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条异代》，黄恽著
关于黄恽这部大作的书名来由，他在自序中有着交待。原来这本书先后起过三个名称，第一个书名为“缥缃闲览”，缥缃是爱书人所偏爱的词之一，因为它形容藏书之宏富，黄恽说这个书名的来由是他早期的网名缥缃室主。后来，书名改为了“闭户读书”，最终又定名为“萧条异代”，其称此名来自于杜甫的《咏怀古迹》。
也许是书海太过辽阔，现在作者起书名成了一件不容易的事，我也往往受困于此。我是个随意的人，尤其在起名方面，想到什么就随手取了书名。但编辑却十分看重此事，经常觉得不合适，一再催促我改正，要求既要有高度的概括力，还需做到雅俗共赏，何等之难哉。黄恽在序中未曾提及书名为何三变，但黄兄本身就是位编辑，想来他兼具着作者与编辑两种身份，考虑的会更加周详。
但每改一次书名，就重写一篇序言，这种作法也颇为罕见。有意思的是，黄兄竟然将三篇序言全部排列在了本书之前，虽然说每篇序没有多少字，但这种写序方式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更有趣的是，本书中恰好有一篇文章谈的就是序言问题。此文的名称为《刘海粟克隆郑板桥小引》，本文中讲述的故事是1923年刘海粟出版了一本装潢考究的画册――《海粟之画》，此书定价两块半大洋，在那个时代显然属于豪华本，而该画集前则有刘海粟写的一篇自序，该序之短可跟黄恽的本书三序有一比：
海粟绘画，最不喜求人作序。求之大人先生，既以借光为可耻；求之学者名流，必至敷衍恭维，反失实在，终不如不序为得也。几张涂抹，原算不得东西；有些好处，大家看看；如无好处，以之覆瓿，以之当薪。曷为而要序为？癸未三月，海粟自题。
刘海粟明言他不喜欢求人作序，说得可谓极有骨气。其实我对求人作序之事也很纠结，故这些年来只是自序，想来不少有同样心理之人读到刘海粟之序，也会以人及己的有所感触。而黄恽也在文中称：“这篇半文半白的小序，很有特色，不求人作序，骨子里透露出孤傲的气质，有着很自负的一面，很符合‘艺术叛徒’这个头衔。”
我未曾留意黄恽其他的大作是否有请人写序，但至少我看到的几种，都是他的自序，不知道他读到刘海粟的这篇序言时，会不会心有戚戚焉。但接下来的考证，却的确煞风景，因为在黄恽之前，就有人发现刘海粟的这篇序言是抄自郑板桥，而黄恽在文中引用了1925年12月6日《金刚钻报》上所发署名“黄浦滩”的文章，该文的题目为《哈哈刘海粟》，此文说的颇不留情面：
唉！郑板桥啊，做不出序，不如不序为得。厚了脸抄人家，阿要难为情？须知“抄袭大家”四字，是无上荣衔！即使求不到大人先生和湖海名家，也何必做个抄袭家？你既知借光为可耻，那么抄袭叛徒就不可耻吗？为了一篇序，为甚么下作到如此地步呢？或者你以为抄了艺术叛徒这篇序文，就可以也卖他二块半钱一部家书的吗？
虽然黄浦滩的文章说话不好听，但若核对《郑板桥集》中《十六通家书小引》，则可以看出，刘海粟的那篇序言确实化用了郑板桥的原文：
板桥诗文，最不喜求人作叙。求之王公大人，既以借光为可耻；求之湖海名流，必至含讥带讪，遭其荼毒而无可如何，总不如不叙为得也。几篇家信，厚算不得文章，有些好处，大家看看；如无好处，糊窗糊壁，覆瓿覆盎而已，何以叙为！乾隆己巳，郑燮自题。
如此对比起来，刘海粟的化用也太草率，几乎以原文照抄，这种做法当然有些气人。但转念一想，也可理解为这是一种艺术家的行为艺术，唯一的缺憾乃是刘海粟没有在序言中点出他是化用郑板桥，否则的话，黄浦滩也用不着如此笑骂。
然而，就算是化用，也表明刘海粟不想求人写序，但事实如何呢？黄恽谈到了1933年出版的《刘海粟近作展览会》一书，该画册前有一大堆响当当人物的序言，后面还有七篇《后序》，足见刘海粟并非傲骨铮铮不求人作序。两书的对比，更加衬托出他抄袭郑板桥序言是何等之不美。
