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与反控制是中美战略斗争特征】
在乌克兰战争的过程中，美国一个重要战略企图是支配中国，使中国要么为其所用，成为打击俄罗斯的重要力量；要么为其所敛，不当美国收拾俄罗斯的绊脚石。
要实现这样的目的，白宫所依赖的工具与手段多种多样，其中之一就是运用霸权对中国的控制能力。
自美国实施全球战略重心转移以来，笔者一直在思考中国在多大程度上被美国所控制。曾有一个时期，舆论场上热衷讨论中国能否离开美国的问题（参见笔者2013年《离不开美国是战略堕落，中国必须摆脱》《究竟什么离不开美国，应向全国人民说清楚》《权威人士再次宣告，中国真的离不开美国》等文章），特朗普时期轰轰烈烈的贸易战加剧了对这个问题的思虑。现如今，乌克兰战争再次把这个问题提升到十分迫切的程度。
最新的事例是，美商务部长对中国再发威胁，声称如果发现中企卖俄芯片，就让它们关门。
据报道，3月23日，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对媒体宣告，所有中国的半导体公司都依赖美国的软件来制造芯片，因此它们受到（美国）控制。因此，“如果我们发现它们向俄罗斯出售芯片，那我们会通过拒绝这些企业使用（美国）软件的方式，来让它们彻底关门。我们已经完全准备好这么做了”。
所有中国的半导体公司都依赖美国的软件来制造芯片，因此美国完全能够操控他们，这是一件多么令人震惊的事实。
这样的事实说明，在一些关键技术上，美国依然对中国拥有相当强的控制力。在这种的能力的支撑下，美国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支配中国。前几天，人们纷纷议论中芯国际公司五年刑期已满的事情，对此，笔者真不知道爱国的中国人是该笑还是该哭。
不仅技术上是这样，经济贸易上也存在类似的情形，中国对美也有明显的依赖。美国之所以能够挥舞经贸制裁的大棒，原因在于当代中国的经济贸易在一定程度上受美国的控制与支配，这是一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
更严重的是，美国对中国的控制与支配还延伸到了政治层面。
从意识与价值的角度说，当代中国的思维世界里存在一个影子美利坚合众国。这个影子美利坚合众国中的公民是不入册的精神美国人，其灵魂已经为美国所同化，他们总是为美国说话、为美国歌唱，其思想体系不过是当代美国意识形态在中国的延伸与发展。这些人在族种上属于中华，但在灵魂上则属于美利坚；在国籍身份上属于中国，但在精神上则属于美国。
从社会结构的角度看，当代中国诸般势力中活跃着一支庞大的美国势力，其中包括亲美崇美之徒、第五纵队、同美国有高度利益关联者等等，他们总是打着维护中美关系的幌子拼命维护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对于中国社会中的这些政治要素与构件，美国是能够进行高水平的运作、操控与支配的，从而使得美国在战略上扎根中国，给当代中国烙上深深的美国印迹，如同宋代的刺配一样，入肉见骨地刻到了身躯之中，轻易难以祛除。几十年来，美国在中国的深耕细作，所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如今美国当局之所以对打赢同中国的“战略竞争”信心满满，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与凭借。
在这个问题上，历史经验值得注意。
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的时期，中国的一举一动都在美国的掌控之中，此为历史上的国民党政权时期。这是中国依然属于半殖民地国家的重要原因。
历史上也曾有过这样的时期，中国的任何举动都不受美国的掌控，美国对中国的动向完全无从把握，此为新中国建国以后的一个历史时期。这是中国人民站起来的一个重要标志。
现如今中国所面临的难题与挑战是，既要对外开放，而且开放的主要对象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同时又要反对与抗击来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的控制与支配。这是一个两难命题，因为对外开放必然导致美国把战略触角乃至其罪恶之手伸到中国内部，不管怎样防范，都难以避免，被“和平演变”与“颜色革命”的危险始终存在；但与此同时，对于这样的态势，中国又必须进行有效的狙击，并且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这就意味着，在一定意义上，现如今中国同霸权斗争较量的一个重要内涵和基本特征，就是霸权对中国的控制与中国的反控制，霸权对中国的战略支配与中国的反支配。这样的斗争，眼下正比较充分而真切地展现在乌克兰危机的过程中，美国要中国必须听从美国指挥、跟着美国走，而中国要坚持自己的政策与路线。
在这个问题上，现实情况相当复杂。
