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林说史# 原初锁定与两极反馈：试论古代自由状态下的小农分化逻辑
“如果土地成为有产者的投机对象，购占土地闲置等待升值而不予开发的现象必然会随之出现，而这种情况根本无助于吸纳剩余劳动力，最开始的原初状态下自耕农经济很可能就会瓦解，大量无地农民成为廉价劳动力，租佃、雇工等行业皆有利可图，整体社会也就转入到非自耕状态。
众所周知，古代中国长期以来的主导经济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小农经济的产生与土地私有制的推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土地私有制下，土地可以自由买卖，这就必然导致土地兼并问题的出现，即“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历朝历代虽然都有着极为尖锐的土地兼并问题，但这并不是由于频繁的土地买卖所致，也就是说地主大户的万亩良田很少是通过正常的交易买卖获得的，主要原因其实还是政治因素。在这一逻辑之下，中国才能保持数千年的小农经济状态。
宋代词人辛弃疾曾在《最高楼·吾拟乞归，犬子以田产未置止我，赋此骂之》中写道，“吾衰矣，须富贵何时？富贵是危机。暂忘设醴抽身去，未曾得米弃官归。穆先生，陶县令，是吾师。待葺个、园儿名佚老。更作个、亭儿名亦好。闲饮酒，醉吟诗。千年田换八百主，一人口插几张匙？便休休，更说甚，是和非！”其中“千年田换八百主”这句一直被世人所误解，此句不是说土地买卖频繁，讲的乃是土地权的归属更迭与政治有关，是由地主的政治身份所决定的。
当时辛弃疾仕途不顺，写下这首词的时候已经五十五岁，时任福建提点刑狱和福建安抚使。由于在官场上受到挫折，辛弃疾有些心灰意冷，打算归隐乡野，儿子却以家田未置为由劝阻，辛弃疾这才写词将儿子大骂一通，称他只懂图谋富贵而不知宦海危险，无数人宠辱相继，家财地产也因之易手，辛弃疾家的“田产”规模完全取决于身为家主的他的政治地位之升降，所谓“千年田换八百主”乃是出自《景德传灯录》的典故，是在指代官场斗争风险莫测，与土地买卖八竿子打不着。
另一方面，从具体统计案例对土地交易周期进行研究分析的话，也能发现其中端倪。以关中地区的地权交易平均周期研究为例，关中朝邑县《下鲁坡村鱼鳞正册》记载，在册耕田400块共283.94亩，其中94亩，自1890年至1932年后某年至少42年间，买卖易主的土地累计最多只有32.74亩次，按此频率，全部土地平均周转一次的周期至少为400年左右，若按地块计则更达千年以上。即使是动荡的清末民初，土地转卖次数都这么少，那么在承平时期，古代土地买卖频率只会更低。事实上，有着发达市场经济且实行土地私有制的英美等国，农业地产的流动性在各种财产形式中也是最小的，发达市场经济下农业土地的交易频率根本没有达到过“千年田换八百主”这样夸张的地步，更别提视土地如命的中国古人，封建时代的土地买卖尤其是平民间的土地买卖，一定会考虑到传统分家析产制。如此一来，土地到底是集中还是分散尚在两可。
我国经济学家胡景北曾提出所谓的“农业-阶级模型”，在此模型中如果初始条件是普遍自耕农化（即“一阶级”化），那么充分自由的要素交易不会改变这种“原初状态”，亦即“一阶级”在此设定条件下将处于动态锁定状态。如果在此基础上不考虑其他因素，从纯逻辑角度添加若干因果关系，如假定土地处于一种可以充分自由交易的状态，而与土地发生关系的所有人都有充分自由交易权，他们既非奴隶也非农奴，也不是奴隶主或农奴主，每个人不受他人强制的同时亦不能强制他人，只能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的立场角度参与土地交易买卖。也就是说，在这一状态下，土地所有权不仅可以自由买卖，土地使用权与人力资本之间也可以自由交易，土地与劳动的结合在交易双方都要遵守的自由契约（雇佣契约或租佃契约）状态下实现。
同时假定这是农业社会，没有外部资本与强权的介入，该社会环境下自由交易的结果从纯逻辑理论上只能形成一种负反馈，即对“原初状态”的“锁定”。接着，假定这种原初状态是以自耕农为主，无地农民只是少数，此时会出现“自由劳动力稀缺”的市场，“招佃竞争”或“招工竞争”随之出现，这些竞争最终会让土地所有者减少地租或增加工资，佃农或雇农在此有利契约下得到了较多的积累机会，时机一到就可以赎买土地转变为自耕农。这样一来，自耕农阶层也就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化”，相反土地所有者在此极为不利的契约下很难扩大积累，一旦地租或雇工经营收入低于某个临界值时，就势必会做出卖掉土地保障收支的做法。