黄恽的书读来颇为轻松，他能从不为人留意的细节挖掘出有趣的史实。还有一篇《李超琼焚毁〈倭袍传〉记》，让我读来也很有意思。我对该书感兴趣的原因是恰好藏有此书的木活字本，而黄恽在文中谈到光绪十二年李超琼在溧阳境内发现了《倭袍传》书版事，李认为这是一部黄书，于是派差役找到了收藏该书版的书坊，果真搜出来《倭袍传》版片89块，另有《何文秀》书版15块，李超琼最终下令将这些书版烧毁。
对于这件事，黄恽在文中提出了以下疑问：
现今流传的《倭袍传》是弹词本，有一百回。按常理推测，即便每回一页，也得一百页，实际上，一块板片最多容纳四五百字，一回根本不可能只有一页。李超琼在华竹甫家搜到的《倭袍传》板片却只有89块，与一百回的本子相差甚远，如果不是不全的话，那么李超琼查获的《倭袍传》应该不是一百回的弹词底本，很可能是一种如今已经失传的版本。《何文秀》又称《何文秀玉钗记》，似乎也不会只有15块书板。
黄恽的猜测很对，因为该书我藏有四部，每一部的卷数均为十二卷一百回，古人一册书大概分为两卷，每册书的厚度大多在60至100个筒子页之间，每个筒子页为一版，故十二卷书至少有几百版之多，然该处竟然查获89块版片，显然不是全书。
《倭袍传》又名《果报录》，我的藏本卷首题为“果报录”，版心则刻着“倭袍传”，看来两名通用。同治七年大藏书家丁日昌任江苏巡抚时，就曾搞过轰轰烈烈的禁书活动，《倭袍传》也在焚毁之列。19年后，李超琼又见此书，但时至今日，这样的书依然能够看到，可见禁书活动想搞出成果来，其实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关于黄恽这部大作的书名来由，他在自序中有着交待。原来这本书先后起过三个名称，第一个书名为“缥缃闲览”，缥缃是爱书人所偏爱的词之一，因为它形容藏书之宏富，黄恽说这个书名的来由是他早期的网名缥缃室主。后来，书名改为了“闭户读书”，最终又定名为“萧条异代”，其称此名来自于杜甫的《咏怀古迹》。
也许是书海太过辽阔，现在作者起书名成了一件不容易的事，我也往往受困于此。我是个随意的人，尤其在起名方面，想到什么就随手取了书名。但编辑却十分看重此事，经常觉得不合适，一再催促我改正，要求既要有高度的概括力，还需做到雅俗共赏，何等之难哉。黄恽在序中未曾提及书名为何三变，但黄兄本身就是位编辑，想来他兼具着作者与编辑两种身份，考虑的会更加周详。
但每改一次书名，就重写一篇序言，这种作法也颇为罕见。有意思的是，黄兄竟然将三篇序言全部排列在了本书之前，虽然说每篇序没有多少字，但这种写序方式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更有趣的是，本书中恰好有一篇文章谈的就是序言问题。此文的名称为《刘海粟克隆郑板桥小引》，本文中讲述的故事是1923年刘海粟出版了一本装潢考究的画册――《海粟之画》，此书定价两块半大洋，在那个时代显然属于豪华本，而该画集前则有刘海粟写的一篇自序，该序之短可跟黄恽的本书三序有一比：
海粟绘画，最不喜求人作序。求之大人先生，既以借光为可耻；求之学者名流，必至敷衍恭维，反失实在，终不如不序为得也。几张涂抹，原算不得东西；有些好处，大家看看；如无好处，以之覆瓿，以之当薪。曷为而要序为？癸未三月，海粟自题。
刘海粟明言他不喜欢求人作序，说得可谓极有骨气。其实我对求人作序之事也很纠结，故这些年来只是自序，想来不少有同样心理之人读到刘海粟之序，也会以人及己的有所感触。而黄恽也在文中称：“这篇半文半白的小序，很有特色，不求人作序，骨子里透露出孤傲的气质，有着很自负的一面，很符合‘艺术叛徒’这个头衔。”
我未曾留意黄恽其他的大作是否有请人写序，但至少我看到的几种，都是他的自序，不知道他读到刘海粟的这篇序言时，会不会心有戚戚焉。但接下来的考证，却的确煞风景，因为在黄恽之前，就有人发现刘海粟的这篇序言是抄自郑板桥，而黄恽在文中引用了1925年12月6日《金刚钻报》上所发署名“黄浦滩”的文章，该文的题目为《哈哈刘海粟》，此文说的颇不留情面：
唉！郑板桥啊，做不出序，不如不序为得。厚了脸抄人家，阿要难为情？须知“抄袭大家”四字，是无上荣衔！即使求不到大人先生和湖海名家，也何必做个抄袭家？你既知借光为可耻，那么抄袭叛徒就不可耻吗？为了一篇序，为甚么下作到如此地步呢？或者你以为抄了艺术叛徒这篇序文，就可以也卖他二块半钱一部家书的吗？
