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本體還是源頭，道教之“道”一直都體現為“一”，“一”就是宇宙世界的整體统一。《老子道德經想尔注》以早期五斗米道思想教義注解《老子》，其解释說道：“一在天地外，入在天地間，但往來人身中耳，都皮裹悉是，非獨一處。一散形為氣，聚形為太上老君，常治昆侖，或言虚無，或言自然，或言無名，皆同一耳。”
虚無、恒常之道在天地形成之前就存在，它無形而不可見，恍惚而不可隨，此無聲象、大小、遠近、明暗之道演化出形形色色、大大小小、有遠有近、有明有暗、有成有亏的世界萬物，道是自然界所有存在事物的唯一根源。
首先，道為虚為無。虚無既用于描述宇宙創生之前空寂的太虚境界，也用于描述道散入天地間無處不在而無形無象。老子說道：“天下萬物生于有，有生于無。”老子之道，無名無形，無聲無色，無生無灭，化生萬物，無窮無盡。道教早期經典《道德真經指歸》以“虚無”為本體說道：“萬物之生也，皆元無虚，始于無。”
王弼同樣認為道“寂然無體，不可為象”。元初道士李道純所撰《中和集》：“是知虚者，大道之體，天地之始，動靜自此出，陰陽自此立，萬物自此生。是故虚者，天下之大本也。”天下萬物都是無的體現，無是本原。道體無形，恬然若無，虚無是道之本體。損心弃意，廢偽去欲，守虚無則是學仙得道的重要内容。《唱道真言》：“煉虚者，以陽神之虚，合太虚之虚，而融洽無間，正所謂無間，所謂形神俱妙，與道合真者也。”虚無就是道教修煉的最高境界。
其次道為神（太上老君），道是有意志的最高神靈。道教的核心思想是神仙信仰。道教以道為宇宙世界之本體、本源，同時也主張神創生萬事萬物。而實際上，道本論與神創論并不冲突，道與神合二而為一，道即是神，神也是道。東漢《老子聖母碑》說道：“老子者，道也。乃生于無形之先，起于太初之未判，窺濁清之未分。”老子即道，道即老子。東漢順帝時（126年-144年）張道陵在巴蜀鶴鳴山創五斗米道，奉老子為教主，尊為太上老君，以《老子五千文》為主要經典。太上老君被神化為永恒的創世主、造物主、救世主，成為至高無上而又無處不有的至上神靈。南北朝道教經典《太上老君開天經》對太上老君創造宇宙天地萬物的過程作詳細的描述，在混沌未分、天地未辟之時，“老君犹處空玄，寂寥之外，玄虚之中，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若言有，不見其形；若言無，萬物從之而生”。
道無形無象，如果一定要想象它的容貌，那就是仙人太上老君的樣子。而實際上，太上老君就是道，“老君生于無始，起于無因，為萬道之先，元氣之祖也。無光無象，無音無聲，無色無緒，幽幽冥冥，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彌綸無外，故稱大道。大道之身，即老君也。萬化之父母，自然之極尊也”。
總之，無論是虚空還是神（太上老君），道是絕對無偶的，始终體現為一。“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老子》第39章）得一，即是得道。天得道而清明，地得道而寧靜，神得道而靈妙，河谷得道而冲盈，萬物得道而生長，侯王得道而使得天下安定。“萬物之總，皆閱一孔。百事之根，皆出一門”。（《淮南子•原道訓》）可見“一”統領着百事萬物，是百事萬物發生發展的依據。
“天地運而相通，萬物總而為一”（《淮南子•精神訓》），在天地萬物這個大系統中的一切最終都能追溯回到“一”，“一”就是維系着這一大系統的“道”。“道有經紀條貫，得一之道，連千枝萬葉”（《淮南子•俶真訓》），在這種意義上，“道”也體現為存在客觀世界中的普遍原則、秩序。事物千姿百態，由“一”統率，其真實面貌存在于整體之中，而任何事物都不能離開相互聯繫、相互轉化的整體而獨存。每個個體都是道的體現，因此可以通過認識個體來認識道，來認識其他個體。
