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2月7日，一个18岁的济南女知青到陕北延安的农村插队。
因为1个月前，延安派人到她所在学校进行了宣传动员，延安的柿子树、枣树、满坡的牛羊，那是一副令人憧憬的画卷。
自从在铜川下了火车换卡车后，路就越来越难走了，一路上都是颠簸的盘山路，似乎只要一不留神就能翻下深沟，一群知青吓得抱在一起，不敢往下看。
而女知青则起头唱起歌来，以鼓励大伙。在激情澎湃的歌曲声中，卡车一路“冲锋陷阵”，最终到达了目的地。
按名单分派到各个公社后，大队来人赶着马车，牛车，毛驴车等在那里了，社员们打起腰鼓，扭起秧歌，欢歌笑语迎接知青们的到来。而知青们拿出从城里带来的糖果糕点，分给看稀奇的孩子们。
当时，女知青和其他3个女知青分在了同一孔窑。这孔窑洞是一对母子家的，小伙19岁，和知青年纪相仿，母亲40岁不到的样子。
窑洞的坡下是大片河滩地，主要种的是土豆，玉米，黄小米是主要农产物，一年到头见不到小麦面。这对于这些城里来的知青，日子的确过于艰苦了。
头年知青吃的是国库粮，偶尔会发下来一些荞麦面，知青嫌硬吃不惯，就跟小伙换软和的玉米面吃。小伙却非常高兴，因为荞麦面更扛饿。
那年过年，四个女知青都没回去，缩在窑洞里，一听到鞭炮声，都开始想家了，想着母亲这会可能在包着饺子。
这时小伙母亲端来了一小盆白面饺子，那是小伙为照顾这些知青，用粮食换的小麦面，包的饺子，但是量太少，一人只能分到8个饺子。
这顿饺子化解了女知青们的乡愁，狼吞虎咽之后，问人家还有吗？才发现人母子俩自己吃的是玉米面饼子。
1971年，其他3个女知青因招工参军陆续离开了，就剩这个女知青一个人了。一个人住窑洞，冷清不说，关键不安全，做饭、洗衣都不方便。这时还是小伙母亲把她接到家里一起住，结果坏事了。
坏就坏在家里还有小伙这么个男的，有人举报小伙钻女知青窑了。结果大队派人来查，发现女知青跟小伙的母亲睡在一个炕上，小伙是睡在厨房的，按理没有抓到实据，就只能不了了之。
可是后来，小伙还是被当成了破坏知青下乡的反面典型，给抓了起来。有人吓唬小伙的母亲，你儿子一旦定案最少10年，情节严重可能判死刑。
小伙母亲被吓住了，求女知青：“闺女呀，我儿子的命就在你的手里，他能不能活？就在你一句话了。”
女知青依旧是那种大包大揽、冲锋陷阵的性格，于是她跑到大队说：“我是自愿的。”为了证明小伙是无辜的，最终她选择了嫁给小伙，以证明小伙的清白。
消息传出，整个村乃至整个公社都轰动了，因为她俩差距太大了。有人说小伙胆子肥，那可是大城市的女知青；也有人说多亏女知青仗义，把事给扛下了。
这场婚礼注定与浪漫无缘，到公社领了证以后，小伙把自己的被子抱到了女知青的炕上，小伙母亲把装麦面和玉米面的罐子交给了女知青，这就开始平淡无奇的生活。隔壁村的知青们听说后，特意凑份子给他们买了热水瓶和脸盆，这也算是娘家陪嫁了。
1975年，女知青父亲平反并恢复工作了。她父亲是当时济南某区供销社的领导，他恢复工作后，立马根据政策安排子女回城，女知青的哥哥从东北回去了，而女知青却回不去了，因为她已经结婚生子了。
当女知青抱着孩子搭顺路车回了济南探亲，父亲见到她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走，以后不要回来。”话说得狠，但父亲的内心是不愿小女儿呆在农村受苦，又是党的干部，不能违背原则，通过特权把女儿女婿弄回济南。
可是女知青也是要强的人，脾气也不是一般倔：“不回来就不回来，我在延安同样干革命。”在回去的路上，也知道自己伤了父亲的心，哭了一路。女知青并不知道那是她见父亲的最后一面，父亲不久后便病故了。
1979年，女知青根据政策，被调到了延安市里工作。顿时村里风传，女知青这一走，就要跟她农村丈夫离婚了。
女知青原打算在延安，给丈夫找了一个临时工的工作。但丈夫拒绝了，他说：“你去延安好好工作，我就留在村里，哪都不去。”
