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与莫迪通话：依赖俄罗斯能源，世界地位上不去】
#拜登称印度依赖俄能源世界地位上不去#
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军事行动后，美印这两个世界最大“民主国家”最近有些僵。周一（4月11日），美国总统拜登和印度总理莫迪视频会晤。双方进行了“坦诚对话”，但在印度购买俄能源这件事上，两位领导人却保持微妙的表面和谐——拜登没有对莫迪提出“要求”，莫迪也没有做出承诺。
这对盟友之间的核心议题，反而成了房间里的大象。
虽然没有直接要求，但拜登还是“含蓄”表示了，印度在世界上的地位不会因为依赖俄罗斯能源而得到提升。而对于购买俄能源问题，印度外长苏杰生当天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回应称，“焦点应该放在欧洲，而不是印度”，“我们这个月的总采购量，还不到欧洲一个下午的。”
“没有具体要求和具体回应，两个领导人各让一步”
据路透社报道，在1小时的远程连线中，美印领导人先常规性地互诉友情、通过共同谴责强化关系。美方官员称此番会晤是“温暖”且“坦承”的。拜登和莫迪都表达了对乌克兰家园被毁的担忧，尤其是“发生在布恰的平民大规模死亡事件”。
尚未对俄发起制裁的印度尽力找平衡。莫迪在开门会谈阶段对美方和媒体表态称，对“布恰事件”表示严重关切，“我们对此立即表示了谴责，并且要求独立调查。”《印度时报》注意到莫迪的措辞：他并未具体谴责俄军或普京，只是呼吁调查。
莫迪还强调，他曾建议普京和泽连斯基进行直接对话。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一位美政府高级官员称，拜登并未明确要求印度选边站，也没有从莫迪那里得到放弃购买俄能源的坚定承诺。“没有具体要求和具体回应，两个领导人各让一步，进行了详细和坦诚的交流。”
该官员说，拜登强调了可以帮助印度的领域，以减轻“普京发动战争造成的不稳定影响”，食品供应是其中之一。
进入核心议题的磋商，路透社援引一名美官员的说法，拜登没有向莫迪提出“具体要求”，但他委婉地对印度对深化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表达了担忧。
根据这名官员的说法，拜登含蓄表示：印度在世界上的地位不会因为依赖俄罗斯能源而得到提升。
此外，白宫发言人普萨基对外介绍：“总统非常明确地表示，（印度）增加从俄罗斯进口的能源不符合他们的利益。”
普萨基并未透露印度是否在能源进口方面做出任何承诺，只是用“华盛顿准备好帮助印度丰富能源供应”打马虎。但是一名美方官员对路透社表示，“我们并没有具体地让印度干任何事情……印度在经过这次坦诚对话之后，将做出自己的决定。”
关于莫迪对俄的谴责性表态，普萨基表示，“我们的目标之一是强化这个方向，并鼓励他们更进一步。”
印媒方面则重点关注“美国没能说服印度政府和美国、北约保持对俄‘统一战线’。”《印度时报》称，由于双方在俄乌战争的分歧没能改变，因此双方跳过了棘手的议题，转而谈论加强其他领域的合作。
“焦点应该放在欧洲，而不是印度”
视频会晤结束后，美国务卿、防长和印度外长、防长还将在华盛顿举行2+2会议，因此也共同出现在拜登方的会场，参加了此次会晤。
据《印度教徒报》报道，此次是2018年美印首次举行“2+2”部长级对话以来的第四次此类会谈，也是拜登政府上台后的第一次。除了“2+2”对话，两国外长和防长也会分别举行双边会谈。
会议结束后，印度外长苏杰生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回应了备受关注的购买俄能问题。他转移注意力地表示，“焦点应该放在欧洲，而不是印度”，提醒外界指责对俄能源依赖严重的欧陆。苏杰生强调，“我们这个月的总采购量，还不到欧洲一个下午的。”
路透社统计数据显示，美西方对俄罗斯实体实施制裁后，印度受到大幅折扣的“诱惑”，自俄乌军事冲突爆发以降已购买了至少1300万桶俄罗斯原油。 去年全年印度的采购量约为1600万桶。
对此，美国务卿布林肯在联合记者会上表示，“美国将继续增加对乌克兰政府和人民的支持，并呼吁其他国家也这样做，正如我们呼吁所有国家谴责莫斯科日益残暴的行动一样。”他补充说，美国正在敦促所有国家不要增加从俄罗斯购买的能源和武器。
同时，布林肯表示，美印关系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美国乐于成为印度所有领域的首选合作伙伴。布林肯强调印度的国防现代化需求，是双方详细讨论的一个关键话题。
美防长奥斯汀介绍，两国已签署双边协议，强化航天领域的信息共享和合作。据美官员透露，拜登对莫迪说，期待“5月24日左右”在日本的四方会谈再次见面。
俄乌军事冲突发生后，购买大量俄罗斯武器装备与能源的印度保持中立，让美国倍感“失望”。美国和盟友在联合国炒制涉俄投票，印度投出弃权票，且印度是“四方安全对话”中唯一没有对克里姆林宫发起制裁的国家。
因此，美国官员近期接连对印度发出威胁。据印度媒体报道，作为拜登政府对俄制裁战略的总策划，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达利普·辛格上月在访印期间表示，美国不会为印度进口俄罗斯能源设定“红线”，但不希望看到印度的相关采购“快速增长”。他同时强调了“加入我们的重要性”，“那些试图积极逃避制裁或破坏制裁的国家将承担后果”。
但彭博社认为，美国官员对印度的这些“批评”都是徒劳的，印俄之间的长期关系不可能说断就断，而美国也不可能看到印度外交政策精英放弃他们多年来小心翼翼守护着的战略自主权。
此次美印领导人会谈的安排似乎也有深意——《印度时报》介绍，一般来说，双方部长级官员会先进行会谈，为领导人会谈铺平道路。但这次拜登似乎“抢先一步”，想用个人的权威和影响力去改变莫迪的立场，对美国国内来说也是聚拢舆论的好办法。
然而，初步看来会谈并未达到拜登想要的效果。美印关系因为普京而“起褶”，一时还难以熨平。
