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防疫制度是怎样的，为何明清时期的防疫效果，反而不如两宋？】2022年春天，随着奥密克戎病株的流行，我国许多地区为了防范其传播，纷纷采取了封城的做法。
作为在此次疫情冲击中，表现最好的国家，我国的低感染率和坚定的隔离政策是分不开的。
在疫情发生后，采取隔离手段来进行控制，其实并不是近代才有的做法，我国古人很早就发现了这种方法的积极作用，并在流行病防范工作上，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一、秦汉时期的隔离政策
隔离政策的提出，并不是来源于哪位天才的设想，而是从人类最原始的趋利避害的天性中，发展而来的。
在中国远古时期，每当部落里出现传染病流行的时候，人们都会选择用迁徙的方式来避免感染。
那时的人们，对于疾病发生的原理尚不明确，会将其归因于上天的责罚，因此他们会选择主动离开疫情发生地。
▲逃荒的古代百姓
古人的这种行为被称为“避疫”，虽然和如今的隔离不同，但是它的出现，标志着古人已经有了通过远离疫情所在地，来防止染病的想法。
但随着农耕的发展，古人安土重迁的理念，逐渐成为主流。在疫情发生之后，古人不再轻易搬离自己的家乡。
由于那时人们经常将疫情的发生，归因于超自然原因，因此后来健康的人会选择去到寺庙中躲避灾祸，虽然这种做法的效果不如隔离，但依然对减缓疾病的传播，有一定的作用。
到了秦汉时期，随着中医理论的发展，人们对于传染病的本质和传播方式有了更加清楚的认知。
人们开始意识到：患者才是疾病传播的根源。基于这一发现，中国最早的隔离制度开始出现了。
在法制严苛的秦国，起初官府规定，患有麻风等传染病的患者和罪犯一样，一旦被发现就要马上问斩，并且将尸体焚为灰烬。
这种措施虽然在现在看起来，很不人道，但在防疫能力较弱的古代，却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
▲《睡虎地秦简》中记载了处决传染病患者的法律
后来人们在实践中发现，只要将传染病患者们聚集在一起，不让他们与外界接触，这样也是可以防止疫情传播的。
因此在秦汉时期，朝廷开始在部分地区，开设了所谓“疬所”：即专门收留传染病患者的场所，这显然是我国防疫史上的里程碑事件。
但除了大城市之外，疬所的数量往往不能够收容全部的患者，因此在秦朝时，部分患病的病人还是会被地方官吏强行投入河中淹死，这种现象直到东汉时期才有所改善，那时各地防疫场所的数量有了明显提升，为患病百姓提供了基本的生存条件。
在东汉时期，随着《伤寒杂病论》等医学著作的出现，人们对于传染病的性质，有了更深的了解，这时人们不再只对患病者进行隔离处理，与他们有过密切接触的人，也成为了隔离对象。
当年西晋流行瘟疫的时候，就曾经出台过一个规定：凡家中有三名以上传染病人的大臣，即使自己没有得病，也要在百日后才能进宫，这显然是我国防疫隔离理论的又一个突破。
▲《伤寒杂病论》的作者张仲景
但此时部分大臣认为，如此严苛的防疫措施会影响朝政的正常运行，并对此颇有微词，这也可以看出，在西晋时期人们对于防疫的重视程度，还有待提高。
二、隔离政策发展高峰
从西晋时期开始，隔离正式成为了防疫的主要手段，历朝历代都会在大型城市内设置疬所之类的设施，供染病之人休息。
对病人的集中管控，也成为了防止病毒传染范围，进一步扩大的关键手段。
不过到了北宋时期，随着贸易的发展，我国的城市规模明显扩大，每个城镇中都居住着大量的商贩和市民，这给北宋的公共卫生管理工作造成了不小的麻烦。
在传染病发生之后，仅仅依靠宋朝官府建立的官方隔离场所，是没有办法收留所有患者的，此时民间组织自发建立的收容机构，就成为了抗疫的关键堡垒。
▲北宋城镇的发展给防疫带来了压力
在北宋时，“福田院”和“安济坊”是最重要的民间隔离场所，其一般是富贵的士大夫家庭捐资建设的。
