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边人”证实：“遏制政策创始人”乔治·凯南曾严重警告，北约东扩是美国最致命错误！】编者的话：作为美国“遏制政策创始人”，乔治·凯南（1904年2月16日-2005年3月17日）最为人熟知的是1946年2月22日撰写的那份从美国驻苏联大使馆发送到华盛顿，建议和平“遏制”苏联的“长电报”。但冷战结束后，作为曾经的外交官和历史学者，凯南多次警告美国政府：“北约针对俄罗斯的持续扩张将是美国政策中最致命的错误。”他甚至不再为美国国务院工作，而是到高校任教和专注于著书立说。美国纽约大学历史和国际关系学者詹姆斯·派克就是凯南晚年多本著作的编辑。近日，派克以这一特殊的“编辑与学者”双重身份，在接受《环球时报》专访时回顾了凯南提出“遏制”政策和拒绝新冷战的真实想法，并讲述了自己对乌克兰危机升级、北约与俄罗斯关系、中美关系等问题的观点。
“对于冷战后的美国，扩大北约将是最致命的错误”
环球时报：能谈谈您与凯南的合作吗？
派克：我第一次见到凯南是1980年，当时我被他的经纪人推荐做他一本文集的编辑。记得凯南看了我列的文集入选文章目录后说：“派克先生，你既没有选‘长电报’，也没有选我在20世纪40年代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的那篇有关遏制苏联、饱受争议的文章。你是极少数不愿意这样做的人，这让我感到非常欣慰。”我认识凯南时，他最关心的问题似乎已变为“美苏关系以及日益严重的核危机是否会失控”，而且他明显表现出对美国没有能力明智处理对苏关系的担心。后来，他还问我：“你觉得这本书的名字应该是‘核幻觉’还是‘核错觉’？”我回答说：“‘幻觉’表明存在误解，而‘错觉’是一种危险的、具有欺骗性的想法。”他同意我的建议，于是，书名就变成《核错觉：原子时代的苏美关系》。
我和凯南合作的第二本书是《命运的联盟：法国、俄罗斯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我们最后一次合作的书是《生活速写》。这本书涉及他在旅行中的简单记录，时间跨越70年。我的工作包括阅读他那些仍受到限制的文件，然后一起探讨这本书可以采用哪些内容。从这些文件中，可以看出凯南头脑非常敏锐，而且对美国缺乏文化素养等社会问题感到不安。
环球时报：凯南被称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设计师”。但1998年5月美国参议院正式批准北约可以东扩后，凯南就表示这是一场新冷战的开始。您能详细介绍一下凯南如何看待苏联解体后北约东扩的问题吗？在他看来，北约应该是一个怎样的存在，才能确保西方和俄罗斯之间的稳定关系？
派克：如果想要理解凯南对北约的看法，关键就是要回看他为什么一直反对北约的建立和发展。是的，凯南在1946年从莫斯科发出的“长电报”和1947年在《外交事务》上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的文章让他被公认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设计师”。然而，他认为遏制应该是政治的、经济的和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而不是军事上的。凯南在当时以及一生中都反复强调，他从未觉得俄罗斯人要军事入侵西欧。
在当时，凯南当然是“马歇尔计划”的坚定拥护者，但当北约（东扩）的想法出现时，他作为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的负责人表示强烈反对。原因是他认为这会导致一个永久分裂的、军事化的欧洲出现。凯南认为与俄罗斯人达成任何可信的长期解决方案是可能的，最终也是有必要的，但北约的做法导致没有任何空间与俄罗斯达成解决问题的方案。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凯南对北约20世纪90年代开始东扩感到如此震惊。凯南希望找到欢迎俄罗斯融入欧洲的方法。他也表示，这需要时间，因为这将是困难的。
但随着北约东扩，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凯南认为北约一直存在下列问题：军事化思维泛滥，倾向于将俄罗斯妖魔化为“敌人”以及倾向于从军事力量而不是更根本的问题上去考虑。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美国无法对这样的一个历史可能性持开放态度，因此，他表示，“对于冷战后的美国，扩大北约将是其政策中最致命的错误”，因为它将“激起俄罗斯舆论中的民族主义和反西方倾向”，“恢复东西方关系中的冷战氛围”，并让进一步削减核武器变得更加困难，甚至不可能。
因此，凯南希望北约如果必须存在的话，那么它应该是一个“以某种方式包括俄罗斯在内”的系统。这个系统甚至都不应该含蓄地针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敌人。凯南还写道：“为什么在冷战结束后充满各种希望的可能性下，东西方关系却集中在‘谁将与谁结盟’的问题上，并暗示在未来完全不可预见和最不可能的军事冲突中‘谁与谁进行对抗’？”
“美国的外交政策不会让世界更和平”
环球时报：您能详细谈谈凯南的晚年境况吗？
派克：虽然凯南的观点在政府圈子里被忽视，但他晚年的公众形象和声誉相当高。因为他的担忧符合公众对美俄重新爆发冷战以及核军备竞赛、导弹部署等问题日益加深的不安。他被排在那些警告“生态灾难”的人的前列。他还反对过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凯南对那些年不断增长的“反苏反俄狂热情绪”发表了强烈的看法，并认为华盛顿和太多的美国人“在潜意识中需要一个外部的敌人”。凯南还坚持“对美国权力的限制”。有一次我们吃午餐时，他和我聊起杜鲁门总统时期的国务卿艾奇逊，并表示“其不了解权力”。凯南当时解释说，在华盛顿的信仰中有异乎寻常的狂妄自大：美国在二战结束后不久就认为它可以构建一个全球体系，以此来控制自己的盟友，尤其是德国和日本，并以此对抗自己的敌人。他认为，华盛顿在掩饰自己越来越非理性的企图——成为每个地区的支点、“管理”游戏规则、将北约东扩到俄罗斯的边界、坚持美国“普世价值”，但这些最终将导致悲剧性的结果。因为所有这些都避开了凯南一生中谈到的“对权力的限制”。凯南反复强调，美国制定连贯的战略思维几乎变得不可能，因为美国拒绝对自己的权力加以限制，也拒绝对解决紧迫的全球性问题持开放态度。
环球时报：回到乌克兰危机，我们也想听听您的见解？
派克：乌克兰危机的关键要追溯到美国和北约（以及欧盟）拒绝接受一个不威胁俄罗斯的独立和保持中立的乌克兰。北约1999年和2004年两次大规模东扩，清晰地暴露出华盛顿的基本议程：首先是要严重削弱俄罗斯的长期影响力；其次是进一步巩固自己在扩大后的北约中的核心地位。有分析认为，美国拒绝与俄罗斯就基本问题进行谈判，且多年来在乌克兰采取了很明显的导致危机升级的行动——从“民主促进”政策，到所谓的“橙色革命”，再到大量资助、训练和武装乌克兰军队等。
谁也说不准华盛顿在自己不断深化的治理问题中要走向何处。但与以前不同的是，在繁荣时期，动员起来对付一个“敌人”往往会带来一种虚假的团结感，而那些日子已成为历史。曾经，美国可以负担大量的军事开支和不断置身于战争的成本，也能让大多数美国公民仍享受相对优越的经济福利，但现在美国做不到了。至于欧洲，一个追求更独立、更少结盟的欧洲可以在世界上扮演一个更为积极的角色。那样的话，欧洲可以放心地去应对气候和核问题，力争创新全球治理模式，而不是被卷入长期的“再军事化”，或者更糟——在华盛顿的怂恿下将自己的军事存在扩展到亚洲。
环球时报：中美之间既有分歧也有共同利益。您认为，两国还有可能携手努力，让乌克兰危机尽快化解吗？
