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揭网络水军黑幕：复制粘贴预定文案、评论越真报酬越高】“招收水军，1r一个，要做的来。”在一个名为“百度贴吧组合控评”的QQ群里，群主发送了一项任务。在群里的《法治日报》记者私信群主并领取任务。按照群主要求，记者用自己的个人账号，点击进入群主提供的链接（评价一部电影），复制粘贴群主提供的内容并点击发表。然后，将评论截图保存并发给群主。不一会儿，该群主给记者转来一份佣金：1元钱。至此，记者才知道，任务中提到的“1r”代表的是1元钱。
这是记者近期卧底网络水军群接到的第一单。
之后，该群主又发布了另一个任务，同样有写好的一长段文案，不过这次的任务是抹黑某旅游度假村，且文案用词十分粗暴、恶劣。“你只需要用你的账号把这些文字复制粘贴上去就行了。”群主如是说。当记者质疑文案内容是否过于不堪，会不会影响不好时？群主解释道：“咱们做水军的，只是为了完成上面派下来的任务，不需要关心后续影响。这类任务很多，做多了你也就觉得正常了。”记者以刚入行需要适应为由没有接这单。
但通过与该群主多次交流，且在不断加入其他水军群的过程中，记者对网络水军运作模式有了深入的了解。据该群主介绍，网络水军业务来源广泛，以娱乐圈为例，有的小明星为了出名，会雇佣水军来涨人气，其经纪公司会把任务交给专门做网络水军的组织，组织再雇佣大量水军，冒充该明星的粉丝在网上进行正面评价，制造该明星大受追捧的假象。
一明星的粉丝小张告诉记者，有一天，她所在的粉丝群管理员找到她，询问是否愿意提供资金为其所粉的明星刷流量。原来，该明星参演的电视剧马上开播，“粉头”准备雇佣水军为电视剧刷评论。小张这才知道电视剧评论下面如此整齐划一的应援标语出自哪里。实际上，记者所在的上述水军群，属于水军产业链的最末环，是人数最庞大的一环。这一环也分为两类：一类人数少，是几百人不等的精品群；另一类人数多，是1000人以上的任务群。
两类水军群有何不同？据记者调查了解，任务群往往就是纯粹的复制+粘贴，评论的文案几乎一致；而精品群，评论时不仅要图文并茂，评论内容也各有不同，要让评论看起来更加真实。后者更加复杂，相应的报酬也更高。
记者随后加入了一个精品群，该群的“主攻”业务是某大型电商平台。每次群主将商品链接发到群里，群友接单后，群主会给每个领取任务的群友发送不同的文案和视频图片。之后，接任务的群友要用自己的个人账号拍下商品，上传群主预先给的评论内容。按照要求，记者参与完成了其中一单任务——拍下水果，向群主提供了下单截图和评论截图。群主核实后，将本金和佣金（1.5元）一并转给了记者。
记者在网络水军群卧底发现，水军们的“工作范围”可谓广泛——商品好评、影视控评、短视频热度、假粉丝等，凡是需要网络用户参与的领域，几乎都有他们的身影。对此，一名用过网络水军的公关公司工作人员说，常言道“三人成虎”，水军的目的就是制造庞大的舆论引导网民，从而达到雇主预想的效果。
水军群不仅“涉猎广泛”，每天更是“生意兴隆”。记者最早加入的那个水军群，据统计，一天之内，群里发布的各类任务就多达436条。而在高峰期，任务更是以分钟为单位被分派到群里。在记者加入的10多个网络水军群中，每个群都有千余人。分派任务的人为了隐蔽，经常将群名起一个和水军毫无关系的名字，如踏雪而归、欢聚一堂等。其中，有些群被设置成全体禁言，只有群主才能发言。还有一些群主发布任务后，会把接任务的群友拉到一个新群或讨论组，在任务完成后又快速将该群解散。
由于记者在多个网络水军群中一直积极发言，被管理员推荐到了精品群中。记者和该管理员接触多次后，对方竟有意将记者“拉入麾下”，成为他们组织的成员，承担类似水军群群主的工作。为更深入调查，记者同意了该管理员的邀请。之后，记者的工作从原来的接任务变成了派任务：每天从更加高级、更加隐蔽的群里获取任务，然后作为“小头目”在扣除自己的利润后，转发到水军群里。每个任务的价格在0.5元到1.5元不等。水军群群主可以从中抽取百分之二十作为利润，自己留下。
其间，记者也接到几个金额比较高的大任务，如关注某企业微信公众号等，由于操作复杂，而且有时还需要录入个人信息，因此报酬也水涨船高。在高佣金的诱惑下，这些任务很快会被一些群主接走。记者尝试接过一个刷评论的任务，在发到群里后，立刻有几十人前来领任务，之后的两个小时里，记者的QQ对话框中一直挤满了对话窗口，或是接任务或是完成任务后前来领赏的。
为更进一步深入调查，记者向该管理员提出“升迁”的意愿，被拒绝。该管理员称，“大头目”都是给雇主的亲信准备的，因为这里面“油水”多，没有关系的人轻易是进不去的。
“拿影视圈来说，你需要和某个艺人的经纪公司扯上关系，才有机会当上‘大头目’，毕竟没有人知道你是不是替别人家来搞破坏的。”该管理员说。（法制日报-法制网）https://t.cn/A6ij7mZ8
