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法要义
由通灵来了知，正是要与仙佛频率相同，才能接收清晰，又在通灵者或是灵通者、正乩生或正鸾及天笔生等代言者，皆在于此过程必要依靠仙佛作圣示之时，在济世方面才可能有用之，但在实际生存当中并非是如此。
要明晰：仙佛有仙佛生存方式与角度，人类生存有人类生存方式与角度，也就很难以融合于实际，但却离不开天地因果法则之定律，在对通灵者正是「神佛使者与代言者」，若无具备同仙佛一样德性之时，又如何？
必难以对自己心性彰显，殊胜与智慧提升，也难有仙佛慈悲与德性，这是在对一般通灵者及「神佛之使者与代言者」，所难了知过程，也在人世间必要对另一方，能同无形相互接触，正是代理其本意及作为。
心法：正是应用于此天地间，不论人类众生灵通者或通灵者及仙佛代言者，又甚难！了知一个未来过程，作大方向预测与抉择，就由其过程能否了知当下？在未来会发生事情，又未定之变量该如何面对？
也因为人类皆无法能断定下一刻，会发生什么样天灾与人祸；又人类必须通过思想造就，方能把事务来开展，如此在人类世界当中，若无法对行事作风来主导，就难以了知未来会是如何，是很难往上增长？
有时天地定律，亦可由人为因素来改造移转，况且！能把未来定数，经由人类思想作为与功用中，如实下化于当下，改造于当下，在对自己生存取向，或未来实现与行持方式之不同，而改变灾殃侵损。
此种作法结果，若是难以按照天律定数作了别，在对有情众生正是如此作用，更要了知心法所引用，正是人世界应用法则；又在心法是对一切有情众生，皆可如实应用于自己生存取向过程，才是如实性。
要义：给予通灵者及神之使者，作未来过程一种预先告之，也就是凡尘人类所言之「预言家」而已，就会通过仙佛未卜先知提前警示、告知未来吉凶祸福作为，必要明晰对众生事项中每位皆不同。
不是只应用一种方法，来提前示警与告知；否则！人类在当下中可以谈论，也可以答应仙佛，但在事过境迁之后又反悔了，有时更造下口业，让自己来承受因果业障偿报，然而！在仙佛角度原本是慈悲喜舍。
更是德性智能能发挥功用，但是会在人类因利害关系以及利益所系之同时，就难以应允仙佛应行及答应事情，皆以各人利益作为来评定，正是对于自己无明与无奈作批注，又给自己找台阶下，这是很多人类众生通病。
?且！在仙佛之慈悲下，人类所作所为又仙佛也无可奈何，为何会这样？有者更是反效果，背道而驰，让仙佛蒙受更大损害与遭逢恶名所困扰，此种过程必在真理要义当中来明晰，仙佛所引用济渡又是啥？
就能明了事情本末是把心法作统合，然而！有情众生欲了知，但又欠缺智慧之提升，又因为受到自己无明所主导，更在心有余而力不足之下，答应太快了，不思前也不虑后，会在应允事物起始当中，皆无思考相当详细。
故而！要求仙佛济渡中，是让仙佛遭逢诸多蒙尘，甚至在自己所作所为，为何仙佛不能提前示警与了知？在对众生心性，就因难以捉摸与通彻之关系，而形成仙佛慈悲又被人类众生滥用了，也造成很多因果业障。
在对有情众生无法回归于无极理天、极乐世界、虚空天界之原因亦在于此，只因众生若能「一诺千金之时，守信实、重仁义」，仙佛也就不用如此辛苦，屡屡降凡来济化动作，所以，仙佛经常被人类来骗了，就是此原因！
在对众生心性难以捉摸，其实对众生心性，固化定律给予有改变机会，这是古往仙佛时期，早已经全部渡化众生回归了，又何必在当今时代来广设道场，引渡众生作回归？此乃仙佛圣神菩萨之慈悲与无奈！
心法要义：经由通灵者及神之使者，来完现与提前示知，有者可作逢凶化吉改造，有者对未来是一种期许与企盼等待，若没有此种期盼对「人生目标」不知为啥事？只因人类必须要有目标，有目的与作为。
就在心内遭逢障碍与困厄阻挡，必会寻求善智识与朋友同侪间相互支持，有者还会叩求仙佛神明来拔除苦难，给予自己是一种提前示警，在对自己无明障碍，又甚难化除心中症结作定向了知。
就对仙佛有一种期盼，以及另有一番期许，正是当今时代有情众生一种无明化除，又在心法要义，对灵通者或通灵者、正乩生或正鸾生及天笔生代言者，若无法了知在心法要义，该如何行才是正确之道？
灵通心法之要义：就是对仙佛与灵通者，相互沟通桥梁，若灵通者或通灵者、正乩生或正鸾生及天笔生…等，能有正当思想理路，正直为人、公心公德、无私无偏，即在人类世界算是正直人，才可能成就仙佛果位。
否则！往往就会陷仙佛于不义，这就是仙佛之无奈与悲哀，又在对挑选一位神佛灵通之使者，若不能正直，反而有偏私之心，就难以同仙佛频率相等，相互接收与相互契心，我即仙佛、我即正直之公心来济化世人。
必要应用体证众生之苦难！能了知天地定律因果之不可违，正是人类通灵者所必要有之心态与作为，不论再高层次，又再更殊胜仙佛，皆难同所挑选使者相互契心之时，此种问题就连仙佛神明，也遭受拖累。
自己所作所为，也就不是仙佛之不力、不灵感、不显化，而是人类作为当中，把仙佛慈悲德性之原意，来扭曲了，更把仙佛慈悲德性来践踏，无疑是对众生、对仙佛神明，皆是难以达至拔渡济化目的！
大道实义要明晰 心法本质了理义
通灵正直神人契 相辅相成两相依
济世利人先示警 作为改造化有情
曲解仙佛慈德性 造业造罪难以清
此偈！同有情众生共勉之；在心法要义中，有时并非仙佛不显化、不护持、不感应，只在人类无法能作融合，反而！怪罪于仙佛；有时受因果定律，仙佛也不能背弃因果法则而济度苍生，这也是仙佛之无可奈何！
由通灵来了知，正是要与仙佛频率相同，才能接收清晰，又在通灵者或是灵通者、正乩生或正鸾及天笔生等代言者，皆在于此过程必要依靠仙佛作圣示之时，在济世方面才可能有用之，但在实际生存当中并非是如此。
要明晰：仙佛有仙佛生存方式与角度，人类生存有人类生存方式与角度，也就很难以融合于实际，但却离不开天地因果法则之定律，在对通灵者正是「神佛使者与代言者」，若无具备同仙佛一样德性之时，又如何？
必难以对自己心性彰显，殊胜与智慧提升，也难有仙佛慈悲与德性，这是在对一般通灵者及「神佛之使者与代言者」，所难了知过程，也在人世间必要对另一方，能同无形相互接触，正是代理其本意及作为。