1983年，哥哥姐姐带着老母亲来延安看女知青，女知青特地带母亲到自己农村的家里走一走，认认门。小伙向女知青母亲保证：“妈，我虽然没文化，但是我爱她，我一定不负她。”
这个小伙也说到做到，为了让女知青做一个事业型女性而无后顾之忧。无论女知青工作多忙，家里的事，小伙都凭一己之力扛下了。一边种地一边照顾老人，带两个孩子，一直背都弯了，把两个孩子供到了大学，然后工作、结婚、生子。
女知青后来在延安退休了，而她的丈夫依旧只是个农民，俩人在一起，依旧有说不完的话。他的两个孩子，如今一个在上海，一个在西安。
2006年，女知青退休后，把自己的母亲接到陕北乡下呆过3年，此刻玉米面、小米粥都早已不是什么主粮，反而是调节身体的绿色辅食，乡下的环境给了老人不一样的心境。
这个济南女知青，名叫顾梅昕，她的丈夫叫高宝安，他说：“自己不离开农村，就是为了替她守住这个家。”
这个家是无形的，长在人心里。
#历史上的浪花##延安#
因为1个月前，延安派人到她所在学校进行了宣传动员，延安的柿子树、枣树、满坡的牛羊，那是一副令人憧憬的画卷。
自从在铜川下了火车换卡车后，路就越来越难走了，一路上都是颠簸的盘山路，似乎只要一不留神就能翻下深沟，一群知青吓得抱在一起，不敢往下看。
而女知青则起头唱起歌来，以鼓励大伙。在激情澎湃的歌曲声中，卡车一路“冲锋陷阵”，最终到达了目的地。
按名单分派到各个公社后，大队来人赶着马车，牛车，毛驴车等在那里了，社员们打起腰鼓，扭起秧歌，欢歌笑语迎接知青们的到来。而知青们拿出从城里带来的糖果糕点，分给看稀奇的孩子们。
当时，女知青和其他3个女知青分在了同一孔窑。这孔窑洞是一对母子家的，小伙19岁，和知青年纪相仿，母亲40岁不到的样子。
窑洞的坡下是大片河滩地，主要种的是土豆，玉米，黄小米是主要农产物，一年到头见不到小麦面。这对于这些城里来的知青，日子的确过于艰苦了。
头年知青吃的是国库粮，偶尔会发下来一些荞麦面，知青嫌硬吃不惯，就跟小伙换软和的玉米面吃。小伙却非常高兴，因为荞麦面更扛饿。
那年过年，四个女知青都没回去，缩在窑洞里，一听到鞭炮声，都开始想家了，想着母亲这会可能在包着饺子。
这时小伙母亲端来了一小盆白面饺子，那是小伙为照顾这些知青，用粮食换的小麦面，包的饺子，但是量太少，一人只能分到8个饺子。
这顿饺子化解了女知青们的乡愁，狼吞虎咽之后，问人家还有吗？才发现人母子俩自己吃的是玉米面饼子。
1971年，其他3个女知青因招工参军陆续离开了，就剩这个女知青一个人了。一个人住窑洞，冷清不说，关键不安全，做饭、洗衣都不方便。这时还是小伙母亲把她接到家里一起住，结果坏事了。
坏就坏在家里还有小伙这么个男的，有人举报小伙钻女知青窑了。结果大队派人来查，发现女知青跟小伙的母亲睡在一个炕上，小伙是睡在厨房的，按理没有抓到实据，就只能不了了之。
可是后来，小伙还是被当成了破坏知青下乡的反面典型，给抓了起来。有人吓唬小伙的母亲，你儿子一旦定案最少10年，情节严重可能判死刑。
小伙母亲被吓住了，求女知青：“闺女呀，我儿子的命就在你的手里，他能不能活？就在你一句话了。”
女知青依旧是那种大包大揽、冲锋陷阵的性格，于是她跑到大队说：“我是自愿的。”为了证明小伙是无辜的，最终她选择了嫁给小伙，以证明小伙的清白。
消息传出，整个村乃至整个公社都轰动了，因为她俩差距太大了。有人说小伙胆子肥，那可是大城市的女知青；也有人说多亏女知青仗义，把事给扛下了。
这场婚礼注定与浪漫无缘，到公社领了证以后，小伙把自己的被子抱到了女知青的炕上，小伙母亲把装麦面和玉米面的罐子交给了女知青，这就开始平淡无奇的生活。隔壁村的知青们听说后，特意凑份子给他们买了热水瓶和脸盆，这也算是娘家陪嫁了。
1975年，女知青父亲平反并恢复工作了。她父亲是当时济南某区供销社的领导，他恢复工作后，立马根据政策安排子女回城，女知青的哥哥从东北回去了，而女知青却回不去了，因为她已经结婚生子了。
