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雨：体现中国传统农业文明的特别节气#
#谷雨：体现中国传统农业文明的特别节气#“
#谷雨：体现中国传统农业文明的特别节气#谷雨如丝复似尘，煮瓶浮蜡正尝新。牡丹破萼樱桃熟，未许飞花减却春。”这是南宋诗人范成大在《晚春田园杂兴》中描写的谷雨时节景象。在二十四节气中，谷雨是第六个节气，也是春季最后一个节气。谷雨在公历４月１９日至４月２１日交节。今年的谷雨时节在４月２０日。《管子·四时》云：“时雨乃降，五谷百果乃登。”“谷雨”就取自“雨生百谷”之意。
喜雨将降，不负“雨生百谷”之名
俗谚说，“清明断雪，谷雨断霜”，谷雨之后气温明显升高，这意味着春天将要落幕，夏天正在来临的路上了。中国天气·二十四节气研究院副院长、“中国气象先生”宋英杰在《二十四节气志》中总结谷雨的气候特点是“雨泽更丰沛”。“谷雨时节的降水量，既多于之前的清明，也多于其后的立夏”，不负“雨生百谷”之名。“时雨将降”中的“时雨”，既指应时而至的雨水，也指急促而飘忽不定的雨水。谷雨节气的雨水多且急，雨时常会成为一天之中的小插曲，甚至主旋律。
宋英杰介绍，自古以来，在各种气象要素中，人们最在意的还是降雨。甲骨文中的占卜和记录事项，约７５％是预测降雨和记录降雨的实况。所谓占卜年景，其实也是基于降雨。自汉代开始，朝廷便规定各地“奏报雨泽”，其他气象要素无须奏报。因此，在人们的潜意识中，所谓“气候”，其实是“雨候”。这也不难理解为何古人对雨的形容往往带有鲜明的情感倾向，如喜雨、德雨、及雨、延雨、淫雨、恶雨、孽雨等。谷雨的“雨”，恰恰就是“喜雨”。正所谓“清明宜晴，谷雨宜雨”。谷雨时节，雨水增多，非常有利于谷类农作物的生长。
布谷催耕农事忙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记载谷雨有三候，“初候萍始生；二候鸣鸠拂其羽；三候戴胜降于桑。”意思是，谷雨时节，浮萍开始生长，布谷鸟开始提醒人们播种，戴胜鸟飞落在桑树上。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研究”首席专家萧放告诉记者，谷雨是农时农事与物候结合较为紧密的节气之一。
谷雨是春种的大忙时节。唐代诗人李白在《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中写道：“杨花落尽子规啼。”子规，又名杜鹃，俗称布谷鸟。此鸟飞鸣田头桑间，农人便以为此鸟在催促人们耕种。有谚云：“清明谷雨紧相连，早稻地区种秧田。”谷雨是播种的时节，人们在布谷鸟“催耕”的啼鸣中，将谷种均匀地播撒到秧田中去，播撒的不仅是谷种，更是丰收的希望，因此播种也不乏“仪式感”。在浙江衢州一带，农人要在稻种箩里插一支新柳，播种后要把柳条插入秧田进水口，直到拔秧时才拔去，意在“留秧”。衢州常山地区的人们还将丰收的期盼寄托在食物上，比如吃发糕，寓意稻种芽壮根发，吃豆芽菜，寓意稻种下地有根有芽。
谷雨也正值江南的蚕月。“谷雨亲蚕近”，从谷雨开始，蚕农人家便进入了采桑育蚕的忙碌阶段。萧放介绍，蚕农人家把蚕视同自己的孩子，将之称为“蚕宝宝”。蚕农家中通常有一间专门的蚕室，有一位蚕娘负责春蚕的饲养。旧时养蚕没有相应的监测技术和设备，诸多程序都有赖于蚕娘的自身感受，例如蚕娘觉得饿了，便给蚕宝宝喂叶；蚕娘觉得饱了，便停止喂叶；蚕娘觉得冷了，蚕室内便生火取暖；蚕娘觉得热了，便要退火。蚕娘如同宠爱自家孩子一般体贴入微地呵护着蚕宝宝的生长。蚕乡还有“关蚕门”的习俗。清人翁澍的《具区志》记载，此时“家家闭户，不相往来”，不仅亲友邻里往来中断，连官府的考试、阅兵、办案、征税、捉盗等公事也一概推迟。“闭蚕门”自是有原因的。一则蚕容易得病，关闭蚕门，外人免进，有防止传染病害的作用。二则春季秧苗青黄，又是蚕事繁忙的季节，蚕乡人人都在辛勤劳作，也根本无暇串门。
谷雨还是从事海上捕捞的渔民的“开洋节”，沿海渔民在谷雨到来的时候要举行祭海仪式，集体祭祀海神，唱戏助兴，宴饮欢呼。谷雨祭海之后，下海捕鱼的生产活动便开始了。
赏花品茗乐事多