心法：正是应用于此天地间，不论人类众生灵通者或通灵者及仙佛代言者，又甚难！了知一个未来过程，作大方向预测与抉择，就由其过程能否了知当下？在未来会发生事情，又未定之变量该如何面对？
也因为人类皆无法能断定下一刻，会发生什么样天灾与人祸；又人类必须通过思想造就，方能把事务来开展，如此在人类世界当中，若无法对行事作风来主导，就难以了知未来会是如何，是很难往上增长？
有时天地定律，亦可由人为因素来改造移转，况且！能把未来定数，经由人类思想作为与功用中，如实下化于当下，改造于当下，在对自己生存取向，或未来实现与行持方式之不同，而改变灾殃侵损。
此种作法结果，若是难以按照天律定数作了别，在对有情众生正是如此作用，更要了知心法所引用，正是人世界应用法则；又在心法是对一切有情众生，皆可如实应用于自己生存取向过程，才是如实性。
要义：给予通灵者及神之使者，作未来过程一种预先告之，也就是凡尘人类所言之「预言家」而已，就会通过仙佛未卜先知提前警示、告知未来吉凶祸福作为，必要明晰对众生事项中每位皆不同。
不是只应用一种方法，来提前示警与告知；否则！人类在当下中可以谈论，也可以答应仙佛，但在事过境迁之后又反悔了，有时更造下口业，让自己来承受因果业障偿报，然而！在仙佛角度原本是慈悲喜舍。
更是德性智能能发挥功用，但是会在人类因利害关系以及利益所系之同时，就难以应允仙佛应行及答应事情，皆以各人利益作为来评定，正是对于自己无明与无奈作批注，又给自己找台阶下，这是很多人类众生通病。
?且！在仙佛之慈悲下，人类所作所为又仙佛也无可奈何，为何会这样？有者更是反效果，背道而驰，让仙佛蒙受更大损害与遭逢恶名所困扰，此种过程必在真理要义当中来明晰，仙佛所引用济渡又是啥？
就能明了事情本末是把心法作统合，然而！有情众生欲了知，但又欠缺智慧之提升，又因为受到自己无明所主导，更在心有余而力不足之下，答应太快了，不思前也不虑后，会在应允事物起始当中，皆无思考相当详细。
故而！要求仙佛济渡中，是让仙佛遭逢诸多蒙尘，甚至在自己所作所为，为何仙佛不能提前示警与了知？在对众生心性，就因难以捉摸与通彻之关系，而形成仙佛慈悲又被人类众生滥用了，也造成很多因果业障。
在对有情众生无法回归于无极理天、极乐世界、虚空天界之原因亦在于此，只因众生若能「一诺千金之时，守信实、重仁义」，仙佛也就不用如此辛苦，屡屡降凡来济化动作，所以，仙佛经常被人类来骗了，就是此原因！
在对众生心性难以捉摸，其实对众生心性，固化定律给予有改变机会，这是古往仙佛时期，早已经全部渡化众生回归了，又何必在当今时代来广设道场，引渡众生作回归？此乃仙佛圣神菩萨之慈悲与无奈！
心法要义：经由通灵者及神之使者，来完现与提前示知，有者可作逢凶化吉改造，有者对未来是一种期许与企盼等待，若没有此种期盼对「人生目标」不知为啥事？只因人类必须要有目标，有目的与作为。
就在心内遭逢障碍与困厄阻挡，必会寻求善智识与朋友同侪间相互支持，有者还会叩求仙佛神明来拔除苦难，给予自己是一种提前示警，在对自己无明障碍，又甚难化除心中症结作定向了知。
就对仙佛有一种期盼，以及另有一番期许，正是当今时代有情众生一种无明化除，又在心法要义，对灵通者或通灵者、正乩生或正鸾生及天笔生代言者，若无法了知在心法要义，该如何行才是正确之道？
灵通心法之要义：就是对仙佛与灵通者，相互沟通桥梁，若灵通者或通灵者、正乩生或正鸾生及天笔生…等，能有正当思想理路，正直为人、公心公德、无私无偏，即在人类世界算是正直人，才可能成就仙佛果位。
否则！往往就会陷仙佛于不义，这就是仙佛之无奈与悲哀，又在对挑选一位神佛灵通之使者，若不能正直，反而有偏私之心，就难以同仙佛频率相等，相互接收与相互契心，我即仙佛、我即正直之公心来济化世人。
必要应用体证众生之苦难！能了知天地定律因果之不可违，正是人类通灵者所必要有之心态与作为，不论再高层次，又再更殊胜仙佛，皆难同所挑选使者相互契心之时，此种问题就连仙佛神明，也遭受拖累。
自己所作所为，也就不是仙佛之不力、不灵感、不显化，而是人类作为当中，把仙佛慈悲德性之原意，来扭曲了，更把仙佛慈悲德性来践踏，无疑是对众生、对仙佛神明，皆是难以达至拔渡济化目的！
大道实义要明晰 心法本质了理义
通灵正直神人契 相辅相成两相依
济世利人先示警 作为改造化有情
曲解仙佛慈德性 造业造罪难以清
此偈！同有情众生共勉之；在心法要义中，有时并非仙佛不显化、不护持、不感应，只在人类无法能作融合，反而！怪罪于仙佛；有时受因果定律，仙佛也不能背弃因果法则而济度苍生，这也是仙佛之无可奈何！
【述评②·推动科技自立自强 | 科创引领，国际化创新型城市步履铿锵】创新就是创未来。
实践反复告诉我们，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时代进步的永恒主题。特别是当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席卷而来，科技创新从未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一座城市的前途命运。
回首来路，不断积蓄的科技创新力量，已经成为青岛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市第十三次党代会锚定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总目标，擘画了科技创新的宏伟新蓝图：推动科技自立自强，全面提升创新驱动发展水平。坚持“四个面向”，着力增强创新资源集聚力、产业创新策源力、创新人才吸引力，推动国际化创新型城市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增强自主创新实力、增强企业创新能力、增强人才集聚引力……一项项决策部署为全市科技创新工作吹响了集结号，只要凝心聚力、奋楫笃行，青岛就一定能汇聚科技创新锐不可当的澎湃势能。
