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三种人生哲理，读懂受用一生！
被奉为儒家六经之首的《周易》“事简而意深”，蕴涵着丰富的人生哲理与智慧。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说：“故《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
张居正对《周易》爱不释手，“座中置一帙常玩之”，并宣称“至圣人涉世妙用，全在此书”。

人生之道：自强不息
对天地、自然的观察与取法是八卦创设、《周易》成书的基础。它向人们展示了一幅气势恢宏的天道运行图：“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继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易·系辞》）
《周易》强调，人应“与天地合其德”，“人道”应符合“天道”。由此生发出一句千古名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不息”作为《周易》所倡导的人生之道，主要包括两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是“刚健”。“刚健”即刚强、雄健，它为《周易》所推重，频繁地出现在书中各处，如“刚健而文明”“刚健而不陷”“动而健，刚中而应”“健而巽，刚中而志行”“刚健笃实，辉光日新”等等。必须指出的是，《周易》所提倡的“刚健”，并不是指那种没有限度的刚强。根据其“极则反”的思想，刚强过头就容易折断，因而“刚健”应是适度的、恰到好处的，亦即它所强调的“刚中”“刚健中正”。
第二层意思是奋斗不已。《周易》认为，天地万物生生不息，甚至枯杨都可以“生梯”“生华”（《易·大过》）。《周易》以64卦象征万事万物，而64卦的排列顺序却有些令人费解：“既济”排在第63位，而“未济”则列在第64位，亦即最后一个卦位。其奥妙与深意乃在于揭示这样一个道理：自然与社会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永无止境的开放系统，因此人也需要不断进取。
《周易》还认为，即便身处困境，人们仍须不懈努力。《困》卦卦象是上“兑”下“坎”，坎为水，兑为泽，水在泽下，即意味着泽中无水，因而泽中生物处于困险之境，故名该卦曰：“困”。《易·困·象》曰：“泽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这便是要求人们在困境中不能丧失信心，而应奋斗不息，甚至舍弃生命以求实现理想。这种“自强不息”的追求，不仅是指导人生的大智慧，也是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

处事法则：明时、变通
人生在世，为人处事颇为不易，故而《周易》在处事方面提出了“明时”与“变通”这两条重要法则。“时”在《周易》中屡被叙及，例如，《乾·九三》曰：“与时偕行”，《乾·上九》曰：“与时偕极”，《丰·彖》曰：“与时消息”，其他还有“时发”“时变”“随时”“对时”“时义”“时用”等等。
《周易》认为，处事要“明时”，务必考虑到“时”的因素，“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明时”观念给我们以多重启迪：其一，做事要合时宜。要认清时势，识时而行，顺时而为，做无愧于时代之事。其二，做事要讲时效。要珍惜时间，讲求效率做有益且有效之事。其三，做事要重时机。时机，无论是对于国家、民族还是个人都是非常重要的，把握了时机就增加了胜算、靠近了成功。所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只有善于把握时机的人才能成功。
“变通”是《周易》的重要思想，也是它强调的一种处事方法。这种变通思想基于其变化观。《周易》本身就是一部充满变化思想的书。首先，从书名来看，“夫《易》者，变化之总名，改换之殊称。”（孔颖达《周易正义》）程颐说：“《易》也，随时变易以从道也。”（《周易程氏传》）朱熹的解释更加明了：“《易》，书名也，其卦本伏羲所画，有变易之义，故谓之《易》。”（朱熹《周易本义》）其次，从《周易》的爻、卦及其组合来看，爻和卦是《周易》的主要元素，爻分阴、阳两种，分别以符号“- -”“—”来表示，以三根爻上下排列组合，生成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经卦，分别象征天、地、雷、风、水、火、山、泽等事物。将八经卦中的相同或不同的两卦任意上下排列，共可得64别卦，这64别卦分别代表宇宙间的万事万物及其变化。“爻者，言乎变者也”，而卦既是爻组合变化的结果，也演绎着变化之意，其中，“变卦”是《周易》预测过程中的一种方法，同时也表明了卦的变化属性。
《周易》的变通思想建立于其变化观的基础上，又蕴含着新的内容。何谓“变通”？《易·系辞》说：“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又说：“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因此，变通即通过变化以达到通畅之意。“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周易》不仅重视变通的功用，而且强调合乎时宜的变通：“变通者，趋时者也。”“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易·系辞》）出于这一思想，《周易》对著名的“汤武革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易·革·彖》）在人生旅途中，当我们在事业、工作、生活上遇到原有方式经事实证明行不通时，就应该“毋必、毋固”（《论语·子罕》），适时地进行总结和变通，这是《周易》给予我们的一条重要启示。
警世之言：寓意隽永

