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吴越国钱氏王族“官”、“新官”款白瓷器
白瓷执壶
白瓷官款海棠杯
白瓷官款花口碟
白瓷官款花口盘
白瓷釦银瓜形执壶
白瓷釦银花口盘
白瓷釦银云龙把杯
白瓷釦银大碗
小水注
自唐代中期开始，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和茶文化的兴起，刺激了瓷业的发展，以南方越州瓷窑为代表的青瓷窑系和北方定、邢、磁州窑为代表的白瓷窑系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制瓷新格局。
定窑是我国北宋至金代北方地区声誉最高、影响最大的窑场，以烧造白瓷为主。窑址位于今河北省曲阳县，因该县在唐、五代、北宋时曾隶属定州管辖，故其境内窑场名曰定窑。明、清时文人士大夫将其与柴、汝、官、哥、钧等著名瓷窑并称，继而又演绎出汝、官、哥、定、钧宋代“五大名窑”的说法。
定窑烧制瓷器始于唐代，北宋至金代达到鼎盛，元代以后渐趋式微。定窑素以烧造白瓷而闻名天下，产品造型规整、胎质洁白、釉质温润，多以刻、划、印花和描金等技法进行装饰，尤以印花装饰最为突出，构图严谨、图案清晰，被后人推为“印花之冠”。定窑除大量烧造民用瓷以外，从晚唐到金代还曾烧造宫廷用瓷和官府用瓷。北宋至金代，定窑瓷产量巨大，影响深远，以致在河北、山西等地形成庞大的瓷窑体系。宋廷南渡后，曾在景德镇设窑，完全取法定器，遂形成了北定与南定之分。唐、宋时期定窑瓷器还曾作为贸易瓷远销海外，在今天亚洲及北非一些国家的古代遗址中，有定窑瓷器标本发现。
1978年11月、1980年7月临安相继发现了吴越国缔建人钱镠父母亲墓——钱宽墓、水丘氏墓，两墓同茔异穴。钱宽墓发掘出土白瓷十九件，其中有十五件精细白瓷，器型有碗、碟、壶、杯、盘，器物内外满釉，釉色白中泛黄或白中闪青，胎质洁白致密，胎体轻薄，瓷化程度较高，器物素面，除一件无款外，其余器物外底皆行刻“官”、“新官”款识。水丘氏墓出土随葬白瓷十七件，皆制作精美，造型轻盈别致，釉色莹润明亮，胎体极薄，透光性极好，富有脱胎之感，胎质精细洁白，瓷化程度相当高，器物外底亦刻“官”、“新官”款，且器口、圈足大多鎏金银釦。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造型丰富、品类多样，具有以下特点：（1）器物多带款识。钱宽墓出土白瓷多落“官”款，水丘氏墓多落“新官”款。（2）器型风格鲜明。以瓜、花为题材创意，皆以素面呈现，通过简洁的模压、线条压棱、等距内凹等工艺造型，形制生动，构思精妙。（3）器形规整、品质上乘。白如雪、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胎骨坚实而致密，釉面滋润而匀净，其质量和造型炉火纯青，代表了晚唐定窑产品的最高水平，堪称薄胎瓷生产的巅顶之作。（4）器物用途明确，实用性强。碗、杯、碟、壶、注或为饮具，或为食具，皆为日常饮食用器，器物规格与实际用途相符，当为主人生前使用之物。
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窑口认定和烧制时间。钱宽墓志载：“有唐乾宁二年，钱府君以寿薨于临安茅山衣锦……，年六十有一。光化三年庚申十一月己酉始卜吉于本县义成乡清风里之南原也。”说明钱宽卒于唐乾宁二年（895），窆于光化三年（900）。水丘氏墓志载：“子镠今镇海镇东两军……九月四日薨于浙西府。”《钱氏家乘》记：“天复元年辛酉九月四日王妣秦国夫人水丘氏薨于杭州大都督府。”“王父宽与夫人水丘氏合葬衣锦南乡清风里之南原。”文献记载与墓志可辨识文字基本一致，说明水丘氏卒于唐天复元年（901），并于是年与钱宽并葬于衣锦南乡清风里。这就明确了钱宽墓随葬的白瓷器下限是公元900年，水丘氏墓随葬白瓷器的下限是公元901年。《钱氏家乘·武肃王年表》记：钱镠生于唐宣宗大中六年（852），唐咸通十三年（872）从军。唐乾符四年（887）授镇海军副使。光启三年（877），因平定浙东观察使刘汉宏而授杭越管内都指挥使、上武威大将军兼杭州刺史。景福二年（893）授镇东镇海节度使、浙西道观察处置使、润州刺史。乾宁二年（895），钱镠奉诏剿灭董昌，唐昭宗赐铁券以示褒奖，并敕授检校太师、定乱安国功臣。后梁开平元年（907）受封吴越王。龙德三年（923）封为吴越国王。钱镠以三十五年的戎马征战、平定两浙战乱，创建吴越国。僖宗光启三年（887）以后钱镠逐步被中原皇室赏识和倚重。由于当时浙江乃至整个南方地区并不具备烧制如此高质量白瓷器的条件，因而其烧造窑口、烧制时间、钱镠拥有这批精致瓷器的时间就成为了学术争讼的悬谜。