派克：如果美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灵活性，降低自己的调子，那么，美中两国可以做很多事情来帮助解决当前的危机。当然，这需要美国在相当程度上改变方向，而不是中国。到目前为止，美国还没有这样做。不过，我们应该记住，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和欧洲人开始认识到，如果（美国）采取当前针对乌克兰危机的这种外交政策，既不会让世界更和平，也不会让世界有足够能力来有效应对全球变暖等其他具有威胁性的生存危机。解决这些危机需要以正义感为基础的、创新的全球治理方式，而推动这些方式的应该是一种区别于美国和北约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对俄罗斯所采取的那种策略。
“中国崛起，美国没有做好任何准备”
环球时报：您认为在拜登政府任期内，中美关系会有明显改变吗？
派克：尽管大多数迹象表明美中关系日益紧张和不稳定，但拜登政府有可能改变自己对华政策的一些方面。拜登政府正在大规模增加国防预算，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挑衅性措施，试图动员美国的传统盟友加入其针对中国的军事战略，如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和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
同时，拜登政府还在延续特朗普将美国贸易政策武器化的做法，并试图利用对俄制裁进一步推动美中经济“脱钩”。
当然，所有这些都需要放在中国的历史性崛起在各方面给美国带来不安的大背景下来看。作为一个非同寻常的非西方文明，中国正在走向全球权力的中心。美国历史上没有为这种情况做好任何准备，无论是在政治、文化、心理、种族还是战略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美中关系的前景仍很严峻。
但抛开可能的“黑天鹅”事件不谈，鉴于美国对华政策一成不变，我认为，有几点需要注意：
首先，这不是冷战时期的重演。冷战时期，美国国内的“恐共”情绪和对苏联、中国的妖魔化描述相互结合。有所不同的是，现在美国民意调查显示出当前美国民众对中国持相当负面的态度，但实际上在美国受访者最关切的问题中，有关中国的排列很靠后。我怀疑是否真的有很多美国人把中国视为华盛顿治理体系日益失调的根本原因。中国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精英群体所关注的，而这种关注主要为美国军工集团的利益服务。
其次，美国政治机构在中国议题上存在分歧。拜登总统面对的是一个日益失意的民主党，且党内的进步派和拜登之间也存在矛盾。进步派在应对气候变化这一问题上态度强硬，同时探寻各种国内改革。而拜登的预算和外交政策议程与进步派的主张相冲突，这让他们深感不满。
第三，尽管美国大企业的精英并不打算公开质疑华盛顿的对华政策，但他们内心也很矛盾。因为对许多人来说，以各种方式与中国“脱钩”以及拜登政府对俄制裁有可能加速削弱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私下里，一些人担心美国已失去通过美联储、华尔街和庞大的政府赤字运作来化解金融危机的能力。多年来老有人在谈论“中国的崩溃”，但正如2008年金融危机时所显示的那样，美国已经将“系统性风险”这一概念制度化，变成了美国经济运作的核心。如果没有中国在2008年到2009年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很难知道今天的全球经济会是什么情形。（《环球时报》4月19日7版文章，作者： 夏温新）
“对于冷战后的美国，扩大北约将是最致命的错误”
环球时报：能谈谈您与凯南的合作吗？
派克：我第一次见到凯南是1980年，当时我被他的经纪人推荐做他一本文集的编辑。记得凯南看了我列的文集入选文章目录后说：“派克先生，你既没有选‘长电报’，也没有选我在20世纪40年代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的那篇有关遏制苏联、饱受争议的文章。你是极少数不愿意这样做的人，这让我感到非常欣慰。”我认识凯南时，他最关心的问题似乎已变为“美苏关系以及日益严重的核危机是否会失控”，而且他明显表现出对美国没有能力明智处理对苏关系的担心。后来，他还问我：“你觉得这本书的名字应该是‘核幻觉’还是‘核错觉’？”我回答说：“‘幻觉’表明存在误解，而‘错觉’是一种危险的、具有欺骗性的想法。”他同意我的建议，于是，书名就变成《核错觉：原子时代的苏美关系》。
我和凯南合作的第二本书是《命运的联盟：法国、俄罗斯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我们最后一次合作的书是《生活速写》。这本书涉及他在旅行中的简单记录，时间跨越70年。我的工作包括阅读他那些仍受到限制的文件，然后一起探讨这本书可以采用哪些内容。从这些文件中，可以看出凯南头脑非常敏锐，而且对美国缺乏文化素养等社会问题感到不安。
环球时报：凯南被称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设计师”。但1998年5月美国参议院正式批准北约可以东扩后，凯南就表示这是一场新冷战的开始。您能详细介绍一下凯南如何看待苏联解体后北约东扩的问题吗？在他看来，北约应该是一个怎样的存在，才能确保西方和俄罗斯之间的稳定关系？
派克：如果想要理解凯南对北约的看法，关键就是要回看他为什么一直反对北约的建立和发展。是的，凯南在1946年从莫斯科发出的“长电报”和1947年在《外交事务》上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的文章让他被公认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设计师”。然而，他认为遏制应该是政治的、经济的和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而不是军事上的。凯南在当时以及一生中都反复强调，他从未觉得俄罗斯人要军事入侵西欧。
在当时，凯南当然是“马歇尔计划”的坚定拥护者，但当北约（东扩）的想法出现时，他作为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的负责人表示强烈反对。原因是他认为这会导致一个永久分裂的、军事化的欧洲出现。凯南认为与俄罗斯人达成任何可信的长期解决方案是可能的，最终也是有必要的，但北约的做法导致没有任何空间与俄罗斯达成解决问题的方案。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凯南对北约20世纪90年代开始东扩感到如此震惊。凯南希望找到欢迎俄罗斯融入欧洲的方法。他也表示，这需要时间，因为这将是困难的。
但随着北约东扩，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凯南认为北约一直存在下列问题：军事化思维泛滥，倾向于将俄罗斯妖魔化为“敌人”以及倾向于从军事力量而不是更根本的问题上去考虑。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美国无法对这样的一个历史可能性持开放态度，因此，他表示，“对于冷战后的美国，扩大北约将是其政策中最致命的错误”，因为它将“激起俄罗斯舆论中的民族主义和反西方倾向”，“恢复东西方关系中的冷战氛围”，并让进一步削减核武器变得更加困难，甚至不可能。
因此，凯南希望北约如果必须存在的话，那么它应该是一个“以某种方式包括俄罗斯在内”的系统。这个系统甚至都不应该含蓄地针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敌人。凯南还写道：“为什么在冷战结束后充满各种希望的可能性下，东西方关系却集中在‘谁将与谁结盟’的问题上，并暗示在未来完全不可预见和最不可能的军事冲突中‘谁与谁进行对抗’？”