这是记者近期卧底网络水军群接到的第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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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通过与该群主多次交流，且在不断加入其他水军群的过程中，记者对网络水军运作模式有了深入的了解。据该群主介绍，网络水军业务来源广泛，以娱乐圈为例，有的小明星为了出名，会雇佣水军来涨人气，其经纪公司会把任务交给专门做网络水军的组织，组织再雇佣大量水军，冒充该明星的粉丝在网上进行正面评价，制造该明星大受追捧的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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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类水军群有何不同？据记者调查了解，任务群往往就是纯粹的复制+粘贴，评论的文案几乎一致；而精品群，评论时不仅要图文并茂，评论内容也各有不同，要让评论看起来更加真实。后者更加复杂，相应的报酬也更高。
记者随后加入了一个精品群，该群的“主攻”业务是某大型电商平台。每次群主将商品链接发到群里，群友接单后，群主会给每个领取任务的群友发送不同的文案和视频图片。之后，接任务的群友要用自己的个人账号拍下商品，上传群主预先给的评论内容。按照要求，记者参与完成了其中一单任务——拍下水果，向群主提供了下单截图和评论截图。群主核实后，将本金和佣金（1.5元）一并转给了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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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军群不仅“涉猎广泛”，每天更是“生意兴隆”。记者最早加入的那个水军群，据统计，一天之内，群里发布的各类任务就多达436条。而在高峰期，任务更是以分钟为单位被分派到群里。在记者加入的10多个网络水军群中，每个群都有千余人。分派任务的人为了隐蔽，经常将群名起一个和水军毫无关系的名字，如踏雪而归、欢聚一堂等。其中，有些群被设置成全体禁言，只有群主才能发言。还有一些群主发布任务后，会把接任务的群友拉到一个新群或讨论组，在任务完成后又快速将该群解散。
由于记者在多个网络水军群中一直积极发言，被管理员推荐到了精品群中。记者和该管理员接触多次后，对方竟有意将记者“拉入麾下”，成为他们组织的成员，承担类似水军群群主的工作。为更深入调查，记者同意了该管理员的邀请。之后，记者的工作从原来的接任务变成了派任务：每天从更加高级、更加隐蔽的群里获取任务，然后作为“小头目”在扣除自己的利润后，转发到水军群里。每个任务的价格在0.5元到1.5元不等。水军群群主可以从中抽取百分之二十作为利润，自己留下。
其间，记者也接到几个金额比较高的大任务，如关注某企业微信公众号等，由于操作复杂，而且有时还需要录入个人信息，因此报酬也水涨船高。在高佣金的诱惑下，这些任务很快会被一些群主接走。记者尝试接过一个刷评论的任务，在发到群里后，立刻有几十人前来领任务，之后的两个小时里，记者的QQ对话框中一直挤满了对话窗口，或是接任务或是完成任务后前来领赏的。
为更进一步深入调查，记者向该管理员提出“升迁”的意愿，被拒绝。该管理员称，“大头目”都是给雇主的亲信准备的，因为这里面“油水”多，没有关系的人轻易是进不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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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公布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十大典型案例】2021年３月，合肥市完成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组建合肥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承担交通运输领域行政处罚以及与之相关的行政检查和行政强制职责。支队组建以来，累计作出行政处罚决定2651件，其中非法营运案件697件、非法经营网约车案件862件、非法经营城际客运126件、网约车平台违法案件487件、出租汽车异地营运39件、海事及水路运输案件278件、公路路政案件9件、交通工程质量监督案件1件、其他案件152件。依法实施各类轻微免罚案件172件。
为深入贯彻落实行政执法公示制度，充分发挥行政处罚案例的教育警示作用，不断增强交通运输从业人员尊重法律、敬畏法律和依法经营、公平竞争的规则意识，合肥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筛选了10个典型案例，现予以发布。
一、王某未取得出租汽车经营资格证擅自从事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案
2021年9月1日，合肥市交通运输执法人员在合肥南站附近实施检查时，发现王某驾驶皖AS9XXX起亚牌小型客车搭载两名乘客，约定从合肥南站地下停车场到市中心收取车费30元。该行为违反了《安徽省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十九条之规定，未取得出租汽车经营资格证擅自从事出租汽车客运经营的，依据《安徽省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六十二条第（一）项之规定，给予王某罚款1万元的行政处罚。