在中国，大多数中国人强烈要求中国必须摆脱美国的控制，坚决走上同美国分道扬镳的战略道路，认定这才是新时代中国真正“强起来”的正确道路，也是打造新世界格局、塑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必由之路。具体表现在乌克兰问题上，大多数中国人都主张中国不应该屈服于美国的压力，应该坚定地坚持自己的主张和立场，理由根据是中国的立场与政策必须以中国的战略安全和根本利益为准绳。
但也有人不想摆脱美国的控制。他们中有人对美国的控制与支配是既难受、又离不开。所谓难受，是说美国颐指气使、吆五喝六的做派，实在让人丢面子、不好过；所谓离不开，是指一旦没有这些东西，就意味着中美真正“脱钩”了，这可大事不妙。更有人根本不愿意中美“脱钩”，在这些人看来，一旦脱钩，中美之间的联系就弱化甚至趋向消亡，那就失去了他们最重要的利益纽带与渠道，就成了要死要活的灾难。
表现在乌克兰问题上，他们强烈呼吁中国不可得罪美国与西方，要把搞好同美国的关系当做头等大事。其理由根据是，他们认定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和保护中国的利益，否则中国就要在美国的制裁下呜呼哀哉了。更不能不说的是，还有一些中国人更想通过中美接轨而实现与西方的趋同，因此，这些人对于来自美国的支配与控制敞开双臂全身心地拥抱，恨不能即刻融入和融化其中。
乌克兰战争期间国际战略斗争的生动实践证明，从粉碎俄罗斯出击反抗的实际出发，美国需要加强对中国的控制与支配，这是美国领导世界和维护霸权秩序的客观需要。一个时期以来，美国方面所谓的“护栏”大概所指就是这个东西，即不能出现中国脱离既定轨道而发生战略失控的局面。同时，美国还要加大对中国打压遏制的力度。即在中国帮助美国收拾俄罗斯的同时，美国还要集中精力、尽最大力量来收拾中国，这也是美国独霸世界的客观需要。控制支配中国，打压遏制中国，这二者并行不悖、相辅相成。
因此，今后一个时期的美国对华战略仍将是双轨战略、两条腿走路，既要在国际战略方面的两条腿走路，又要在中国国内方面两条腿走路，把双轨战略落实到针对中国的内外两个战略维度上。美国拜登总统在北约峰会后声称，“中国的经济未来将与西方联系得更加紧密”，这句话的战略涵义就在于此。
所以，无论从国际大势还是从国内大局出发，中美之间控制与反控制、支配与反支配的斗争都征途漫漫，前路未有穷期。
（本文是秦安战略核心成员张志坤关于乌克兰危机的系列思考）
在乌克兰战争的过程中，美国一个重要战略企图是支配中国，使中国要么为其所用，成为打击俄罗斯的重要力量；要么为其所敛，不当美国收拾俄罗斯的绊脚石。
要实现这样的目的，白宫所依赖的工具与手段多种多样，其中之一就是运用霸权对中国的控制能力。
自美国实施全球战略重心转移以来，笔者一直在思考中国在多大程度上被美国所控制。曾有一个时期，舆论场上热衷讨论中国能否离开美国的问题（参见笔者2013年《离不开美国是战略堕落，中国必须摆脱》《究竟什么离不开美国，应向全国人民说清楚》《权威人士再次宣告，中国真的离不开美国》等文章），特朗普时期轰轰烈烈的贸易战加剧了对这个问题的思虑。现如今，乌克兰战争再次把这个问题提升到十分迫切的程度。
最新的事例是，美商务部长对中国再发威胁，声称如果发现中企卖俄芯片，就让它们关门。
据报道，3月23日，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对媒体宣告，所有中国的半导体公司都依赖美国的软件来制造芯片，因此它们受到（美国）控制。因此，“如果我们发现它们向俄罗斯出售芯片，那我们会通过拒绝这些企业使用（美国）软件的方式，来让它们彻底关门。我们已经完全准备好这么做了”。
所有中国的半导体公司都依赖美国的软件来制造芯片，因此美国完全能够操控他们，这是一件多么令人震惊的事实。
这样的事实说明，在一些关键技术上，美国依然对中国拥有相当强的控制力。在这种的能力的支撑下，美国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支配中国。前几天，人们纷纷议论中芯国际公司五年刑期已满的事情，对此，笔者真不知道爱国的中国人是该笑还是该哭。
不仅技术上是这样，经济贸易上也存在类似的情形，中国对美也有明显的依赖。美国之所以能够挥舞经贸制裁的大棒，原因在于当代中国的经济贸易在一定程度上受美国的控制与支配，这是一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
更严重的是，美国对中国的控制与支配还延伸到了政治层面。
从意识与价值的角度说，当代中国的思维世界里存在一个影子美利坚合众国。这个影子美利坚合众国中的公民是不入册的精神美国人，其灵魂已经为美国所同化，他们总是为美国说话、为美国歌唱，其思想体系不过是当代美国意识形态在中国的延伸与发展。这些人在族种上属于中华，但在灵魂上则属于美利坚；在国籍身份上属于中国，但在精神上则属于美国。