“美国的外交政策不会让世界更和平”
环球时报：您能详细谈谈凯南的晚年境况吗？
派克：虽然凯南的观点在政府圈子里被忽视，但他晚年的公众形象和声誉相当高。因为他的担忧符合公众对美俄重新爆发冷战以及核军备竞赛、导弹部署等问题日益加深的不安。他被排在那些警告“生态灾难”的人的前列。他还反对过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凯南对那些年不断增长的“反苏反俄狂热情绪”发表了强烈的看法，并认为华盛顿和太多的美国人“在潜意识中需要一个外部的敌人”。凯南还坚持“对美国权力的限制”。有一次我们吃午餐时，他和我聊起杜鲁门总统时期的国务卿艾奇逊，并表示“其不了解权力”。凯南当时解释说，在华盛顿的信仰中有异乎寻常的狂妄自大：美国在二战结束后不久就认为它可以构建一个全球体系，以此来控制自己的盟友，尤其是德国和日本，并以此对抗自己的敌人。他认为，华盛顿在掩饰自己越来越非理性的企图——成为每个地区的支点、“管理”游戏规则、将北约东扩到俄罗斯的边界、坚持美国“普世价值”，但这些最终将导致悲剧性的结果。因为所有这些都避开了凯南一生中谈到的“对权力的限制”。凯南反复强调，美国制定连贯的战略思维几乎变得不可能，因为美国拒绝对自己的权力加以限制，也拒绝对解决紧迫的全球性问题持开放态度。
环球时报：回到乌克兰危机，我们也想听听您的见解？
派克：乌克兰危机的关键要追溯到美国和北约（以及欧盟）拒绝接受一个不威胁俄罗斯的独立和保持中立的乌克兰。北约1999年和2004年两次大规模东扩，清晰地暴露出华盛顿的基本议程：首先是要严重削弱俄罗斯的长期影响力；其次是进一步巩固自己在扩大后的北约中的核心地位。有分析认为，美国拒绝与俄罗斯就基本问题进行谈判，且多年来在乌克兰采取了很明显的导致危机升级的行动——从“民主促进”政策，到所谓的“橙色革命”，再到大量资助、训练和武装乌克兰军队等。
谁也说不准华盛顿在自己不断深化的治理问题中要走向何处。但与以前不同的是，在繁荣时期，动员起来对付一个“敌人”往往会带来一种虚假的团结感，而那些日子已成为历史。曾经，美国可以负担大量的军事开支和不断置身于战争的成本，也能让大多数美国公民仍享受相对优越的经济福利，但现在美国做不到了。至于欧洲，一个追求更独立、更少结盟的欧洲可以在世界上扮演一个更为积极的角色。那样的话，欧洲可以放心地去应对气候和核问题，力争创新全球治理模式，而不是被卷入长期的“再军事化”，或者更糟——在华盛顿的怂恿下将自己的军事存在扩展到亚洲。
环球时报：中美之间既有分歧也有共同利益。您认为，两国还有可能携手努力，让乌克兰危机尽快化解吗？
派克：如果美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灵活性，降低自己的调子，那么，美中两国可以做很多事情来帮助解决当前的危机。当然，这需要美国在相当程度上改变方向，而不是中国。到目前为止，美国还没有这样做。不过，我们应该记住，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和欧洲人开始认识到，如果（美国）采取当前针对乌克兰危机的这种外交政策，既不会让世界更和平，也不会让世界有足够能力来有效应对全球变暖等其他具有威胁性的生存危机。解决这些危机需要以正义感为基础的、创新的全球治理方式，而推动这些方式的应该是一种区别于美国和北约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对俄罗斯所采取的那种策略。
“中国崛起，美国没有做好任何准备”
环球时报：您认为在拜登政府任期内，中美关系会有明显改变吗？
派克：尽管大多数迹象表明美中关系日益紧张和不稳定，但拜登政府有可能改变自己对华政策的一些方面。拜登政府正在大规模增加国防预算，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挑衅性措施，试图动员美国的传统盟友加入其针对中国的军事战略，如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和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
同时，拜登政府还在延续特朗普将美国贸易政策武器化的做法，并试图利用对俄制裁进一步推动美中经济“脱钩”。
当然，所有这些都需要放在中国的历史性崛起在各方面给美国带来不安的大背景下来看。作为一个非同寻常的非西方文明，中国正在走向全球权力的中心。美国历史上没有为这种情况做好任何准备，无论是在政治、文化、心理、种族还是战略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美中关系的前景仍很严峻。
但抛开可能的“黑天鹅”事件不谈，鉴于美国对华政策一成不变，我认为，有几点需要注意：
首先，这不是冷战时期的重演。冷战时期，美国国内的“恐共”情绪和对苏联、中国的妖魔化描述相互结合。有所不同的是，现在美国民意调查显示出当前美国民众对中国持相当负面的态度，但实际上在美国受访者最关切的问题中，有关中国的排列很靠后。我怀疑是否真的有很多美国人把中国视为华盛顿治理体系日益失调的根本原因。中国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精英群体所关注的，而这种关注主要为美国军工集团的利益服务。
其次，美国政治机构在中国议题上存在分歧。拜登总统面对的是一个日益失意的民主党，且党内的进步派和拜登之间也存在矛盾。进步派在应对气候变化这一问题上态度强硬，同时探寻各种国内改革。而拜登的预算和外交政策议程与进步派的主张相冲突，这让他们深感不满。
第三，尽管美国大企业的精英并不打算公开质疑华盛顿的对华政策，但他们内心也很矛盾。因为对许多人来说，以各种方式与中国“脱钩”以及拜登政府对俄制裁有可能加速削弱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私下里，一些人担心美国已失去通过美联储、华尔街和庞大的政府赤字运作来化解金融危机的能力。多年来老有人在谈论“中国的崩溃”，但正如2008年金融危机时所显示的那样，美国已经将“系统性风险”这一概念制度化，变成了美国经济运作的核心。如果没有中国在2008年到2009年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很难知道今天的全球经济会是什么情形。（《环球时报》4月19日7版文章，作者： 夏温新）
南开大学孙亚民：奥密克戎疑似宿主出现，未来要防动物传人
01.30-22:32
继阿尔法、贝塔、伽玛、德尔塔之后，传播速度更快、隐匿性和传染能力更强的奥密克戎来势汹汹，横行西方国家在多国掀起了几乎垂直式的新增病例大潮，并迅速取代德尔塔，成为全球优势流行株，防疫格局随之改变。
世界卫生组织（WHO）已将奥密克戎纳入第五种“关切变异株”（VOC）。2021年11月27日，奥密克戎输入中国香港；2021年12月9日，该变异株首次登陆中国内地，并在近期引发全国多地发生聚集性感染或跨省传播病例。
但肆虐背后，奥密克戎的起源仍然是个谜。近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徐建国院士团队和南开大学公共卫生与健康研究院孙亚民教授团队在权威专业期刊《生物安全与生物安保杂志》（Journal of Biosafety and Biosecurity）上发表了一篇题为“SARS-CoV-2奥密克戎变体的起源和进化分析（Origin and evolutionary analysis of the SARS-CoV-2 Omicron variant）”的研究论文。
该团队发现，
奥密克戎不是从德尔塔进化而来，而是形成了单系群谱，与伽马变体系姐妹群，但分支更长。且种种迹象表明，奥密克戎可能在非人类的物种中悄然进化和演变。对此，研究团队通过对鼠适应性毒株和奥密克戎突变谱的对比后发现，奥密克戎病毒株或起源于老鼠，在鼠宿主中进化后重新回传给人类。
新冠流行两年，人类已疲于防疫。如若“动物传人”，无疑是雪上加霜。而这一研究结果，或将有助于预测和防止未来危险变体的上升。