“在当前的地缘政治现实中，无论美国、英国或欧盟的意愿和情绪如何，俄罗斯仍然是国际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俄《消息报》11日称，没有任何一个金砖国家支持暂停俄罗斯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成员资格，许多中东、拉美和非洲国家也用友好或至少中立的态度对待俄罗斯。事实证明，与俄达成的长期互利协议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越来越重要，而不是美国人的可疑承诺。
#拜登称印度依赖俄能源世界地位上不去#
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军事行动后，美印这两个世界最大“民主国家”最近有些僵。周一（4月11日），美国总统拜登和印度总理莫迪视频会晤。双方进行了“坦诚对话”，但在印度购买俄能源这件事上，两位领导人却保持微妙的表面和谐——拜登没有对莫迪提出“要求”，莫迪也没有做出承诺。
这对盟友之间的核心议题，反而成了房间里的大象。
虽然没有直接要求，但拜登还是“含蓄”表示了，印度在世界上的地位不会因为依赖俄罗斯能源而得到提升。而对于购买俄能源问题，印度外长苏杰生当天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回应称，“焦点应该放在欧洲，而不是印度”，“我们这个月的总采购量，还不到欧洲一个下午的。”
“没有具体要求和具体回应，两个领导人各让一步”
据路透社报道，在1小时的远程连线中，美印领导人先常规性地互诉友情、通过共同谴责强化关系。美方官员称此番会晤是“温暖”且“坦承”的。拜登和莫迪都表达了对乌克兰家园被毁的担忧，尤其是“发生在布恰的平民大规模死亡事件”。
尚未对俄发起制裁的印度尽力找平衡。莫迪在开门会谈阶段对美方和媒体表态称，对“布恰事件”表示严重关切，“我们对此立即表示了谴责，并且要求独立调查。”《印度时报》注意到莫迪的措辞：他并未具体谴责俄军或普京，只是呼吁调查。
莫迪还强调，他曾建议普京和泽连斯基进行直接对话。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一位美政府高级官员称，拜登并未明确要求印度选边站，也没有从莫迪那里得到放弃购买俄能源的坚定承诺。“没有具体要求和具体回应，两个领导人各让一步，进行了详细和坦诚的交流。”
该官员说，拜登强调了可以帮助印度的领域，以减轻“普京发动战争造成的不稳定影响”，食品供应是其中之一。
进入核心议题的磋商，路透社援引一名美官员的说法，拜登没有向莫迪提出“具体要求”，但他委婉地对印度对深化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表达了担忧。
根据这名官员的说法，拜登含蓄表示：印度在世界上的地位不会因为依赖俄罗斯能源而得到提升。
此外，白宫发言人普萨基对外介绍：“总统非常明确地表示，（印度）增加从俄罗斯进口的能源不符合他们的利益。”
普萨基并未透露印度是否在能源进口方面做出任何承诺，只是用“华盛顿准备好帮助印度丰富能源供应”打马虎。但是一名美方官员对路透社表示，“我们并没有具体地让印度干任何事情……印度在经过这次坦诚对话之后，将做出自己的决定。”
关于莫迪对俄的谴责性表态，普萨基表示，“我们的目标之一是强化这个方向，并鼓励他们更进一步。”
印媒方面则重点关注“美国没能说服印度政府和美国、北约保持对俄‘统一战线’。”《印度时报》称，由于双方在俄乌战争的分歧没能改变，因此双方跳过了棘手的议题，转而谈论加强其他领域的合作。
“焦点应该放在欧洲，而不是印度”
视频会晤结束后，美国务卿、防长和印度外长、防长还将在华盛顿举行2+2会议，因此也共同出现在拜登方的会场，参加了此次会晤。
据《印度教徒报》报道，此次是2018年美印首次举行“2+2”部长级对话以来的第四次此类会谈，也是拜登政府上台后的第一次。除了“2+2”对话，两国外长和防长也会分别举行双边会谈。
会议结束后，印度外长苏杰生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回应了备受关注的购买俄能问题。他转移注意力地表示，“焦点应该放在欧洲，而不是印度”，提醒外界指责对俄能源依赖严重的欧陆。苏杰生强调，“我们这个月的总采购量，还不到欧洲一个下午的。”
路透社统计数据显示，美西方对俄罗斯实体实施制裁后，印度受到大幅折扣的“诱惑”，自俄乌军事冲突爆发以降已购买了至少1300万桶俄罗斯原油。 去年全年印度的采购量约为1600万桶。
对此，美国务卿布林肯在联合记者会上表示，“美国将继续增加对乌克兰政府和人民的支持，并呼吁其他国家也这样做，正如我们呼吁所有国家谴责莫斯科日益残暴的行动一样。”他补充说，美国正在敦促所有国家不要增加从俄罗斯购买的能源和武器。
同时，布林肯表示，美印关系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美国乐于成为印度所有领域的首选合作伙伴。布林肯强调印度的国防现代化需求，是双方详细讨论的一个关键话题。
美防长奥斯汀介绍，两国已签署双边协议，强化航天领域的信息共享和合作。据美官员透露，拜登对莫迪说，期待“5月24日左右”在日本的四方会谈再次见面。
俄乌军事冲突发生后，购买大量俄罗斯武器装备与能源的印度保持中立，让美国倍感“失望”。美国和盟友在联合国炒制涉俄投票，印度投出弃权票，且印度是“四方安全对话”中唯一没有对克里姆林宫发起制裁的国家。
因此，美国官员近期接连对印度发出威胁。据印度媒体报道，作为拜登政府对俄制裁战略的总策划，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达利普·辛格上月在访印期间表示，美国不会为印度进口俄罗斯能源设定“红线”，但不希望看到印度的相关采购“快速增长”。他同时强调了“加入我们的重要性”，“那些试图积极逃避制裁或破坏制裁的国家将承担后果”。
但彭博社认为，美国官员对印度的这些“批评”都是徒劳的，印俄之间的长期关系不可能说断就断，而美国也不可能看到印度外交政策精英放弃他们多年来小心翼翼守护着的战略自主权。
此次美印领导人会谈的安排似乎也有深意——《印度时报》介绍，一般来说，双方部长级官员会先进行会谈，为领导人会谈铺平道路。但这次拜登似乎“抢先一步”，想用个人的权威和影响力去改变莫迪的立场，对美国国内来说也是聚拢舆论的好办法。