从社会结构的角度看，当代中国诸般势力中活跃着一支庞大的美国势力，其中包括亲美崇美之徒、第五纵队、同美国有高度利益关联者等等，他们总是打着维护中美关系的幌子拼命维护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对于中国社会中的这些政治要素与构件，美国是能够进行高水平的运作、操控与支配的，从而使得美国在战略上扎根中国，给当代中国烙上深深的美国印迹，如同宋代的刺配一样，入肉见骨地刻到了身躯之中，轻易难以祛除。几十年来，美国在中国的深耕细作，所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如今美国当局之所以对打赢同中国的“战略竞争”信心满满，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与凭借。
在这个问题上，历史经验值得注意。
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的时期，中国的一举一动都在美国的掌控之中，此为历史上的国民党政权时期。这是中国依然属于半殖民地国家的重要原因。
历史上也曾有过这样的时期，中国的任何举动都不受美国的掌控，美国对中国的动向完全无从把握，此为新中国建国以后的一个历史时期。这是中国人民站起来的一个重要标志。
现如今中国所面临的难题与挑战是，既要对外开放，而且开放的主要对象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同时又要反对与抗击来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的控制与支配。这是一个两难命题，因为对外开放必然导致美国把战略触角乃至其罪恶之手伸到中国内部，不管怎样防范，都难以避免，被“和平演变”与“颜色革命”的危险始终存在；但与此同时，对于这样的态势，中国又必须进行有效的狙击，并且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这就意味着，在一定意义上，现如今中国同霸权斗争较量的一个重要内涵和基本特征，就是霸权对中国的控制与中国的反控制，霸权对中国的战略支配与中国的反支配。这样的斗争，眼下正比较充分而真切地展现在乌克兰危机的过程中，美国要中国必须听从美国指挥、跟着美国走，而中国要坚持自己的政策与路线。
在这个问题上，现实情况相当复杂。
在中国，大多数中国人强烈要求中国必须摆脱美国的控制，坚决走上同美国分道扬镳的战略道路，认定这才是新时代中国真正“强起来”的正确道路，也是打造新世界格局、塑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必由之路。具体表现在乌克兰问题上，大多数中国人都主张中国不应该屈服于美国的压力，应该坚定地坚持自己的主张和立场，理由根据是中国的立场与政策必须以中国的战略安全和根本利益为准绳。
但也有人不想摆脱美国的控制。他们中有人对美国的控制与支配是既难受、又离不开。所谓难受，是说美国颐指气使、吆五喝六的做派，实在让人丢面子、不好过；所谓离不开，是指一旦没有这些东西，就意味着中美真正“脱钩”了，这可大事不妙。更有人根本不愿意中美“脱钩”，在这些人看来，一旦脱钩，中美之间的联系就弱化甚至趋向消亡，那就失去了他们最重要的利益纽带与渠道，就成了要死要活的灾难。
表现在乌克兰问题上，他们强烈呼吁中国不可得罪美国与西方，要把搞好同美国的关系当做头等大事。其理由根据是，他们认定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和保护中国的利益，否则中国就要在美国的制裁下呜呼哀哉了。更不能不说的是，还有一些中国人更想通过中美接轨而实现与西方的趋同，因此，这些人对于来自美国的支配与控制敞开双臂全身心地拥抱，恨不能即刻融入和融化其中。
乌克兰战争期间国际战略斗争的生动实践证明，从粉碎俄罗斯出击反抗的实际出发，美国需要加强对中国的控制与支配，这是美国领导世界和维护霸权秩序的客观需要。一个时期以来，美国方面所谓的“护栏”大概所指就是这个东西，即不能出现中国脱离既定轨道而发生战略失控的局面。同时，美国还要加大对中国打压遏制的力度。即在中国帮助美国收拾俄罗斯的同时，美国还要集中精力、尽最大力量来收拾中国，这也是美国独霸世界的客观需要。控制支配中国，打压遏制中国，这二者并行不悖、相辅相成。
因此，今后一个时期的美国对华战略仍将是双轨战略、两条腿走路，既要在国际战略方面的两条腿走路，又要在中国国内方面两条腿走路，把双轨战略落实到针对中国的内外两个战略维度上。美国拜登总统在北约峰会后声称，“中国的经济未来将与西方联系得更加紧密”，这句话的战略涵义就在于此。
所以，无论从国际大势还是从国内大局出发，中美之间控制与反控制、支配与反支配的斗争都征途漫漫，前路未有穷期。
（本文是秦安战略核心成员张志坤关于乌克兰危机的系列思考）
自2010年新能源汽车进入全面政策扶持阶段以来，销量“平庸”多年的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PHEV)终于在2021年有了起色：随着整体新能源汽车的市场的销量激增而水涨船高。在今年年初，PHEV市场又遇上油价大涨、电动车提价，销量在今年第一季度同比增长了2倍。