比如苏轼在杭州为官的时候，就曾经捐建了一所安济坊，为杭州的防疫工作，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和之前的疬所相比，福田院和安济坊的布置明显更加专业，一般由十几间病房组成，小房间的设置减少了病人之间的接触，这对于疾病的恢复，有一定的好处。
更关键的是，之前的疬所一般只起到隔离作用，病人在进入疬所之后，并不会受到专门的治疗，其能否恢复健康，要看病人的体质好坏。
而北宋的每个福田院和安济坊，都要至少配备一名医生，由他来专门负责病人的治疗工作。
为了了解病人的病情进展，这名医生还要每天记录病人的状态变化，这也是如今医院病历的雏形。
▲苏轼画像
在医生的帮助下，进入安济坊的病人一般都会受到妥善的管理，这让两宋时期的传染病防治水平达到了中国古代的巅峰。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两宋时期只有在城市中，才存在这种完备的防疫体系，在更为广阔的农村地区，虽然也有留给病人居住的场所，但是其条件和福田院、安济坊这样的机构差距甚大。
三、明清时期，防疫政策走向“下坡路”
按理说在北宋时期趋于成熟的隔离防疫政策，应该在之后的朝代中继续发展，但是事实上，明清两朝对于隔离制度并不重视，其表现甚至还不如遥远的西晋朝廷。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首先是在明朝初期，由于之前长期的战乱，全国各地都出现了大范围的瘟疫，而当时明朝的财政收入十分有限，而且地方管理也并不稳定，因此没有多余的精力来完善防疫制度。
▲战场是诱发瘟疫的关键因素
第二点原因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医理论中瘴气和胎毒理论的提出。
当时的部分医生认为传染病的出现，是环境因素即“瘴气”所导致的，而人在接触瘴气之后，体内的胎毒会被激发出来，最终导致患病。
在这种理论的引导下，患者的传染性被忽视，因此朝廷也就不再推行以隔离为主导的防疫措施了。
明朝时期的统治者对于瘟疫，其实是十分重视的，朱元璋在全国建立了较为完备的仓储制度用以救治瘟疫及灾荒下的贫民，还在全国各地开设了惠民药局帮助防疫。
明朝后期嘉靖皇帝还曾亲自搜集整理了民间药方，并将其整理成册发给百姓。
但有时候走错了方向，往往代表了无用功。由于明朝统治者低估了隔离制度的作用，这让明代的瘟疫流行问题，始终没有被解决。
▲嘉靖皇帝剧照
在朝廷防疫不利的情况下，民间乡绅成为了各地防疫的主力军，尤其在麻风流行的闽粤等地。
从16世纪开始，乡绅们就在当地建设了养济院等收容场所，供麻风病人居住，这让当地的麻风流行问题得到了一定的缓解。
清朝的情况和明朝大体类似，不过清朝统治者对于隔离措施的重视程度，比明代更低。
在顺治年间天花在全国范围内流行，北京城情况十分严重。
在这种时候，清廷并没有选择设置隔离场所，而是将所有患病的百姓，强制驱赶到了荒郊野岭，任由其自生自灭。
不少患者在恶劣的环境中，因病情恶化而身亡，朝廷消极的表现，让民间力量继续承担了防疫隔离主力军的角色。
清代岭南各地，建立了更多的麻风病患者收容场所，其管理方法和设施安排也比明代有所进步。
▲清朝皇室人员感染天花
在清朝中后期，随着国门的打开，中国和西方的交流日益增多，现代西方医学理论也得以传入我国。
在西医理论的指导下，隔离措施的重要性，再次被人们提及，光绪年间我国的第一所防疫医院也得以成立，这让中国的防疫工作，逐渐走向了正轨。
自此之后，每逢瘟疫流行，隔离便成为了地区防疫的首选方法，在一次次实践中，隔离手段的关键作用也被不断证实。
在学界有部分西方学者宣称，中国的隔离防疫方法来源于西方，这显然是错误的，他们只不过是用消极防疫的清廷，代表了我国整个古代历史。
事实上，无论是隔离制度的提出，还是专门隔离场所的设立，都是我国最先进行的，这也证明了古人在传染病防治领域的杰出才智。
▲如今的抗疫工作者
如今新冠疫情的阴影尚没有散去，部分城市长期的封城政策引发了不少人的讨论。