对此，澎湃新闻对话孙亚民教授，试图进一步走近神秘的奥密克戎，探讨接下来的防疫之路。孙亚民表示，动物强大的繁衍能力很适应病毒的进化，通过跟人类的接触，病毒来回“溢出”，会进一步加剧新冠病毒的多样性和难以预测性。未来，我们要防止人传人、物传人，更要防动物传人。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徐建国院士团队和南开大学公共卫生与健康研究院孙亚民教授团队发表一篇题为“SARS-CoV-2奥密克戎变体的起源和进化分析”的研究论文。
锁定老鼠澎湃新闻：一直以来，外界都有新冠病毒可能是“动物传人”的说法，而动物感染新冠病毒的情况也早有先例。截至2021年12月底，世界动物卫生组织记录了625起动物感染新冠病毒的疫情，如水貂、鹿等。你和团队通过什么契机，把研究对象锁定为老鼠？孙亚民：动物感染新冠病毒的情况主要从2020年的4月开始，当时，变异株在刺突蛋白受体结合域（RBD）上出现了一个关键且重要的突变，叫“N501Y”。而这个突变，赋予了此后出现的新冠病毒一种“广宿主”的适应性能力，可以感染啮齿类动物、猫科类动物，如猫、老虎、水貂等。
但是，感染一个动物、能够在动物群体内引起传播，以及能够引起传播并回传给人，是三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前期的大量研究表明，很多动物感染后，病毒在动物体内的复制能力并不强，病毒载量也达不到能够引发群体内传播，或传播给其他动物、人类的能力，而且我们也完全可以通过现有的检测手段筛查出来。
去年11月，奥密克戎被世卫组织纳入全球需关切的第五种变异株后，我们就针对该病毒展开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发现它和其他变异株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比如，它有很多突变的位点数。一个正常进化的新冠病毒，突变累计的速度是一个固定值——在同一时间点分离的不同变体的突变数量一般大抵相同。
但我们计算五种VOCs的平均突变数量后发现，奥密克戎变异株的变异数量明显多余其他变体，特别是在刺突蛋白受体结合域（RBD），变体数量不仅多，而且很集中。所以我们当时就怀疑，这种冠状病毒很有可能是受到了一种比较大的“选择压力”，存在更换了宿主的可能。
当时，针对奥密克戎的起源问题，我们请教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徐建国院士，也就是这篇论文的通讯作者。徐建国院士是我国“反向病原学”概念的提出者，他对于传染病的溯源和传播极为敏感。徐院士认为，奥密克戎可能来源于一种“接近人类生活”的动物，在群体内进化后再回传给人类。
在他的指点下，我们对大量文献开展调研，获取基因组序列开展比对研究，寻找证据。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奥密克戎存在不寻常的关键突变位置。随后我们开始研究这些突变比较容易在哪些动物身上发生，或比较下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容易发生，慢慢就锁定到了老鼠身上。
“或在老鼠体内缓慢积累突变，反向传人”
澎湃新闻：你能否展开说下“关键突变位置”，以及这篇论文的其他研究结果？孙亚民：我们比较了13个鼠适应性菌株与奥密克戎变体的关键突变后发现，奥密克戎变体在病毒S蛋白的五个关键位点——K417、E484、Q493、Q498和N501发生突变。其中，Q493和Q498两个位点的突变与动物感染有关。而Q493K和Q498H突变的菌株，对mACE2的亲和力明显增强。
而同样在这五个位点发生突变的另一种毒株，名为“IA-501Y-MA-30毒株”，它是在”IA-501Y“毒株30次传代后，从小鼠肺部样本中所获得的。这种突变谱特征表明，病毒已经适应了感染老鼠的细胞，也就进一步论证了奥密克戎变体可能是在鼠宿主中进化而来的，或者至少来源于与鼠数量相近的啮齿类动物。
奥密克戎和鼠适应SARS-COV-2毒株之间共有的5个关键突变
此外，我们还做了VOCs和VOIs的系统发育分析，将奥密克戎放在整个进化树的框架中，进一步揭示了这种变异株的特殊性。
到现在为止，新冠病毒的数据库上有600万个基因组，记录了病毒的出现、发展和进化的过程。但我们对比后发现，系统发育树显示没有进化的中间分支，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惊讶的结果。
如果奥密克戎是由德尔塔变体的一个菌株演变而来，如AY.4、AY.23或AY.46（分别是欧洲、亚洲和非洲的主要变体），那么两者会存在共同的突变特征，但奥密克戎与这些菌株没有相似之处，这说明奥密克戎不是从德尔塔进化而来，而是形成了单系群。我们发现，奥密克戎谱系是伽马变体的姐妹群，但分支更长。
按时间比例排列的系统发育树显示，在2020年上半年，奥密克戎谱系和伽马谱系发生了分化，这表明奥密克戎可能在非人类的物种中开始进化。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沉寂”后，奥密克戎在老鼠体内缓慢积累突变，然后可能通过偶然的机会，反向回传给人类。
一直以来，有一种起源假设认为，奥密克戎是在一个免疫功能缺陷的个体中进化而来，例如长期接受化疗的患者或艾滋病（HIV）病人，体内经历了慢性感染并长期进化，因此带有大量稀有的突变
这种假设有一定依据和可能性。但我们认为，如果一个病毒在一个人的体内长期进化，根据病毒的特性，会更倾向于朝着有利于复制和生存的方向进化，而不会朝着具有更强传播力的方向去演变。
那么，有人会问，为什么不是艾滋病群体间的传播呢？因为如果病人之间传播，一年多时间还没有被发现的概率很小。
所以，我们认为，奥密克戎更可能是起源于一个非人类的群体，而不是个人。
BA.2亚型毒株或取代奥密克戎成为新主流毒株
澎湃新闻：最近，奥密克戎（BA.1）已经出现了BA.2和BA.3两种亚型，被称为“三姐妹”。 BA.2因传播速度更快、传染性更强，被认为或将取代BA.1成为优势株。目前，英国、丹麦等国家的感染者有所激增。那么从结合你此前对鼠的研究来看，BA.2和BA.3这两种亚型有什么传播及变异趋势？孙亚民：病毒不断进化，奥密克戎不会成为最后一个变异株。
我们最近研究发现，奥密克戎“三姐妹”在关键部位的共同突变很多，可以推断是来源于同一个群体。而BA.2和BA.3之间，有很多相似的特异性突变。
同时，这三个变体之间存在的单核苷酸多态性（SNP）数量和差异化情况，意味着它们可能处于不同的进化时间节点，且出现的顺序也不相一致。我们分析认为，奥密克戎可能在某一个地区或区域内不同鼠群体间来回感染进化，形成了新的亚型。
根据丹麦、英国等国家的研究发现，BA.2亚型毒株的传染性比奥密克戎变异株高1.5倍，传染速度更快，可能会取代奥密克戎，成为新的主流毒株。
从突变位点来看，相比奥密克戎，BA.2亚型的S蛋白上多了几个重要的突变位点，如T376A、R574S等，与传播能力有一定关系，需要深入研究。
未来要防人传人、物传人，更要防动物传人
澎湃新闻：论文中指出，研究人员应该专注于从野生动物，特别是啮齿动物中分离出的SARS-CoV-2变异株。如果奥密克戎是在鼠宿主中进化后回传给人类的，在目前对动物的防疫手段和经验较少的情况下，你认为它在非人类宿主中传播的影响，将对该流行病的防控带来什么新的挑战？孙亚民：如果奥密克戎找到了野生宿主，尤其是啮齿类这种群体数量居大的天然宿主后，想把新冠彻底从人类生活中清除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小。
动物强大的繁衍能力很适应病毒的进化，通过跟人类的接触，病毒来回“溢出”，会进一步加剧新冠病毒的多样性和难以预测性。
未来，我们要防止人传人、物传人，更要防动物传人。奥米克戎在上呼吸道的病毒载量高，对物品的污染计量比其他的变体病毒更高，所以出现了“物传人”的情况，但概率还是相对较低的，因为在非低温的环境下，病毒的存活率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有所降低，很难达到可传染的病毒数量的要求。
