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南老师讲的《王安石和他的时代》列了几个自己觉得有意思的点，以及把自己读过的书整理整理，似乎还有几本未读完。
[星星]对宋代的评价
严复： 古人喜欢读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是因为前四史文字漂亮，但假如我们不只是重视文字，而是去研究人心的变化、研究政治风俗的变化，那么赵宋一代的历史是特别值得注意的。“中国之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站在他上个世纪的立场上回头去看当时中国的面貌，承载着非常清晰的宋代以来的政治文化烙印。
陈寅恪先生曾经从文化的角度来讲，他说华夏民族的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登峰造极的时代是在早宋。
钱穆先生从社会变化的角度来讲，他说古今社会都是有变化的，但是最重要的变化是在宋代，宋代以前可以说是一个古代的中国，宋代以后可以说是一个后代的中国，后代的中国并不意味着近代中国，而是走向近代中国。
[星星] 西方学者没有民族情结，他们看待这个问题一般都是看哪一个文明对于世界的影响更大。而宋代这个时期的一些文化成果、制度成果能够输送到世界其他地方，对于世界文明的发展构成一种牵动，所以他们认为这样的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时期，这个观察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星星] 沈括是当时有名的科学家，也是政治舞台上很活跃的人物，他曾经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赵匡胤曾经问宰相赵普“天下什么东西最大”，赵普想来想去不知如何回答，而皇帝又不停地催问，赵普就说：“道理最大。”他也确实想不出什么实在的东西是最大的，但据说宋太祖却非常称赞这句话。所以后来宋代很多臣子在和皇帝讨论很多事情的时候，或是彼此争论什么事情的时候，都会引用这句“道理最大”。
[星星]南宋有一些记载，说宋太祖时期曾经有个约定，这个约定藏在太庙里面。约定的内容很重要的一项就是“不杀大臣、不杀言事的官员”。那么宋代皇帝是否杀过大臣呢？根据统计实际上是杀过的，但杀的大臣基本上都是同一个罪名，就是贪污罪，而没有因为言事杀过官员。这种说法在宋代被认为是祖宗留下来的法度，所以也被称之为“祖宗之法”。宋代对“祖宗之法”是非常崇尚的，因为“祖宗之法”基本上可以当作治国的原则，而“祖宗之法”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防范弊端”。正因为宋代的整体环境是比较开明的，气氛也比较宽松，所以当时的读书人还有很多官员都具有一个特性，就是“尚气节，羞势利”，而这样的一种做法也得到了后世人强烈的肯定。
[星星]当时包括像包拯这样的人物也反对派按察使。为什么呢？他认为地方上的官员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处理，而按察使的到来打乱了他们的工作节奏。按察使还没来就要派人去迎接，迎接以后又尽量想让按察使看到他们在地方上所做出来的政绩。包拯认为，反而是那些善于迎合的人会在评价中得到肯定，而那些只埋头于工作的人，反而在按察中受到干扰。所以说反对声是来自于方方面面的。在这些反对声中，刚开始范仲淹还是表现出一种很坚持的态度。范仲淹曾说过一句话，他认为做官 “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
为什么说公罪不可无呢？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真要做一个好官不可能只在原来政策制度的框架内去工作，而很多事情一定会冲击到原来的制度框架。对于制度框架的冲击或是调整改进，或是对于长官的冒犯，这在当时都可能被归为公罪的范围里面。而范仲淹认为，要做一个真正的好的官员，公罪肯定是免不了的。在宋代，什么是公罪？“有过失，无私取”乃叫“公罪”。范尧夫是范仲淹的儿子，后来也做过宰相，他也说过一句话：“公事要胆大，私事要胆小。”
尽管范仲淹个人有这样的坚持，但是宋仁宗最后动摇了，当时的体制下，如果没有皇帝的支持，这个变法是做不下去的。范仲淹后来也看出来了，所以就上奏皇上说，西北军备要去慰劳，他愿意代表中央去，于是宋仁宗也就顺水推舟让他去了，结果一去就没有再回来，而“庆历新政”也就此终结了。
