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嗜书如痴】2022年纸质书第028单：·《魏晋南北朝》
正文赏读
绪 言
中国史上的乱世
作为中国最早的统一国家，秦汉帝国走过了长约四百年的历史。与之恰恰相反的是，从接下来的2—3 世纪之交开始，则进入了可怕的、混乱与分裂的四百年。在本书中，我们将对这个时代来做一概观。被称为“魏晋南北朝”的这一时代，直到将近6世纪末，隋帝国再次统一全中国的时候才告终结。在那之后约三百年间，则继之以绚烂华美（至少在表面上）的隋唐帝国时代。被夹在秦汉、隋唐这两大帝国时代之间的魏晋南北朝，似乎只能看作所谓黑暗低谷的时代了。从政治上来看，这诚然是个乱世。继孔子之后号称亚圣的孟子，曾经提出历史进程就是“一治一乱”的更迭。依孟子之见，从尧、舜到夏朝的禹王时代，延续了美好的盛世。随后夏朝渐渐走向衰乱，至夏桀时祸乱已极，殷朝的汤王讨伐夏桀，再次回归美好盛世。殷朝到了纣王的时候，乱世至于极点，于是周文王、武王等名君又将其恢复至美好世界。而“周之王道”毕竟也要归于衰歇，到如今正当大乱之世。
如果从这样的政治观出发，我们这跨越四百年的魏晋南北朝时代，在“一治一乱”的巨大循环中就是“一乱”的时代了。与相对而言治理较善的秦汉帝国四百年，或者接下来的隋唐帝国三百年相比，这乱世四百年只能认为在价值上是等而下之的。而这种政治观到了今天，甚至连孟子的“一治一乱”说都用不着搬出来讲了。为什么呢？因为直到现在也还是颇有些人以为：中国历史只不过是在反复上演着巨大专制国家的兴亡更替，直到19 世纪中期受到欧洲近代文明冲击为止，中国还浑浑噩噩沉睡在漫长停滞的迷梦中呢。
事实上，自唐帝国灭亡后的10 世纪以降，中国历史就是宋、元、明、清这些巨大的帝国的此起彼伏。这很容易让人以为，只要理解了构成中国史主干的就是这些专制国家，理解了这种专制君主制的国家政体是怎样的一种组织，为什么会灭亡，又为什么会重新兴起，就算是把握住了理解中国史的关键。当我们将目光如是集中在专制君主体制上的时候，自然也就很容易将长达四百年间未能确立起这种体制、不断混乱分裂的魏晋南北朝时代，当作中国史上的非正常时代，投去轻视的目光了。
然而，魏晋南北朝时代真的就应当被看作黑暗低谷的时代，或者非正常的时代而加以轻视吗？
原本所谓乱世，就是激烈的时代，是人们能量沸涌、势不可遏的时代。被孟子称为“一乱”时代的春秋战国，恰恰是以孔子为首，诸子百家之学争鸣竞放，一举提升了华夏文明水平的光辉时代。政治上的乱世，却能成为文明之花盛放的华丽时代，这一点不论东洋西洋，都是一样的。我们的魏晋南北朝时代，也绝对不是黑暗低谷的时代。
华丽的黑暗时代
乱世屡屡将人们推落可怕的悲惨苦难当中。更何况在我们这个时代，还遭到来自北方、西方的各种异族入侵，华北的先进地区被蹂躏得处处荒残，黑暗时代的面貌确实是处处都表现出来。汉帝国崩溃后的这个时代，正与罗马帝国崩溃后的所谓欧洲黑暗中世纪有着酷似的面貌。然而，就在中国的这一黑暗时代，却开出了比欧洲还要华美得多的文明之花。
例如将书法艺术推至登峰造极的王羲之、号称“画圣”的顾恺之，可谓大名鼎鼎，无人不知吧。书法和绘画的起源当然很早；然而书家、画家必须要到他们不再是匠人，而是自觉成为有个性的艺术家的时期才能出现。正是在这个时代，书法绘画被提升到了艺术的高度，对其加以评论的书论、画论也流行起来，成为自觉的文体。
此外，田园诗人陶渊明之名也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伴随着这个时代的开幕，诗也一举繁荣起来。那位断绝汉帝国命脉、奠定了魏国基业的曹操，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诗人。自他以后，在这乱世中诗人络绎辈出，令人目不暇接。而陶渊明就是其中一个光彩而独特的存在。抒情诗的文体确立，是这个时代最辉煌的产物之一。
与此同时，文章也如同策马并驰一般，驱使着四言、六言的对句，锤炼出了齐整均衡的华丽样式。人称“骈俪体”的这种样式，将深厚的古典教养和对汉语音调的敏锐感觉协调统一起来，是最为考究的文体。文学的体类在这个乱世当中获得了完全的独立。其中的名文和代表诗作，我们可以从6世纪初编纂的那部著名诗文集《文选》中看到。这部文集对于后世，甚至对我们日本文学曾留下过的深远影响，同样是不应该被忘记的。
上述各种文学、艺术体类之所以能够得到确立，是由于充满个性的、各式各样的教养人辈出。而各式各样的个性，又是在思想自由的基础上发展繁荣的。在汉代风靡一世的儒教思想，到了这个时代，已经不再是唯一的权威。在此之外，还有传承了老子、庄子一脉的道家思想，追求个人得救的道教信仰，再加上从西方传入并普及的佛教思想、信仰等，所谓儒、佛、道三教，并行不悖，相互交融，极大地拓宽了人们的精神振幅。在这个时代，各式各样的价值并存，人们不断摸索探求着更加切实的新价值。
