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古维新# 【郭嵩焘：“汉奸”或“先知”——面对晚清大变局，一个独醒者思考与苦闷】
题记：2007年，中南大学孟泽教授在湖南教育电视台《湖湘讲堂》主讲郭嵩焘，后出版《洋务先知郭嵩焘》。最近修订再版，更名《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郭嵩焘，这个“苦闷的先知”，当年对中国社会何去何从的思考，直到现在，不仅具有现实意义，可能仍然“超前”。老何写读书心得《睁眼看世界：“洋务先知”郭嵩焘的“独醒之累”》，虽感同身受，几欲“抓狂”，仍觉隔靴搔痒，不得要领。从老孟处索来“湖湘讲堂”之“答客问”：《“汉奸”或“先知”》，且看作者“坦白”自己的心之思，与“苦闷的先知”的隔世的“苦恋”。
问：听说你在“湖湘讲堂”开讲郭嵩焘，我和我的朋友，对此充满期待。
我有点迷惑的是，湖湘近代以来，建功立业、赢得大名的人物多矣，你为什么会选择郭嵩焘？郭嵩焘生前身后都不“得志”，他身上有很多是非，很多尴尬，很多怨愤，其性格似乎也并不完美，“功业”更难言卓著。
答：是的，湖湘近现代，伟人很多，以至于今天，人人心中都有一个“舍湖南无以言中国”的湖湘“英雄谱”。而郭嵩焘，在很长时期内，甚至未必是一个能够让人乐于接受的“正面人物”。但是，当“湖湘讲堂”邀请我讲一个湖湘人物时，我首先想到的就是郭嵩焘。我一点也不觉得我的判断和选择是轻率的，我甚至觉得，重新认识郭嵩焘，是我们的时代是否成长了足够澄明的理智和理性的重要标志之一。
我想说出这样的意思，近代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不仅有雄浑的激情，也有清澈的认知和理性的判断，不仅有集体的奔赴，也有高明到近乎“异端”的省思。
而郭嵩焘，正是最能够代表后者的人物，在某一个时段，他甚至是唯一的，因此有所谓“独醒之累”。
郭嵩焘（1818－1891）与曾国藩、刘蓉有金兰之谊，与左宗棠是“发小”，但他的知名，并非如曾国藩、左宗棠等同治中兴名臣那样，因为有显赫的“功业”，而是作为“湘军”台前幕后重要的运筹者，作为洋务运动中最有见识的思想者和实践者，作为晚清首任驻外公使——以钦差大臣身份于1876年至1879年出使英国、法国，显示出了不同寻常的思想、精神与人格魅力。
他对于西洋文明的理解和判断，对于晚晴现实的洞察与传统文化的检讨，在他的同辈中罕有能够企及者。
在某种意义上，郭嵩焘的认知、思想、勇气和精神历程，抵达了一个传统士大夫所能抵达的极限。说他的思想可以延伸到戊戌变法，延伸到辛亥革命，延伸到“五四”，说他是“洋务先知”，并不夸张。谭嗣同、梁启超等，都曾表达过对于郭嵩焘的无限景仰。正如汪荣祖先生所说的，他是那个时代中，最勇于挽澜之人，我们追踪其人，印证其时、其地，很可觉察到他的孤愤与无奈。他的思想过于先进，同时代人难以接受，也很少接受；他的个性貌似恭俭，骨子里其实非常自负与固执。当时的人们，觉得众人皆醒他独醉，今天看来，实在众人皆醉他独醒。
然而，郭嵩焘执着之深，正可见其信心之坚。这种信心，源于一种道德勇气，更源于一种在郭嵩焘的时代极其难得的求“真”务“实”的知识勇气。
描述郭嵩焘，我们可以对中国近代史有一次特殊的领略，领略其中与我们自身的作为并非无关的屈辱和悲哀，领略先知先觉者的苦闷与激愤，领略一个“芬芳悱恻”的性灵，领略一段充满戏剧性的人生。在一个重新开放的时代，在至今并未出离“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时，也就是说，在中西文化的融会贯通，中国的现代转型，依然未完成时，我们可以因此而获得重要的启示与教益。
问：为什么郭嵩焘至今没有获得人们的广泛认同？其人生的“悲剧”内含是什么？
答：近代历史联系着我们今天的选择，也联系着我们对于悠久的华夏文明的认知与评价。我们远没有从近代历史的是非恩怨解脱出来。如果说鸦片战争以来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到今天为止并未完结，中西文明的交汇和融合，并未休止，那么，我们就得承认，对于有些人、有些事的判断，我们不仅依然身陷近代以来的是非恩怨之中，而且也依然处于并未定型的未来文化与文明的牵引和调整之中。