因而“能知一則無一之不知也，不能知一則無一之能知也”（《淮南子•精神訓》），因而聖人能“由近知遠而萬殊為一”（《淮南子•本經訓》）。一即是道，道也是一，故人欲思壽仙，必當守一。《老子道德經想尔注》說道：“今布道誡，教人守誡不違，即為守一：不行其誡，即為失一也。”“守一”成為修煉長生成仙的重要途徑。東晋葛洪則提出了知一、思一、守一、真一等修煉方法，他說道：“白刃臨頭，思一得生。”又說道：“守一不怠，眾惡遠迸。”認為一是神妙無比、化生萬物的道，它無所不能、無所不有，只要堅持思一、守一，就能够排除一切障碍，化險為夷，獲得仙道。
值得一提的是，道教之道始終暗含着一種和諧的狀態，體現為兩極的统一。“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為和”。（《老子》第42章）冲氣是陰陽之氣的和諧。老子說道：“反者道之動。”（第40章）道的運動就是循環的，事物總是向着相反的方向運動發展，却又總要返回到原來初始的狀態。“天地之道，極則反，盈則損”。（《淮南子•泰族訓》）
這里講出了一個“物極必反”的道理，這里的“道”表示觀普遍原則，表示某種秩序。而這種秩序體現為自然萬物的和諧。“天地之道”，使極反，使盈損，最終要達到的就是一個調和適中的、處於過與不及之間的一種狀態。“所謂道者，體圓而法方，背陰而抱陽，左柔而右剛，履幽而戴明”（《淮南子•兵略訓》），可見“道”處於一種方圓、陰陽、剛柔、幽明的兩極统一的和諧的狀態中，其中任何一極都不能用以描述“道”。
虚無、恒常之道在天地形成之前就存在，它無形而不可見，恍惚而不可隨，此無聲象、大小、遠近、明暗之道演化出形形色色、大大小小、有遠有近、有明有暗、有成有亏的世界萬物，道是自然界所有存在事物的唯一根源。
首先，道為虚為無。虚無既用于描述宇宙創生之前空寂的太虚境界，也用于描述道散入天地間無處不在而無形無象。老子說道：“天下萬物生于有，有生于無。”老子之道，無名無形，無聲無色，無生無灭，化生萬物，無窮無盡。道教早期經典《道德真經指歸》以“虚無”為本體說道：“萬物之生也，皆元無虚，始于無。”
王弼同樣認為道“寂然無體，不可為象”。元初道士李道純所撰《中和集》：“是知虚者，大道之體，天地之始，動靜自此出，陰陽自此立，萬物自此生。是故虚者，天下之大本也。”天下萬物都是無的體現，無是本原。道體無形，恬然若無，虚無是道之本體。損心弃意，廢偽去欲，守虚無則是學仙得道的重要内容。《唱道真言》：“煉虚者，以陽神之虚，合太虚之虚，而融洽無間，正所謂無間，所謂形神俱妙，與道合真者也。”虚無就是道教修煉的最高境界。
其次道為神（太上老君），道是有意志的最高神靈。道教的核心思想是神仙信仰。道教以道為宇宙世界之本體、本源，同時也主張神創生萬事萬物。而實際上，道本論與神創論并不冲突，道與神合二而為一，道即是神，神也是道。東漢《老子聖母碑》說道：“老子者，道也。乃生于無形之先，起于太初之未判，窺濁清之未分。”老子即道，道即老子。東漢順帝時（126年-144年）張道陵在巴蜀鶴鳴山創五斗米道，奉老子為教主，尊為太上老君，以《老子五千文》為主要經典。太上老君被神化為永恒的創世主、造物主、救世主，成為至高無上而又無處不有的至上神靈。南北朝道教經典《太上老君開天經》對太上老君創造宇宙天地萬物的過程作詳細的描述，在混沌未分、天地未辟之時，“老君犹處空玄，寂寥之外，玄虚之中，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若言有，不見其形；若言無，萬物從之而生”。
道無形無象，如果一定要想象它的容貌，那就是仙人太上老君的樣子。而實際上，太上老君就是道，“老君生于無始，起于無因，為萬道之先，元氣之祖也。無光無象，無音無聲，無色無緒，幽幽冥冥，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彌綸無外，故稱大道。大道之身，即老君也。萬化之父母，自然之極尊也”。