下好“先手棋”
科技自立自强是促进发展大局的根本支撑，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当前，席卷全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扑面而来，国内科技创新资源战略布局正在深度重构，惟有坚持“四个面向”，增强自主创新实力，培育更多战略科技力量，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才能下好科技创新谋篇布局的“先手棋”，才能赢得城市未来发展的优先权、主动权。
浩瀚星河，征途漫漫。前不久，神舟十三号平安“回家”，青岛理工大学、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二研究所、青岛海尔生物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等驻青高校、院所和企业再次贡献青岛力量。追溯每一项技术创新背后的故事，我们会发现，那是一个个实现“从0到1”突破、打破国外技术封锁、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真实写照。
近年来，青岛瞄准源头创新，不断强化战略科技力量建设，积极打造重大科研平台，在承接国家重大战略科技任务、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方面发挥了突出作用。2021年，中车四方牵头研制的世界首套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交通系统下线；吸气式发动机热物理试验装置入选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中科院海洋大科学研究中心、中国海洋工程研究院（青岛）投入运行；推进建设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技术转移中心，建成涵盖近1400个高端项目的国际技术成果库……
大江流日夜，慷慨歌未央。站在新的起点上，青岛要进一步增强自主创新实力，勇担更多国之重任。今后五年，青岛将建设一批大科学装置，提升国家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国家高端智能化家用电器创新中心、虚拟现实制造业创新中心等平台创新能力。实施全链条、一体化关键技术攻关，集中突破智能芯片、工业传感器、网络控制系统等“卡脖子”技术，提升创新链整体效能，建设自主可控的供应链体系。积极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工程，建设一批国际国内联合实验室，链接全球创新资源。
在波澜壮阔的发展大潮中，不断增强自主创新实力的青岛，一定能吸引更多优秀的科创人才、落地更多优质的科技项目、催生更多先进的科研成果，驱动更高质量的经济发展，青岛迈向“高能级城市”的步伐一定更加铿锵有力。
软控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半钢成型机40秒就能生产一条轮胎。
打好“主动仗”
恩格斯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企业是创新的主体，是创新创业的生力军，增强企业创新能力是推动科技自立自强的题中应有之义。
在今年的疫情防控工作中，青岛简码基因科技有限公司表现亮眼，不仅加足马力生产核酸检测病毒采样管，还研发完成省内首款即时检测产品原理机。其实在这个过程中，简码基因也遇到了产品升级带来的资金难题。为解决企业燃眉之急，作为其孵化器的青岛市工业技术研究院仅用1天时间为企业对接到2000万元信用贷款，市科技局在10天内完成了支持企业200万元的应急攻关立项，使其得以尽快将产品推向市场。
瞄准企业所需，想企业之所想，急企业之所急，市工研院、市科技局主动靠前服务企业是我市支持创新型企业发展的一个缩影。近年来，青岛多举措培育壮大科技企业队伍，截至2021年底，我市国家备案科技型中小企业达到6306家，占全省23%；高新技术企业达到5554家，占全省27%；40家企业入选首批省科技领军企业，三者总数均居全省第一。
正在阔步前行的青岛，不仅要在全省勇当龙头，也要在全国争先进位。增强企业创新能力，青岛还要更加积极地打好“主动仗”。今后五年，我市将支持建设龙头企业牵头、高校院所支撑、各创新主体协同的创新联合体，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吸引更多头部企业研发机构落户青岛。我市将深入实施“沃土计划”，滚动培育一批雏鹰、瞪羚、独角兽和隐形冠军、专精特新“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3年内实现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上市高新技术企业“3个倍增”和规上工业企业研发机构全覆盖。我市将深入实施“海创计划”，争取3年内培育涉海高新技术企业200家和上市涉海高企6家。针对科技成果转化痛点、难点、堵点，我市还将制定实施“硕果计划”，争取3年内实现技术合同成交额、专业技术转移人才、高校院所本地转化成果、孵化器在孵科技型中小企业“4个倍增”。
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争新。企业所迸发出的创新活力，必将汇聚成奔腾涌动的科创热潮，必将汇聚成青岛昂扬向未来的澎湃动力。
用好“组合拳”