当女知青抱着孩子搭顺路车回了济南探亲，父亲见到她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走，以后不要回来。”话说得狠，但父亲的内心是不愿小女儿呆在农村受苦，又是党的干部，不能违背原则，通过特权把女儿女婿弄回济南。
可是女知青也是要强的人，脾气也不是一般倔：“不回来就不回来，我在延安同样干革命。”在回去的路上，也知道自己伤了父亲的心，哭了一路。女知青并不知道那是她见父亲的最后一面，父亲不久后便病故了。
1979年，女知青根据政策，被调到了延安市里工作。顿时村里风传，女知青这一走，就要跟她农村丈夫离婚了。
女知青原打算在延安，给丈夫找了一个临时工的工作。但丈夫拒绝了，他说：“你去延安好好工作，我就留在村里，哪都不去。”
1983年，哥哥姐姐带着老母亲来延安看女知青，女知青特地带母亲到自己农村的家里走一走，认认门。小伙向女知青母亲保证：“妈，我虽然没文化，但是我爱她，我一定不负她。”
这个小伙也说到做到，为了让女知青做一个事业型女性而无后顾之忧。无论女知青工作多忙，家里的事，小伙都凭一己之力扛下了。一边种地一边照顾老人，带两个孩子，一直背都弯了，把两个孩子供到了大学，然后工作、结婚、生子。
女知青后来在延安退休了，而她的丈夫依旧只是个农民，俩人在一起，依旧有说不完的话。他的两个孩子，如今一个在上海，一个在西安。
2006年，女知青退休后，把自己的母亲接到陕北乡下呆过3年，此刻玉米面、小米粥都早已不是什么主粮，反而是调节身体的绿色辅食，乡下的环境给了老人不一样的心境。
这个济南女知青，名叫顾梅昕，她的丈夫叫高宝安，他说：“自己不离开农村，就是为了替她守住这个家。”
这个家是无形的，长在人心里。
#历史上的浪花##延安#
#知青往事# 1969年2月7日，一个18岁的北京女知青到陕北延安的农村插队。
因为1个月前，延安派人到她所在学校进行了宣传动员，延安的柿子树、枣树、满坡的牛羊，那是一副令人憧憬的画卷。
自从在铜川下了火车换卡车后，路就越来越难走了，一路上都是颠簸的盘山路，似乎只要一不留神就能翻下深沟，一群知青吓得抱在一起，不敢往下看。
而女知青则起头唱起歌来，以鼓励大伙。在激情澎湃的歌曲声中，卡车一路“冲锋陷阵”，最终到达了目的地。
按名单分派到各个公社后，大队来人赶着马车，牛车，毛驴车等在那里了，社员们打起腰鼓，扭起秧歌，欢歌笑语迎接知青们的到来。而知青们拿出从北京带来的糖果糕点，分给看稀奇的孩子们。
当时，女知青和其他3个女知青分在了同一孔窑。这孔窑洞是一对母子家的，小伙19岁，和知青年纪相仿，母亲40岁不到的样子。
窑洞的坡下是大片河滩地，主要种的是土豆，玉米，黄小米是主要农产物，一年到头见不到小麦面。这对于这些北京知青，日子的确过于艰苦了。
头年知青吃的是国库粮，偶尔会发下来一些荞麦面，知青嫌硬吃不惯，就跟小伙换软和的玉米面吃。小伙却非常高兴，因为荞麦面更扛饿。
那年过年，四个女知青都没回去，缩在窑洞里，一听到鞭炮声，都开始想家了，想着母亲这会可能在包着饺子。
这时小伙母亲端来了一小盆白面饺子，那是小伙为照顾这些知青，用粮食换的小麦面，包的饺子，但是量太少，一人只能分到8个饺子。
这顿饺子化解了女知青们的乡愁，狼吞虎咽之后，问人家还有吗？才发现人母子俩自己吃的是玉米面饼子。
1971年，其他3个女知青陆续离开了，就剩这个女知青一个人了。一个人住窑洞，冷清不说，关键不安全，做饭、洗衣都不方便。这时还是小伙母亲把她接到家里一起住，结果坏事了。
坏就坏在家里还有小伙这么个男的，有人举报小伙钻女知青窑了。结果大队派人来查，发现女知青跟小伙的母亲睡在一个炕上，小伙是睡在厨房的，按理没有抓到实据，就只能不了了之。
可是后来，小伙还是被当成了破坏知青下乡的反面典型，给抓了起来。有人吓唬小伙的母亲，你儿子一旦定案最少10年，情节严重可能判死刑。