谷雨的花信是牡丹、荼蘼、楝花。清人陈淏子《花镜》云：“二十四番花信风，梅花为首，楝花为终。”谷雨之后，二十四番花信风就此终了，此后便是“绿阴芳草长亭”的景象。谷雨前后是牡丹花开之时，因此牡丹也称作“谷雨花”。萧放告诉记者，牡丹作为园艺花卉进入城市生活，并获得显著地位是在隋唐时期。隋唐帝王都酷爱花卉，隋炀帝在洛阳开辟西苑种花，使牡丹在洛阳大盛，有“洛阳牡丹甲天下”的说法。旧时江南民间也有“谷雨三朝看牡丹”之说，谷雨交节后的第三天，各处种植有牡丹的场所，即便是私家庭院，也都会向市民免费开放，任人观赏。明清之时，苏州洞庭山、光福等地的花农到了谷雨时节，还会纷纷挑着担子前往山塘花市出售牡丹。谷雨时节赏牡丹的习俗在民间已流传千年。至今，山东菏泽、河南洛阳等地，都会在谷雨时节举行牡丹花会。
谷雨前正值春茶采摘时节。江南多产绿茶，各地开采时间或早或晚，根据采摘的时间，一般可分为“明前茶”和“雨前茶”。前者采于清明前，后者采于清明至谷雨之间。人们多以明前茶为贵，不过明代许次纾在《茶疏》中却指出：“清明太早，立夏太迟，谷雨前后，其时适中。”他还认为谷雨茶温凉，有祛火、明目、除湿气的功效，可做茶疗。
明代文人唐寅推崇阳羡茶，他在诗中云：“清明争插河西柳，谷雨初来阳羡茶。”旧时茶农采了鲜叶后，列灶焙茶，灶火不熄，香飘十里。成茶后以顾渚山的金沙泉水冲泡阳羡茶，盛在宜兴特产紫砂壶中，堪为饮茶“三绝”。
康熙皇帝赐名的碧螺春，产于苏州吴中一带的洞庭东西两山，采制于清明前后一个月，至谷雨而终，且“以谷雨前为贵”（清代顾禄《清嘉录》）。谷雨之后，气温偏高，茶叶生长迅速，便显粗壮，不复甘甜口味。
同样享负盛名的西湖龙井历史也很悠久，在陆羽的《茶经》中，就有杭州天竺、灵隐两座寺庙产茶的记载。萧放说，龙井茶历经宋元明三代，于清代大盛。龙井茶的采摘工作大约在春分之后就陆续开始了，不同的采摘时间点上，茶叶的形态各异。明前茶茶叶嫩芽初绽，似莲心，故唤作“莲心”；雨前茶又名“旗枪”，此时茶柄已发一叶，形如旗杆，茶叶稍长似“枪”。明前龙井茶盛名在外，雨前龙井茶也毫不逊色，此时芽叶饱满、色泽嫩绿，而茶汤醇厚，香气沁人，深得老茶客的欢喜，常戏称之为“口粮茶”。
纪念仓颉的节日
“清明祭黄帝，谷雨祭仓颉”。传说中，谷雨的起源与仓颉造字有关。据《淮南子·本经》中记载：“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仓颉创造了文字，惊动了天地，出现了天降粟谷，谷如雨下的奇观。后来，人们就将这天定为“谷雨节”，作为纪念仓颉的日子。至今陕西白水仓颉庙仍然在谷雨节气举行传统庙会，祭祀仓颉，感念他发明文字的巨大功绩。
谷雨之后，气温逐渐升高，虫类纷纷出现，禽类终于不必再只吃素。农谚道：“谷雨三月半，蝎子有千万。雄鸡唱一遍，蝎子不见面。”“谷雨好，蝎子少。来一个，鸡吃了。”萧放告诉记者，由于害虫开始活跃，为了抑制虫害，人们发明了各种驱虫的方式。在北方地区，人们将谷雨作为除蝎的重要时机，在山东、山西、陕西等地人们会在谷雨日在墙上贴“禁蝎帖”，帖上有图有文，咒语曰：“谷雨日，谷雨晨，茶三盏酒三巡，逆蝎千里化为尘。”萧放说，虽然这只是一种巫术，但表达了人们趋利避害的情感与意愿。
《二十四节气志》中介绍，在云南西双版纳的小勐宋还有着在谷雨之后为虫儿们“过节”的习俗。节日的仪式是，在田地里找几条蚯蚓、几只蝈蝈等作为虫类代表，向它们郑重道歉说，人们在耕作的时候，可能打扰到它们，甚至无意间伤害到它们，希望得到它们的原谅，然后再将它们放生。宋英杰认为，像这样选择一个节日，暂停田耕，人和小动物都放个假，既是感恩，也是自省。
萧放认为，谷雨是体现农业文明的特别节气。无论是播种养蚕、赏花品茗，还是驱除病害、纪念仓颉，都体现了古人的风雅和智慧，也是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承。现代人可以在享受节气文明的欢愉里，告别春季，迎接即将到来的夏天。
#谷雨：体现中国传统农业文明的特别节气#“
#谷雨：体现中国传统农业文明的特别节气#谷雨如丝复似尘，煮瓶浮蜡正尝新。牡丹破萼樱桃熟，未许飞花减却春。”这是南宋诗人范成大在《晚春田园杂兴》中描写的谷雨时节景象。在二十四节气中，谷雨是第六个节气，也是春季最后一个节气。谷雨在公历４月１９日至４月２１日交节。今年的谷雨时节在４月２０日。《管子·四时》云：“时雨乃降，五谷百果乃登。”“谷雨”就取自“雨生百谷”之意。