人才是最宝贵的资源。推动科技自立自强，全面提升创新驱动发展水平，归根结底，需要靠人来实现。增强人才集聚引力，必须精准、精细、精确、精心做好引才、育才、用才、留才的大文章。
35岁的秦冲是中国海洋大学医药学院最年轻的教授和博士生导师，目前正带领团队研究抗肿瘤新药。2019年在美国学成之后，面对青岛市政府与中国海洋大学伸出的“橄榄枝”，秦冲毫不犹豫选择回国，被聘为山东省泰山学者，入选中国海洋大学“青年英才”第一层次教授。在青岛，秦冲的研究得到了人力、物力、财力等全方位的支持，他的实验室设备配备水平已经达到国际标准，团队有博士生、硕士生等20余人，平均年龄27岁。
在青岛，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2021年，我市坚持人才项目平台一体化推进，发挥人才第一资源作用，高端科技人才实现突破，新增2人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1人当选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实施产业领军人才计划，破除“四唯”倾向，以项目水平评定人才层次，启动首期5000万元“人才金”；深化科技部外国人工作便利化改革试点，青岛第10次入选“魅力中国——外籍人才眼中最具吸引力的中国城市”。
梧高凤必至，花香蝶自来。在各大城市激烈的“人才争夺战”中，我们将进一步精准发力，更好地培植人才成长的沃土。我市将实施“人才强青”计划，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集聚创新发展智力资源。在精准引才上求突破，发挥驻青高校、科研院所聚才效应，完善项目驱动的人才招引机制，每年引才聚才25万人以上。在精细育才上下功夫，持续推进“未来之星”培养、“岛城工匠”培育、工程师梯队培塑等计划，打造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在精确用才上见成效，健全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强化用人单位主体地位，赋予其更大的人才评价自主权。在精心留才上强保障，着力解决子女教育、医疗保健、人才住房等问题，建设一批国际社区、国际化学校、国际化医院，为海内外人才提供全生命周期贴心服务，打造青年发展友好型城市，营造优质人才生态。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科技创新的前沿永无止境，科技创新的前景鼓舞人心。只要下好增强自主创新实力的“先手棋”，打好增强企业创新能力的“主动仗”、用好增强人才集聚引力的“组合拳”，青岛一定能在城市核心竞争力上抢得先手、占领先机、赢得优势，在推动国际化创新型城市建设进程中迈出坚实步伐。（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王沐源）
实践反复告诉我们，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时代进步的永恒主题。特别是当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席卷而来，科技创新从未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一座城市的前途命运。
回首来路，不断积蓄的科技创新力量，已经成为青岛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市第十三次党代会锚定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总目标，擘画了科技创新的宏伟新蓝图：推动科技自立自强，全面提升创新驱动发展水平。坚持“四个面向”，着力增强创新资源集聚力、产业创新策源力、创新人才吸引力，推动国际化创新型城市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增强自主创新实力、增强企业创新能力、增强人才集聚引力……一项项决策部署为全市科技创新工作吹响了集结号，只要凝心聚力、奋楫笃行，青岛就一定能汇聚科技创新锐不可当的澎湃势能。
下好“先手棋”
科技自立自强是促进发展大局的根本支撑，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当前，席卷全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扑面而来，国内科技创新资源战略布局正在深度重构，惟有坚持“四个面向”，增强自主创新实力，培育更多战略科技力量，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才能下好科技创新谋篇布局的“先手棋”，才能赢得城市未来发展的优先权、主动权。
浩瀚星河，征途漫漫。前不久，神舟十三号平安“回家”，青岛理工大学、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二研究所、青岛海尔生物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等驻青高校、院所和企业再次贡献青岛力量。追溯每一项技术创新背后的故事，我们会发现，那是一个个实现“从0到1”突破、打破国外技术封锁、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真实写照。