小伙母亲被吓住了，求女知青：“闺女呀，我儿子的命就在你的手里，他能不能活？就在你一句话了。”
女知青依旧是那种大包大揽、冲锋陷阵的性格，于是她跑到大队说：“我是自愿的。”为了证明小伙是无辜的，最终她选择了嫁给小伙，以证明小伙的清白。
消息传出，整个村乃至整个公社都轰动了，因为她俩差距太大了。有人说小伙胆子肥，那可是北京女知青；也有人说多亏女知青仗义，把事给扛下了。
这场婚礼注定与浪漫无缘，到公社领了证以后，小伙把自己的被子抱到了女知青的炕上，小伙母亲把装麦面和玉米面的罐子交给了女知青，这就开始平淡无奇的生活。隔壁村的知青们听说后，特意凑份子给他们买了热水瓶和脸盆，这也算是娘家陪嫁了。
1975年，女知青父亲平反并恢复工作了。她父亲是当时北京市供电局的领导，他恢复工作后，立马根据政策安排子女回城，女知青的哥哥从东北回去了，而女知青却回不去了，因为她已经结婚生子了。
当女知青抱着孩子搭顺路车回了北京探亲，父亲见到她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走，以后不要回来。”话说得狠，但父亲的内心是不愿小女儿呆在农村受苦，又是党的干部，不能违背原则，通过特权把女儿女婿弄回北京。
可是女知青也是要强的人，脾气也不是一般倔：“不回来就不回来，我在延安同样干革命。”在回去的路上，也知道自己伤了父亲的心，哭了一路。女知青并不知道那是她见父亲的最后一面，父亲不久后便病故了。
1979年，女知青根据政策，被调到了延安市里工作。顿时村里风传，女知青这一走，就要跟她农村丈夫离婚了。
女知青原打算在延安，给丈夫找了一个临时工的工作。但丈夫拒绝了，他说：“你去延安好好工作，我就留在村里，哪都不去。”
1983年，哥哥姐姐带着老母亲来延安看女知青，女知青特地带母亲到自己农村的家里走一走，认认门。小伙向女知青母亲保证：“妈，我虽然没文化，但是我爱她，我一定不负她。”
这个小伙也说到做到，为了让女知青做一个事业型女性而无后顾之忧。无论女知青工作多忙，家里的事，小伙都凭一己之力扛下了。一边种地一边照顾老人，带两个孩子，一直背都弯了，把两个孩子供到了大学，然后工作、结婚、生子。
女知青后来在延安市某局级领导岗位上退休了，而她的丈夫依旧只是个农民，俩人在一起，依旧有说不完的话。他的两个孩子，如今一个在北京，一个在西安。
2006年，女知青退休后，把自己的母亲接到陕北乡下呆过3年，此刻玉米面、小米粥都早已不是什么主粮，反而是调节身体的绿色辅食，乡下的环境给了老人不一样的心境。
这个北京女知青，名叫李桂平，她的丈夫叫冯俊，他说：“自己不离开农村，就是为了替她守住这个家。”
这个家是无形的，长在人心里。
因为1个月前，延安派人到她所在学校进行了宣传动员，延安的柿子树、枣树、满坡的牛羊，那是一副令人憧憬的画卷。
自从在铜川下了火车换卡车后，路就越来越难走了，一路上都是颠簸的盘山路，似乎只要一不留神就能翻下深沟，一群知青吓得抱在一起，不敢往下看。
而女知青则起头唱起歌来，以鼓励大伙。在激情澎湃的歌曲声中，卡车一路“冲锋陷阵”，最终到达了目的地。
按名单分派到各个公社后，大队来人赶着马车，牛车，毛驴车等在那里了，社员们打起腰鼓，扭起秧歌，欢歌笑语迎接知青们的到来。而知青们拿出从北京带来的糖果糕点，分给看稀奇的孩子们。
当时，女知青和其他3个女知青分在了同一孔窑。这孔窑洞是一对母子家的，小伙19岁，和知青年纪相仿，母亲40岁不到的样子。
窑洞的坡下是大片河滩地，主要种的是土豆，玉米，黄小米是主要农产物，一年到头见不到小麦面。这对于这些北京知青，日子的确过于艰苦了。
头年知青吃的是国库粮，偶尔会发下来一些荞麦面，知青嫌硬吃不惯，就跟小伙换软和的玉米面吃。小伙却非常高兴，因为荞麦面更扛饿。
那年过年，四个女知青都没回去，缩在窑洞里，一听到鞭炮声，都开始想家了，想着母亲这会可能在包着饺子。