二、杨某未取得经营许可擅自从事或变相从事网约车经营活动案
2021年5月1日，合肥市交通运输执法人员在合肥南站附近实施检查时，发现杨某驾驶皖ADZXXX哈弗牌小型客车，通过某出行软件接单搭载两名乘客从合肥南站到新站区某酒店，约定到达目的地按照出行软件计费收取乘客车费。该行为违反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十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五条之规定，未取得经营许可擅自或变相从事网约车经营活动的，依据《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三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给予杨某警告并处罚款1万元的行政处罚。
三、赵某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城际客运经营案
2021年8月13日，合肥市交通运输执法人员在合肥市胜利路与站前路交口实施检查时，发现赵某驾驶皖AZAXXX大通牌小型客车分别从滨湖新区、明珠广场等地，搭载多批次互不相识的五名乘客前往安徽省颍上县，并与乘客约定到达目的地后收取每名乘客100元车费。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十条之规定，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运输经营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六十三条之规定，给予赵某罚款3万元的行政处罚。
四、张某驾驶出租汽车超出许可的营运区域营运案
2021年7月22日，合肥市交通运输执法人员在合肥南站附近实施检查时，发现张某驾驶皖A23XXX庐江籍出租车，通过某出行软件接单，搭载一名乘客从合肥工业大学北门到合肥南站，约定到达目的地后按照出行软件计费收取乘客车费。该行为违反了《安徽省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二）项之规定，出租汽车超出许可的营运区域营运的，依据《安徽省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六十四条第（三）项之规定，给予当事人张某罚款1千元的行政处罚。
五、某网约车平台公司提供服务车辆未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案
2021年4月20日，合肥市交通运输执法人员在合肥火车站附近实施检查时，发现樊某驾驶皖AF6XXX吉利牌小型客车通过某网约车平台公司的出行软件接单后，搭载三名乘客从蜀山区某小区到合肥火车站，到达目的地后按出行软件显示车费计费收取乘客19元1角车费。经查，皖AF6XXX吉利牌小型客车未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该网约车平台公司为不具备营运资格的车辆提供信息服务，违反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七条之规定，依据《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给予该网约车平台公司罚款1万元的行政处罚。
六、某航运公司超越许可范围经营水路运输业务案
2021年3月以来，安徽省某航运公司所属数艘船舶因非法从事海上运输等行为，分别被张家港海事局、上海浦东海事局、宝山海事局等执法单位给予行政处罚，并抄告我市交通运输部门。经合肥市市交通运输执法支队调查，该公司超越许可范围经营水路运输业务的行为违反了《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第十七条之规定，依据《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之规定给予罚款15万元的行政处罚。
七、钮某所属船舶涉及污染物排放的作业未遵守操作规程案
2021年12月24日，合肥市交通运输执法人员在巢湖船闸下游待闸锚地实施检查时，发现钮某所属皖苏泰海XXX号船舶生活污水处理器未按照规定接通电源，不能正常开启使用。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六十条第二款之规定，进行涉及污染物排放的作业未遵守操作规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给予船舶所有人钮某罚款2千元的行政处罚。
八、某公司擅自在公路上增设或者改造平面交叉道口案
