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押贷款被骗房产遭遇处置 重庆国金中心T3大楼变“不良资产”】抵押房产用于贷款被骗，被抵押的房产也被银行强行处置。受骗企业还能要回被抵押的房产吗？购买了涉案房产的单位和个人，又该如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呢？最近，这样一起离奇的抵押贷款诈骗案，就发生在重庆国金中心T3大楼。
抵押贷款一分钱没收到
公开资料显示，重庆国金中心位于江北嘴CBD的中心，主塔楼高度为300米，是江北嘴区域内最先建成并投入使用的地标性建筑。
“本来想用大楼抵押贷款融资，结果不仅贷款一分钱没有拿到，现在这幢大楼都即将成为被执行的‘不良资产’。”近日，重庆戎御实业有限公司委托人熊伟在重庆国金中心T3幢的一间办公室里接受记者采访时，满脸郁闷和无奈。
据介绍，2015年至2016年期间，重庆戎御实业有限公司、重庆融寅实业有限公司（两家公司为同一法人代表）因为有贷款融资需求，经人介绍认识了时任重庆市个人信用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实际控制人汤某，便以公司名下拥有的价值10亿元的国金中心T3幢176套房产、江北嘴云锦阁32套房产产权为抵押物，委托汤某向多家银行和金融机构贷款。
经过多次商谈，汤某提出，因为戎御、融寅两家公司没有实际开展经营活动，在借款过程中不能通过银行审核，融资业务方式为借壳贷款。也就是说，戎御、融寅两家公司委托汤某融资，由两家公司提供房产做抵押担保，由汤某提供空壳公司作为借款主体，向出资方借款，戎御、融寅两家公司才是真实用款人，并且提供银行账户作为受托支付账户。贷款发放后，将受托支付至两家公司提供的银行账户上，汤某则从中收取融资服务费用。
没想到的是，汤某随后却暗中悄悄更换了借款公司，展开了一番令人眼花缭乱的操作。
他先以其实际控制的公司——重庆新汇融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向中国进出口银行重庆分行申请贷款，获得了人民币贷款3.998亿元；
同时，他又以其实际控制的多家企业以及冒用他人个人名义，向农业银行沙坪坝支行、微电子园支行申请贷款，并获得了人民币贷款5650万元。
此后，汤某又以其实际控制及受其指使的多家企业以及一些个人的名义，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重庆分行申请贷款，并获得了人民币贷款1.1968亿元。
最后，汤某又以三家公司借款的名义，向重庆两江新区信联产融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进行融资，最终获得了贷款1.2亿元。
汤某以重庆戎御实业有限公司、重庆融寅实业有限公司两家公司价值10亿多元的房产作为抵押物，向上述多家银行和金融机构贷款融资，总共获得的贷款高达7亿多元。然而，本意是提供抵押物用于融资的重庆戎御实业有限公司、重庆融寅实业有限公司两家公司，最终却没有得到一分钱贷款。
7亿多元巨资都到哪里去了呢？
汤某涉嫌合同诈骗案被抓
从江北区公安分局经侦支队和重庆银监局此后先后对此案展开的一系列调查，可以发现7亿多元巨资去向的一些端倪。
2018年5月，戎御、融寅两家公司向江北区公安分局经侦支队报案。江北区公安分局于2019年9月29日出具了渝公江北（刑）立字【2019】256号立案决定书，就两家公司被诈骗案立案侦查。
经调查，公安机关发现，汤某以两家公司房产为抵押物，向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共计贷款7亿多元，在为两家公司陆续办理抵押贷款的过程中，汤某私自更换借款公司，将抵押贷款获得的资金转入自己实际控制的公司账户中，用于归还自己的借款和其他用途，该案的实际性质为汤某涉嫌合同诈骗案。
公安机关还证实了一个事实，戎御、融寅两家公司在提供了大量房产作为抵押物后，未获得任何贷款。
此后，汤某因涉嫌合同诈骗罪，被涪陵区公安局逮捕并移送起诉。2021年1月8日，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对汤轩作出【渝检三分院刑诉(2021)Z1号】起诉书，并于2021年2月24日在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检察机关起诉汤某及其实际控制的多个公司开展了12起诈骗案。
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起诉书中称，汤某1975年9月出生于重庆市沙坪坝区，系重庆市个人信用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等公司实际控制人，因犯票据诈骗罪，2002年1月19日被沙坪坝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七年，2005年10月1日刑满释放。因涉嫌合同诈骗罪，2017年6月13日被重庆市涪陵区公安局刑事拘留，2018年1月11日经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检察院批准，因涉嫌合同诈骗罪、诈骗罪、集资诈骗罪，被重庆市涪陵区公安局逮捕。
起诉书中审查查明：2011年，汤某收购了重庆市个人信用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经营范围包括贷款担保、贸易融资担保、信用证担保等融资性担保业务。2014年4月14日，公司更名为重庆市个人信用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2015年起，汤某个信担保公司及其实际控制的重庆新汇瀚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公司、重庆西南产权交易有限公司等多家公司名义与他人签订经济合同，采用隐瞒款项实际发放、更换受托支付合同等方式欺骗他人，并故意不履行合同约定，将本应发放给实际借款人的12笔借款，用于偿还其他债务，非法占有他人财物共计1.7亿余元。
而在检察机关起诉汤某的这12起诈骗案中，还没有包括戎御、融寅两家公司的案件。
重庆银监局确认多家银行违规
2017年3月24日，重庆银监局对戎御、融寅两家公司提出的投诉做出了信访答复意见书（渝银监信复[2016]143号）称，经核查发现，重庆戎御实业有限公司、重庆融寅实业有限公司两家公司提供房产抵押的贷款共计57598万元。其中，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贷款16户，11968万元；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沙坪坝支行、微电园支行贷款4户，5650万元；中国进出口银行重庆分行贷款32户，39980万元。
重庆银监局还核查发现，浦发行、农行部分贷款资金被挪用于偿还本行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垫款或支付利息，被偿还的贷款和银行承兑汇票均由重庆市个人信用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担保；进出口行部分贷款资金经过用款人受托支付后，存在集中流向部分企业和个人账户的情形；部分借款人及相关方存在提供不真实的贷款资料问题。
为此，重庆银监局认定，浦发行和农行在贷款管理过程中，存在贷款审查不严，贷款用途监控不力等违规行为，导致贷款资金被挪用，将依据监管法规对两家行进行严肃问责。同时，进出口行在贷款品种设计和贷款业务操作流程方面存在缺陷，导致对用款企业审查管理不到位，将督促其及时整改。
就目前掌握的情况看，尚未发现相关银行工作人员与借款人及相关方恶意串通行为和违法犯罪线索。对此，重庆银监局将督促浦发行、农行和进出口行继续彻查相关贷款，一旦发现违法犯罪线索，及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2020年6月1日，中国银保监会重庆监管局又对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沙坪坝支行做出了行政处罚决定书（渝银保监罚决字〔2020〕31号、渝银保监罚决字〔2020〕35号），认为该行与重庆市个人信用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的担保合作业务存在违法违规行为，严重不尽职、管理不到位，借风险化解之名，违反内外部规定发放贷款。