这时小伙母亲端来了一小盆白面饺子，那是小伙为照顾这些知青，用粮食换的小麦面，包的饺子，但是量太少，一人只能分到8个饺子。
这顿饺子化解了女知青们的乡愁，狼吞虎咽之后，问人家还有吗？才发现人母子俩自己吃的是玉米面饼子。
1971年，其他3个女知青陆续离开了，就剩这个女知青一个人了。一个人住窑洞，冷清不说，关键不安全，做饭、洗衣都不方便。这时还是小伙母亲把她接到家里一起住，结果坏事了。
坏就坏在家里还有小伙这么个男的，有人举报小伙钻女知青窑了。结果大队派人来查，发现女知青跟小伙的母亲睡在一个炕上，小伙是睡在厨房的，按理没有抓到实据，就只能不了了之。
可是后来，小伙还是被当成了破坏知青下乡的反面典型，给抓了起来。有人吓唬小伙的母亲，你儿子一旦定案最少10年，情节严重可能判死刑。
小伙母亲被吓住了，求女知青：“闺女呀，我儿子的命就在你的手里，他能不能活？就在你一句话了。”
女知青依旧是那种大包大揽、冲锋陷阵的性格，于是她跑到大队说：“我是自愿的。”为了证明小伙是无辜的，最终她选择了嫁给小伙，以证明小伙的清白。
消息传出，整个村乃至整个公社都轰动了，因为她俩差距太大了。有人说小伙胆子肥，那可是北京女知青；也有人说多亏女知青仗义，把事给扛下了。
这场婚礼注定与浪漫无缘，到公社领了证以后，小伙把自己的被子抱到了女知青的炕上，小伙母亲把装麦面和玉米面的罐子交给了女知青，这就开始平淡无奇的生活。隔壁村的知青们听说后，特意凑份子给他们买了热水瓶和脸盆，这也算是娘家陪嫁了。
1975年，女知青父亲平反并恢复工作了。她父亲是当时北京市供电局的领导，他恢复工作后，立马根据政策安排子女回城，女知青的哥哥从东北回去了，而女知青却回不去了，因为她已经结婚生子了。
当女知青抱着孩子搭顺路车回了北京探亲，父亲见到她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走，以后不要回来。”话说得狠，但父亲的内心是不愿小女儿呆在农村受苦，又是党的干部，不能违背原则，通过特权把女儿女婿弄回北京。
可是女知青也是要强的人，脾气也不是一般倔：“不回来就不回来，我在延安同样干革命。”在回去的路上，也知道自己伤了父亲的心，哭了一路。女知青并不知道那是她见父亲的最后一面，父亲不久后便病故了。
1979年，女知青根据政策，被调到了延安市里工作。顿时村里风传，女知青这一走，就要跟她农村丈夫离婚了。
女知青原打算在延安，给丈夫找了一个临时工的工作。但丈夫拒绝了，他说：“你去延安好好工作，我就留在村里，哪都不去。”
1983年，哥哥姐姐带着老母亲来延安看女知青，女知青特地带母亲到自己农村的家里走一走，认认门。小伙向女知青母亲保证：“妈，我虽然没文化，但是我爱她，我一定不负她。”
这个小伙也说到做到，为了让女知青做一个事业型女性而无后顾之忧。无论女知青工作多忙，家里的事，小伙都凭一己之力扛下了。一边种地一边照顾老人，带两个孩子，一直背都弯了，把两个孩子供到了大学，然后工作、结婚、生子。
女知青后来在延安市某局级领导岗位上退休了，而她的丈夫依旧只是个农民，俩人在一起，依旧有说不完的话。他的两个孩子，如今一个在北京，一个在西安。
2006年，女知青退休后，把自己的母亲接到陕北乡下呆过3年，此刻玉米面、小米粥都早已不是什么主粮，反而是调节身体的绿色辅食，乡下的环境给了老人不一样的心境。
这个北京女知青，名叫李桂平，她的丈夫叫冯俊，他说：“自己不离开农村，就是为了替她守住这个家。”
这个家是无形的，长在人心里。
李渡镇伏龙村的突围之路
一直以来，渠江流域肥沃的土壤是渠县李渡镇伏龙村农业产业发展的基础。走进伏龙村，机械在田间穿行，萝卜随着机器的深耕而翻出土地，转运至加工厂后，村民洗净、分拣、封袋、装车，一番忙碌后，一辆满载40吨萝卜的货车驶出伏龙村，运往全国各地。