为破解这些问题，我们从以物证物和科技检测两个方面加以认识，一是研究分析钱宽夫妇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造型、纹饰、胎体、釉色、烧造工艺和字体款式特征并与各地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作比较研究，从形和色上确定其为晚唐时期定窑烧制的产品。二是采用无损成份分析法对瓷器的胎釉成份作半定量检测，用成份微量元素的构成，科学界定其为北方窑口产品，且数据含量与定窑产品相吻。对钱鏐获得这批白瓷器的时间和瓷器的烧制时间我们也作出了相应的判断：钱宽夫妇墓“官”、“新官”款白瓷器极有可能是中原皇室赐予钱鏐的物质奖赏，也即是说钱鏐拥有这批珍瓷的时间是在唐乾符四年（877）至唐天复元年（901）之间短短的二十几年间，其烧制时间亦基本可确定在此期间。
“官”、“新官”款的涵义和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金银釦。“陶成先得贡吾君”，宫廷用瓷是古代瓷器生产时代水平的标志，元代以前国家尚无专门烧制御器的窑场，唐代宫廷用瓷源于民窑，采用的是自下而上的贡奉和自上而下的派造两种形式。窑口烧制的大部分产品作为商品用于民间销售，至精至美之瓷才能作为贡品进奉朝廷。譬如作为南方最著名的青瓷窑口越窑，从唐代开始就不断地向宫廷进贡“秘色瓷”器，五代时期越瓷输贡不绝且数量巨大。宫廷用瓷的另一种形式是窑场受宫廷指派烧制瓷器，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白瓷就属于这种以派造方式烧造的产品，唐代的定窑、邢窑、越窑、磁州窑都曾为皇室以这种方式烧造御用瓷器，但它们均不是官窑，而是官派民烧或官监民烧。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官”、“新官”款同出，说明唐代执行官样标准制度上的不同，即“新官”新标准是相应于“官”旧标准而出现的。钱宽墓白瓷以“官”款居多，水丘氏墓则以“新官”款为多，两墓出土的白瓷器器型、纹饰、胎质、釉色上似无本质的差异，当是同一窑口、相近时期制作的产品，只是烧制具体时间上略有先后而已。国内有准确纪年墓葬“官”字款白瓷最早为唐景福二年（893），水丘氏墓“新官”款的出现，也不晚于天复元年（901）。水丘氏墓出土的十四件器物在口沿、足沿、流、钮等部位作鎏金银釦，而晚唐定窑瓷器的装烧工艺采用的是匣钵仰烧，与宋代采用的覆烧工艺迥然不同，非“芒口”，不加金银釦也不影响其使用，器物多釦的成因：一是延袭皇室崇尚金银器的传统，在唐金银尚不作货币流通，而一直为皇室及权贵制作器物使用。晚唐瓷业的空前发展，仿金银器造型薄胎精细白瓷的烧制直追金银器的现象也随之产生，在精白瓷上嵌釦金银，无疑是金银器与白瓷器产品融合的产物，为珍贵白瓷器再赋予更高的附加价值取向的结果。二是在晚唐“南青北白”的瓷业生产背景下，钱氏王族拥有中原皇室赏赐之物，既稀罕、也极其珍贵，在获得这些制作精湛、造型优美的白瓷后，采用金银釦工艺，对其做了加工，以显殊荣和奢华。考钱宽水丘氏夫妇墓以降经发掘的多座钱氏王族墓，随葬器物均未有精细白瓷器的再现，也说明“官”、“新官”款白瓷器绝非吴越国钱氏王族易得常用之物。三是在珍贵瓷器上加釦金银是吴越之地的一项特殊技艺，晚唐时进贡中原皇朝的越窑秘色瓷就有了这项工艺，钱氏王族将这项工艺发挥到了极致，三世五王将秘色瓷择作方物并加金银釦源源不断地向中原朝廷进贡。
钱宽水丘氏夫妇“官”、“新官”款白瓷器的特征。钱宽墓出土的十九件白瓷器中除一件执壶无款识，一件碗落“新官”款外，其余十七件均落“官”款。水丘氏墓出土的十七件白瓷器中除一件瓜棱执壶、一件花口碗、一件水注无款识，一件釦银瓜棱执壶、一件海棠杯、一件葵形花口碟落“官”款外，其余十一件均落“新官”款。器物落款的位置都在器外底，均为行书体，除钱宽墓出土的四瓣菱形花口盘呈阳刻“官”款外，余皆阴刻。
从刻字工具来看，分两种，一种较尖细，字迹细深而有力，钱宽墓的“官”款花口碟，水丘氏墓的“新官”款花口碟、盏、托和“官”款执壶皆以此类划刻工具题款。另一种工具较圆钝，运笔圆润而饱满，钱宽墓、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钱宽墓的“官”款菱形花口盘均以同类工具落款。从刻写笔法来看，题刻出自多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海棠杯、“官”款菱形花口盘，笔法相同应出自一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花口碟，明显带有两种不同的书写风格，当非一人所为。水丘氏墓出土的“新官”款云龙纹把杯、杯托、“新官”款花口碟，不仅书写风格相同，笔法一致，甚至于直书“新官”两字的布局上均呈现出“新”字靠左，“官”字靠右的特点，故可断定为同一人题款。所有款字皆系器物成型后，施釉前题刻。题刻款识风格是研究器物烧制窑口的重要途径之一。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制作方式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轮制坯体，碗、壶、注、碟等器物的内外壁均有清晰的旋纹。另一种方式是模制，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菱形花口盘，钱宽、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水丘氏墓的云纹把杯均体现出模制器物的典型特征。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多仿唐中期以前流行的金银器皿，钱宽、水丘氏墓的海棠杯、连托把杯、执壶、菱形盘、花口碟等，在造型、纹饰、装饰技法上或多或少地带有模仿金银器的痕迹，是运用瓷器制作不同材质同型器物的工艺创造。