只是，我们毕竟走到了今天，我们的国家空前地开放了，我们自己也空前地开明、理性了。如此，近代历史中有多少人与事，需要我们去重新打量，以便接近历史的真实呢？又有多少判断需要我们去调整，以最大限度地接近人性与人道，最恰当地维护和提升个人和民族的尊严？我们需要继续以满清当局者或者任何一个时代当局者的是非、恩怨、哀乐作为我们自己的是非、恩怨、哀乐吗？或者相反？我们可以把世界文明的流转演变，仅仅作民族立场、道德立场、政治立场乃至特殊的政党立场上的打量吗？或者必须超越这种民族立场、道德立场、政治立场和特殊的政党立场？
郭嵩焘就是需要重新打量的人，围绕在他身边的是非，也是需要重新打量的是非。
郭嵩焘在世的时候，就被指目为“汉奸”，这从何说起？“汉奸”一词，内含了长期以来汉民族最敏感的屈辱与自尊。对此，在我们的文化人格中，甚至已经获得某种近乎生理的反应，而常常中断了理性的认知。
郭嵩焘与僧格林沁曾经共事，不止是一般的脾气的不对，简直“道不同”。而僧格林沁却真的打沉了几艘英国人的船，打死过几百名英国人。连曾国藩也觉得1840年以来，国家一直不得舒展，僧格林沁在天津大沽口痛击英国人，总算出了一口浊气。李鸿章因此还赞叹僧格林沁和郭嵩焘，一个是英雄，一个是名士，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皇帝有赏，举国庆贺。当是时也，郭嵩焘却是不见欣悦反而郁郁寡欢。
巡抚广东时，与左宗棠生出嫌隙，除了性格的冲突之外，郭嵩焘或者左宗棠是否真的有对不起朋友的叵测居心？
在上海续娶钱氏女，举城皆知。但郭嵩焘很快就“了结”了这一段婚姻，以至引发热议。在郭嵩焘的年代，明媒正娶可不是儿戏，那是“伦理之始”，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我们全部的家国制度，就是从这种最初的伦理开始建构的。那么，郭嵩焘此举是否意味着对迤逦千年的家国伦理的玩忽？
出使英、法，郭嵩焘让自己的副使刘锡鸿劾奏了“十大罪状”。他按照朝廷的意思所作，由前五十天出使日记编成的《使西纪程》，开始由总理衙门刷印发行，接着又遭禁毁版。以至有大臣以此为由参劾他“有二心于中国”。事情果真如此？
郭嵩焘晚年认为，中国要三百年才可能真正振兴，才可能由器物的改变，教育的革新，人才的崛起，延伸到制度、人心、风俗的真正改善。这是先知之明还是牢骚之辞？
发生在郭嵩焘身上的事，有的很琐碎，很闹心，甚至不像是我们想象中的大人物上应该发生的，他的反应似乎也不是大的政治家应该有的反应，这当然也“得益”于他写作了几十年的日记的发现，而郭嵩焘的日记，又不像曾国藩或别的人那样，把它当成自己修炼心性的功课，自我修饰的文本，当成示范后人的教材，而写成了自己真实的所见所思所想的日记，自我倾诉的日记，吐槽的日记，让我们得以窥见他内心世界的波动——各种指责、焦灼、苦闷、牢骚、批评、愤怒和一己的洞察与发现。
按照我们今天的认识，“古代中国的‘国家’是中心明确、边界模糊的一个‘文化概念’。‘凡我族类，其心必同’，就是说，凡是和我一个文化的，都可以是一个国家；反过来当然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可以理解为凡是和我文化有差异的，就是四夷，不属一个国家。”“凡是文化上不服从、不认同的，都是‘异邦异俗’。所以，在古代中国，国家、文明、真理在空间上是重叠的，于是，常常说‘天下一家’、‘海内有知己’、‘四海之内皆兄弟’。但是，在这种说法的背后，有一个非常深刻的矛盾：一方面是以中国为中心的特殊主义，一方面是普遍主义的世界观；既是只有一个文明中心的世界观，又是文明普遍适用，真理放之四海皆准的世界观。”（葛兆光《古代中国社会与文化十讲》）