然而，初步看来会谈并未达到拜登想要的效果。美印关系因为普京而“起褶”，一时还难以熨平。
“在当前的地缘政治现实中，无论美国、英国或欧盟的意愿和情绪如何，俄罗斯仍然是国际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俄《消息报》11日称，没有任何一个金砖国家支持暂停俄罗斯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成员资格，许多中东、拉美和非洲国家也用友好或至少中立的态度对待俄罗斯。事实证明，与俄达成的长期互利协议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越来越重要，而不是美国人的可疑承诺。
美国“双标”的又一表现！
就在昨天，美印两国外长+防长的“2+2”部长级对话后，美国务卿布林肯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印度应自己决定对待这一挑战（乌克兰事件）的态度。”也就是说，美国承认印度有权自己表述对乌克兰事件的反应。
而与此截然不同的是，美国高层与我国同行会晤时，则要求我们与大多数国家保持一致，要对俄罗斯实施制裁。
我们知道，现在的美国想拉拢印度，但也不至于搞出这样的“双标”吧？如此只会让世界更看清美国的本来面目。#美国##财经#
就在昨天，美印两国外长+防长的“2+2”部长级对话后，美国务卿布林肯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印度应自己决定对待这一挑战（乌克兰事件）的态度。”也就是说，美国承认印度有权自己表述对乌克兰事件的反应。
而与此截然不同的是，美国高层与我国同行会晤时，则要求我们与大多数国家保持一致，要对俄罗斯实施制裁。
我们知道，现在的美国想拉拢印度，但也不至于搞出这样的“双标”吧？如此只会让世界更看清美国的本来面目。#美国##财经#
#海外生物实验室是美国伸向世界的黑手# 【一层层掀开美国面具！海外生物实验室是美“军事帝国”伸向世界的黑手】#面具下的丑恶美利坚# 美国是世界头号军事强国，拥有遍布全球38个国家和地区的700-1000个海外军事基地。从一开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建设就和战争活动密切相关。在相关地区部署军队之前，美国会在当地建设生物实验室以获取医疗情报，从而采取预防措施，降低士兵的非战伤发病率。
除为军事活动“打前站”之外，美国还通过建立海外生物实验室开展卫生外交，并将这些实验室作为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的前哨。俄罗斯指控美国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无论美国是否承认，其境外军事性质生物实验室的广泛存在，都是美国现实主义政治的延续，是其打造军事帝国的重要支柱。
名为生物实验室，实为军事机构
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2020 年2月的统计，美国国内目前有13个正在运行、扩建或规划中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以及1495 个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根据美国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大会提交的数据，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不过根据美国国防部下属国防威胁降低局（DTRA）和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签署的5629份合同，美国在本土之外的49个国家和地区部署有生物实验室。
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管理的最大生物医学研究机构，下设5个海外实验室和基地，包括位于肯尼亚内罗毕的美国陆军医学研究肯尼亚中心、位于泰国曼谷的美国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位于德国森巴赫的陆军医学研究欧洲中心、位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卢加尔公共卫生研究中心，以及位于韩国的美国陆军医疗物资中心。
其中，设在泰国的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控制的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中最大的一个，在尼泊尔、菲律宾、 柬埔寨、越南等国拥有不同级别的分支机构，存储大量高危病毒、细菌、寄生虫样本，并在世界各地收集流感、寨卡等病毒的基因序列。
美国海军部署了3个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包括位于柬埔寨金边的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位于埃及开罗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三实验室，以及位于秘鲁利马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六实验室。其中，位于埃及开罗的第三实验室主要负责西非、中东和亚洲西南地区军事人员的疾病研究与监控，拥有位于埃及的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野外和医院研究场地，并在加纳拥有疟疾实验场地。
美军官方和建制类医学实验室的工作范围通常会辐射邻近区域，并扩展到邻国的较小卫星实验室。美军这些官方实验室及其附属卫星实验室通常是在冷战期间设置的，本身就是军事机构，因此军事意味浓厚，长期从事传染病检测、研究与诊疗工作，军民两用，已经深深嵌入全球传染病监测网络。