[星星]王安石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担当的人，而且眼界也比较高远。新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王安石在那里一力推行着，就是尽他的全力在推行着新法。当然，新法只靠王安石也不行，它需要地方上各层官员的身体力行。
前面我们曾经说到，有很多元老重臣都不支持新法，所以要换上很多年轻的人，那这些年轻的人要上到这些重要的、关键的岗位上，而原来的关键岗位上是一些元老重臣，怎样才能把这样一些人替换下来呢？
王安石动用了宋代历史上一些传统的做法，一些用过的制度。关于王安石变法，一直有一种分类的方法，即把人们分成新法派、旧法派、反对新法的守旧派。作为“新法派”，王安石在主政的过程中，虽然对于反对新法的派别，在言辞上是非常严苛的，而且是毫不退让的，但是他在组织手段上没有整肃过自己的对手，没有真正打击过或是整饬过那些人。
[星星] 司马光手书给吕公著说，“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文章写得好，道德情操也高尚，这些地方都比我们强得多，但就是“性不晓事”，人家怎么劝他他都不听，他觉得王安石的失败就在这儿。他说现在我们刚要改变他的那套做法，不幸他正在这个时候去世了。有一些人可能会觉得幸亏他这个时候去世了，我们就可以改了，而司马光的心境是比较磊落的，他希望王安石还在世，我改的这一套要和你的那一套比一比，但是不幸这个时候王安石去世了。
于是司马光跟吕公著说，我认为“朝廷特宜优加厚礼”，应该给王安石最高的肯定，虽然我们现在是把他的那一套推翻了，但是对于王安石本人，要给他最高的肯定，“以振起浮薄之风”。“浮薄之风”是什么？王安石在台上时，通通都跟着他跑，都说他那一套是对的，现在我们上台了，这些人都通通转过来，都说我们说的是对的，这个就是他心目中的浮薄之风，没有原则。他说不知道你以为如何，并说你不用给我回信，你要到皇帝面前去主张这个事情，“全仗晦叔”，“晦叔”就是吕公著。他嘱咐吕公著，在王安石去世的时候，要在朝廷里给王安石争取最高的评价和最好的待遇，“以振起浮薄之风”。
想听讲座的搜：邓小南+王安石和他的时代，浅显又隽永，非常值得一字不漏反复听。
[星星]对宋代的评价
严复： 古人喜欢读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是因为前四史文字漂亮，但假如我们不只是重视文字，而是去研究人心的变化、研究政治风俗的变化，那么赵宋一代的历史是特别值得注意的。“中国之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站在他上个世纪的立场上回头去看当时中国的面貌，承载着非常清晰的宋代以来的政治文化烙印。
陈寅恪先生曾经从文化的角度来讲，他说华夏民族的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登峰造极的时代是在早宋。
钱穆先生从社会变化的角度来讲，他说古今社会都是有变化的，但是最重要的变化是在宋代，宋代以前可以说是一个古代的中国，宋代以后可以说是一个后代的中国，后代的中国并不意味着近代中国，而是走向近代中国。
[星星] 西方学者没有民族情结，他们看待这个问题一般都是看哪一个文明对于世界的影响更大。而宋代这个时期的一些文化成果、制度成果能够输送到世界其他地方，对于世界文明的发展构成一种牵动，所以他们认为这样的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时期，这个观察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星星] 沈括是当时有名的科学家，也是政治舞台上很活跃的人物，他曾经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赵匡胤曾经问宰相赵普“天下什么东西最大”，赵普想来想去不知如何回答，而皇帝又不停地催问，赵普就说：“道理最大。”他也确实想不出什么实在的东西是最大的，但据说宋太祖却非常称赞这句话。所以后来宋代很多臣子在和皇帝讨论很多事情的时候，或是彼此争论什么事情的时候，都会引用这句“道理最大”。