这些努力大大拓展了华夏文明的疆域，也深化了它的质地。前文举例所示的文学、艺术体类之确立，也不过就是华夏文明这种疆域拓展、质地深化的表现之一罢了。还有在宗教领域和学问领域，华夏文明也都在这个时代丰富和发展起来。即使是如此漫长可怕的政治黑暗时代，也无法断绝中国的上古文明，反而使它的内涵变得更加新鲜丰富了。
本书的课题
光辉的黑暗时代—这种悖论式的现象是如何产生的？这就是本书需要面对的核心课题。事实上，西方世界在罗马帝国衰亡后，希腊、罗马古典文明就已没落、沦入黑暗时代；与之相比，中国的这种现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中国上古文明尽管经历了如此漫长的乱世，却不但没有断绝，反而还在维持其一贯性的同时，发展得更为丰富，范围更加宽广。这一点是如何做到的呢？要回答这一问题，恐怕还需针对华夏文明惊人的一贯性与强韧性进行探究。
面对这个巨大的课题，我现在还无法给出完满的答案。不过，我心里时常抱有的一个疑问，或许与此课题相关。那就是：在这个漫长的战乱时代，可以想见武力才是唯一可以依靠的东西，尽管如此，武士最终却未能成为统治阶级，原因究竟何在？
这个时代的中国社会，一般被定性为“贵族制社会”。其强烈倾向是社会阶层多重分化，家族门第被固定在各自所属的阶层中。而位于最顶层的名门，则必须是世世代代都孕育出具有丰富教养的知识人的家族。只知道好勇斗狠的武人，无论立下多少战功，都是挤不进贵族圈子的。贵族阶级不是武士，而是有教养的文人。在漫长的战乱时代，这样的社会体制竟能延续不绝，真称得上是惊人的事情。
当然了，掌握了武力集团的武人是能够建立新的国家，当上皇帝的。尤其席卷华北的各异族都是以武立国，其首领和中坚骨干也都是武人。因此北族系统的武人家族也能够成为贵族。然而他们为了统治汉族社会，把国家维持下去，却非得到汉族社会中的名门，也就是文人贵族层的合作不可。通过这样的合作，帝室及武人贵族也就普遍地受到贵族阶层的影响而逐步文人化了。
这样的文人贵族层，超越了国家兴亡而长久延续。他们正是在这漫长乱世中强韧地坚守着华夏文明，并进而使其发展壮大的中流砥柱。所谓华夏文明的强韧性，一言以概之，正是源于作为其担当者的知识人的强韧性，源于支撑着这些知识人的汉族社会的存在方式，而这与所谓“贵族制社会”是深深地联系在一起的。
接下来，我将从这样的视角出发，探索孕育出这四百年乱世的种种因素，思考这个时代的意义，并且追踪在其中强韧生存着的“贵族制社会”的变迁轨迹。
正文赏读
绪 言
中国史上的乱世
作为中国最早的统一国家，秦汉帝国走过了长约四百年的历史。与之恰恰相反的是，从接下来的2—3 世纪之交开始，则进入了可怕的、混乱与分裂的四百年。在本书中，我们将对这个时代来做一概观。被称为“魏晋南北朝”的这一时代，直到将近6世纪末，隋帝国再次统一全中国的时候才告终结。在那之后约三百年间，则继之以绚烂华美（至少在表面上）的隋唐帝国时代。被夹在秦汉、隋唐这两大帝国时代之间的魏晋南北朝，似乎只能看作所谓黑暗低谷的时代了。从政治上来看，这诚然是个乱世。继孔子之后号称亚圣的孟子，曾经提出历史进程就是“一治一乱”的更迭。依孟子之见，从尧、舜到夏朝的禹王时代，延续了美好的盛世。随后夏朝渐渐走向衰乱，至夏桀时祸乱已极，殷朝的汤王讨伐夏桀，再次回归美好盛世。殷朝到了纣王的时候，乱世至于极点，于是周文王、武王等名君又将其恢复至美好世界。而“周之王道”毕竟也要归于衰歇，到如今正当大乱之世。
如果从这样的政治观出发，我们这跨越四百年的魏晋南北朝时代，在“一治一乱”的巨大循环中就是“一乱”的时代了。与相对而言治理较善的秦汉帝国四百年，或者接下来的隋唐帝国三百年相比，这乱世四百年只能认为在价值上是等而下之的。而这种政治观到了今天，甚至连孟子的“一治一乱”说都用不着搬出来讲了。为什么呢？因为直到现在也还是颇有些人以为：中国历史只不过是在反复上演着巨大专制国家的兴亡更替，直到19 世纪中期受到欧洲近代文明冲击为止，中国还浑浑噩噩沉睡在漫长停滞的迷梦中呢。
事实上，自唐帝国灭亡后的10 世纪以降，中国历史就是宋、元、明、清这些巨大的帝国的此起彼伏。这很容易让人以为，只要理解了构成中国史主干的就是这些专制国家，理解了这种专制君主制的国家政体是怎样的一种组织，为什么会灭亡，又为什么会重新兴起，就算是把握住了理解中国史的关键。当我们将目光如是集中在专制君主体制上的时候，自然也就很容易将长达四百年间未能确立起这种体制、不断混乱分裂的魏晋南北朝时代，当作中国史上的非正常时代，投去轻视的目光了。
然而，魏晋南北朝时代真的就应当被看作黑暗低谷的时代，或者非正常的时代而加以轻视吗？
原本所谓乱世，就是激烈的时代，是人们能量沸涌、势不可遏的时代。被孟子称为“一乱”时代的春秋战国，恰恰是以孔子为首，诸子百家之学争鸣竞放，一举提升了华夏文明水平的光辉时代。政治上的乱世，却能成为文明之花盛放的华丽时代，这一点不论东洋西洋，都是一样的。我们的魏晋南北朝时代，也绝对不是黑暗低谷的时代。
华丽的黑暗时代
乱世屡屡将人们推落可怕的悲惨苦难当中。更何况在我们这个时代，还遭到来自北方、西方的各种异族入侵，华北的先进地区被蹂躏得处处荒残，黑暗时代的面貌确实是处处都表现出来。汉帝国崩溃后的这个时代，正与罗马帝国崩溃后的所谓欧洲黑暗中世纪有着酷似的面貌。然而，就在中国的这一黑暗时代，却开出了比欧洲还要华美得多的文明之花。
