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th Lewis 有个文章，谈到了新闻学跟社交媒体打交道十年后，还有什么没有解决的“大象”。
不少前赴后继的新闻学研究者与社交媒体正向交锋了十年不止，更多的讨论集中在两个问题：
1，新闻生产环节怎么吸纳新的媒体技术(normalization)：从采编到出版发行再到市场营销，十年来学界一直在认识新媒体技术带给新闻生产传统的冲击(格式变了，节奏变了，阵地变了)。
2，专业主义对新闻标准的控制(control)：人人皆可记者，但专业的人矢志不渝地在同互联网的各种新生力量展开控制的较量。人们认识到，较量的阵地变成了平台——它们属于硅谷，属于中关村，却并不属于媒体。

但是Lewis 和Moly认为这十年的认识始终没有正面解决三个“预设”，而这也成了下一步新闻学思考的方向：
预设1：社交媒体带来的改变是总方向积极的(Net Positive)。这还是有点多伦多学派的老路(比如麦克卢汉)：take it as a boon。他们提出了两个质疑，一个是“记者”在社交媒体如今变成了人们泄愤的第一道靶子，概莫能外。另一个是社交媒体导致如今记者圈内部对于“回声室”的执着比用户还大，这对于新闻行业是危险的。
预设2：社交媒体是现实写照。如果把社交媒体网络比作节点网络，其实各个节点的比重并不一致。仅仅因为技术营造出了一种开源 平等 共享的假象，不意味着信息差不存在。有时候Elite在哪里都是Elite。另外，社交媒体内容反映出的舆论，是真实的还是刻意塑造的，也值得思考。
预设3：社交媒体是一切现象唯一的元凶。这仍然是一种决定论思维。很多时候技术是社会的产物，一种技术与背后的经济，资本，政策，政治分不开。我在昨天的帖子里也说了，永远不要忘记，是谁在【书写】技术框架和协议。而且，技术的价值有时候由用户群体(参考SCOT)在使用过程用被赋予的。如果社会文化纵容和鼓励恶搞，仇恨和对抗，新媒体技术可能只是visible top。
想清楚这些问题，才能知道新闻学研究未来需要什么，理论创新的切入点可能在哪里。

*难得的是，这可能的“因果”的方向，是他们过去十年的田野里得来的，是新闻工作者的真实困惑。书本里没有告诉我们的事情，当事人也许知道(想知道qual对理论的贡献，这就是一种思路)。

电影《酒精计划》开篇，援引克尔凯郭尔一段小论：青春何为？南柯一梦。爱情何为？梦的填充。这样澎湃之中带有一点虚无的陈述，确实代入酒精气氛

提供逃离感，是饮酒的真谛。儿童每天都有冒险的新鲜感，因此不需要喝酒。成年人把90%的时间拿来务实，应付生活的重复和紧迫，神经要松弛一会儿，就需要酒精。

疫情时代，“适度松弛”更成为你我的心理需求：缓释无法接触自然的焦虑，消弭独身或两个人日夜相对的枯燥，乃至疏解社交断裂所引发的孤独感……一款水果风味、适合家庭场景的酒最合适。本周末推荐：【新加坡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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