喜雨将降，不负“雨生百谷”之名
俗谚说，“清明断雪，谷雨断霜”，谷雨之后气温明显升高，这意味着春天将要落幕，夏天正在来临的路上了。中国天气·二十四节气研究院副院长、“中国气象先生”宋英杰在《二十四节气志》中总结谷雨的气候特点是“雨泽更丰沛”。“谷雨时节的降水量，既多于之前的清明，也多于其后的立夏”，不负“雨生百谷”之名。“时雨将降”中的“时雨”，既指应时而至的雨水，也指急促而飘忽不定的雨水。谷雨节气的雨水多且急，雨时常会成为一天之中的小插曲，甚至主旋律。
宋英杰介绍，自古以来，在各种气象要素中，人们最在意的还是降雨。甲骨文中的占卜和记录事项，约７５％是预测降雨和记录降雨的实况。所谓占卜年景，其实也是基于降雨。自汉代开始，朝廷便规定各地“奏报雨泽”，其他气象要素无须奏报。因此，在人们的潜意识中，所谓“气候”，其实是“雨候”。这也不难理解为何古人对雨的形容往往带有鲜明的情感倾向，如喜雨、德雨、及雨、延雨、淫雨、恶雨、孽雨等。谷雨的“雨”，恰恰就是“喜雨”。正所谓“清明宜晴，谷雨宜雨”。谷雨时节，雨水增多，非常有利于谷类农作物的生长。
布谷催耕农事忙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记载谷雨有三候，“初候萍始生；二候鸣鸠拂其羽；三候戴胜降于桑。”意思是，谷雨时节，浮萍开始生长，布谷鸟开始提醒人们播种，戴胜鸟飞落在桑树上。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研究”首席专家萧放告诉记者，谷雨是农时农事与物候结合较为紧密的节气之一。
谷雨是春种的大忙时节。唐代诗人李白在《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中写道：“杨花落尽子规啼。”子规，又名杜鹃，俗称布谷鸟。此鸟飞鸣田头桑间，农人便以为此鸟在催促人们耕种。有谚云：“清明谷雨紧相连，早稻地区种秧田。”谷雨是播种的时节，人们在布谷鸟“催耕”的啼鸣中，将谷种均匀地播撒到秧田中去，播撒的不仅是谷种，更是丰收的希望，因此播种也不乏“仪式感”。在浙江衢州一带，农人要在稻种箩里插一支新柳，播种后要把柳条插入秧田进水口，直到拔秧时才拔去，意在“留秧”。衢州常山地区的人们还将丰收的期盼寄托在食物上，比如吃发糕，寓意稻种芽壮根发，吃豆芽菜，寓意稻种下地有根有芽。
谷雨也正值江南的蚕月。“谷雨亲蚕近”，从谷雨开始，蚕农人家便进入了采桑育蚕的忙碌阶段。萧放介绍，蚕农人家把蚕视同自己的孩子，将之称为“蚕宝宝”。蚕农家中通常有一间专门的蚕室，有一位蚕娘负责春蚕的饲养。旧时养蚕没有相应的监测技术和设备，诸多程序都有赖于蚕娘的自身感受，例如蚕娘觉得饿了，便给蚕宝宝喂叶；蚕娘觉得饱了，便停止喂叶；蚕娘觉得冷了，蚕室内便生火取暖；蚕娘觉得热了，便要退火。蚕娘如同宠爱自家孩子一般体贴入微地呵护着蚕宝宝的生长。蚕乡还有“关蚕门”的习俗。清人翁澍的《具区志》记载，此时“家家闭户，不相往来”，不仅亲友邻里往来中断，连官府的考试、阅兵、办案、征税、捉盗等公事也一概推迟。“闭蚕门”自是有原因的。一则蚕容易得病，关闭蚕门，外人免进，有防止传染病害的作用。二则春季秧苗青黄，又是蚕事繁忙的季节，蚕乡人人都在辛勤劳作，也根本无暇串门。
谷雨还是从事海上捕捞的渔民的“开洋节”，沿海渔民在谷雨到来的时候要举行祭海仪式，集体祭祀海神，唱戏助兴，宴饮欢呼。谷雨祭海之后，下海捕鱼的生产活动便开始了。
赏花品茗乐事多
谷雨的花信是牡丹、荼蘼、楝花。清人陈淏子《花镜》云：“二十四番花信风，梅花为首，楝花为终。”谷雨之后，二十四番花信风就此终了，此后便是“绿阴芳草长亭”的景象。谷雨前后是牡丹花开之时，因此牡丹也称作“谷雨花”。萧放告诉记者，牡丹作为园艺花卉进入城市生活，并获得显著地位是在隋唐时期。隋唐帝王都酷爱花卉，隋炀帝在洛阳开辟西苑种花，使牡丹在洛阳大盛，有“洛阳牡丹甲天下”的说法。旧时江南民间也有“谷雨三朝看牡丹”之说，谷雨交节后的第三天，各处种植有牡丹的场所，即便是私家庭院，也都会向市民免费开放，任人观赏。明清之时，苏州洞庭山、光福等地的花农到了谷雨时节，还会纷纷挑着担子前往山塘花市出售牡丹。谷雨时节赏牡丹的习俗在民间已流传千年。至今，山东菏泽、河南洛阳等地，都会在谷雨时节举行牡丹花会。