有人认为这种隔离政策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面对传染性疾病的时候，隔离就是最有效的控制方法。
相信在国家的统筹调度下，我们每个城市，都会度过疫情难关。
作为在此次疫情冲击中，表现最好的国家，我国的低感染率和坚定的隔离政策是分不开的。
在疫情发生后，采取隔离手段来进行控制，其实并不是近代才有的做法，我国古人很早就发现了这种方法的积极作用，并在流行病防范工作上，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一、秦汉时期的隔离政策
隔离政策的提出，并不是来源于哪位天才的设想，而是从人类最原始的趋利避害的天性中，发展而来的。
在中国远古时期，每当部落里出现传染病流行的时候，人们都会选择用迁徙的方式来避免感染。
那时的人们，对于疾病发生的原理尚不明确，会将其归因于上天的责罚，因此他们会选择主动离开疫情发生地。
▲逃荒的古代百姓
古人的这种行为被称为“避疫”，虽然和如今的隔离不同，但是它的出现，标志着古人已经有了通过远离疫情所在地，来防止染病的想法。
但随着农耕的发展，古人安土重迁的理念，逐渐成为主流。在疫情发生之后，古人不再轻易搬离自己的家乡。
由于那时人们经常将疫情的发生，归因于超自然原因，因此后来健康的人会选择去到寺庙中躲避灾祸，虽然这种做法的效果不如隔离，但依然对减缓疾病的传播，有一定的作用。
到了秦汉时期，随着中医理论的发展，人们对于传染病的本质和传播方式有了更加清楚的认知。
人们开始意识到：患者才是疾病传播的根源。基于这一发现，中国最早的隔离制度开始出现了。
在法制严苛的秦国，起初官府规定，患有麻风等传染病的患者和罪犯一样，一旦被发现就要马上问斩，并且将尸体焚为灰烬。
这种措施虽然在现在看起来，很不人道，但在防疫能力较弱的古代，却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
▲《睡虎地秦简》中记载了处决传染病患者的法律
后来人们在实践中发现，只要将传染病患者们聚集在一起，不让他们与外界接触，这样也是可以防止疫情传播的。
因此在秦汉时期，朝廷开始在部分地区，开设了所谓“疬所”：即专门收留传染病患者的场所，这显然是我国防疫史上的里程碑事件。
但除了大城市之外，疬所的数量往往不能够收容全部的患者，因此在秦朝时，部分患病的病人还是会被地方官吏强行投入河中淹死，这种现象直到东汉时期才有所改善，那时各地防疫场所的数量有了明显提升，为患病百姓提供了基本的生存条件。
在东汉时期，随着《伤寒杂病论》等医学著作的出现，人们对于传染病的性质，有了更深的了解，这时人们不再只对患病者进行隔离处理，与他们有过密切接触的人，也成为了隔离对象。
当年西晋流行瘟疫的时候，就曾经出台过一个规定：凡家中有三名以上传染病人的大臣，即使自己没有得病，也要在百日后才能进宫，这显然是我国防疫隔离理论的又一个突破。
▲《伤寒杂病论》的作者张仲景
但此时部分大臣认为，如此严苛的防疫措施会影响朝政的正常运行，并对此颇有微词，这也可以看出，在西晋时期人们对于防疫的重视程度，还有待提高。
二、隔离政策发展高峰
从西晋时期开始，隔离正式成为了防疫的主要手段，历朝历代都会在大型城市内设置疬所之类的设施，供染病之人休息。
对病人的集中管控，也成为了防止病毒传染范围，进一步扩大的关键手段。
不过到了北宋时期，随着贸易的发展，我国的城市规模明显扩大，每个城镇中都居住着大量的商贩和市民，这给北宋的公共卫生管理工作造成了不小的麻烦。
在传染病发生之后，仅仅依靠宋朝官府建立的官方隔离场所，是没有办法收留所有患者的，此时民间组织自发建立的收容机构，就成为了抗疫的关键堡垒。
▲北宋城镇的发展给防疫带来了压力
在北宋时，“福田院”和“安济坊”是最重要的民间隔离场所，其一般是富贵的士大夫家庭捐资建设的。
比如苏轼在杭州为官的时候，就曾经捐建了一所安济坊，为杭州的防疫工作，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和之前的疬所相比，福田院和安济坊的布置明显更加专业，一般由十几间病房组成，小房间的设置减少了病人之间的接触，这对于疾病的恢复，有一定的好处。