只不过，销量的增长彻底打破了原先PHEV市场的竞争格局。2020年，理想ONE、宝马5系PHEV与比亚迪的插混车型还能在市场平分秋色。到了2021年，比亚迪坐稳该细分市场的霸主地位，以超27万辆的销量，占据近一半的插混市场。
回溯过去的十年，BBA在内的几乎每一家跨国车企对电动化战略的规划都是从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过渡到纯电动车型。2016-2018年，北京现代、长安福特、上汽通用、上汽大众等多家合资车企先后推出了自己的PHEV产品。大众汽车乘用车品牌中国CEO冯思翰在2020年还明确表示，大众将优先发展PHEV，并在大众品牌的众多热门车型上搭载该技术。
然而，跨国车企轰轰烈烈的转型规划，与PHEV车型惨淡的销量形成了鲜明对比，在2021年插混车型销量排行榜中，只有宝马5系PHEV称得上外资品牌中走量的车型。被市场教育的合资车企，在短暂几年对PHEV市场的热情之后，便偃旗息鼓，眼见着插混市场被比亚迪或理想这样的后来者蚕食。
一边是插混市场的增量几乎全贡献给了比亚迪、理想这样的头部玩家，一边是中国汽车品牌有越来越多的新品投向这一细分市场。过去的5年，是外资品牌因为过渡路线而错失了及早布局电动车的前瞻，还是比亚迪以外的中国品牌错过了抢占插混市场的先机？
被偷走的5年
作为一个过渡产品，插混发展的每一步都离不开政策的照顾。2013--2016年，比亚迪相继推出了秦唐宋元等王朝系列的混动车型，并在上海这样的限购城市大受欢迎。然而，当时的PHEV车型并没有燃起非限购地区消费者的主动购买热情，一直被看作是特殊政策的产物。
合资车企也不愿意错过政策的红利，自2016年开始，外资品牌的PHEV车型陆续投放到中国市场。可很多因为与燃油版相比没有优势的定价，而鲜有人问津。2017年上市的福特蒙迪欧PHEV，官方指导价为28-30万元区间，比当时售价20万元左右的蒙迪欧价格高出一截。最终因为销量惨淡，以停产收场。与燃油版本售价未大福拉开差距的北京现代索纳塔PHEV与领动PHEV，同样也没有摆脱卖不动的命运。
没有起色的销量也消耗着车企的耐心，2016-2020年这几年前，插混市场的整体销量一直在10-20万辆左右徘徊，与纯电动车市场由40万辆增长至百万辆形成鲜明对比。单一PHEV车型销量最好的宝马5系插混年销量在万辆左右徘徊。中国品牌这边，最受欢迎的插混车型，依然是为限购而生的比亚迪、荣威、名爵等插混车型。
直到比亚迪号称“燃油颠覆者”DM-i车型的出现，插混市场也才有了起色。根据乘联会统计的数据，在2021年PHEV车型销量排行中，比亚迪以28万的销量遥遥领先，与第二名理想汽车约9万辆的销量拉开差距。两家企业几乎占据了国内PHEV（含增程）市场一半的销量。
虽然比亚迪DM-i车型与理想ONE的产品定位并不相同，但这并不妨碍其他中国车企追赶的步伐，推出各自的混动系统。比如长城柠檬DHT，吉利雷神混动系统等。除此之外，岚图 FREE 、问界M5 、自游家NV等新的汽车品牌，均推出了增程的技术路线，欲与理想汽车分一杯羹。
“比亚迪在国内PHEV市场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它以电池业务起家，三电系统可以自产，在供应链和成本控制上占据优势，大幅拉低了PHEV车型的售价。”北京理工大学汽车动力性及排放测试国家专业实验室副教授王欣告诉汽车之家。他指出，对于理想来说，又是另一种情况。在同级别的车型中，理想的配置有很大的吸引力，而增程式混动的动力系统使其在成本、油耗、性能和政策间寻求到了一种相对平衡。
PHEV，中国车企的高端化利器？
“他们（新势力）普遍缺乏核心技术。”3月1日，摩卡DHT-PHEV上市发布会上，魏牌CEO李瑞峰抛出“DHT混联可以对‘蔚小理’实现吊打”的观点。虽然没有明说，走插混路线的摩卡DHT-PHEV高端SUV的定位，几乎将矛头对准了走增程路线的理想。
不止是李瑞峰，车企大佬们多次炮轰过理想的增程路线为“落后的技术”。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当属冯思翰曾在一次媒体沟通会上，作出“增程是最糟糕的方案”的评价。
天津大学教授,内燃机燃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姚春德指出，单从技术门槛上看，增程式的技术路线更加简单。它通过减少发动机的直驱和并联的工况，进而避开离合器、变速器等技术壁垒较高的零部件。由于增程式混动系统只有纯电与串联的工况，其在高速情况下油耗相对较高。
他进一步解释道，“不宜脱离实际使用场景来评价某个技术路线，增程式混动也可以在油耗、续航里程、充电等方面达到一个平衡。和插混可以在馈电的状态下行驶不同，增程式混动只能依靠电机驱动，所以一般会搭载一个容量更大的电池，这对车身的长度就有了要求，再叠加成本的因素，增程的技术路线更适宜放在中高端车型上。”
而对于普通PHEV车型来说，一方面，其成本较高、技术难度较大，不适合A00/A0级车型搭载；另一方面，相比于纯电车型用户，插混车型用户更加注重价格、性价比和实用性。因此有分析人士指出，A级PHEV有望成为燃油车电气化转型的替代者。