[星星]南宋有一些记载，说宋太祖时期曾经有个约定，这个约定藏在太庙里面。约定的内容很重要的一项就是“不杀大臣、不杀言事的官员”。那么宋代皇帝是否杀过大臣呢？根据统计实际上是杀过的，但杀的大臣基本上都是同一个罪名，就是贪污罪，而没有因为言事杀过官员。这种说法在宋代被认为是祖宗留下来的法度，所以也被称之为“祖宗之法”。宋代对“祖宗之法”是非常崇尚的，因为“祖宗之法”基本上可以当作治国的原则，而“祖宗之法”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防范弊端”。正因为宋代的整体环境是比较开明的，气氛也比较宽松，所以当时的读书人还有很多官员都具有一个特性，就是“尚气节，羞势利”，而这样的一种做法也得到了后世人强烈的肯定。
[星星]当时包括像包拯这样的人物也反对派按察使。为什么呢？他认为地方上的官员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处理，而按察使的到来打乱了他们的工作节奏。按察使还没来就要派人去迎接，迎接以后又尽量想让按察使看到他们在地方上所做出来的政绩。包拯认为，反而是那些善于迎合的人会在评价中得到肯定，而那些只埋头于工作的人，反而在按察中受到干扰。所以说反对声是来自于方方面面的。在这些反对声中，刚开始范仲淹还是表现出一种很坚持的态度。范仲淹曾说过一句话，他认为做官 “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
为什么说公罪不可无呢？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真要做一个好官不可能只在原来政策制度的框架内去工作，而很多事情一定会冲击到原来的制度框架。对于制度框架的冲击或是调整改进，或是对于长官的冒犯，这在当时都可能被归为公罪的范围里面。而范仲淹认为，要做一个真正的好的官员，公罪肯定是免不了的。在宋代，什么是公罪？“有过失，无私取”乃叫“公罪”。范尧夫是范仲淹的儿子，后来也做过宰相，他也说过一句话：“公事要胆大，私事要胆小。”
尽管范仲淹个人有这样的坚持，但是宋仁宗最后动摇了，当时的体制下，如果没有皇帝的支持，这个变法是做不下去的。范仲淹后来也看出来了，所以就上奏皇上说，西北军备要去慰劳，他愿意代表中央去，于是宋仁宗也就顺水推舟让他去了，结果一去就没有再回来，而“庆历新政”也就此终结了。
[星星]王安石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担当的人，而且眼界也比较高远。新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王安石在那里一力推行着，就是尽他的全力在推行着新法。当然，新法只靠王安石也不行，它需要地方上各层官员的身体力行。
前面我们曾经说到，有很多元老重臣都不支持新法，所以要换上很多年轻的人，那这些年轻的人要上到这些重要的、关键的岗位上，而原来的关键岗位上是一些元老重臣，怎样才能把这样一些人替换下来呢？
王安石动用了宋代历史上一些传统的做法，一些用过的制度。关于王安石变法，一直有一种分类的方法，即把人们分成新法派、旧法派、反对新法的守旧派。作为“新法派”，王安石在主政的过程中，虽然对于反对新法的派别，在言辞上是非常严苛的，而且是毫不退让的，但是他在组织手段上没有整肃过自己的对手，没有真正打击过或是整饬过那些人。
[星星] 司马光手书给吕公著说，“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文章写得好，道德情操也高尚，这些地方都比我们强得多，但就是“性不晓事”，人家怎么劝他他都不听，他觉得王安石的失败就在这儿。他说现在我们刚要改变他的那套做法，不幸他正在这个时候去世了。有一些人可能会觉得幸亏他这个时候去世了，我们就可以改了，而司马光的心境是比较磊落的，他希望王安石还在世，我改的这一套要和你的那一套比一比，但是不幸这个时候王安石去世了。
于是司马光跟吕公著说，我认为“朝廷特宜优加厚礼”，应该给王安石最高的肯定，虽然我们现在是把他的那一套推翻了，但是对于王安石本人，要给他最高的肯定，“以振起浮薄之风”。“浮薄之风”是什么？王安石在台上时，通通都跟着他跑，都说他那一套是对的，现在我们上台了，这些人都通通转过来，都说我们说的是对的，这个就是他心目中的浮薄之风，没有原则。他说不知道你以为如何，并说你不用给我回信，你要到皇帝面前去主张这个事情，“全仗晦叔”，“晦叔”就是吕公著。他嘱咐吕公著，在王安石去世的时候，要在朝廷里给王安石争取最高的评价和最好的待遇，“以振起浮薄之风”。