更关键的是，之前的疬所一般只起到隔离作用，病人在进入疬所之后，并不会受到专门的治疗，其能否恢复健康，要看病人的体质好坏。
而北宋的每个福田院和安济坊，都要至少配备一名医生，由他来专门负责病人的治疗工作。
为了了解病人的病情进展，这名医生还要每天记录病人的状态变化，这也是如今医院病历的雏形。
▲苏轼画像
在医生的帮助下，进入安济坊的病人一般都会受到妥善的管理，这让两宋时期的传染病防治水平达到了中国古代的巅峰。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两宋时期只有在城市中，才存在这种完备的防疫体系，在更为广阔的农村地区，虽然也有留给病人居住的场所，但是其条件和福田院、安济坊这样的机构差距甚大。
三、明清时期，防疫政策走向“下坡路”
按理说在北宋时期趋于成熟的隔离防疫政策，应该在之后的朝代中继续发展，但是事实上，明清两朝对于隔离制度并不重视，其表现甚至还不如遥远的西晋朝廷。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首先是在明朝初期，由于之前长期的战乱，全国各地都出现了大范围的瘟疫，而当时明朝的财政收入十分有限，而且地方管理也并不稳定，因此没有多余的精力来完善防疫制度。
▲战场是诱发瘟疫的关键因素
第二点原因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医理论中瘴气和胎毒理论的提出。
当时的部分医生认为传染病的出现，是环境因素即“瘴气”所导致的，而人在接触瘴气之后，体内的胎毒会被激发出来，最终导致患病。
在这种理论的引导下，患者的传染性被忽视，因此朝廷也就不再推行以隔离为主导的防疫措施了。
明朝时期的统治者对于瘟疫，其实是十分重视的，朱元璋在全国建立了较为完备的仓储制度用以救治瘟疫及灾荒下的贫民，还在全国各地开设了惠民药局帮助防疫。
明朝后期嘉靖皇帝还曾亲自搜集整理了民间药方，并将其整理成册发给百姓。
但有时候走错了方向，往往代表了无用功。由于明朝统治者低估了隔离制度的作用，这让明代的瘟疫流行问题，始终没有被解决。
▲嘉靖皇帝剧照
在朝廷防疫不利的情况下，民间乡绅成为了各地防疫的主力军，尤其在麻风流行的闽粤等地。
从16世纪开始，乡绅们就在当地建设了养济院等收容场所，供麻风病人居住，这让当地的麻风流行问题得到了一定的缓解。
清朝的情况和明朝大体类似，不过清朝统治者对于隔离措施的重视程度，比明代更低。
在顺治年间天花在全国范围内流行，北京城情况十分严重。
在这种时候，清廷并没有选择设置隔离场所，而是将所有患病的百姓，强制驱赶到了荒郊野岭，任由其自生自灭。
不少患者在恶劣的环境中，因病情恶化而身亡，朝廷消极的表现，让民间力量继续承担了防疫隔离主力军的角色。
清代岭南各地，建立了更多的麻风病患者收容场所，其管理方法和设施安排也比明代有所进步。
▲清朝皇室人员感染天花
在清朝中后期，随着国门的打开，中国和西方的交流日益增多，现代西方医学理论也得以传入我国。
在西医理论的指导下，隔离措施的重要性，再次被人们提及，光绪年间我国的第一所防疫医院也得以成立，这让中国的防疫工作，逐渐走向了正轨。
自此之后，每逢瘟疫流行，隔离便成为了地区防疫的首选方法，在一次次实践中，隔离手段的关键作用也被不断证实。
在学界有部分西方学者宣称，中国的隔离防疫方法来源于西方，这显然是错误的，他们只不过是用消极防疫的清廷，代表了我国整个古代历史。
事实上，无论是隔离制度的提出，还是专门隔离场所的设立，都是我国最先进行的，这也证明了古人在传染病防治领域的杰出才智。
▲如今的抗疫工作者
如今新冠疫情的阴影尚没有散去，部分城市长期的封城政策引发了不少人的讨论。
有人认为这种隔离政策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面对传染性疾病的时候，隔离就是最有效的控制方法。