例如将书法艺术推至登峰造极的王羲之、号称“画圣”的顾恺之，可谓大名鼎鼎，无人不知吧。书法和绘画的起源当然很早；然而书家、画家必须要到他们不再是匠人，而是自觉成为有个性的艺术家的时期才能出现。正是在这个时代，书法绘画被提升到了艺术的高度，对其加以评论的书论、画论也流行起来，成为自觉的文体。
此外，田园诗人陶渊明之名也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伴随着这个时代的开幕，诗也一举繁荣起来。那位断绝汉帝国命脉、奠定了魏国基业的曹操，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诗人。自他以后，在这乱世中诗人络绎辈出，令人目不暇接。而陶渊明就是其中一个光彩而独特的存在。抒情诗的文体确立，是这个时代最辉煌的产物之一。
与此同时，文章也如同策马并驰一般，驱使着四言、六言的对句，锤炼出了齐整均衡的华丽样式。人称“骈俪体”的这种样式，将深厚的古典教养和对汉语音调的敏锐感觉协调统一起来，是最为考究的文体。文学的体类在这个乱世当中获得了完全的独立。其中的名文和代表诗作，我们可以从6世纪初编纂的那部著名诗文集《文选》中看到。这部文集对于后世，甚至对我们日本文学曾留下过的深远影响，同样是不应该被忘记的。
上述各种文学、艺术体类之所以能够得到确立，是由于充满个性的、各式各样的教养人辈出。而各式各样的个性，又是在思想自由的基础上发展繁荣的。在汉代风靡一世的儒教思想，到了这个时代，已经不再是唯一的权威。在此之外，还有传承了老子、庄子一脉的道家思想，追求个人得救的道教信仰，再加上从西方传入并普及的佛教思想、信仰等，所谓儒、佛、道三教，并行不悖，相互交融，极大地拓宽了人们的精神振幅。在这个时代，各式各样的价值并存，人们不断摸索探求着更加切实的新价值。
这些努力大大拓展了华夏文明的疆域，也深化了它的质地。前文举例所示的文学、艺术体类之确立，也不过就是华夏文明这种疆域拓展、质地深化的表现之一罢了。还有在宗教领域和学问领域，华夏文明也都在这个时代丰富和发展起来。即使是如此漫长可怕的政治黑暗时代，也无法断绝中国的上古文明，反而使它的内涵变得更加新鲜丰富了。
本书的课题
光辉的黑暗时代—这种悖论式的现象是如何产生的？这就是本书需要面对的核心课题。事实上，西方世界在罗马帝国衰亡后，希腊、罗马古典文明就已没落、沦入黑暗时代；与之相比，中国的这种现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中国上古文明尽管经历了如此漫长的乱世，却不但没有断绝，反而还在维持其一贯性的同时，发展得更为丰富，范围更加宽广。这一点是如何做到的呢？要回答这一问题，恐怕还需针对华夏文明惊人的一贯性与强韧性进行探究。
面对这个巨大的课题，我现在还无法给出完满的答案。不过，我心里时常抱有的一个疑问，或许与此课题相关。那就是：在这个漫长的战乱时代，可以想见武力才是唯一可以依靠的东西，尽管如此，武士最终却未能成为统治阶级，原因究竟何在？
这个时代的中国社会，一般被定性为“贵族制社会”。其强烈倾向是社会阶层多重分化，家族门第被固定在各自所属的阶层中。而位于最顶层的名门，则必须是世世代代都孕育出具有丰富教养的知识人的家族。只知道好勇斗狠的武人，无论立下多少战功，都是挤不进贵族圈子的。贵族阶级不是武士，而是有教养的文人。在漫长的战乱时代，这样的社会体制竟能延续不绝，真称得上是惊人的事情。
当然了，掌握了武力集团的武人是能够建立新的国家，当上皇帝的。尤其席卷华北的各异族都是以武立国，其首领和中坚骨干也都是武人。因此北族系统的武人家族也能够成为贵族。然而他们为了统治汉族社会，把国家维持下去，却非得到汉族社会中的名门，也就是文人贵族层的合作不可。通过这样的合作，帝室及武人贵族也就普遍地受到贵族阶层的影响而逐步文人化了。
这样的文人贵族层，超越了国家兴亡而长久延续。他们正是在这漫长乱世中强韧地坚守着华夏文明，并进而使其发展壮大的中流砥柱。所谓华夏文明的强韧性，一言以概之，正是源于作为其担当者的知识人的强韧性，源于支撑着这些知识人的汉族社会的存在方式，而这与所谓“贵族制社会”是深深地联系在一起的。
接下来，我将从这样的视角出发，探索孕育出这四百年乱世的种种因素，思考这个时代的意义，并且追踪在其中强韧生存着的“贵族制社会”的变迁轨迹。
房兵曹胡马诗
唐 杜甫
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
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
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
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
作者生平