想听讲座的搜：邓小南+王安石和他的时代，浅显又隽永，非常值得一字不漏反复听。
#宋词三百首# #卷四·北宋词#
浪淘沙令·伊吕两衰翁
宋代：王安石
伊吕两衰翁，历遍穷通。一为钓叟一耕佣。若使当时身不遇，老了英雄。
汤武偶相逢，风虎云龙。兴王只在谈笑中。直至如今千载后，谁与争功！
译文
伊尹和吕尚两位老人，困窘和顺利的境遇全都经历过了。他俩一位是钓鱼翁，一位是佣工。如果两位英雄遇没有遇到英明的君主，最终也只能老死于山野之中。
他们与成汤和周武王偶然相遇，明君与贤臣合作有如云从龙、风从虎，在谈笑之间就轻而易举地完成了兴王道、建国家的大事业。到现几千年后的今天，没有谁能与他们一争高下！
注释
浪淘沙令，即“浪淘沙”，原唐教坊曲，后用为词牌名。刘禹锡、白居易并作七言绝句体，五代时起始流行长短句双调小令，又名“卖花声”。五十四字，前后片各四平韵，多作激越凄壮之音。《乐章集》名“浪淘沙令”，入“歇指调”，前后片首句各少一字。
伊吕：指伊尹与吕尚。伊尹名挚，尹是后来所任的官职。他是伊水旁的弃婴，后居莘（今河南开封）农耕。商汤娶莘氏之女，他作为奴隶陪嫁给商汤。后来，汤王擢用他灭了夏。伊尹成为了商的开国功臣。吕尚姓姜，名尚，字子牙，世称姜子牙。他晚年在渭水河滨垂钓，遇周文王受到重用，辅武王灭商，封侯于齐。衰翁：老人。
穷通：穷，处境困窘；通，处境顺利。
钓叟：钓鱼的老翁，指吕尚。耕佣：指曾为人拥耕的伊尹。
老了英雄：使英雄白白老死。指伊吕二人若不遇汤文二王，也就终老山野，无所作为。
汤武：汤，商汤王，商朝的创建者。武，周武王姬发，周朝建立者。
风虎云龙：易经中有“云从龙，风从虎”，此句将云风喻贤臣，龙虎喻贤君，意为明君与贤臣合作有如云从龙、风从虎，建邦兴国。
兴王：兴国之王，即开创基业的国君。这里指辅佐兴王。
争：争论，比较。
此词歌咏伊尹和吕尚“历遍穷通”的人生遭际和名垂千载的丰功伟业，并叹息君臣相遇之难，以抒发作者获得宋神宗的知遇，在政治上大展宏图、春风得意的豪迈情怀。全词通篇叙史论史，实则以史托今，蕴含作者称赞明君之情，布局巧妙，令人回味无穷。
起句“伊吕两衰翁，历遍穷通”从穷、通两个方面落笔，写伊尹、吕尚前后遭际的变化。伊尹，原名挚；尹，是他后来所担任的官职。传说他是伊水旁的一个弃婴，以“伊为氏，曾佣耕于莘（《孟子·万章》）：“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莘，古国名，其地在今河南开封附近），商汤娶有莘氏之女，他作为陪嫁而随着归属于商，后来得到汤王的重用，才有了作为。吕尚，姜姓，吕氏；名尚，字子牙，号“太公望”。传说他直到晚年还是因顿不堪，只得垂钓于渭水之滨，一次，恰值周文王出猎，君臣才得遇合，他先辅文王，继佐武王，终于成就了灭商兴周之大业。伊、吕二人的经历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们都是先穷而后通，度过了困窘之后才遇到施展抱负的机会的，所以说他们“历遍穷通”；吕尚显达的时候，年岁已老了，所以称作“衰翁”。
封建时代的士人由穷到通，总有一定的偶然因素、侥幸成分，也就是说，能够由穷到通的毕竟是少数，此并言“伊吕两衰翁”，伊尹佐汤时年老下否，书无明文，此是连类而及。值得思考的问题是：“若使当时身不遇”。作者颇有自许之意。“若使”即假如。当伊、吕为耕佣、钓叟之时，假如不遇商汤、周文，则英雄终将老死岩壑。伊、吕是值得庆幸的，但更多的士人的命运却是大可惋惜的，因为那些人没有被发现、被赏识、被任用机会，他们是“老了”的英雄，亦即被埋没了的英雄。
下片，“汤武偶相逢”中的“偶”已经点明了“君臣遇合”的偶然性，可是，一旦能够遇合，那就会出现“风虎云龙”的局面。《易·乾·文言》：“云从龙，风从虎，对人作而万物睹。”意思是说，云跟随着龙出现，风跟随着虎出出，人世间如果出现了圣明的君主，那末，在谈笑之间就轻而易举地完成了兴王道、建国家的大事业。伊、吕有真实的本领，果然能够做出一番事业来，这样，才真正称得起是人才。因这这是问题的实质之所在，所以“兴王”一句在全词中是很有分量的。
结尾，也是对这一句的引申，说伊、吕不仅功盖当世，至今超越千载，也没有人能够与之匹敌。在歌颂伊、吕的不朽功业的背后，伊、吕的遭适明主和建立功业对于王安石来说，无疑是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他从中受到了鼓舞，增强了推行变法的决心和勇气。
创作背景