从一开始就是危险之路
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迅速发展，与历届政府的生物技术战略相关，也与21世纪科技变革有关。在美国政府和军方的资助下，美国本土生物实验室开展了系列高危病毒重组、病原体功能获得等争议性的生物技术两用研究。
在海外，特别是独联体国家，美国建立了大量的生物实验室。华盛顿这样做的一大原因是为了规避国内风险。在《生物武器法》《生物武器控制法》等法律法规的约束下，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展生物防护研究的研发和行政管理成本一路高企，一旦预算或财政资源、人力资源等跟不上，出现生物管制剂泄漏等安全事件的风险就会极大增加，而这将激起社会舆论讨伐，进而推动相关立法，从而使与病原体相关的生物技术研发陷入新困境。
相较之下，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直接开展或签署保密协议委托他国开展生物技术研发，具有更高的操作自由度和性价比。此外，在海外建设和运营生物实验室，也为美国政府机构、高校、企业、非政府组织等，以“生物医学研发”和“全球卫生合作”为借口参与各类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积极开展名目繁多的生物技术研发，从一开始就是一条危险之路。从本质上看，这只不过是华盛顿转移风险的权宜之计。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管理体系不完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可能导致这些实验室进行更多的极端生物实验，引发更多的生物安全事件，甚至造成风险外溢。根据美媒的报道，自2003年以来，美国国内外生物实验室发生了数百起卫生安全事故，实验室所在国家和地区还不断发生和实验有关的疫情。
对外卫生援助成为获取地缘政治利益的手段
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从一开始就和战争密切相关。1898年，美国时任陆军医学总监乔治·斯滕伯格分别在古巴和菲律宾建立了美军最早的两个海外实验室，以研究美西战争期间对美军造成重创的伤寒症和黄热病。二战期间，美国军队深受各种传染病的困扰。二战后，美国陆军和海军研究人员日益重视海外医学研究合作，研究疾病对当地人以及美国部署在当地士兵的影响。
美国的对外卫生援助是其实现地缘政治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而海外生物实验室是华盛顿开展卫生外交的重要工具之一。美国中央情报局2000 年发表的报告称，传染病有可能加剧大国为控制稀有资源而展开的斗争，从而影响美国国家安全。2002 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发表题为《国家利益中的对外援助》的报告，认为对外援助将会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美国国际开发署还将促进公共卫生的发展作为美国对外援助的6个重点之一，并在之后启动为期10年的新发流行病威胁计划。2014年，美国政府又提出“全球卫生安全议程”概念，力图加强华盛顿主导下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统筹。
美国国际开发署、国立卫生研究院科研项目等资助的海外研究中心，通过促进合作国与受援国之间的科学研究、信息交流、能力建设等，维护与提升华盛顿的地缘政治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例如，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成功研制并推广了治疗霍乱的“海军疗法”，极大地降低了菲律宾、印尼、韩国以及马来西亚等国霍乱患者的死亡率。该实验室通过开展传染病研究和改善疾病监测，加强了美国对其他国家公共卫生领域的援助，维护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
根据美国的说法，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的一大目的是“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苏联解体后，在其加盟共和国内，美国以防御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主义为由，实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美国国会2008年通过一项法案，将该计划向中东和亚洲方向拓展。美国2013年又通过新一轮“减少威胁合作计划”，在其中增加了全球卫生安全目标。目前，美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与26个国家有合作。
是否研发生物武器？
虽然美国否认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军事活动，然而近年来，这些生物实验室多次被爆进行非法实验。韩媒就曾报道称，驻韩美军多年来在韩国多地运营涉及严重危险生物制剂和毒素的生化实验室，在韩国首尔、釜山等 4 地都建有研究炭疽杆菌等生化武器的实验室，并且计划进一步扩大实验室范围。面对质疑，驻韩美军承认在韩国大邱地区进行生化武器试验。
美国是否在研发生物武器，本是一个事实性问题，但因为华盛顿设置的重重障碍，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一个谜团。首先，当前国际生物军控体系存在制度性短板，在美国20多年的独家反对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并未建立起来；其次，美国矢口否认俄罗斯的指控，坚称自己没有进行军事生物活动，然而对于在海外实验室到底进行了哪些研究、进展到什么程度，美国将沉默进行到底。