虽然黄浦滩的文章说话不好听，但若核对《郑板桥集》中《十六通家书小引》，则可以看出，刘海粟的那篇序言确实化用了郑板桥的原文：
板桥诗文，最不喜求人作叙。求之王公大人，既以借光为可耻；求之湖海名流，必至含讥带讪，遭其荼毒而无可如何，总不如不叙为得也。几篇家信，厚算不得文章，有些好处，大家看看；如无好处，糊窗糊壁，覆瓿覆盎而已，何以叙为！乾隆己巳，郑燮自题。
如此对比起来，刘海粟的化用也太草率，几乎以原文照抄，这种做法当然有些气人。但转念一想，也可理解为这是一种艺术家的行为艺术，唯一的缺憾乃是刘海粟没有在序言中点出他是化用郑板桥，否则的话，黄浦滩也用不着如此笑骂。
然而，就算是化用，也表明刘海粟不想求人写序，但事实如何呢？黄恽谈到了1933年出版的《刘海粟近作展览会》一书，该画册前有一大堆响当当人物的序言，后面还有七篇《后序》，足见刘海粟并非傲骨铮铮不求人作序。两书的对比，更加衬托出他抄袭郑板桥序言是何等之不美。
黄恽的书读来颇为轻松，他能从不为人留意的细节挖掘出有趣的史实。还有一篇《李超琼焚毁〈倭袍传〉记》，让我读来也很有意思。我对该书感兴趣的原因是恰好藏有此书的木活字本，而黄恽在文中谈到光绪十二年李超琼在溧阳境内发现了《倭袍传》书版事，李认为这是一部黄书，于是派差役找到了收藏该书版的书坊，果真搜出来《倭袍传》版片89块，另有《何文秀》书版15块，李超琼最终下令将这些书版烧毁。
对于这件事，黄恽在文中提出了以下疑问：
现今流传的《倭袍传》是弹词本，有一百回。按常理推测，即便每回一页，也得一百页，实际上，一块板片最多容纳四五百字，一回根本不可能只有一页。李超琼在华竹甫家搜到的《倭袍传》板片却只有89块，与一百回的本子相差甚远，如果不是不全的话，那么李超琼查获的《倭袍传》应该不是一百回的弹词底本，很可能是一种如今已经失传的版本。《何文秀》又称《何文秀玉钗记》，似乎也不会只有15块书板。
黄恽的猜测很对，因为该书我藏有四部，每一部的卷数均为十二卷一百回，古人一册书大概分为两卷，每册书的厚度大多在60至100个筒子页之间，每个筒子页为一版，故十二卷书至少有几百版之多，然该处竟然查获89块版片，显然不是全书。
《倭袍传》又名《果报录》，我的藏本卷首题为“果报录”，版心则刻着“倭袍传”，看来两名通用。同治七年大藏书家丁日昌任江苏巡抚时，就曾搞过轰轰烈烈的禁书活动，《倭袍传》也在焚毁之列。19年后，李超琼又见此书，但时至今日，这样的书依然能够看到，可见禁书活动想搞出成果来，其实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金声长物》，王金声著
此书为王金声先生所赠。我不清楚这是不是他的第一本著作，但我与之相识二十年来，这至少是我看到的第一部，其厚积薄发，如此有耐性，让我对他原有的敬佩又增添了三分。
我与王兄相识大约是经黄舰先生之介。我的收藏中有一个门类纯属爱屋及乌，那就是对藏书家墨迹的收藏，然而同一个作家所写的手稿，跟他书法作品的字迹却有较大的差异，故而我不可以用手稿字体来辨识同一人的书法作品，而当时黄舰告诉我，上海的王金声是他的朋友，而王先生在这方面特别有眼力，我要购买书法作品，不妨向王先生请教。
黄兄的建议正合我意，故某次他从苏州前往上海时，我也赶到那里，在老城隍庙的一个茶馆内第一次见到王金声。王兄坦诚的向我讲解着上海字画界的一些私下交易规则，而此后我几次到上海参加拍场会，对于拿不准的古代书法墨迹，均请王兄代为掌眼，有一度我因事赶不到上海和杭州时，也会请他代为举牌，而他在鉴定某些字画时，还会向我讲解一眼真一眼假的内在原因。在这方面，他给我的帮助，我一直感念于心。
王金声虽然在鉴定古人墨迹方面目光如炬，然其本人却专藏近现代名人法书。我听黄舰讲过，王兄家中原本藏有大量的古代名人字画，然而王金声为何不继承家学，却专喜近代之物，何以有着这样的偏爱，我未曾问过他，不过翻阅他的这部藏品集，看到里面所收的确与他的主体收藏吻合。