水丘氏墓出的“官”款葵形花口碟与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葵形花口碟型制相同，皆为十瓣花口，但水丘氏其他“新官”款菱形花口碟，均为十二瓣花口，工艺上“新官”款白瓷碟比“官”款白瓷碟更精致，器型更规整。
如同秘色瓷研究一样，定窑白瓷的研究在学术界亦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如定窑的创烧时间 ，定窑的分期研究，“官”、“新官”款瓷器的产地含义研究，定窑的装烧方法研究，定窑覆烧工艺的研究等等均未得出最终的结论，而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晚唐时期的定窑白瓷器无疑为上述课题研究的破题和深入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
白瓷执壶
白瓷官款海棠杯
白瓷官款花口碟
白瓷官款花口盘
白瓷釦银瓜形执壶
白瓷釦银花口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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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瓷釦银大碗
小水注
自唐代中期开始，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和茶文化的兴起，刺激了瓷业的发展，以南方越州瓷窑为代表的青瓷窑系和北方定、邢、磁州窑为代表的白瓷窑系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制瓷新格局。
定窑是我国北宋至金代北方地区声誉最高、影响最大的窑场，以烧造白瓷为主。窑址位于今河北省曲阳县，因该县在唐、五代、北宋时曾隶属定州管辖，故其境内窑场名曰定窑。明、清时文人士大夫将其与柴、汝、官、哥、钧等著名瓷窑并称，继而又演绎出汝、官、哥、定、钧宋代“五大名窑”的说法。
定窑烧制瓷器始于唐代，北宋至金代达到鼎盛，元代以后渐趋式微。定窑素以烧造白瓷而闻名天下，产品造型规整、胎质洁白、釉质温润，多以刻、划、印花和描金等技法进行装饰，尤以印花装饰最为突出，构图严谨、图案清晰，被后人推为“印花之冠”。定窑除大量烧造民用瓷以外，从晚唐到金代还曾烧造宫廷用瓷和官府用瓷。北宋至金代，定窑瓷产量巨大，影响深远，以致在河北、山西等地形成庞大的瓷窑体系。宋廷南渡后，曾在景德镇设窑，完全取法定器，遂形成了北定与南定之分。唐、宋时期定窑瓷器还曾作为贸易瓷远销海外，在今天亚洲及北非一些国家的古代遗址中，有定窑瓷器标本发现。
1978年11月、1980年7月临安相继发现了吴越国缔建人钱镠父母亲墓——钱宽墓、水丘氏墓，两墓同茔异穴。钱宽墓发掘出土白瓷十九件，其中有十五件精细白瓷，器型有碗、碟、壶、杯、盘，器物内外满釉，釉色白中泛黄或白中闪青，胎质洁白致密，胎体轻薄，瓷化程度较高，器物素面，除一件无款外，其余器物外底皆行刻“官”、“新官”款识。水丘氏墓出土随葬白瓷十七件，皆制作精美，造型轻盈别致，釉色莹润明亮，胎体极薄，透光性极好，富有脱胎之感，胎质精细洁白，瓷化程度相当高，器物外底亦刻“官”、“新官”款，且器口、圈足大多鎏金银釦。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造型丰富、品类多样，具有以下特点：（1）器物多带款识。钱宽墓出土白瓷多落“官”款，水丘氏墓多落“新官”款。（2）器型风格鲜明。以瓜、花为题材创意，皆以素面呈现，通过简洁的模压、线条压棱、等距内凹等工艺造型，形制生动，构思精妙。（3）器形规整、品质上乘。白如雪、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胎骨坚实而致密，釉面滋润而匀净，其质量和造型炉火纯青，代表了晚唐定窑产品的最高水平，堪称薄胎瓷生产的巅顶之作。（4）器物用途明确，实用性强。碗、杯、碟、壶、注或为饮具，或为食具，皆为日常饮食用器，器物规格与实际用途相符，当为主人生前使用之物。