總之，無論是虚空還是神（太上老君），道是絕對無偶的，始终體現為一。“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老子》第39章）得一，即是得道。天得道而清明，地得道而寧靜，神得道而靈妙，河谷得道而冲盈，萬物得道而生長，侯王得道而使得天下安定。“萬物之總，皆閱一孔。百事之根，皆出一門”。（《淮南子•原道訓》）可見“一”統領着百事萬物，是百事萬物發生發展的依據。
“天地運而相通，萬物總而為一”（《淮南子•精神訓》），在天地萬物這個大系統中的一切最終都能追溯回到“一”，“一”就是維系着這一大系統的“道”。“道有經紀條貫，得一之道，連千枝萬葉”（《淮南子•俶真訓》），在這種意義上，“道”也體現為存在客觀世界中的普遍原則、秩序。事物千姿百態，由“一”統率，其真實面貌存在于整體之中，而任何事物都不能離開相互聯繫、相互轉化的整體而獨存。每個個體都是道的體現，因此可以通過認識個體來認識道，來認識其他個體。
因而“能知一則無一之不知也，不能知一則無一之能知也”（《淮南子•精神訓》），因而聖人能“由近知遠而萬殊為一”（《淮南子•本經訓》）。一即是道，道也是一，故人欲思壽仙，必當守一。《老子道德經想尔注》說道：“今布道誡，教人守誡不違，即為守一：不行其誡，即為失一也。”“守一”成為修煉長生成仙的重要途徑。東晋葛洪則提出了知一、思一、守一、真一等修煉方法，他說道：“白刃臨頭，思一得生。”又說道：“守一不怠，眾惡遠迸。”認為一是神妙無比、化生萬物的道，它無所不能、無所不有，只要堅持思一、守一，就能够排除一切障碍，化險為夷，獲得仙道。
值得一提的是，道教之道始終暗含着一種和諧的狀態，體現為兩極的统一。“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為和”。（《老子》第42章）冲氣是陰陽之氣的和諧。老子說道：“反者道之動。”（第40章）道的運動就是循環的，事物總是向着相反的方向運動發展，却又總要返回到原來初始的狀態。“天地之道，極則反，盈則損”。（《淮南子•泰族訓》）
這里講出了一個“物極必反”的道理，這里的“道”表示觀普遍原則，表示某種秩序。而這種秩序體現為自然萬物的和諧。“天地之道”，使極反，使盈損，最終要達到的就是一個調和適中的、處於過與不及之間的一種狀態。“所謂道者，體圓而法方，背陰而抱陽，左柔而右剛，履幽而戴明”（《淮南子•兵略訓》），可見“道”處於一種方圓、陰陽、剛柔、幽明的兩極统一的和諧的狀態中，其中任何一極都不能用以描述“道”。
#我们在吃上可以下多大功夫#
火锅
鲜、香、辣、烫、涮是当代火锅的缩影，但翻开古代火锅的发展史，我们发现其与现代的烹调方法竟有异曲同工之妙。
首先谈到火锅，必然少不了“锅”这一重要器皿，要把火乘住，与现代我们直接用铁锅不同，聪明的古人率先利用了现有的青铜这一材质，制成了鼎，成为烹制“火锅”美食的重要炊具。
西周有盘鼎，此鼎圆形浅腹，二直耳，三夔形扁足，足中部有隔似盘。
根据史料的研究与推测，作为火锅雏形的器具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因为在文物出土的过程中考古学家们发现了有这样一具鼎器“西周有盘鼎”，它的上部与一般鼎无异，同样有两耳与精美的花纹雕刻，但在下部多了一层金属盘与三足作为整个器具的支撑，这样一来炭火就可以直接放置于金属盘上对食物进行烹饪与加热 ，由于整个鼎是可以任意移动的，不再受原地生火加热无法移动的限制，做到了器物与火的结合，也便满足了史学家们对“火锅”的定义——可以连同火一起搬动的器具。
而之后沿着火锅的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各大吃货为了满足自己的口福，正带着“火锅”进行一次又一次华丽的变身。
其中为人熟知的史料说法有，在汉代时期古人们利用陶或铜制成的器皿，其名称为“颜斗”，它腹部带着把子，可以手持放置到火上加热，有当代火锅的影子。
汉代青铜斗
而另外的史料故事是三国时期的魏文帝曹丕命人铸造了一个叫“五熟釜”的鼎器，特别的是，它的内部用小隔板分开成了五个小空间，可以放置五种食物进行烹饪，与当前我们的鸳鸯锅近似。
三国时期的五熟釜