处罚决定认为，该行贷款三查严重不合规，信贷调查流于形式，贷、审未严格分离，贷后管理不到位；同时，还违规办理银行承兑汇票业务；违规以贷收贷，贷款资金在农业银行体系内封闭运行，最终全部用于偿还其他借款人在农业银行的逾期贷款、垫款或支付利息，涉及资金4650万元。此外，还有违规增加借款人成本。
为此，中国银保监会重庆监管局对该行罚款人民币35万元，对负有领导责任的该行负责人刘某，取消5年高管任职资格。
抵押房产难以全部收回
案件已经被认定为合同诈骗，犯罪嫌疑人也已经抓获了，多家银行存在违规事实也得到了证实。可是，戎御、融寅两家公司被抵押的房产却难以全部收回了。
重庆戎御实业有限公司委托人熊伟介绍说，汤某利用戎御、融寅两家公司的房产进行抵押贷款，因为无法偿还贷款，此后被多家银行起诉，被抵押的房产也被法院查封，变成了“不良资产”，被银行方面要求进行处置，并且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为了避免扩大受害企业的损失，江北区公安分局经侦支队此后也向多个法院做出了《情况说明》，称该案的实际性质为汤某涉嫌合同诈骗案，并且已由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根据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两高一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等对于处理民刑交叉案件的有关规定，市高级人民法院拟通知相关中基层法院暂时中止对汤某系列合同诈骗案相关民事、执行案件的审理和执行，商情法院暂停对涉及戎御、融寅两家公司名下位于重庆江北嘴国金中心3幢及云锦阁的房产处置。
随后，正在执行涉及到浦发银行的担保贷款案件的渝北区法院，做出了中止执行的裁定；正在执行重庆两江新区信联产融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担保借款案件的江北区法院，做出了暂停执行的决定；正在审理中国进出口银行重庆分行担保贷款案件的北京西城区法院，取消了开庭。
不过在此之前，涉及到浦发银行的21套房产已于2020年8月24日至9月3日期间，先后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了拍卖，其中11套已被拍卖；涉及到农业银行的7套位于重庆市江北区庆云路的房屋，也已经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被拍卖。
“这起诈骗案对公司造成了巨大损失，不仅公司从来没有收到过一分钱贷款，被抵押的房产也在处置过程中严重贬值。”熊伟告诉记者，此前法院指定评估机构对戎御、融寅两家公司位于重庆市江北区庆云路10号（重庆国金中心T3）的房产评估价格为每平方米21490元，总价超过2500万元。但是，被农业银行沙坪坝支行处置为“不良资产”后，按照2020年6月11日农行重庆市分行与重庆渝康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编号为CQPZ202003的《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协议》，抵押戎御、融寅两家公司的房产价值为1790万元，房产价值贬值近800万元。
“明明中国银保监会重庆监管局已经认定这家银行在担保合作业务中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对银行和高管都进行了处罚。可是，他们却仍然在要求法院处置我们的房产。”熊伟说，“我们已经向有关部门提出了投诉，并且向检察机关提出了监督申请。”
律师说法：受害企业可申请执行回转
重庆坤源恒泰律师事务所合作人韩克刚律师对本案进行法律分析后认为，两家公司可通过再审程序主张抵押合同无效，撤销原生效法律文书，通过执行回转程序向银行债权人追偿涉案房产拍卖所得价款和孳息，同时可以通过否定各银行债权人的抵押权，要求各银行债权人配合涂销抵押权登记。
根据案情，作为实际的融资借款主体，戎御、融寅两家公司提供的抵押担保的效果意思实为为自己融资提供担保，而非为汤某及其实际控制的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因该意思表示不真实，可以此主张抵押合同无效。同时，根据《民法典》第149条之规定，因受第三人欺诈，戎御、融寅两家公司也可主张撤销抵押合同。
基于以上分析并结合案情，戎御、融寅两家公司对涉案房产拥有合法的处分权，且涉案房产已经完成了抵押登记，因此只能通过举证证明抵押合同无效，以求达抵押权并未有效设立，各银行债权人对自己的涉案房产并不享有抵押权，进而主张执行回转和抵押权涂销登记。
此外，如果有证据足可认定银行相关人员在案涉贷款合同签订和履行过程中存在明显过错，并导致汤某公司“骗取银行贷款”的非法目的得以实现，那么汤某公司和银行签订的《借款合同》应当被认定为无效合同，银行也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韩律师同时指出，善意竞拍房产者权利也依法受到保护。根据《民法典》第229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物权编的解释（一）》第七条之规定，通过合法竞拍方式取得涉案房产的第三人系因法律规定取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戎御、融寅两家公司即使通过再审程序撤销了原执行依据，在执行回转程序中也只能向原申请执行人（即各银行债权人）主张返还房屋拍卖所得价款和孳息，而不能向第三人主张返还涉案房屋。（记者 刘斌）
抵押贷款一分钱没收到
公开资料显示，重庆国金中心位于江北嘴CBD的中心，主塔楼高度为300米，是江北嘴区域内最先建成并投入使用的地标性建筑。
“本来想用大楼抵押贷款融资，结果不仅贷款一分钱没有拿到，现在这幢大楼都即将成为被执行的‘不良资产’。”近日，重庆戎御实业有限公司委托人熊伟在重庆国金中心T3幢的一间办公室里接受记者采访时，满脸郁闷和无奈。
据介绍，2015年至2016年期间，重庆戎御实业有限公司、重庆融寅实业有限公司（两家公司为同一法人代表）因为有贷款融资需求，经人介绍认识了时任重庆市个人信用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实际控制人汤某，便以公司名下拥有的价值10亿元的国金中心T3幢176套房产、江北嘴云锦阁32套房产产权为抵押物，委托汤某向多家银行和金融机构贷款。
经过多次商谈，汤某提出，因为戎御、融寅两家公司没有实际开展经营活动，在借款过程中不能通过银行审核，融资业务方式为借壳贷款。也就是说，戎御、融寅两家公司委托汤某融资，由两家公司提供房产做抵押担保，由汤某提供空壳公司作为借款主体，向出资方借款，戎御、融寅两家公司才是真实用款人，并且提供银行账户作为受托支付账户。贷款发放后，将受托支付至两家公司提供的银行账户上，汤某则从中收取融资服务费用。
没想到的是，汤某随后却暗中悄悄更换了借款公司，展开了一番令人眼花缭乱的操作。
他先以其实际控制的公司——重庆新汇融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向中国进出口银行重庆分行申请贷款，获得了人民币贷款3.998亿元；
同时，他又以其实际控制的多家企业以及冒用他人个人名义，向农业银行沙坪坝支行、微电子园支行申请贷款，并获得了人民币贷款5650万元。
此后，汤某又以其实际控制及受其指使的多家企业以及一些个人的名义，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重庆分行申请贷款，并获得了人民币贷款1.1968亿元。
最后，汤某又以三家公司借款的名义，向重庆两江新区信联产融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进行融资，最终获得了贷款1.2亿元。
汤某以重庆戎御实业有限公司、重庆融寅实业有限公司两家公司价值10亿多元的房产作为抵押物，向上述多家银行和金融机构贷款融资，总共获得的贷款高达7亿多元。然而，本意是提供抵押物用于融资的重庆戎御实业有限公司、重庆融寅实业有限公司两家公司，最终却没有得到一分钱贷款。
7亿多元巨资都到哪里去了呢？
汤某涉嫌合同诈骗案被抓
从江北区公安分局经侦支队和重庆银监局此后先后对此案展开的一系列调查，可以发现7亿多元巨资去向的一些端倪。