杜甫（712－770），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世称“杜工部”、“杜少陵”等，汉族，河南府巩县（今河南省巩义市）人，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被世人尊为“诗圣”，其诗被称为“诗史”。杜甫与李白合称“李杜”，为了跟另外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开来，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他忧国忧民，人格高尚，他的约1400余首诗被保留了下来，诗艺精湛，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备受推崇，影响深远。759-766年间曾居成都，后世有杜甫草堂纪念。
创作背景
此诗作于公元740年（唐玄宗开元二十八年）或公元741年（开元二十九年），当时杜甫在洛阳，正值诗人漫游齐赵，飞鹰走狗，裘马轻狂的青年时期。
译文
房兵曹的这一匹马是著名的大宛马，它那精瘦的筋骨像刀锋一样突出分明。
它的两耳如斜削的竹片一样尖锐，奔跑起来四蹄生风，疾速轻盈。
所向无阻，不怕路途遥远，真可将生死托付于它。
拥有如此奔腾快捷、堪托死生的良马，真可以横行万里之外，为国立功了。
注释
兵曹：兵曹参军的省称，是唐代州府中掌官军防、驿传等事的小官。房兵曹，不详为何人。胡：此指西域。
大宛（yuān）：汉代西域国名，其地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盛产良马。大宛名：著名的大宛马。
锋棱：锋利的棱角。形容马的神骏健悍之状。
竹批：形容马耳尖如竹尖。峻：尖锐。“双耳峻”是良马的特征之一。
堪：可以，能够。托死生：马值得信赖，对人的生命有保障。
骁（xiāo）腾：健步奔驰。
赏析
这是一首咏物言志诗。杜甫本来善于骑马，也很爱马，写过不少咏马诗。此诗的风格超迈遒劲，凛凛有生气，反映了青年杜甫锐于进取的精神。
诗分前后两部分。前面四句正面写马，是实写。诗人恰似一位丹青妙手，用传神之笔为我们描画了一匹神清骨峻的“胡马”。它来自大宛（汉代西域的国名，素以产“汗血马”著称），自然非凡马可比。接着，对马作了形象的刻画。南齐谢赫的《古画品录》提出“六法”，第一为“气韵生动”，第二即是“骨法用笔”，这是作为气韵生动的首要条件提出来的。所谓“骨法”，就是要写出对象的风度、气格。杜甫写马的骨相：嶙峋耸峙，状如锋棱，勾勒出神峻的轮廓。接着写马耳如刀削斧劈一般锐利劲挺，这也是良马的一个特征。至此，骏马的昂藏不凡已跃然纸上了，我们似见其咴咴喷气、跃跃欲试的情状，下面顺势写其四蹄腾空、凌厉奔驰的雄姿就十分自然。“批”和“入”两个动词极其传神。前者写双耳直竖，有一种挺拔的力度；后者不写四蹄生风，而写风入四蹄，别具神韵。从骑者的感受说，当其风驰电掣之时，好像马是不动的，两旁的景物飞速后闪，风也向蹄间呼啸而入。诗人刻画细致，唯妙逼真。颔联两句以“二二一”的节奏，突出每句的最后一字：“峻”写马的气概，“轻”写它的疾驰，都显示出诗人的匠心。这一部分写马的风骨，用的是大笔勾勒的方法，不必要的细节一概略去，只写其骨相、双耳和奔驰之态，因为这三者最能体现马的特色。正如张彦远评画所云：“笔才一二，象已应焉，离披点画，时见缺落，此虽笔不周而意周也。”《历代名画记》这就是所谓“写意传神”。
诗的前四句写马的外形动态，后四句转写马的品格，用虚写手法，由咏物转入了抒情。颈联承上奔马而来，写它纵横驰骋，历块过都，有着无穷广阔的活动天地；它能逾越一切险阻的能力就足以使人信赖。这里看似写马，实是写人，这其实就是一个忠实的朋友、勇敢的将士、侠义的豪杰的形象。尾联先用“骁腾有如此”总挽上文，对马作概括，最后宕开一句：“万里可横行”，包含着无尽的期望和抱负，将意境开拓得非常深远。这一联收得拢，也放得开，它既是写马驰骋万里，也是期望房兵曹为国立功，更是诗人自己志向的写照。盛唐时代国力的强盛，疆土的开拓，激发了民众的豪情，书生寒士都渴望建功立业，封侯万里。这种蓬勃向上的精神用骏马来表现确是最合适不过了。这和后期杜甫通过对病马的悲悯来表现忧国之情，真不可同日而语。
杜甫此诗将状物和抒情结合得自然无间。在写马中也写人，写人又离不开写马，这样一方面赋予马以活的灵魂，用人的精神进一步将马写活；另一方面写人有马的品格，人的情志也有了形象的表现。这首咏物诗它做到了既在物之内，又出于物之外，全诗看似写马，但通过赞马却表达了作者的胸襟和抱负。
南朝宋人宗炳的《画山水序》认为通过写形传神而达于“畅神”的道理。如果一个艺术形象不能“畅神”，即传达作者的情志，那么再酷肖也是无生命的。杜甫此诗将状物和抒情结合得自然无间。在写马中也写人，写人又离不开写马，这样一方面赋予马以活的灵魂，用人的精神进一步将马写活；另一方面写人有马的品格，人的情志也有了形象的表现。前人讲“咏物诗最难工，太切题则粘皮带骨，不切题则捕风捉影，须在不即不离之间”钱泳《履园谈诗》，这个要求杜甫是做到了。
唐 杜甫