中国古话说：“听其言，观其行。”要知道美国在海外广泛建立生物实验室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我们还需要对其行为进行分析。笔者认为，美国海外实验室进行的一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了和平目的的需要。比如，此次乌克兰危机就暴露出，美国在乌开展诸多与高等级病原体相关、极复杂的生物实验。从专业角度来看，乌克兰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其国家战略需求，特别是国家生物安全需求，还不可能、也不需要达到如此精细的程度。此外，美国和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签署的合同显示，美国对这些实验室拥有绝对控制权，且禁止生物武器研发技术外传。虽然美国否认在乌进行生物军事活动，但在事实面前，美国简单粗暴的否认并没有说服力。
转移斯拉夫族群血清样本，莫非在搞基因武器？
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将大量来自乌克兰各地区、完全属于斯拉夫族群的血清样本转移到国外。3月13日，乌安全局一名前官员表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正在研发一种新的基因型生物武器。虽然国际社会目前还没有办法对此进行核实，但美国确实在开展基因武器研究方面拥有两大先天优势。
首先是技术优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生物科技重大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生物科技研发方面“独领风骚”，并长期以来通过多种举措维持这种主导地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10年，美国的全球生物科技龙头地位依然难以撼动。美国防部正将生物技术现代化作为优先工作事项之一，加快制定国防生物技术发展十年路线图，升级现有技术体系，满足军队新型备战需求。
其次是战略谋划优势。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具有全局性优势。从2014年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生物技术办公室正式成立，宣布“生物科技作为一项核心学科，代表了国防科技的未来”，到美国科学院《合成生物学时代的生物防御》报告表示“政府应该密切关注（合成生物学）这个高速发展的领域，就像在冷战时期对化学和物理学的密切关注一样”；从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20YY生物战战略研究，到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提出生物防御“阿波罗”计划倡议，美国战略安全界抱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国家战略利益意识，倾向于打造带有进攻性趋向的生物威慑体系。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说，要打消国际社会对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疑虑，美国应该本着负责任态度，对其生物军事活动作出全面澄清，应该开放这些实验室供国际专家独立调查，并停止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对于这些要求，美国置若罔闻。
不过，即便坐实了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进行违法和违约行为，法律的板子恐怕也很难打到美国政府头上，因为从历史上看，美国这些海外行动的决策者、执行者极其善于钻国内以及国际法律空子。他们可能利用法律漏洞，让这些海外实验室“听命于”美国，但其法律身份却和美国政府没有关系。
军工复合体与资本的畸形联姻
美国本土与海外生物实验室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且军事部门深度参与。笔者推测美国的动机主要有二：一是处心积虑发展生物武器；二是在不开发生物武器的前提下，全方位推进生物科技助战、备战，并在全球抢占生物领域优势。通过对美国本土和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说，即便美国没有在这些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它也正走在一条危险道路上，时刻处于悬崖边缘，并很有可能达不到其预期效果并反遭吞噬。
美国在东欧、中亚、东亚等海外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甚至激进的做法，进一步模糊了进攻性和防御性生物技术研发的边界，加剧了病原体实验室泄漏和大流行疫情暴发的风险，催生了生物武器技术加速扩散新风险，加大了人为主动因素诱发的局部地区激烈对抗、战争风险、全球资本市场风险。
更需要警惕的是，以这些海外生物实验室为平台，美国战争经济“养大”的军工复合体，可能与华尔街资本进行畸形联姻。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已经将大部分工作外包给了Battelle和Metabiota等私营公司，这些公司不需要对国会负责，可以更自由地运作，并绕过法律的约束。
一个让人警惕的例子就是，美国旧金山Metabiota公司已经推出了首个商业化的疫情评估和防范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帮助保险公司制定对自己更有利的流行病保险方案。值得注意的是，Metabiota公司已经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出资组建的IQT公司签署战略协议。