2021年6月29日，合肥市交通运输执法人员在省道巡查时，发现某公司未经许可擅自在省道不同路段增设了三处平面交叉道口，且范围已超出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限制标准。该公司行为违反了《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二十七条第（六）项之规定，执法人员现场下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该公司立即停止施工，采取现场安全保障措施，并依据《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六十二条之规定给予罚款3万元的行政处罚。
九、某公司未对涉及施工使用的建筑原材料进行检验案
2021年8月18日，合肥市交通运输执法人员依法对某公司承建的桥梁改建工程施工使用的建筑原材料砂石进行检查，发现该公司未对建筑原材料进行检验，违反了《公路水运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第十四条、《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之规定，依据《公路水运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第四十一条、《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六十五条之规定，给予该公司罚款10万元的行政处罚。
十、姚某在公路上及公路用地范围内从事摆摊设点轻微违法免罚案
2021年11月21日，合肥市交通运输执法人员在省道巡查时，发现姚某在公路用地范围内搭建简易棚用于摆摊设点，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四十六条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七十七条之规定，应给予姚某罚款的行政处罚。因姚某违法行为系首次被发现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按执法人员要求予以纠正，符合安徽省交通运输厅、安徽省司法厅《关于在全省交通运输领域推行轻微违法行为免予行政处罚清单和告知承诺制的通知》（皖交政法函〔2021〕236 号）精神，结合该案基本案情、证据材料及当事人及时纠正违法行为的情况，决定对姚某作出不予处罚决定。
为深入贯彻落实行政执法公示制度，充分发挥行政处罚案例的教育警示作用，不断增强交通运输从业人员尊重法律、敬畏法律和依法经营、公平竞争的规则意识，合肥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筛选了10个典型案例，现予以发布。
一、王某未取得出租汽车经营资格证擅自从事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案
2021年9月1日，合肥市交通运输执法人员在合肥南站附近实施检查时，发现王某驾驶皖AS9XXX起亚牌小型客车搭载两名乘客，约定从合肥南站地下停车场到市中心收取车费30元。该行为违反了《安徽省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十九条之规定，未取得出租汽车经营资格证擅自从事出租汽车客运经营的，依据《安徽省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六十二条第（一）项之规定，给予王某罚款1万元的行政处罚。
二、杨某未取得经营许可擅自从事或变相从事网约车经营活动案
2021年5月1日，合肥市交通运输执法人员在合肥南站附近实施检查时，发现杨某驾驶皖ADZXXX哈弗牌小型客车，通过某出行软件接单搭载两名乘客从合肥南站到新站区某酒店，约定到达目的地按照出行软件计费收取乘客车费。该行为违反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十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五条之规定，未取得经营许可擅自或变相从事网约车经营活动的，依据《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三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给予杨某警告并处罚款1万元的行政处罚。
三、赵某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城际客运经营案
2021年8月13日，合肥市交通运输执法人员在合肥市胜利路与站前路交口实施检查时，发现赵某驾驶皖AZAXXX大通牌小型客车分别从滨湖新区、明珠广场等地，搭载多批次互不相识的五名乘客前往安徽省颍上县，并与乘客约定到达目的地后收取每名乘客100元车费。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十条之规定，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运输经营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六十三条之规定，给予赵某罚款3万元的行政处罚。
四、张某驾驶出租汽车超出许可的营运区域营运案
