始的埋尸记录，记录中有男人、女人、老人、孩童、牲口，还统计出发现尸体和掩埋尸体的地点在二道梗子、阳阳营、北极阁、正觉寺、普德寺等地，还有长江边的上新河、草鞋峡、燕子矶等处，这些都有详实的记录。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可能在掩埋尸体之前搞清楚所有人姓甚名谁。他说，无论是奥斯维辛集中营，还是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遇难者名单均无法全部统计出来。“因为没有‘姓名和身份证号码’而质疑遇难者人数，这个人不是立场有问题，就是脑子有问题。” 朱成山说。
针对宋庚一的错误言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15日下午发文回应称，“国家公祭日刚过，要给某些人上一课：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为30万人以上，史料支撑在这里，铁证如山！”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官微贴出源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南京大屠杀主犯之一谷寿夫判决书》，时间为1947年3月10日，其中明确写明，“在谷寿夫部队驻南京之期间内，计于中华门外花神庙、宝塔桥、石观音、下关草鞋山等处，我被俘军民遭日军用机枪集体射杀并焚尸灭迹者，有单耀亭等19万余人。此外零星屠杀，其尸体经慈善机关收埋者15余万具。被害总数达30万人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在“完整视频”中，宋庚一还将12月13日国家公祭日与日本政府对北京冬奥会的态度联系起来。“这更是荒谬的无稽之谈，国家公祭日和北京冬奥会有何关联”？朱成山对《环球时报》记者说，1994年12月13日，江苏南京首次为南京大屠杀遇难者举行悼念活动，坚持了20年。自2014年12月13日以来，国家公祭仪式也举行了8次，这与即将召开的北京冬奥会没有关系。
在视频最后，宋庚一甚至对学生们说，“我们不应该永远去恨，而是应该反思战争是怎么来的”。“无知到极点。”朱成山说，如果要反思那场战争的话，历史真相就是日本侵略中国，屠杀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应当发愤图强，让历史的悲剧永远不再重演。
朱成山认为，宋庚一的种种错误言论表明，其自身对历史知之甚少，却站在日本右翼势力的立场上胡言乱语，“跟着日本右翼势力起舞，是彻头彻尾的媚日分子。这是对历史和遇难同胞的侮辱，深深的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环球时报记者 邢晓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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