但最近，中国香港疑似出现全球首宗宠物仓鼠将新冠病毒传染给人类的个案，很不常见。当病毒潜伏于和人亲近的宠物身上，是一件很危险的事。
奥密克戎出现后，动态清零的压力超过以往。动物传人，对下一阶段的防疫政策和手段，发起重大挑战。
对于进口物品和动物，要做好检验检疫。针对国内爆发过奥密克戎的地区，要做好疫区内的环境监测和动物检疫，特别是会与人密切相关的动物监测，加强对未知原因的非输入性病例的溯源及研究。
病人清零不容易，但要做到疫区内的“环境清零”，更难。
美国科学家对环境和动物监测的信息，值得我们借鉴和思考。我们的论文中也提到，2021年7月发表的一份针对纽约下水道样本的研究发现，Q498突变在生活于纽约下水道的大量动物宿主中已经积累了很长一段时间。研究者们对此还讨论了SARS-CoV-2在非人类动物宿主之间传播的可能性，富有启发性。
澎湃新闻：对应我国的防疫政策，你认为未来该如何处理活体动物与人的关系？孙亚民：首先要加强动物微生物研究和动物新冠病毒检测。既然奥密克戎具备了在啮齿动物繁殖的能力，发生疫情的地方，一般要高度警惕，不要让奥密克戎从患者传给当地的啮齿动物。
一旦发生“动物传人”的情况，我们的第一反应不应该是直接大规模捕杀，而是要学会更好地去处理动物，特别是宠物与人的关系。
其实动物感染分几个层次和阶段，绝大多数的动物身上都带有多种病毒，可以用技术手段检测出来，但并不一定具备将病毒传染给人的能力。
我认为，接下来可能会朝着动物宿主和动物感染的方向去研究，比如动物自身的免疫系统能否慢慢把病毒清除等问题，都值得关注。
澎湃新闻：你认为，对动物的研究分析，能为潜在的COVID-19治疗药物和疫苗研发带来什么启发？孙亚民：目前，新冠疫苗和药物正朝着广谱、预防感染、减少重症和死亡的方向去研发。针对奥密克戎的特点，未来可能会朝着保护特殊人群免于感染的方向发展，尤其是老人和免疫力低下的人群。
随着的新冠病毒感染动物的能力不断增强，研究动物用疫苗需要未雨绸缪。
事实上，在很多国家动物疫苗已经被提上日程。例如：美国的兽医制药公司Zoetis也正在研究用于水貂和宠物的新冠疫苗。因此，评估新冠病毒对于动物（特别是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动物）易感性，在动物群体内传播程度等信息，确定高危动物群体是至关重要的。
澎湃新闻：你的团队接下来有什么新的研究方向和计划？孙亚民：新冠已经出现两年了，公共数据库累积了庞大的病毒基因组，我们最近计划对新冠病毒的变异和进化做一个总结，比如它的核酸、碱基突变类型有什么进化趋势。
同时，我们还会将研究重点放在没有发生突变的位点上。这两年，新冠病毒群体内的所有位点几乎都发生了突变，被记录在册，说明该群体内突变已经“接近饱和”。
从表象上来看，新冠病毒的感染部位，已经由下呼吸道向上呼吸道转移。而奥密克戎表现出来的所有特点，都可以归因于它在上呼吸道复制的速度更快，得以淘汰掉那些在下呼吸道感染的病毒，因而更具传播优势和选择优势。
所以，我们还会将研究重点放在没有发生突变的位点上，观察这些位点是否会影响病毒的生存和传播速度，这对研究新冠病毒的基因功能和结构有重要价值。
来源 :【澎湃新闻】
01.30-22:32
继阿尔法、贝塔、伽玛、德尔塔之后，传播速度更快、隐匿性和传染能力更强的奥密克戎来势汹汹，横行西方国家在多国掀起了几乎垂直式的新增病例大潮，并迅速取代德尔塔，成为全球优势流行株，防疫格局随之改变。
世界卫生组织（WHO）已将奥密克戎纳入第五种“关切变异株”（VOC）。2021年11月27日，奥密克戎输入中国香港；2021年12月9日，该变异株首次登陆中国内地，并在近期引发全国多地发生聚集性感染或跨省传播病例。
但肆虐背后，奥密克戎的起源仍然是个谜。近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徐建国院士团队和南开大学公共卫生与健康研究院孙亚民教授团队在权威专业期刊《生物安全与生物安保杂志》（Journal of Biosafety and Biosecurity）上发表了一篇题为“SARS-CoV-2奥密克戎变体的起源和进化分析（Origin and evolutionary analysis of the SARS-CoV-2 Omicron variant）”的研究论文。
该团队发现，
奥密克戎不是从德尔塔进化而来，而是形成了单系群谱，与伽马变体系姐妹群，但分支更长。且种种迹象表明，奥密克戎可能在非人类的物种中悄然进化和演变。对此，研究团队通过对鼠适应性毒株和奥密克戎突变谱的对比后发现，奥密克戎病毒株或起源于老鼠，在鼠宿主中进化后重新回传给人类。
新冠流行两年，人类已疲于防疫。如若“动物传人”，无疑是雪上加霜。而这一研究结果，或将有助于预测和防止未来危险变体的上升。
对此，澎湃新闻对话孙亚民教授，试图进一步走近神秘的奥密克戎，探讨接下来的防疫之路。孙亚民表示，动物强大的繁衍能力很适应病毒的进化，通过跟人类的接触，病毒来回“溢出”，会进一步加剧新冠病毒的多样性和难以预测性。未来，我们要防止人传人、物传人，更要防动物传人。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徐建国院士团队和南开大学公共卫生与健康研究院孙亚民教授团队发表一篇题为“SARS-CoV-2奥密克戎变体的起源和进化分析”的研究论文。
锁定老鼠澎湃新闻：一直以来，外界都有新冠病毒可能是“动物传人”的说法，而动物感染新冠病毒的情况也早有先例。截至2021年12月底，世界动物卫生组织记录了625起动物感染新冠病毒的疫情，如水貂、鹿等。你和团队通过什么契机，把研究对象锁定为老鼠？孙亚民：动物感染新冠病毒的情况主要从2020年的4月开始，当时，变异株在刺突蛋白受体结合域（RBD）上出现了一个关键且重要的突变，叫“N501Y”。而这个突变，赋予了此后出现的新冠病毒一种“广宿主”的适应性能力，可以感染啮齿类动物、猫科类动物，如猫、老虎、水貂等。
但是，感染一个动物、能够在动物群体内引起传播，以及能够引起传播并回传给人，是三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前期的大量研究表明，很多动物感染后，病毒在动物体内的复制能力并不强，病毒载量也达不到能够引发群体内传播，或传播给其他动物、人类的能力，而且我们也完全可以通过现有的检测手段筛查出来。
去年11月，奥密克戎被世卫组织纳入全球需关切的第五种变异株后，我们就针对该病毒展开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发现它和其他变异株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比如，它有很多突变的位点数。一个正常进化的新冠病毒，突变累计的速度是一个固定值——在同一时间点分离的不同变体的突变数量一般大抵相同。
但我们计算五种VOCs的平均突变数量后发现，奥密克戎变异株的变异数量明显多余其他变体，特别是在刺突蛋白受体结合域（RBD），变体数量不仅多，而且很集中。所以我们当时就怀疑，这种冠状病毒很有可能是受到了一种比较大的“选择压力”，存在更换了宿主的可能。
当时，针对奥密克戎的起源问题，我们请教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徐建国院士，也就是这篇论文的通讯作者。徐建国院士是我国“反向病原学”概念的提出者，他对于传染病的溯源和传播极为敏感。徐院士认为，奥密克戎可能来源于一种“接近人类生活”的动物，在群体内进化后再回传给人类。
在他的指点下，我们对大量文献开展调研，获取基因组序列开展比对研究，寻找证据。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奥密克戎存在不寻常的关键突变位置。随后我们开始研究这些突变比较容易在哪些动物身上发生，或比较下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容易发生，慢慢就锁定到了老鼠身上。