反向假定的话，如果原初状态自耕农很少或无地农民很多，那么会出现“自由劳动力过剩”市场，此时的竞争是“租地竞争”或“找工竞争”，这些竞争趋向于增加地租或减少工资，契约环境对佃农或雇农比较不利，他们缺乏积累机会，赎买土地转变为自耕农的机会就很低。相应地，土地所有者在比较有利的契约环境下，就有极大机会扩大积累，并在地租或雇工经营收入较高时买入土地，扩大经营。在此情况下，即使富户分家析产而不断产生新的自耕农，但既有自耕农中的“分化”若由于上述原因变成不可逆过程，那么无地农民仍旧难以减少，甚至会持续增多，整个社会也就被“锁定”在高分化状态，这一变化显然符合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状态。
简单地说，在上述“纯自由交易”状态下，如果原来没有出现“分化”，那么“土地自由买卖”很难导致“两极分化”以及危害到自耕农社会稳定。反之，如果存在“两极分化”，那么这种变化很可能起源于非经济的“原初状态”，土地即使频繁买卖也不能消除，不过也不一定会造成“两极分化”。如果引进新变量，即外部资本（如工商手工业资本）的进入，这是否会对上述平衡状态产生影响呢？影响肯定会有，即如果土地改变为非农业用途仍受管制，则只是“农地交易自由”，或者由于经济条件所限，工商业地产开发程度低，商业资本购买土地也是农业用途，继续成为农业地主，即所谓的“以末致富，用本守之”，那么这可能会带来以下变化。
首先，外部资本进入本身虽然是“土地兼并”的刺激力量，但大量资本涌入土地市场必然推高地价，原有富裕地主很难再兼并土地，“自耕农之间的两极分化”受到阻抑。然后，地价推高导致地租率（指代自由契约下的地权收益，无论佃租还是雇工经营利润与地价之比）下降，进而成为抑制外部资本“过量”进入土地市场的一个重要调节机制，即马克思所说的“平均利润率是地租率的天然界限”。如此“以末致富，用本守之”用处不大，不能立竿见影，所谓的“土地买卖无限吸纳工商业资本，导致工业化原始积累受阻”说法自然也就不能成立。最后，由于外来资本参与“农地自由交易”不会改变前面所述“锁定”逻辑，即在“农地农用”限制条件下，劳动双方对土地的谈判地位是受双方供求关系所决定，土地稀缺劳动过剩则劳方（佃、雇农）难于“上升”，反之则否。
外来资本进入抬高地价的同时自然抬高了劳务价格，如果土地事后并没有转变用途，仍是被作为农业用地，那么“劳-地”谈判关系并不会发生太大变化。如果土地非农化受限而劳动非农化自由，农地仍旧农用，但农民可以另找工作，此时外来资本就可以尽情发挥作用，给农民提供出路的难度远低于给土地另找用处，这就成为了有利于劳方“上升”的因素。在此条件下，即便自耕农受高地价的吸引而增加卖地机率，卖地后自耕农也会转入非农就业，而不会“降级”成为佃农，自耕农农业状况并不会因此得到改变。
不过，如果土地用途在外来资本涌入后，可以毫无难度地自由改变，经济大环境也利于非农业地产开发，以及地产投机兴盛，那么外部资本的进入效应就要详细分析了。首先，土地大量退出农业，无疑会加剧农地稀缺矛盾，农业劳动力过剩的同时，劳动力非农化自由，非农产业刚开始发展时，劳动密集程度远不如农业，尤其比不上传统的种植业，最典型的就是当年英国“圈地运动”农地改牧场后的情况。
在此情况下，如果土地成为有产者的投机对象，购占土地闲置等待升值而不予开发的现象必然会随之出现，而这种情况根本无助于吸纳剩余劳动力，最开始的原初状态下自耕农经济很可能就会瓦解，大量无地农民成为廉价劳动力，租佃、雇工等行业皆有利可图，整体社会也就转入到非自耕状态。这种现象自工业革命以来，在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极为易见，但在政治至上的古代中国却很难成为现实，由于种种因素限制，即使非农业地产开发与地产投机不受法律限制，土地在经济上的活跃空间也极为有限，更别提频繁交易，创造价值了。
参考资料：
《中国经济史》《下鲁坡村鱼鳞正册》《中国土地制度史》
土地兼并
“如果土地成为有产者的投机对象，购占土地闲置等待升值而不予开发的现象必然会随之出现，而这种情况根本无助于吸纳剩余劳动力，最开始的原初状态下自耕农经济很可能就会瓦解，大量无地农民成为廉价劳动力，租佃、雇工等行业皆有利可图，整体社会也就转入到非自耕状态。