陈鹏举在给本书所写《序言》中首先回答了我的小疑问：“1840年至1949年，或如金声所说‘自龚自珍至司徒雷登’这一百年间，中国文人所经历的丧乱、困苦，遍体鳞伤和决绝抗争，是唯有春秋和魏晋时候所能比拟的。而他们极其无愧地各自完成了自己。”想来这句话准确的概括了王金声的藏品时限，而对于王兄在这方面收藏的成就，该序给出了很高的评价：
金声为毗陵旧族，自小极喜文字，饱读手泽，还有缘得见书者真面。文传三代出贵子，他是天择其人。二十年前，送别钱君匋先生那天，我和他倾心交谈。我认定，他将是这一代人中，收藏近代文人墨迹第一人。
为了出版此书，王兄作了长期的准备，而对于本书出版的时段，陈序中也有交待：
十年前，他和我约定，2019年出版他的《金声长物》，并约我写序。2019年，“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五四运动”是新旧文化划时代的大事件。从“五四”这一年，向两边读去，会把近代中国文人之心，还有近代中国之文脉，看得更清楚。
看来在出版前的十年，王金声已经做出了安排，为此他跟陈鹏举有了十年之约。之所以给出这样的断代，乃是2019年为“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如此说来，金声先生的收藏有着别样的心思在，而巧合的是，我写这篇师友赠书录的日子，正是5月4日，一切巧合都是冥冥中的注定。
王金声在本书的自序中首先引用董桥先生的所言，以此来说清楚癖爱收藏也是一种骑上去容易下来难的行当，但他依然对此乐而忘归：“从青年到中年，常随遇而安，慵懒的性情难得疲于世间的周旋与奔命，一直过着郁迂的心灵生活，平和地做个庸人，反倒觉得快乐和满足。唯一的消遣，便是钻入故纸堆中觅索一方精神乐土，潜心勾留近世那些新旧文化的饱学之士留下的翰墨。不妨‘以吾身入乎其中而涵咏玩索之’，数十年来，倘有倾慕的文人手迹现身拍场，辄当仁不让，悉数收进。总之，断不能将自己看轻看贱了。”
想打胜仗，弹药充足是必要条件，但地主家也有缺粮的时候，王金声在自序中谈到了当年嘉德公司拍出的那批胡适手札，这些手札的书写人有陈独秀、梁启超、徐志摩等，计27通，正符合金声先生的收藏范围。显然好东西识家众多，于是金声兄采取了苏秦的“连横抗秦”方式，他联络多位藏友合股竞拍这批手札，一直举到了近500万元，但后来国家文物总局首次行使优先购买权，这批手札最终归了某大学来珍藏。这个结果显然让王金声和朋友们的希望落空了，但他却坦然地认为，这种交易的方式“亦不失公允”，同时也觉得“独秀先生曾是开一代风气、毁誉交加的人物，殁去也近七十年了，如今墓木已拱，却由谷而峰，这一极具戏剧性的转折，怎不令人愕然？”
但好在陈独秀的墨迹金声兄已经有藏，因为他家墙壁上挂着的正是陈独秀的对联，虽然如此，金声兄却又说：“出于自身偏见，往往摒弃政治人物的手迹，而有人恰好兼有政治家与学者的双重身份，梁启超便是其中一位。”细看书中所收陈独秀的这幅对联，确实有着别样的书法美，其气势之宏大给人以震撼，故欣赏书法家的作品，倒并不用太过在意其政治家的身份，而对于梁启超，王金声则认为可谓是文人加学者的典范：“什么叫趣味？什么叫人格魅力？任公是也。他就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的杰出典型。一生笔耕不辍，卷帙浩繁，委实是近代以来最健的一支笔，其文思几如风雨骤至，亦似奔涌之泉。”
王金声在自序中又引用到了梁启超在《书法指导》中的所言，明确地称写字可谓是“第一等的娱乐”，并提到梁启超在住院养病期间，病榻边放的是汲古阁本《宋六十家词》和朱孝臧的《彊村丛书》等词集。也许是为了消遣，梁启超从这些词集中集句成联，竟然集出了两三百幅之多，而这些集联还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不少，金声兄写道：“任公当时曾把他所集联语请朋友们自挑，然后让南纸店伙计裁好玉版宣，再按所选字数画好朱丝栏格，用他娟挺的工楷书就，朋友们躬逢其盛，一时洛阳纸贵。”