比亚迪也多次公开表示，DMi混动技术有信心取代外资品牌在燃油车市场的地位。魏牌CMO乔心昱近日就在社交媒体上自信地表示：“别看现在合资燃油销量如日中天，如果还维持现在的配置和价格，我敢断言，在拿铁DHT这样的混动面前，合资燃油没有未来。”
无论是眼馋比亚迪在PHEV市场一枝独秀，抑或不服理想汽车通过增程产品在这个市场占据了一席之地，中国汽车品牌已经开始行动了。吉利将雷神Hi·X插电混动版放在了紧凑型轿车车帝豪L上，长城将PHEV技术首次用在高端SUV 摩卡DHT-PHEV上，长安将iDD插电混动搭载在高端序列UNI-K上。
从长远看，基于混动系统的目标都是逐步替代纯燃油车型，但定价策略上每一家车企各有不同。比如，比亚迪同级别插混车比燃油车售价大约贵 3-4 万元（宋 PRO PHEV版与宋 PRO燃油版），而长城摩卡PHEV版售价比燃油版贵大约10万元左右。“毕竟，现在插混车型相对于燃油车来说成本依然偏高。即便是走性价比路线的比亚迪，也在自下而上逐步进行产品的升级。“从总体发展趋势来看，利润更高的中高端车型更有利于消化PHEV与燃油车之间的价格差。”王欣补充道。
PHEV的前景取决于BEV
在更严格的油耗法规与排放标准的大背景下，全球汽车产业电气化的趋势已经毋庸置疑。王欣对PHEV的市场前景持积极的态度，他指出，未来十年，越来越多的传统燃油车会被HEV和PHEV取代，未来可能只有最低端的车型才会沿用纯内燃机驱动。在全面电动化来临之前，低碳燃料与混合动力系统的结合将是交通源减碳的一条关键途径。相比电动化，电驱化对于我们国家的“双碳”目标的达成更具现实意义。
“当前PHEV市场的爆发也掺杂着一定的偶然因素，比如油价的上涨，电动车大规模涨价。最重要的是，2023年补贴的全面退坡。“王欣认为，政策在其中起到的影响不容小觑，就如同排放标准的切换会提前透支掉一部分市场的消费能力，不排除很多消费者在政策红利完全退出之前，提前”上岸。
姚春德同样看好插混市场。在他看来，作为一种过渡产品，影响PHEV市场前景的，并不只是价格与成本，而是纯电动车技术是否有革命性改变。在电池技术出现了犹如铅酸电池到锂电池的革命性改变之前，混合动力将长期与纯电动路线共存。
“在成本与价格上，不同的车企作出了不同的尝试，有的通过降低发动机功率，简化结构等方式来降低成本；有的与之相反，增大技术复杂程度，形成壁垒。但技术本身并没有优劣之分，不同的用户对PHEV有不同的需求，关键在于有没有抓住用户心理。“姚春德说道。
理想ONE的成功恰恰印证了这一点，理想汽车用一个外界看来不高明的插混技术，打造出了一个现象级的产品，足以说明强大的产品塑造能力对车企来说有多么的重要。
与其说是增程式成就了理想，倒不如说是理想成就了增程式。与其说是PHEV成就了比亚迪DMi，不如说是比亚迪DMi成就了PHEV市场。而这才是插混市场爆发的核心所在。
只不过，销量的增长彻底打破了原先PHEV市场的竞争格局。2020年，理想ONE、宝马5系PHEV与比亚迪的插混车型还能在市场平分秋色。到了2021年，比亚迪坐稳该细分市场的霸主地位，以超27万辆的销量，占据近一半的插混市场。
回溯过去的十年，BBA在内的几乎每一家跨国车企对电动化战略的规划都是从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过渡到纯电动车型。2016-2018年，北京现代、长安福特、上汽通用、上汽大众等多家合资车企先后推出了自己的PHEV产品。大众汽车乘用车品牌中国CEO冯思翰在2020年还明确表示，大众将优先发展PHEV，并在大众品牌的众多热门车型上搭载该技术。
然而，跨国车企轰轰烈烈的转型规划，与PHEV车型惨淡的销量形成了鲜明对比，在2021年插混车型销量排行榜中，只有宝马5系PHEV称得上外资品牌中走量的车型。被市场教育的合资车企，在短暂几年对PHEV市场的热情之后，便偃旗息鼓，眼见着插混市场被比亚迪或理想这样的后来者蚕食。
一边是插混市场的增量几乎全贡献给了比亚迪、理想这样的头部玩家，一边是中国汽车品牌有越来越多的新品投向这一细分市场。过去的5年，是外资品牌因为过渡路线而错失了及早布局电动车的前瞻，还是比亚迪以外的中国品牌错过了抢占插混市场的先机？
被偷走的5年
作为一个过渡产品，插混发展的每一步都离不开政策的照顾。2013--2016年，比亚迪相继推出了秦唐宋元等王朝系列的混动车型，并在上海这样的限购城市大受欢迎。然而，当时的PHEV车型并没有燃起非限购地区消费者的主动购买热情，一直被看作是特殊政策的产物。
合资车企也不愿意错过政策的红利，自2016年开始，外资品牌的PHEV车型陆续投放到中国市场。可很多因为与燃油版相比没有优势的定价，而鲜有人问津。2017年上市的福特蒙迪欧PHEV，官方指导价为28-30万元区间，比当时售价20万元左右的蒙迪欧价格高出一截。最终因为销量惨淡，以停产收场。与燃油版本售价未大福拉开差距的北京现代索纳塔PHEV与领动PHEV，同样也没有摆脱卖不动的命运。
没有起色的销量也消耗着车企的耐心，2016-2020年这几年前，插混市场的整体销量一直在10-20万辆左右徘徊，与纯电动车市场由40万辆增长至百万辆形成鲜明对比。单一PHEV车型销量最好的宝马5系插混年销量在万辆左右徘徊。中国品牌这边，最受欢迎的插混车型，依然是为限购而生的比亚迪、荣威、名爵等插混车型。