近年来，青岛瞄准源头创新，不断强化战略科技力量建设，积极打造重大科研平台，在承接国家重大战略科技任务、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方面发挥了突出作用。2021年，中车四方牵头研制的世界首套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交通系统下线；吸气式发动机热物理试验装置入选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中科院海洋大科学研究中心、中国海洋工程研究院（青岛）投入运行；推进建设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技术转移中心，建成涵盖近1400个高端项目的国际技术成果库……
大江流日夜，慷慨歌未央。站在新的起点上，青岛要进一步增强自主创新实力，勇担更多国之重任。今后五年，青岛将建设一批大科学装置，提升国家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国家高端智能化家用电器创新中心、虚拟现实制造业创新中心等平台创新能力。实施全链条、一体化关键技术攻关，集中突破智能芯片、工业传感器、网络控制系统等“卡脖子”技术，提升创新链整体效能，建设自主可控的供应链体系。积极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工程，建设一批国际国内联合实验室，链接全球创新资源。
在波澜壮阔的发展大潮中，不断增强自主创新实力的青岛，一定能吸引更多优秀的科创人才、落地更多优质的科技项目、催生更多先进的科研成果，驱动更高质量的经济发展，青岛迈向“高能级城市”的步伐一定更加铿锵有力。
软控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半钢成型机40秒就能生产一条轮胎。
打好“主动仗”
恩格斯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企业是创新的主体，是创新创业的生力军，增强企业创新能力是推动科技自立自强的题中应有之义。
在今年的疫情防控工作中，青岛简码基因科技有限公司表现亮眼，不仅加足马力生产核酸检测病毒采样管，还研发完成省内首款即时检测产品原理机。其实在这个过程中，简码基因也遇到了产品升级带来的资金难题。为解决企业燃眉之急，作为其孵化器的青岛市工业技术研究院仅用1天时间为企业对接到2000万元信用贷款，市科技局在10天内完成了支持企业200万元的应急攻关立项，使其得以尽快将产品推向市场。
瞄准企业所需，想企业之所想，急企业之所急，市工研院、市科技局主动靠前服务企业是我市支持创新型企业发展的一个缩影。近年来，青岛多举措培育壮大科技企业队伍，截至2021年底，我市国家备案科技型中小企业达到6306家，占全省23%；高新技术企业达到5554家，占全省27%；40家企业入选首批省科技领军企业，三者总数均居全省第一。
正在阔步前行的青岛，不仅要在全省勇当龙头，也要在全国争先进位。增强企业创新能力，青岛还要更加积极地打好“主动仗”。今后五年，我市将支持建设龙头企业牵头、高校院所支撑、各创新主体协同的创新联合体，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吸引更多头部企业研发机构落户青岛。我市将深入实施“沃土计划”，滚动培育一批雏鹰、瞪羚、独角兽和隐形冠军、专精特新“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3年内实现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上市高新技术企业“3个倍增”和规上工业企业研发机构全覆盖。我市将深入实施“海创计划”，争取3年内培育涉海高新技术企业200家和上市涉海高企6家。针对科技成果转化痛点、难点、堵点，我市还将制定实施“硕果计划”，争取3年内实现技术合同成交额、专业技术转移人才、高校院所本地转化成果、孵化器在孵科技型中小企业“4个倍增”。
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争新。企业所迸发出的创新活力，必将汇聚成奔腾涌动的科创热潮，必将汇聚成青岛昂扬向未来的澎湃动力。
用好“组合拳”
人才是最宝贵的资源。推动科技自立自强，全面提升创新驱动发展水平，归根结底，需要靠人来实现。增强人才集聚引力，必须精准、精细、精确、精心做好引才、育才、用才、留才的大文章。
35岁的秦冲是中国海洋大学医药学院最年轻的教授和博士生导师，目前正带领团队研究抗肿瘤新药。2019年在美国学成之后，面对青岛市政府与中国海洋大学伸出的“橄榄枝”，秦冲毫不犹豫选择回国，被聘为山东省泰山学者，入选中国海洋大学“青年英才”第一层次教授。在青岛，秦冲的研究得到了人力、物力、财力等全方位的支持，他的实验室设备配备水平已经达到国际标准，团队有博士生、硕士生等20余人，平均年龄27岁。
在青岛，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2021年，我市坚持人才项目平台一体化推进，发挥人才第一资源作用，高端科技人才实现突破，新增2人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1人当选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实施产业领军人才计划，破除“四唯”倾向，以项目水平评定人才层次，启动首期5000万元“人才金”；深化科技部外国人工作便利化改革试点，青岛第10次入选“魅力中国——外籍人才眼中最具吸引力的中国城市”。
