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草算了笔时间账，疫情的两年多时间里，我至少有一整年，十二个月是在社媒中惶惶度日，不带任何思考的、纯粹的、浪费时间。回想疫情三年，我有印象的只有一战、网课、毕业照和二战。二十三年的时间，我浪废掉了整整一年。疫情时代，每个人的命运都发生了或大或小的改变，这笔时间账就当是一个警醒，未来我还有至少五个月时间可以自由支配，我一定不能重蹈覆辙！

#原来宋朝这么有趣#

【宋朝以后，婚书文风大变】

元朝人的婚书，开始摒弃文绉绉的修辞。《元典章》要求，“凡婚书不能用彝语虚文，须要明写聘财、礼物，婚主并媒人各各画字。女家回书亦写受到聘数目，嫁主并媒人亦合画字。仍将两下礼书背面大书合同字样，分付各家收执。如有词语朦胧，别无各各画字并合同字样，争告到官，即同假伪。”大概元人认为，婚书不需要虚文，关键是要写明聘财数目，结亲双方、元刻本《事林广记》收录的宋代婚书格式保亲、媒人分别签字，以免日后发生悔婚及财产分割的纠纷。

我们看元人的婚书，也确实写得很实在。来看《新编事文类要启札青钱》收录的元代纳聘书式：“某州某县某处姓某，今凭某人为媒，某人保亲，以某长男名某，见年几岁，与某处某人第几令爱名某姐，见年几岁，缔亲，备到纳聘财礼若干。自聘定后，择日成亲，所愿夫妻偕老，琴瑟和谐，今立婚书为用者。”

女方的回聘书式则是：“具乡贯姓某，今凭某人为媒，某人保亲，以某第几女名某姐，见年几岁，与某处某人长男名某，见年几岁，结亲，领讫财礼若干。自受聘后，一任择日成亲，所愿夫妻保守□续繁昌，今立婚书为用者。”

从某个角度来说，元人的婚书更具“现代性”，体现了将婚书当成民事合同的趋势。然而，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何尝不是一种粗鄙化的表现？

说回“放妻书”。如果我们将敦煌出土的唐宋“放妻书”与后世的“休书”放在一起做对比，也会真切感受到：时代不同了，文明失落了，离婚文书的风格也发生了巨大的嬗变。

台湾学者编辑的《台湾私法人事编》收录有多份清代台湾社会的离婚协议书，我选摘了其中一份“离缘字”；辽宁省档案馆也收藏有一件民国时期的休书，我也抄录下来，大家可以跟唐宋“放妻书”略做比较：

辽宁省档案馆藏休书：
立永绝休书。李海山，有妻姜氏，年二十五岁。因不孝翁姑，不睦宗族，败坏门风。夫妻反目，惩戒不悛。屡经劝导，毫无度日之心。故夫妻情乖。同亲族议定，决意休黜，永远离决。自休之后，任嫁张李，与李海山毫不相干。自此离婚后，永断葛藤。 倘有悔心或亲族狡辗，有离婚书为凭。

叔父：李风歧（手指印：左手食指斗）
舅父：赵延禄
遇字人：东 山
壬子年三月初六日 立休书李海山（手指印：左全手萁）

《台湾私法人事编》收录的“离缘字”：
立离缘宇人陈九五，前年曾娶过李四之女为妻，名唤阿叶，今年二十三岁。当日凭媒面议，聘金贰百大元正，交收足讫。兹因违逆翁姑，时闻交谪之声，更复不能安贫，常出怨尤之念，律以妇人四德，实有可出之条，虽欲忍以安之，奈生成若性，留亦无益。故不得已再托冰人，向外家李四重议废亲，聘金愿折其半，妆奁则听其取去，凡吾家所有之物，虽丝毫毋得干犯。此系父母之命，抑亦与吾缘绝，即日收回聘金，彼妇听媒率去，任凭别嫁，一出千休，情根永断。口恐无凭，即立离缘字壹纸，付执为照。

即日，九五同媒亲收过字内聘金银壹百大元正足讫，照。
道光二十三年十一月 日 代书人 张金生
为媒人 黄水池
知见人 陈火木
立离缘字人 陈九五

如果说唐宋时代的“放妻书”是一种“格式合同”，不代表离婚签字人的实际教养，那为什么唐宋时至少敦煌一带的民间能够普遍采用这一“格式合同”，而之后元、明、清时期的政府与社会，却放弃了这种温文尔雅的“放妻书”格式？我觉得还是社会粗鄙化、文明退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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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麒麟[超话]#
这段时间一直在看大林推荐过的《浮生六记》
已经看到第三卷。不过图书馆只有文言版的，但是也是因为这样再一次让我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字的魅力。
沈复芸娘，一粥之媒，相见甚欢，自此结为夫妇。君画我绣，志趣相投。幸得知己，相爱相敬，生死不渝，伉俪情深。奈何造化弄人，二十三年，化为乌有。芸娘西去，独留一人，纵夫妻恩爱，天人永隔。
故沈复奉劝其间夫妻，不可彼此相仇，亦不可过于情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