相信在国家的统筹调度下，我们每个城市，都会度过疫情难关。
【#长安唐村：描绘最“出圈”的乡村振兴作品 让山之下水之畔有个西安人的诗酒田园#】当“扎帐篷露营，在春风中伸个懒腰”成为今春西安人最时尚的假日打开方式时，大家惊喜地发现，位于终南山下、滈河之滨的长安唐村才是露营最出片的打卡圣地。#大美秦岭##春山新籁#
谷雨过后，风中带暖，我们从城墙边出发，随风声、随花香、随着烟火气，驱车一路南下，只消不到一个小时，便来到依山傍水、川源辉映的长安唐村·南堡古寨。这里不仅有鲜花、帐篷，还有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一场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美好实践。
生于斯长于斯
“我是家乡发展的见证者”
“南堡寨，四没角，老爷庙有个锅锅哥，锅锅哥怕老婆，自做自吃自带锅。”沿着从新村前往南堡古寨的“之”字路一路向前，讲解员、土生土长的南堡寨姑娘马薇念起一段歌谣，把南堡古寨曾经的破败感体现淋漓。马薇说：“歌谣是小时候听村里老人唱的，儿歌里说的锅锅哥曾是村私塾一位驼背的教书先生，而私塾后来就变成我上的村小学，记忆中很破烂，冬天上课把人冻得不行，但现在经过修复，变成了大家马上会看到的乡村展厅。”马薇边说边指了指手边一处修旧如旧、古朴大气的砖房，不说真是让人联想不到这里曾是一处被废弃的乡村小学。
出生于1990年的马薇，此前在浐灞的凯宾斯基酒店（现名西安锦江国际酒店）上班。2018年，听村里人说荒废的老村要被修复开发了，她很激动也很期待，毫不犹豫就辞职回来上班了。朋友听说后第一反应都是“啥，回村上班，你是去村委会当文书了吗？”那时候，乡村振兴刚刚被提出，没有人想得出，小村庄能孕育出什么大产业……
4年过去，看到曾经和小伙伴一起玩捉迷藏的百年空心皂角树被养护得更好，老祠堂、老戏台、各家的老院落正一点点被修复，记忆中的老村庄在眼前一天天变得更鲜活，马薇和村里的年轻人都自豪极了。
记者注意到，这份离家近的工作，让马薇和同村青年感觉收入可观，有五险一金之外，更有获得感的是，每天接待四面八方来采风游玩的学生、学者、游客，还为她们打开了看世界的窗口。“城里流行啥，比如去年的格子野餐垫，今年的帐篷；国家啥政策，比如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我们在做讲解、接待的时候，都能看到、感受到、学习到，这让和我一样的年轻人愿意安心待在村里，感觉和城市、社会没有脱节。”马薇说。
“唐村从建设到运营，已经为村民提供了包括接待、工人、保安、保洁在内的约200个就业机会，另外，目前在村内从事自主经营的村民也超过20人。”天朗集团文商旅公司总策划何猛介绍说，他们不光解决了当地农民，尤其是农村妇女的就业问题，更致力于为村民提供平台，让他们不仅成为家乡发展的见证者，更是参与者、建设者。
曾经的“空心村”
如今充满有趣的灵魂
在长安唐村，荒废十余年的“空心村”正重回昔日荣光，一个可以承载人们文化记忆的农业公园正在由四面八方聚集而来的能工巧匠描绘、改造、兴建，一个足以满足我们对诗情画意期待的田园村落正在构成。
“一个门楣的高下，一条甬路的远近，数段女墙的长短，几棵梅花的左右，或许你来一次感受不到，但这无不是我们匠心的周到安排，也是传统文化的精致寄寓。”66岁的赵林堂是来自山西运城的老匠人，今年是他扎根唐村项目的第4个年头，在唐村二期的修复工地上，他介绍说，虽然山陕民居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在民居的修缮、改造过程中，他还是会绞尽脑汁，尽最大可能地收集、整理、恢复南堡古寨传承下来的关中民居风格，每一个修复项目至少手绘平面、剖面、立体、结构四张效果图，再和平均年龄超过50岁的匠人团队一起手工完成所有修缮工作。
