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边人”证实：“遏制政策创始人”乔治·凯南曾严重警告，北约东扩是美国最致命错误！】编者的话：作为美国“遏制政策创始人”，乔治·凯南（1904年2月16日-2005年3月17日）最为人熟知的是1946年2月22日撰写的那份从美国驻苏联大使馆发送到华盛顿，建议和平“遏制”苏联的“长电报”。但冷战结束后，作为曾经的外交官和历史学者，凯南多次警告美国政府：“北约针对俄罗斯的持续扩张将是美国政策中最致命的错误。”他甚至不再为美国国务院工作，而是到高校任教和专注于著书立说。美国纽约大学历史和国际关系学者詹姆斯·派克就是凯南晚年多本著作的编辑。近日，派克以这一特殊的“编辑与学者”双重身份，在接受《环球时报》专访时回顾了凯南提出“遏制”政策和拒绝新冷战的真实想法，并讲述了自己对乌克兰危机升级、北约与俄罗斯关系、中美关系等问题的观点。

“对于冷战后的美国，扩大北约将是最致命的错误”

环球时报：能谈谈您与凯南的合作吗？

派克：我第一次见到凯南是1980年，当时我被他的经纪人推荐做他一本文集的编辑。记得凯南看了我列的文集入选文章目录后说：“派克先生，你既没有选‘长电报’，也没有选我在20世纪40年代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的那篇有关遏制苏联、饱受争议的文章。你是极少数不愿意这样做的人，这让我感到非常欣慰。”我认识凯南时，他最关心的问题似乎已变为“美苏关系以及日益严重的核危机是否会失控”，而且他明显表现出对美国没有能力明智处理对苏关系的担心。后来，他还问我：“你觉得这本书的名字应该是‘核幻觉’还是‘核错觉’？”我回答说：“‘幻觉’表明存在误解，而‘错觉’是一种危险的、具有欺骗性的想法。”他同意我的建议，于是，书名就变成《核错觉：原子时代的苏美关系》。

我和凯南合作的第二本书是《命运的联盟：法国、俄罗斯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我们最后一次合作的书是《生活速写》。这本书涉及他在旅行中的简单记录，时间跨越70年。我的工作包括阅读他那些仍受到限制的文件，然后一起探讨这本书可以采用哪些内容。从这些文件中，可以看出凯南头脑非常敏锐，而且对美国缺乏文化素养等社会问题感到不安。

环球时报：凯南被称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设计师”。但1998年5月美国参议院正式批准北约可以东扩后，凯南就表示这是一场新冷战的开始。您能详细介绍一下凯南如何看待苏联解体后北约东扩的问题吗？在他看来，北约应该是一个怎样的存在，才能确保西方和俄罗斯之间的稳定关系？

派克：如果想要理解凯南对北约的看法，关键就是要回看他为什么一直反对北约的建立和发展。是的，凯南在1946年从莫斯科发出的“长电报”和1947年在《外交事务》上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的文章让他被公认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设计师”。然而，他认为遏制应该是政治的、经济的和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而不是军事上的。凯南在当时以及一生中都反复强调，他从未觉得俄罗斯人要军事入侵西欧。

在当时，凯南当然是“马歇尔计划”的坚定拥护者，但当北约（东扩）的想法出现时，他作为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的负责人表示强烈反对。原因是他认为这会导致一个永久分裂的、军事化的欧洲出现。凯南认为与俄罗斯人达成任何可信的长期解决方案是可能的，最终也是有必要的，但北约的做法导致没有任何空间与俄罗斯达成解决问题的方案。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凯南对北约20世纪90年代开始东扩感到如此震惊。凯南希望找到欢迎俄罗斯融入欧洲的方法。他也表示，这需要时间，因为这将是困难的。

但随着北约东扩，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凯南认为北约一直存在下列问题：军事化思维泛滥，倾向于将俄罗斯妖魔化为“敌人”以及倾向于从军事力量而不是更根本的问题上去考虑。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美国无法对这样的一个历史可能性持开放态度，因此，他表示，“对于冷战后的美国，扩大北约将是其政策中最致命的错误”，因为它将“激起俄罗斯舆论中的民族主义和反西方倾向”，“恢复东西方关系中的冷战氛围”，并让进一步削减核武器变得更加困难，甚至不可能。