谷雨前正值春茶采摘时节。江南多产绿茶，各地开采时间或早或晚，根据采摘的时间，一般可分为“明前茶”和“雨前茶”。前者采于清明前，后者采于清明至谷雨之间。人们多以明前茶为贵，不过明代许次纾在《茶疏》中却指出：“清明太早，立夏太迟，谷雨前后，其时适中。”他还认为谷雨茶温凉，有祛火、明目、除湿气的功效，可做茶疗。
明代文人唐寅推崇阳羡茶，他在诗中云：“清明争插河西柳，谷雨初来阳羡茶。”旧时茶农采了鲜叶后，列灶焙茶，灶火不熄，香飘十里。成茶后以顾渚山的金沙泉水冲泡阳羡茶，盛在宜兴特产紫砂壶中，堪为饮茶“三绝”。
康熙皇帝赐名的碧螺春，产于苏州吴中一带的洞庭东西两山，采制于清明前后一个月，至谷雨而终，且“以谷雨前为贵”（清代顾禄《清嘉录》）。谷雨之后，气温偏高，茶叶生长迅速，便显粗壮，不复甘甜口味。
同样享负盛名的西湖龙井历史也很悠久，在陆羽的《茶经》中，就有杭州天竺、灵隐两座寺庙产茶的记载。萧放说，龙井茶历经宋元明三代，于清代大盛。龙井茶的采摘工作大约在春分之后就陆续开始了，不同的采摘时间点上，茶叶的形态各异。明前茶茶叶嫩芽初绽，似莲心，故唤作“莲心”；雨前茶又名“旗枪”，此时茶柄已发一叶，形如旗杆，茶叶稍长似“枪”。明前龙井茶盛名在外，雨前龙井茶也毫不逊色，此时芽叶饱满、色泽嫩绿，而茶汤醇厚，香气沁人，深得老茶客的欢喜，常戏称之为“口粮茶”。
纪念仓颉的节日
“清明祭黄帝，谷雨祭仓颉”。传说中，谷雨的起源与仓颉造字有关。据《淮南子·本经》中记载：“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仓颉创造了文字，惊动了天地，出现了天降粟谷，谷如雨下的奇观。后来，人们就将这天定为“谷雨节”，作为纪念仓颉的日子。至今陕西白水仓颉庙仍然在谷雨节气举行传统庙会，祭祀仓颉，感念他发明文字的巨大功绩。
谷雨之后，气温逐渐升高，虫类纷纷出现，禽类终于不必再只吃素。农谚道：“谷雨三月半，蝎子有千万。雄鸡唱一遍，蝎子不见面。”“谷雨好，蝎子少。来一个，鸡吃了。”萧放告诉记者，由于害虫开始活跃，为了抑制虫害，人们发明了各种驱虫的方式。在北方地区，人们将谷雨作为除蝎的重要时机，在山东、山西、陕西等地人们会在谷雨日在墙上贴“禁蝎帖”，帖上有图有文，咒语曰：“谷雨日，谷雨晨，茶三盏酒三巡，逆蝎千里化为尘。”萧放说，虽然这只是一种巫术，但表达了人们趋利避害的情感与意愿。
《二十四节气志》中介绍，在云南西双版纳的小勐宋还有着在谷雨之后为虫儿们“过节”的习俗。节日的仪式是，在田地里找几条蚯蚓、几只蝈蝈等作为虫类代表，向它们郑重道歉说，人们在耕作的时候，可能打扰到它们，甚至无意间伤害到它们，希望得到它们的原谅，然后再将它们放生。宋英杰认为，像这样选择一个节日，暂停田耕，人和小动物都放个假，既是感恩，也是自省。
萧放认为，谷雨是体现农业文明的特别节气。无论是播种养蚕、赏花品茗，还是驱除病害、纪念仓颉，都体现了古人的风雅和智慧，也是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承。现代人可以在享受节气文明的欢愉里，告别春季，迎接即将到来的夏天。
石涛画过很多孤僻诡怪的山水，我最感兴趣的是他的《张公洞图》，要说中国绘画里的洞穴母题，来自于两个传统：一个是道教的洞天福地的追求，一个则是佛教洞穴罗汉画的图像传统。
第一个来源，是包含了萨满元素的早期道教，在乱世刺激而形成的。知名的《桃花源记》，就生长在乱世进入深山避难的背景里。诸多遇仙剧情的志怪笔记，都发生在洞穴。
在早期人类的象征文化里，洞穴代表了隐遁、繁殖，和新生。有一种传说是萨满在成为法师前，会做一个梦，梦中自己被分尸多块，头颅在洞穴中的铁砧上锻打。然后再被组装起来。自此之后，就获得了宗教层面的新生。
我之前也分享过一个关于洞穴的诡异故事——https://t.cn/A6XvpLjW
说回石涛的这幅画，这幅画里，洞穴底部在发出诱人的光，人物平静而欣喜的站在洞穴外，被洞穴深深吸引。而他头上，悬挂钟乳石的洞穴入口，却像是将人吞噬的牙，这种不和谐，生出一种怪异之感。