晚清对于西方的拒斥，某种意义上就是此种“特殊主义”及其所建构的“普遍主义”—— 它曾经建构了一种经典的文明——共同导演的结果。只有翻过这一页去，伴随着屈辱与悲愤的不平衡也不平等的历史记忆，才会真正有所改观。当中国文化终于生长出了更加具有生命力与涵盖性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它才可能拥有新的“天下”，而且是通过文化去化同的“天下”。此时，其“特殊主义”的“普遍主义”就会是另一番景象，就是一种普遍主义之下的特殊主义，而不是通过特殊主义建构的普遍主义。
从特殊主义出发的普遍主义，到建构具有普遍性的特殊主义，从中国中心主义的坍塌到重建民族国家的新的主体性，这不止是一个政治问题，更是一个文化问题。郭嵩焘在此一不能回避的历程中，贡献了远高于流辈的见识和智慧。或许，这种见识和智慧正是他与他的时代、他的周遭格格不入的重要原因之所在，使得他的生平和仕途，更加举步维艰，坎坷不断，充满争议、攻讦乃至毁谤，也充满传奇色彩。
本文转自https://t.cn/A66rLC2f
《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孟泽著 岳麓书社。题词内容：独醒之累！https://t.cn/A66rLC2V
题记：2007年，中南大学孟泽教授在湖南教育电视台《湖湘讲堂》主讲郭嵩焘，后出版《洋务先知郭嵩焘》。最近修订再版，更名《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郭嵩焘，这个“苦闷的先知”，当年对中国社会何去何从的思考，直到现在，不仅具有现实意义，可能仍然“超前”。老何写读书心得《睁眼看世界：“洋务先知”郭嵩焘的“独醒之累”》，虽感同身受，几欲“抓狂”，仍觉隔靴搔痒，不得要领。从老孟处索来“湖湘讲堂”之“答客问”：《“汉奸”或“先知”》，且看作者“坦白”自己的心之思，与“苦闷的先知”的隔世的“苦恋”。
问：听说你在“湖湘讲堂”开讲郭嵩焘，我和我的朋友，对此充满期待。
我有点迷惑的是，湖湘近代以来，建功立业、赢得大名的人物多矣，你为什么会选择郭嵩焘？郭嵩焘生前身后都不“得志”，他身上有很多是非，很多尴尬，很多怨愤，其性格似乎也并不完美，“功业”更难言卓著。
答：是的，湖湘近现代，伟人很多，以至于今天，人人心中都有一个“舍湖南无以言中国”的湖湘“英雄谱”。而郭嵩焘，在很长时期内，甚至未必是一个能够让人乐于接受的“正面人物”。但是，当“湖湘讲堂”邀请我讲一个湖湘人物时，我首先想到的就是郭嵩焘。我一点也不觉得我的判断和选择是轻率的，我甚至觉得，重新认识郭嵩焘，是我们的时代是否成长了足够澄明的理智和理性的重要标志之一。
我想说出这样的意思，近代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不仅有雄浑的激情，也有清澈的认知和理性的判断，不仅有集体的奔赴，也有高明到近乎“异端”的省思。
而郭嵩焘，正是最能够代表后者的人物，在某一个时段，他甚至是唯一的，因此有所谓“独醒之累”。
郭嵩焘（1818－1891）与曾国藩、刘蓉有金兰之谊，与左宗棠是“发小”，但他的知名，并非如曾国藩、左宗棠等同治中兴名臣那样，因为有显赫的“功业”，而是作为“湘军”台前幕后重要的运筹者，作为洋务运动中最有见识的思想者和实践者，作为晚清首任驻外公使——以钦差大臣身份于1876年至1879年出使英国、法国，显示出了不同寻常的思想、精神与人格魅力。
他对于西洋文明的理解和判断，对于晚晴现实的洞察与传统文化的检讨，在他的同辈中罕有能够企及者。
在某种意义上，郭嵩焘的认知、思想、勇气和精神历程，抵达了一个传统士大夫所能抵达的极限。说他的思想可以延伸到戊戌变法，延伸到辛亥革命，延伸到“五四”，说他是“洋务先知”，并不夸张。谭嗣同、梁启超等，都曾表达过对于郭嵩焘的无限景仰。正如汪荣祖先生所说的，他是那个时代中，最勇于挽澜之人，我们追踪其人，印证其时、其地，很可觉察到他的孤愤与无奈。他的思想过于先进，同时代人难以接受，也很少接受；他的个性貌似恭俭，骨子里其实非常自负与固执。当时的人们，觉得众人皆醒他独醉，今天看来，实在众人皆醉他独醒。
然而，郭嵩焘执着之深，正可见其信心之坚。这种信心，源于一种道德勇气，更源于一种在郭嵩焘的时代极其难得的求“真”务“实”的知识勇气。