先后留学美国和日本的贺璇，2017年回国后，从家人口中听说了唐村。“第一次来看到的就是废弃的荒村，虽然刚下完雨，村道泥泞难行，但是老村子的街巷肌理、老树瓦屋依然可见，村外大片的麦田，麦子将黄不黄，不远处青翠的终南山，那种田园之美和老村的沧桑感极具冲击力，也让我萌生来这里创业的冲动。”贺璇回忆说，在国外的六七年间，除了大城市，她还深入美、日两国的乡村，那里很多小而美的面包房、咖啡馆都给她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业余时间她还学习了烘焙，“那时候我时常想，在我们国家、在西安，有没有可能开那样的店铺，而唐村让我看到了实现这个想法的可能性。”贺璇说，随着唐村改造初具规模，2020年她来到唐村，成为“濛溪有诗”的主理人，全心打理起这间满目终南山景的书店咖啡馆。
赵林堂、贺璇之外，通过文献资料复刻唐代点心，传播东方美学生活方式的“开元风雅”主理人李欢；经营唐小豆乡村图书馆的董卫华等，还有每天近万名为享受田园风光慕名而来的游客，越来越多“有趣的灵魂”聚集在唐村，在这片作家柳青曾扎根14年的热土上，或进行着或参与着新一轮的创业。
打造“大家向往的乡村”
做最“出圈”的乡村振兴作品
近年来，长安唐村依托当地丰厚的农业资源、生态资源和人文历史资源，以乡村休闲旅游为抓手，促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他们按照西安市相关规划，结合长安当地农业优势，创建了稻香渔歌、神禾粮仓、堡寨农场等三大农场，带动4个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壮大，合作收益村民超过2000户。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最新数据显示，随着全国乡村产业加快发展，农民就业增收渠道不断拓宽，城乡收入比由2017年的2.77缩小到2021年的2.5，差距在缩小。“我想唐村就是这组数字的具象表达。”何猛说。
在多场会商的缝隙，记者见缝插针采访了长安唐村文旅操盘手——胡婕，她直言自己是天朗文旅在唐村的2.0版新村民。谈到对唐村发展的定位，她希望通过能人回乡，让乡村富起来；通过市民下乡，让民宿火起来；通过企业兴乡，把土地唤醒。将唐村打造成“大家向往的乡村”，做最“出圈”的乡村振兴作品。
胡婕认为唐村这个项目有三个承载。第一个，作为“人面桃花”故事的发源地，唐村承载着唐诗所体现的文化自信，同时也承载着传统与时尚生活的创新自信；第二个，以文商旅带动乡村振兴，以唐村为平台，运用资源导入，来带动当地农民的就业、创业；第三个，努力探索乡村文旅复兴。
“虽然是乡村，但这里离城市并不遥远，我们希望这里成为西安人中庸之道的落脚点。让西安人在兼顾繁忙的都市生活之余，花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就可以像回到故乡一样放慢脚步、忘掉压力。”胡婕说这也是为什么她把“诗意终南，烟火原乡”这八个字定为唐村slogan（标语）的原因。
“武汉的小朱湾、成都的战旗村都曾是被媒体争相报道的乡村振兴样板，多年前我一一去探访过。”自媒体人徐先生表示，当时就想，西安什么时候才能孕育出这样的新农村，没想到疫情虽然限制了大家出行的脚步，却让他发现了家门口的唐村，“上城市，回唐村，在这里你能感受到乡村新生，正在发生。这里正在成为‘望得见山、看得见民俗、记得住乡愁’的美丽新农村样板。”
文/记者樊华 图/记者窦翊明
谷雨过后，风中带暖，我们从城墙边出发，随风声、随花香、随着烟火气，驱车一路南下，只消不到一个小时，便来到依山傍水、川源辉映的长安唐村·南堡古寨。这里不仅有鲜花、帐篷，还有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一场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美好实践。
生于斯长于斯
“我是家乡发展的见证者”