在伏龙村这个占地1200亩的绿色蔬菜基地里，年产萝卜7000吨，是渠城市民妥妥的“菜篮子”。村民既在基地里务工，也是股东。在伏龙村，村民入股的产业还不少。在两年多前，伏龙村还是集体经济“空壳村”。日前，伏龙村拟被评定为“全省合并村集体经济融合发展试点先进村”。这个村子是如何走出自己的突围之路的？
困境 村级产业和集体经济为零
位于渠县西南方的伏龙村，距渠城18公里，辖区面积6.83平方公里，耕地面积4026亩。村级建制调整后，和原石岭村合并为伏龙村，全村辖8个村民小组1146户、3732人。因地处浅丘，区位优势欠缺，发展短板突出，村里的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常住人口只有500人左右，以种植稻谷、红苕、玉米等农作物为主，经济效益不高。村里没有产业支撑，“造血”功能匮乏，2019年前村集体经济为零。
为做好村级建制调整“后半篇”文章，伏龙村在发展中紧紧抓住壮大农村集体经济这个“牛鼻子”。为拓展合并村集体经济增收渠道，增加合并村集体经济收入，伏龙村在清产核资中认真盘点原来两个村集体所有的土地、闲置办公场所等资源，形成村级资源资产台账，由村集体经济组织统一管理开发，一年出租闲置办公场所可收入5000元。并提出“以党建为引领、以产业促发展、以发展保稳定”的发展思路，开始了新的探索。
“结合全村撂荒土地多、产业发展薄弱的实际情况，村两委多次到发展好、利益链较为成熟的产业基地考察调研，通过专题会议讨论，明确了发展绿色蔬菜产业的方向。”伏龙村党总支书记闫明川说。
众人拾柴火焰高。有了方向，还得取得老百姓的支持。“光种菜怎么行，都没有大米吃？”“我家地肥沃得很，我还做得动农活，凭啥租出去？”引进产业、项目需要大量用地，但群众不支持土地流转。为此，村党支部、村委会班子成员隔三差五走进农户家，话前景、谈好处，并通过农民夜校、党员活动日、“院坝问事”等进行广泛宣传，村民们的发展共识凝聚了起来。
“伏龙村的渠江河岸线有十几公里，有上千亩肥沃土地可流转，适合发展规模蔬菜种植等，欢迎有志之士洽谈合作……”2018年，一则招商信息在伏龙村各个微信群和村民的朋友圈传播。
突围 资源变股权、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
调整帽檐、抹下汗水，伏龙村3组村民张维秀弓下身子，锄起了草。虽已年过六旬，但仍旧眼明手快，她对繁忙的农活乐在其中，“一天工资60多元，加上家中两亩地每年1300多元的流转费，一年轻轻松松挣上一万元。”放眼望去，在满目翠绿、成畦成行的蔬菜基地里，有着20多个村民的忙碌身影。
2018年，伏龙村成功引进四川牧原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每亩680元的流转费流转土地1200亩，成立渠县润土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主要种植萝卜、胡萝卜、莲花白、玉米青贮饲料等，年收益100余万元。同时，还解决了60余村民就近就业，2021年发放工资72万元。
尽管大部分是机械化耕作，但蔬菜基地常年需要五六十人从事除草等工作，因此，伏龙村成立了自己的渠县川强劳务有限公司，合作社与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公司负责劳务用工、协调技术指导等，确保合作社四季用工需求，合作社按照纯利润的2%向公司支付管理服务费。
尝到了产业发展的甜头，伏龙村积极发动本村在外成功人士“回流”，成功回引彭发强、杨亨龙、陈飞等在外人士投资，成立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中药材、桑蚕等产业。其中，渠县尔盛生猪养殖家庭农场，年出栏生猪5000头，年收益可达100万元。
为完善利益链接机制，伏龙村用争取到的省、市、县等村集体经济发展资金80万元以及用土地、道路、供电设施等入股各合作社，取得每亩25元/年的年底分红，同时按总收益的0.3%向村集体缴纳服务费，为下一步农旅融合发展打下基础。