不过本来，按照道教和志怪的传统，洞穴就是连同其它世界的“虫洞”。它有着生殖器官的外形，生出了云和水，汉代西王母就在岩穴之中，它引领人们探究天地之初的可能，而宇宙的最初形象，也是从洞穴的旋涡里混沌生成的呢？让我们回想一下庄子分享过的关于“混沌”的故事吧，混沌被四方之神打通了七窍，在七日（这个颇有宗教意味的数字）之后，自己却死掉了。混沌的死，代表着另外一种有视听食息的世界，生长了出来。
“天地未形，冯冯翼翼，洞洞灟灟，故曰太昭。”——《淮南子·天文训》
站在洞穴之旁，是一种危险的事情，代表着凡夫俗子不该关心的东西，正在对你发出召唤。
第一个来源，是包含了萨满元素的早期道教，在乱世刺激而形成的。知名的《桃花源记》，就生长在乱世进入深山避难的背景里。诸多遇仙剧情的志怪笔记，都发生在洞穴。
在早期人类的象征文化里，洞穴代表了隐遁、繁殖，和新生。有一种传说是萨满在成为法师前，会做一个梦，梦中自己被分尸多块，头颅在洞穴中的铁砧上锻打。然后再被组装起来。自此之后，就获得了宗教层面的新生。
我之前也分享过一个关于洞穴的诡异故事——https://t.cn/A6XvpLjW
说回石涛的这幅画，这幅画里，洞穴底部在发出诱人的光，人物平静而欣喜的站在洞穴外，被洞穴深深吸引。而他头上，悬挂钟乳石的洞穴入口，却像是将人吞噬的牙，这种不和谐，生出一种怪异之感。
不过本来，按照道教和志怪的传统，洞穴就是连同其它世界的“虫洞”。它有着生殖器官的外形，生出了云和水，汉代西王母就在岩穴之中，它引领人们探究天地之初的可能，而宇宙的最初形象，也是从洞穴的旋涡里混沌生成的呢？让我们回想一下庄子分享过的关于“混沌”的故事吧，混沌被四方之神打通了七窍，在七日（这个颇有宗教意味的数字）之后，自己却死掉了。混沌的死，代表着另外一种有视听食息的世界，生长了出来。
“天地未形，冯冯翼翼，洞洞灟灟，故曰太昭。”——《淮南子·天文训》
站在洞穴之旁，是一种危险的事情，代表着凡夫俗子不该关心的东西，正在对你发出召唤。
【嗜书如痴】2022年纸质书第028单：·《魏晋南北朝》
正文赏读
绪 言
中国史上的乱世
作为中国最早的统一国家，秦汉帝国走过了长约四百年的历史。与之恰恰相反的是，从接下来的2—3 世纪之交开始，则进入了可怕的、混乱与分裂的四百年。在本书中，我们将对这个时代来做一概观。被称为“魏晋南北朝”的这一时代，直到将近6世纪末，隋帝国再次统一全中国的时候才告终结。在那之后约三百年间，则继之以绚烂华美（至少在表面上）的隋唐帝国时代。被夹在秦汉、隋唐这两大帝国时代之间的魏晋南北朝，似乎只能看作所谓黑暗低谷的时代了。从政治上来看，这诚然是个乱世。继孔子之后号称亚圣的孟子，曾经提出历史进程就是“一治一乱”的更迭。依孟子之见，从尧、舜到夏朝的禹王时代，延续了美好的盛世。随后夏朝渐渐走向衰乱，至夏桀时祸乱已极，殷朝的汤王讨伐夏桀，再次回归美好盛世。殷朝到了纣王的时候，乱世至于极点，于是周文王、武王等名君又将其恢复至美好世界。而“周之王道”毕竟也要归于衰歇，到如今正当大乱之世。
如果从这样的政治观出发，我们这跨越四百年的魏晋南北朝时代，在“一治一乱”的巨大循环中就是“一乱”的时代了。与相对而言治理较善的秦汉帝国四百年，或者接下来的隋唐帝国三百年相比，这乱世四百年只能认为在价值上是等而下之的。而这种政治观到了今天，甚至连孟子的“一治一乱”说都用不着搬出来讲了。为什么呢？因为直到现在也还是颇有些人以为：中国历史只不过是在反复上演着巨大专制国家的兴亡更替，直到19 世纪中期受到欧洲近代文明冲击为止，中国还浑浑噩噩沉睡在漫长停滞的迷梦中呢。
事实上，自唐帝国灭亡后的10 世纪以降，中国历史就是宋、元、明、清这些巨大的帝国的此起彼伏。这很容易让人以为，只要理解了构成中国史主干的就是这些专制国家，理解了这种专制君主制的国家政体是怎样的一种组织，为什么会灭亡，又为什么会重新兴起，就算是把握住了理解中国史的关键。当我们将目光如是集中在专制君主体制上的时候，自然也就很容易将长达四百年间未能确立起这种体制、不断混乱分裂的魏晋南北朝时代，当作中国史上的非正常时代，投去轻视的目光了。