众所周知，古代中国长期以来的主导经济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小农经济的产生与土地私有制的推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土地私有制下，土地可以自由买卖，这就必然导致土地兼并问题的出现，即“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历朝历代虽然都有着极为尖锐的土地兼并问题，但这并不是由于频繁的土地买卖所致，也就是说地主大户的万亩良田很少是通过正常的交易买卖获得的，主要原因其实还是政治因素。在这一逻辑之下，中国才能保持数千年的小农经济状态。
宋代词人辛弃疾曾在《最高楼·吾拟乞归，犬子以田产未置止我，赋此骂之》中写道，“吾衰矣，须富贵何时？富贵是危机。暂忘设醴抽身去，未曾得米弃官归。穆先生，陶县令，是吾师。待葺个、园儿名佚老。更作个、亭儿名亦好。闲饮酒，醉吟诗。千年田换八百主，一人口插几张匙？便休休，更说甚，是和非！”其中“千年田换八百主”这句一直被世人所误解，此句不是说土地买卖频繁，讲的乃是土地权的归属更迭与政治有关，是由地主的政治身份所决定的。
当时辛弃疾仕途不顺，写下这首词的时候已经五十五岁，时任福建提点刑狱和福建安抚使。由于在官场上受到挫折，辛弃疾有些心灰意冷，打算归隐乡野，儿子却以家田未置为由劝阻，辛弃疾这才写词将儿子大骂一通，称他只懂图谋富贵而不知宦海危险，无数人宠辱相继，家财地产也因之易手，辛弃疾家的“田产”规模完全取决于身为家主的他的政治地位之升降，所谓“千年田换八百主”乃是出自《景德传灯录》的典故，是在指代官场斗争风险莫测，与土地买卖八竿子打不着。
另一方面，从具体统计案例对土地交易周期进行研究分析的话，也能发现其中端倪。以关中地区的地权交易平均周期研究为例，关中朝邑县《下鲁坡村鱼鳞正册》记载，在册耕田400块共283.94亩，其中94亩，自1890年至1932年后某年至少42年间，买卖易主的土地累计最多只有32.74亩次，按此频率，全部土地平均周转一次的周期至少为400年左右，若按地块计则更达千年以上。即使是动荡的清末民初，土地转卖次数都这么少，那么在承平时期，古代土地买卖频率只会更低。事实上，有着发达市场经济且实行土地私有制的英美等国，农业地产的流动性在各种财产形式中也是最小的，发达市场经济下农业土地的交易频率根本没有达到过“千年田换八百主”这样夸张的地步，更别提视土地如命的中国古人，封建时代的土地买卖尤其是平民间的土地买卖，一定会考虑到传统分家析产制。如此一来，土地到底是集中还是分散尚在两可。
我国经济学家胡景北曾提出所谓的“农业-阶级模型”，在此模型中如果初始条件是普遍自耕农化（即“一阶级”化），那么充分自由的要素交易不会改变这种“原初状态”，亦即“一阶级”在此设定条件下将处于动态锁定状态。如果在此基础上不考虑其他因素，从纯逻辑角度添加若干因果关系，如假定土地处于一种可以充分自由交易的状态，而与土地发生关系的所有人都有充分自由交易权，他们既非奴隶也非农奴，也不是奴隶主或农奴主，每个人不受他人强制的同时亦不能强制他人，只能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的立场角度参与土地交易买卖。也就是说，在这一状态下，土地所有权不仅可以自由买卖，土地使用权与人力资本之间也可以自由交易，土地与劳动的结合在交易双方都要遵守的自由契约（雇佣契约或租佃契约）状态下实现。
同时假定这是农业社会，没有外部资本与强权的介入，该社会环境下自由交易的结果从纯逻辑理论上只能形成一种负反馈，即对“原初状态”的“锁定”。接着，假定这种原初状态是以自耕农为主，无地农民只是少数，此时会出现“自由劳动力稀缺”的市场，“招佃竞争”或“招工竞争”随之出现，这些竞争最终会让土地所有者减少地租或增加工资，佃农或雇农在此有利契约下得到了较多的积累机会，时机一到就可以赎买土地转变为自耕农。这样一来，自耕农阶层也就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化”，相反土地所有者在此极为不利的契约下很难扩大积累，一旦地租或雇工经营收入低于某个临界值时，就势必会做出卖掉土地保障收支的做法。
反向假定的话，如果原初状态自耕农很少或无地农民很多，那么会出现“自由劳动力过剩”市场，此时的竞争是“租地竞争”或“找工竞争”，这些竞争趋向于增加地租或减少工资，契约环境对佃农或雇农比较不利，他们缺乏积累机会，赎买土地转变为自耕农的机会就很低。相应地，土地所有者在比较有利的契约环境下，就有极大机会扩大积累，并在地租或雇工经营收入较高时买入土地，扩大经营。在此情况下，即使富户分家析产而不断产生新的自耕农，但既有自耕农中的“分化”若由于上述原因变成不可逆过程，那么无地农民仍旧难以减少，甚至会持续增多，整个社会也就被“锁定”在高分化状态，这一变化显然符合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状态。