直到比亚迪号称“燃油颠覆者”DM-i车型的出现，插混市场也才有了起色。根据乘联会统计的数据，在2021年PHEV车型销量排行中，比亚迪以28万的销量遥遥领先，与第二名理想汽车约9万辆的销量拉开差距。两家企业几乎占据了国内PHEV（含增程）市场一半的销量。
虽然比亚迪DM-i车型与理想ONE的产品定位并不相同，但这并不妨碍其他中国车企追赶的步伐，推出各自的混动系统。比如长城柠檬DHT，吉利雷神混动系统等。除此之外，岚图 FREE 、问界M5 、自游家NV等新的汽车品牌，均推出了增程的技术路线，欲与理想汽车分一杯羹。
“比亚迪在国内PHEV市场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它以电池业务起家，三电系统可以自产，在供应链和成本控制上占据优势，大幅拉低了PHEV车型的售价。”北京理工大学汽车动力性及排放测试国家专业实验室副教授王欣告诉汽车之家。他指出，对于理想来说，又是另一种情况。在同级别的车型中，理想的配置有很大的吸引力，而增程式混动的动力系统使其在成本、油耗、性能和政策间寻求到了一种相对平衡。
PHEV，中国车企的高端化利器？
“他们（新势力）普遍缺乏核心技术。”3月1日，摩卡DHT-PHEV上市发布会上，魏牌CEO李瑞峰抛出“DHT混联可以对‘蔚小理’实现吊打”的观点。虽然没有明说，走插混路线的摩卡DHT-PHEV高端SUV的定位，几乎将矛头对准了走增程路线的理想。
不止是李瑞峰，车企大佬们多次炮轰过理想的增程路线为“落后的技术”。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当属冯思翰曾在一次媒体沟通会上，作出“增程是最糟糕的方案”的评价。
天津大学教授,内燃机燃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姚春德指出，单从技术门槛上看，增程式的技术路线更加简单。它通过减少发动机的直驱和并联的工况，进而避开离合器、变速器等技术壁垒较高的零部件。由于增程式混动系统只有纯电与串联的工况，其在高速情况下油耗相对较高。
他进一步解释道，“不宜脱离实际使用场景来评价某个技术路线，增程式混动也可以在油耗、续航里程、充电等方面达到一个平衡。和插混可以在馈电的状态下行驶不同，增程式混动只能依靠电机驱动，所以一般会搭载一个容量更大的电池，这对车身的长度就有了要求，再叠加成本的因素，增程的技术路线更适宜放在中高端车型上。”
而对于普通PHEV车型来说，一方面，其成本较高、技术难度较大，不适合A00/A0级车型搭载；另一方面，相比于纯电车型用户，插混车型用户更加注重价格、性价比和实用性。因此有分析人士指出，A级PHEV有望成为燃油车电气化转型的替代者。
比亚迪也多次公开表示，DMi混动技术有信心取代外资品牌在燃油车市场的地位。魏牌CMO乔心昱近日就在社交媒体上自信地表示：“别看现在合资燃油销量如日中天，如果还维持现在的配置和价格，我敢断言，在拿铁DHT这样的混动面前，合资燃油没有未来。”
无论是眼馋比亚迪在PHEV市场一枝独秀，抑或不服理想汽车通过增程产品在这个市场占据了一席之地，中国汽车品牌已经开始行动了。吉利将雷神Hi·X插电混动版放在了紧凑型轿车车帝豪L上，长城将PHEV技术首次用在高端SUV 摩卡DHT-PHEV上，长安将iDD插电混动搭载在高端序列UNI-K上。
从长远看，基于混动系统的目标都是逐步替代纯燃油车型，但定价策略上每一家车企各有不同。比如，比亚迪同级别插混车比燃油车售价大约贵 3-4 万元（宋 PRO PHEV版与宋 PRO燃油版），而长城摩卡PHEV版售价比燃油版贵大约10万元左右。“毕竟，现在插混车型相对于燃油车来说成本依然偏高。即便是走性价比路线的比亚迪，也在自下而上逐步进行产品的升级。“从总体发展趋势来看，利润更高的中高端车型更有利于消化PHEV与燃油车之间的价格差。”王欣补充道。
PHEV的前景取决于BEV
在更严格的油耗法规与排放标准的大背景下，全球汽车产业电气化的趋势已经毋庸置疑。王欣对PHEV的市场前景持积极的态度，他指出，未来十年，越来越多的传统燃油车会被HEV和PHEV取代，未来可能只有最低端的车型才会沿用纯内燃机驱动。在全面电动化来临之前，低碳燃料与混合动力系统的结合将是交通源减碳的一条关键途径。相比电动化，电驱化对于我们国家的“双碳”目标的达成更具现实意义。
“当前PHEV市场的爆发也掺杂着一定的偶然因素，比如油价的上涨，电动车大规模涨价。最重要的是，2023年补贴的全面退坡。“王欣认为，政策在其中起到的影响不容小觑，就如同排放标准的切换会提前透支掉一部分市场的消费能力，不排除很多消费者在政策红利完全退出之前，提前”上岸。
姚春德同样看好插混市场。在他看来，作为一种过渡产品，影响PHEV市场前景的，并不只是价格与成本，而是纯电动车技术是否有革命性改变。在电池技术出现了犹如铅酸电池到锂电池的革命性改变之前，混合动力将长期与纯电动路线共存。