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
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
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
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
作者生平
杜甫（712－770），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世称“杜工部”、“杜少陵”等，汉族，河南府巩县（今河南省巩义市）人，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被世人尊为“诗圣”，其诗被称为“诗史”。杜甫与李白合称“李杜”，为了跟另外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开来，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他忧国忧民，人格高尚，他的约1400余首诗被保留了下来，诗艺精湛，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备受推崇，影响深远。759-766年间曾居成都，后世有杜甫草堂纪念。
创作背景
此诗作于公元740年（唐玄宗开元二十八年）或公元741年（开元二十九年），当时杜甫在洛阳，正值诗人漫游齐赵，飞鹰走狗，裘马轻狂的青年时期。
译文
房兵曹的这一匹马是著名的大宛马，它那精瘦的筋骨像刀锋一样突出分明。
它的两耳如斜削的竹片一样尖锐，奔跑起来四蹄生风，疾速轻盈。
所向无阻，不怕路途遥远，真可将生死托付于它。
拥有如此奔腾快捷、堪托死生的良马，真可以横行万里之外，为国立功了。
注释
兵曹：兵曹参军的省称，是唐代州府中掌官军防、驿传等事的小官。房兵曹，不详为何人。胡：此指西域。
大宛（yuān）：汉代西域国名，其地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盛产良马。大宛名：著名的大宛马。
锋棱：锋利的棱角。形容马的神骏健悍之状。
竹批：形容马耳尖如竹尖。峻：尖锐。“双耳峻”是良马的特征之一。
堪：可以，能够。托死生：马值得信赖，对人的生命有保障。
骁（xiāo）腾：健步奔驰。
赏析
这是一首咏物言志诗。杜甫本来善于骑马，也很爱马，写过不少咏马诗。此诗的风格超迈遒劲，凛凛有生气，反映了青年杜甫锐于进取的精神。
诗分前后两部分。前面四句正面写马，是实写。诗人恰似一位丹青妙手，用传神之笔为我们描画了一匹神清骨峻的“胡马”。它来自大宛（汉代西域的国名，素以产“汗血马”著称），自然非凡马可比。接着，对马作了形象的刻画。南齐谢赫的《古画品录》提出“六法”，第一为“气韵生动”，第二即是“骨法用笔”，这是作为气韵生动的首要条件提出来的。所谓“骨法”，就是要写出对象的风度、气格。杜甫写马的骨相：嶙峋耸峙，状如锋棱，勾勒出神峻的轮廓。接着写马耳如刀削斧劈一般锐利劲挺，这也是良马的一个特征。至此，骏马的昂藏不凡已跃然纸上了，我们似见其咴咴喷气、跃跃欲试的情状，下面顺势写其四蹄腾空、凌厉奔驰的雄姿就十分自然。“批”和“入”两个动词极其传神。前者写双耳直竖，有一种挺拔的力度；后者不写四蹄生风，而写风入四蹄，别具神韵。从骑者的感受说，当其风驰电掣之时，好像马是不动的，两旁的景物飞速后闪，风也向蹄间呼啸而入。诗人刻画细致，唯妙逼真。颔联两句以“二二一”的节奏，突出每句的最后一字：“峻”写马的气概，“轻”写它的疾驰，都显示出诗人的匠心。这一部分写马的风骨，用的是大笔勾勒的方法，不必要的细节一概略去，只写其骨相、双耳和奔驰之态，因为这三者最能体现马的特色。正如张彦远评画所云：“笔才一二，象已应焉，离披点画，时见缺落，此虽笔不周而意周也。”《历代名画记》这就是所谓“写意传神”。
诗的前四句写马的外形动态，后四句转写马的品格，用虚写手法，由咏物转入了抒情。颈联承上奔马而来，写它纵横驰骋，历块过都，有着无穷广阔的活动天地；它能逾越一切险阻的能力就足以使人信赖。这里看似写马，实是写人，这其实就是一个忠实的朋友、勇敢的将士、侠义的豪杰的形象。尾联先用“骁腾有如此”总挽上文，对马作概括，最后宕开一句：“万里可横行”，包含着无尽的期望和抱负，将意境开拓得非常深远。这一联收得拢，也放得开，它既是写马驰骋万里，也是期望房兵曹为国立功，更是诗人自己志向的写照。盛唐时代国力的强盛，疆土的开拓，激发了民众的豪情，书生寒士都渴望建功立业，封侯万里。这种蓬勃向上的精神用骏马来表现确是最合适不过了。这和后期杜甫通过对病马的悲悯来表现忧国之情，真不可同日而语。
杜甫此诗将状物和抒情结合得自然无间。在写马中也写人，写人又离不开写马，这样一方面赋予马以活的灵魂，用人的精神进一步将马写活；另一方面写人有马的品格，人的情志也有了形象的表现。这首咏物诗它做到了既在物之内，又出于物之外，全诗看似写马，但通过赞马却表达了作者的胸襟和抱负。