这首词的具体创作时间不详。王安石早立大志，要致君尧舜，但长期不得重用。直到宋神宗即位，他才有了类似“汤武相逢”的机会，可以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这首词当作于作者任宰相之时。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谥文，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汉族，北宋抚州临川人（今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邓家巷人），中国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欧阳修称赞王安石：“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传世文集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其诗文各体兼擅，词虽不多，但亦擅长，且有名作《桂枝香》等。而王荆公最得世人哄传之诗句莫过于《泊船瓜洲》中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浪淘沙令·伊吕两衰翁
宋代：王安石
伊吕两衰翁，历遍穷通。一为钓叟一耕佣。若使当时身不遇，老了英雄。
汤武偶相逢，风虎云龙。兴王只在谈笑中。直至如今千载后，谁与争功！
译文
伊尹和吕尚两位老人，困窘和顺利的境遇全都经历过了。他俩一位是钓鱼翁，一位是佣工。如果两位英雄遇没有遇到英明的君主，最终也只能老死于山野之中。
他们与成汤和周武王偶然相遇，明君与贤臣合作有如云从龙、风从虎，在谈笑之间就轻而易举地完成了兴王道、建国家的大事业。到现几千年后的今天，没有谁能与他们一争高下！
注释
浪淘沙令，即“浪淘沙”，原唐教坊曲，后用为词牌名。刘禹锡、白居易并作七言绝句体，五代时起始流行长短句双调小令，又名“卖花声”。五十四字，前后片各四平韵，多作激越凄壮之音。《乐章集》名“浪淘沙令”，入“歇指调”，前后片首句各少一字。
伊吕：指伊尹与吕尚。伊尹名挚，尹是后来所任的官职。他是伊水旁的弃婴，后居莘（今河南开封）农耕。商汤娶莘氏之女，他作为奴隶陪嫁给商汤。后来，汤王擢用他灭了夏。伊尹成为了商的开国功臣。吕尚姓姜，名尚，字子牙，世称姜子牙。他晚年在渭水河滨垂钓，遇周文王受到重用，辅武王灭商，封侯于齐。衰翁：老人。
穷通：穷，处境困窘；通，处境顺利。
钓叟：钓鱼的老翁，指吕尚。耕佣：指曾为人拥耕的伊尹。
老了英雄：使英雄白白老死。指伊吕二人若不遇汤文二王，也就终老山野，无所作为。
汤武：汤，商汤王，商朝的创建者。武，周武王姬发，周朝建立者。
风虎云龙：易经中有“云从龙，风从虎”，此句将云风喻贤臣，龙虎喻贤君，意为明君与贤臣合作有如云从龙、风从虎，建邦兴国。
兴王：兴国之王，即开创基业的国君。这里指辅佐兴王。
争：争论，比较。
此词歌咏伊尹和吕尚“历遍穷通”的人生遭际和名垂千载的丰功伟业，并叹息君臣相遇之难，以抒发作者获得宋神宗的知遇，在政治上大展宏图、春风得意的豪迈情怀。全词通篇叙史论史，实则以史托今，蕴含作者称赞明君之情，布局巧妙，令人回味无穷。
起句“伊吕两衰翁，历遍穷通”从穷、通两个方面落笔，写伊尹、吕尚前后遭际的变化。伊尹，原名挚；尹，是他后来所担任的官职。传说他是伊水旁的一个弃婴，以“伊为氏，曾佣耕于莘（《孟子·万章》）：“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莘，古国名，其地在今河南开封附近），商汤娶有莘氏之女，他作为陪嫁而随着归属于商，后来得到汤王的重用，才有了作为。吕尚，姜姓，吕氏；名尚，字子牙，号“太公望”。传说他直到晚年还是因顿不堪，只得垂钓于渭水之滨，一次，恰值周文王出猎，君臣才得遇合，他先辅文王，继佐武王，终于成就了灭商兴周之大业。伊、吕二人的经历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们都是先穷而后通，度过了困窘之后才遇到施展抱负的机会的，所以说他们“历遍穷通”；吕尚显达的时候，年岁已老了，所以称作“衰翁”。
封建时代的士人由穷到通，总有一定的偶然因素、侥幸成分，也就是说，能够由穷到通的毕竟是少数，此并言“伊吕两衰翁”，伊尹佐汤时年老下否，书无明文，此是连类而及。值得思考的问题是：“若使当时身不遇”。作者颇有自许之意。“若使”即假如。当伊、吕为耕佣、钓叟之时，假如不遇商汤、周文，则英雄终将老死岩壑。伊、吕是值得庆幸的，但更多的士人的命运却是大可惋惜的，因为那些人没有被发现、被赏识、被任用机会，他们是“老了”的英雄，亦即被埋没了的英雄。