简单地说，在上述“纯自由交易”状态下，如果原来没有出现“分化”，那么“土地自由买卖”很难导致“两极分化”以及危害到自耕农社会稳定。反之，如果存在“两极分化”，那么这种变化很可能起源于非经济的“原初状态”，土地即使频繁买卖也不能消除，不过也不一定会造成“两极分化”。如果引进新变量，即外部资本（如工商手工业资本）的进入，这是否会对上述平衡状态产生影响呢？影响肯定会有，即如果土地改变为非农业用途仍受管制，则只是“农地交易自由”，或者由于经济条件所限，工商业地产开发程度低，商业资本购买土地也是农业用途，继续成为农业地主，即所谓的“以末致富，用本守之”，那么这可能会带来以下变化。
首先，外部资本进入本身虽然是“土地兼并”的刺激力量，但大量资本涌入土地市场必然推高地价，原有富裕地主很难再兼并土地，“自耕农之间的两极分化”受到阻抑。然后，地价推高导致地租率（指代自由契约下的地权收益，无论佃租还是雇工经营利润与地价之比）下降，进而成为抑制外部资本“过量”进入土地市场的一个重要调节机制，即马克思所说的“平均利润率是地租率的天然界限”。如此“以末致富，用本守之”用处不大，不能立竿见影，所谓的“土地买卖无限吸纳工商业资本，导致工业化原始积累受阻”说法自然也就不能成立。最后，由于外来资本参与“农地自由交易”不会改变前面所述“锁定”逻辑，即在“农地农用”限制条件下，劳动双方对土地的谈判地位是受双方供求关系所决定，土地稀缺劳动过剩则劳方（佃、雇农）难于“上升”，反之则否。
外来资本进入抬高地价的同时自然抬高了劳务价格，如果土地事后并没有转变用途，仍是被作为农业用地，那么“劳-地”谈判关系并不会发生太大变化。如果土地非农化受限而劳动非农化自由，农地仍旧农用，但农民可以另找工作，此时外来资本就可以尽情发挥作用，给农民提供出路的难度远低于给土地另找用处，这就成为了有利于劳方“上升”的因素。在此条件下，即便自耕农受高地价的吸引而增加卖地机率，卖地后自耕农也会转入非农就业，而不会“降级”成为佃农，自耕农农业状况并不会因此得到改变。
不过，如果土地用途在外来资本涌入后，可以毫无难度地自由改变，经济大环境也利于非农业地产开发，以及地产投机兴盛，那么外部资本的进入效应就要详细分析了。首先，土地大量退出农业，无疑会加剧农地稀缺矛盾，农业劳动力过剩的同时，劳动力非农化自由，非农产业刚开始发展时，劳动密集程度远不如农业，尤其比不上传统的种植业，最典型的就是当年英国“圈地运动”农地改牧场后的情况。
在此情况下，如果土地成为有产者的投机对象，购占土地闲置等待升值而不予开发的现象必然会随之出现，而这种情况根本无助于吸纳剩余劳动力，最开始的原初状态下自耕农经济很可能就会瓦解，大量无地农民成为廉价劳动力，租佃、雇工等行业皆有利可图，整体社会也就转入到非自耕状态。这种现象自工业革命以来，在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极为易见，但在政治至上的古代中国却很难成为现实，由于种种因素限制，即使非农业地产开发与地产投机不受法律限制，土地在经济上的活跃空间也极为有限，更别提频繁交易，创造价值了。
参考资料：
《中国经济史》《下鲁坡村鱼鳞正册》《中国土地制度史》
土地兼并
非著名“法官”白居易的判词写作之道
灌南县人民法院 昨天
白居易（772-846年），字乐天，下邽（今陕西渭南）人，因曾任太子少傅，故世称“白傅”。晚年居洛阳香山，自号香山居士。贞元十六年（800年）进士，贞元十八年（802年）拔萃科考试后任秘书省校书郎、翰林学士、左拾遗等职,后历任江州司马及杭州、苏州、忠州刺史，官终刑部尚书。有诗歌作品集《白氏长庆集》遗世。
说起白居易，诸君先想起的是什么呢？是左迁九江郡时深吟“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还是作为一名背包客，畅游马嵬驿，歌曰“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是“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中的热爱，还是“花非花，雾非雾”中对于美好的追念和惋惜？