而这样的集联，金声兄也曾买得一幅，其难得者，这幅对联乃是写给藏书家徐乃昌者，对于其买入此联的价格，金声先生用了如此比喻：“当年差不多花了一辆普桑的价格购得，若在现今换辆大奔，相信也是绰绰有余的。”
近些年名家书法价格陡涨，尤其名人书法受到了财富阶层人士的青睐，故有人劝金声兄及时出手，他对这种劝法不知如何回答，但他也提到曾经放出过一些小品，有意思的是，他放出的这些小品却又入了名家之手：
虽厕身藏家之列，偶尔也禁不住拍场公司的忽悠，常放出几张自认无足轻重的小件拿到拍场遛遛，像张从碧的墨梅，自然进了董桥的慧眼，一对红树室藏冯文凤的袖珍联、梅景书屋仅存的几张乾隆角花笺，也让基永兄带到了董桥手中，统统进了他的《故事》里了，聚散之间，虽有些懊恼，倒也庆幸这些东西又有了新的归宿。
这个结果不知道算不算是楚弓楚得，但这样的递传的确是增添了故事性。清代藏书家孙文川诗曰：“宝翰垂千秋，人无百年寿。展玩聊自娱，岂计收藏久。”而这组长诗的最后两句则为：“由来天下宝，不妨天下有。但祝得所归，勿落俗士手。”其旧藏能为名士所得，真可谓得其所哉。
此书为王金声先生所赠。我不清楚这是不是他的第一本著作，但我与之相识二十年来，这至少是我看到的第一部，其厚积薄发，如此有耐性，让我对他原有的敬佩又增添了三分。
我与王兄相识大约是经黄舰先生之介。我的收藏中有一个门类纯属爱屋及乌，那就是对藏书家墨迹的收藏，然而同一个作家所写的手稿，跟他书法作品的字迹却有较大的差异，故而我不可以用手稿字体来辨识同一人的书法作品，而当时黄舰告诉我，上海的王金声是他的朋友，而王先生在这方面特别有眼力，我要购买书法作品，不妨向王先生请教。
黄兄的建议正合我意，故某次他从苏州前往上海时，我也赶到那里，在老城隍庙的一个茶馆内第一次见到王金声。王兄坦诚的向我讲解着上海字画界的一些私下交易规则，而此后我几次到上海参加拍场会，对于拿不准的古代书法墨迹，均请王兄代为掌眼，有一度我因事赶不到上海和杭州时，也会请他代为举牌，而他在鉴定某些字画时，还会向我讲解一眼真一眼假的内在原因。在这方面，他给我的帮助，我一直感念于心。
王金声虽然在鉴定古人墨迹方面目光如炬，然其本人却专藏近现代名人法书。我听黄舰讲过，王兄家中原本藏有大量的古代名人字画，然而王金声为何不继承家学，却专喜近代之物，何以有着这样的偏爱，我未曾问过他，不过翻阅他的这部藏品集，看到里面所收的确与他的主体收藏吻合。
陈鹏举在给本书所写《序言》中首先回答了我的小疑问：“1840年至1949年，或如金声所说‘自龚自珍至司徒雷登’这一百年间，中国文人所经历的丧乱、困苦，遍体鳞伤和决绝抗争，是唯有春秋和魏晋时候所能比拟的。而他们极其无愧地各自完成了自己。”想来这句话准确的概括了王金声的藏品时限，而对于王兄在这方面收藏的成就，该序给出了很高的评价：
金声为毗陵旧族，自小极喜文字，饱读手泽，还有缘得见书者真面。文传三代出贵子，他是天择其人。二十年前，送别钱君匋先生那天，我和他倾心交谈。我认定，他将是这一代人中，收藏近代文人墨迹第一人。
为了出版此书，王兄作了长期的准备，而对于本书出版的时段，陈序中也有交待：
十年前，他和我约定，2019年出版他的《金声长物》，并约我写序。2019年，“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五四运动”是新旧文化划时代的大事件。从“五四”这一年，向两边读去，会把近代中国文人之心，还有近代中国之文脉，看得更清楚。
看来在出版前的十年，王金声已经做出了安排，为此他跟陈鹏举有了十年之约。之所以给出这样的断代，乃是2019年为“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如此说来，金声先生的收藏有着别样的心思在，而巧合的是，我写这篇师友赠书录的日子，正是5月4日，一切巧合都是冥冥中的注定。