2018年5月，戎御、融寅两家公司向江北区公安分局经侦支队报案。江北区公安分局于2019年9月29日出具了渝公江北（刑）立字【2019】256号立案决定书，就两家公司被诈骗案立案侦查。
经调查，公安机关发现，汤某以两家公司房产为抵押物，向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共计贷款7亿多元，在为两家公司陆续办理抵押贷款的过程中，汤某私自更换借款公司，将抵押贷款获得的资金转入自己实际控制的公司账户中，用于归还自己的借款和其他用途，该案的实际性质为汤某涉嫌合同诈骗案。
公安机关还证实了一个事实，戎御、融寅两家公司在提供了大量房产作为抵押物后，未获得任何贷款。
此后，汤某因涉嫌合同诈骗罪，被涪陵区公安局逮捕并移送起诉。2021年1月8日，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对汤轩作出【渝检三分院刑诉(2021)Z1号】起诉书，并于2021年2月24日在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检察机关起诉汤某及其实际控制的多个公司开展了12起诈骗案。
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起诉书中称，汤某1975年9月出生于重庆市沙坪坝区，系重庆市个人信用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等公司实际控制人，因犯票据诈骗罪，2002年1月19日被沙坪坝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七年，2005年10月1日刑满释放。因涉嫌合同诈骗罪，2017年6月13日被重庆市涪陵区公安局刑事拘留，2018年1月11日经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检察院批准，因涉嫌合同诈骗罪、诈骗罪、集资诈骗罪，被重庆市涪陵区公安局逮捕。
起诉书中审查查明：2011年，汤某收购了重庆市个人信用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经营范围包括贷款担保、贸易融资担保、信用证担保等融资性担保业务。2014年4月14日，公司更名为重庆市个人信用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2015年起，汤某个信担保公司及其实际控制的重庆新汇瀚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公司、重庆西南产权交易有限公司等多家公司名义与他人签订经济合同，采用隐瞒款项实际发放、更换受托支付合同等方式欺骗他人，并故意不履行合同约定，将本应发放给实际借款人的12笔借款，用于偿还其他债务，非法占有他人财物共计1.7亿余元。
而在检察机关起诉汤某的这12起诈骗案中，还没有包括戎御、融寅两家公司的案件。
重庆银监局确认多家银行违规
2017年3月24日，重庆银监局对戎御、融寅两家公司提出的投诉做出了信访答复意见书（渝银监信复[2016]143号）称，经核查发现，重庆戎御实业有限公司、重庆融寅实业有限公司两家公司提供房产抵押的贷款共计57598万元。其中，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贷款16户，11968万元；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沙坪坝支行、微电园支行贷款4户，5650万元；中国进出口银行重庆分行贷款32户，39980万元。
重庆银监局还核查发现，浦发行、农行部分贷款资金被挪用于偿还本行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垫款或支付利息，被偿还的贷款和银行承兑汇票均由重庆市个人信用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担保；进出口行部分贷款资金经过用款人受托支付后，存在集中流向部分企业和个人账户的情形；部分借款人及相关方存在提供不真实的贷款资料问题。
为此，重庆银监局认定，浦发行和农行在贷款管理过程中，存在贷款审查不严，贷款用途监控不力等违规行为，导致贷款资金被挪用，将依据监管法规对两家行进行严肃问责。同时，进出口行在贷款品种设计和贷款业务操作流程方面存在缺陷，导致对用款企业审查管理不到位，将督促其及时整改。
就目前掌握的情况看，尚未发现相关银行工作人员与借款人及相关方恶意串通行为和违法犯罪线索。对此，重庆银监局将督促浦发行、农行和进出口行继续彻查相关贷款，一旦发现违法犯罪线索，及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2020年6月1日，中国银保监会重庆监管局又对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沙坪坝支行做出了行政处罚决定书（渝银保监罚决字〔2020〕31号、渝银保监罚决字〔2020〕35号），认为该行与重庆市个人信用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的担保合作业务存在违法违规行为，严重不尽职、管理不到位，借风险化解之名，违反内外部规定发放贷款。
处罚决定认为，该行贷款三查严重不合规，信贷调查流于形式，贷、审未严格分离，贷后管理不到位；同时，还违规办理银行承兑汇票业务；违规以贷收贷，贷款资金在农业银行体系内封闭运行，最终全部用于偿还其他借款人在农业银行的逾期贷款、垫款或支付利息，涉及资金4650万元。此外，还有违规增加借款人成本。
为此，中国银保监会重庆监管局对该行罚款人民币35万元，对负有领导责任的该行负责人刘某，取消5年高管任职资格。
抵押房产难以全部收回
案件已经被认定为合同诈骗，犯罪嫌疑人也已经抓获了，多家银行存在违规事实也得到了证实。可是，戎御、融寅两家公司被抵押的房产却难以全部收回了。
重庆戎御实业有限公司委托人熊伟介绍说，汤某利用戎御、融寅两家公司的房产进行抵押贷款，因为无法偿还贷款，此后被多家银行起诉，被抵押的房产也被法院查封，变成了“不良资产”，被银行方面要求进行处置，并且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为了避免扩大受害企业的损失，江北区公安分局经侦支队此后也向多个法院做出了《情况说明》，称该案的实际性质为汤某涉嫌合同诈骗案，并且已由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根据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两高一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等对于处理民刑交叉案件的有关规定，市高级人民法院拟通知相关中基层法院暂时中止对汤某系列合同诈骗案相关民事、执行案件的审理和执行，商情法院暂停对涉及戎御、融寅两家公司名下位于重庆江北嘴国金中心3幢及云锦阁的房产处置。
随后，正在执行涉及到浦发银行的担保贷款案件的渝北区法院，做出了中止执行的裁定；正在执行重庆两江新区信联产融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担保借款案件的江北区法院，做出了暂停执行的决定；正在审理中国进出口银行重庆分行担保贷款案件的北京西城区法院，取消了开庭。
不过在此之前，涉及到浦发银行的21套房产已于2020年8月24日至9月3日期间，先后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了拍卖，其中11套已被拍卖；涉及到农业银行的7套位于重庆市江北区庆云路的房屋，也已经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被拍卖。
“这起诈骗案对公司造成了巨大损失，不仅公司从来没有收到过一分钱贷款，被抵押的房产也在处置过程中严重贬值。”熊伟告诉记者，此前法院指定评估机构对戎御、融寅两家公司位于重庆市江北区庆云路10号（重庆国金中心T3）的房产评估价格为每平方米21490元，总价超过2500万元。但是，被农业银行沙坪坝支行处置为“不良资产”后，按照2020年6月11日农行重庆市分行与重庆渝康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编号为CQPZ202003的《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协议》，抵押戎御、融寅两家公司的房产价值为1790万元，房产价值贬值近800万元。