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窑口认定和烧制时间。钱宽墓志载：“有唐乾宁二年，钱府君以寿薨于临安茅山衣锦……，年六十有一。光化三年庚申十一月己酉始卜吉于本县义成乡清风里之南原也。”说明钱宽卒于唐乾宁二年（895），窆于光化三年（900）。水丘氏墓志载：“子镠今镇海镇东两军……九月四日薨于浙西府。”《钱氏家乘》记：“天复元年辛酉九月四日王妣秦国夫人水丘氏薨于杭州大都督府。”“王父宽与夫人水丘氏合葬衣锦南乡清风里之南原。”文献记载与墓志可辨识文字基本一致，说明水丘氏卒于唐天复元年（901），并于是年与钱宽并葬于衣锦南乡清风里。这就明确了钱宽墓随葬的白瓷器下限是公元900年，水丘氏墓随葬白瓷器的下限是公元901年。《钱氏家乘·武肃王年表》记：钱镠生于唐宣宗大中六年（852），唐咸通十三年（872）从军。唐乾符四年（887）授镇海军副使。光启三年（877），因平定浙东观察使刘汉宏而授杭越管内都指挥使、上武威大将军兼杭州刺史。景福二年（893）授镇东镇海节度使、浙西道观察处置使、润州刺史。乾宁二年（895），钱镠奉诏剿灭董昌，唐昭宗赐铁券以示褒奖，并敕授检校太师、定乱安国功臣。后梁开平元年（907）受封吴越王。龙德三年（923）封为吴越国王。钱镠以三十五年的戎马征战、平定两浙战乱，创建吴越国。僖宗光启三年（887）以后钱镠逐步被中原皇室赏识和倚重。由于当时浙江乃至整个南方地区并不具备烧制如此高质量白瓷器的条件，因而其烧造窑口、烧制时间、钱镠拥有这批精致瓷器的时间就成为了学术争讼的悬谜。
为破解这些问题，我们从以物证物和科技检测两个方面加以认识，一是研究分析钱宽夫妇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造型、纹饰、胎体、釉色、烧造工艺和字体款式特征并与各地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作比较研究，从形和色上确定其为晚唐时期定窑烧制的产品。二是采用无损成份分析法对瓷器的胎釉成份作半定量检测，用成份微量元素的构成，科学界定其为北方窑口产品，且数据含量与定窑产品相吻。对钱鏐获得这批白瓷器的时间和瓷器的烧制时间我们也作出了相应的判断：钱宽夫妇墓“官”、“新官”款白瓷器极有可能是中原皇室赐予钱鏐的物质奖赏，也即是说钱鏐拥有这批珍瓷的时间是在唐乾符四年（877）至唐天复元年（901）之间短短的二十几年间，其烧制时间亦基本可确定在此期间。
“官”、“新官”款的涵义和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金银釦。“陶成先得贡吾君”，宫廷用瓷是古代瓷器生产时代水平的标志，元代以前国家尚无专门烧制御器的窑场，唐代宫廷用瓷源于民窑，采用的是自下而上的贡奉和自上而下的派造两种形式。窑口烧制的大部分产品作为商品用于民间销售，至精至美之瓷才能作为贡品进奉朝廷。譬如作为南方最著名的青瓷窑口越窑，从唐代开始就不断地向宫廷进贡“秘色瓷”器，五代时期越瓷输贡不绝且数量巨大。宫廷用瓷的另一种形式是窑场受宫廷指派烧制瓷器，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白瓷就属于这种以派造方式烧造的产品，唐代的定窑、邢窑、越窑、磁州窑都曾为皇室以这种方式烧造御用瓷器，但它们均不是官窑，而是官派民烧或官监民烧。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官”、“新官”款同出，说明唐代执行官样标准制度上的不同，即“新官”新标准是相应于“官”旧标准而出现的。钱宽墓白瓷以“官”款居多，水丘氏墓则以“新官”款为多，两墓出土的白瓷器器型、纹饰、胎质、釉色上似无本质的差异，当是同一窑口、相近时期制作的产品，只是烧制具体时间上略有先后而已。国内有准确纪年墓葬“官”字款白瓷最早为唐景福二年（893），水丘氏墓“新官”款的出现，也不晚于天复元年（901）。水丘氏墓出土的十四件器物在口沿、足沿、流、钮等部位作鎏金银釦，而晚唐定窑瓷器的装烧工艺采用的是匣钵仰烧，与宋代采用的覆烧工艺迥然不同，非“芒口”，不加金银釦也不影响其使用，器物多釦的成因：一是延袭皇室崇尚金银器的传统，在唐金银尚不作货币流通，而一直为皇室及权贵制作器物使用。晚唐瓷业的空前发展，仿金银器造型薄胎精细白瓷的烧制直追金银器的现象也随之产生，在精白瓷上嵌釦金银，无疑是金银器与白瓷器产品融合的产物，为珍贵白瓷器再赋予更高的附加价值取向的结果。二是在晚唐“南青北白”的瓷业生产背景下，钱氏王族拥有中原皇室赏赐之物，既稀罕、也极其珍贵，在获得这些制作精湛、造型优美的白瓷后，采用金银釦工艺，对其做了加工，以显殊荣和奢华。考钱宽水丘氏夫妇墓以降经发掘的多座钱氏王族墓，随葬器物均未有精细白瓷器的再现，也说明“官”、“新官”款白瓷器绝非吴越国钱氏王族易得常用之物。三是在珍贵瓷器上加釦金银是吴越之地的一项特殊技艺，晚唐时进贡中原皇朝的越窑秘色瓷就有了这项工艺，钱氏王族将这项工艺发挥到了极致，三世五王将秘色瓷择作方物并加金银釦源源不断地向中原朝廷进贡。
钱宽水丘氏夫妇“官”、“新官”款白瓷器的特征。钱宽墓出土的十九件白瓷器中除一件执壶无款识，一件碗落“新官”款外，其余十七件均落“官”款。水丘氏墓出土的十七件白瓷器中除一件瓜棱执壶、一件花口碗、一件水注无款识，一件釦银瓜棱执壶、一件海棠杯、一件葵形花口碟落“官”款外，其余十一件均落“新官”款。器物落款的位置都在器外底，均为行书体，除钱宽墓出土的四瓣菱形花口盘呈阳刻“官”款外，余皆阴刻。