栽好梧桐树，自有凤来栖。去年，伏龙村为绿色蔬菜基地向上争取新、改扩建产业路、生产路4.6公里，扩建村级道路1.8公里，新建蓄水池3口。
“资源变股权、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这一套组合拳下来，2020年，伏龙村集体经济收入1.32万元；2021年，收入4.8万元；预计2022年，将收入15万元。如何管好用好这些集体资源、资产，做到有效监管使用、保值增值？在运作方式上，伏龙村坚持“支部+合作社+基地+农户”的运营管理模式，合作社负责项目实施，村党支部负责日常监管，农户通过土地、技术或固定资产等方式入股，形成“租金+股金+薪金”的增收模式。
“我们的绿色蔬菜基地，早已实现了智能化、机械化生产，本地村民在基地里只能做除草这类最基础的活，工资普遍低于操作机械的工人。”在闫明川看来，靠“输血”还不够，伏龙村必须提高自身“造血”功能。“目前，我们村积极向镇党委政府、县农业农村局和相关企业对接，培训村民相关技能，实现农民变工人。今年，我们将依托计划在李渡工业园区建厂的中顺洁柔公司，利用整治后的撂荒地，发展200亩竹产业。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争取资金支持，扩大蔬菜加工基地以及仓库建设，依托水库发展休闲农业，推动村级集体经济多元化发展。” https://t.cn/R2Wx38t
一直以来，渠江流域肥沃的土壤是渠县李渡镇伏龙村农业产业发展的基础。走进伏龙村，机械在田间穿行，萝卜随着机器的深耕而翻出土地，转运至加工厂后，村民洗净、分拣、封袋、装车，一番忙碌后，一辆满载40吨萝卜的货车驶出伏龙村，运往全国各地。
在伏龙村这个占地1200亩的绿色蔬菜基地里，年产萝卜7000吨，是渠城市民妥妥的“菜篮子”。村民既在基地里务工，也是股东。在伏龙村，村民入股的产业还不少。在两年多前，伏龙村还是集体经济“空壳村”。日前，伏龙村拟被评定为“全省合并村集体经济融合发展试点先进村”。这个村子是如何走出自己的突围之路的？
困境 村级产业和集体经济为零
位于渠县西南方的伏龙村，距渠城18公里，辖区面积6.83平方公里，耕地面积4026亩。村级建制调整后，和原石岭村合并为伏龙村，全村辖8个村民小组1146户、3732人。因地处浅丘，区位优势欠缺，发展短板突出，村里的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常住人口只有500人左右，以种植稻谷、红苕、玉米等农作物为主，经济效益不高。村里没有产业支撑，“造血”功能匮乏，2019年前村集体经济为零。
为做好村级建制调整“后半篇”文章，伏龙村在发展中紧紧抓住壮大农村集体经济这个“牛鼻子”。为拓展合并村集体经济增收渠道，增加合并村集体经济收入，伏龙村在清产核资中认真盘点原来两个村集体所有的土地、闲置办公场所等资源，形成村级资源资产台账，由村集体经济组织统一管理开发，一年出租闲置办公场所可收入5000元。并提出“以党建为引领、以产业促发展、以发展保稳定”的发展思路，开始了新的探索。
“结合全村撂荒土地多、产业发展薄弱的实际情况，村两委多次到发展好、利益链较为成熟的产业基地考察调研，通过专题会议讨论，明确了发展绿色蔬菜产业的方向。”伏龙村党总支书记闫明川说。
众人拾柴火焰高。有了方向，还得取得老百姓的支持。“光种菜怎么行，都没有大米吃？”“我家地肥沃得很，我还做得动农活，凭啥租出去？”引进产业、项目需要大量用地，但群众不支持土地流转。为此，村党支部、村委会班子成员隔三差五走进农户家，话前景、谈好处，并通过农民夜校、党员活动日、“院坝问事”等进行广泛宣传，村民们的发展共识凝聚了起来。