2月24日，俄乌军事冲突爆发，随即美国在乌克兰以及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活动被置于国际舞台之上。对于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的活动，各国疑窦重重、忧心忡忡，而美国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目前各种证据显示，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很可能在“玩火”，而这是一条不归路。历史证明，“基地”组织本质上是被美援喂大的，华盛顿最后养蛊却遭反噬。在生物武器研究方面，美国可能重蹈覆辙。从长远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从事高风险活动，由此带来的“后遗症”不仅是这些实验室所在国的灾难，也会殃及各国人民。（环球网）
除为军事活动“打前站”之外，美国还通过建立海外生物实验室开展卫生外交，并将这些实验室作为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的前哨。俄罗斯指控美国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无论美国是否承认，其境外军事性质生物实验室的广泛存在，都是美国现实主义政治的延续，是其打造军事帝国的重要支柱。
名为生物实验室，实为军事机构
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2020 年2月的统计，美国国内目前有13个正在运行、扩建或规划中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以及1495 个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根据美国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大会提交的数据，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不过根据美国国防部下属国防威胁降低局（DTRA）和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签署的5629份合同，美国在本土之外的49个国家和地区部署有生物实验室。
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管理的最大生物医学研究机构，下设5个海外实验室和基地，包括位于肯尼亚内罗毕的美国陆军医学研究肯尼亚中心、位于泰国曼谷的美国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位于德国森巴赫的陆军医学研究欧洲中心、位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卢加尔公共卫生研究中心，以及位于韩国的美国陆军医疗物资中心。
其中，设在泰国的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控制的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中最大的一个，在尼泊尔、菲律宾、 柬埔寨、越南等国拥有不同级别的分支机构，存储大量高危病毒、细菌、寄生虫样本，并在世界各地收集流感、寨卡等病毒的基因序列。
美国海军部署了3个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包括位于柬埔寨金边的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位于埃及开罗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三实验室，以及位于秘鲁利马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六实验室。其中，位于埃及开罗的第三实验室主要负责西非、中东和亚洲西南地区军事人员的疾病研究与监控，拥有位于埃及的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野外和医院研究场地，并在加纳拥有疟疾实验场地。
美军官方和建制类医学实验室的工作范围通常会辐射邻近区域，并扩展到邻国的较小卫星实验室。美军这些官方实验室及其附属卫星实验室通常是在冷战期间设置的，本身就是军事机构，因此军事意味浓厚，长期从事传染病检测、研究与诊疗工作，军民两用，已经深深嵌入全球传染病监测网络。
从一开始就是危险之路
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迅速发展，与历届政府的生物技术战略相关，也与21世纪科技变革有关。在美国政府和军方的资助下，美国本土生物实验室开展了系列高危病毒重组、病原体功能获得等争议性的生物技术两用研究。
在海外，特别是独联体国家，美国建立了大量的生物实验室。华盛顿这样做的一大原因是为了规避国内风险。在《生物武器法》《生物武器控制法》等法律法规的约束下，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展生物防护研究的研发和行政管理成本一路高企，一旦预算或财政资源、人力资源等跟不上，出现生物管制剂泄漏等安全事件的风险就会极大增加，而这将激起社会舆论讨伐，进而推动相关立法，从而使与病原体相关的生物技术研发陷入新困境。