《周易》于人生既有正面的激励之语，也有睿智的警世之言，兹举数例如下：
“亢龙有悔”。《乾》卦中，以龙来比喻君子，从初爻到上爻，描述了“龙”从潜伏到现于田、跃于渊、飞于天以至到“亢”的极高的过程，以此来比喻人的事业由小到大，地位从低到高的境况。值得注意的是，“龙”从潜伏到飞于天，其爻辞或为“无咎”，或为“利”等，而到了“上九”的位置时，却出现了“上九，亢龙有悔”的推断。悔即有过失、不幸的意思。为什么“亢龙有悔”呢？
《易·乾·文言》解释说：“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又说：“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其唯圣人乎。”因此“亢龙有悔”带给我们的训诫是：第一，人居高位时，易脱离群众，出现“高而无民”的情况，宜戒之；第二，高位，既是权力集中的中心，也常是矛盾集中的焦点，往往会“高处不胜寒”，宜慎之；第三，高位往往与成功、名气、鲜花相伴，容易产生骄傲自满情绪而成为“有悔”者，宜警之。
“履霜坚冰至”。履，践也，人在履霜之时，寒冬将临，坚冰将至。这句话表面说自然，实际论人生，寓意非常深刻，生动诠释了人事之吉凶皆由“渐”而来。对此，《易·文言·坤》予以进一步解释：“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强调“渐”和“积”这两个概念，并进而提出“知几”的观点：“其知几乎？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这便是警示我们“莫以善小而不为，莫以恶小而为之”，需要见微知著、防微杜渐。
“谦，亨，君子有终”。在这里，“谦”是指谦虚，“亨”是指亨通，“终”是好结果的意思。说明只要谦，就能亨通获得好的结果。
《周易》分别从天道、地道、神道、人道来说明“谦”的道理：“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易·谦·彖》）翻开历史长卷：商汤、周文王、唐太宗等名君谦卑谨慎、礼贤下士，或取得天下，或赢来王朝的长治久安；而商纣王、隋炀帝等人因骄横专断，暴虐臣民，致使强盛的王朝毁于一旦。
在漫漫人生路上，有多少人因谦虚谨慎、自强不息而终成大业；又有多少人因目空一切、骄傲自满而断送前程。这是《周易》给予我们的重要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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浣溪沙·一向年光有限身
晏殊 〔宋代〕

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闲离别易销魂，酒筵歌席莫辞频。
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

译文及注释

译文
人的生命将在有限的时间中结束，平常的离别也会让人觉得悲痛欲绝。不要因为常常离别而推迟酒宴，应当在有限的人生，对酒当歌，开怀畅饮。
到了登临之时，放眼辽阔河山，突然思念远方的亲友；等到风雨吹落繁花之际，才发现春天易逝，不禁更生伤春愁情。不如在酒宴上，好好怜爱眼前的人。

注释
一向：一晌，片刻，一会儿。
年光：时光。
有限身：有限的生命。
等闲：平常，随便，无端。
销魂：极度悲伤，极度快乐。
莫辞频：频，频繁。不要因为次数多而推辞。
怜：珍惜，怜爱。取：语助词。▲

赏析

　　这是《珠玉词》中的别调。大晏的词作，用语明净，下字修洁，表现出闲雅蕴藉的风格；而在本词中，作者却一变故常，取景甚大，笔力极重，格调遒上。抒写伤春怀远的情怀，深刻沉着，高健明快，而又能保持一种温婉的气象，使词意不显得凄厉哀伤，这是本词的一大特色。