梧高凤必至，花香蝶自来。在各大城市激烈的“人才争夺战”中，我们将进一步精准发力，更好地培植人才成长的沃土。我市将实施“人才强青”计划，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集聚创新发展智力资源。在精准引才上求突破，发挥驻青高校、科研院所聚才效应，完善项目驱动的人才招引机制，每年引才聚才25万人以上。在精细育才上下功夫，持续推进“未来之星”培养、“岛城工匠”培育、工程师梯队培塑等计划，打造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在精确用才上见成效，健全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强化用人单位主体地位，赋予其更大的人才评价自主权。在精心留才上强保障，着力解决子女教育、医疗保健、人才住房等问题，建设一批国际社区、国际化学校、国际化医院，为海内外人才提供全生命周期贴心服务，打造青年发展友好型城市，营造优质人才生态。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科技创新的前沿永无止境，科技创新的前景鼓舞人心。只要下好增强自主创新实力的“先手棋”，打好增强企业创新能力的“主动仗”、用好增强人才集聚引力的“组合拳”，青岛一定能在城市核心竞争力上抢得先手、占领先机、赢得优势，在推动国际化创新型城市建设进程中迈出坚实步伐。（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王沐源）
【中国古代防疫制度是怎样的，为何明清时期的防疫效果，反而不如两宋？】2022年春天，随着奥密克戎病株的流行，我国许多地区为了防范其传播，纷纷采取了封城的做法。
作为在此次疫情冲击中，表现最好的国家，我国的低感染率和坚定的隔离政策是分不开的。
在疫情发生后，采取隔离手段来进行控制，其实并不是近代才有的做法，我国古人很早就发现了这种方法的积极作用，并在流行病防范工作上，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一、秦汉时期的隔离政策
隔离政策的提出，并不是来源于哪位天才的设想，而是从人类最原始的趋利避害的天性中，发展而来的。
在中国远古时期，每当部落里出现传染病流行的时候，人们都会选择用迁徙的方式来避免感染。
那时的人们，对于疾病发生的原理尚不明确，会将其归因于上天的责罚，因此他们会选择主动离开疫情发生地。
▲逃荒的古代百姓
古人的这种行为被称为“避疫”，虽然和如今的隔离不同，但是它的出现，标志着古人已经有了通过远离疫情所在地，来防止染病的想法。
但随着农耕的发展，古人安土重迁的理念，逐渐成为主流。在疫情发生之后，古人不再轻易搬离自己的家乡。
由于那时人们经常将疫情的发生，归因于超自然原因，因此后来健康的人会选择去到寺庙中躲避灾祸，虽然这种做法的效果不如隔离，但依然对减缓疾病的传播，有一定的作用。
到了秦汉时期，随着中医理论的发展，人们对于传染病的本质和传播方式有了更加清楚的认知。
人们开始意识到：患者才是疾病传播的根源。基于这一发现，中国最早的隔离制度开始出现了。
在法制严苛的秦国，起初官府规定，患有麻风等传染病的患者和罪犯一样，一旦被发现就要马上问斩，并且将尸体焚为灰烬。
这种措施虽然在现在看起来，很不人道，但在防疫能力较弱的古代，却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
▲《睡虎地秦简》中记载了处决传染病患者的法律
后来人们在实践中发现，只要将传染病患者们聚集在一起，不让他们与外界接触，这样也是可以防止疫情传播的。
因此在秦汉时期，朝廷开始在部分地区，开设了所谓“疬所”：即专门收留传染病患者的场所，这显然是我国防疫史上的里程碑事件。
但除了大城市之外，疬所的数量往往不能够收容全部的患者，因此在秦朝时，部分患病的病人还是会被地方官吏强行投入河中淹死，这种现象直到东汉时期才有所改善，那时各地防疫场所的数量有了明显提升，为患病百姓提供了基本的生存条件。
在东汉时期，随着《伤寒杂病论》等医学著作的出现，人们对于传染病的性质，有了更深的了解，这时人们不再只对患病者进行隔离处理，与他们有过密切接触的人，也成为了隔离对象。
当年西晋流行瘟疫的时候，就曾经出台过一个规定：凡家中有三名以上传染病人的大臣，即使自己没有得病，也要在百日后才能进宫，这显然是我国防疫隔离理论的又一个突破。
▲《伤寒杂病论》的作者张仲景
但此时部分大臣认为，如此严苛的防疫措施会影响朝政的正常运行，并对此颇有微词，这也可以看出，在西晋时期人们对于防疫的重视程度，还有待提高。
二、隔离政策发展高峰
从西晋时期开始，隔离正式成为了防疫的主要手段，历朝历代都会在大型城市内设置疬所之类的设施，供染病之人休息。
对病人的集中管控，也成为了防止病毒传染范围，进一步扩大的关键手段。
不过到了北宋时期，随着贸易的发展，我国的城市规模明显扩大，每个城镇中都居住着大量的商贩和市民，这给北宋的公共卫生管理工作造成了不小的麻烦。
在传染病发生之后，仅仅依靠宋朝官府建立的官方隔离场所，是没有办法收留所有患者的，此时民间组织自发建立的收容机构，就成为了抗疫的关键堡垒。
▲北宋城镇的发展给防疫带来了压力
在北宋时，“福田院”和“安济坊”是最重要的民间隔离场所，其一般是富贵的士大夫家庭捐资建设的。
比如苏轼在杭州为官的时候，就曾经捐建了一所安济坊，为杭州的防疫工作，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和之前的疬所相比，福田院和安济坊的布置明显更加专业，一般由十几间病房组成，小房间的设置减少了病人之间的接触，这对于疾病的恢复，有一定的好处。
更关键的是，之前的疬所一般只起到隔离作用，病人在进入疬所之后，并不会受到专门的治疗，其能否恢复健康，要看病人的体质好坏。
而北宋的每个福田院和安济坊，都要至少配备一名医生，由他来专门负责病人的治疗工作。
为了了解病人的病情进展，这名医生还要每天记录病人的状态变化，这也是如今医院病历的雏形。