因此，凯南希望北约如果必须存在的话，那么它应该是一个“以某种方式包括俄罗斯在内”的系统。这个系统甚至都不应该含蓄地针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敌人。凯南还写道：“为什么在冷战结束后充满各种希望的可能性下，东西方关系却集中在‘谁将与谁结盟’的问题上，并暗示在未来完全不可预见和最不可能的军事冲突中‘谁与谁进行对抗’？”

“美国的外交政策不会让世界更和平”

环球时报：您能详细谈谈凯南的晚年境况吗？

派克：虽然凯南的观点在政府圈子里被忽视，但他晚年的公众形象和声誉相当高。因为他的担忧符合公众对美俄重新爆发冷战以及核军备竞赛、导弹部署等问题日益加深的不安。他被排在那些警告“生态灾难”的人的前列。他还反对过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凯南对那些年不断增长的“反苏反俄狂热情绪”发表了强烈的看法，并认为华盛顿和太多的美国人“在潜意识中需要一个外部的敌人”。凯南还坚持“对美国权力的限制”。有一次我们吃午餐时，他和我聊起杜鲁门总统时期的国务卿艾奇逊，并表示“其不了解权力”。凯南当时解释说，在华盛顿的信仰中有异乎寻常的狂妄自大：美国在二战结束后不久就认为它可以构建一个全球体系，以此来控制自己的盟友，尤其是德国和日本，并以此对抗自己的敌人。他认为，华盛顿在掩饰自己越来越非理性的企图——成为每个地区的支点、“管理”游戏规则、将北约东扩到俄罗斯的边界、坚持美国“普世价值”，但这些最终将导致悲剧性的结果。因为所有这些都避开了凯南一生中谈到的“对权力的限制”。凯南反复强调，美国制定连贯的战略思维几乎变得不可能，因为美国拒绝对自己的权力加以限制，也拒绝对解决紧迫的全球性问题持开放态度。

环球时报：回到乌克兰危机，我们也想听听您的见解？

派克：乌克兰危机的关键要追溯到美国和北约（以及欧盟）拒绝接受一个不威胁俄罗斯的独立和保持中立的乌克兰。北约1999年和2004年两次大规模东扩，清晰地暴露出华盛顿的基本议程：首先是要严重削弱俄罗斯的长期影响力；其次是进一步巩固自己在扩大后的北约中的核心地位。有分析认为，美国拒绝与俄罗斯就基本问题进行谈判，且多年来在乌克兰采取了很明显的导致危机升级的行动——从“民主促进”政策，到所谓的“橙色革命”，再到大量资助、训练和武装乌克兰军队等。

谁也说不准华盛顿在自己不断深化的治理问题中要走向何处。但与以前不同的是，在繁荣时期，动员起来对付一个“敌人”往往会带来一种虚假的团结感，而那些日子已成为历史。曾经，美国可以负担大量的军事开支和不断置身于战争的成本，也能让大多数美国公民仍享受相对优越的经济福利，但现在美国做不到了。至于欧洲，一个追求更独立、更少结盟的欧洲可以在世界上扮演一个更为积极的角色。那样的话，欧洲可以放心地去应对气候和核问题，力争创新全球治理模式，而不是被卷入长期的“再军事化”，或者更糟——在华盛顿的怂恿下将自己的军事存在扩展到亚洲。

环球时报：中美之间既有分歧也有共同利益。您认为，两国还有可能携手努力，让乌克兰危机尽快化解吗？

派克：如果美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灵活性，降低自己的调子，那么，美中两国可以做很多事情来帮助解决当前的危机。当然，这需要美国在相当程度上改变方向，而不是中国。到目前为止，美国还没有这样做。不过，我们应该记住，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和欧洲人开始认识到，如果（美国）采取当前针对乌克兰危机的这种外交政策，既不会让世界更和平，也不会让世界有足够能力来有效应对全球变暖等其他具有威胁性的生存危机。解决这些危机需要以正义感为基础的、创新的全球治理方式，而推动这些方式的应该是一种区别于美国和北约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对俄罗斯所采取的那种策略。

“中国崛起，美国没有做好任何准备”