　　“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闲离别易消魂。”这首词开头两句是说，人生是短暂的，离别是寻常的也是最使人伤心的。

　　首句劈空而来，语甚警炼。“一向”，即一晌，一会儿。片刻的时光啊，有限的生命！词人的哀怨是永恒的，那是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谁不希望美好的年华能延续下去呢？惜春光之易逝，感盛年之不再，这虽是《珠玉集》中常有的慨叹，而在本词中强烈的直接呼喊出来，更有撼人心魄的效果。次句加厚一笔。“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可是，词中所写的，不是去国千里的生离，更不是沥泣抆血的死别，而只不过是寻常的离别而已！“等闲”二字，殊不等闲，具见词人之深于情。在短暂的人生中，别离是不止一次会遇到的，而每一回离别，都占去有限年光的一部分，这怎不令人“易销魂”呢？

　　“酒筵歌席莫辞频。”上片末句是说，酒宴歌舞就不要推辞了吧。对此，词人唯有强自宽解，痛苦是无益的，不如对酒当歌，自遣情怀吧。“频”，谓宴会的频繁。叶梦得《避暑录话》载，晏殊“唯喜宾客，未尝一日不宴饮，每有佳客必留，留亦必以歌乐相佐”。“酒筵歌席”，即指这些日常的宴饮。这句写及时行乐，聊慰此有限之身。

　　“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换头两语是说，若是登临之际，放眼辽阔的江山，徒然的怀念远别的亲友；就算是独处家中，看到风雨摧落了繁花，更令人感伤春光易逝。换头两语，忽作变徵之声。气象宏阔，意境莽苍，以健笔写闲情，兼有刚柔之美，是不可多得的佳句。

　　“不如怜取眼前人。”结句是说，不如在酒宴上，好好爱怜眼前的人。本词意谓去参加酒筵歌席，好好爱怜眼前的歌女。作为富贵宰相的晏殊，他不会让痛苦的怀思去折磨自己。也不会沉湎于歌酒之中不能自拔，他要“怜取眼前人”，也只是为了眼前的欢娱而已，这是作者对待生活的一贯态度。

　　下片抒情。起首两句为空想之辞：到了登临之时，放眼望去尽是大好河山，不禁徒然思念起远方的友人；等到风雨吹落繁华之际，才发现春天易逝，不禁更生伤春愁情。这两句词意境开阔、辽远，表现出词人对时空不可逾越，消逝的事物不可复得的感慨。结句中，词人以“不如”一词转折，再次表达了自己及时享乐的思想：与其徒劳地思念远方的亲友，因风雨摇落的花朵而伤怀，不如实际一些，珍惜眼前朋友的情谊。这也是词人对待生活的一种态度。

　　本词是《珠玉词》的代表作。词中所写的并非一时，所感的也非一事，而是反映了作者人生观的一个侧面：悲年光之有限，感世事之无常；慨叹空间和时间的距离难以逾越，慨叹对消逝的美好事物的追寻总是徒劳，在山河风雨中寄予着对人生的哲理的探索。词人幡然感悟，认识到要立足现实，牢牢的抓住眼前的一切。这里所表现的思想，颇类似近代风靡了法国以致欧美的存在主义。本来词意是颇为颓靡的，但词人却把这种感情表现得很旷达、爽朗，可见其胸襟与识度。