然而，魏晋南北朝时代真的就应当被看作黑暗低谷的时代，或者非正常的时代而加以轻视吗？
原本所谓乱世，就是激烈的时代，是人们能量沸涌、势不可遏的时代。被孟子称为“一乱”时代的春秋战国，恰恰是以孔子为首，诸子百家之学争鸣竞放，一举提升了华夏文明水平的光辉时代。政治上的乱世，却能成为文明之花盛放的华丽时代，这一点不论东洋西洋，都是一样的。我们的魏晋南北朝时代，也绝对不是黑暗低谷的时代。
华丽的黑暗时代
乱世屡屡将人们推落可怕的悲惨苦难当中。更何况在我们这个时代，还遭到来自北方、西方的各种异族入侵，华北的先进地区被蹂躏得处处荒残，黑暗时代的面貌确实是处处都表现出来。汉帝国崩溃后的这个时代，正与罗马帝国崩溃后的所谓欧洲黑暗中世纪有着酷似的面貌。然而，就在中国的这一黑暗时代，却开出了比欧洲还要华美得多的文明之花。
例如将书法艺术推至登峰造极的王羲之、号称“画圣”的顾恺之，可谓大名鼎鼎，无人不知吧。书法和绘画的起源当然很早；然而书家、画家必须要到他们不再是匠人，而是自觉成为有个性的艺术家的时期才能出现。正是在这个时代，书法绘画被提升到了艺术的高度，对其加以评论的书论、画论也流行起来，成为自觉的文体。
此外，田园诗人陶渊明之名也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伴随着这个时代的开幕，诗也一举繁荣起来。那位断绝汉帝国命脉、奠定了魏国基业的曹操，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诗人。自他以后，在这乱世中诗人络绎辈出，令人目不暇接。而陶渊明就是其中一个光彩而独特的存在。抒情诗的文体确立，是这个时代最辉煌的产物之一。
与此同时，文章也如同策马并驰一般，驱使着四言、六言的对句，锤炼出了齐整均衡的华丽样式。人称“骈俪体”的这种样式，将深厚的古典教养和对汉语音调的敏锐感觉协调统一起来，是最为考究的文体。文学的体类在这个乱世当中获得了完全的独立。其中的名文和代表诗作，我们可以从6世纪初编纂的那部著名诗文集《文选》中看到。这部文集对于后世，甚至对我们日本文学曾留下过的深远影响，同样是不应该被忘记的。
上述各种文学、艺术体类之所以能够得到确立，是由于充满个性的、各式各样的教养人辈出。而各式各样的个性，又是在思想自由的基础上发展繁荣的。在汉代风靡一世的儒教思想，到了这个时代，已经不再是唯一的权威。在此之外，还有传承了老子、庄子一脉的道家思想，追求个人得救的道教信仰，再加上从西方传入并普及的佛教思想、信仰等，所谓儒、佛、道三教，并行不悖，相互交融，极大地拓宽了人们的精神振幅。在这个时代，各式各样的价值并存，人们不断摸索探求着更加切实的新价值。
这些努力大大拓展了华夏文明的疆域，也深化了它的质地。前文举例所示的文学、艺术体类之确立，也不过就是华夏文明这种疆域拓展、质地深化的表现之一罢了。还有在宗教领域和学问领域，华夏文明也都在这个时代丰富和发展起来。即使是如此漫长可怕的政治黑暗时代，也无法断绝中国的上古文明，反而使它的内涵变得更加新鲜丰富了。
本书的课题
光辉的黑暗时代—这种悖论式的现象是如何产生的？这就是本书需要面对的核心课题。事实上，西方世界在罗马帝国衰亡后，希腊、罗马古典文明就已没落、沦入黑暗时代；与之相比，中国的这种现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中国上古文明尽管经历了如此漫长的乱世，却不但没有断绝，反而还在维持其一贯性的同时，发展得更为丰富，范围更加宽广。这一点是如何做到的呢？要回答这一问题，恐怕还需针对华夏文明惊人的一贯性与强韧性进行探究。
面对这个巨大的课题，我现在还无法给出完满的答案。不过，我心里时常抱有的一个疑问，或许与此课题相关。那就是：在这个漫长的战乱时代，可以想见武力才是唯一可以依靠的东西，尽管如此，武士最终却未能成为统治阶级，原因究竟何在？
这个时代的中国社会，一般被定性为“贵族制社会”。其强烈倾向是社会阶层多重分化，家族门第被固定在各自所属的阶层中。而位于最顶层的名门，则必须是世世代代都孕育出具有丰富教养的知识人的家族。只知道好勇斗狠的武人，无论立下多少战功，都是挤不进贵族圈子的。贵族阶级不是武士，而是有教养的文人。在漫长的战乱时代，这样的社会体制竟能延续不绝，真称得上是惊人的事情。