2021年7月22日，合肥市交通运输执法人员在合肥南站附近实施检查时，发现张某驾驶皖A23XXX庐江籍出租车，通过某出行软件接单，搭载一名乘客从合肥工业大学北门到合肥南站，约定到达目的地后按照出行软件计费收取乘客车费。该行为违反了《安徽省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二）项之规定，出租汽车超出许可的营运区域营运的，依据《安徽省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六十四条第（三）项之规定，给予当事人张某罚款1千元的行政处罚。
五、某网约车平台公司提供服务车辆未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案
2021年4月20日，合肥市交通运输执法人员在合肥火车站附近实施检查时，发现樊某驾驶皖AF6XXX吉利牌小型客车通过某网约车平台公司的出行软件接单后，搭载三名乘客从蜀山区某小区到合肥火车站，到达目的地后按出行软件显示车费计费收取乘客19元1角车费。经查，皖AF6XXX吉利牌小型客车未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该网约车平台公司为不具备营运资格的车辆提供信息服务，违反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七条之规定，依据《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给予该网约车平台公司罚款1万元的行政处罚。
六、某航运公司超越许可范围经营水路运输业务案
2021年3月以来，安徽省某航运公司所属数艘船舶因非法从事海上运输等行为，分别被张家港海事局、上海浦东海事局、宝山海事局等执法单位给予行政处罚，并抄告我市交通运输部门。经合肥市市交通运输执法支队调查，该公司超越许可范围经营水路运输业务的行为违反了《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第十七条之规定，依据《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之规定给予罚款15万元的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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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姚某在公路上及公路用地范围内从事摆摊设点轻微违法免罚案
2021年11月21日，合肥市交通运输执法人员在省道巡查时，发现姚某在公路用地范围内搭建简易棚用于摆摊设点，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四十六条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七十七条之规定，应给予姚某罚款的行政处罚。因姚某违法行为系首次被发现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按执法人员要求予以纠正，符合安徽省交通运输厅、安徽省司法厅《关于在全省交通运输领域推行轻微违法行为免予行政处罚清单和告知承诺制的通知》（皖交政法函〔2021〕236 号）精神，结合该案基本案情、证据材料及当事人及时纠正违法行为的情况，决定对姚某作出不予处罚决定。
【#官方回应四川不能自家杀年猪#】“就这样吧。”近日，巴中市通江县泥溪镇大柏树村屠宰户杨波，封存了自家的杀猪刀。
数百公里之外，等不到屠宰生猪定点屠宰许可证的徐忠云，也开始遣返员工。徐忠云的身份，是凉山州金阳县生猪屠宰场法人。
8月，新修订的《生猪屠宰管理条例》正式实施，这也被认为是史上“最严”的生猪屠宰条例：明确了建立生猪定点屠宰厂（场）信用档案，并明确进入市场流通的猪肉必须在证件齐全的定点屠宰场点完成屠宰。而杨波和徐中云的屠宰场点，均未能取得全部证件。
业内人士看来，这无疑是对小型屠宰场点命运的“最后裁决”。实际上，结合疫情防控和环保要求等，目前四川开门营业的生猪屠宰点仅780余个，比2014年前后减少了四分之三。如此大规模的压缩，不仅对生猪第一大省——四川的屠宰产业格局影响深远，也可能对群众的饮食习惯产生影响。
压减小型屠宰场点的背景是什么？“我们还能不能杀年猪自己吃？”“还能不能杀猪到场镇上卖？”《条例》实施后，2个多月来，不少网友通过四川日报全媒体问政四川平台和民情热线（028-86968696）发出疑问，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2020年1月18日，泸州市江阳区分水岭镇董允坝蔬式生活广场举办的一场年猪宴。（资料图 摄影：刘学懿）
年猪还能不能杀？
“我们还能不能杀年猪自己吃？”“还能不能杀猪到场镇上卖？”“年猪宴还能搞吗？”……这是《条例》实施后，“前屠户”们和一些群众最大的疑惑。
“前屠户”杨波说，离自家村庄最近的定点屠宰场，远在上百公里外的通江县城。只有在那里，养殖户们才能完成检验检疫和屠宰。也正是因为距离远，不少周边村社的乡亲在遇到红白喜事杀猪或者杀年猪时，仍然请杨波操刀——他自小跟着父亲杀猪，练就了一身手艺，“往年杀的年猪吃不完，还能在周边去卖。”