从刻字工具来看，分两种，一种较尖细，字迹细深而有力，钱宽墓的“官”款花口碟，水丘氏墓的“新官”款花口碟、盏、托和“官”款执壶皆以此类划刻工具题款。另一种工具较圆钝，运笔圆润而饱满，钱宽墓、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钱宽墓的“官”款菱形花口盘均以同类工具落款。从刻写笔法来看，题刻出自多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海棠杯、“官”款菱形花口盘，笔法相同应出自一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花口碟，明显带有两种不同的书写风格，当非一人所为。水丘氏墓出土的“新官”款云龙纹把杯、杯托、“新官”款花口碟，不仅书写风格相同，笔法一致，甚至于直书“新官”两字的布局上均呈现出“新”字靠左，“官”字靠右的特点，故可断定为同一人题款。所有款字皆系器物成型后，施釉前题刻。题刻款识风格是研究器物烧制窑口的重要途径之一。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制作方式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轮制坯体，碗、壶、注、碟等器物的内外壁均有清晰的旋纹。另一种方式是模制，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菱形花口盘，钱宽、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水丘氏墓的云纹把杯均体现出模制器物的典型特征。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多仿唐中期以前流行的金银器皿，钱宽、水丘氏墓的海棠杯、连托把杯、执壶、菱形盘、花口碟等，在造型、纹饰、装饰技法上或多或少地带有模仿金银器的痕迹，是运用瓷器制作不同材质同型器物的工艺创造。
水丘氏墓出的“官”款葵形花口碟与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葵形花口碟型制相同，皆为十瓣花口，但水丘氏其他“新官”款菱形花口碟，均为十二瓣花口，工艺上“新官”款白瓷碟比“官”款白瓷碟更精致，器型更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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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俗汇览# 【古人也用戒指来告白吗？】
戒指对现代人来说寓意非凡，代表着浪漫的爱情，代表着一生只爱一个人的承诺。
宋 徐崇矩 《仕女扑蝶图》（局部）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
那么，“戒指”这一物件究竟从何而来？它有着怎样奇妙的历史？不妨让我们一起走进戒指的前世……
远古·骨之戒
五千多年以前，当人类还处在原始社会时，“戒指”就已诞生。那时，它还没有一个确切的名字，只是佩戴于人们指上的一个环状物件。
1959年，考古学家在山东省泰安市大汶口龙山文化墓葬中发现了二十枚指环，其中有几枚仍然佩戴于死者的指骨上。
新石器时期 骨戒 大汶口龙山文化墓葬出土
这些指环取材于天然的兽骨、牙骨、玉石等，虽然工艺简单，但制作精良，表面被打磨光滑，有的还镶嵌有绿松石。这是中国发现的最早的“戒指”。史书上还没有关于它的记录，它便已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殷商·英勇之戒
《诗经·芄兰》云“芄兰之叶，童子佩韘”，说得是芄兰叶子卷成筒状，就像是童子所佩戴的“韘”。
所谓的韘，是春秋战国时期盛行的一种饰物。它最早出现于殷商。《说文解字·韦部》注释为：“韘，射決也，所以拘弦。以象骨。韦系。著右巨指。”它是一种由玉、骨、木等材料制作的指环，为古人射箭之用。
战国 玉韘形佩 阜阳宁老庄尚庄楚墓出土
由于弓弦较细，反复拉曳容易导致大拇指磨伤，将这种特殊的戒指——韘佩戴其上，便可以有效起到保护作用。它的形状和作用都类似于今日所说的“扳指”，因此也被看作是扳指的鼻祖。
清 乾隆题诗青玉鸡兔纹扳指 故宫博物院藏
妇好是商朝君主武丁的妻子，她英勇善战，带领军队扩展疆土，是中国第一位有史可查的女性军事统帅。在她的墓葬中，就发现了一枚“玉韘”。它的形状如短管，一端平齐，一端斜口，上面雕有精致的兽面纹饰，兽面下有二个小孔，可以穿着细绳缚于手腕。
商 玉韘 殷墟妇好墓出土
这枚小小的“玉韘”穿越四千多年的时光来到我们面前，可见在那时，戒指已广泛制作和使用，只不过它并没有关于爱情的寓意，而是更多作为军事用途。
秦汉·禁戒之戒
到了秦汉时期，戒指有了新的称呼“约指”。除了字面意思“环束于指”，它还有一层更深层次的含义。