由于历史悠久，该两种说法都曾被人们认为是火锅的起源故事，但实际上火锅的历史可以往前推的更远。
谈完火锅的起源，我们又来讲讲一位十级火锅爱好者的故事，主人公便是江苏盱眙县境内大云山西汉墓中的墓主——西汉江都王刘非。根据出土的文物来看，刘非非常会吃，他不仅有分隔鼎，可放置多种食材，还制作了“染器”，也就是现代吃火锅时放置的不同口味佐料的器具，可以想象千年前高贵的王也会如我们当下的寻常人家那样带着他的王后爱子，围着这一锅美食品尝热腾腾的佳肴，在寒冬中找到一丝暖意，获得一点“平凡”的幸福。
西汉青铜染器
火锅是一种极具野性的食物，它不具有复杂的烹调技艺，只需一火一锅，无论是附着血丝的肉片、鲜脆的蔬菜还是成捆难分的菌菇，只要拨撒而下，火气透过器皿都可将其僵硬的外在驯化成温热的鲜味，它拥有满腔热血，可说是“海纳百川”，故也捉住了许多爱吃的文人的心，为它作诗写文，留下芳名。
其中唐代的诗人，号为香山居士的白居易便留下了《问刘十九》诗一首，他这样写道：“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寒冬之夜，雪待下，酿好新酒的诗人热起了小炉，美食在前，想起了他的亲密友人刘十九，于是写下小诗，喃喃问上一句“朋友，思汝，能饮一杯无”，天公冷冷不知情，但这对友人却在美味前找到了独属于他们的温暖，或许品味的并非是真正的当代火锅，但这一小火炉背后所寄托的感动与当代人又有何异？
而还有一位身处北宋时期的著名学者林洪也在他的作品《山家清供》中留下了这样一个故事：“向游武夷六曲，访止止师，遇雪天，得一兔，无庖人可制。师云：“山间只用薄批酒酱椒料沃之，以风炉安座上，用水少半铫，候汤响，一杯后各分以箸，令自夹入汤，摆熟啖之，乃随宜各以汁供。”因用其法，不独易行，且有团栾热暖之乐。越五六年，来京师，乃复于杨泳斋伯呙(音丙)席上见此，恍然去武夷如隔一世。杨勋家，嗜古学而清苦者，宜此山家之趣。因诗之：“浪涌晴江雪，风翻晚照霞。”末云：“醉忆山中味，都忘贵客来。”
其意思大概是，某一日在武夷山上游玩的林洪打猎得一只野兔，可苦无器具与炊夫为其烹煮，于是一位老饕便教其将兔肉切片，放于沸水中涮熟，味极其鲜美。后过了五六年，林洪在杨泳斋伯禺席上再看到此菜，翻滚的水如天边变幻多姿的云雾，而浸过沸水的肉片呈现出嫣红卷霞般的模样，叫人心欢，回忆万千，便留下诗一首，其中的一句“浪涌晴江雪，风翻晚照霞”更是让火锅这种接地气的食物拥有了一个十分阳春白雪的雅名“拨霞供”。
清 咸丰，粉彩火锅 故宫博物院藏
不谈其中丰富的食材，我们转向到这口锅本身，我们会发现它也变得雍容华贵。单谈制作锅的材质，就有金、银、银镀金、铜、铜镀金、铁等数种质地；造型上从纯锅到组合式火锅，包含锅、盖、烟囱和闭火盖等基本四件套外，其底座的制作也愈发复杂；而在纹饰方面，我们又可以看到皇室对美的严格追求，无论是镂空制作、各式纹样、丰富的吉语如“福”“禄”“寿”“龙凤呈祥”等，都足以让我们感慨吃货的最高境界或许就是这般一丝不苟，追求色香味的完美。
清，寿字纹火碗 故宫博物院藏
透过火锅，我们还可以细读这些宫廷“美食家”们的饮食日记。如，离不开火锅的乾隆皇帝，其可是一年四季都有“火锅”相伴，春天早晨吃的是“炖酸菜热锅”，夏天吃的是“野意热锅”，秋天是“燕窝葱椒鸭子热锅”，至于冬天更是顿顿火锅；
清，锡制一品锅 故宫博物院藏
而慈禧太后则是发明了菊花火锅，据说是因为菊花能清肝明目，美容养颜，并因此在上层的妇女阶级掀起了一股品食菊花火锅的浪潮……
慈禧太后与菊花火锅
后来走到民国，来到当下，全国各个地区都发展出了自己的特色火锅：广东的海鲜火锅、云南的滇味火锅、重庆的毛肚火锅、北京的羊肉火锅、浙江的八生火锅、杭州的"三鲜火锅"、湖北的"野味火锅"、东北的"白肉火锅"、香港的"牛肉火锅"、上海的"什锦火锅"、山东的"羊汤火锅"，可谓是各具风味。
话谈到这，你是不是也有点饿了呢，想来几筷，涮食美味。这可能就是古人说的民以食为天吧，爱吃的国人写就了一部横跨千年的美食史，小小的火锅从历史走来，温热了我们的心，背后诉说的还是一伙人围桌而食的感动，热腾腾的蒸汽驱赶了寒冷，看着身边的人，同食佳肴，这是团团圆圆的热闹，这也是古人留给我们的至理真言。