【哲学禅语】如何理解仁与孝的关系这一问题，在汉、宋儒学史上都被

明确提出过。相关的经文首先是《论语·学而》第二章所载孔子弟子有若的话:“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后汉书·延笃传》记载“时人或疑仁孝前后之证”，而延笃“乃论之曰”:
　　观夫仁孝之辩，纷然异端，互引典文，代取事据，可谓笃论矣。夫人二致同源，总率百行，非复铢两轻重，必定前后之数也。而如欲分其大较，体而名之，则孝在事亲，仁施品物。施物则功济于时，事亲则德归于己。于己则事寡，济时则功多。推此以言，仁则远矣。然物有出微而著，事有由隐而章。近取诸身，则耳有听受之用，目有察见之明，足有致远之劳，手有饰卫之功，功虽显外，本之者心也。远取诸物，则草木之生，始于萌牙，终于弥蔓，枝叶扶疏，荣华纷缛，末虽繁蔚，致之者根也。夫仁人之有孝，犹四体之有心腹，枝叶之有本根也。圣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然体大难备，物性好偏，故所施不同，事少两兼者也。如必对其优劣，则仁以枝叶扶疏为大，孝以心体本根为先，可无讼也。或谓先孝后仁，非仲尼序回、参之意。盖以为仁孝同质而生，纯体之者，则互以为称，虞舜、颜回是也。若偏而体之，则各有其目，公刘、曾参是也。夫曾、闵以孝悌为至德，管仲以九合为仁功，未有论德不先回、参，考功不大夷吾。以此而言，各从其称者也。1
　　从这段话我们可以发现，汉代的仁孝之辨主要集中在仁与孝哪个更为优先的问题上。这里的优先性问题主要是指仁与孝孰轻孰重、孰优孰劣的德目排序问题，也可能涉及仁与孝孰先孰后的施为次序问题。基于延笃的论述，我们大概可以勾勒出汉代仁孝之辨中可能存在的两种对立看法:一种认为仁优先于孝，主要是就其功而言，如《论语》中所说“博施济众”，以爱而言则呈现了爱的普遍性;另一种认为孝优先于仁，主要是就其心而言，如《孝经》中所说孝为“德之本”，以爱而言则凸显了爱的差等性。延笃试图提出一个调和的观点，即仁与孝“二致同源，总率百行”，两者并没有轻重、优劣之别。
　　在具体论述其观点时，延笃首先从命名的角度说明仁与孝的分别，即“孝在事亲，仁施品物”。这大概能代表汉人较普遍的观点，即以爱论仁与孝的共性，而从施为之所及说仁与孝的分别，这与后来宋儒明确以性论仁形成鲜明对照。不过，既然后面延笃说仁与孝“同质而生”，再结合前面所说的“二致同源”，大概可以断言，延笃仍然承认仁与孝有共同的来源，两者只是因所施之不同而有分别。其次，延笃以四体与心之关系、枝叶与根之关系说仁与孝之关系，且正是在此处引用了《孝经》“三才章”的话和上引有子所说的话。这就是说，延笃认可孝为仁之本的观点，并引经、譬喻以说明之。再次，延笃指出，孝为仁之本的观点只是表明仁与孝各有所重，即“仁以枝叶扶疏为大，孝以心体本根为先”，并不能由此推导出仁与孝有必定的轻重、优劣之别，如有些人错误认为的“先孝后仁”，正与孔子“序回、参之意”不合。2最后，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延笃基于体性之分别区分了两种情况:一种是性纯而体之者，如虞舜与颜回，前者以孝见称，后者以仁见称，在孔子那里两者只是“互以为称”，并未因施为路径之别而有轻重、优劣之别;另一种是性偏而体之者，如公刘与曾参，前者以仁见称，后者以孝见称，在孔子那里亦并未因施为之“各有其目”而有轻重、优劣之别，只是“各从其称”而已，如孔子论德必“先回、参”而考功必“大夷吾”一样。
　　对于上引《论语·学而》第二章，朱子在《论语集注》中以“爱之理、心之德”释仁，并继承程子的理解将“为仁”释为“行仁”，即以“孝悌为行仁之本”理解有子所说的“孝悌为仁之本”:
　　程子曰:“孝悌，顺德也，故不好犯上，岂复有逆理乱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则其道充大。孝悌行于家，而后仁爱及于物，所谓亲亲而仁民也。故为仁以孝悌为本。论性，则以仁为孝悌之本。”或问:“孝悌为仁之本，此是由孝悌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谓行仁自孝悌始，孝悌是仁之一事。谓之行仁之本则可，谓是仁之本则不可。盖仁是性也，孝悌是用也，性中只有个仁义礼智四者而已，何尝有孝悌来?然仁主于爱，爱莫大于爱亲，故曰:‘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既然有子在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之前说“本立而道生”，那么，由此文脉而提出的合理的诠释要求就是:应当从本与道的关系去理解孝与仁的关系。如皇侃的疏解就直接将这两种关系对应起来:“此更以孝悌解本，以仁释道也。”程子的新解也不可能不满足这个合理的诠释要求，其新意则在对仁的论说。程子阐发子思、孟子等人的思想为以性论仁，此即“仁是性”。以性论仁仍可以说“仁之道”或“仁道”，由此而有“率性之谓道”之说。在“仁是性”与“率性之谓道”的意义关联中呈现出来的性与道之关系，也可以说是本与道的关系，在其中，作为天命之性的仁就是道之本，或者说仁之性是仁之道之本。于是就出现了两个“道之本”:一个是以仁为“道之本”，隐含的是以道为仁之行;另一个是以孝悌为“道之本”，隐含的是以道为仁之功。要基于前一个“道之本”而恰当地安置后一个“道之本”，就只有将后一个“道之本”中的“本”完全限定在行为领域，即将孝悌理解为作为天命之性的仁的发用，而这一点又与经典中常常以行论孝的实际情况相合。此即程子提出孝悌为“行仁之本”的大体脉络。
　　可见，从“仁是性”与“率性之谓道”的意义关联中呈现出来的是性与道的关系，也就是体用关系，因此我们看到，朱子明确以体用论仁与孝悌，即认为“仁是体，孝悌是用”:“论性，则仁是孝悌之本。惟其有这仁，所以能孝悌。仁是根，孝悌是发出来底;仁是体，孝悌是用;仁是性，孝悌是仁里面事。”6创于程子而为朱子所继承的“仁体孝用论”，实际上成了理学的一个定见。从经典诠释的历史脉络来看，只要承认孟子以性论仁思想在儒门教理中的重要性，就应当承认程子的辨析和新解是符合经义的。相比于汉儒如延笃的看法，程朱的“仁体孝用论”显然更为精当。简言之，“仁体孝用论”以体用方式将仁与孝统一起来，即将爱的普遍性与爱的差等性这看似不可兼得的二义统一起来，从而也就将在汉儒那里发生过的仁孝之辨彻底消解了。
　　既然爱的普遍性与爱的差等性并非仅仅出于主观情感，而是由存在之本然秩序(天理)而来的客观要求，那么，要深入理解“仁体孝用论”就不能不引出其背后的支撑性观念，即“理一分殊”。以张载《西铭》中的思想来说，“理一分殊”表现于人伦，即天(地)人之伦与父(母)子之伦的关系。具体来说，天地是所有人的大父母，这是理一;而每个人各自有各自的父母，这是分殊。这里隐含的意思是，统一的理呈现为特殊的分，特殊的分收拢于统一的理，理一与分殊在关联中相互成立。“理一分殊”表现于成就人伦的情感，就是爱能博施与爱有差等的关系。质言之，爱能博施正是基于理的普遍性与统一性，爱有差等正是基于分的特殊性与差异性;在“理一分殊”的观念下，博施与差等二义不仅相即无碍，而且相得圆融。反过来说，没有“理一分殊”说，“仁体孝用论”难以成立。“仁体孝用论”是以仁为性、以性为体，但仁体在发用时为何首先指向父母，这一点仅仅以体用观念是无法说明的，而只有基于“理一分殊”说才能说明。
　　在本文中，我选取了一个特别的视角来探讨仁与孝的关系。在《仁说》中，朱子以“爱之理、心之德”释仁，其前提是仁为天地之心，且又在论“仁之为道”时特别提到“‘事亲孝，事兄弟，及物恕’，则亦所以行此心也”，这自然与《论语集注》中“孝悌为行仁之本”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仁说》中又以仁为“众善之源、百行之本”，这乍一看似与孝为百行之本的传统看法不一致，反倒与前引延笃论仁与孝“二致同源，总率百行”的说法可相互发明。但其实只要澄清此处的“本”正与上引程子的话中的“论性之本”相同，可能的误解就会被消除。将《仁说》中“仁为天地之心”的思想与《论语集注》中“孝为行仁之本”的思想关联起来而能够提出的问题是:既然仁为天地之心，而孝为行仁之本，那么，孝与天地之心有何关系?