当然了，掌握了武力集团的武人是能够建立新的国家，当上皇帝的。尤其席卷华北的各异族都是以武立国，其首领和中坚骨干也都是武人。因此北族系统的武人家族也能够成为贵族。然而他们为了统治汉族社会，把国家维持下去，却非得到汉族社会中的名门，也就是文人贵族层的合作不可。通过这样的合作，帝室及武人贵族也就普遍地受到贵族阶层的影响而逐步文人化了。
这样的文人贵族层，超越了国家兴亡而长久延续。他们正是在这漫长乱世中强韧地坚守着华夏文明，并进而使其发展壮大的中流砥柱。所谓华夏文明的强韧性，一言以概之，正是源于作为其担当者的知识人的强韧性，源于支撑着这些知识人的汉族社会的存在方式，而这与所谓“贵族制社会”是深深地联系在一起的。
接下来，我将从这样的视角出发，探索孕育出这四百年乱世的种种因素，思考这个时代的意义，并且追踪在其中强韧生存着的“贵族制社会”的变迁轨迹。
正文赏读
绪 言
中国史上的乱世
作为中国最早的统一国家，秦汉帝国走过了长约四百年的历史。与之恰恰相反的是，从接下来的2—3 世纪之交开始，则进入了可怕的、混乱与分裂的四百年。在本书中，我们将对这个时代来做一概观。被称为“魏晋南北朝”的这一时代，直到将近6世纪末，隋帝国再次统一全中国的时候才告终结。在那之后约三百年间，则继之以绚烂华美（至少在表面上）的隋唐帝国时代。被夹在秦汉、隋唐这两大帝国时代之间的魏晋南北朝，似乎只能看作所谓黑暗低谷的时代了。从政治上来看，这诚然是个乱世。继孔子之后号称亚圣的孟子，曾经提出历史进程就是“一治一乱”的更迭。依孟子之见，从尧、舜到夏朝的禹王时代，延续了美好的盛世。随后夏朝渐渐走向衰乱，至夏桀时祸乱已极，殷朝的汤王讨伐夏桀，再次回归美好盛世。殷朝到了纣王的时候，乱世至于极点，于是周文王、武王等名君又将其恢复至美好世界。而“周之王道”毕竟也要归于衰歇，到如今正当大乱之世。
如果从这样的政治观出发，我们这跨越四百年的魏晋南北朝时代，在“一治一乱”的巨大循环中就是“一乱”的时代了。与相对而言治理较善的秦汉帝国四百年，或者接下来的隋唐帝国三百年相比，这乱世四百年只能认为在价值上是等而下之的。而这种政治观到了今天，甚至连孟子的“一治一乱”说都用不着搬出来讲了。为什么呢？因为直到现在也还是颇有些人以为：中国历史只不过是在反复上演着巨大专制国家的兴亡更替，直到19 世纪中期受到欧洲近代文明冲击为止，中国还浑浑噩噩沉睡在漫长停滞的迷梦中呢。
事实上，自唐帝国灭亡后的10 世纪以降，中国历史就是宋、元、明、清这些巨大的帝国的此起彼伏。这很容易让人以为，只要理解了构成中国史主干的就是这些专制国家，理解了这种专制君主制的国家政体是怎样的一种组织，为什么会灭亡，又为什么会重新兴起，就算是把握住了理解中国史的关键。当我们将目光如是集中在专制君主体制上的时候，自然也就很容易将长达四百年间未能确立起这种体制、不断混乱分裂的魏晋南北朝时代，当作中国史上的非正常时代，投去轻视的目光了。
然而，魏晋南北朝时代真的就应当被看作黑暗低谷的时代，或者非正常的时代而加以轻视吗？
原本所谓乱世，就是激烈的时代，是人们能量沸涌、势不可遏的时代。被孟子称为“一乱”时代的春秋战国，恰恰是以孔子为首，诸子百家之学争鸣竞放，一举提升了华夏文明水平的光辉时代。政治上的乱世，却能成为文明之花盛放的华丽时代，这一点不论东洋西洋，都是一样的。我们的魏晋南北朝时代，也绝对不是黑暗低谷的时代。
华丽的黑暗时代
乱世屡屡将人们推落可怕的悲惨苦难当中。更何况在我们这个时代，还遭到来自北方、西方的各种异族入侵，华北的先进地区被蹂躏得处处荒残，黑暗时代的面貌确实是处处都表现出来。汉帝国崩溃后的这个时代，正与罗马帝国崩溃后的所谓欧洲黑暗中世纪有着酷似的面貌。然而，就在中国的这一黑暗时代，却开出了比欧洲还要华美得多的文明之花。
例如将书法艺术推至登峰造极的王羲之、号称“画圣”的顾恺之，可谓大名鼎鼎，无人不知吧。书法和绘画的起源当然很早；然而书家、画家必须要到他们不再是匠人，而是自觉成为有个性的艺术家的时期才能出现。正是在这个时代，书法绘画被提升到了艺术的高度，对其加以评论的书论、画论也流行起来，成为自觉的文体。