环球时报：您认为在拜登政府任期内，中美关系会有明显改变吗？

派克：尽管大多数迹象表明美中关系日益紧张和不稳定，但拜登政府有可能改变自己对华政策的一些方面。拜登政府正在大规模增加国防预算，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挑衅性措施，试图动员美国的传统盟友加入其针对中国的军事战略，如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和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

同时，拜登政府还在延续特朗普将美国贸易政策武器化的做法，并试图利用对俄制裁进一步推动美中经济“脱钩”。

当然，所有这些都需要放在中国的历史性崛起在各方面给美国带来不安的大背景下来看。作为一个非同寻常的非西方文明，中国正在走向全球权力的中心。美国历史上没有为这种情况做好任何准备，无论是在政治、文化、心理、种族还是战略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美中关系的前景仍很严峻。

但抛开可能的“黑天鹅”事件不谈，鉴于美国对华政策一成不变，我认为，有几点需要注意：

首先，这不是冷战时期的重演。冷战时期，美国国内的“恐共”情绪和对苏联、中国的妖魔化描述相互结合。有所不同的是，现在美国民意调查显示出当前美国民众对中国持相当负面的态度，但实际上在美国受访者最关切的问题中，有关中国的排列很靠后。我怀疑是否真的有很多美国人把中国视为华盛顿治理体系日益失调的根本原因。中国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精英群体所关注的，而这种关注主要为美国军工集团的利益服务。

其次，美国政治机构在中国议题上存在分歧。拜登总统面对的是一个日益失意的民主党，且党内的进步派和拜登之间也存在矛盾。进步派在应对气候变化这一问题上态度强硬，同时探寻各种国内改革。而拜登的预算和外交政策议程与进步派的主张相冲突，这让他们深感不满。

第三，尽管美国大企业的精英并不打算公开质疑华盛顿的对华政策，但他们内心也很矛盾。因为对许多人来说，以各种方式与中国“脱钩”以及拜登政府对俄制裁有可能加速削弱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私下里，一些人担心美国已失去通过美联储、华尔街和庞大的政府赤字运作来化解金融危机的能力。多年来老有人在谈论“中国的崩溃”，但正如2008年金融危机时所显示的那样，美国已经将“系统性风险”这一概念制度化，变成了美国经济运作的核心。如果没有中国在2008年到2009年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很难知道今天的全球经济会是什么情形。（《环球时报》4月19日7版文章，作者： 夏温新）

#美国是埋下祸根的制毒师# 【环时深度：一层层掀开美国面具！美国是埋下祸根的制毒师！】#面具下的丑恶美利坚# 走进美国国会大厦，里面放映的宣传片对美国的现行制度百般“贴金”，称其为“人类迄今能找到的最佳制度”。然而，在美国不到250年的建国史中充斥着战争、杀戮和种族仇视。特别是二战结束以来，美国更是成为在全球制造瘟疫、仇恨和战争的“制毒师”：在多场战争中使用生化武器；秘密运行海外生物实验室；在对外战争中制造民族分裂；为意识形态渗透在多国策划“颜色革命”……无论是“生物投毒”还是“精神投毒”，美国都是顶级的“制毒师”。

暗地里“全球投毒”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除双方激烈的战况外，美国在乌克兰设立的生物实验室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这在一定程序上佐证了人们之前的猜测。俄罗斯国防部3月中旬公布了从乌克兰生物实验室人员那里获取的文件，揭露了美国及其北约盟友在乌克兰开展的生物武器研究。这些研究包括对人类致死率高达50%的高致病性禽流感H5N1以及纽卡斯尔病毒。

美国在乌克兰的生物实验室只是其全球生物实验室网络的冰山一角。根据美方自己公布的数据，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这些实验室是所谓“生物协同计划”的一部分,由五角大楼直接出资管控，大多位于独联体国家、中东、东南亚和非洲。尽管美国人自以为行事隐蔽，美军方在境外开展生物武器研究依然可循到蛛丝马迹。2018年，格鲁吉亚前安全部长格奥尔加泽披露美国在格境内的卢加尔生物实验室进行秘密人体实验，导致许多参与者死亡。2019年，韩国海关人员在釜山港第八码头等地发现美军未经任何申报程序，将多种武器级病毒细菌样本送入韩国的问题。韩媒称，美国设在韩国4个地区的生物实验室，在2009至2014年间进行过多达15次炭疽杆菌试验，且一直向驻韩美军提供活体炭疽杆菌样本。