“或在老鼠体内缓慢积累突变，反向传人”
澎湃新闻：你能否展开说下“关键突变位置”，以及这篇论文的其他研究结果？孙亚民：我们比较了13个鼠适应性菌株与奥密克戎变体的关键突变后发现，奥密克戎变体在病毒S蛋白的五个关键位点——K417、E484、Q493、Q498和N501发生突变。其中，Q493和Q498两个位点的突变与动物感染有关。而Q493K和Q498H突变的菌株，对mACE2的亲和力明显增强。
而同样在这五个位点发生突变的另一种毒株，名为“IA-501Y-MA-30毒株”，它是在”IA-501Y“毒株30次传代后，从小鼠肺部样本中所获得的。这种突变谱特征表明，病毒已经适应了感染老鼠的细胞，也就进一步论证了奥密克戎变体可能是在鼠宿主中进化而来的，或者至少来源于与鼠数量相近的啮齿类动物。
奥密克戎和鼠适应SARS-COV-2毒株之间共有的5个关键突变
此外，我们还做了VOCs和VOIs的系统发育分析，将奥密克戎放在整个进化树的框架中，进一步揭示了这种变异株的特殊性。
到现在为止，新冠病毒的数据库上有600万个基因组，记录了病毒的出现、发展和进化的过程。但我们对比后发现，系统发育树显示没有进化的中间分支，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惊讶的结果。
如果奥密克戎是由德尔塔变体的一个菌株演变而来，如AY.4、AY.23或AY.46（分别是欧洲、亚洲和非洲的主要变体），那么两者会存在共同的突变特征，但奥密克戎与这些菌株没有相似之处，这说明奥密克戎不是从德尔塔进化而来，而是形成了单系群。我们发现，奥密克戎谱系是伽马变体的姐妹群，但分支更长。
按时间比例排列的系统发育树显示，在2020年上半年，奥密克戎谱系和伽马谱系发生了分化，这表明奥密克戎可能在非人类的物种中开始进化。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沉寂”后，奥密克戎在老鼠体内缓慢积累突变，然后可能通过偶然的机会，反向回传给人类。
一直以来，有一种起源假设认为，奥密克戎是在一个免疫功能缺陷的个体中进化而来，例如长期接受化疗的患者或艾滋病（HIV）病人，体内经历了慢性感染并长期进化，因此带有大量稀有的突变
这种假设有一定依据和可能性。但我们认为，如果一个病毒在一个人的体内长期进化，根据病毒的特性，会更倾向于朝着有利于复制和生存的方向进化，而不会朝着具有更强传播力的方向去演变。
那么，有人会问，为什么不是艾滋病群体间的传播呢？因为如果病人之间传播，一年多时间还没有被发现的概率很小。
所以，我们认为，奥密克戎更可能是起源于一个非人类的群体，而不是个人。
BA.2亚型毒株或取代奥密克戎成为新主流毒株
澎湃新闻：最近，奥密克戎（BA.1）已经出现了BA.2和BA.3两种亚型，被称为“三姐妹”。 BA.2因传播速度更快、传染性更强，被认为或将取代BA.1成为优势株。目前，英国、丹麦等国家的感染者有所激增。那么从结合你此前对鼠的研究来看，BA.2和BA.3这两种亚型有什么传播及变异趋势？孙亚民：病毒不断进化，奥密克戎不会成为最后一个变异株。
我们最近研究发现，奥密克戎“三姐妹”在关键部位的共同突变很多，可以推断是来源于同一个群体。而BA.2和BA.3之间，有很多相似的特异性突变。
同时，这三个变体之间存在的单核苷酸多态性（SNP）数量和差异化情况，意味着它们可能处于不同的进化时间节点，且出现的顺序也不相一致。我们分析认为，奥密克戎可能在某一个地区或区域内不同鼠群体间来回感染进化，形成了新的亚型。
根据丹麦、英国等国家的研究发现，BA.2亚型毒株的传染性比奥密克戎变异株高1.5倍，传染速度更快，可能会取代奥密克戎，成为新的主流毒株。
从突变位点来看，相比奥密克戎，BA.2亚型的S蛋白上多了几个重要的突变位点，如T376A、R574S等，与传播能力有一定关系，需要深入研究。
未来要防人传人、物传人，更要防动物传人
澎湃新闻：论文中指出，研究人员应该专注于从野生动物，特别是啮齿动物中分离出的SARS-CoV-2变异株。如果奥密克戎是在鼠宿主中进化后回传给人类的，在目前对动物的防疫手段和经验较少的情况下，你认为它在非人类宿主中传播的影响，将对该流行病的防控带来什么新的挑战？孙亚民：如果奥密克戎找到了野生宿主，尤其是啮齿类这种群体数量居大的天然宿主后，想把新冠彻底从人类生活中清除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小。
动物强大的繁衍能力很适应病毒的进化，通过跟人类的接触，病毒来回“溢出”，会进一步加剧新冠病毒的多样性和难以预测性。
未来，我们要防止人传人、物传人，更要防动物传人。奥米克戎在上呼吸道的病毒载量高，对物品的污染计量比其他的变体病毒更高，所以出现了“物传人”的情况，但概率还是相对较低的，因为在非低温的环境下，病毒的存活率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有所降低，很难达到可传染的病毒数量的要求。
但最近，中国香港疑似出现全球首宗宠物仓鼠将新冠病毒传染给人类的个案，很不常见。当病毒潜伏于和人亲近的宠物身上，是一件很危险的事。
奥密克戎出现后，动态清零的压力超过以往。动物传人，对下一阶段的防疫政策和手段，发起重大挑战。
对于进口物品和动物，要做好检验检疫。针对国内爆发过奥密克戎的地区，要做好疫区内的环境监测和动物检疫，特别是会与人密切相关的动物监测，加强对未知原因的非输入性病例的溯源及研究。
病人清零不容易，但要做到疫区内的“环境清零”，更难。
美国科学家对环境和动物监测的信息，值得我们借鉴和思考。我们的论文中也提到，2021年7月发表的一份针对纽约下水道样本的研究发现，Q498突变在生活于纽约下水道的大量动物宿主中已经积累了很长一段时间。研究者们对此还讨论了SARS-CoV-2在非人类动物宿主之间传播的可能性，富有启发性。
澎湃新闻：对应我国的防疫政策，你认为未来该如何处理活体动物与人的关系？孙亚民：首先要加强动物微生物研究和动物新冠病毒检测。既然奥密克戎具备了在啮齿动物繁殖的能力，发生疫情的地方，一般要高度警惕，不要让奥密克戎从患者传给当地的啮齿动物。
一旦发生“动物传人”的情况，我们的第一反应不应该是直接大规模捕杀，而是要学会更好地去处理动物，特别是宠物与人的关系。
其实动物感染分几个层次和阶段，绝大多数的动物身上都带有多种病毒，可以用技术手段检测出来，但并不一定具备将病毒传染给人的能力。
我认为，接下来可能会朝着动物宿主和动物感染的方向去研究，比如动物自身的免疫系统能否慢慢把病毒清除等问题，都值得关注。
澎湃新闻：你认为，对动物的研究分析，能为潜在的COVID-19治疗药物和疫苗研发带来什么启发？孙亚民：目前，新冠疫苗和药物正朝着广谱、预防感染、减少重症和死亡的方向去研发。针对奥密克戎的特点，未来可能会朝着保护特殊人群免于感染的方向发展，尤其是老人和免疫力低下的人群。
随着的新冠病毒感染动物的能力不断增强，研究动物用疫苗需要未雨绸缪。
事实上，在很多国家动物疫苗已经被提上日程。例如：美国的兽医制药公司Zoetis也正在研究用于水貂和宠物的新冠疫苗。因此，评估新冠病毒对于动物（特别是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动物）易感性，在动物群体内传播程度等信息，确定高危动物群体是至关重要的。
澎湃新闻：你的团队接下来有什么新的研究方向和计划？孙亚民：新冠已经出现两年了，公共数据库累积了庞大的病毒基因组，我们最近计划对新冠病毒的变异和进化做一个总结，比如它的核酸、碱基突变类型有什么进化趋势。
同时，我们还会将研究重点放在没有发生突变的位点上。这两年，新冠病毒群体内的所有位点几乎都发生了突变，被记录在册，说明该群体内突变已经“接近饱和”。
从表象上来看，新冠病毒的感染部位，已经由下呼吸道向上呼吸道转移。而奥密克戎表现出来的所有特点，都可以归因于它在上呼吸道复制的速度更快，得以淘汰掉那些在下呼吸道感染的病毒，因而更具传播优势和选择优势。
所以，我们还会将研究重点放在没有发生突变的位点上，观察这些位点是否会影响病毒的生存和传播速度，这对研究新冠病毒的基因功能和结构有重要价值。