除了作为一名优秀的诗人，白居易是中国法律思想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律思想家。他强调法制的作用，认为不能通过“猛政”“严刑”治理国家，而应当依靠君主“勤政令以抚之，推诚信以奉之”。主张“理大罪，赦小过”，认为只有通过大兴教化、大兴廉耻，才能减少犯罪。
白居易在其仕途的晚期曾在多地担任刺史之职。刺史是一个州的地方长官,“省察治状，黜陟能否，锻治冤狱”,对于地方政事，无所不包。在古代，行政兼理司法，地方的审判权完全归属各级行政长官，所以白居易也有长期审理案件的经历。
《白氏长庆集》中收录了白居易所撰写的判词一百零一道，在这些判词中均不列涉案的人名，而只是假设甲乙来拟写判词。白居易对自己的判词颇为得意，曾对人说：“日者，又闻亲友间说，礼、吏部举选人，多以仆私试赋判，传为准的。”
下面笔者试分析一道，与诸君共赏。
案情简介：
“得甲牛抵乙马死,乙请偿马价。甲云：在放牧处相抵，请赔半价。乙不伏。”
甲的牛抵死了乙的马，乙请求赔偿马的价值。甲辩称：是在放牧的地方抵死的，应当赔偿马的价值的一半。乙不接受。
依据当时的唐律，犬伤害他人牲畜的，应当赔偿他人的全部损失。如果是其他的牲畜之间相互抵杀、踏死之类的，应当赔偿他人全部损失的一半。做这样的区分，是因为我国在传统农业社会时期，耕畜作为基本生产资料,对农业生产极为重要。法律对于耕畜的保护也非常重视。而犬类对于农业价值并不高，所以对于犬类给他人损失的赔偿规定比较严格。
于是白居易写下这样的判词：
“马牛于牧，蹄脚难防，在故误而宜别。况日中出入，郊外寝讹：既谷量以齐驱，或风逸之相及。而牛孔阜，奋骍角而莫当；我马用伤，踠骏足而致毙。情非故纵，理合误论。在皂栈以来思，罚宜惟重；就桃林而招损，偿则从情。将息讼端，请征律典。当赔半价，误听过求。”
大意为，在放牧的地方，马牛之间争斗时，踢蹄顶角的情况在所难免。对于因此造成死伤，要区分故意和过失。白天大家都把牛和马牵到郊外去休息活动，牛马多到经常发生接触。牛的个头很大，顶牛角时凶悍不可抵挡。致使他人之马的腿折伤，进而死亡。这不是故意放纵牲畜，应当按照过失论处。这种损害如果是在厩棚里发生的，应当按照重规定进行赔偿。如果是在放牧的地方发生的，应当按照轻的规定赔偿。按照唐律的规定，赔偿半价即可，对于其他请求予以驳回。
白居易的判词，从文学的角度来说，它行文简洁，文采斐然，可读性强。从法理的角度来说，“不背人情，合于法意，比喻甚明”。在本判例中，白居易在简短的意见中，先是分析了本案的起因，言明在放牧的过程中出现牛马相杀的现象，甚为常见。其次，牛之所有人虽然对其管束不当，对于损害的发生虽然存在一定的过错，但是并没有主观追求损害的发生。最后，白居易分析了案件发生的地点，区分了两种情形：如果是在厩棚中对他人牲畜造成的损害，应当承担较重的赔偿责任；如果发生在放牧的公共场所，则承担比较轻的赔偿责任。综上理由，依据唐律,应赔偿一半的损失。
虽然唐律的规定非常简单，但是白居易深发其意，分析了本案发生的各方面原因和条件，充分地释法说明，以服人心。
时过境迁。在如今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对于动物，已经不再有耕畜、非耕畜的区分。依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一般情形下，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无过错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但是对于饲养烈性犬等危险动物，或者是违反管理规定，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绝对的无过错责任，一般情形下的免责事由不再适用。
中国古代的判词虽然数量很多，但是散佚极为严重，白居易的百道判词能够流传下来，殊为不易，值得今人倍加珍惜。这些判词，既能让我们认识吟诗作赋之外一位别样的香山居士，更能拓展我们对于中国古代法律的认知，提升我们作为炎黄子孙的文化自信。（人民法院报）
灌南县人民法院 昨天
白居易（772-846年），字乐天，下邽（今陕西渭南）人，因曾任太子少傅，故世称“白傅”。晚年居洛阳香山，自号香山居士。贞元十六年（800年）进士，贞元十八年（802年）拔萃科考试后任秘书省校书郎、翰林学士、左拾遗等职,后历任江州司马及杭州、苏州、忠州刺史，官终刑部尚书。有诗歌作品集《白氏长庆集》遗世。