描述郭嵩焘，我们可以对中国近代史有一次特殊的领略，领略其中与我们自身的作为并非无关的屈辱和悲哀，领略先知先觉者的苦闷与激愤，领略一个“芬芳悱恻”的性灵，领略一段充满戏剧性的人生。在一个重新开放的时代，在至今并未出离“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时，也就是说，在中西文化的融会贯通，中国的现代转型，依然未完成时，我们可以因此而获得重要的启示与教益。
问：为什么郭嵩焘至今没有获得人们的广泛认同？其人生的“悲剧”内含是什么？
答：近代历史联系着我们今天的选择，也联系着我们对于悠久的华夏文明的认知与评价。我们远没有从近代历史的是非恩怨解脱出来。如果说鸦片战争以来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到今天为止并未完结，中西文明的交汇和融合，并未休止，那么，我们就得承认，对于有些人、有些事的判断，我们不仅依然身陷近代以来的是非恩怨之中，而且也依然处于并未定型的未来文化与文明的牵引和调整之中。
只是，我们毕竟走到了今天，我们的国家空前地开放了，我们自己也空前地开明、理性了。如此，近代历史中有多少人与事，需要我们去重新打量，以便接近历史的真实呢？又有多少判断需要我们去调整，以最大限度地接近人性与人道，最恰当地维护和提升个人和民族的尊严？我们需要继续以满清当局者或者任何一个时代当局者的是非、恩怨、哀乐作为我们自己的是非、恩怨、哀乐吗？或者相反？我们可以把世界文明的流转演变，仅仅作民族立场、道德立场、政治立场乃至特殊的政党立场上的打量吗？或者必须超越这种民族立场、道德立场、政治立场和特殊的政党立场？
郭嵩焘就是需要重新打量的人，围绕在他身边的是非，也是需要重新打量的是非。
郭嵩焘在世的时候，就被指目为“汉奸”，这从何说起？“汉奸”一词，内含了长期以来汉民族最敏感的屈辱与自尊。对此，在我们的文化人格中，甚至已经获得某种近乎生理的反应，而常常中断了理性的认知。
郭嵩焘与僧格林沁曾经共事，不止是一般的脾气的不对，简直“道不同”。而僧格林沁却真的打沉了几艘英国人的船，打死过几百名英国人。连曾国藩也觉得1840年以来，国家一直不得舒展，僧格林沁在天津大沽口痛击英国人，总算出了一口浊气。李鸿章因此还赞叹僧格林沁和郭嵩焘，一个是英雄，一个是名士，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皇帝有赏，举国庆贺。当是时也，郭嵩焘却是不见欣悦反而郁郁寡欢。
巡抚广东时，与左宗棠生出嫌隙，除了性格的冲突之外，郭嵩焘或者左宗棠是否真的有对不起朋友的叵测居心？
在上海续娶钱氏女，举城皆知。但郭嵩焘很快就“了结”了这一段婚姻，以至引发热议。在郭嵩焘的年代，明媒正娶可不是儿戏，那是“伦理之始”，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我们全部的家国制度，就是从这种最初的伦理开始建构的。那么，郭嵩焘此举是否意味着对迤逦千年的家国伦理的玩忽？
出使英、法，郭嵩焘让自己的副使刘锡鸿劾奏了“十大罪状”。他按照朝廷的意思所作，由前五十天出使日记编成的《使西纪程》，开始由总理衙门刷印发行，接着又遭禁毁版。以至有大臣以此为由参劾他“有二心于中国”。事情果真如此？
郭嵩焘晚年认为，中国要三百年才可能真正振兴，才可能由器物的改变，教育的革新，人才的崛起，延伸到制度、人心、风俗的真正改善。这是先知之明还是牢骚之辞？
发生在郭嵩焘身上的事，有的很琐碎，很闹心，甚至不像是我们想象中的大人物上应该发生的，他的反应似乎也不是大的政治家应该有的反应，这当然也“得益”于他写作了几十年的日记的发现，而郭嵩焘的日记，又不像曾国藩或别的人那样，把它当成自己修炼心性的功课，自我修饰的文本，当成示范后人的教材，而写成了自己真实的所见所思所想的日记，自我倾诉的日记，吐槽的日记，让我们得以窥见他内心世界的波动——各种指责、焦灼、苦闷、牢骚、批评、愤怒和一己的洞察与发现。