来源 :【澎湃新闻】
为不屈的灵魂击节！中国一姐陈雨菲：面对质疑，心火不熄
从日本东京到中国西安的直线距离是2808公里，从中国西安到芬兰万塔的直线距离是6348公里。
过去两个多月的时间里，陈雨菲在这三地连续参加了2020东京奥运会、第14届全运会以及2021苏迪曼杯。不管是在哪里、多疲倦或者压力有多大，这位中国羽毛球队的女单一姐都勇敢地扛起大旗，成为个人和集体夺冠路上值得信赖的那一个。
在北京时间今天晚上结束的苏迪曼杯决赛上，球迷和队友们在看台上不断为她加油，所有的一切都在激励着这位每一场都竭尽全力希望为球队获得胜利的杭州姑娘。尽管在女单比赛中最终以0比2不敌日本选手山口茜，但舟车劳顿、连续作战的她已经发挥出了百分百的能量，每个人都在为她不屈的精神而击节叫好。
这些能量和不屈，是她过去23年来的人生积淀。
它包括那些她在羽毛球生涯里所遇到的闪光瞬间，更包括她在质疑声中咬紧牙关不断突破自我，不断坚定信念的过程。正是这个艰难的过程，让她从一个曾经被退回省队的小姑娘成长为真正的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中坚力量”。
——曾经想当医生和警察，因为打球剪被掉长发
1998年3月1日，陈雨菲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
这片土地自古以来就有“钟灵毓秀之地、潇洒文明之邦”的美誉，北宋文学家范仲淹感慨于这里的奇山异水，写出了《潇洒桐庐郡·十咏》，开篇便是：“潇洒桐庐郡， 乌龙山霭中。使君无一事， 心共白云空。”
小小的陈雨菲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
爸爸妈妈以及家人都给了她足够的爱，为她构建了一个惬意的、可以随意展现自我的小空间。“她最大的特点就是好动，整天在客厅里的沙发和电视机上爬上爬下，从来不会好好走路，都是蹦蹦跳跳的。”
回想起女儿小时候，爸爸陈哲总是满脸笑意，他和妈妈从来没有因为她的淘气而责备她。
因为自己是运动爱好者，所以陈哲总是会在工作之余去球馆或者室外运动，大多数时候是篮球、排球。小小的陈雨菲有时候就会带去现场，抱着大大的皮球一拍就是很长时间，玩儿得不亦乐乎，而且又非常专注。
爸爸很快就发现了这个“小淘气”的特质，因为能够让她安静地待着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或许，她是个练体育的好苗子？”他心里想着，但是并没有想好到底为女儿选择什么样的运动，也不知道体育的路未来会不会走通。
2004年，陈经纶体校的羽毛球教练去桐庐选材，陈哲带着上幼儿园大班的陈雨菲去面试。结果，康平教练第一眼就看上了这个体型有点瘦、手长、动作协调的小姑娘，立刻问她愿不愿意去打羽毛球。
“小时候的梦想啊，就是想当医生和警察之类的，和别的小朋友一样。”多年以后，当被问到最初的梦想时，陈雨菲说。但有的时候，人生的转折就来自于一次无心插柳的机缘。6岁的她因为这次选拔踏上了羽毛球之路。
而她为这项运动做出的第一次牺牲，就是剪掉留了很久的长发。“女孩子都是爱美的，但是她才6岁，想到她在体校都是一个人，我们就给她剪了短发，这样打理起来简单一些。”
当时没有人想到，这清爽的短发陈雨菲一留就是17年。
——挫折接二连三，总被质疑“关键时刻掉链子”
进入体校之后，她牺牲掉的不只是一头长发，还有很多原本属于小朋友的快乐时光。
这几乎是每一位运动员都会遇到的状况。他们为了个人和集体、国家的荣誉，从很小的时候就了解到这一点。汗水和泪水交织在一起，才能浇灌出最为鲜艳的冠军之花。
“开始打羽毛球之后，梦想就变成了要当世界冠军、奥运会冠军。当时因为还比较小，可能就比较天真，觉得你只要参与了这项运动，肯定就是要拿到最高荣誉，不会想到过程会有多么艰辛。”
所以，到底有多艰辛呢？
在陈经纶体校两年之后，陈雨菲入选浙江省羽毛球队。省队的训练强度以及比赛紧张度都是体校所不能比拟的，这让她的家长们心疼不已。他们想到那个6岁就拖着行李箱离家的小孩儿，就很想让她放弃羽毛球，回到桐庐和家人们团聚，像其他小朋友一样过“简单一点儿”的日子。
但是已经爱上这项运动的小姑娘根本不答应，她的内心充满了像火一样的冲劲儿。她不想放弃，她说自己一定会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羽毛球选手，请他们相信自己并且给自己时间。
说服了家长之后，小小年纪的陈雨菲真正地开始“独自上场”。她以女单选手的身份在2011年入选国青队集训，一年后进入中国羽毛球国家队。
中国羽毛球队一直以来都是人才济济，进入国家队对于真正想要拿世界冠军的选手来说相当于只是刚刚跨过了第一道门槛。然而这一步，陈雨菲并没有走得很踏实。
作为来自桐庐的“软妹子”，她有一种不太愿意争抢的性格。但竞技体育就是需要你时刻去争取，因为机会对于所有来说都是公平的，它只有那么多。
“大概2013还是14年，我已经在国家队了，打比赛输给了一位省队的队员。当时有一条规定是国家队如果输给省队，就要交换，所以我就回了省队。”
在成长过程中，这是陈雨菲遇到的第二个挫折。她第一次觉得自己把羽毛球和自己的人生想得太简单了，哭了很久才接受这个事实。好在两个月后还有一次打挑战赛决定最后去留的机会，她赢了那场比赛，也赢下了通往胜利的第一步。
球技和心理抗压力，陈雨菲逐渐意识到想要兑现儿时“夺得世界冠军”的豪言必须在这两方面下苦功。所以，即便是2017到18年接连在大赛中输给泰国的布桑兰、队友陈晓欣、日本的川上沙惠奈以及中国台北的戴资颖等选手，她心中的那团火都从未熄灭过，反而烧得更加旺盛了。
——用团队精神武装自己，成为最值得信赖的人
2021年8月1日，东京武藏野森林综合体育广场的奥运会羽毛球女单决赛。
陈雨菲对阵戴资颖，此前双方一共有过18次交手，后者拿走15次胜利。然而过去已经过去，现在和未来是属于23岁的桐庐姑娘的。进入2019年以后，她已经7次闯入世界大赛决赛并且全部夺冠，早已实现了儿时想要成为世界冠军的梦想，现在她和奥运会冠军之间只剩下了一场比赛。
81分钟的鏖战之后，对手以一个放网失败丢掉最后一分，陈雨菲激动地双膝跪地。
从2000年的悉尼到2012年的伦敦，中国羽毛球队蝉联了四届奥运会女单金牌，但是2016年在里约无缘最高领奖台。
5年前，18岁的陈雨菲在电视机前观看了里约奥运会。同年，她在年底的世青赛上一举摘金，为中国队时隔9年再夺世青赛女单冠军。2021年的东京，又是一个9年，她的金牌让中国羽毛球女单再次登上奥运之巅。
“我以前是一个比较怕承担的人，不想去突尖，一直平平淡淡就可以。慢慢地成绩好了之后就会更有责任感，想着去为团队拿冠军。大家可能会觉得，单项的世界冠军会更有分量一点。但是没有团体就没有个人，就是有了中国羽毛球队，才会有陈雨菲。所以在我们心里，团队会更加重要。”
回看起自己17年的羽毛球生涯，陈雨菲的总结不只是关于体育，更关于人生观和价值观。
从东京回国，陈雨菲和其他中国奥运代表团的选手一样进行了21天的隔离，然后马不停蹄地参加了在西安举行的第14届全运会并且再次夺得女单金牌。之后，她和中国羽毛球队一起前往芬兰万塔，以头号女单的身份征战2021苏迪曼杯。
1/4决赛对阵丹麦，她在男双何济霆/周昊东1比2不敌安德斯/瑟高后出场，以2比1逆转米亚，为中国队拿下宝贵的一分。尽管石宇奇不敌安赛龙，但陈清晨/贾一凡与王懿律/黄东萍均是2比0横扫对手，中国队3比2跻身四强。半决赛迎战韩国，她在混双王懿律/黄东萍以及男单石宇奇后出战，2比1战胜安洗莹，为中国队锁定胜局。
北京时间2021年10月3日的晚上，中国队在苏迪曼杯决赛中迎战日本。尽管疲惫，但陈雨菲依然倔强地站在女单赛场。她在第一局面临4个局点的情况下顽强反击，以19比21告负，第二局体力透支的她尽管失误率有所增加，以16比21不敌山口茜，可是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感受得到她的冲劲，每一分她都没有放弃。
因为在她的字典里，根本就没有“放弃”这两个字——就像小时候她对劝自己不要打球的父母说“我要坚持”一样，就像当年她在被无数人批评“关键时刻掉链子”依然续昂首走自己的路一样。