说起白居易，诸君先想起的是什么呢？是左迁九江郡时深吟“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还是作为一名背包客，畅游马嵬驿，歌曰“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是“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中的热爱，还是“花非花，雾非雾”中对于美好的追念和惋惜？
除了作为一名优秀的诗人，白居易是中国法律思想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律思想家。他强调法制的作用，认为不能通过“猛政”“严刑”治理国家，而应当依靠君主“勤政令以抚之，推诚信以奉之”。主张“理大罪，赦小过”，认为只有通过大兴教化、大兴廉耻，才能减少犯罪。
白居易在其仕途的晚期曾在多地担任刺史之职。刺史是一个州的地方长官,“省察治状，黜陟能否，锻治冤狱”,对于地方政事，无所不包。在古代，行政兼理司法，地方的审判权完全归属各级行政长官，所以白居易也有长期审理案件的经历。
《白氏长庆集》中收录了白居易所撰写的判词一百零一道，在这些判词中均不列涉案的人名，而只是假设甲乙来拟写判词。白居易对自己的判词颇为得意，曾对人说：“日者，又闻亲友间说，礼、吏部举选人，多以仆私试赋判，传为准的。”
下面笔者试分析一道，与诸君共赏。
案情简介：
“得甲牛抵乙马死,乙请偿马价。甲云：在放牧处相抵，请赔半价。乙不伏。”
甲的牛抵死了乙的马，乙请求赔偿马的价值。甲辩称：是在放牧的地方抵死的，应当赔偿马的价值的一半。乙不接受。
依据当时的唐律，犬伤害他人牲畜的，应当赔偿他人的全部损失。如果是其他的牲畜之间相互抵杀、踏死之类的，应当赔偿他人全部损失的一半。做这样的区分，是因为我国在传统农业社会时期，耕畜作为基本生产资料,对农业生产极为重要。法律对于耕畜的保护也非常重视。而犬类对于农业价值并不高，所以对于犬类给他人损失的赔偿规定比较严格。
于是白居易写下这样的判词：
“马牛于牧，蹄脚难防，在故误而宜别。况日中出入，郊外寝讹：既谷量以齐驱，或风逸之相及。而牛孔阜，奋骍角而莫当；我马用伤，踠骏足而致毙。情非故纵，理合误论。在皂栈以来思，罚宜惟重；就桃林而招损，偿则从情。将息讼端，请征律典。当赔半价，误听过求。”
大意为，在放牧的地方，马牛之间争斗时，踢蹄顶角的情况在所难免。对于因此造成死伤，要区分故意和过失。白天大家都把牛和马牵到郊外去休息活动，牛马多到经常发生接触。牛的个头很大，顶牛角时凶悍不可抵挡。致使他人之马的腿折伤，进而死亡。这不是故意放纵牲畜，应当按照过失论处。这种损害如果是在厩棚里发生的，应当按照重规定进行赔偿。如果是在放牧的地方发生的，应当按照轻的规定赔偿。按照唐律的规定，赔偿半价即可，对于其他请求予以驳回。
白居易的判词，从文学的角度来说，它行文简洁，文采斐然，可读性强。从法理的角度来说，“不背人情，合于法意，比喻甚明”。在本判例中，白居易在简短的意见中，先是分析了本案的起因，言明在放牧的过程中出现牛马相杀的现象，甚为常见。其次，牛之所有人虽然对其管束不当，对于损害的发生虽然存在一定的过错，但是并没有主观追求损害的发生。最后，白居易分析了案件发生的地点，区分了两种情形：如果是在厩棚中对他人牲畜造成的损害，应当承担较重的赔偿责任；如果发生在放牧的公共场所，则承担比较轻的赔偿责任。综上理由，依据唐律,应赔偿一半的损失。
虽然唐律的规定非常简单，但是白居易深发其意，分析了本案发生的各方面原因和条件，充分地释法说明，以服人心。
时过境迁。在如今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对于动物，已经不再有耕畜、非耕畜的区分。依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一般情形下，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无过错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但是对于饲养烈性犬等危险动物，或者是违反管理规定，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绝对的无过错责任，一般情形下的免责事由不再适用。
中国古代的判词虽然数量很多，但是散佚极为严重，白居易的百道判词能够流传下来，殊为不易，值得今人倍加珍惜。这些判词，既能让我们认识吟诗作赋之外一位别样的香山居士，更能拓展我们对于中国古代法律的认知，提升我们作为炎黄子孙的文化自信。（人民法院报）
中国书法，世界上最美的艺术！
书法家园 今天
一、中国书法是世界上最美的艺术