“南堡寨，四没角，老爷庙有个锅锅哥，锅锅哥怕老婆，自做自吃自带锅。”沿着从新村前往南堡古寨的“之”字路一路向前，讲解员、土生土长的南堡寨姑娘马薇念起一段歌谣，把南堡古寨曾经的破败感体现淋漓。马薇说：“歌谣是小时候听村里老人唱的，儿歌里说的锅锅哥曾是村私塾一位驼背的教书先生，而私塾后来就变成我上的村小学，记忆中很破烂，冬天上课把人冻得不行，但现在经过修复，变成了大家马上会看到的乡村展厅。”马薇边说边指了指手边一处修旧如旧、古朴大气的砖房，不说真是让人联想不到这里曾是一处被废弃的乡村小学。
出生于1990年的马薇，此前在浐灞的凯宾斯基酒店（现名西安锦江国际酒店）上班。2018年，听村里人说荒废的老村要被修复开发了，她很激动也很期待，毫不犹豫就辞职回来上班了。朋友听说后第一反应都是“啥，回村上班，你是去村委会当文书了吗？”那时候，乡村振兴刚刚被提出，没有人想得出，小村庄能孕育出什么大产业……
4年过去，看到曾经和小伙伴一起玩捉迷藏的百年空心皂角树被养护得更好，老祠堂、老戏台、各家的老院落正一点点被修复，记忆中的老村庄在眼前一天天变得更鲜活，马薇和村里的年轻人都自豪极了。
记者注意到，这份离家近的工作，让马薇和同村青年感觉收入可观，有五险一金之外，更有获得感的是，每天接待四面八方来采风游玩的学生、学者、游客，还为她们打开了看世界的窗口。“城里流行啥，比如去年的格子野餐垫，今年的帐篷；国家啥政策，比如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我们在做讲解、接待的时候，都能看到、感受到、学习到，这让和我一样的年轻人愿意安心待在村里，感觉和城市、社会没有脱节。”马薇说。
“唐村从建设到运营，已经为村民提供了包括接待、工人、保安、保洁在内的约200个就业机会，另外，目前在村内从事自主经营的村民也超过20人。”天朗集团文商旅公司总策划何猛介绍说，他们不光解决了当地农民，尤其是农村妇女的就业问题，更致力于为村民提供平台，让他们不仅成为家乡发展的见证者，更是参与者、建设者。
曾经的“空心村”
如今充满有趣的灵魂
在长安唐村，荒废十余年的“空心村”正重回昔日荣光，一个可以承载人们文化记忆的农业公园正在由四面八方聚集而来的能工巧匠描绘、改造、兴建，一个足以满足我们对诗情画意期待的田园村落正在构成。
“一个门楣的高下，一条甬路的远近，数段女墙的长短，几棵梅花的左右，或许你来一次感受不到，但这无不是我们匠心的周到安排，也是传统文化的精致寄寓。”66岁的赵林堂是来自山西运城的老匠人，今年是他扎根唐村项目的第4个年头，在唐村二期的修复工地上，他介绍说，虽然山陕民居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在民居的修缮、改造过程中，他还是会绞尽脑汁，尽最大可能地收集、整理、恢复南堡古寨传承下来的关中民居风格，每一个修复项目至少手绘平面、剖面、立体、结构四张效果图，再和平均年龄超过50岁的匠人团队一起手工完成所有修缮工作。
先后留学美国和日本的贺璇，2017年回国后，从家人口中听说了唐村。“第一次来看到的就是废弃的荒村，虽然刚下完雨，村道泥泞难行，但是老村子的街巷肌理、老树瓦屋依然可见，村外大片的麦田，麦子将黄不黄，不远处青翠的终南山，那种田园之美和老村的沧桑感极具冲击力，也让我萌生来这里创业的冲动。”贺璇回忆说，在国外的六七年间，除了大城市，她还深入美、日两国的乡村，那里很多小而美的面包房、咖啡馆都给她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业余时间她还学习了烘焙，“那时候我时常想，在我们国家、在西安，有没有可能开那样的店铺，而唐村让我看到了实现这个想法的可能性。”贺璇说，随着唐村改造初具规模，2020年她来到唐村，成为“濛溪有诗”的主理人，全心打理起这间满目终南山景的书店咖啡馆。
赵林堂、贺璇之外，通过文献资料复刻唐代点心，传播东方美学生活方式的“开元风雅”主理人李欢；经营唐小豆乡村图书馆的董卫华等，还有每天近万名为享受田园风光慕名而来的游客，越来越多“有趣的灵魂”聚集在唐村，在这片作家柳青曾扎根14年的热土上，或进行着或参与着新一轮的创业。