火锅
鲜、香、辣、烫、涮是当代火锅的缩影，但翻开古代火锅的发展史，我们发现其与现代的烹调方法竟有异曲同工之妙。
首先谈到火锅，必然少不了“锅”这一重要器皿，要把火乘住，与现代我们直接用铁锅不同，聪明的古人率先利用了现有的青铜这一材质，制成了鼎，成为烹制“火锅”美食的重要炊具。
西周有盘鼎，此鼎圆形浅腹，二直耳，三夔形扁足，足中部有隔似盘。
根据史料的研究与推测，作为火锅雏形的器具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因为在文物出土的过程中考古学家们发现了有这样一具鼎器“西周有盘鼎”，它的上部与一般鼎无异，同样有两耳与精美的花纹雕刻，但在下部多了一层金属盘与三足作为整个器具的支撑，这样一来炭火就可以直接放置于金属盘上对食物进行烹饪与加热 ，由于整个鼎是可以任意移动的，不再受原地生火加热无法移动的限制，做到了器物与火的结合，也便满足了史学家们对“火锅”的定义——可以连同火一起搬动的器具。
而之后沿着火锅的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各大吃货为了满足自己的口福，正带着“火锅”进行一次又一次华丽的变身。
其中为人熟知的史料说法有，在汉代时期古人们利用陶或铜制成的器皿，其名称为“颜斗”，它腹部带着把子，可以手持放置到火上加热，有当代火锅的影子。
汉代青铜斗
而另外的史料故事是三国时期的魏文帝曹丕命人铸造了一个叫“五熟釜”的鼎器，特别的是，它的内部用小隔板分开成了五个小空间，可以放置五种食物进行烹饪，与当前我们的鸳鸯锅近似。
三国时期的五熟釜
由于历史悠久，该两种说法都曾被人们认为是火锅的起源故事，但实际上火锅的历史可以往前推的更远。
谈完火锅的起源，我们又来讲讲一位十级火锅爱好者的故事，主人公便是江苏盱眙县境内大云山西汉墓中的墓主——西汉江都王刘非。根据出土的文物来看，刘非非常会吃，他不仅有分隔鼎，可放置多种食材，还制作了“染器”，也就是现代吃火锅时放置的不同口味佐料的器具，可以想象千年前高贵的王也会如我们当下的寻常人家那样带着他的王后爱子，围着这一锅美食品尝热腾腾的佳肴，在寒冬中找到一丝暖意，获得一点“平凡”的幸福。
西汉青铜染器
火锅是一种极具野性的食物，它不具有复杂的烹调技艺，只需一火一锅，无论是附着血丝的肉片、鲜脆的蔬菜还是成捆难分的菌菇，只要拨撒而下，火气透过器皿都可将其僵硬的外在驯化成温热的鲜味，它拥有满腔热血，可说是“海纳百川”，故也捉住了许多爱吃的文人的心，为它作诗写文，留下芳名。
其中唐代的诗人，号为香山居士的白居易便留下了《问刘十九》诗一首，他这样写道：“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寒冬之夜，雪待下，酿好新酒的诗人热起了小炉，美食在前，想起了他的亲密友人刘十九，于是写下小诗，喃喃问上一句“朋友，思汝，能饮一杯无”，天公冷冷不知情，但这对友人却在美味前找到了独属于他们的温暖，或许品味的并非是真正的当代火锅，但这一小火炉背后所寄托的感动与当代人又有何异？
而还有一位身处北宋时期的著名学者林洪也在他的作品《山家清供》中留下了这样一个故事：“向游武夷六曲，访止止师，遇雪天，得一兔，无庖人可制。师云：“山间只用薄批酒酱椒料沃之，以风炉安座上，用水少半铫，候汤响，一杯后各分以箸，令自夹入汤，摆熟啖之，乃随宜各以汁供。”因用其法，不独易行，且有团栾热暖之乐。越五六年，来京师，乃复于杨泳斋伯呙(音丙)席上见此，恍然去武夷如隔一世。杨勋家，嗜古学而清苦者，宜此山家之趣。因诗之：“浪涌晴江雪，风翻晚照霞。”末云：“醉忆山中味，都忘贵客来。”
其意思大概是，某一日在武夷山上游玩的林洪打猎得一只野兔，可苦无器具与炊夫为其烹煮，于是一位老饕便教其将兔肉切片，放于沸水中涮熟，味极其鲜美。后过了五六年，林洪在杨泳斋伯禺席上再看到此菜，翻滚的水如天边变幻多姿的云雾，而浸过沸水的肉片呈现出嫣红卷霞般的模样，叫人心欢，回忆万千，便留下诗一首，其中的一句“浪涌晴江雪，风翻晚照霞”更是让火锅这种接地气的食物拥有了一个十分阳春白雪的雅名“拨霞供”。