王金声在本书的自序中首先引用董桥先生的所言，以此来说清楚癖爱收藏也是一种骑上去容易下来难的行当，但他依然对此乐而忘归：“从青年到中年，常随遇而安，慵懒的性情难得疲于世间的周旋与奔命，一直过着郁迂的心灵生活，平和地做个庸人，反倒觉得快乐和满足。唯一的消遣，便是钻入故纸堆中觅索一方精神乐土，潜心勾留近世那些新旧文化的饱学之士留下的翰墨。不妨‘以吾身入乎其中而涵咏玩索之’，数十年来，倘有倾慕的文人手迹现身拍场，辄当仁不让，悉数收进。总之，断不能将自己看轻看贱了。”
想打胜仗，弹药充足是必要条件，但地主家也有缺粮的时候，王金声在自序中谈到了当年嘉德公司拍出的那批胡适手札，这些手札的书写人有陈独秀、梁启超、徐志摩等，计27通，正符合金声先生的收藏范围。显然好东西识家众多，于是金声兄采取了苏秦的“连横抗秦”方式，他联络多位藏友合股竞拍这批手札，一直举到了近500万元，但后来国家文物总局首次行使优先购买权，这批手札最终归了某大学来珍藏。这个结果显然让王金声和朋友们的希望落空了，但他却坦然地认为，这种交易的方式“亦不失公允”，同时也觉得“独秀先生曾是开一代风气、毁誉交加的人物，殁去也近七十年了，如今墓木已拱，却由谷而峰，这一极具戏剧性的转折，怎不令人愕然？”
但好在陈独秀的墨迹金声兄已经有藏，因为他家墙壁上挂着的正是陈独秀的对联，虽然如此，金声兄却又说：“出于自身偏见，往往摒弃政治人物的手迹，而有人恰好兼有政治家与学者的双重身份，梁启超便是其中一位。”细看书中所收陈独秀的这幅对联，确实有着别样的书法美，其气势之宏大给人以震撼，故欣赏书法家的作品，倒并不用太过在意其政治家的身份，而对于梁启超，王金声则认为可谓是文人加学者的典范：“什么叫趣味？什么叫人格魅力？任公是也。他就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的杰出典型。一生笔耕不辍，卷帙浩繁，委实是近代以来最健的一支笔，其文思几如风雨骤至，亦似奔涌之泉。”
王金声在自序中又引用到了梁启超在《书法指导》中的所言，明确地称写字可谓是“第一等的娱乐”，并提到梁启超在住院养病期间，病榻边放的是汲古阁本《宋六十家词》和朱孝臧的《彊村丛书》等词集。也许是为了消遣，梁启超从这些词集中集句成联，竟然集出了两三百幅之多，而这些集联还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不少，金声兄写道：“任公当时曾把他所集联语请朋友们自挑，然后让南纸店伙计裁好玉版宣，再按所选字数画好朱丝栏格，用他娟挺的工楷书就，朋友们躬逢其盛，一时洛阳纸贵。”
而这样的集联，金声兄也曾买得一幅，其难得者，这幅对联乃是写给藏书家徐乃昌者，对于其买入此联的价格，金声先生用了如此比喻：“当年差不多花了一辆普桑的价格购得，若在现今换辆大奔，相信也是绰绰有余的。”
近些年名家书法价格陡涨，尤其名人书法受到了财富阶层人士的青睐，故有人劝金声兄及时出手，他对这种劝法不知如何回答，但他也提到曾经放出过一些小品，有意思的是，他放出的这些小品却又入了名家之手：
虽厕身藏家之列，偶尔也禁不住拍场公司的忽悠，常放出几张自认无足轻重的小件拿到拍场遛遛，像张从碧的墨梅，自然进了董桥的慧眼，一对红树室藏冯文凤的袖珍联、梅景书屋仅存的几张乾隆角花笺，也让基永兄带到了董桥手中，统统进了他的《故事》里了，聚散之间，虽有些懊恼，倒也庆幸这些东西又有了新的归宿。
这个结果不知道算不算是楚弓楚得，但这样的递传的确是增添了故事性。清代藏书家孙文川诗曰：“宝翰垂千秋，人无百年寿。展玩聊自娱，岂计收藏久。”而这组长诗的最后两句则为：“由来天下宝，不妨天下有。但祝得所归，勿落俗士手。”其旧藏能为名士所得，真可谓得其所哉。
《尔雅》
“尔雅”二字。尔，迩也，近也；雅，正也，庄也。是“近于雅正”之意。由于《尔雅》一书凡对词语、名物进行训释时均以“近于雅正”为宗旨、为原则，故以名书。《尔雅》是我国最早的文字学著作，是我国古代一部词典。它采集各种书籍，“训诂名物之同异”。所谓“训诂”，也叫“训故”、“诂训”、“故训”、“古训”。一般认为，用通俗的语言解释词义叫“训”，用当代的话解释古代的语言叫“诂”。《尔雅》前三篇叫“释诂”“释言”“释训”，“训诂”一词就是从这里来的。“训”“诂”二字连用在一起，发端于周末鲁国人毛亨，毛亨注释《诗经》，定书名为《诗故训传》。用浅显的话来说，训诂就是解释的意思，即用易懂的语言解释难懂的语言，用现代的语言解释古代的语言，用普通话解释方言。