“明明中国银保监会重庆监管局已经认定这家银行在担保合作业务中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对银行和高管都进行了处罚。可是，他们却仍然在要求法院处置我们的房产。”熊伟说，“我们已经向有关部门提出了投诉，并且向检察机关提出了监督申请。”
律师说法：受害企业可申请执行回转
重庆坤源恒泰律师事务所合作人韩克刚律师对本案进行法律分析后认为，两家公司可通过再审程序主张抵押合同无效，撤销原生效法律文书，通过执行回转程序向银行债权人追偿涉案房产拍卖所得价款和孳息，同时可以通过否定各银行债权人的抵押权，要求各银行债权人配合涂销抵押权登记。
根据案情，作为实际的融资借款主体，戎御、融寅两家公司提供的抵押担保的效果意思实为为自己融资提供担保，而非为汤某及其实际控制的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因该意思表示不真实，可以此主张抵押合同无效。同时，根据《民法典》第149条之规定，因受第三人欺诈，戎御、融寅两家公司也可主张撤销抵押合同。
基于以上分析并结合案情，戎御、融寅两家公司对涉案房产拥有合法的处分权，且涉案房产已经完成了抵押登记，因此只能通过举证证明抵押合同无效，以求达抵押权并未有效设立，各银行债权人对自己的涉案房产并不享有抵押权，进而主张执行回转和抵押权涂销登记。
此外，如果有证据足可认定银行相关人员在案涉贷款合同签订和履行过程中存在明显过错，并导致汤某公司“骗取银行贷款”的非法目的得以实现，那么汤某公司和银行签订的《借款合同》应当被认定为无效合同，银行也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韩律师同时指出，善意竞拍房产者权利也依法受到保护。根据《民法典》第229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物权编的解释（一）》第七条之规定，通过合法竞拍方式取得涉案房产的第三人系因法律规定取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戎御、融寅两家公司即使通过再审程序撤销了原执行依据，在执行回转程序中也只能向原申请执行人（即各银行债权人）主张返还房屋拍卖所得价款和孳息，而不能向第三人主张返还涉案房屋。（记者 刘斌）
#如何终止已发生的家暴#【杀人的语言：每三天就有一位女性死在伴侣手里，他们却拒绝称其为“杀害女性”】
四年来，法国媒体人苏菲·古里昂试图发起一场语言战争。
这位来自巴黎的“战士”持续追踪互联网上女性遭受家庭暴力的新闻，她发现大部分标题在尽力模糊焦点：“汤太热，他杀了他妻子”，“一场由变质干酪引发的家暴”，“激情之路”。
古里昂在社交平台Tumblr上将所有这类新闻标上“杀人的语言”标签。目的是让公众注意到，媒体正在抹去这些家庭谋杀案的真实动机——她们因为是女性而被杀害。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说法，“杀害女性”指通常由男性犯下的案件，由伴侣或前伴侣实施，并涉及持续的虐待和威胁。据法新社统计，法国每年有120-150起“杀害女性”案件，这意味着每三天就有一位女性死在伴侣的手中，这一数字高于大多数欧盟国家。但在2017年之前，很难在法国媒体上发现“杀害女性（féminicide）”这一专有名词的痕迹。
“家庭暴力可以被简单地归类于‘殴打’、‘凶杀’、‘抛尸’一类刺激的社会新闻吗？不，这是严重的社会问题，法国家庭内部谋杀中，有80%的死者是女性。” 古里昂说，“这不是激情犯罪，这是‘占有欲’杀人。语言的使用将决定人们的态度。”
事实上，“杀害女性”在法语同根的其他语言中已经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在意大利、西班牙、拉丁美洲，“杀害女性”是日常词汇。
1992年，南非社会学家戴安娜·罗素的著作《杀害女性：一种政治解读》成为研究这一社会问题的先驱读本。在她的启发下，从1993年起，墨西哥人类学家马塞拉·拉加德将墨西哥北部华雷斯城的众多妇女失踪事件命名为“杀害女性（femicidio）”案件。
“杀害女性”一词的使用激发了许多拉美女权主义者的斗志，他们组织活动抗议杀害女性的现象，并督促国家进行司法改革，如今“杀害女性”在一些拉美国家已被定为一种刑事犯罪。
但在法语中，直到2015版的《小罗贝尔词典》，“杀害女性”才正式被接纳。这本国民词典因其对于新词汇的创新而闻名，编辑团队每年都要从当年的媒体报道中选择新的词汇进入下一版字典。2014年，“生态责任”、“女同性恋恐惧症”、“纯素食主义”经过评委会投票后都被纳入词典，但此前从未有人说起过“杀害女性”。
在编写2015年版词典时，总编玛丽·海伦·德利沃注意到，在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这个词语已经出现在法律中，她决定跳过表决流程，直接将“杀害女性”写进词典。《小罗贝尔词典》对“杀害女性”的定义是：“阳性名词，基于性别而专门对女性或女孩实施的谋杀。”
德利沃说：“我接受过法国第一位女词典编撰人约赛特·雷-杜波夫的指导。她是一位用女权主义促进法语变革的语言学家，她不惧怕改变和批评，她认为词典应该是开放而具有人性的。而女权主义就是一种人道主义。”
对于法国社会大众来说，“杀害女性”这种说法很长一段时间来，都没有被接受。
2008年，检察官帕特里克·波雷特在一项谋杀女性调查中第一次正式使用了“杀害女性”。
从那以后，尽管女权主义组织以及一些社会运动家们积极使用这一词汇，它在大众媒体上依然很少出现。
直到2016年，“杀害女性”才第一次出现在法国的政治领域，时任女性权益国务秘书劳伦斯·罗西尼奥在这年底的一次政府部门会议上使用了这个词。“我当时有些迟疑，”她说，“因为它让我联想到伊拉克的雅兹迪妇女遭遇的屠杀。但其实不就是这样吗？一件件个人犯罪堆积起来，就是一场社会的大型杀戮。”
又过了一年，2017年底，这个词开始广泛地出现在公众讨论中，起因是一起杀妻案。
2017年10月，在法国东部的一片树林中，有人发现了29岁的亚历克西娅·达瓦尔被烧焦的尸体。她的丈夫乔纳森·达瓦尔在参加哀悼会、扮演了几个月痛失妻子的悲情丈夫之后，最终于2018年1月承认家暴并谋杀了他的妻子。
但是，媒体在报道这起案件时，却拒绝使用“杀害女性”这样的字眼。
索菲·古里昂在她的Tumblr“杀人的语言”中分析了媒体的处理方式：起初案情不甚明了，媒体在提到这位“慢跑中遇害的女性”时不断称赞她的好性格；但当越来越多的线索指向她的丈夫时，她成为了一个“具有压倒性性格并带有暴力色彩”的女人，许多新闻标题都直接采用了嫌疑人律师的话，却没有具体的解释加以证明。
这让许多女权人士不满，女权主义记者组织“让我们占据头版”开始利用媒体力量对此类报道提出异议。她们认为，记者不应该陷入流量的陷阱，充满煽动性但偏离痛点的标题、描述案件时暧昧的措辞，营造了一种有罪不罚的氛围。
为此“让我们占据头版”向记者们推荐了一些写作辅助程序，通过自查用词和表述，改善媒体报道家庭暴力的方式。
大型媒体机构也行动起来。2017年开始，《解放报》将“杀害妇女”列为专栏，对最新发生的案件进行深入报道。2019年《世界报》成立了专门的调查小组，为犯罪者及受害者重建一份具有警示意义的档案。
负责男女平等的国务秘书玛莱娜·希亚帕也参与其中，2018年1月她在接受BFM-TV采访时说：“人们不能对这样的表述方式视而不见。十多年前‘杀害女性’就已经出现在魁北克的法语中。公开使用这个词，我们才能在这个问题上走出第一步。”
通过希亚帕在政府中的呼吁，这一问题被纳入政治议程。2019年9月3日至11月25日，法国政府举行了一系列反对家庭暴力的圆桌会议，总理菲利普在9月3日的讲话中明确使用了“杀害女性”一词。
科兹是司法界少有使用这个词的人。她尝试说服更多同僚，但并非所有人都赞成将这一术语包含在刑法内。
律师克拉里斯·塞雷认为：“如果说因为受害者是女性，‘杀害女性’就成为一种特殊的犯罪，这会让法律的普遍性遭到质疑。”
还有一些媒体对使用“杀害女性”一词表示质疑。《基督教家庭》周刊发表过一篇批判使用“杀害女性”的文章，“这个荒谬的字眼表明了在最残酷的女权主义者中盛行的对男性的仇恨。那么在谈到谋杀案件时为什么不用‘杀害黑人’或‘杀害白人’呢？”《玛丽安》周刊的记者娜塔莎·波洛妮则说，“生搬硬凑一个新词作为口号毫无意义，这是在消除现实的复杂性。”