下片，“汤武偶相逢”中的“偶”已经点明了“君臣遇合”的偶然性，可是，一旦能够遇合，那就会出现“风虎云龙”的局面。《易·乾·文言》：“云从龙，风从虎，对人作而万物睹。”意思是说，云跟随着龙出现，风跟随着虎出出，人世间如果出现了圣明的君主，那末，在谈笑之间就轻而易举地完成了兴王道、建国家的大事业。伊、吕有真实的本领，果然能够做出一番事业来，这样，才真正称得起是人才。因这这是问题的实质之所在，所以“兴王”一句在全词中是很有分量的。
结尾，也是对这一句的引申，说伊、吕不仅功盖当世，至今超越千载，也没有人能够与之匹敌。在歌颂伊、吕的不朽功业的背后，伊、吕的遭适明主和建立功业对于王安石来说，无疑是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他从中受到了鼓舞，增强了推行变法的决心和勇气。
创作背景
这首词的具体创作时间不详。王安石早立大志，要致君尧舜，但长期不得重用。直到宋神宗即位，他才有了类似“汤武相逢”的机会，可以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这首词当作于作者任宰相之时。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谥文，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汉族，北宋抚州临川人（今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邓家巷人），中国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欧阳修称赞王安石：“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传世文集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其诗文各体兼擅，词虽不多，但亦擅长，且有名作《桂枝香》等。而王荆公最得世人哄传之诗句莫过于《泊船瓜洲》中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宋词三百首# #卷四·北宋词#
浪淘沙令·伊吕两衰翁
宋代：王安石
伊吕两衰翁，历遍穷通。一为钓叟一耕佣。若使当时身不遇，老了英雄。
汤武偶相逢，风虎云龙。兴王只在谈笑中。直至如今千载后，谁与争功！
译文
伊尹和吕尚两位老人，困窘和顺利的境遇全都经历过了。他俩一位是钓鱼翁，一位是佣工。如果两位英雄遇没有遇到英明的君主，最终也只能老死于山野之中。
他们与成汤和周武王偶然相遇，明君与贤臣合作有如云从龙、风从虎，在谈笑之间就轻而易举地完成了兴王道、建国家的大事业。到现几千年后的今天，没有谁能与他们一争高下！
注释
浪淘沙令，即“浪淘沙”，原唐教坊曲，后用为词牌名。刘禹锡、白居易并作七言绝句体，五代时起始流行长短句双调小令，又名“卖花声”。五十四字，前后片各四平韵，多作激越凄壮之音。《乐章集》名“浪淘沙令”，入“歇指调”，前后片首句各少一字。
伊吕：指伊尹与吕尚。伊尹名挚，尹是后来所任的官职。他是伊水旁的弃婴，后居莘（今河南开封）农耕。商汤娶莘氏之女，他作为奴隶陪嫁给商汤。后来，汤王擢用他灭了夏。伊尹成为了商的开国功臣。吕尚姓姜，名尚，字子牙，世称姜子牙。他晚年在渭水河滨垂钓，遇周文王受到重用，辅武王灭商，封侯于齐。衰翁：老人。
穷通：穷，处境困窘；通，处境顺利。
钓叟：钓鱼的老翁，指吕尚。耕佣：指曾为人拥耕的伊尹。
老了英雄：使英雄白白老死。指伊吕二人若不遇汤文二王，也就终老山野，无所作为。
汤武：汤，商汤王，商朝的创建者。武，周武王姬发，周朝建立者。
风虎云龙：易经中有“云从龙，风从虎”，此句将云风喻贤臣，龙虎喻贤君，意为明君与贤臣合作有如云从龙、风从虎，建邦兴国。
兴王：兴国之王，即开创基业的国君。这里指辅佐兴王。
争：争论，比较。
此词歌咏伊尹和吕尚“历遍穷通”的人生遭际和名垂千载的丰功伟业，并叹息君臣相遇之难，以抒发作者获得宋神宗的知遇，在政治上大展宏图、春风得意的豪迈情怀。全词通篇叙史论史，实则以史托今，蕴含作者称赞明君之情，布局巧妙，令人回味无穷。