从日本东京到中国西安的直线距离是2808公里，从中国西安到芬兰万塔的直线距离是6348公里。
过去两个多月的时间里，陈雨菲在这三地连续参加了2020东京奥运会、第14届全运会以及2021苏迪曼杯。不管是在哪里、多疲倦或者压力有多大，这位中国羽毛球队的女单一姐都勇敢地扛起大旗，成为个人和集体夺冠路上值得信赖的那一个。
在北京时间今天晚上结束的苏迪曼杯决赛上，球迷和队友们在看台上不断为她加油，所有的一切都在激励着这位每一场都竭尽全力希望为球队获得胜利的杭州姑娘。尽管在女单比赛中最终以0比2不敌日本选手山口茜，但舟车劳顿、连续作战的她已经发挥出了百分百的能量，每个人都在为她不屈的精神而击节叫好。
这些能量和不屈，是她过去23年来的人生积淀。
它包括那些她在羽毛球生涯里所遇到的闪光瞬间，更包括她在质疑声中咬紧牙关不断突破自我，不断坚定信念的过程。正是这个艰难的过程，让她从一个曾经被退回省队的小姑娘成长为真正的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中坚力量”。
——曾经想当医生和警察，因为打球剪被掉长发
1998年3月1日，陈雨菲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
这片土地自古以来就有“钟灵毓秀之地、潇洒文明之邦”的美誉，北宋文学家范仲淹感慨于这里的奇山异水，写出了《潇洒桐庐郡·十咏》，开篇便是：“潇洒桐庐郡， 乌龙山霭中。使君无一事， 心共白云空。”
小小的陈雨菲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
爸爸妈妈以及家人都给了她足够的爱，为她构建了一个惬意的、可以随意展现自我的小空间。“她最大的特点就是好动，整天在客厅里的沙发和电视机上爬上爬下，从来不会好好走路，都是蹦蹦跳跳的。”
回想起女儿小时候，爸爸陈哲总是满脸笑意，他和妈妈从来没有因为她的淘气而责备她。
因为自己是运动爱好者，所以陈哲总是会在工作之余去球馆或者室外运动，大多数时候是篮球、排球。小小的陈雨菲有时候就会带去现场，抱着大大的皮球一拍就是很长时间，玩儿得不亦乐乎，而且又非常专注。
爸爸很快就发现了这个“小淘气”的特质，因为能够让她安静地待着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或许，她是个练体育的好苗子？”他心里想着，但是并没有想好到底为女儿选择什么样的运动，也不知道体育的路未来会不会走通。
2004年，陈经纶体校的羽毛球教练去桐庐选材，陈哲带着上幼儿园大班的陈雨菲去面试。结果，康平教练第一眼就看上了这个体型有点瘦、手长、动作协调的小姑娘，立刻问她愿不愿意去打羽毛球。
“小时候的梦想啊，就是想当医生和警察之类的，和别的小朋友一样。”多年以后，当被问到最初的梦想时，陈雨菲说。但有的时候，人生的转折就来自于一次无心插柳的机缘。6岁的她因为这次选拔踏上了羽毛球之路。
而她为这项运动做出的第一次牺牲，就是剪掉留了很久的长发。“女孩子都是爱美的，但是她才6岁，想到她在体校都是一个人，我们就给她剪了短发，这样打理起来简单一些。”
当时没有人想到，这清爽的短发陈雨菲一留就是17年。
——挫折接二连三，总被质疑“关键时刻掉链子”
进入体校之后，她牺牲掉的不只是一头长发，还有很多原本属于小朋友的快乐时光。
这几乎是每一位运动员都会遇到的状况。他们为了个人和集体、国家的荣誉，从很小的时候就了解到这一点。汗水和泪水交织在一起，才能浇灌出最为鲜艳的冠军之花。
“开始打羽毛球之后，梦想就变成了要当世界冠军、奥运会冠军。当时因为还比较小，可能就比较天真，觉得你只要参与了这项运动，肯定就是要拿到最高荣誉，不会想到过程会有多么艰辛。”
所以，到底有多艰辛呢？
在陈经纶体校两年之后，陈雨菲入选浙江省羽毛球队。省队的训练强度以及比赛紧张度都是体校所不能比拟的，这让她的家长们心疼不已。他们想到那个6岁就拖着行李箱离家的小孩儿，就很想让她放弃羽毛球，回到桐庐和家人们团聚，像其他小朋友一样过“简单一点儿”的日子。
但是已经爱上这项运动的小姑娘根本不答应，她的内心充满了像火一样的冲劲儿。她不想放弃，她说自己一定会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羽毛球选手，请他们相信自己并且给自己时间。
说服了家长之后，小小年纪的陈雨菲真正地开始“独自上场”。她以女单选手的身份在2011年入选国青队集训，一年后进入中国羽毛球国家队。
中国羽毛球队一直以来都是人才济济，进入国家队对于真正想要拿世界冠军的选手来说相当于只是刚刚跨过了第一道门槛。然而这一步，陈雨菲并没有走得很踏实。
作为来自桐庐的“软妹子”，她有一种不太愿意争抢的性格。但竞技体育就是需要你时刻去争取，因为机会对于所有来说都是公平的，它只有那么多。
“大概2013还是14年，我已经在国家队了，打比赛输给了一位省队的队员。当时有一条规定是国家队如果输给省队，就要交换，所以我就回了省队。”
在成长过程中，这是陈雨菲遇到的第二个挫折。她第一次觉得自己把羽毛球和自己的人生想得太简单了，哭了很久才接受这个事实。好在两个月后还有一次打挑战赛决定最后去留的机会，她赢了那场比赛，也赢下了通往胜利的第一步。
球技和心理抗压力，陈雨菲逐渐意识到想要兑现儿时“夺得世界冠军”的豪言必须在这两方面下苦功。所以，即便是2017到18年接连在大赛中输给泰国的布桑兰、队友陈晓欣、日本的川上沙惠奈以及中国台北的戴资颖等选手，她心中的那团火都从未熄灭过，反而烧得更加旺盛了。
——用团队精神武装自己，成为最值得信赖的人
2021年8月1日，东京武藏野森林综合体育广场的奥运会羽毛球女单决赛。
陈雨菲对阵戴资颖，此前双方一共有过18次交手，后者拿走15次胜利。然而过去已经过去，现在和未来是属于23岁的桐庐姑娘的。进入2019年以后，她已经7次闯入世界大赛决赛并且全部夺冠，早已实现了儿时想要成为世界冠军的梦想，现在她和奥运会冠军之间只剩下了一场比赛。
81分钟的鏖战之后，对手以一个放网失败丢掉最后一分，陈雨菲激动地双膝跪地。
从2000年的悉尼到2012年的伦敦，中国羽毛球队蝉联了四届奥运会女单金牌，但是2016年在里约无缘最高领奖台。
5年前，18岁的陈雨菲在电视机前观看了里约奥运会。同年，她在年底的世青赛上一举摘金，为中国队时隔9年再夺世青赛女单冠军。2021年的东京，又是一个9年，她的金牌让中国羽毛球女单再次登上奥运之巅。
“我以前是一个比较怕承担的人，不想去突尖，一直平平淡淡就可以。慢慢地成绩好了之后就会更有责任感，想着去为团队拿冠军。大家可能会觉得，单项的世界冠军会更有分量一点。但是没有团体就没有个人，就是有了中国羽毛球队，才会有陈雨菲。所以在我们心里，团队会更加重要。”
回看起自己17年的羽毛球生涯，陈雨菲的总结不只是关于体育，更关于人生观和价值观。
从东京回国，陈雨菲和其他中国奥运代表团的选手一样进行了21天的隔离，然后马不停蹄地参加了在西安举行的第14届全运会并且再次夺得女单金牌。之后，她和中国羽毛球队一起前往芬兰万塔，以头号女单的身份征战2021苏迪曼杯。
1/4决赛对阵丹麦，她在男双何济霆/周昊东1比2不敌安德斯/瑟高后出场，以2比1逆转米亚，为中国队拿下宝贵的一分。尽管石宇奇不敌安赛龙，但陈清晨/贾一凡与王懿律/黄东萍均是2比0横扫对手，中国队3比2跻身四强。半决赛迎战韩国，她在混双王懿律/黄东萍以及男单石宇奇后出战，2比1战胜安洗莹，为中国队锁定胜局。
北京时间2021年10月3日的晚上，中国队在苏迪曼杯决赛中迎战日本。尽管疲惫，但陈雨菲依然倔强地站在女单赛场。她在第一局面临4个局点的情况下顽强反击，以19比21告负，第二局体力透支的她尽管失误率有所增加，以16比21不敌山口茜，可是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感受得到她的冲劲，每一分她都没有放弃。
因为在她的字典里，根本就没有“放弃”这两个字——就像小时候她对劝自己不要打球的父母说“我要坚持”一样，就像当年她在被无数人批评“关键时刻掉链子”依然续昂首走自己的路一样。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