东汉经学大师郑玄在《毛诗笺》中记录了一段话：“后妃群妾，以礼御于君所，女史书其月日，授之以环，以进退之。生子月辰，则以金环退之；当御者以银环进之，着于左手；既御者，于右手。”
元 佚名 《宫女游园图立轴》（局部）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
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戒指是“进御”的标识。
每每夜晚降临，皇宫的后妃们排成一队等待临幸。女官按规矩分发“指环”。来大姨妈的给金环一边凉快，适合侍寝的给银环戴于左手进御，已被临幸的戴右手，下次再来。如此省时省力，还非常科学、公正。
后妃们用戒指代表“避忌”，有身孕或其它特殊情况不能侍寝的，将金环套在左手，以避免帝王的临幸。平时，则用银环套在右手表示“正在服务区”。
妇女们佩戴它并非为了炫美，而是起约束、禁戒之用。许多学者认为，这也是后来“戒指”一称的由来。
当然，还有一些关于戒指的含义也开始流行起来。西汉儒学大师董仲舒将戒指与鬼魅联系起来，在《春秋繁露》中写道：“纣刑鬼侯之女，取其环。”他认为戒指是鬼神所戴之物，能驱魔辟邪、减灾减厄。
唐·灵异之戒
戒指所承载的灵异意味一直延续到唐朝，各种与戒指有关的鬼怪传说层出不穷。
北齐颜之推编著的志怪小说集《集灵记》中写了这样一个故事：
王諿，琅琊人也。仕梁，为南康王记室。亡后数年，妻子困於衣食。岁暮，諿见形谓妇曰：“卿困乏衣食。”妻因与之酒，别而去。諿曰：“我若得财物，当以相寄。”后月，小女探得金指环一双。
王諿是颜之推的琅琊老乡，他死后，鬼魂见到妻女生活艰辛，便托梦说，我如果发了财，一定寄给你们。不久后，女儿果真翻出了一对指环。
更骇人听闻的鬼故事，可见于南朝梁任昉编的《述异记》：
晋有士人买得鲜卑女，名怀顺。自说其姑女为赤苋所魅。始见一丈夫，容质妍净，著赤衣，自云家在厕北。女于是恒歌谣自得，每至将夕，辄结束去屋后。其家伺候，唯见有一株赤苋，女手指环挂其苋上， 芟之而女号泣，经宿遂死。
晋朝有一个士人买了一名鲜卑女子，名叫怀顺。怀顺说她姑妈的女儿被一棵赤苋菜精迷住了。起因是，有一日那女子遇见了一位风度翩翩的成年男子，男子说他家住在厕北，那女孩便着了迷似的，每到天黑就穿戴整齐到屋后去见那男子。她家里派人窥视，却没有看见男子，只见一棵赤苋菜，女孩的指环挂在苋菜的茎上。割除苋菜后，女孩嚎啕大哭，过了一夜就死了。
南宋 林庭珪 《五百罗汉之施饭饿鬼》（局部）波士顿美术馆藏
诸如此类的故事数不胜数。在这些故事的语境中，戒指无一不带着神秘的色彩，作为一种灵异的元素出现。但是，至唐朝时，也有一种更加清新脱俗的戒指含义出现在诗歌中。
“念子还相思，见环重相忆，愿君永持翫，循环无终极。”这首诗出自唐代李景亮所著传奇小说《李章武传》：
章武系事告归长安，（与王氏子妇）殷勤叙别，章武留交颈鸳鸯绮一端……子妇答白玉指环一双，赠诗曰：念子还相思，见环重相忆，愿君永持翫，循环无终极。
小说中，李章武与王氏子妇分别，两人恋恋不舍，互赠信物，其中，子妇所赠的便是一枚“白玉戒指”。
唐 蓝宝石戒指 都兰县博物馆
在这里，戒指不再与鬼魅和灵异事件相关，而是以一种定情信物存在——圆环的形状代表着“循环无终极”的意义，暗含着情人之间相思无绝期的绵绵情意。
戒指渐渐去魅，它从一个魑魅魍魉的世界，兜兜转转来到了人间，开始见证情人们的爱恨别离。其中，最为缠绵悱恻的莫过于唐代范摅《云溪友议》中记载的韦皋与玉箫的爱情故事。
诗人韦皋游历江夏时与小婢女玉箫结下情缘，分别之际，两人约定短则五年、长则七年便成亲，并留下一枚玉指环作为信物。然而七年过去，玉箫未等到韦郎，郁郁而终，玉指环随葬入墓。韦郎归来，见佳人已殒，肝肠寸断。多年之后，韦皋纳一小歌姬，亦名玉箫，她的中指有环形凸起，正是昔年信物指环的样子。
宋、明、清·爱情之戒
唐时的人们赋予戒指的一丝爱情的温情，为宋代以后戒指发展成为婚姻嫁妆奠定了基础。
将戒指与婚姻联系在一起，最初源于胡俗。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发，同时也带来了民族文化的大交融。
《晋书·大宛国传》云：“其俗娶妇先以金同心指环为聘。”可见，戒指和婚姻已经有了密不可分的关系。《太平御览·外国杂俗》亦有相关记载：“诸问妇许婚，下全同心指环，保同志不改。”因戒指是个同心圆，代表永结同心，所以胡人们将它用于婚配。
宋朝以后，戒指作为婚配信物的风俗在民间流传开。宋代吴自牧《梦粱录》卷二十“嫁娶”条载：“且论聘礼，富贵之家当备三金送之，则金钏、金镯、金帔坠者是也。若铺席宅舍或无金器，以银镀代之。”
北宋 刻花银戒指 浙江博物馆藏
这里的“金镯”便是指金戒指。富贵人家娶亲时，必须准备聘礼“三金”，即金戒指、金手镯、金帔坠，以表达夫家对未来儿媳的重视和喜爱。自此，戒指正式作为民间嫁娶风俗的标配登场。
元代关汉卿的戏曲《望江亭中秋切鲙》第三折中，谭记儿只身一人勇闯虎穴，凭借着机智神武，骗走了杨衙内的金牌、势剑、文书。其中，有这样的一句台词：“衙内见爱我，与我打戒指儿罢。”这是“戒指”一词首先出现在文本中，它的含义亦与男女婚嫁和爱情有关。
明代 嵌宝石戒指 河南鹤壁市博物馆藏