按照我们今天的认识，“古代中国的‘国家’是中心明确、边界模糊的一个‘文化概念’。‘凡我族类，其心必同’，就是说，凡是和我一个文化的，都可以是一个国家；反过来当然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可以理解为凡是和我文化有差异的，就是四夷，不属一个国家。”“凡是文化上不服从、不认同的，都是‘异邦异俗’。所以，在古代中国，国家、文明、真理在空间上是重叠的，于是，常常说‘天下一家’、‘海内有知己’、‘四海之内皆兄弟’。但是，在这种说法的背后，有一个非常深刻的矛盾：一方面是以中国为中心的特殊主义，一方面是普遍主义的世界观；既是只有一个文明中心的世界观，又是文明普遍适用，真理放之四海皆准的世界观。”（葛兆光《古代中国社会与文化十讲》）
晚清对于西方的拒斥，某种意义上就是此种“特殊主义”及其所建构的“普遍主义”—— 它曾经建构了一种经典的文明——共同导演的结果。只有翻过这一页去，伴随着屈辱与悲愤的不平衡也不平等的历史记忆，才会真正有所改观。当中国文化终于生长出了更加具有生命力与涵盖性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它才可能拥有新的“天下”，而且是通过文化去化同的“天下”。此时，其“特殊主义”的“普遍主义”就会是另一番景象，就是一种普遍主义之下的特殊主义，而不是通过特殊主义建构的普遍主义。
从特殊主义出发的普遍主义，到建构具有普遍性的特殊主义，从中国中心主义的坍塌到重建民族国家的新的主体性，这不止是一个政治问题，更是一个文化问题。郭嵩焘在此一不能回避的历程中，贡献了远高于流辈的见识和智慧。或许，这种见识和智慧正是他与他的时代、他的周遭格格不入的重要原因之所在，使得他的生平和仕途，更加举步维艰，坎坷不断，充满争议、攻讦乃至毁谤，也充满传奇色彩。
本文转自https://t.cn/A66rLC2f
《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孟泽著 岳麓书社。题词内容：独醒之累！https://t.cn/A66rLC2V
读书学典:《论语.子路》13.18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叶（shè）公：沈诸梁，芈姓，沈尹氏，名诸梁。楚国大夫，楚僭称王，故臣称公。颇具治绩。为后世“叶公好龙”之说的来源。或说是“叶公子高”。
▲语：yù,告诉。
▲直躬：正直的人。躬，犹身也；直，言无所邪曲也。一说其人姓名不传，因其行直，故称直躬。或说其人名躬，高诱云：“直躬，楚叶县人也。”躬盖名其人，必素以直称者，故称直躬。直举其行，躬举其名。
▲攘：偷窃，盗。周生烈：“有因而盗曰攘。”高诱：“凡六畜自来而取之曰‘攘’也。”皇侃：“他人物来己家而藏隐取之，谓之攘也。”
▲证：《说文》：“证，告也。”
▲异于是：和这个不一样。是，此。蔡节：“证父攘羊则有反于天理，而非所谓直矣。”
▲隐：隐藏，说文：“蔽也”。《檀弓》云：“事亲有隐而无犯。”郑玄：“不称扬其过失。”《正义》：“盖子之事亲，当时微谏，谕父母于道，不致有过误；若不幸而亲陷不义，亦当为讳匿。”
■现代翻译：叶公告诉孔子说：“我们乡里有一个能行直道的人，他父亲偷了羊，他作为儿子却出来告发。”孔子说：“我们乡里正直的人和他不一样。父亲替儿子隐瞒，儿子替父亲隐瞒，直道就在其中了。”
●何晏等《论语集解》：孔安国曰：“直躬，直身而行。”周生烈曰：“有因而盗曰攘。”
●皇侃《论语义疏》：叶公称己乡党中有直躬之人，其父盗羊，而子告失羊主，证明道父之盗也。欲自矜夸于孔子也。孔子拒于叶葉公，云：吾党中有直行者，则异于证父之盗为直者。为风政者以孝悌为主，父子天性，率由自然至情，宜应相隐，若隐惜则自不为非，故云直在其中矣。若不知相隐，则人伦之义尽矣。樊光云：“父为子隐者，欲求子孝也，父必先为慈，家风由父，故先称父。”范宁曰：“夫所谓直者，以不失其道也。若父子不相隐讳，则伤教破义，长不孝之风焉，以为直哉？故相隐乃可为直耳。今王法则许期亲以上得相为隐，不问其罪，盖合先王之典章。” 江熙云：“叶公见圣人之训，动有隐讳，故举直躬，欲以此言毁訾（zǐ，诋毁）儒教，抗衡中guó。夫子答之，辞正而义切，荆蛮之豪丧其夸矣。”