南朝宋人宗炳的《画山水序》认为通过写形传神而达于“畅神”的道理。如果一个艺术形象不能“畅神”，即传达作者的情志，那么再酷肖也是无生命的。杜甫此诗将状物和抒情结合得自然无间。在写马中也写人，写人又离不开写马，这样一方面赋予马以活的灵魂，用人的精神进一步将马写活；另一方面写人有马的品格，人的情志也有了形象的表现。前人讲“咏物诗最难工，太切题则粘皮带骨，不切题则捕风捉影，须在不即不离之间”钱泳《履园谈诗》，这个要求杜甫是做到了。
#家的荣耀#【革命烈士后人捐献珍贵遗物：一个书筐、36本书 两代人的“红色记忆”】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父亲燕益明牺牲75周年，将父亲遗物捐出来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也了却了我作为儿子的心愿，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革命烈士燕益明后代、78岁的燕建华，将辛辛苦苦保存了几十年的父亲遗物——具有珍贵历史意义的36本书和一个书筐，捐献给了市委党史研究院。市委党史研究院向燕建华颁发了收藏证书。
历经十几次搬家
完整保存父亲遗物
燕建华的父亲燕益明原名燕洪志，曾用名燕伯范，是泰安市泰山区邱家店镇西颜张村人。1946年燕益明牺牲时，燕建华还不满3岁。“这些书是我们翻拆母亲住的西屋时发现的，母亲将书放在一个箱子里，旁边还有一个书筐。”燕建华告诉记者，他将父亲的遗物小心地保存了起来，之后十几次搬家每次都先搬这些书，因为这是他对于父亲的“红色记忆”，不容有失。
在燕建华的家里，还有父亲的遗像、烈士证书和写给家人信件的复印件。燕建华指着门后墙上的一张照片告诉记者，那是他父亲牺牲前的最后一张照片，拍摄于烟台。“我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他们那也有一些父亲用过的物品。我母亲识字不多，印象中，她身为农村妇救会的副会长，一直忙着摊煎饼、做军鞋支援前线，并没有用父亲的书教过我们。”燕建华说，他将父亲留下的这些书保存了几十年，偶尔也会翻看一下，透过书本了解父亲。
1945年10月，山东陆续抽调部队以及大批地方干部奔赴东北，燕益明积极响应号召，于当年动身前往东北，并担任辽南专署贸易局局长，与辽南干部一起将各项工作开展起来。当时辽南仍有战事，国民党部队继续进攻，东北地区局势不稳定，全地区进入游击状态。1946年10月的一天，国民党残部大举向辽南进攻，燕益明率局机关押送军需战略物资向大后方转移，行至岫岩县哨子河西会场山七岩沟时被敌人包围。由于敌众我寡，燕益明及带领的所有人员在突围时全部壮烈牺牲，燕益明时年33岁。1947年8月，岫岩县解放，但由于当时环境复杂，燕益明牺牲的消息未能及时通知当地政府和家属。1974年2月，泰安县革委会派出专案组调查了燕益明的生前革命历史和牺牲经过，1974年6月22日，经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民政局批准，燕益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2013年，燕建华夫妻前往岫岩县，在当时一名知情者的指认下，从父亲牺牲的地方带回一包土，安放在了陵园内。
革命年代的“老报人”
与《泰安日报》渊源颇深
1931年，考入山东省立泰安第三中学；1934年，考入山东省立济南师范学校；1938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动身前往东北地区；1946年，壮烈牺牲……由于父亲牺牲时，燕建华年龄还小，他对父亲燕益明所有的了解，都来自亲人口中。
燕建华告诉记者，他对父亲的印象是“一个很革命的人”，不仅如此，父亲燕益明与《泰安日报》渊源颇深。1941年初，燕益明被调到《泰安日报》的前身《泰山时报》（1939年10月10日创刊，是中共泰山地委的机关报，1944年11月停刊），先后任该报的记者和经理科长。
据了解，为确保《泰山时报》如期出版，及时将党的声音传达到前线和后方，及时地鼓舞人民大众，无情地揭露和打击敌人，在抗战最艰难的时期，在战争环境下，工作人员将沉重的机器设备和纷繁的油墨纸张装箱，如遇到紧急情况可以立即搬运，隐蔽在圣井、水北、五龙口、茶业口一带的山洞里。当时的老百姓称报社是“流动社”、印刷厂是“游击厂”。根据党史材料记载，1942年10月，泰山地委、专署和军分区驻防莱芜北部山区，中旬地委在阁老召开县级以上领导干部会议，敌人得到情报后，纠集莱芜、泰安、章丘、博山等地6000余名日伪军，分数路袭击莱芜县北部山区，驻茶业口一带的泰山地区党政军机关被敌包围，各机关人员奋起突围，在吉山董家峪附近与敌人激战，燕益明被子弹打穿了肩胛骨，在危急关头，他将随身物品埋好，做好随时牺牲的准备，忍着伤痛在草丛里趴了一夜，第二天被我军发现，才幸存了下来，伤愈后继续回报社工作。