《尔雅》有“释诂”、“释言”、“释训”三篇，又有“释亲、释宫、释器、释乐、释天、释地、释山、释水、释草、释木、释虫、释惫、释鸟、释兽、释畜”等篇。《尔雅》解释词义，又介绍物名。对所述不同种类、不同方面的词语、名物，编排训释上有一套完整系统的体例和方法。其训释的方法主要是义训，一般为以今语释古语，以通语释方言，以俗语释雅语。遇到古今雅俗同名或此有彼无而需要训释的词语、名物，具体表现为用描述性的语言或下定义（义界）的方法予以训释。此外，象草木虫鱼这些内窖较多的物类，或用描述性的语言，或用下定义的方法，或用人们易懂的别名予以训释。还有．训释之后，如耽心人们不明训释之语，则更对训释之语进行一番训释（转训）兽畜两类由于内窖少而名称偏难，多用描述性的词语予以训释。熟悉《尔雅》，对阅读古籍会有帮助，也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华文化的传承之脉。
此《尔雅》三卷。宋郑樵注。元刻本。框高二十厘米，宽十三•一厘米。每半叶十二行，行二十一字，小字双行同，黑口，四周双边。郑樵（1103-1162），字渔仲，南宋兴化军莆田（今福建莆田）人。居夹漈山中！时人称之为“夹漈先生”，又自号“西溪逸民”。郑樵治学严谨，博学强记，搜奇访古，路遇藏书家，必借宿读书。于经旨礼乐、文字、天文地理、虫鱼草木、方术之学，皆有论辨。绍兴二十八年（1158）郑樵以荐得召对，授右迪功郎。后《通志》撰成，召入枢密院编修，又兼摄检详诸房文字。绍兴三十一年（1161）高宗巡幸建康，命以《通志》进呈。次年病卒。郑樵一生著述等身，多达八十余种。《宋史•艺文志》载某主要著作有《诗传》二十卷、《诗辨妄》六卷、《乡饮礼》七卷、《春秋地名谱》十卷、《谥法》三卷、《石鼓文考》一卷、《论梵书》三卷、《尔雅注》三卷、《象类书》十一卷、《书考》六卷、《通志》二百卷等几十种，今仅存《尔雅注》、《通志》、《夹漈遗稿》、《诗辨妄》、《溪西集》等书，其中《通志》是其代表作。
宋人多崇尚义理，疏于文字考证，而郑樵则博涉经史，精于文字训诂。当然其间也难免穿凿附会、随己意解经之处。然郑注《尔雅》，堪称精当。此书盖撰成于绍兴十九年前，在当时也颇受重视。后人对此书的评价也很高，四库馆臣曾评称。郑樵“惟作是书。乃通其所可通，阙其所不可通，文似简略，而绝无穿凿附会之失。于说《尔雅》家为善本”。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未著录此书．盖成书后，仅藏之秘府而未刊刻流传。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郑樵《注尔雅》三卷”，知此书在南宋淳熙末年之后才有刻本，卷数与《宋史•艺文志》载“郑樵《尔雅注》三卷”同，然书名略有不同，盖为不同刻本。据杨绍和考证，《尔雅》各本均无明代补刊重修者，故明杨士奇《文渊阁书目》著录“郑樵《尔雅注》一部”，当马元刻本。
此本中钤有华亭朱氏、经术堂印、毛氏子晋、汲古主人、子晋书印、东吴毛氏图书、宋存书室、杨氏彦合、杨绍和鉴定等印，表明此本原为明朱大韶旧藏。后入毛晋汲古阁．又辗转为杨氏海源阁觅得，历经名家递藏，甚为珍贵。杨氏《槛书隅录续编》曾云“其镌印精良，较诸本优胜”，并将此本与其所藏北宋单疏本《尔雅》并称双璧，足见杨氏对其珍爱有加。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