起句“伊吕两衰翁，历遍穷通”从穷、通两个方面落笔，写伊尹、吕尚前后遭际的变化。伊尹，原名挚；尹，是他后来所担任的官职。传说他是伊水旁的一个弃婴，以“伊为氏，曾佣耕于莘（《孟子·万章》）：“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莘，古国名，其地在今河南开封附近），商汤娶有莘氏之女，他作为陪嫁而随着归属于商，后来得到汤王的重用，才有了作为。吕尚，姜姓，吕氏；名尚，字子牙，号“太公望”。传说他直到晚年还是因顿不堪，只得垂钓于渭水之滨，一次，恰值周文王出猎，君臣才得遇合，他先辅文王，继佐武王，终于成就了灭商兴周之大业。伊、吕二人的经历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们都是先穷而后通，度过了困窘之后才遇到施展抱负的机会的，所以说他们“历遍穷通”；吕尚显达的时候，年岁已老了，所以称作“衰翁”。
封建时代的士人由穷到通，总有一定的偶然因素、侥幸成分，也就是说，能够由穷到通的毕竟是少数，此并言“伊吕两衰翁”，伊尹佐汤时年老下否，书无明文，此是连类而及。值得思考的问题是：“若使当时身不遇”。作者颇有自许之意。“若使”即假如。当伊、吕为耕佣、钓叟之时，假如不遇商汤、周文，则英雄终将老死岩壑。伊、吕是值得庆幸的，但更多的士人的命运却是大可惋惜的，因为那些人没有被发现、被赏识、被任用机会，他们是“老了”的英雄，亦即被埋没了的英雄。
下片，“汤武偶相逢”中的“偶”已经点明了“君臣遇合”的偶然性，可是，一旦能够遇合，那就会出现“风虎云龙”的局面。《易·乾·文言》：“云从龙，风从虎，对人作而万物睹。”意思是说，云跟随着龙出现，风跟随着虎出出，人世间如果出现了圣明的君主，那末，在谈笑之间就轻而易举地完成了兴王道、建国家的大事业。伊、吕有真实的本领，果然能够做出一番事业来，这样，才真正称得起是人才。因这这是问题的实质之所在，所以“兴王”一句在全词中是很有分量的。
结尾，也是对这一句的引申，说伊、吕不仅功盖当世，至今超越千载，也没有人能够与之匹敌。在歌颂伊、吕的不朽功业的背后，伊、吕的遭适明主和建立功业对于王安石来说，无疑是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他从中受到了鼓舞，增强了推行变法的决心和勇气。
创作背景
这首词的具体创作时间不详。王安石早立大志，要致君尧舜，但长期不得重用。直到宋神宗即位，他才有了类似“汤武相逢”的机会，可以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这首词当作于作者任宰相之时。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谥文，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汉族，北宋抚州临川人（今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邓家巷人），中国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欧阳修称赞王安石：“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传世文集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其诗文各体兼擅，词虽不多，但亦擅长，且有名作《桂枝香》等。而王荆公最得世人哄传之诗句莫过于《泊船瓜洲》中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浪淘沙令·伊吕两衰翁
宋代：王安石
伊吕两衰翁，历遍穷通。一为钓叟一耕佣。若使当时身不遇，老了英雄。
汤武偶相逢，风虎云龙。兴王只在谈笑中。直至如今千载后，谁与争功！
译文
伊尹和吕尚两位老人，困窘和顺利的境遇全都经历过了。他俩一位是钓鱼翁，一位是佣工。如果两位英雄遇没有遇到英明的君主，最终也只能老死于山野之中。
他们与成汤和周武王偶然相遇，明君与贤臣合作有如云从龙、风从虎，在谈笑之间就轻而易举地完成了兴王道、建国家的大事业。到现几千年后的今天，没有谁能与他们一争高下！
注释
浪淘沙令，即“浪淘沙”，原唐教坊曲，后用为词牌名。刘禹锡、白居易并作七言绝句体，五代时起始流行长短句双调小令，又名“卖花声”。五十四字，前后片各四平韵，多作激越凄壮之音。《乐章集》名“浪淘沙令”，入“歇指调”，前后片首句各少一字。
伊吕：指伊尹与吕尚。伊尹名挚，尹是后来所任的官职。他是伊水旁的弃婴，后居莘（今河南开封）农耕。商汤娶莘氏之女，他作为奴隶陪嫁给商汤。后来，汤王擢用他灭了夏。伊尹成为了商的开国功臣。吕尚姓姜，名尚，字子牙，世称姜子牙。他晚年在渭水河滨垂钓，遇周文王受到重用，辅武王灭商，封侯于齐。衰翁：老人。