▲苏轼画像
在医生的帮助下，进入安济坊的病人一般都会受到妥善的管理，这让两宋时期的传染病防治水平达到了中国古代的巅峰。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两宋时期只有在城市中，才存在这种完备的防疫体系，在更为广阔的农村地区，虽然也有留给病人居住的场所，但是其条件和福田院、安济坊这样的机构差距甚大。
三、明清时期，防疫政策走向“下坡路”
按理说在北宋时期趋于成熟的隔离防疫政策，应该在之后的朝代中继续发展，但是事实上，明清两朝对于隔离制度并不重视，其表现甚至还不如遥远的西晋朝廷。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首先是在明朝初期，由于之前长期的战乱，全国各地都出现了大范围的瘟疫，而当时明朝的财政收入十分有限，而且地方管理也并不稳定，因此没有多余的精力来完善防疫制度。
▲战场是诱发瘟疫的关键因素
第二点原因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医理论中瘴气和胎毒理论的提出。
当时的部分医生认为传染病的出现，是环境因素即“瘴气”所导致的，而人在接触瘴气之后，体内的胎毒会被激发出来，最终导致患病。
在这种理论的引导下，患者的传染性被忽视，因此朝廷也就不再推行以隔离为主导的防疫措施了。
明朝时期的统治者对于瘟疫，其实是十分重视的，朱元璋在全国建立了较为完备的仓储制度用以救治瘟疫及灾荒下的贫民，还在全国各地开设了惠民药局帮助防疫。
明朝后期嘉靖皇帝还曾亲自搜集整理了民间药方，并将其整理成册发给百姓。
但有时候走错了方向，往往代表了无用功。由于明朝统治者低估了隔离制度的作用，这让明代的瘟疫流行问题，始终没有被解决。
▲嘉靖皇帝剧照
在朝廷防疫不利的情况下，民间乡绅成为了各地防疫的主力军，尤其在麻风流行的闽粤等地。
从16世纪开始，乡绅们就在当地建设了养济院等收容场所，供麻风病人居住，这让当地的麻风流行问题得到了一定的缓解。
清朝的情况和明朝大体类似，不过清朝统治者对于隔离措施的重视程度，比明代更低。
在顺治年间天花在全国范围内流行，北京城情况十分严重。
在这种时候，清廷并没有选择设置隔离场所，而是将所有患病的百姓，强制驱赶到了荒郊野岭，任由其自生自灭。
不少患者在恶劣的环境中，因病情恶化而身亡，朝廷消极的表现，让民间力量继续承担了防疫隔离主力军的角色。
清代岭南各地，建立了更多的麻风病患者收容场所，其管理方法和设施安排也比明代有所进步。
▲清朝皇室人员感染天花
在清朝中后期，随着国门的打开，中国和西方的交流日益增多，现代西方医学理论也得以传入我国。
在西医理论的指导下，隔离措施的重要性，再次被人们提及，光绪年间我国的第一所防疫医院也得以成立，这让中国的防疫工作，逐渐走向了正轨。
自此之后，每逢瘟疫流行，隔离便成为了地区防疫的首选方法，在一次次实践中，隔离手段的关键作用也被不断证实。
在学界有部分西方学者宣称，中国的隔离防疫方法来源于西方，这显然是错误的，他们只不过是用消极防疫的清廷，代表了我国整个古代历史。
事实上，无论是隔离制度的提出，还是专门隔离场所的设立，都是我国最先进行的，这也证明了古人在传染病防治领域的杰出才智。
▲如今的抗疫工作者
如今新冠疫情的阴影尚没有散去，部分城市长期的封城政策引发了不少人的讨论。
有人认为这种隔离政策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面对传染性疾病的时候，隔离就是最有效的控制方法。
相信在国家的统筹调度下，我们每个城市，都会度过疫情难关。
作为在此次疫情冲击中，表现最好的国家，我国的低感染率和坚定的隔离政策是分不开的。
在疫情发生后，采取隔离手段来进行控制，其实并不是近代才有的做法，我国古人很早就发现了这种方法的积极作用，并在流行病防范工作上，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一、秦汉时期的隔离政策
隔离政策的提出，并不是来源于哪位天才的设想，而是从人类最原始的趋利避害的天性中，发展而来的。
在中国远古时期，每当部落里出现传染病流行的时候，人们都会选择用迁徙的方式来避免感染。
那时的人们，对于疾病发生的原理尚不明确，会将其归因于上天的责罚，因此他们会选择主动离开疫情发生地。
▲逃荒的古代百姓
古人的这种行为被称为“避疫”，虽然和如今的隔离不同，但是它的出现，标志着古人已经有了通过远离疫情所在地，来防止染病的想法。
但随着农耕的发展，古人安土重迁的理念，逐渐成为主流。在疫情发生之后，古人不再轻易搬离自己的家乡。
由于那时人们经常将疫情的发生，归因于超自然原因，因此后来健康的人会选择去到寺庙中躲避灾祸，虽然这种做法的效果不如隔离，但依然对减缓疾病的传播，有一定的作用。
到了秦汉时期，随着中医理论的发展，人们对于传染病的本质和传播方式有了更加清楚的认知。
人们开始意识到：患者才是疾病传播的根源。基于这一发现，中国最早的隔离制度开始出现了。
在法制严苛的秦国，起初官府规定，患有麻风等传染病的患者和罪犯一样，一旦被发现就要马上问斩，并且将尸体焚为灰烬。
这种措施虽然在现在看起来，很不人道，但在防疫能力较弱的古代，却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
▲《睡虎地秦简》中记载了处决传染病患者的法律
后来人们在实践中发现，只要将传染病患者们聚集在一起，不让他们与外界接触，这样也是可以防止疫情传播的。
因此在秦汉时期，朝廷开始在部分地区，开设了所谓“疬所”：即专门收留传染病患者的场所，这显然是我国防疫史上的里程碑事件。
但除了大城市之外，疬所的数量往往不能够收容全部的患者，因此在秦朝时，部分患病的病人还是会被地方官吏强行投入河中淹死，这种现象直到东汉时期才有所改善，那时各地防疫场所的数量有了明显提升，为患病百姓提供了基本的生存条件。