●刑昺《论语注疏》：此章明为直之礼也。叶公言吾乡党中有直身而行者，因羊来入己家，父即取之，而子言于失羊之主，证父之盗。叶公以此子为直行，而夸于孔子也。孔子言此，以拒叶公也。言吾党之直者，异于此证父之直也。子苟有过，父为隐之，则慈也；父苟有过，子为隐之，则孝也。孝慈则忠，忠则直也，故曰直在其中矣。今律，大功以上得相容隐，告言父祖者入十恶，则典礼亦尔。
●陈祥道《论语全解》：天下之所为直者，有礼义之直，有非礼义之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虽曲而直存焉，礼义之直也；其父攘羊，而子证之，虽直而曲存焉，非礼义之直也。先王之法，父子之罪不相及则恕之，以其亲；邻比之罪相及则责之，以其友；恕之以其亲，为其可以相隐故也；责之以其友，为其不可以相隐故也。《仪》曰：“不私其父，不成其为子。”《春秋》：“为亲者讳。”今律，大功以上相隐，则不坐。皆此意也。
●朱熹《论语集注》：父子相隐，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为直，而直在其中。谢氏曰：“顺理为直。父不为（wèi）子隐，子不为父隐，于理顺邪？瞽瞍（舜之父）杀人，舜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当是时，爱亲之心胜，其于直不直，何暇计哉？”
●张栻《癸巳论语解》：直者，顺其天性而不以人为害之者也。父子之亲性之理也，其更相为隐，是乃若其性之自然，而非有所加于其间也。若于所当隐而不之隐，则是逆天性之理，斯为不直矣。世之循名而不究其实者，其于君臣父子之际，咈（fú，违背）其所以为直之理，几何其不若是哉！
●清《四书解义》：此一章书是明直道以示人也。直者人之生理所谓本心之自然，如子或有过也，父但尽义方之训（教人以为人之道的训言），以冀其改图，外则隐之而不使于人；父或有过也，子但尽几谏之道（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以望其迁善，外则隐之而不使彰于众。盖父自当爱子，子自当爱父，互相容隐，乃顺其本心之自然。而发之于天理为顺，于人情为安，不求为直而直即在相隐中也。奚必证父攘羊而后为直哉？可见道不远于人情，事必求夫当理。凡矫情以沽誉，立异以为高者，皆圣人之所不取也。
●刘宝楠《论语正义》：《韩非子.五蠹篇》：“楚之有直躬，其父窃羊而谒之吏。令尹曰：‘杀之。’以为直于君而屈于父，执而罪之。”《吕氏春秋.当务篇》：“楚有直躬者，其父窃羊而谒之上，上执而将诛之。直躬者请代之，将诛矣，告吏曰：‘父窃羊而谒之，不亦信乎？父诛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诛之，国将有不诛者乎？’荆王闻之，乃不诛也。孔子闻之曰：‘异哉，直躬之为信也，一父而载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无信。”宋氏翔凤《遇庭录》：“两书所记，一诛一不诛，异者。盖其始，楚王不诛，而躬以直闻于楚，叶公闻孔子语，故当其为令尹而诛之。” 案：宋说是也。《白虎通.谏诤篇》：“君不为臣隐，父独为子隐何？以为父子一体，荣耻相及。”明父子天属，得相隐，与君臣异也。程氏瑶田《论学小记》：“人有恒言，辄曰‘一公无私’。此非过公之言，不及公之言也。此一视同仁，爱无差等之教也。其端生于意、必、固、我，而其弊必极于父攘子证，其心则陷于欲博大公之名，天下之人，皆枉己以行其私矣。公也者，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有自然之施为，自然之等级，自然之界限，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时而子私其父，时而弟私其兄。无他，爱之必不能无差等，而仁之不能一视也。此之谓公也，非‘一公无私’之谓也。子不私其父，则不成其子。孔子曰‘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皆言以私行其公。是天理人情之至，自然之施为，等级界限无意必固我于其中者也。如其不私，则所谓公者，必不出于其心之诚然。不诚，则私焉而已矣。”