明代出土的戒指颇多，金龙头连珠戒指、银鎏金婴戏纹戒指、金镶宝葫芦戒指……然而，在当朝法典《大明会典》罗列的“皇帝纳后仪”礼单中，头饰、镯钏、耳环、面花、玉佩玎珰、霞帔坠头等首饰一应俱全，却无戒指的踪影。
直至清代，随着满族文化进入中原，戒指才得以进入官方聘礼清单。《清实录·世祖章皇帝实录》记载，顺治九年八月二十五日，定婚娶之制：
“和硕亲王、及和硕亲王未分家之子。婚娶，行纳币礼……金项圈一、合包一、大簪三枝、小簪三枝、耳坠一副、戒指十枚。”
“世子、多罗郡王、及世子、多罗郡王未分家之子……合包、簪、耳坠数量同上，戒指八枚。”“多罗贝勒，及多罗贝勒未分家之子……戒指六枚。”
“固山贝子未分家之子……戒指四枚。”
戒指作为重要的聘礼之一，直接与主人的地位尊卑挂钩，是彰显身份的金银首饰。
清末民初，西风东渐，戒指也开始作为订婚的纪念物。徐珂编著的《清稗类钞》中明确记载：“大宛娶妇先以同心指环为聘，今乃以为订婚之纪念品，则欧风所渐也。”
如今，戒指的所蕴含的婚恋意义已成为大家的共识，无需过多阐释。
纵观戒指发展的历史，从一枚深埋于土地的原始骨戒，到具有着神秘力量的灵异之物，再到寄托着人间真挚爱情的信物，人类为它注入了无限的蜜意柔情，使原本冰凉的物件变得有温度，有故事。
这或许便是古人的浪漫，也是人类刻在骨子里对美好的执着追求。
戒指对现代人来说寓意非凡，代表着浪漫的爱情，代表着一生只爱一个人的承诺。
宋 徐崇矩 《仕女扑蝶图》（局部）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
那么，“戒指”这一物件究竟从何而来？它有着怎样奇妙的历史？不妨让我们一起走进戒指的前世……
远古·骨之戒
五千多年以前，当人类还处在原始社会时，“戒指”就已诞生。那时，它还没有一个确切的名字，只是佩戴于人们指上的一个环状物件。
1959年，考古学家在山东省泰安市大汶口龙山文化墓葬中发现了二十枚指环，其中有几枚仍然佩戴于死者的指骨上。
新石器时期 骨戒 大汶口龙山文化墓葬出土
这些指环取材于天然的兽骨、牙骨、玉石等，虽然工艺简单，但制作精良，表面被打磨光滑，有的还镶嵌有绿松石。这是中国发现的最早的“戒指”。史书上还没有关于它的记录，它便已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殷商·英勇之戒
《诗经·芄兰》云“芄兰之叶，童子佩韘”，说得是芄兰叶子卷成筒状，就像是童子所佩戴的“韘”。
所谓的韘，是春秋战国时期盛行的一种饰物。它最早出现于殷商。《说文解字·韦部》注释为：“韘，射決也，所以拘弦。以象骨。韦系。著右巨指。”它是一种由玉、骨、木等材料制作的指环，为古人射箭之用。
战国 玉韘形佩 阜阳宁老庄尚庄楚墓出土
由于弓弦较细，反复拉曳容易导致大拇指磨伤，将这种特殊的戒指——韘佩戴其上，便可以有效起到保护作用。它的形状和作用都类似于今日所说的“扳指”，因此也被看作是扳指的鼻祖。
清 乾隆题诗青玉鸡兔纹扳指 故宫博物院藏
妇好是商朝君主武丁的妻子，她英勇善战，带领军队扩展疆土，是中国第一位有史可查的女性军事统帅。在她的墓葬中，就发现了一枚“玉韘”。它的形状如短管，一端平齐，一端斜口，上面雕有精致的兽面纹饰，兽面下有二个小孔，可以穿着细绳缚于手腕。
商 玉韘 殷墟妇好墓出土
这枚小小的“玉韘”穿越四千多年的时光来到我们面前，可见在那时，戒指已广泛制作和使用，只不过它并没有关于爱情的寓意，而是更多作为军事用途。
秦汉·禁戒之戒
到了秦汉时期，戒指有了新的称呼“约指”。除了字面意思“环束于指”，它还有一层更深层次的含义。
东汉经学大师郑玄在《毛诗笺》中记录了一段话：“后妃群妾，以礼御于君所，女史书其月日，授之以环，以进退之。生子月辰，则以金环退之；当御者以银环进之，着于左手；既御者，于右手。”
元 佚名 《宫女游园图立轴》（局部）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
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戒指是“进御”的标识。
每每夜晚降临，皇宫的后妃们排成一队等待临幸。女官按规矩分发“指环”。来大姨妈的给金环一边凉快，适合侍寝的给银环戴于左手进御，已被临幸的戴右手，下次再来。如此省时省力，还非常科学、公正。
后妃们用戒指代表“避忌”，有身孕或其它特殊情况不能侍寝的，将金环套在左手，以避免帝王的临幸。平时，则用银环套在右手表示“正在服务区”。
妇女们佩戴它并非为了炫美，而是起约束、禁戒之用。许多学者认为，这也是后来“戒指”一称的由来。
当然，还有一些关于戒指的含义也开始流行起来。西汉儒学大师董仲舒将戒指与鬼魅联系起来，在《春秋繁露》中写道：“纣刑鬼侯之女，取其环。”他认为戒指是鬼神所戴之物，能驱魔辟邪、减灾减厄。
唐·灵异之戒
戒指所承载的灵异意味一直延续到唐朝，各种与戒指有关的鬼怪传说层出不穷。
北齐颜之推编著的志怪小说集《集灵记》中写了这样一个故事：
王諿，琅琊人也。仕梁，为南康王记室。亡后数年，妻子困於衣食。岁暮，諿见形谓妇曰：“卿困乏衣食。”妻因与之酒，别而去。諿曰：“我若得财物，当以相寄。”后月，小女探得金指环一双。