　　这个问题完全是在朱子的思想脉络中提出来的，所以我们有 理由在朱子的思想脉络中展开分析与推论，以求得出恰当的结论。既然“天地之大德曰生”，而“天地之心为仁”，那么，生生就是天地之仁心的具体表现。既然天地与万物之间的生与被生的关系类同于父母与子女的关系，那么，天地之心所包含的那种爱也类同于父母对子女的那种爱，也即我们一般所理解的慈爱。9换言之，“天地之大德”从事上说是生生，从心上说是慈爱，这正是“仁为天地之心”的确切含义。既然以爱而言天地之心乃是慈爱，而孝与慈是彼此关联但方向相反的两种爱，那么，我们就应当从孝与慈的关联中去理解孝与天地之心的关系。
　　从我们的实际生活经验来说，基于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感应去理解孝与慈的关联最为恰当。为人子女者感受到来自父母的慈爱于是油然而生孝敬之心，因此子女的孝乃是对父母之慈的回应。既然天地是所有人的大父母，那么，当一个人感受到出自天地的慈爱时，会有何种自然的回应呢?这是我们能够顺着这个思路所提出的一个正当问题。从儒教以往的历史来看，这个问题似乎难以被提出 ，因为天地作为人的大父母并不像人的亲生父母那样具有一个直观的身体性维度，从而难以出现在日常经验中。在“仁为天地之心”且“仁为人所禀赋于天地之性”的双重观念下，仁直接关乎人与天地之间的关系，孝则关乎人与父母之间的关系。基于天地之仁与父母之慈的对应关系，既然仁的经验是一种指向天(地)人之伦的经验，那么，这种经验与指向父(母)子之伦的慈、孝经验就可能存在一种理解上的平行。这一点也是不难想到的。既然儒教传统中并没有关于天人直接相感的灵性经验描述，再结合前述理一分殊的观念，那么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理解。
　　天地以生物之仁感人，人在此感念中思及己身，明父母生我之慈即天地生我之仁，故对天地生物之心有所回应而对父母生爱敬之孝心。人被天地生我之仁爱所感通才有孝，故孝以爱为主;对于天地生我之大恩大德，人怀着感恩之心领受之，故孝以敬为要。10这样，我们对本文一开始提出的问题就有了一个明确的回答:孝就是人对天地之心的切身感应。理解这一回答的要点首先在于:天地之心乃是孝的终极根源。天地之心流向人心，即人心体会到天地生生之仁;“感而遂通”，天地之心再从人心流回父母，此即孝。人心之所以具有感应天地之心的能力，根本上来说是因为人之性禀于天地。11人心对天地之心的感应之所以是孝，关键在于这种感应是切身的。概言之，孝并非一般人所认为的自然情感或仅仅基于血缘的情感，而是人直接“对越天地”产生的一种超越的觉情。天地以仁感人，而人以孝应之，这个在朱子思想脉络中对孝与天地之心之关系的回答，我们称之为“仁感孝应论”。
　　从经典儒学和历史儒学的眼光看，感应思想有明确的经典依据，且无论在汉代还是宋代都颇受重视。《周易·咸》卦之“彖辞”曰:“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礼记·乐记》云:“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这都是从气上言感应。汉儒如董仲舒最重视天人感应，这为我们所熟知; 即使作为反动者的王充，也承认天能感人。12北宋五子皆言感应，而以程颢说得最为彻底: “天地之间，只有一个感与应而已。更有甚事!”13相比于前人多从气上说感应，朱子则从心上、理上说感应，如他说: “感固是心，然所以感者，亦是此心中有此理，方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