更加令人生疑的是，面对俄方指控，美国官方表态互相矛盾，连忙销毁相关研究痕迹，并向乌实验室发出销毁、转移危险病原体的紧急命令。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凯近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所说，作为唯一在多场战争中使用过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的国家，美国仍表现出继续使用相关武器的危险倾向，令世人担心。

频频念“冷战魔咒”

美国一面强行通过与他国合作“生物投毒”，一面又通过输出意识形态制造祸端。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2019年4月曾这样提醒时任总统特朗普：“美国是世界历史上最好战的国家，因为美国希望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其他国家。”卡特希望美国不要好战，而要搞好自身的基础建设。但美国政府当惯了祸害世界的“制毒师”，当权者不会有前政要这样的反思，除了靠战争显示霸权地位和为军工复合体牟利外，还要对外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祸害世界。

冷战某种程度上是一场因意识形态对立而起源的阵营对抗。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建立了自己的话语体系，对外推广的就是所谓“自由”“民主”。这是美国文化霸权的基础。美国外交学者威廉·布鲁姆在《民主：美国最致命的输出》一书中指出，美国的对外扩张与“民主输出”密切相关。长期以来，“民主输出”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专属招牌”，印刻其上的黑历史不胜枚举。

美国学者奥罗克在《隐蔽的政权更迭：美国的秘密冷战》一书中写道，冷战期间，美国实施过64次隐蔽的和6次公开的政权更迭行动。哥斯达黎加、危地马拉、厄瓜多尔、玻利维亚、萨尔瓦多、格林纳达、洪都拉斯、巴拿马、海地、委内瑞拉……美国所有拉美邻居中，鲜有没遭遇“美式黑手”的。

冷战结束后，美国更加为所欲为。为巩固全球霸权，推广其虚伪的“民主”“自由”等所谓“普世价值”，美国无所不用其极。英国作家弗朗西斯·桑德斯在2001年出版的《谁承担后果——美国中央情报局与文化冷战》一书中揭露，中情局出资，通过一些基金会支持他国社会精英、留学生到美访学，挑选和扶持符合美国利益的“意见领袖”，培训街头政治策略。过去20年，接连发生的所谓“颜色革命”——格鲁吉亚“玫瑰革命”、乌克兰“橙色革命”和吉尔吉斯斯坦“郁金香革命”，美国国务院公开承认在其中发挥了作用。始于2010年的所谓“阿拉伯之春”造成整个中东地区局势强烈震荡，美国扮演了幕后“操盘手”的角色。美国还长期把经济援助和“民主移植”挂钩，通过其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向一些发展中国家施压。

这些被美国“民主输出”的国家，不仅没有一个实现了稳定和繁荣，相反仿佛陷入了示威游行、政府更迭、经济倒退的“冷战魔咒”之中。如今深陷内乱的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不必多言，以饱受“颜色革命”之苦的乌克兰为例——在一项包括乌克兰、白俄罗斯、中亚五国在内的12个欧亚地区国家的研究报告中：乌克兰1992年GDP排在第二位，从2019年开始降到第三位，人均GDP也从第三位下滑到第八位。数据显示，2015年，乌克兰GDP下降近10%，工业生产总值下降13.4%；2018年已沦为欧洲最穷国。

留下了“分裂伤疤”

众所周知，自1776年7月4日独立以来，240多年中，美国没有参与战争的时间不足20年。更令世界痛心的是，二战后美国发动战争之处，都留下了难以弥合的历史伤疤。

美国在冷战时期留给亚洲多道伤疤。在华盛顿国家广场的朝鲜战争纪念碑上，竟有这样一段碑文：“我们的国家向响应号召保卫一个他们从未谋面的国家和民族的儿女们致敬。”这场导致300多万平民死亡、约300万人成为难民，让朝鲜半岛主要城市几乎都成为废墟的战争，就被这样一段美化自身的碑文一带而过。然而，战争创伤遗留至今，朝韩双方长期对峙导致亲人离散。仅韩国官方的数据就显示，注册为离散家属的韩国人超过13.2万，很多上了岁数的老人感叹，“和在朝亲属今生恐不能见”。