在东汉时期，随着《伤寒杂病论》等医学著作的出现，人们对于传染病的性质，有了更深的了解，这时人们不再只对患病者进行隔离处理，与他们有过密切接触的人，也成为了隔离对象。
当年西晋流行瘟疫的时候，就曾经出台过一个规定：凡家中有三名以上传染病人的大臣，即使自己没有得病，也要在百日后才能进宫，这显然是我国防疫隔离理论的又一个突破。
▲《伤寒杂病论》的作者张仲景
但此时部分大臣认为，如此严苛的防疫措施会影响朝政的正常运行，并对此颇有微词，这也可以看出，在西晋时期人们对于防疫的重视程度，还有待提高。
二、隔离政策发展高峰
从西晋时期开始，隔离正式成为了防疫的主要手段，历朝历代都会在大型城市内设置疬所之类的设施，供染病之人休息。
对病人的集中管控，也成为了防止病毒传染范围，进一步扩大的关键手段。
不过到了北宋时期，随着贸易的发展，我国的城市规模明显扩大，每个城镇中都居住着大量的商贩和市民，这给北宋的公共卫生管理工作造成了不小的麻烦。
在传染病发生之后，仅仅依靠宋朝官府建立的官方隔离场所，是没有办法收留所有患者的，此时民间组织自发建立的收容机构，就成为了抗疫的关键堡垒。
▲北宋城镇的发展给防疫带来了压力
在北宋时，“福田院”和“安济坊”是最重要的民间隔离场所，其一般是富贵的士大夫家庭捐资建设的。
比如苏轼在杭州为官的时候，就曾经捐建了一所安济坊，为杭州的防疫工作，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和之前的疬所相比，福田院和安济坊的布置明显更加专业，一般由十几间病房组成，小房间的设置减少了病人之间的接触，这对于疾病的恢复，有一定的好处。
更关键的是，之前的疬所一般只起到隔离作用，病人在进入疬所之后，并不会受到专门的治疗，其能否恢复健康，要看病人的体质好坏。
而北宋的每个福田院和安济坊，都要至少配备一名医生，由他来专门负责病人的治疗工作。
为了了解病人的病情进展，这名医生还要每天记录病人的状态变化，这也是如今医院病历的雏形。
▲苏轼画像
在医生的帮助下，进入安济坊的病人一般都会受到妥善的管理，这让两宋时期的传染病防治水平达到了中国古代的巅峰。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两宋时期只有在城市中，才存在这种完备的防疫体系，在更为广阔的农村地区，虽然也有留给病人居住的场所，但是其条件和福田院、安济坊这样的机构差距甚大。
三、明清时期，防疫政策走向“下坡路”
按理说在北宋时期趋于成熟的隔离防疫政策，应该在之后的朝代中继续发展，但是事实上，明清两朝对于隔离制度并不重视，其表现甚至还不如遥远的西晋朝廷。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首先是在明朝初期，由于之前长期的战乱，全国各地都出现了大范围的瘟疫，而当时明朝的财政收入十分有限，而且地方管理也并不稳定，因此没有多余的精力来完善防疫制度。
▲战场是诱发瘟疫的关键因素
第二点原因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医理论中瘴气和胎毒理论的提出。
当时的部分医生认为传染病的出现，是环境因素即“瘴气”所导致的，而人在接触瘴气之后，体内的胎毒会被激发出来，最终导致患病。
在这种理论的引导下，患者的传染性被忽视，因此朝廷也就不再推行以隔离为主导的防疫措施了。
明朝时期的统治者对于瘟疫，其实是十分重视的，朱元璋在全国建立了较为完备的仓储制度用以救治瘟疫及灾荒下的贫民，还在全国各地开设了惠民药局帮助防疫。
明朝后期嘉靖皇帝还曾亲自搜集整理了民间药方，并将其整理成册发给百姓。
但有时候走错了方向，往往代表了无用功。由于明朝统治者低估了隔离制度的作用，这让明代的瘟疫流行问题，始终没有被解决。
▲嘉靖皇帝剧照
在朝廷防疫不利的情况下，民间乡绅成为了各地防疫的主力军，尤其在麻风流行的闽粤等地。
从16世纪开始，乡绅们就在当地建设了养济院等收容场所，供麻风病人居住，这让当地的麻风流行问题得到了一定的缓解。
清朝的情况和明朝大体类似，不过清朝统治者对于隔离措施的重视程度，比明代更低。
在顺治年间天花在全国范围内流行，北京城情况十分严重。
在这种时候，清廷并没有选择设置隔离场所，而是将所有患病的百姓，强制驱赶到了荒郊野岭，任由其自生自灭。
不少患者在恶劣的环境中，因病情恶化而身亡，朝廷消极的表现，让民间力量继续承担了防疫隔离主力军的角色。
清代岭南各地，建立了更多的麻风病患者收容场所，其管理方法和设施安排也比明代有所进步。
▲清朝皇室人员感染天花
在清朝中后期，随着国门的打开，中国和西方的交流日益增多，现代西方医学理论也得以传入我国。
在西医理论的指导下，隔离措施的重要性，再次被人们提及，光绪年间我国的第一所防疫医院也得以成立，这让中国的防疫工作，逐渐走向了正轨。
自此之后，每逢瘟疫流行，隔离便成为了地区防疫的首选方法，在一次次实践中，隔离手段的关键作用也被不断证实。
在学界有部分西方学者宣称，中国的隔离防疫方法来源于西方，这显然是错误的，他们只不过是用消极防疫的清廷，代表了我国整个古代历史。
事实上，无论是隔离制度的提出，还是专门隔离场所的设立，都是我国最先进行的，这也证明了古人在传染病防治领域的杰出才智。
▲如今的抗疫工作者
如今新冠疫情的阴影尚没有散去，部分城市长期的封城政策引发了不少人的讨论。
有人认为这种隔离政策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面对传染性疾病的时候，隔离就是最有效的控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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