梁启超认为：中国写字有特别的工具，就成为特别的艺术。中国书法的美是线的美、力的美、光的美和表现个性的美。他说：“美术一种要素是发挥个性，而发挥个性，最真确的莫如写字。如果说能够表现个性就是最高的美术，那么各种美术，以写字为最高。”我赞成梁启超先生的意见。
二、中国书法之美，源于中国汉字之美
汉字，是中国文化的最小单元，又是中国文化的最高代表。卫恒《四体书势》说：“昔在黄帝，创制造物。有沮诵、仓颉者，始作书契，以代结绳，盖睹鸟迹以兴思也。因而遂滋，则谓之字。”汉字有六义：曰指事，曰象形，曰形声，曰会意，曰转注，曰假借。汉字的创造、使用、演变、发展和无穷组合，造就了中国文化的辉煌灿烂和流光溢彩，造就了五千年一以贯之的中华文明。一部中国书法史，是一部汉字的演化发展史，也是一部形象的中国文化史。博大精深的中国书法，是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的基础和缩影。
三、汉字和书法，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汉字因书法而有无限生动的形式之美，书法因汉字而有无比丰富的内涵之美。而书法和汉字之美，又都根源于自然之美。且看孙过庭之滔滔宏论：“观夫悬针垂露之异，奔雷坠石之奇，鸿飞兽骇之姿，鸾舞蛇惊之态，绝岸颓峰之势，临危据槁之形。或重若崩云，或轻如蝉翼。导之则泉注，顿之则山安。纤纤乎似初月之出天涯，落落乎犹众星之列河汉。同自然之妙有，非力运之能成。”再以真、草、隶、篆为例。
四、真书之美
古人《字势》有云：“日处君而盈其度，月执臣而亏其旁；云(yí)而上布，星离离以舒光；禾卉苯(běnzǔn)以垂颖，山岳峨嵯而连冈；虫跂(qǐ)跂其若动，鸟似飞而未扬。观其错笔缀墨，用心精专；势和体均，发止无间。或守正循检，矩折规旋；或方员靡则，因事制权。其曲如弓，其直如弦。矫然特出，若龙腾于川；森尔下颓，若雨坠于天。或引笔奋力，若鸿雁高飞，邈邈翩翩；或纵肆阿那，若流苏悬羽，靡靡绵绵。是故远而望之，若翔风厉水，清波漪涟；就而察之，有若自然。”真书之美，是正大光明、仪态万方的包容之美。
五、草书之美
崔瑗《草书势》有云：“观其法象，俯仰有仪，方不中矩，员不副规。抑左扬右，望之若崎。竦企鸟跱(xiè)，志在飞移；狡兽暴骇，将奔未驰。或(zhǐ)(zhǔ)点(niǎn)，状似连珠，绝而不离。畜怒怫郁，放逸生奇。或凌邃惴栗，若据槁临危。旁点邪附，似蜩螗(tiáotánɡ)挶(jū)枝。绝笔收势，馀綖(yán)纠结。若杜伯揵(qián)毒缘巇(xī)；螣(ténɡ)蛇赴穴，头没尾垂。是故远而望之，(cuī)焉若沮岑崩崖；就而察之，一画不可移。”草书之美，是灵动流畅、千姿百态的变化之美。
六、隶书之美
古人《隶势》有云：“或穹隆恢廓，或栉比针列，或砥平绳直，或(wān)蜒胶戾，或长邪角趣，或规旋矩折。修短相副，异体同势。奋笔轻举，离而不绝。纤波浓点，错落其间。若钟簴(jù)设张，庭燎飞烟。崭岩(jié)嵯，高下属连。似崇台重宇，增云冠山。远而望之，若飞龙在天；近而察之，心乱目眩。奇姿谲诡，不可胜原。”隶书之美，是厚重凝聚、庄严典雅的宁静之美。
七、篆书之美
蔡邕《篆势》有云：“或龟文针列，栉比龙鳞；纾体放尾，长短复身；颓若黍稷之垂颖，蕴若虫蛇之焚缊；扬波振(piě)，鹰跱鸟震；延颈胁翼，势似凌云。或轻笔内投，微本浓末，若绝若连；似水露缘丝，凝垂下端；从者如悬，衡者如编；杳杪邪趣，不方不员；若行若飞，跂跂翾(xuān)翾。远而望之，象鸿鹄群游，络绎迁延；迫而视之，端际不可得见，指(huī)不可胜原。”篆书之美，是奇正相生、逶迤盘旋的活力之美。
八、书法极美，亦极难，所谓“二十年学画，三十年学书，人书俱老”
怀素《论书帖》云：“为其山不高，地亦无灵；为其泉不深，水亦不清；为其书不精，亦无令名，后来足可深戒。”自肺腑中道出了书法之难。书法之难，难在文化积累上。文化是书法的根脉和源泉。苏东坡说：“作字之法，识浅、见狭、学不足三者，终不能尽妙。”黄庭坚说：“学书须要胸中有道义，又广圣哲之学，书乃可贵。”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陆游说：“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先贤们的这些经验之谈，实质讲的都是文化，是学书者的深根固本之道，不可等闲视之。故稚子学书，虽形可逼真，然不可以文化论。正如一位西哲所说：“整个艺术发展史不是技术熟练程度的发展史，而是观念和要求的变化史。”书道精微宏大，但归根结底以文化为本源，学者不可不识。
九、中国书法五千年，高峰连绵，群星灿烂