当然，也有一股力量支持将“杀害女性”写入法律。女律师凯瑟琳·勒·玛格莱斯认为：“必须在刑法中列入‘杀害女性’罪名。因为法律还具有象征性和教育意义。但是法学家始终是最谨慎的，他们不承认我们处于父权社会，法律仍然在维持这种暴力。”
国务秘书希亚帕也希望“杀害女性”能出现在法律中，但她认为不一定创造新的罪名，而是要使“伴侣谋杀案”被大众正视，并在审判时有法所依。
作为家庭暴力问题的专家，法律史学家维多利亚·瓦诺看待这个词汇时的态度更为中立：“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这个词精准地点明事实，这是好的方面。但另一方面，恐怕它将使社会两极分化——女权主义者在一侧，而深觉自己男性气概受损的人在另一侧。风险在于，掌权者通常属于后者，因此在家暴问题上这可能促使他们采取倒退的政策。”
即便如此，在法国司法界，这个词的使用仍然遇到了强大的阻力。
2019年9月26日，在法国第95省法院大楼主审判室，法院院长格温诺拉·乔利-科兹欢迎24位新法官。现场有200位听众，包括法律专业人士、政治人物、警官、社会团体成员。
一番程式化的介绍后，科兹开始讲道：“2019年本地区已发生4起杀害女性案件。‘杀害女性’是我们对男性杀害自己妻子或伴侣的犯罪行为的命名，他们出于占据、支配、妒忌和控制等想法而选择了杀戮。在司法领域中使用这个词语更加明确了家庭中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的连续性。”
这是科兹法官第一次发表这样的演讲，但她收到了截然不同的两种反馈。一些男法官告诉她，“您太夸张了，不必如此过头”，其他人则向她说，“杀害女性”对他们来说是个陌生的词，但是通过这次演讲，他们更好地理解了这个社会问题。
不过，在司法讨论之外，“杀害女性”一词已经开始发挥巨大的作用。
在巴黎的塞纳-圣丹尼，可以很容易从远处就看到蓝色的屋顶，红色、绿色和黄色墙壁的“女性之家”，这是一家位于德拉方丹医院的女性救助机构。塞纳-圣但尼是家庭暴力最严重的地区，“女性之家”的医生、心理学家、婚姻顾问和律师们，长期以来为遭受不幸的女性尽可能提供帮助。
33岁的助产士玛蒂尔德·德雷斯派恩，在一间装饰着阿兰达蒂·罗伊、玛丽·居里和可可·香奈儿肖像的大房间里工作。去年10月的一个下午，她在这里向《世界报》介绍了她在“女性之家”的故事。
在她去年接待过的求助者中，有一位三十多岁的女性让她印象深刻。这位女士大学毕业，有体面的工作和稳定的收入。去年5月，在充满嫉妒和侮辱的气氛中，她的丈夫打了她，导致她胃内出血。她被送到重症监护室，住院两个星期，而她的丈夫被预防性拘留。
第一次咨询中，这位女士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丈夫从监狱里出来。“她不想让三个孩子没有父亲，并且认为伤害她并不是丈夫的本意。” 玛蒂尔德回忆，“我意识到，这是种精神控制，于是立即跟她解释，她丈夫所做的是一次‘杀害妇女’的犯罪。这是我第一次使用这个词，我需要帮助她意识到她的丈夫有多危险。”
后来，她慢慢意识到了丈夫对她造成伤害的事实。三个月后，她告诉玛蒂尔德，她已经告诉了周围的亲朋好友，“如果最终她丈夫被判入狱，那是因为他确确实实对她实施了家庭暴力”。
玛蒂尔德发现，自从“杀害女性”越发频繁地出现在媒体上后，她用起来更容易了。她说：“女性应该明白，‘杀害女性’不仅仅是因为伴侣关系出现问题，我们遭受暴力是因为我们生活在性别不平等的社会中。使用这个词汇，直面这个问题，这让女性减少‘负罪’的想法，不再忍气吞声，而是采取行动。”
而对于受害者家属来说，使用“杀害女性”一词的意义十分重大。
2017年吉兰案的受害者妹妹桑德琳说：“我们必须停止为这些家庭暴力事件找借口。当我的姐姐被杀，在女儿面前被烧死时，‘我太爱她了所以我杀了她’，这样的解读让我恶心。当你爱的时候，你不会杀人。”
吉兰的名字同其他家暴案件的死者名字一起，出现在了去年11月法国15万人参与的反对“杀害女性”游行中。
当人们举着她们的照片，“杀害女性”的字样随着标牌和墙上的涂鸦出现在大街小巷时，它提醒人们家庭暴力的广泛存在，就像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女权运动的创始人之一西蒙·波伏娃所说：“命名就是为了揭露，而揭露就是在行动。”
四年来，法国媒体人苏菲·古里昂试图发起一场语言战争。
这位来自巴黎的“战士”持续追踪互联网上女性遭受家庭暴力的新闻，她发现大部分标题在尽力模糊焦点：“汤太热，他杀了他妻子”，“一场由变质干酪引发的家暴”，“激情之路”。
古里昂在社交平台Tumblr上将所有这类新闻标上“杀人的语言”标签。目的是让公众注意到，媒体正在抹去这些家庭谋杀案的真实动机——她们因为是女性而被杀害。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说法，“杀害女性”指通常由男性犯下的案件，由伴侣或前伴侣实施，并涉及持续的虐待和威胁。据法新社统计，法国每年有120-150起“杀害女性”案件，这意味着每三天就有一位女性死在伴侣的手中，这一数字高于大多数欧盟国家。但在2017年之前，很难在法国媒体上发现“杀害女性（féminicide）”这一专有名词的痕迹。
“家庭暴力可以被简单地归类于‘殴打’、‘凶杀’、‘抛尸’一类刺激的社会新闻吗？不，这是严重的社会问题，法国家庭内部谋杀中，有80%的死者是女性。” 古里昂说，“这不是激情犯罪，这是‘占有欲’杀人。语言的使用将决定人们的态度。”
事实上，“杀害女性”在法语同根的其他语言中已经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在意大利、西班牙、拉丁美洲，“杀害女性”是日常词汇。
1992年，南非社会学家戴安娜·罗素的著作《杀害女性：一种政治解读》成为研究这一社会问题的先驱读本。在她的启发下，从1993年起，墨西哥人类学家马塞拉·拉加德将墨西哥北部华雷斯城的众多妇女失踪事件命名为“杀害女性（femicidio）”案件。
“杀害女性”一词的使用激发了许多拉美女权主义者的斗志，他们组织活动抗议杀害女性的现象，并督促国家进行司法改革，如今“杀害女性”在一些拉美国家已被定为一种刑事犯罪。
但在法语中，直到2015版的《小罗贝尔词典》，“杀害女性”才正式被接纳。这本国民词典因其对于新词汇的创新而闻名，编辑团队每年都要从当年的媒体报道中选择新的词汇进入下一版字典。2014年，“生态责任”、“女同性恋恐惧症”、“纯素食主义”经过评委会投票后都被纳入词典，但此前从未有人说起过“杀害女性”。
在编写2015年版词典时，总编玛丽·海伦·德利沃注意到，在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这个词语已经出现在法律中，她决定跳过表决流程，直接将“杀害女性”写进词典。《小罗贝尔词典》对“杀害女性”的定义是：“阳性名词，基于性别而专门对女性或女孩实施的谋杀。”
德利沃说：“我接受过法国第一位女词典编撰人约赛特·雷-杜波夫的指导。她是一位用女权主义促进法语变革的语言学家，她不惧怕改变和批评，她认为词典应该是开放而具有人性的。而女权主义就是一种人道主义。”
对于法国社会大众来说，“杀害女性”这种说法很长一段时间来，都没有被接受。
2008年，检察官帕特里克·波雷特在一项谋杀女性调查中第一次正式使用了“杀害女性”。
从那以后，尽管女权主义组织以及一些社会运动家们积极使用这一词汇，它在大众媒体上依然很少出现。
直到2016年，“杀害女性”才第一次出现在法国的政治领域，时任女性权益国务秘书劳伦斯·罗西尼奥在这年底的一次政府部门会议上使用了这个词。“我当时有些迟疑，”她说，“因为它让我联想到伊拉克的雅兹迪妇女遭遇的屠杀。但其实不就是这样吗？一件件个人犯罪堆积起来，就是一场社会的大型杀戮。”
又过了一年，2017年底，这个词开始广泛地出现在公众讨论中，起因是一起杀妻案。
2017年10月，在法国东部的一片树林中，有人发现了29岁的亚历克西娅·达瓦尔被烧焦的尸体。她的丈夫乔纳森·达瓦尔在参加哀悼会、扮演了几个月痛失妻子的悲情丈夫之后，最终于2018年1月承认家暴并谋杀了他的妻子。
但是，媒体在报道这起案件时，却拒绝使用“杀害女性”这样的字眼。
索菲·古里昂在她的Tumblr“杀人的语言”中分析了媒体的处理方式：起初案情不甚明了，媒体在提到这位“慢跑中遇害的女性”时不断称赞她的好性格；但当越来越多的线索指向她的丈夫时，她成为了一个“具有压倒性性格并带有暴力色彩”的女人，许多新闻标题都直接采用了嫌疑人律师的话，却没有具体的解释加以证明。
这让许多女权人士不满，女权主义记者组织“让我们占据头版”开始利用媒体力量对此类报道提出异议。她们认为，记者不应该陷入流量的陷阱，充满煽动性但偏离痛点的标题、描述案件时暧昧的措辞，营造了一种有罪不罚的氛围。