“尔雅”二字。尔，迩也，近也；雅，正也，庄也。是“近于雅正”之意。由于《尔雅》一书凡对词语、名物进行训释时均以“近于雅正”为宗旨、为原则，故以名书。《尔雅》是我国最早的文字学著作，是我国古代一部词典。它采集各种书籍，“训诂名物之同异”。所谓“训诂”，也叫“训故”、“诂训”、“故训”、“古训”。一般认为，用通俗的语言解释词义叫“训”，用当代的话解释古代的语言叫“诂”。《尔雅》前三篇叫“释诂”“释言”“释训”，“训诂”一词就是从这里来的。“训”“诂”二字连用在一起，发端于周末鲁国人毛亨，毛亨注释《诗经》，定书名为《诗故训传》。用浅显的话来说，训诂就是解释的意思，即用易懂的语言解释难懂的语言，用现代的语言解释古代的语言，用普通话解释方言。
《尔雅》有“释诂”、“释言”、“释训”三篇，又有“释亲、释宫、释器、释乐、释天、释地、释山、释水、释草、释木、释虫、释惫、释鸟、释兽、释畜”等篇。《尔雅》解释词义，又介绍物名。对所述不同种类、不同方面的词语、名物，编排训释上有一套完整系统的体例和方法。其训释的方法主要是义训，一般为以今语释古语，以通语释方言，以俗语释雅语。遇到古今雅俗同名或此有彼无而需要训释的词语、名物，具体表现为用描述性的语言或下定义（义界）的方法予以训释。此外，象草木虫鱼这些内窖较多的物类，或用描述性的语言，或用下定义的方法，或用人们易懂的别名予以训释。还有．训释之后，如耽心人们不明训释之语，则更对训释之语进行一番训释（转训）兽畜两类由于内窖少而名称偏难，多用描述性的词语予以训释。熟悉《尔雅》，对阅读古籍会有帮助，也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华文化的传承之脉。
此《尔雅》三卷。宋郑樵注。元刻本。框高二十厘米，宽十三•一厘米。每半叶十二行，行二十一字，小字双行同，黑口，四周双边。郑樵（1103-1162），字渔仲，南宋兴化军莆田（今福建莆田）人。居夹漈山中！时人称之为“夹漈先生”，又自号“西溪逸民”。郑樵治学严谨，博学强记，搜奇访古，路遇藏书家，必借宿读书。于经旨礼乐、文字、天文地理、虫鱼草木、方术之学，皆有论辨。绍兴二十八年（1158）郑樵以荐得召对，授右迪功郎。后《通志》撰成，召入枢密院编修，又兼摄检详诸房文字。绍兴三十一年（1161）高宗巡幸建康，命以《通志》进呈。次年病卒。郑樵一生著述等身，多达八十余种。《宋史•艺文志》载某主要著作有《诗传》二十卷、《诗辨妄》六卷、《乡饮礼》七卷、《春秋地名谱》十卷、《谥法》三卷、《石鼓文考》一卷、《论梵书》三卷、《尔雅注》三卷、《象类书》十一卷、《书考》六卷、《通志》二百卷等几十种，今仅存《尔雅注》、《通志》、《夹漈遗稿》、《诗辨妄》、《溪西集》等书，其中《通志》是其代表作。
宋人多崇尚义理，疏于文字考证，而郑樵则博涉经史，精于文字训诂。当然其间也难免穿凿附会、随己意解经之处。然郑注《尔雅》，堪称精当。此书盖撰成于绍兴十九年前，在当时也颇受重视。后人对此书的评价也很高，四库馆臣曾评称。郑樵“惟作是书。乃通其所可通，阙其所不可通，文似简略，而绝无穿凿附会之失。于说《尔雅》家为善本”。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未著录此书．盖成书后，仅藏之秘府而未刊刻流传。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郑樵《注尔雅》三卷”，知此书在南宋淳熙末年之后才有刻本，卷数与《宋史•艺文志》载“郑樵《尔雅注》三卷”同，然书名略有不同，盖为不同刻本。据杨绍和考证，《尔雅》各本均无明代补刊重修者，故明杨士奇《文渊阁书目》著录“郑樵《尔雅注》一部”，当马元刻本。
此本中钤有华亭朱氏、经术堂印、毛氏子晋、汲古主人、子晋书印、东吴毛氏图书、宋存书室、杨氏彦合、杨绍和鉴定等印，表明此本原为明朱大韶旧藏。后入毛晋汲古阁．又辗转为杨氏海源阁觅得，历经名家递藏，甚为珍贵。杨氏《槛书隅录续编》曾云“其镌印精良，较诸本优胜”，并将此本与其所藏北宋单疏本《尔雅》并称双璧，足见杨氏对其珍爱有加。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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