美国还以阻止共产主义在东南亚扩张为由，到东南亚制造仇恨和灾难。从1955年美国以“特种战争”形式介入，到1975年狼狈撤出，越南战争持续20年，是二战后延续时间最长也最为残酷的一场战争。越战后，美国开始进行所谓的战略收缩。随着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失去两极格局制衡的美国更加肆无忌惮地向外扩张，美国主动发动战争的频次比冷战时期更高了。

巴尔干半岛的伤疤人们同样没有忘记。上世纪90年代，美国对南联盟的干涉直接激化了该国的民族矛盾，加剧了彼此之间的仇杀。波黑战争与科索沃战争导致近30万人死亡，近300万人沦为难民，最终南联盟被“肢解”。科索沃在塞尔维亚和阿尔巴尼亚两个民族的历史上都扮演过重要的角色，美国利用塞阿两族对科索沃都有难以割舍之情，试图将其分而治之，使阿族和塞族的关系迅速恶化，最终转化成完全对立。1999年3月，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军队打着“避免人道主义灾难”的旗号，公然绕过联合国安理会，对南联盟进行了78天的持续轰炸，造成2000多名无辜平民丧生，6000多人受伤，近100万人流离失所。1999年科索沃战争结束后，美国在科索沃建立了欧洲最大的军事基地，还给当地带来高失业率和贫困。

美国带给阿富汗和中东地区的伤痛更是绵延不断。“9·11”事件后，美国在反恐战争中夹带“私货”。先是以打击“基地”组织和塔利班为名入侵阿富汗。20年来，美军事行动造成10多万阿平民伤亡，约1100万人沦为难民。在随后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中，美国无视伊拉克人的生存状况，挑起不同教派民众的冲突，其所谓的“大中东民主计划”实际上是把伊拉克人的苦难放大到整个大中东地区。一位在伊拉克生活多年的华商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我们接触到的几乎每一个普通伊拉克人都认为，这些年发生的暴力活动或教派冲突都不是伊拉克人干的，而是因为美国人入侵伊拉克后导致国家一度失控，让一些国际恐怖分子乘机而入。我们担惊受怕时，美国人却躲在‘绿区’里。”战争结束近20年了，伊拉克国家重建仍步履维艰，当地人说：“美国人不想我们这里变好，这里就不会好。”

利比亚、叙利亚等中东国家的教派矛盾、部落矛盾也被美国利用。美国插手利比亚和叙利亚的内战，两场内战给中东地区带来沉重灾难。根据美国布朗大学“战争成本”项目近日发布的一份报告，从“9·11”事件至今，美国在全球85个国家开展反恐行动，却导致这些国家的平民死亡人数在36.3万到38.7万人之间，战争造成的难民和流离失所人口超过3800万。

全为了“美式霸权”

美国口口声声保护人权，然而这些死在美军行动中的大量无辜平民就不是生命吗？正如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直言：“只要认为需要，只要相信对自身有利，只要觉得力所能及，美国就会产生动武的冲动。而由此带来的人道主义灾难再可怕，也总是别人承担。”美国一些有识之士也认为，美国热衷于搞“民主输出”并非真的是关心民主，就是为了维护美式霸权。

当朝韩离散家属相聚几乎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时，美国一部名为《被遗忘的战事：朝鲜战争》的影片，恰恰揭示了这个“制毒师”选择性遗忘这场战争的原因——冷血。战争思维深植于美利坚合众国的基因，当这个“制毒师”因发展中国家集体崛起而感到战略焦虑时，就会把自身狭隘的霸权利益建立在他国人民的动荡、流血和痛苦之上。这样一个自私又无底限的美国，给世界带来了太多的人间悲剧。（《环球时报》4月11日7版文章，作者 张梦旭）

“教育的目的在启发人性中固有的求知、想好、爱美的本能，使它们尽量生展。”
——朱光潜（1897.09.19－1986.03.06），美学家、文艺理论家

朱光潜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所著《西方美学史》是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美学史著作，编著作品有《文艺心理学》《悲剧心理学》《谈美》等。他还翻译了黑格尔《美学》和维柯的《新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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