穷通：穷，处境困窘；通，处境顺利。
钓叟：钓鱼的老翁，指吕尚。耕佣：指曾为人拥耕的伊尹。
老了英雄：使英雄白白老死。指伊吕二人若不遇汤文二王，也就终老山野，无所作为。
汤武：汤，商汤王，商朝的创建者。武，周武王姬发，周朝建立者。
风虎云龙：易经中有“云从龙，风从虎”，此句将云风喻贤臣，龙虎喻贤君，意为明君与贤臣合作有如云从龙、风从虎，建邦兴国。
兴王：兴国之王，即开创基业的国君。这里指辅佐兴王。
争：争论，比较。
此词歌咏伊尹和吕尚“历遍穷通”的人生遭际和名垂千载的丰功伟业，并叹息君臣相遇之难，以抒发作者获得宋神宗的知遇，在政治上大展宏图、春风得意的豪迈情怀。全词通篇叙史论史，实则以史托今，蕴含作者称赞明君之情，布局巧妙，令人回味无穷。
起句“伊吕两衰翁，历遍穷通”从穷、通两个方面落笔，写伊尹、吕尚前后遭际的变化。伊尹，原名挚；尹，是他后来所担任的官职。传说他是伊水旁的一个弃婴，以“伊为氏，曾佣耕于莘（《孟子·万章》）：“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莘，古国名，其地在今河南开封附近），商汤娶有莘氏之女，他作为陪嫁而随着归属于商，后来得到汤王的重用，才有了作为。吕尚，姜姓，吕氏；名尚，字子牙，号“太公望”。传说他直到晚年还是因顿不堪，只得垂钓于渭水之滨，一次，恰值周文王出猎，君臣才得遇合，他先辅文王，继佐武王，终于成就了灭商兴周之大业。伊、吕二人的经历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们都是先穷而后通，度过了困窘之后才遇到施展抱负的机会的，所以说他们“历遍穷通”；吕尚显达的时候，年岁已老了，所以称作“衰翁”。
封建时代的士人由穷到通，总有一定的偶然因素、侥幸成分，也就是说，能够由穷到通的毕竟是少数，此并言“伊吕两衰翁”，伊尹佐汤时年老下否，书无明文，此是连类而及。值得思考的问题是：“若使当时身不遇”。作者颇有自许之意。“若使”即假如。当伊、吕为耕佣、钓叟之时，假如不遇商汤、周文，则英雄终将老死岩壑。伊、吕是值得庆幸的，但更多的士人的命运却是大可惋惜的，因为那些人没有被发现、被赏识、被任用机会，他们是“老了”的英雄，亦即被埋没了的英雄。
下片，“汤武偶相逢”中的“偶”已经点明了“君臣遇合”的偶然性，可是，一旦能够遇合，那就会出现“风虎云龙”的局面。《易·乾·文言》：“云从龙，风从虎，对人作而万物睹。”意思是说，云跟随着龙出现，风跟随着虎出出，人世间如果出现了圣明的君主，那末，在谈笑之间就轻而易举地完成了兴王道、建国家的大事业。伊、吕有真实的本领，果然能够做出一番事业来，这样，才真正称得起是人才。因这这是问题的实质之所在，所以“兴王”一句在全词中是很有分量的。
结尾，也是对这一句的引申，说伊、吕不仅功盖当世，至今超越千载，也没有人能够与之匹敌。在歌颂伊、吕的不朽功业的背后，伊、吕的遭适明主和建立功业对于王安石来说，无疑是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他从中受到了鼓舞，增强了推行变法的决心和勇气。
创作背景
这首词的具体创作时间不详。王安石早立大志，要致君尧舜，但长期不得重用。直到宋神宗即位，他才有了类似“汤武相逢”的机会，可以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这首词当作于作者任宰相之时。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谥文，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汉族，北宋抚州临川人（今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邓家巷人），中国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欧阳修称赞王安石：“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传世文集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其诗文各体兼擅，词虽不多，但亦擅长，且有名作《桂枝香》等。而王荆公最得世人哄传之诗句莫过于《泊船瓜洲》中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