清 咸丰，粉彩火锅 故宫博物院藏
不谈其中丰富的食材，我们转向到这口锅本身，我们会发现它也变得雍容华贵。单谈制作锅的材质，就有金、银、银镀金、铜、铜镀金、铁等数种质地；造型上从纯锅到组合式火锅，包含锅、盖、烟囱和闭火盖等基本四件套外，其底座的制作也愈发复杂；而在纹饰方面，我们又可以看到皇室对美的严格追求，无论是镂空制作、各式纹样、丰富的吉语如“福”“禄”“寿”“龙凤呈祥”等，都足以让我们感慨吃货的最高境界或许就是这般一丝不苟，追求色香味的完美。
清，寿字纹火碗 故宫博物院藏
透过火锅，我们还可以细读这些宫廷“美食家”们的饮食日记。如，离不开火锅的乾隆皇帝，其可是一年四季都有“火锅”相伴，春天早晨吃的是“炖酸菜热锅”，夏天吃的是“野意热锅”，秋天是“燕窝葱椒鸭子热锅”，至于冬天更是顿顿火锅；
清，锡制一品锅 故宫博物院藏
而慈禧太后则是发明了菊花火锅，据说是因为菊花能清肝明目，美容养颜，并因此在上层的妇女阶级掀起了一股品食菊花火锅的浪潮……
慈禧太后与菊花火锅
后来走到民国，来到当下，全国各个地区都发展出了自己的特色火锅：广东的海鲜火锅、云南的滇味火锅、重庆的毛肚火锅、北京的羊肉火锅、浙江的八生火锅、杭州的"三鲜火锅"、湖北的"野味火锅"、东北的"白肉火锅"、香港的"牛肉火锅"、上海的"什锦火锅"、山东的"羊汤火锅"，可谓是各具风味。
话谈到这，你是不是也有点饿了呢，想来几筷，涮食美味。这可能就是古人说的民以食为天吧，爱吃的国人写就了一部横跨千年的美食史，小小的火锅从历史走来，温热了我们的心，背后诉说的还是一伙人围桌而食的感动，热腾腾的蒸汽驱赶了寒冷，看着身边的人，同食佳肴，这是团团圆圆的热闹，这也是古人留给我们的至理真言。
《广艺舟双楫 · 卑唐第十二》
殷、周以前，文字新创，虽有工拙，莫可考稽。南、北朝诸家，则春秋群贤、战国诸子，当殷、周之末运，极学术之异变，九流并出，万马齐鸣，人才之奇，后世无有。自汉以后，皆度内之人，言理不深，言才不肆，进比战国，倜乎已远，不足复为辜较。书有南、北朝，隶、楷、行、草，体变各极，奇伟婉丽，意态斯备。至矣，观斯止矣！至于有唐，虽设书学，士大夫讲之尤甚，然缵承陈、隋之余，缀其遗绪之一二，不复能变。专讲结构，几若算子，截鹤续凫，整齐过甚。欧、虞、褚、薛，笔法虽未尽亡，然浇淳散朴，古意已漓，而颜、柳迭奏，澌灭尽矣。米元章讥鲁公书“丑怪恶札”，未免太过；然出牙布爪，无复古人渊永浑厚之意。譬宣帝用魏相、赵广汉辈，虽综核名实，而求文帝张释之、东阳侯长者之风，则已渺绝；即求武帝杂用仲舒、相如、卫、霍、严、朱之徒，才能并展，亦不可得也。不然，以信本之天才，河南之人巧，而窦臮(泉)必贬欧以“不顾偏丑，䫜顤（翘）缩爽，了枭（臬）黝纠”，讥褚“画虎效颦，浇漓后学”，岂无故哉！唐人解讲结构，自贤于宋、明；然以古为师，以魏、晋绳之，则卑薄已甚。若从唐人入手，则终身浅薄，无复有窥见古人之日。古文家谓画今之界不严，学古之辞不类。学者若欲学书，亦请严画界限，无从唐人入也。
韩昌黎论作古文，谓“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谢茂秦、李于鳞论诗，谓“自天宝、大历以下可不学”——皆断代为限，好古过甚，论者诮之。然学以法古为贵，故古文断至两汉，书法限至六朝。若唐后之书，譬之骈文至四杰而下，散文至曾、苏而后，吾不欲观之矣。操此而谈，虽终身不见一唐碑可也。
唐碑中最有六朝法度者，莫如包文该《兖公颂》，体意质厚，然唐人不甚称之。又范的《阿育王碑》，亦有南朝茂密之意，亦不见称。其见称诸家，皆最能变古者。当时以此得名，犹之辅嗣之《易》，武功之思，其得名处，即其下处。彼自成名则可，后人安可为所欺邪！