为此“让我们占据头版”向记者们推荐了一些写作辅助程序，通过自查用词和表述，改善媒体报道家庭暴力的方式。
大型媒体机构也行动起来。2017年开始，《解放报》将“杀害妇女”列为专栏，对最新发生的案件进行深入报道。2019年《世界报》成立了专门的调查小组，为犯罪者及受害者重建一份具有警示意义的档案。
负责男女平等的国务秘书玛莱娜·希亚帕也参与其中，2018年1月她在接受BFM-TV采访时说：“人们不能对这样的表述方式视而不见。十多年前‘杀害女性’就已经出现在魁北克的法语中。公开使用这个词，我们才能在这个问题上走出第一步。”
通过希亚帕在政府中的呼吁，这一问题被纳入政治议程。2019年9月3日至11月25日，法国政府举行了一系列反对家庭暴力的圆桌会议，总理菲利普在9月3日的讲话中明确使用了“杀害女性”一词。
科兹是司法界少有使用这个词的人。她尝试说服更多同僚，但并非所有人都赞成将这一术语包含在刑法内。
律师克拉里斯·塞雷认为：“如果说因为受害者是女性，‘杀害女性’就成为一种特殊的犯罪，这会让法律的普遍性遭到质疑。”
还有一些媒体对使用“杀害女性”一词表示质疑。《基督教家庭》周刊发表过一篇批判使用“杀害女性”的文章，“这个荒谬的字眼表明了在最残酷的女权主义者中盛行的对男性的仇恨。那么在谈到谋杀案件时为什么不用‘杀害黑人’或‘杀害白人’呢？”《玛丽安》周刊的记者娜塔莎·波洛妮则说，“生搬硬凑一个新词作为口号毫无意义，这是在消除现实的复杂性。”
当然，也有一股力量支持将“杀害女性”写入法律。女律师凯瑟琳·勒·玛格莱斯认为：“必须在刑法中列入‘杀害女性’罪名。因为法律还具有象征性和教育意义。但是法学家始终是最谨慎的，他们不承认我们处于父权社会，法律仍然在维持这种暴力。”
国务秘书希亚帕也希望“杀害女性”能出现在法律中，但她认为不一定创造新的罪名，而是要使“伴侣谋杀案”被大众正视，并在审判时有法所依。
作为家庭暴力问题的专家，法律史学家维多利亚·瓦诺看待这个词汇时的态度更为中立：“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这个词精准地点明事实，这是好的方面。但另一方面，恐怕它将使社会两极分化——女权主义者在一侧，而深觉自己男性气概受损的人在另一侧。风险在于，掌权者通常属于后者，因此在家暴问题上这可能促使他们采取倒退的政策。”
即便如此，在法国司法界，这个词的使用仍然遇到了强大的阻力。
2019年9月26日，在法国第95省法院大楼主审判室，法院院长格温诺拉·乔利-科兹欢迎24位新法官。现场有200位听众，包括法律专业人士、政治人物、警官、社会团体成员。
一番程式化的介绍后，科兹开始讲道：“2019年本地区已发生4起杀害女性案件。‘杀害女性’是我们对男性杀害自己妻子或伴侣的犯罪行为的命名，他们出于占据、支配、妒忌和控制等想法而选择了杀戮。在司法领域中使用这个词语更加明确了家庭中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的连续性。”
这是科兹法官第一次发表这样的演讲，但她收到了截然不同的两种反馈。一些男法官告诉她，“您太夸张了，不必如此过头”，其他人则向她说，“杀害女性”对他们来说是个陌生的词，但是通过这次演讲，他们更好地理解了这个社会问题。
不过，在司法讨论之外，“杀害女性”一词已经开始发挥巨大的作用。
在巴黎的塞纳-圣丹尼，可以很容易从远处就看到蓝色的屋顶，红色、绿色和黄色墙壁的“女性之家”，这是一家位于德拉方丹医院的女性救助机构。塞纳-圣但尼是家庭暴力最严重的地区，“女性之家”的医生、心理学家、婚姻顾问和律师们，长期以来为遭受不幸的女性尽可能提供帮助。
33岁的助产士玛蒂尔德·德雷斯派恩，在一间装饰着阿兰达蒂·罗伊、玛丽·居里和可可·香奈儿肖像的大房间里工作。去年10月的一个下午，她在这里向《世界报》介绍了她在“女性之家”的故事。
在她去年接待过的求助者中，有一位三十多岁的女性让她印象深刻。这位女士大学毕业，有体面的工作和稳定的收入。去年5月，在充满嫉妒和侮辱的气氛中，她的丈夫打了她，导致她胃内出血。她被送到重症监护室，住院两个星期，而她的丈夫被预防性拘留。
第一次咨询中，这位女士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丈夫从监狱里出来。“她不想让三个孩子没有父亲，并且认为伤害她并不是丈夫的本意。” 玛蒂尔德回忆，“我意识到，这是种精神控制，于是立即跟她解释，她丈夫所做的是一次‘杀害妇女’的犯罪。这是我第一次使用这个词，我需要帮助她意识到她的丈夫有多危险。”
后来，她慢慢意识到了丈夫对她造成伤害的事实。三个月后，她告诉玛蒂尔德，她已经告诉了周围的亲朋好友，“如果最终她丈夫被判入狱，那是因为他确确实实对她实施了家庭暴力”。
玛蒂尔德发现，自从“杀害女性”越发频繁地出现在媒体上后，她用起来更容易了。她说：“女性应该明白，‘杀害女性’不仅仅是因为伴侣关系出现问题，我们遭受暴力是因为我们生活在性别不平等的社会中。使用这个词汇，直面这个问题，这让女性减少‘负罪’的想法，不再忍气吞声，而是采取行动。”
而对于受害者家属来说，使用“杀害女性”一词的意义十分重大。
2017年吉兰案的受害者妹妹桑德琳说：“我们必须停止为这些家庭暴力事件找借口。当我的姐姐被杀，在女儿面前被烧死时，‘我太爱她了所以我杀了她’，这样的解读让我恶心。当你爱的时候，你不会杀人。”
吉兰的名字同其他家暴案件的死者名字一起，出现在了去年11月法国15万人参与的反对“杀害女性”游行中。
当人们举着她们的照片，“杀害女性”的字样随着标牌和墙上的涂鸦出现在大街小巷时，它提醒人们家庭暴力的广泛存在，就像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女权运动的创始人之一西蒙·波伏娃所说：“命名就是为了揭露，而揭露就是在行动。”
【诸暨一小学校长、总务主任被省纪委通报】中秋、国庆将至，为进一步严明纪律，强化各级党员干部廉洁自律意识，营造风清气正节日氛围，现将近期查处的11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通报如下：
01 杭州市司法局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处原处长施建良违规收受礼品礼金、违规接受管理服务对象宴请问题。
2015年至2019年，施建良在担任公证管理处（司法鉴定管理处）处长期间，多次收受6家司法鉴定机构相关负责人所送的礼品、礼金、消费卡，共计价值人民币（下同）51000元；多次接受管理服务对象的宴请，收受土特产；将本人多次在滨江区某饭店消费的应当由个人支付的费用2770元，由下属单位支付、报销。施建良还存在其他违纪违法问题。2020年5月，施建良受到留党察看两年和政务撤职处分，降为四级调研员，违纪所得予以收缴。
02 宁波市镇海区住房和建设交通局四级调研员梁景武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问题。
2013年1月至2019年8月，梁景武作为分管区人防工作的负责人，未建立“下洞”考勤制度，未审核相关人员实际“下洞”天数，违规同意每月向多名人防工作人员普发“下洞”保健补贴，共计175720元。2014年12月至2018年1月，梁景武三次违规在非中标单位采购超出中标价、且不符合人民防空战备值班执勤和作战训练着装规定的服装，下发给人防工作人员，金额共计50030元，超出中标价标准36646元。2020年6月，梁景武受到党内警告处分，违纪所得予以收缴。
03 苍南县金乡镇石砰片区党委副书记陈传准超标准使用办公用房问题。
2020年2月，陈传准和同办公室同事负责保管和发放防疫物资，其办公室临时作为物资储藏室使用。陈传准个人觉得办公室人员集聚太多，不利于防疫物资保管和疫情防控工作，擅自决定将一间18㎡的超出其使用标准的房间作为其办公用房，且与其宿舍相邻并有一道门互通。恢复正常办公后未搬回原办公室。2020年4月，陈传准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04 安吉县道路运输管理局孝丰稽查中队队长朱云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问题。
2014年至2019年，朱云本人或指派单位后勤人员蒲某某，每年从孝丰镇北街社区领取办公场所补助款20000元，共计120000元。朱云未向县道路运输管理局报告，擅自将其中60000元作为补贴发放给单位工作人员，其个人实得12000元，余款用于单位购买茶叶、日常维修等开支。2020年8月，朱云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违纪所得予以收缴。