如今，在位于枣庄的燕建华的儿子家中，还保存了一张《泰山时报》老报纸复印件，报纸上有一篇燕益明写的会议报道稿件。“那是《泰山时报》老记者方正告诉我的，当时他和我父亲在一起工作。我和老伴去枣庄的时候，把复印件带去了那里，还有一些照片和父亲的铜像也放在了枣庄。”燕建华说。
36本书涉及多个门类
具有重要研究意义
《教学方法》《中学师范适用世界史》《体育录编》《镜花缘》《教育心理参考资料》《世界地理大纲》《军歌》《西画理论》《歌曲集》《文化英文读本》《童子军课程》……燕建华捐献的36本书是父亲燕益明在泰安、济南求学时的书籍，涉及多个门类，对于研究当时的历史和教育有重要的意义。
据了解，燕益明自幼勤奋好学、才思聪敏，学业优异、善于用脑，擅长书法、绘画、管弦乐，还对雕塑、刺绣、无线电制作等有着浓厚兴趣，且制作技艺精湛、样式美观。燕建华回忆，小时候家里和姥姥家的桌子上有很多白石灰，都是父亲燕益明雕刻作品留下的痕迹，桌子抽屉里也有父亲用过的电子管、插头。而留下的老照片中，不仅有燕益明的雕刻作品、绘画作品，也有燕益明伏案雕刻的照片。记者注意到，其中一张老照片中有两个书筐，其中一个就是燕建华保存下来并一同捐献给市委党史研究院的书筐。
记者从市委党史研究院了解到，燕益明不仅爱好广泛，擅长众多技艺，还将这些运用到了工作中。1940年秋季，燕益明调任鲁中军区文工团并任团长。为参加和帮助根据地生产，爱惜民力物力，减轻群众负担，养成民主作风，燕益明坚决执行政府命令，尊重各级政权，以保证战时党政民的安全为宗旨，充分发挥他的编导才能和音乐特长，结合抗日形势，编演了“教识字”“除汉奸”“军民团结打胜仗”等活报剧、歌剧，极大地鼓舞了根据地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很好地配合了党的中心工作。同时，燕益明还积极开办夜校、妇女识字班，组建秧歌队、读报组等群众性组织，开展互帮互助活动，活跃了根据地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鼓舞了群众的抗日热情，对巩固根据地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烈士的丰功伟绩，永远彪炳在中国革命史册上。燕建华说，他希望通过捐献让烈士遗物更好地留存于世，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教育后世的同时，让后人明白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从而珍惜现在、铭记历史。（泰安日报社·最泰安全媒体记者 刘小东 摄影记者 陈阳）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父亲燕益明牺牲75周年，将父亲遗物捐出来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也了却了我作为儿子的心愿，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革命烈士燕益明后代、78岁的燕建华，将辛辛苦苦保存了几十年的父亲遗物——具有珍贵历史意义的36本书和一个书筐，捐献给了市委党史研究院。市委党史研究院向燕建华颁发了收藏证书。
历经十几次搬家
完整保存父亲遗物
燕建华的父亲燕益明原名燕洪志，曾用名燕伯范，是泰安市泰山区邱家店镇西颜张村人。1946年燕益明牺牲时，燕建华还不满3岁。“这些书是我们翻拆母亲住的西屋时发现的，母亲将书放在一个箱子里，旁边还有一个书筐。”燕建华告诉记者，他将父亲的遗物小心地保存了起来，之后十几次搬家每次都先搬这些书，因为这是他对于父亲的“红色记忆”，不容有失。
在燕建华的家里，还有父亲的遗像、烈士证书和写给家人信件的复印件。燕建华指着门后墙上的一张照片告诉记者，那是他父亲牺牲前的最后一张照片，拍摄于烟台。“我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他们那也有一些父亲用过的物品。我母亲识字不多，印象中，她身为农村妇救会的副会长，一直忙着摊煎饼、做军鞋支援前线，并没有用父亲的书教过我们。”燕建华说，他将父亲留下的这些书保存了几十年，偶尔也会翻看一下，透过书本了解父亲。
1945年10月，山东陆续抽调部队以及大批地方干部奔赴东北，燕益明积极响应号召，于当年动身前往东北，并担任辽南专署贸易局局长，与辽南干部一起将各项工作开展起来。当时辽南仍有战事，国民党部队继续进攻，东北地区局势不稳定，全地区进入游击状态。1946年10月的一天，国民党残部大举向辽南进攻，燕益明率局机关押送军需战略物资向大后方转移，行至岫岩县哨子河西会场山七岩沟时被敌人包围。由于敌众我寡，燕益明及带领的所有人员在突围时全部壮烈牺牲，燕益明时年33岁。1947年8月，岫岩县解放，但由于当时环境复杂，燕益明牺牲的消息未能及时通知当地政府和家属。1974年2月，泰安县革委会派出专案组调查了燕益明的生前革命历史和牺牲经过，1974年6月22日，经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民政局批准，燕益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2013年，燕建华夫妻前往岫岩县，在当时一名知情者的指认下，从父亲牺牲的地方带回一包土，安放在了陵园内。