此外，田园诗人陶渊明之名也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伴随着这个时代的开幕，诗也一举繁荣起来。那位断绝汉帝国命脉、奠定了魏国基业的曹操，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诗人。自他以后，在这乱世中诗人络绎辈出，令人目不暇接。而陶渊明就是其中一个光彩而独特的存在。抒情诗的文体确立，是这个时代最辉煌的产物之一。
与此同时，文章也如同策马并驰一般，驱使着四言、六言的对句，锤炼出了齐整均衡的华丽样式。人称“骈俪体”的这种样式，将深厚的古典教养和对汉语音调的敏锐感觉协调统一起来，是最为考究的文体。文学的体类在这个乱世当中获得了完全的独立。其中的名文和代表诗作，我们可以从6世纪初编纂的那部著名诗文集《文选》中看到。这部文集对于后世，甚至对我们日本文学曾留下过的深远影响，同样是不应该被忘记的。
上述各种文学、艺术体类之所以能够得到确立，是由于充满个性的、各式各样的教养人辈出。而各式各样的个性，又是在思想自由的基础上发展繁荣的。在汉代风靡一世的儒教思想，到了这个时代，已经不再是唯一的权威。在此之外，还有传承了老子、庄子一脉的道家思想，追求个人得救的道教信仰，再加上从西方传入并普及的佛教思想、信仰等，所谓儒、佛、道三教，并行不悖，相互交融，极大地拓宽了人们的精神振幅。在这个时代，各式各样的价值并存，人们不断摸索探求着更加切实的新价值。
这些努力大大拓展了华夏文明的疆域，也深化了它的质地。前文举例所示的文学、艺术体类之确立，也不过就是华夏文明这种疆域拓展、质地深化的表现之一罢了。还有在宗教领域和学问领域，华夏文明也都在这个时代丰富和发展起来。即使是如此漫长可怕的政治黑暗时代，也无法断绝中国的上古文明，反而使它的内涵变得更加新鲜丰富了。
本书的课题
光辉的黑暗时代—这种悖论式的现象是如何产生的？这就是本书需要面对的核心课题。事实上，西方世界在罗马帝国衰亡后，希腊、罗马古典文明就已没落、沦入黑暗时代；与之相比，中国的这种现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中国上古文明尽管经历了如此漫长的乱世，却不但没有断绝，反而还在维持其一贯性的同时，发展得更为丰富，范围更加宽广。这一点是如何做到的呢？要回答这一问题，恐怕还需针对华夏文明惊人的一贯性与强韧性进行探究。
面对这个巨大的课题，我现在还无法给出完满的答案。不过，我心里时常抱有的一个疑问，或许与此课题相关。那就是：在这个漫长的战乱时代，可以想见武力才是唯一可以依靠的东西，尽管如此，武士最终却未能成为统治阶级，原因究竟何在？
这个时代的中国社会，一般被定性为“贵族制社会”。其强烈倾向是社会阶层多重分化，家族门第被固定在各自所属的阶层中。而位于最顶层的名门，则必须是世世代代都孕育出具有丰富教养的知识人的家族。只知道好勇斗狠的武人，无论立下多少战功，都是挤不进贵族圈子的。贵族阶级不是武士，而是有教养的文人。在漫长的战乱时代，这样的社会体制竟能延续不绝，真称得上是惊人的事情。
当然了，掌握了武力集团的武人是能够建立新的国家，当上皇帝的。尤其席卷华北的各异族都是以武立国，其首领和中坚骨干也都是武人。因此北族系统的武人家族也能够成为贵族。然而他们为了统治汉族社会，把国家维持下去，却非得到汉族社会中的名门，也就是文人贵族层的合作不可。通过这样的合作，帝室及武人贵族也就普遍地受到贵族阶层的影响而逐步文人化了。
这样的文人贵族层，超越了国家兴亡而长久延续。他们正是在这漫长乱世中强韧地坚守着华夏文明，并进而使其发展壮大的中流砥柱。所谓华夏文明的强韧性，一言以概之，正是源于作为其担当者的知识人的强韧性，源于支撑着这些知识人的汉族社会的存在方式，而这与所谓“贵族制社会”是深深地联系在一起的。
接下来，我将从这样的视角出发，探索孕育出这四百年乱世的种种因素，思考这个时代的意义，并且追踪在其中强韧生存着的“贵族制社会”的变迁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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