05 海宁市硖石街道党委委员、办事处副主任丁国锋私车公养问题。
2018年12月至2019年9月，丁国锋向其分管的街道下属单位海宁市某公司借用轿车一辆作为安监站执法检查公务用车，在保管该车加油卡过程中，丁国锋先后33次为其个人车辆加油，涉及金额共计12165.23元。此前，2019年9月丁国锋因违规驾驶公车等其他违纪行为被诫勉谈话。2020年7月，丁国锋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和记大过处分，借用车辆予以归还，汽油款全额退赔。
06 诸暨市大唐街道文昌小学校长许浦、总务主任张光永套取公款违规公务接待、违规收受礼品礼卡等问题。
2017年至2019年，许浦在担任大唐镇中心小学、大唐街道文昌小学校长，张光永在担任大唐镇中心小学、大唐街道文昌小学总务主任期间，多次以虚开办公用品发票、虚构有关服务购买项目的方式，从学校套取公款共计35000余元，用于违规公务宴请、送礼等开销，其中许浦负责经手17000余元，张光永负责经手17000余元。2018年至2020年，许浦多次违规收受多名管理服务对象所送的购物卡5000元、中华香烟4条及红酒、土特产等礼品。张光永还存在其他违纪问题。2020年7月，许浦、张光永分别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违纪所得予以收缴。
07 磐安县新渥街道残联理事长陶红卫等公款旅游、违规吃喝问题。
2017年3月，陶红卫在担任新渥镇民政助理员、残联理事长、西湖村驻村干部期间，会同西湖村党支部书记陈中秋、原村委会主任陈峰等村两委干部9人，利用公务考察之机，公款购买旅游年卡到舞龙峡景区游玩并安排用餐，相关费用1250元以误工补贴名义在村财务中列支。2016年至2019年期间，陶红卫、陈中秋、陈峰等人多次组织或参与村干部聚餐，相关费用共计3510元，部分以误工补贴名义在村财务中列支，部分直接在村级工程项目招投标收取的报名费中开支。此前，2017年12月陈峰因赌博受到党内警告处分。2020年6月，陶红卫、陈中秋分别受到党内警告处分，陈峰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08 衢州市衢江区莲花镇动物疫病诊疗服务站站长、莲花镇华垅村党支部书记舒汉汉违规操办喜宴问题。
2019年12月，舒汉汉未按规定履行事先向组织报告程序，为儿子操办结婚喜宴，规模明显超过当地群众操办类似事宜的消费水平，并收受3名管理服务对象礼金共计4008元，造成不良社会影响。2020年6月，舒汉汉受到党内警告处分，违纪所得予以退回。
09 舟山市定海区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周利军套取资金公款旅游问题。
2019年5月，周利军带队定海区统计局一行9人赴江西省疗休养，相关食宿费用等疗休养经费超支9876元。周利军指使下属相关人员虚造疗休养协议、虚开发票，套取单位资金9876元，用于补齐应由个人支付的赴江西疗休养的超支金额。2020年5月，周利军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应由个人承担的相关费用予以退缴。
10 台州市卫健委原党委书记、主任应正南，台州市立医院原党委书记王海宝等违规参加和组织公款宴请并饮用高档酒问题。
2020年5月，时任台州市卫健委党委书记、主任应正南，党委委员、副主任林伟胜应台州市立医院邀请，与该院党委书记王海宝，党委副书记、院长王金富，院办主任王健等人，赴上海市某医院对接深化合作事宜。当晚，王海宝、王金富等人邀请应正南、林伟胜及上海方有关人员参加市立医院组织的公款宴请，消费大量茅台酒，餐费及酒水费用共计42424元，造成恶劣影响。此外，2018年以来，经王海宝同意，市立医院接受有关药企赞助费，挂账在台州市某酒店，违规设立“小金库”，共计52905元。2020年7月，应正南、林伟胜均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及免职处理；王海宝受到撤销党内职务和记过处分，降低岗位等级；王金富、王健分别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11 龙泉市安仁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周建伟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违规使用公车问题。
2017年至2019年，安仁镇党政领导班子会议决定给有关基层站所发放工作经费。经周建伟审批后，镇财政所以编外人员“年终考核奖、春节奖金、夜间巡逻和G20峰会补贴”等名义予以发放，共计126000元。周建伟对此负主要领导责任。2019年6月至8月，周建伟还存在使用公车接送其上下班问题。2020年6月，周建伟受到党内警告处分，违规发放的津补贴予以退缴，违规使用公车费用予以收缴。
上述11起问题，有的置纪律红线于不顾，高压态势下仍然违规公款吃喝并饮用高档酒，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有的随意接受管理服务对象宴请、收受礼品礼金；有的公私不分，公车私用、私车公养、公款旅游；有的陈规陋俗屡禁不改，借喜庆事宜收金敛财；有的纪律规矩意识不强，超面积使用办公用房。这些党员干部心存侥幸，自认为手段“高明”、方法“巧妙”、行为“隐蔽”，我行我素、顶风违纪，应予严肃处理。广大党员干部要从中汲取深刻教训，自觉以案为鉴，时刻反躬自省，不断提高自身免疫力，切实做到慎独慎微、严以律己。
节点亦是“考点”，特别是今年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艰巨繁重，叠加疫情影响，对干部作风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各级党组织要自觉对标“重要窗口”新目标新定位，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和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精神，保持定力、寸步不让、久久为功，把从严管党治党作为主要职责和根本任务，持续深入推进作风建设。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紧盯节日期间违规吃喝、违规收送礼品礼金、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等易发多发问题，紧盯餐饮浪费行为，紧盯“六稳六保”等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情况强化监督检查。对花样翻新、隐形变异“四风”问题线索要坚持深挖细查、优先处置、快查快办，典型问题公开通报曝光，把“严”的主基调长期坚持下去，推动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持续好转，为“重要窗口”建设提供坚强作风保障。（清廉浙江）
01 杭州市司法局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处原处长施建良违规收受礼品礼金、违规接受管理服务对象宴请问题。
2015年至2019年，施建良在担任公证管理处（司法鉴定管理处）处长期间，多次收受6家司法鉴定机构相关负责人所送的礼品、礼金、消费卡，共计价值人民币（下同）51000元；多次接受管理服务对象的宴请，收受土特产；将本人多次在滨江区某饭店消费的应当由个人支付的费用2770元，由下属单位支付、报销。施建良还存在其他违纪违法问题。2020年5月，施建良受到留党察看两年和政务撤职处分，降为四级调研员，违纪所得予以收缴。
02 宁波市镇海区住房和建设交通局四级调研员梁景武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问题。
2013年1月至2019年8月，梁景武作为分管区人防工作的负责人，未建立“下洞”考勤制度，未审核相关人员实际“下洞”天数，违规同意每月向多名人防工作人员普发“下洞”保健补贴，共计175720元。2014年12月至2018年1月，梁景武三次违规在非中标单位采购超出中标价、且不符合人民防空战备值班执勤和作战训练着装规定的服装，下发给人防工作人员，金额共计50030元，超出中标价标准36646元。2020年6月，梁景武受到党内警告处分，违纪所得予以收缴。