2015年1月，位于丹棱县杨场镇狮子村4组定点屠宰场的彭师傅在忙着“开边”。（资料图 摄影 视觉四川 刘敬宗）
年猪宴还能继续办吗？
同样困惑的，还有苍溪县农家乐业主赵元。往年，杀年猪和举办年猪宴、年猪节，是他家农家乐创收来源之一。赵元说，自己在2018年和2017年的春节，最多时候一天杀过五头年猪，能置办上百桌宴席。眼下《条例》的实施，让这项创收活动前景变得扑朔迷离。
那么，杀年猪、年猪宴等还能继续吗？
“这的确是灰色地带。”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表示，根据《条例》，群众或养殖户的自养自食不受限制。
四川省畜牧业协会相关负责人坦言，从《条例》来看，杀年猪用于自己食用合乎相关规定。但如要上市销售的猪肉或相关制品（含菜肴），销售方必须到定点屠宰场点完成检验检疫和屠宰才能进入流通环节。照此规定，年猪宴举行之前，农家乐等业主应将生猪送至指定屠宰场点检验检疫或完成屠宰。
2014年8月29日17点，在雷波县天缘定点屠宰场，穿着工作服的检疫员手脚麻利地进行检疫。（资料图 摄影 吴梦琳）
卖猪杀猪吃肉成本提升怎么办？
不过，相较于杀年猪面临着取消，村民们卖猪杀猪吃肉成本增加所波及的范围更广。
“太远了，我们不想去（收）。”近日，达州万源市猪贩刘立本谢绝了几位养殖户和肉贩子的邀请。在国庆节前后的消费旺季，刘立本不愿意“接单”的原因很简单：对方所在的乡镇距离有资质的屠宰点太远，往返的成本太高，“跑一趟好几个小时，挣得还不多，不如就做县城这一块的生意。”
有多高？
杨波给出的数据更为直白：此前，运到场镇上屠宰便可就地销售，两头猪的运费最多50元。但眼下运到县城附近的定点屠宰场，运费则要300元，“到最后，还是要买肉的老百姓自己分摊。”杨波介绍，眼下附近场镇的肉价，每斤高于县城及县城临近场镇1-2元。
很多乡镇的小型屠宰点被取消了，谁来填补这个空白？提升的屠宰成本如何控制？记者采访中，不少基层群众和业内人士都有这样的疑惑。
重建新的农村屠宰网点，能否引导鼓励巨头企业“下乡杀猪”？
“这其实是一次行业转型，希望和出路应该在规模企业上。”谈到眼下群众所反映出的困惑，四川农业大学教授李学伟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这并非无的放矢——今年以来，在越发严格的管理制度下，小型屠宰场点不断退出之际，大型企业开始大举进场。
江油市华丰肉联厂机械化屠宰生产车间内屠宰现场（资料图 四川省农业农村厅供图）
今年，四川德康农牧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宜宾市、眉山市分别计划布局年屠宰能力300万头、200万头。而另一家上市公司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表示，公司与成都佳享食品有限公司携手，在成都蒲江县布局生猪屠宰产能。
实力相对雄厚的大型屠宰企业，成了重建乡镇生猪和猪肉屠宰销售网点的希望。
业内看来，除开拥有“不受限制”的运营资质外，大企业可以通过布局连锁销售、下沉冷藏库点等形式，附带配套生猪收储、屠宰网点。而与传统的小屠宰场比，这些网点最大的特征将是标准化运行。“当然，也要精心选址，以降低运行维护的成本。”四川农业大学教授李学伟介绍，只要区域内的潜在消费者能够达到一定数量，大企业自然就有布局的动力。只是，这还需要跨越规划缺位、驱动政策不足等门槛。
“我们是想把触角向下延伸，但不知道布局在哪里好。”川内某大型屠宰企业负责人呼吁，业务主管部门应尽快依据养殖产能和居民点分布，合理规划生猪收储屠宰和猪肉销售网点，为企业布局提供依据。
此外，不少企业则提到：与大中城市相比，布局乡镇屠宰和猪肉销售网点，利润空间不大。在没有对应的奖补政策前提下，大型企业向乡镇（特别是偏远乡镇）进军的意愿并不高。
目前四川正在梳理现有定点屠宰点位布局
对此，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透露，目前四川正在梳理现有定点屠宰点位布局，力求尽可能找出屠宰点位覆盖的盲区和边远区域，进而编制解决方案。而至于是否鼓励巨头企业“下乡杀猪”，前述负责人表示，将会根据相关情况演变而定，政策还在拟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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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屠宰点大规模压减的背后故事
“其实大家心里应该有准备，因为整个过程持续七年多了。”四川省畜牧兽医局副调研员朱磊介绍，过去多年，从中央到省上，一直在压减小型屠宰点的数量。
从2014年起，四川开始对屠宰点清理整顿、整合重组。根据相关统计分析，这一年，四川尚有在册生猪定点屠宰场点2816家。
“主要出发点是保障卫生水平和猪肉产品安全。”巴中市农业农村局总畜牧师苟斌才回忆，村镇一级的屠宰场点规模普遍偏小、卫生和检验检疫等设施投入有限，因此整改的方向就是对小型定点屠宰场点和私自宰杀场点的取缔退出。