“在成本与价格上，不同的车企作出了不同的尝试，有的通过降低发动机功率，简化结构等方式来降低成本；有的与之相反，增大技术复杂程度，形成壁垒。但技术本身并没有优劣之分，不同的用户对PHEV有不同的需求，关键在于有没有抓住用户心理。“姚春德说道。
理想ONE的成功恰恰印证了这一点，理想汽车用一个外界看来不高明的插混技术，打造出了一个现象级的产品，足以说明强大的产品塑造能力对车企来说有多么的重要。
与其说是增程式成就了理想，倒不如说是理想成就了增程式。与其说是PHEV成就了比亚迪DMi，不如说是比亚迪DMi成就了PHEV市场。而这才是插混市场爆发的核心所在。
佛教是一個報恩、感恩和懷恩的宗教，特別是淨土法門的修行者，一定要想到如何感恩。希望眾生得到利益就是感恩，這種觀念也就是度眾生的基本立場。因為煩惱重，心中會產生抗拒的力量，讓你想不到為什麼要度眾生，這就是業力，也叫作業障。
我們在度眾生時，通常會有一種高高在上的感覺，好像有能力幫助他人很了不起，有點得意、有點傲慢。這不是報恩的心，而是施惠心；施惠是給人家恩惠，不是因為得到恩惠而回饋，是一種傲慢心、沒有謙卑的心，也是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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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錄自《聖嚴法師教淨土法門》感恩是度眾生的基本立場(上)
文／聖嚴法師 圖／常豫
一、心懷感恩能減少煩惱
佛教是一個報恩、感恩和懷恩的宗教，特別是淨土法門的修行者，一定要想到如何感恩。希望眾生得到利益就是感恩，這種觀念也就是度眾生的基本立場。
〈四弘誓願〉說「眾生無邊誓願度」，為了慈悲所以要度眾生。如果想要成佛，一定要行菩薩道，行菩薩道的著力點就是利益眾生。在利益眾生的過程之中，自我中心，也就是自我的執著、自私的行為會淡化、減少；自我的執著愈輕，智慧出現的機會愈大，智慧就會增長。因此，度眾生不僅是為了慈悲，也為了開發我們的智慧；慈悲與智慧是一體的兩面。
可是每當遇到挫折的時候，煩惱心就會增強，會想：「我度眾生，誰來度我？」這種抗拒心一出現，智慧心就生不起來。所以，理論上我們因為發菩提心而度眾生，但實際上因為煩惱重，心中會產生抗拒的力量，讓你想不到為什麼要度眾生，這就是業力，也叫作業障。因此，我們要講感恩、報恩。用感恩、報恩的心面對眾生、面對所有的人；每當煩惱心生起時，就說我面對的是恩人、是幫助我的人，不是仇人、不是壓迫你的人，煩惱心就會漸漸減少。
另一方面，我們在度眾生時，通常會有一種高高在上的感覺，好像有能力幫助他人很了不起，有點得意、有點傲慢。這不是報恩的心，而是施惠心；施惠是給人家恩惠，不是因為得到恩惠而回饋，是一種傲慢心、沒有謙卑的心，也是煩惱。
二、感恩的對象：三寶、父母、國家、眾生
我們說感恩、報恩，但報的究竟是誰的恩？所謂「上報四重恩，下濟三塗苦」，四重恩是三寶恩、父母恩、眾生恩及國家恩；三塗苦是地獄、餓鬼、畜生，其實也就是眾生。
為什麼要報四重恩？我們的身體是父母所生，生了以後，還要照顧、栽培我們，所以應該感恩；即使根本沒有養育，甚至出生後就被賣掉了，同樣也要感恩。因為我們的身體是他們賜予的，遺傳的基因是來自於他們，如果沒有他們就沒有我們這個肉身；不管是男是女，是高矮胖瘦，或是健康不健康，都應該感恩。
我曾遇到兩位身障人士，一位是罹患肌肉萎縮症，雖然不能走路，坐在輪椅上，但他能寫作、演講，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另外一位是罹患成骨發育不全症，號稱是台灣最矮的男人，雖然只有六十五點七公分，但他積極從事公益活動。他們對人間充滿了感恩，充滿了對人間的愛，願意把自己奉獻給他人。對自己的父母也是一樣，並沒有責怪他們把自己生成這個模樣，因為沒有一個父母會希望自己的孩子有缺陷。
三寶是佛、法、僧，因為有三寶，所以我們才能學佛，有佛法可聽聞，並有僧做為我們的依歸，引導我們修學佛法。沒有聽聞佛法、接受佛法，不知道佛法有用，只要照著佛法修行，馬上就能在日常生活中發揮作用，所以，我們要感恩三寶。
佛說的法，因為一代一代善知識們的流傳弘揚，才一直延續到現在，沒有他們，我們沒有辦法聽聞佛法，因此，應該感恩這些歷代的善知識。歷代善知識並不僅是一個一個的名字，他們之所以成為善知識，除了自己的修行外，還有很多相關的護持者及隨從者。以我來講，我聖嚴能有今天這一點小成就，不是一天完成的，也不是我一個人能完成的。而是經過幾十年的時間，許多的因緣幫助、促成，才使我成為今天的聖嚴。所有與我相關的人都是我的恩人，今天我把成就分享大家，那麼與我相關的人也是你們的恩人了。
這些相關的人，有些是直接的、有些是間接的，就拿我這一生來講，從小到現在，所走過的地方、接觸過的人相當多，範圍也相當廣大，而那些與我直接有關的人也有自己的關係，於是就變成我的間接關係，就這樣環環相扣，多得沒辦法數得清。因此，如果你們從我聖嚴一個人得到一點點法益，只感恩我是不夠的，感恩三寶也不夠，應該感恩所有與我相關的人。