“伏龙村的渠江河岸线有十几公里，有上千亩肥沃土地可流转，适合发展规模蔬菜种植等，欢迎有志之士洽谈合作……”2018年，一则招商信息在伏龙村各个微信群和村民的朋友圈传播。
突围 资源变股权、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
调整帽檐、抹下汗水，伏龙村3组村民张维秀弓下身子，锄起了草。虽已年过六旬，但仍旧眼明手快，她对繁忙的农活乐在其中，“一天工资60多元，加上家中两亩地每年1300多元的流转费，一年轻轻松松挣上一万元。”放眼望去，在满目翠绿、成畦成行的蔬菜基地里，有着20多个村民的忙碌身影。
2018年，伏龙村成功引进四川牧原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每亩680元的流转费流转土地1200亩，成立渠县润土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主要种植萝卜、胡萝卜、莲花白、玉米青贮饲料等，年收益100余万元。同时，还解决了60余村民就近就业，2021年发放工资72万元。
尽管大部分是机械化耕作，但蔬菜基地常年需要五六十人从事除草等工作，因此，伏龙村成立了自己的渠县川强劳务有限公司，合作社与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公司负责劳务用工、协调技术指导等，确保合作社四季用工需求，合作社按照纯利润的2%向公司支付管理服务费。
尝到了产业发展的甜头，伏龙村积极发动本村在外成功人士“回流”，成功回引彭发强、杨亨龙、陈飞等在外人士投资，成立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中药材、桑蚕等产业。其中，渠县尔盛生猪养殖家庭农场，年出栏生猪5000头，年收益可达100万元。
为完善利益链接机制，伏龙村用争取到的省、市、县等村集体经济发展资金80万元以及用土地、道路、供电设施等入股各合作社，取得每亩25元/年的年底分红，同时按总收益的0.3%向村集体缴纳服务费，为下一步农旅融合发展打下基础。
栽好梧桐树，自有凤来栖。去年，伏龙村为绿色蔬菜基地向上争取新、改扩建产业路、生产路4.6公里，扩建村级道路1.8公里，新建蓄水池3口。
“资源变股权、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这一套组合拳下来，2020年，伏龙村集体经济收入1.32万元；2021年，收入4.8万元；预计2022年，将收入15万元。如何管好用好这些集体资源、资产，做到有效监管使用、保值增值？在运作方式上，伏龙村坚持“支部+合作社+基地+农户”的运营管理模式，合作社负责项目实施，村党支部负责日常监管，农户通过土地、技术或固定资产等方式入股，形成“租金+股金+薪金”的增收模式。
“我们的绿色蔬菜基地，早已实现了智能化、机械化生产，本地村民在基地里只能做除草这类最基础的活，工资普遍低于操作机械的工人。”在闫明川看来，靠“输血”还不够，伏龙村必须提高自身“造血”功能。“目前，我们村积极向镇党委政府、县农业农村局和相关企业对接，培训村民相关技能，实现农民变工人。今年，我们将依托计划在李渡工业园区建厂的中顺洁柔公司，利用整治后的撂荒地，发展200亩竹产业。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争取资金支持，扩大蔬菜加工基地以及仓库建设，依托水库发展休闲农业，推动村级集体经济多元化发展。” https://t.cn/R2Wx38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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