2016年起，这样的清理整顿和整合重组，并先后加入了环保和疫情防控两个元素。
“过去杀了猪，都是拿着自来水管冲一遍地。”资阳市安岳县屠宰户周大杰回忆，2016年前后的省级和中央环保督察中，自家的屠宰点因为无法解决污水处理问题而关门。2016年，全省累计取缔关闭不合格屠宰点1160个，取缔关闭率达39%。
非洲猪瘟疫情传入，则给了剩下一部分小型屠宰场点最后一击。
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动物卫生监督所所长李宗林说，感染非洲猪瘟后，生猪的致死率为100%，应对当年的非洲猪瘟疫情，强化生猪屠宰点的管控势在必行。
与此同时，农业农村部将四川列为全国压减小型生猪屠宰场点的15个重点省（直辖市、自治区）之一，并派出专家组来川逐县开展复核小型屠宰场点退出情况。
结合疫情防控要求等，四川于去年再压减小型屠宰点180余个，目前全省开门营业的生猪屠宰点还有780余个，比2014年前后减少了四分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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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后的《生猪屠宰管理条例》体现“最严格的监管”要求
修订后的《生猪屠宰管理条例》于今年8月1日起施行。7月23日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公布，此次条例修订体现了“最严格的监管”要求，施行以后能更有效保障“舌尖上的安全”。
条例此次修订体现了“最严格的监管”要求，在五大制度方面有所体现：一是生猪进厂查验制度；二是屠宰全过程的质量管理制度；三是生猪产品的出厂记录制度；四是问题生猪产品的召回制度；五是风险监测制度。
你家杀年猪吗？（四川日报微信公众号）
数百公里之外，等不到屠宰生猪定点屠宰许可证的徐忠云，也开始遣返员工。徐忠云的身份，是凉山州金阳县生猪屠宰场法人。
8月，新修订的《生猪屠宰管理条例》正式实施，这也被认为是史上“最严”的生猪屠宰条例：明确了建立生猪定点屠宰厂（场）信用档案，并明确进入市场流通的猪肉必须在证件齐全的定点屠宰场点完成屠宰。而杨波和徐中云的屠宰场点，均未能取得全部证件。
业内人士看来，这无疑是对小型屠宰场点命运的“最后裁决”。实际上，结合疫情防控和环保要求等，目前四川开门营业的生猪屠宰点仅780余个，比2014年前后减少了四分之三。如此大规模的压缩，不仅对生猪第一大省——四川的屠宰产业格局影响深远，也可能对群众的饮食习惯产生影响。
压减小型屠宰场点的背景是什么？“我们还能不能杀年猪自己吃？”“还能不能杀猪到场镇上卖？”《条例》实施后，2个多月来，不少网友通过四川日报全媒体问政四川平台和民情热线（028-86968696）发出疑问，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2020年1月18日，泸州市江阳区分水岭镇董允坝蔬式生活广场举办的一场年猪宴。（资料图 摄影：刘学懿）
年猪还能不能杀？
“我们还能不能杀年猪自己吃？”“还能不能杀猪到场镇上卖？”“年猪宴还能搞吗？”……这是《条例》实施后，“前屠户”们和一些群众最大的疑惑。
“前屠户”杨波说，离自家村庄最近的定点屠宰场，远在上百公里外的通江县城。只有在那里，养殖户们才能完成检验检疫和屠宰。也正是因为距离远，不少周边村社的乡亲在遇到红白喜事杀猪或者杀年猪时，仍然请杨波操刀——他自小跟着父亲杀猪，练就了一身手艺，“往年杀的年猪吃不完，还能在周边去卖。”
2015年1月，位于丹棱县杨场镇狮子村4组定点屠宰场的彭师傅在忙着“开边”。（资料图 摄影 视觉四川 刘敬宗）
年猪宴还能继续办吗？
同样困惑的，还有苍溪县农家乐业主赵元。往年，杀年猪和举办年猪宴、年猪节，是他家农家乐创收来源之一。赵元说，自己在2018年和2017年的春节，最多时候一天杀过五头年猪，能置办上百桌宴席。眼下《条例》的实施，让这项创收活动前景变得扑朔迷离。
那么，杀年猪、年猪宴等还能继续吗？
“这的确是灰色地带。”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表示，根据《条例》，群众或养殖户的自养自食不受限制。
四川省畜牧业协会相关负责人坦言，从《条例》来看，杀年猪用于自己食用合乎相关规定。但如要上市销售的猪肉或相关制品（含菜肴），销售方必须到定点屠宰场点完成检验检疫和屠宰才能进入流通环节。照此规定，年猪宴举行之前，农家乐等业主应将生猪送至指定屠宰场点检验检疫或完成屠宰。
2014年8月29日17点，在雷波县天缘定点屠宰场，穿着工作服的检疫员手脚麻利地进行检疫。（资料图 摄影 吴梦琳）
卖猪杀猪吃肉成本提升怎么办？
不过，相较于杀年猪面临着取消，村民们卖猪杀猪吃肉成本增加所波及的范围更广。
“太远了，我们不想去（收）。”近日，达州万源市猪贩刘立本谢绝了几位养殖户和肉贩子的邀请。在国庆节前后的消费旺季，刘立本不愿意“接单”的原因很简单：对方所在的乡镇距离有资质的屠宰点太远，往返的成本太高，“跑一趟好几个小时，挣得还不多，不如就做县城这一块的生意。”
有多高？