打造“大家向往的乡村”
做最“出圈”的乡村振兴作品
近年来，长安唐村依托当地丰厚的农业资源、生态资源和人文历史资源，以乡村休闲旅游为抓手，促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他们按照西安市相关规划，结合长安当地农业优势，创建了稻香渔歌、神禾粮仓、堡寨农场等三大农场，带动4个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壮大，合作收益村民超过2000户。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最新数据显示，随着全国乡村产业加快发展，农民就业增收渠道不断拓宽，城乡收入比由2017年的2.77缩小到2021年的2.5，差距在缩小。“我想唐村就是这组数字的具象表达。”何猛说。
在多场会商的缝隙，记者见缝插针采访了长安唐村文旅操盘手——胡婕，她直言自己是天朗文旅在唐村的2.0版新村民。谈到对唐村发展的定位，她希望通过能人回乡，让乡村富起来；通过市民下乡，让民宿火起来；通过企业兴乡，把土地唤醒。将唐村打造成“大家向往的乡村”，做最“出圈”的乡村振兴作品。
胡婕认为唐村这个项目有三个承载。第一个，作为“人面桃花”故事的发源地，唐村承载着唐诗所体现的文化自信，同时也承载着传统与时尚生活的创新自信；第二个，以文商旅带动乡村振兴，以唐村为平台，运用资源导入，来带动当地农民的就业、创业；第三个，努力探索乡村文旅复兴。
“虽然是乡村，但这里离城市并不遥远，我们希望这里成为西安人中庸之道的落脚点。让西安人在兼顾繁忙的都市生活之余，花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就可以像回到故乡一样放慢脚步、忘掉压力。”胡婕说这也是为什么她把“诗意终南，烟火原乡”这八个字定为唐村slogan（标语）的原因。
“武汉的小朱湾、成都的战旗村都曾是被媒体争相报道的乡村振兴样板，多年前我一一去探访过。”自媒体人徐先生表示，当时就想，西安什么时候才能孕育出这样的新农村，没想到疫情虽然限制了大家出行的脚步，却让他发现了家门口的唐村，“上城市，回唐村，在这里你能感受到乡村新生，正在发生。这里正在成为‘望得见山、看得见民俗、记得住乡愁’的美丽新农村样板。”
文/记者樊华 图/记者窦翊明
小时候吃甘蔗，被甘蔗皮划了满手的小口子，姥爷拿出他的白酒给我消毒，“杀”的伤口特别特别特别疼，我现在都记忆犹新，自那以后我从来没有要爸妈给我买过甘蔗。
夏天的傍晚，拿着手电走很远的路去小林子里找“节了由”，我一点儿都不爱吃这个东西，只是享受寻找的过程，没有别人那么好的技术，我找的也很少，拿回来我妈就会用盐水浸泡一晚，然后过油炸，很香很香，但架不住我不爱吃。我对“节了由”的执着在于去寻找发现，不在于之后对它的烹煮和大快朵颐，或许小时候的我们不以目的为导向，纯粹享受着过程带来的对这个世界的美好体验，嗯！不焦虑于结果，过程已然足以让人快乐，抱着这样的心态相信结果也自然不会太差吧。
不要投鼠忌器，被痛苦的感觉畏住不敢向前走，纵然结果不甚了了，要依然光芒万丈去享受世界的美好！#致自己##人生#
夏天的傍晚，拿着手电走很远的路去小林子里找“节了由”，我一点儿都不爱吃这个东西，只是享受寻找的过程，没有别人那么好的技术，我找的也很少，拿回来我妈就会用盐水浸泡一晚，然后过油炸，很香很香，但架不住我不爱吃。我对“节了由”的执着在于去寻找发现，不在于之后对它的烹煮和大快朵颐，或许小时候的我们不以目的为导向，纯粹享受着过程带来的对这个世界的美好体验，嗯！不焦虑于结果，过程已然足以让人快乐，抱着这样的心态相信结果也自然不会太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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