革命年代的“老报人”
与《泰安日报》渊源颇深
1931年，考入山东省立泰安第三中学；1934年，考入山东省立济南师范学校；1938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动身前往东北地区；1946年，壮烈牺牲……由于父亲牺牲时，燕建华年龄还小，他对父亲燕益明所有的了解，都来自亲人口中。
燕建华告诉记者，他对父亲的印象是“一个很革命的人”，不仅如此，父亲燕益明与《泰安日报》渊源颇深。1941年初，燕益明被调到《泰安日报》的前身《泰山时报》（1939年10月10日创刊，是中共泰山地委的机关报，1944年11月停刊），先后任该报的记者和经理科长。
据了解，为确保《泰山时报》如期出版，及时将党的声音传达到前线和后方，及时地鼓舞人民大众，无情地揭露和打击敌人，在抗战最艰难的时期，在战争环境下，工作人员将沉重的机器设备和纷繁的油墨纸张装箱，如遇到紧急情况可以立即搬运，隐蔽在圣井、水北、五龙口、茶业口一带的山洞里。当时的老百姓称报社是“流动社”、印刷厂是“游击厂”。根据党史材料记载，1942年10月，泰山地委、专署和军分区驻防莱芜北部山区，中旬地委在阁老召开县级以上领导干部会议，敌人得到情报后，纠集莱芜、泰安、章丘、博山等地6000余名日伪军，分数路袭击莱芜县北部山区，驻茶业口一带的泰山地区党政军机关被敌包围，各机关人员奋起突围，在吉山董家峪附近与敌人激战，燕益明被子弹打穿了肩胛骨，在危急关头，他将随身物品埋好，做好随时牺牲的准备，忍着伤痛在草丛里趴了一夜，第二天被我军发现，才幸存了下来，伤愈后继续回报社工作。
如今，在位于枣庄的燕建华的儿子家中，还保存了一张《泰山时报》老报纸复印件，报纸上有一篇燕益明写的会议报道稿件。“那是《泰山时报》老记者方正告诉我的，当时他和我父亲在一起工作。我和老伴去枣庄的时候，把复印件带去了那里，还有一些照片和父亲的铜像也放在了枣庄。”燕建华说。
36本书涉及多个门类
具有重要研究意义
《教学方法》《中学师范适用世界史》《体育录编》《镜花缘》《教育心理参考资料》《世界地理大纲》《军歌》《西画理论》《歌曲集》《文化英文读本》《童子军课程》……燕建华捐献的36本书是父亲燕益明在泰安、济南求学时的书籍，涉及多个门类，对于研究当时的历史和教育有重要的意义。
据了解，燕益明自幼勤奋好学、才思聪敏，学业优异、善于用脑，擅长书法、绘画、管弦乐，还对雕塑、刺绣、无线电制作等有着浓厚兴趣，且制作技艺精湛、样式美观。燕建华回忆，小时候家里和姥姥家的桌子上有很多白石灰，都是父亲燕益明雕刻作品留下的痕迹，桌子抽屉里也有父亲用过的电子管、插头。而留下的老照片中，不仅有燕益明的雕刻作品、绘画作品，也有燕益明伏案雕刻的照片。记者注意到，其中一张老照片中有两个书筐，其中一个就是燕建华保存下来并一同捐献给市委党史研究院的书筐。
记者从市委党史研究院了解到，燕益明不仅爱好广泛，擅长众多技艺，还将这些运用到了工作中。1940年秋季，燕益明调任鲁中军区文工团并任团长。为参加和帮助根据地生产，爱惜民力物力，减轻群众负担，养成民主作风，燕益明坚决执行政府命令，尊重各级政权，以保证战时党政民的安全为宗旨，充分发挥他的编导才能和音乐特长，结合抗日形势，编演了“教识字”“除汉奸”“军民团结打胜仗”等活报剧、歌剧，极大地鼓舞了根据地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很好地配合了党的中心工作。同时，燕益明还积极开办夜校、妇女识字班，组建秧歌队、读报组等群众性组织，开展互帮互助活动，活跃了根据地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鼓舞了群众的抗日热情，对巩固根据地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烈士的丰功伟绩，永远彪炳在中国革命史册上。燕建华说，他希望通过捐献让烈士遗物更好地留存于世，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教育后世的同时，让后人明白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从而珍惜现在、铭记历史。（泰安日报社·最泰安全媒体记者 刘小东 摄影记者 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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