杨波给出的数据更为直白：此前，运到场镇上屠宰便可就地销售，两头猪的运费最多50元。但眼下运到县城附近的定点屠宰场，运费则要300元，“到最后，还是要买肉的老百姓自己分摊。”杨波介绍，眼下附近场镇的肉价，每斤高于县城及县城临近场镇1-2元。
很多乡镇的小型屠宰点被取消了，谁来填补这个空白？提升的屠宰成本如何控制？记者采访中，不少基层群众和业内人士都有这样的疑惑。
重建新的农村屠宰网点，能否引导鼓励巨头企业“下乡杀猪”？
“这其实是一次行业转型，希望和出路应该在规模企业上。”谈到眼下群众所反映出的困惑，四川农业大学教授李学伟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这并非无的放矢——今年以来，在越发严格的管理制度下，小型屠宰场点不断退出之际，大型企业开始大举进场。
江油市华丰肉联厂机械化屠宰生产车间内屠宰现场（资料图 四川省农业农村厅供图）
今年，四川德康农牧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宜宾市、眉山市分别计划布局年屠宰能力300万头、200万头。而另一家上市公司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表示，公司与成都佳享食品有限公司携手，在成都蒲江县布局生猪屠宰产能。
实力相对雄厚的大型屠宰企业，成了重建乡镇生猪和猪肉屠宰销售网点的希望。
业内看来，除开拥有“不受限制”的运营资质外，大企业可以通过布局连锁销售、下沉冷藏库点等形式，附带配套生猪收储、屠宰网点。而与传统的小屠宰场比，这些网点最大的特征将是标准化运行。“当然，也要精心选址，以降低运行维护的成本。”四川农业大学教授李学伟介绍，只要区域内的潜在消费者能够达到一定数量，大企业自然就有布局的动力。只是，这还需要跨越规划缺位、驱动政策不足等门槛。
“我们是想把触角向下延伸，但不知道布局在哪里好。”川内某大型屠宰企业负责人呼吁，业务主管部门应尽快依据养殖产能和居民点分布，合理规划生猪收储屠宰和猪肉销售网点，为企业布局提供依据。
此外，不少企业则提到：与大中城市相比，布局乡镇屠宰和猪肉销售网点，利润空间不大。在没有对应的奖补政策前提下，大型企业向乡镇（特别是偏远乡镇）进军的意愿并不高。
目前四川正在梳理现有定点屠宰点位布局
对此，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透露，目前四川正在梳理现有定点屠宰点位布局，力求尽可能找出屠宰点位覆盖的盲区和边远区域，进而编制解决方案。而至于是否鼓励巨头企业“下乡杀猪”，前述负责人表示，将会根据相关情况演变而定，政策还在拟定中。
新闻多一点
四川屠宰点大规模压减的背后故事
“其实大家心里应该有准备，因为整个过程持续七年多了。”四川省畜牧兽医局副调研员朱磊介绍，过去多年，从中央到省上，一直在压减小型屠宰点的数量。
从2014年起，四川开始对屠宰点清理整顿、整合重组。根据相关统计分析，这一年，四川尚有在册生猪定点屠宰场点2816家。
“主要出发点是保障卫生水平和猪肉产品安全。”巴中市农业农村局总畜牧师苟斌才回忆，村镇一级的屠宰场点规模普遍偏小、卫生和检验检疫等设施投入有限，因此整改的方向就是对小型定点屠宰场点和私自宰杀场点的取缔退出。
2016年起，这样的清理整顿和整合重组，并先后加入了环保和疫情防控两个元素。
“过去杀了猪，都是拿着自来水管冲一遍地。”资阳市安岳县屠宰户周大杰回忆，2016年前后的省级和中央环保督察中，自家的屠宰点因为无法解决污水处理问题而关门。2016年，全省累计取缔关闭不合格屠宰点1160个，取缔关闭率达39%。
非洲猪瘟疫情传入，则给了剩下一部分小型屠宰场点最后一击。
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动物卫生监督所所长李宗林说，感染非洲猪瘟后，生猪的致死率为100%，应对当年的非洲猪瘟疫情，强化生猪屠宰点的管控势在必行。
与此同时，农业农村部将四川列为全国压减小型生猪屠宰场点的15个重点省（直辖市、自治区）之一，并派出专家组来川逐县开展复核小型屠宰场点退出情况。
结合疫情防控要求等，四川于去年再压减小型屠宰点180余个，目前全省开门营业的生猪屠宰点还有780余个，比2014年前后减少了四分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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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后的《生猪屠宰管理条例》体现“最严格的监管”要求
修订后的《生猪屠宰管理条例》于今年8月1日起施行。7月23日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公布，此次条例修订体现了“最严格的监管”要求，施行以后能更有效保障“舌尖上的安全”。
条例此次修订体现了“最严格的监管”要求，在五大制度方面有所体现：一是生猪进厂查验制度；二是屠宰全过程的质量管理制度；三是生猪产品的出厂记录制度；四是问题生猪产品的召回制度；五是风险监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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