這些人不一定都是高僧、善知識，譬如我每天吃的飯、菜，沒有這些東西我不能活到現在，而它們是經過許多人的製造、發明、改善，然後才到了我的嘴裡。我嘴裡的一口飯，包含了不知從何開始一直到現在許許多多人的智慧和奉獻，所以我們吃飯的時候，要供養佛、供養法、供養僧，還要供養一切眾生，這是因為不知該如何回饋，因此才這樣表達。 https://t.cn/Rxr1RK5
我們在度眾生時，通常會有一種高高在上的感覺，好像有能力幫助他人很了不起，有點得意、有點傲慢。這不是報恩的心，而是施惠心；施惠是給人家恩惠，不是因為得到恩惠而回饋，是一種傲慢心、沒有謙卑的心，也是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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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錄自《聖嚴法師教淨土法門》感恩是度眾生的基本立場(上)
文／聖嚴法師 圖／常豫
一、心懷感恩能減少煩惱
佛教是一個報恩、感恩和懷恩的宗教，特別是淨土法門的修行者，一定要想到如何感恩。希望眾生得到利益就是感恩，這種觀念也就是度眾生的基本立場。
〈四弘誓願〉說「眾生無邊誓願度」，為了慈悲所以要度眾生。如果想要成佛，一定要行菩薩道，行菩薩道的著力點就是利益眾生。在利益眾生的過程之中，自我中心，也就是自我的執著、自私的行為會淡化、減少；自我的執著愈輕，智慧出現的機會愈大，智慧就會增長。因此，度眾生不僅是為了慈悲，也為了開發我們的智慧；慈悲與智慧是一體的兩面。
可是每當遇到挫折的時候，煩惱心就會增強，會想：「我度眾生，誰來度我？」這種抗拒心一出現，智慧心就生不起來。所以，理論上我們因為發菩提心而度眾生，但實際上因為煩惱重，心中會產生抗拒的力量，讓你想不到為什麼要度眾生，這就是業力，也叫作業障。因此，我們要講感恩、報恩。用感恩、報恩的心面對眾生、面對所有的人；每當煩惱心生起時，就說我面對的是恩人、是幫助我的人，不是仇人、不是壓迫你的人，煩惱心就會漸漸減少。
另一方面，我們在度眾生時，通常會有一種高高在上的感覺，好像有能力幫助他人很了不起，有點得意、有點傲慢。這不是報恩的心，而是施惠心；施惠是給人家恩惠，不是因為得到恩惠而回饋，是一種傲慢心、沒有謙卑的心，也是煩惱。
二、感恩的對象：三寶、父母、國家、眾生
我們說感恩、報恩，但報的究竟是誰的恩？所謂「上報四重恩，下濟三塗苦」，四重恩是三寶恩、父母恩、眾生恩及國家恩；三塗苦是地獄、餓鬼、畜生，其實也就是眾生。
為什麼要報四重恩？我們的身體是父母所生，生了以後，還要照顧、栽培我們，所以應該感恩；即使根本沒有養育，甚至出生後就被賣掉了，同樣也要感恩。因為我們的身體是他們賜予的，遺傳的基因是來自於他們，如果沒有他們就沒有我們這個肉身；不管是男是女，是高矮胖瘦，或是健康不健康，都應該感恩。
我曾遇到兩位身障人士，一位是罹患肌肉萎縮症，雖然不能走路，坐在輪椅上，但他能寫作、演講，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另外一位是罹患成骨發育不全症，號稱是台灣最矮的男人，雖然只有六十五點七公分，但他積極從事公益活動。他們對人間充滿了感恩，充滿了對人間的愛，願意把自己奉獻給他人。對自己的父母也是一樣，並沒有責怪他們把自己生成這個模樣，因為沒有一個父母會希望自己的孩子有缺陷。
三寶是佛、法、僧，因為有三寶，所以我們才能學佛，有佛法可聽聞，並有僧做為我們的依歸，引導我們修學佛法。沒有聽聞佛法、接受佛法，不知道佛法有用，只要照著佛法修行，馬上就能在日常生活中發揮作用，所以，我們要感恩三寶。
佛說的法，因為一代一代善知識們的流傳弘揚，才一直延續到現在，沒有他們，我們沒有辦法聽聞佛法，因此，應該感恩這些歷代的善知識。歷代善知識並不僅是一個一個的名字，他們之所以成為善知識，除了自己的修行外，還有很多相關的護持者及隨從者。以我來講，我聖嚴能有今天這一點小成就，不是一天完成的，也不是我一個人能完成的。而是經過幾十年的時間，許多的因緣幫助、促成，才使我成為今天的聖嚴。所有與我相關的人都是我的恩人，今天我把成就分享大家，那麼與我相關的人也是你們的恩人了。
這些相關的人，有些是直接的、有些是間接的，就拿我這一生來講，從小到現在，所走過的地方、接觸過的人相當多，範圍也相當廣大，而那些與我直接有關的人也有自己的關係，於是就變成我的間接關係，就這樣環環相扣，多得沒辦法數得清。因此，如果你們從我聖嚴一個人得到一點點法益，只感恩我是不夠的，感恩三寶也不夠，應該感恩所有與我相關的人。
這些人不一定都是高僧、善知識，譬如我每天吃的飯、菜，沒有這些東西我不能活到現在，而它們是經過許多人的製造、發明、改善，然後才到了我的嘴裡。我嘴裡的一口飯，包含了不知從何開始一直到現在許許多多人的智慧和奉獻，所以我們吃飯的時候，要供養佛、供養法、供養僧，還要供養一切眾生，這是因為不知該如何回饋，因此才這樣表達。 https://t.cn/Rxr1RK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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