相较之下，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直接开展或签署保密协议委托他国开展生物技术研发，具有更高的操作自由度和性价比。此外，在海外建设和运营生物实验室，也为美国政府机构、高校、企业、非政府组织等，以“生物医学研发”和“全球卫生合作”为借口参与各类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积极开展名目繁多的生物技术研发，从一开始就是一条危险之路。从本质上看，这只不过是华盛顿转移风险的权宜之计。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管理体系不完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可能导致这些实验室进行更多的极端生物实验，引发更多的生物安全事件，甚至造成风险外溢。根据美媒的报道，自2003年以来，美国国内外生物实验室发生了数百起卫生安全事故，实验室所在国家和地区还不断发生和实验有关的疫情。
对外卫生援助成为获取地缘政治利益的手段
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从一开始就和战争密切相关。1898年，美国时任陆军医学总监乔治·斯滕伯格分别在古巴和菲律宾建立了美军最早的两个海外实验室，以研究美西战争期间对美军造成重创的伤寒症和黄热病。二战期间，美国军队深受各种传染病的困扰。二战后，美国陆军和海军研究人员日益重视海外医学研究合作，研究疾病对当地人以及美国部署在当地士兵的影响。
美国的对外卫生援助是其实现地缘政治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而海外生物实验室是华盛顿开展卫生外交的重要工具之一。美国中央情报局2000 年发表的报告称，传染病有可能加剧大国为控制稀有资源而展开的斗争，从而影响美国国家安全。2002 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发表题为《国家利益中的对外援助》的报告，认为对外援助将会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美国国际开发署还将促进公共卫生的发展作为美国对外援助的6个重点之一，并在之后启动为期10年的新发流行病威胁计划。2014年，美国政府又提出“全球卫生安全议程”概念，力图加强华盛顿主导下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统筹。
美国国际开发署、国立卫生研究院科研项目等资助的海外研究中心，通过促进合作国与受援国之间的科学研究、信息交流、能力建设等，维护与提升华盛顿的地缘政治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例如，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成功研制并推广了治疗霍乱的“海军疗法”，极大地降低了菲律宾、印尼、韩国以及马来西亚等国霍乱患者的死亡率。该实验室通过开展传染病研究和改善疾病监测，加强了美国对其他国家公共卫生领域的援助，维护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
根据美国的说法，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的一大目的是“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苏联解体后，在其加盟共和国内，美国以防御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主义为由，实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美国国会2008年通过一项法案，将该计划向中东和亚洲方向拓展。美国2013年又通过新一轮“减少威胁合作计划”，在其中增加了全球卫生安全目标。目前，美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与26个国家有合作。
是否研发生物武器？
虽然美国否认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军事活动，然而近年来，这些生物实验室多次被爆进行非法实验。韩媒就曾报道称，驻韩美军多年来在韩国多地运营涉及严重危险生物制剂和毒素的生化实验室，在韩国首尔、釜山等 4 地都建有研究炭疽杆菌等生化武器的实验室，并且计划进一步扩大实验室范围。面对质疑，驻韩美军承认在韩国大邱地区进行生化武器试验。
美国是否在研发生物武器，本是一个事实性问题，但因为华盛顿设置的重重障碍，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一个谜团。首先，当前国际生物军控体系存在制度性短板，在美国20多年的独家反对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并未建立起来；其次，美国矢口否认俄罗斯的指控，坚称自己没有进行军事生物活动，然而对于在海外实验室到底进行了哪些研究、进展到什么程度，美国将沉默进行到底。
中国古话说：“听其言，观其行。”要知道美国在海外广泛建立生物实验室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我们还需要对其行为进行分析。笔者认为，美国海外实验室进行的一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了和平目的的需要。比如，此次乌克兰危机就暴露出，美国在乌开展诸多与高等级病原体相关、极复杂的生物实验。从专业角度来看，乌克兰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其国家战略需求，特别是国家生物安全需求，还不可能、也不需要达到如此精细的程度。此外，美国和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签署的合同显示，美国对这些实验室拥有绝对控制权，且禁止生物武器研发技术外传。虽然美国否认在乌进行生物军事活动，但在事实面前，美国简单粗暴的否认并没有说服力。
转移斯拉夫族群血清样本，莫非在搞基因武器？