唐碑古意未漓者尚不少。《等慈寺》、《诸葛丞相新庙碑》，博大浑厚，有《晖福》之遗；《许洛仁碑》，极似《贺若谊》；贾膺福《大云寺》，亦有六朝遗意；《灵琛禅师灰身塔文》，笔画丰厚古朴，结体亦大小有趣；《郝贵造像》峻朴，是魏法；《马君起浮图》，分行结字，（麻衣如雪①）无尽；《韦利涉造像》，遒媚俊逸；《顺陵残碑》，浑古有法，若《华山精享碑题名》；王绍宗《王徵君临终口授铭》、《独孤仁政碑》、《张宗碑》、《敬善寺碑》、《于孝显碑》、《法藏禅师铭塔》，皆步趋隋碑，为《宁贙》、《舍利塔》、《苏慈碑》之嗣法者。至小碑中，若《王仲堪墓志》，体裁峻绝；《王留墓志》，精秀无匹；《李夫人》、《贾嫔墓志》，劲折在《刘玉》、《兖公颂》之间；《常流残石》，朴茂在《吕望》、《敬显㑺》之间；《韦夫人志》，超浑在《王偃》、《李仲璇》之间；《一切如来心真言》，神似《刁遵》；《太常寺丞张锐志》，圆劲在《刁遵》、《曹子建》之间；《张氏墓志》，骨血峻秀；《张君浮图志》，体峻而美：《焦璀墓志》，茂密有魏风。此类甚多，皆工绝，不失六朝矩矱，然皆不见称于时，亦可见唐时风气。如今论治然，有守旧、开新（花）二党，然时尚开新，其党繁盛，守旧党卒为所灭。盖天下世变既成，人心趋变，以变为主，则变者必胜，不变者必败。而书亦其一端也。夫理无大小，因微知著，一线之点有限，而线之所引，亿、兆、京、陔而无穷，岂不然哉！故有宋之世，苏、米大变唐风，专主意态，此开新党也；端明笃守唐法，此守旧党也。而苏、米盛而蔡亡，此亦开新胜守旧之证也。近世邓石如、包慎伯、赵㧑叔变六朝体，亦开新党也。阮文达决其必盛，有见夫！
论书不取唐碑，非独以其浅薄也。平心而论，欧、虞入唐，年已垂莫，此实六朝人也。褚、薛笔法，清虚高简，若《伊阙石龛铭》、《石淙序》、《大周封禅坛碑》，亦何所恶？良以世所盛行欧、虞、颜、柳诸家碑，磨翻以坏，名虽尊唐，实则尊翻变之枣木耳。若欲得旧拓，动需露台数倍之金，此是藏家之珍玩，岂学子人人可得而临摹哉！况求宋拓，已若汉高之剑、孔子之履，希世罕有，况宋以上乎！然即得信本墨迹，不如古人。况六朝拓本，皆完好无恙，出土日新，略如初拓。从此入手，便与欧、虞争道，岂与终身寄唐人篱下，局促无所成哉！识者审时通变，自不以吾说为妄陈高论，好翻前人也。
自宋、明以来，皆尚唐碑。宋、元、明多师两晋。然千年以来，法唐碑者无人名家。南、北碑兴，邓顽伯、包慎伯、张廉卿即以书雄视千古。故学者适逢世变，推陈出新，业尤易成。举此为证，尤易悟也。
唐人名手，诚未能出欧、虞外者，今“昭陵二十四种”可见也。吾最爱殷令名书《裴镜民碑》，血肉丰泽；《马周》、《褚亮》二碑次之矣。余若王知敬之《李卫公碑》、郭俨之《陆让碑》、赵模之《兰陵公主碑》、高士廉《茔兆记》、《崔敦礼碑》，体皆相近，皆清朗爽劲，与欧、虞近者也。若权怀素《平百济碑》，间架严整，一变六朝之体，已开颜、柳之先。崔筠《刘遵礼》之方劲，亦开柳派者。此唐碑之沿革，学唐碑者当知之。中间韦纵《灵庆池》、《高元裕碑》，有龙跳虎卧之气，张颠《郎官石柱题名》，有廉直劲正之体，皆唐碑之可学者。必若学唐碑，从事于诸家可也。
#广艺舟双楫# [小雪人] #书法#
殷、周以前，文字新创，虽有工拙，莫可考稽。南、北朝诸家，则春秋群贤、战国诸子，当殷、周之末运，极学术之异变，九流并出，万马齐鸣，人才之奇，后世无有。自汉以后，皆度内之人，言理不深，言才不肆，进比战国，倜乎已远，不足复为辜较。书有南、北朝，隶、楷、行、草，体变各极，奇伟婉丽，意态斯备。至矣，观斯止矣！至于有唐，虽设书学，士大夫讲之尤甚，然缵承陈、隋之余，缀其遗绪之一二，不复能变。专讲结构，几若算子，截鹤续凫，整齐过甚。欧、虞、褚、薛，笔法虽未尽亡，然浇淳散朴，古意已漓，而颜、柳迭奏，澌灭尽矣。米元章讥鲁公书“丑怪恶札”，未免太过；然出牙布爪，无复古人渊永浑厚之意。譬宣帝用魏相、赵广汉辈，虽综核名实，而求文帝张释之、东阳侯长者之风，则已渺绝；即求武帝杂用仲舒、相如、卫、霍、严、朱之徒，才能并展，亦不可得也。不然，以信本之天才，河南之人巧，而窦臮(泉)必贬欧以“不顾偏丑，䫜顤（翘）缩爽，了枭（臬）黝纠”，讥褚“画虎效颦，浇漓后学”，岂无故哉！唐人解讲结构，自贤于宋、明；然以古为师，以魏、晋绳之，则卑薄已甚。若从唐人入手，则终身浅薄，无复有窥见古人之日。古文家谓画今之界不严，学古之辞不类。学者若欲学书，亦请严画界限，无从唐人入也。