●钱穆《论语新解》：隐恶而扬善，亦人道之直。何况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此乃人情，而理即寓焉，不求直而直在其中。
★此章记孔子辩“直”之道也。以父子之道，引发“直者道也”。循理为直，隐恶而扬善，亦人道之直，未有逆天理而可以为直者。李炳南曰：“合乎伦常之直是为有道之直。背弃伦常之直，其直诡谲，而不可信。” https://t.cn/RxRVHIh
▲叶（shè）公：沈诸梁，芈姓，沈尹氏，名诸梁。楚国大夫，楚僭称王，故臣称公。颇具治绩。为后世“叶公好龙”之说的来源。或说是“叶公子高”。
▲语：yù,告诉。
▲直躬：正直的人。躬，犹身也；直，言无所邪曲也。一说其人姓名不传，因其行直，故称直躬。或说其人名躬，高诱云：“直躬，楚叶县人也。”躬盖名其人，必素以直称者，故称直躬。直举其行，躬举其名。
▲攘：偷窃，盗。周生烈：“有因而盗曰攘。”高诱：“凡六畜自来而取之曰‘攘’也。”皇侃：“他人物来己家而藏隐取之，谓之攘也。”
▲证：《说文》：“证，告也。”
▲异于是：和这个不一样。是，此。蔡节：“证父攘羊则有反于天理，而非所谓直矣。”
▲隐：隐藏，说文：“蔽也”。《檀弓》云：“事亲有隐而无犯。”郑玄：“不称扬其过失。”《正义》：“盖子之事亲，当时微谏，谕父母于道，不致有过误；若不幸而亲陷不义，亦当为讳匿。”
■现代翻译：叶公告诉孔子说：“我们乡里有一个能行直道的人，他父亲偷了羊，他作为儿子却出来告发。”孔子说：“我们乡里正直的人和他不一样。父亲替儿子隐瞒，儿子替父亲隐瞒，直道就在其中了。”
●何晏等《论语集解》：孔安国曰：“直躬，直身而行。”周生烈曰：“有因而盗曰攘。”
●皇侃《论语义疏》：叶公称己乡党中有直躬之人，其父盗羊，而子告失羊主，证明道父之盗也。欲自矜夸于孔子也。孔子拒于叶葉公，云：吾党中有直行者，则异于证父之盗为直者。为风政者以孝悌为主，父子天性，率由自然至情，宜应相隐，若隐惜则自不为非，故云直在其中矣。若不知相隐，则人伦之义尽矣。樊光云：“父为子隐者，欲求子孝也，父必先为慈，家风由父，故先称父。”范宁曰：“夫所谓直者，以不失其道也。若父子不相隐讳，则伤教破义，长不孝之风焉，以为直哉？故相隐乃可为直耳。今王法则许期亲以上得相为隐，不问其罪，盖合先王之典章。” 江熙云：“叶公见圣人之训，动有隐讳，故举直躬，欲以此言毁訾（zǐ，诋毁）儒教，抗衡中guó。夫子答之，辞正而义切，荆蛮之豪丧其夸矣。”
●刑昺《论语注疏》：此章明为直之礼也。叶公言吾乡党中有直身而行者，因羊来入己家，父即取之，而子言于失羊之主，证父之盗。叶公以此子为直行，而夸于孔子也。孔子言此，以拒叶公也。言吾党之直者，异于此证父之直也。子苟有过，父为隐之，则慈也；父苟有过，子为隐之，则孝也。孝慈则忠，忠则直也，故曰直在其中矣。今律，大功以上得相容隐，告言父祖者入十恶，则典礼亦尔。
●陈祥道《论语全解》：天下之所为直者，有礼义之直，有非礼义之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虽曲而直存焉，礼义之直也；其父攘羊，而子证之，虽直而曲存焉，非礼义之直也。先王之法，父子之罪不相及则恕之，以其亲；邻比之罪相及则责之，以其友；恕之以其亲，为其可以相隐故也；责之以其友，为其不可以相隐故也。《仪》曰：“不私其父，不成其为子。”《春秋》：“为亲者讳。”今律，大功以上相隐，则不坐。皆此意也。
●朱熹《论语集注》：父子相隐，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为直，而直在其中。谢氏曰：“顺理为直。父不为（wèi）子隐，子不为父隐，于理顺邪？瞽瞍（舜之父）杀人，舜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当是时，爱亲之心胜，其于直不直，何暇计哉？”