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将大量来自乌克兰各地区、完全属于斯拉夫族群的血清样本转移到国外。3月13日，乌安全局一名前官员表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正在研发一种新的基因型生物武器。虽然国际社会目前还没有办法对此进行核实，但美国确实在开展基因武器研究方面拥有两大先天优势。
首先是技术优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生物科技重大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生物科技研发方面“独领风骚”，并长期以来通过多种举措维持这种主导地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10年，美国的全球生物科技龙头地位依然难以撼动。美国防部正将生物技术现代化作为优先工作事项之一，加快制定国防生物技术发展十年路线图，升级现有技术体系，满足军队新型备战需求。
其次是战略谋划优势。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具有全局性优势。从2014年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生物技术办公室正式成立，宣布“生物科技作为一项核心学科，代表了国防科技的未来”，到美国科学院《合成生物学时代的生物防御》报告表示“政府应该密切关注（合成生物学）这个高速发展的领域，就像在冷战时期对化学和物理学的密切关注一样”；从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20YY生物战战略研究，到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提出生物防御“阿波罗”计划倡议，美国战略安全界抱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国家战略利益意识，倾向于打造带有进攻性趋向的生物威慑体系。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说，要打消国际社会对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疑虑，美国应该本着负责任态度，对其生物军事活动作出全面澄清，应该开放这些实验室供国际专家独立调查，并停止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对于这些要求，美国置若罔闻。
不过，即便坐实了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进行违法和违约行为，法律的板子恐怕也很难打到美国政府头上，因为从历史上看，美国这些海外行动的决策者、执行者极其善于钻国内以及国际法律空子。他们可能利用法律漏洞，让这些海外实验室“听命于”美国，但其法律身份却和美国政府没有关系。
军工复合体与资本的畸形联姻
美国本土与海外生物实验室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且军事部门深度参与。笔者推测美国的动机主要有二：一是处心积虑发展生物武器；二是在不开发生物武器的前提下，全方位推进生物科技助战、备战，并在全球抢占生物领域优势。通过对美国本土和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说，即便美国没有在这些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它也正走在一条危险道路上，时刻处于悬崖边缘，并很有可能达不到其预期效果并反遭吞噬。
美国在东欧、中亚、东亚等海外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甚至激进的做法，进一步模糊了进攻性和防御性生物技术研发的边界，加剧了病原体实验室泄漏和大流行疫情暴发的风险，催生了生物武器技术加速扩散新风险，加大了人为主动因素诱发的局部地区激烈对抗、战争风险、全球资本市场风险。
更需要警惕的是，以这些海外生物实验室为平台，美国战争经济“养大”的军工复合体，可能与华尔街资本进行畸形联姻。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已经将大部分工作外包给了Battelle和Metabiota等私营公司，这些公司不需要对国会负责，可以更自由地运作，并绕过法律的约束。
一个让人警惕的例子就是，美国旧金山Metabiota公司已经推出了首个商业化的疫情评估和防范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帮助保险公司制定对自己更有利的流行病保险方案。值得注意的是，Metabiota公司已经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出资组建的IQT公司签署战略协议。
2月24日，俄乌军事冲突爆发，随即美国在乌克兰以及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活动被置于国际舞台之上。对于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的活动，各国疑窦重重、忧心忡忡，而美国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目前各种证据显示，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很可能在“玩火”，而这是一条不归路。历史证明，“基地”组织本质上是被美援喂大的，华盛顿最后养蛊却遭反噬。在生物武器研究方面，美国可能重蹈覆辙。从长远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从事高风险活动，由此带来的“后遗症”不仅是这些实验室所在国的灾难，也会殃及各国人民。（环球网）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