03 苍南县金乡镇石砰片区党委副书记陈传准超标准使用办公用房问题。
2020年2月，陈传准和同办公室同事负责保管和发放防疫物资，其办公室临时作为物资储藏室使用。陈传准个人觉得办公室人员集聚太多，不利于防疫物资保管和疫情防控工作，擅自决定将一间18㎡的超出其使用标准的房间作为其办公用房，且与其宿舍相邻并有一道门互通。恢复正常办公后未搬回原办公室。2020年4月，陈传准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04 安吉县道路运输管理局孝丰稽查中队队长朱云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问题。
2014年至2019年，朱云本人或指派单位后勤人员蒲某某，每年从孝丰镇北街社区领取办公场所补助款20000元，共计120000元。朱云未向县道路运输管理局报告，擅自将其中60000元作为补贴发放给单位工作人员，其个人实得12000元，余款用于单位购买茶叶、日常维修等开支。2020年8月，朱云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违纪所得予以收缴。
05 海宁市硖石街道党委委员、办事处副主任丁国锋私车公养问题。
2018年12月至2019年9月，丁国锋向其分管的街道下属单位海宁市某公司借用轿车一辆作为安监站执法检查公务用车，在保管该车加油卡过程中，丁国锋先后33次为其个人车辆加油，涉及金额共计12165.23元。此前，2019年9月丁国锋因违规驾驶公车等其他违纪行为被诫勉谈话。2020年7月，丁国锋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和记大过处分，借用车辆予以归还，汽油款全额退赔。
06 诸暨市大唐街道文昌小学校长许浦、总务主任张光永套取公款违规公务接待、违规收受礼品礼卡等问题。
2017年至2019年，许浦在担任大唐镇中心小学、大唐街道文昌小学校长，张光永在担任大唐镇中心小学、大唐街道文昌小学总务主任期间，多次以虚开办公用品发票、虚构有关服务购买项目的方式，从学校套取公款共计35000余元，用于违规公务宴请、送礼等开销，其中许浦负责经手17000余元，张光永负责经手17000余元。2018年至2020年，许浦多次违规收受多名管理服务对象所送的购物卡5000元、中华香烟4条及红酒、土特产等礼品。张光永还存在其他违纪问题。2020年7月，许浦、张光永分别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违纪所得予以收缴。
07 磐安县新渥街道残联理事长陶红卫等公款旅游、违规吃喝问题。
2017年3月，陶红卫在担任新渥镇民政助理员、残联理事长、西湖村驻村干部期间，会同西湖村党支部书记陈中秋、原村委会主任陈峰等村两委干部9人，利用公务考察之机，公款购买旅游年卡到舞龙峡景区游玩并安排用餐，相关费用1250元以误工补贴名义在村财务中列支。2016年至2019年期间，陶红卫、陈中秋、陈峰等人多次组织或参与村干部聚餐，相关费用共计3510元，部分以误工补贴名义在村财务中列支，部分直接在村级工程项目招投标收取的报名费中开支。此前，2017年12月陈峰因赌博受到党内警告处分。2020年6月，陶红卫、陈中秋分别受到党内警告处分，陈峰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08 衢州市衢江区莲花镇动物疫病诊疗服务站站长、莲花镇华垅村党支部书记舒汉汉违规操办喜宴问题。
2019年12月，舒汉汉未按规定履行事先向组织报告程序，为儿子操办结婚喜宴，规模明显超过当地群众操办类似事宜的消费水平，并收受3名管理服务对象礼金共计4008元，造成不良社会影响。2020年6月，舒汉汉受到党内警告处分，违纪所得予以退回。
09 舟山市定海区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周利军套取资金公款旅游问题。
2019年5月，周利军带队定海区统计局一行9人赴江西省疗休养，相关食宿费用等疗休养经费超支9876元。周利军指使下属相关人员虚造疗休养协议、虚开发票，套取单位资金9876元，用于补齐应由个人支付的赴江西疗休养的超支金额。2020年5月，周利军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应由个人承担的相关费用予以退缴。
10 台州市卫健委原党委书记、主任应正南，台州市立医院原党委书记王海宝等违规参加和组织公款宴请并饮用高档酒问题。
2020年5月，时任台州市卫健委党委书记、主任应正南，党委委员、副主任林伟胜应台州市立医院邀请，与该院党委书记王海宝，党委副书记、院长王金富，院办主任王健等人，赴上海市某医院对接深化合作事宜。当晚，王海宝、王金富等人邀请应正南、林伟胜及上海方有关人员参加市立医院组织的公款宴请，消费大量茅台酒，餐费及酒水费用共计42424元，造成恶劣影响。此外，2018年以来，经王海宝同意，市立医院接受有关药企赞助费，挂账在台州市某酒店，违规设立“小金库”，共计52905元。2020年7月，应正南、林伟胜均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及免职处理；王海宝受到撤销党内职务和记过处分，降低岗位等级；王金富、王健分别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11 龙泉市安仁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周建伟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违规使用公车问题。
2017年至2019年，安仁镇党政领导班子会议决定给有关基层站所发放工作经费。经周建伟审批后，镇财政所以编外人员“年终考核奖、春节奖金、夜间巡逻和G20峰会补贴”等名义予以发放，共计126000元。周建伟对此负主要领导责任。2019年6月至8月，周建伟还存在使用公车接送其上下班问题。2020年6月，周建伟受到党内警告处分，违规发放的津补贴予以退缴，违规使用公车费用予以收缴。
上述11起问题，有的置纪律红线于不顾，高压态势下仍然违规公款吃喝并饮用高档酒，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有的随意接受管理服务对象宴请、收受礼品礼金；有的公私不分，公车私用、私车公养、公款旅游；有的陈规陋俗屡禁不改，借喜庆事宜收金敛财；有的纪律规矩意识不强，超面积使用办公用房。这些党员干部心存侥幸，自认为手段“高明”、方法“巧妙”、行为“隐蔽”，我行我素、顶风违纪，应予严肃处理。广大党员干部要从中汲取深刻教训，自觉以案为鉴，时刻反躬自省，不断提高自身免疫力，切实做到慎独慎微、严以律己。
节点亦是“考点”，特别是今年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艰巨繁重，叠加疫情影响，对干部作风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各级党组织要自觉对标“重要窗口”新目标新定位，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和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精神，保持定力、寸步不让、久久为功，把从严管党治党作为主要职责和根本任务，持续深入推进作风建设。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紧盯节日期间违规吃喝、违规收送礼品礼金、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等易发多发问题，紧盯餐饮浪费行为，紧盯“六稳六保”等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情况强化监督检查。对花样翻新、隐形变异“四风”问题线索要坚持深挖细查、优先处置、快查快办，典型问题公开通报曝光，把“严”的主基调长期坚持下去，推动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持续好转，为“重要窗口”建设提供坚强作风保障。（清廉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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