王諿是颜之推的琅琊老乡，他死后，鬼魂见到妻女生活艰辛，便托梦说，我如果发了财，一定寄给你们。不久后，女儿果真翻出了一对指环。
更骇人听闻的鬼故事，可见于南朝梁任昉编的《述异记》：
晋有士人买得鲜卑女，名怀顺。自说其姑女为赤苋所魅。始见一丈夫，容质妍净，著赤衣，自云家在厕北。女于是恒歌谣自得，每至将夕，辄结束去屋后。其家伺候，唯见有一株赤苋，女手指环挂其苋上， 芟之而女号泣，经宿遂死。
晋朝有一个士人买了一名鲜卑女子，名叫怀顺。怀顺说她姑妈的女儿被一棵赤苋菜精迷住了。起因是，有一日那女子遇见了一位风度翩翩的成年男子，男子说他家住在厕北，那女孩便着了迷似的，每到天黑就穿戴整齐到屋后去见那男子。她家里派人窥视，却没有看见男子，只见一棵赤苋菜，女孩的指环挂在苋菜的茎上。割除苋菜后，女孩嚎啕大哭，过了一夜就死了。
南宋 林庭珪 《五百罗汉之施饭饿鬼》（局部）波士顿美术馆藏
诸如此类的故事数不胜数。在这些故事的语境中，戒指无一不带着神秘的色彩，作为一种灵异的元素出现。但是，至唐朝时，也有一种更加清新脱俗的戒指含义出现在诗歌中。
“念子还相思，见环重相忆，愿君永持翫，循环无终极。”这首诗出自唐代李景亮所著传奇小说《李章武传》：
章武系事告归长安，（与王氏子妇）殷勤叙别，章武留交颈鸳鸯绮一端……子妇答白玉指环一双，赠诗曰：念子还相思，见环重相忆，愿君永持翫，循环无终极。
小说中，李章武与王氏子妇分别，两人恋恋不舍，互赠信物，其中，子妇所赠的便是一枚“白玉戒指”。
唐 蓝宝石戒指 都兰县博物馆
在这里，戒指不再与鬼魅和灵异事件相关，而是以一种定情信物存在——圆环的形状代表着“循环无终极”的意义，暗含着情人之间相思无绝期的绵绵情意。
戒指渐渐去魅，它从一个魑魅魍魉的世界，兜兜转转来到了人间，开始见证情人们的爱恨别离。其中，最为缠绵悱恻的莫过于唐代范摅《云溪友议》中记载的韦皋与玉箫的爱情故事。
诗人韦皋游历江夏时与小婢女玉箫结下情缘，分别之际，两人约定短则五年、长则七年便成亲，并留下一枚玉指环作为信物。然而七年过去，玉箫未等到韦郎，郁郁而终，玉指环随葬入墓。韦郎归来，见佳人已殒，肝肠寸断。多年之后，韦皋纳一小歌姬，亦名玉箫，她的中指有环形凸起，正是昔年信物指环的样子。
宋、明、清·爱情之戒
唐时的人们赋予戒指的一丝爱情的温情，为宋代以后戒指发展成为婚姻嫁妆奠定了基础。
将戒指与婚姻联系在一起，最初源于胡俗。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发，同时也带来了民族文化的大交融。
《晋书·大宛国传》云：“其俗娶妇先以金同心指环为聘。”可见，戒指和婚姻已经有了密不可分的关系。《太平御览·外国杂俗》亦有相关记载：“诸问妇许婚，下全同心指环，保同志不改。”因戒指是个同心圆，代表永结同心，所以胡人们将它用于婚配。
宋朝以后，戒指作为婚配信物的风俗在民间流传开。宋代吴自牧《梦粱录》卷二十“嫁娶”条载：“且论聘礼，富贵之家当备三金送之，则金钏、金镯、金帔坠者是也。若铺席宅舍或无金器，以银镀代之。”
北宋 刻花银戒指 浙江博物馆藏
这里的“金镯”便是指金戒指。富贵人家娶亲时，必须准备聘礼“三金”，即金戒指、金手镯、金帔坠，以表达夫家对未来儿媳的重视和喜爱。自此，戒指正式作为民间嫁娶风俗的标配登场。
元代关汉卿的戏曲《望江亭中秋切鲙》第三折中，谭记儿只身一人勇闯虎穴，凭借着机智神武，骗走了杨衙内的金牌、势剑、文书。其中，有这样的一句台词：“衙内见爱我，与我打戒指儿罢。”这是“戒指”一词首先出现在文本中，它的含义亦与男女婚嫁和爱情有关。
明代 嵌宝石戒指 河南鹤壁市博物馆藏
明代出土的戒指颇多，金龙头连珠戒指、银鎏金婴戏纹戒指、金镶宝葫芦戒指……然而，在当朝法典《大明会典》罗列的“皇帝纳后仪”礼单中，头饰、镯钏、耳环、面花、玉佩玎珰、霞帔坠头等首饰一应俱全，却无戒指的踪影。
直至清代，随着满族文化进入中原，戒指才得以进入官方聘礼清单。《清实录·世祖章皇帝实录》记载，顺治九年八月二十五日，定婚娶之制：
“和硕亲王、及和硕亲王未分家之子。婚娶，行纳币礼……金项圈一、合包一、大簪三枝、小簪三枝、耳坠一副、戒指十枚。”
“世子、多罗郡王、及世子、多罗郡王未分家之子……合包、簪、耳坠数量同上，戒指八枚。”“多罗贝勒，及多罗贝勒未分家之子……戒指六枚。”
“固山贝子未分家之子……戒指四枚。”
戒指作为重要的聘礼之一，直接与主人的地位尊卑挂钩，是彰显身份的金银首饰。
清末民初，西风东渐，戒指也开始作为订婚的纪念物。徐珂编著的《清稗类钞》中明确记载：“大宛娶妇先以同心指环为聘，今乃以为订婚之纪念品，则欧风所渐也。”
如今，戒指的所蕴含的婚恋意义已成为大家的共识，无需过多阐释。
纵观戒指发展的历史，从一枚深埋于土地的原始骨戒，到具有着神秘力量的灵异之物，再到寄托着人间真挚爱情的信物，人类为它注入了无限的蜜意柔情，使原本冰凉的物件变得有温度，有故事。
这或许便是古人的浪漫，也是人类刻在骨子里对美好的执着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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