●张栻《癸巳论语解》：直者，顺其天性而不以人为害之者也。父子之亲性之理也，其更相为隐，是乃若其性之自然，而非有所加于其间也。若于所当隐而不之隐，则是逆天性之理，斯为不直矣。世之循名而不究其实者，其于君臣父子之际，咈（fú，违背）其所以为直之理，几何其不若是哉！
●清《四书解义》：此一章书是明直道以示人也。直者人之生理所谓本心之自然，如子或有过也，父但尽义方之训（教人以为人之道的训言），以冀其改图，外则隐之而不使于人；父或有过也，子但尽几谏之道（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以望其迁善，外则隐之而不使彰于众。盖父自当爱子，子自当爱父，互相容隐，乃顺其本心之自然。而发之于天理为顺，于人情为安，不求为直而直即在相隐中也。奚必证父攘羊而后为直哉？可见道不远于人情，事必求夫当理。凡矫情以沽誉，立异以为高者，皆圣人之所不取也。
●刘宝楠《论语正义》：《韩非子.五蠹篇》：“楚之有直躬，其父窃羊而谒之吏。令尹曰：‘杀之。’以为直于君而屈于父，执而罪之。”《吕氏春秋.当务篇》：“楚有直躬者，其父窃羊而谒之上，上执而将诛之。直躬者请代之，将诛矣，告吏曰：‘父窃羊而谒之，不亦信乎？父诛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诛之，国将有不诛者乎？’荆王闻之，乃不诛也。孔子闻之曰：‘异哉，直躬之为信也，一父而载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无信。”宋氏翔凤《遇庭录》：“两书所记，一诛一不诛，异者。盖其始，楚王不诛，而躬以直闻于楚，叶公闻孔子语，故当其为令尹而诛之。” 案：宋说是也。《白虎通.谏诤篇》：“君不为臣隐，父独为子隐何？以为父子一体，荣耻相及。”明父子天属，得相隐，与君臣异也。程氏瑶田《论学小记》：“人有恒言，辄曰‘一公无私’。此非过公之言，不及公之言也。此一视同仁，爱无差等之教也。其端生于意、必、固、我，而其弊必极于父攘子证，其心则陷于欲博大公之名，天下之人，皆枉己以行其私矣。公也者，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有自然之施为，自然之等级，自然之界限，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时而子私其父，时而弟私其兄。无他，爱之必不能无差等，而仁之不能一视也。此之谓公也，非‘一公无私’之谓也。子不私其父，则不成其子。孔子曰‘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皆言以私行其公。是天理人情之至，自然之施为，等级界限无意必固我于其中者也。如其不私，则所谓公者，必不出于其心之诚然。不诚，则私焉而已矣。”
●钱穆《论语新解》：隐恶而扬善，亦人道之直。何况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此乃人情，而理即寓焉，不求直而直在其中。
★此章记孔子辩“直”之道也。以父子之道，引发“直者道也”。循理为直，隐恶而扬善，亦人道之直，未有逆天理而可以为直者。李炳南曰：“合乎伦常之直是为有道之直。背弃伦常之直，其直诡谲，而不可信。” https://t.cn/RxRVHIh
很喜欢一段话：
很多时候，我们用力跻身人群，试图用喧闹掩盖那孤独予以己身的仓皇，且以迎合，隐忍接受靠近本不属于自己的繁华，以此来抵抗生命浩瀚无边的凉薄。但红尘熙攘，看你欢喜，同你苦厄之人，毕竟了了。喧嚣沸腾的背后始终是一个人的曲高和寡。
等有一天，你不再期待获得他人的理解和认同，不轻言“感同身受”时，恍然明白，岁月赠予你最后的深情，是千帆历尽后的通透，是苦乐自知，悲喜自尝。想来，人生如是，红尘波折历经山重水复之后，终将柳暗花明。
愿你从容安稳，笑对浮生。
一生鲜衣怒马，看尽烈焰繁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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