韩昌黎论作古文，谓“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谢茂秦、李于鳞论诗，谓“自天宝、大历以下可不学”——皆断代为限，好古过甚，论者诮之。然学以法古为贵，故古文断至两汉，书法限至六朝。若唐后之书，譬之骈文至四杰而下，散文至曾、苏而后，吾不欲观之矣。操此而谈，虽终身不见一唐碑可也。
唐碑中最有六朝法度者，莫如包文该《兖公颂》，体意质厚，然唐人不甚称之。又范的《阿育王碑》，亦有南朝茂密之意，亦不见称。其见称诸家，皆最能变古者。当时以此得名，犹之辅嗣之《易》，武功之思，其得名处，即其下处。彼自成名则可，后人安可为所欺邪！
唐碑古意未漓者尚不少。《等慈寺》、《诸葛丞相新庙碑》，博大浑厚，有《晖福》之遗；《许洛仁碑》，极似《贺若谊》；贾膺福《大云寺》，亦有六朝遗意；《灵琛禅师灰身塔文》，笔画丰厚古朴，结体亦大小有趣；《郝贵造像》峻朴，是魏法；《马君起浮图》，分行结字，（麻衣如雪①）无尽；《韦利涉造像》，遒媚俊逸；《顺陵残碑》，浑古有法，若《华山精享碑题名》；王绍宗《王徵君临终口授铭》、《独孤仁政碑》、《张宗碑》、《敬善寺碑》、《于孝显碑》、《法藏禅师铭塔》，皆步趋隋碑，为《宁贙》、《舍利塔》、《苏慈碑》之嗣法者。至小碑中，若《王仲堪墓志》，体裁峻绝；《王留墓志》，精秀无匹；《李夫人》、《贾嫔墓志》，劲折在《刘玉》、《兖公颂》之间；《常流残石》，朴茂在《吕望》、《敬显㑺》之间；《韦夫人志》，超浑在《王偃》、《李仲璇》之间；《一切如来心真言》，神似《刁遵》；《太常寺丞张锐志》，圆劲在《刁遵》、《曹子建》之间；《张氏墓志》，骨血峻秀；《张君浮图志》，体峻而美：《焦璀墓志》，茂密有魏风。此类甚多，皆工绝，不失六朝矩矱，然皆不见称于时，亦可见唐时风气。如今论治然，有守旧、开新（花）二党，然时尚开新，其党繁盛，守旧党卒为所灭。盖天下世变既成，人心趋变，以变为主，则变者必胜，不变者必败。而书亦其一端也。夫理无大小，因微知著，一线之点有限，而线之所引，亿、兆、京、陔而无穷，岂不然哉！故有宋之世，苏、米大变唐风，专主意态，此开新党也；端明笃守唐法，此守旧党也。而苏、米盛而蔡亡，此亦开新胜守旧之证也。近世邓石如、包慎伯、赵㧑叔变六朝体，亦开新党也。阮文达决其必盛，有见夫！
论书不取唐碑，非独以其浅薄也。平心而论，欧、虞入唐，年已垂莫，此实六朝人也。褚、薛笔法，清虚高简，若《伊阙石龛铭》、《石淙序》、《大周封禅坛碑》，亦何所恶？良以世所盛行欧、虞、颜、柳诸家碑，磨翻以坏，名虽尊唐，实则尊翻变之枣木耳。若欲得旧拓，动需露台数倍之金，此是藏家之珍玩，岂学子人人可得而临摹哉！况求宋拓，已若汉高之剑、孔子之履，希世罕有，况宋以上乎！然即得信本墨迹，不如古人。况六朝拓本，皆完好无恙，出土日新，略如初拓。从此入手，便与欧、虞争道，岂与终身寄唐人篱下，局促无所成哉！识者审时通变，自不以吾说为妄陈高论，好翻前人也。
自宋、明以来，皆尚唐碑。宋、元、明多师两晋。然千年以来，法唐碑者无人名家。南、北碑兴，邓顽伯、包慎伯、张廉卿即以书雄视千古。故学者适逢世变，推陈出新，业尤易成。举此为证，尤易悟也。
唐人名手，诚未能出欧、虞外者，今“昭陵二十四种”可见也。吾最爱殷令名书《裴镜民碑》，血肉丰泽；《马周》、《褚亮》二碑次之矣。余若王知敬之《李卫公碑》、郭俨之《陆让碑》、赵模之《兰陵公主碑》、高士廉《茔兆记》、《崔敦礼碑》，体皆相近，皆清朗爽劲，与欧、虞近者也。若权怀素《平百济碑》，间架严整，一变六朝之体，已开颜、柳之先。崔筠《刘遵礼》之方劲，亦开柳派者。此唐碑之沿革，学唐碑者当知之。中间韦纵《灵庆池》、《高元裕碑》，有龙跳虎卧之气，张颠《郎官石柱题名》，有廉直劲正之体，皆唐碑之可学者。必若学唐碑，从事于诸家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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