有论者认为，从书法大的发展阶段来分析，唐以前始艮终乾，南宋以后始巽终坤。这个意见值得重视。就书风而言，大体上是不错的。唐以前的书风高古苍健，南宋以后清雅秀隽，正所谓“古质而今妍”。我国古代书家，芝(张芝)动、繇(钟繇)静，羲(王羲之)神、献(王献之)韵，旭(张旭)狂、素(怀素)畅，欧(欧阳询)峻、虞(虞世南)和，颜(颜真卿)筋、柳(柳公权)骨，苏(苏东坡)厚、黄(黄庭坚)奇，褚(褚遂良)伟、米(米芾)隽，等等，其风格虽各个不同，其本质则各个相似，唯美而已。林散之先生《题画》诗有云：“有法兼无法，今人认古人。若能寻造化，笔墨自通神。”画如此，书亦然。而从书法品位来区分，又大体可以分为情趣、境界、气象三种情形。
十、情趣品位
所谓“形其哀乐，达其情性”。韩愈在《送高闲上人序》中谈到张旭的草书时说：“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韩愈此论，不但恰当地品评了张旭，而且为书法的情趣品位作了最好的注解。孙过庭论王羲之说：“写《乐毅》则情多怫郁，书《画赞》则意涉瑰奇，《黄庭经》则怡怿虚无，《太师箴》又纵横争折。暨乎兰亭兴集，思逸神超；私门诫誓，情拘志惨。”(《书谱》)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是“兴来得意无真草”的情趣极品。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说：“自然界有它的气候，气候的变化决定这种那种植物的出现；精神方面也有它的气候，它的变化决定这种那种艺术的出现。”这是很值得深思的。
十一、境界品位
颜鲁公出身名门，一生正气浩然。他的《祭侄季明文》，雄浑之气、忠义之风布满尺幅，写就了伤亲哀思奔涌、忧国情怀激荡的高尚境界。林则徐是彪炳青史的民族英雄，也是有重要影响的书法家。林则徐的人生轨迹与笔墨情怀高度统一。他的字沉静端庄，刚柔相济，有正人执法、面折廷争之风，有君子藏器、忠直博学之气。林则徐所作“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名联，直抒钢铁意志、博大胸襟，开拓千古境界，泽被后人，影响深远。
十二、气象品位
王国维《人间词话》认为，太白纯以气象胜。太白不独其诗，其字亦然。被认为太白真迹的《上阳台帖》：“山高水长，物象千万，非有老笔，清壮何穷。”虽然只有十六个字，然而它所造成的奇绝气象，却足以雄冠古今。再以米芾为例。米芾自许：“善书者只得一笔，我独有四面。”米芾之书八面出锋，纵横挥泼，有时如群峰耸峙，有时似骏马奔腾。读米芾，固然可以从情趣上入，在境界上寻，但终究非气象不能解。再以毛泽东为例。毛泽东是伟大的战略家、革命家、理论家、政治家，也是伟大的诗人和书法家。毛泽东青年时期就立志改造中国与世界，他的一生波澜壮阔，气壮山河，他诗如其人、书如其人，更是创造了前无古人的宏大文化气象。
十三：情趣品位、境界品位、气象品位三者之间，有区别，有联系，有贯通，并未隔着不可逾越的鸿沟
书法作品，有独擅其一的，有两者兼得的，也有三者皆备的。但不管哪一种情形，都不可缺少一个“真”字。有真性情，才有真情趣；有真修养，才有真境界；有真襟怀，才有真气象。中华民族正处在实现伟大复兴的重要时期。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需要真情趣、真境界、真气象的伟大时代。当代书家应当自觉意识到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责任，不懈怠、不浮躁、不媚俗，坚忍不拔，勇于创新，努力开拓和培育适应时代要求，符合中国优秀文化传统，能够满足人民群众高尚精神文化追求，充分体现大国风范的一代新书风。 https://t.cn/EU3mvK7
书法家园 今天
一、中国书法是世界上最美的艺术
梁启超认为：中国写字有特别的工具，就成为特别的艺术。中国书法的美是线的美、力的美、光的美和表现个性的美。他说：“美术一种要素是发挥个性，而发挥个性，最真确的莫如写字。如果说能够表现个性就是最高的美术，那么各种美术，以写字为最高。”我赞成梁启超先生的意见。
二、中国书法之美，源于中国汉字之美
汉字，是中国文化的最小单元，又是中国文化的最高代表。卫恒《四体书势》说：“昔在黄帝，创制造物。有沮诵、仓颉者，始作书契，以代结绳，盖睹鸟迹以兴思也。因而遂滋，则谓之字。”汉字有六义：曰指事，曰象形，曰形声，曰会意，曰转注，曰假借。汉字的创造、使用、演变、发展和无穷组合，造就了中国文化的辉煌灿烂和流光溢彩，造就了五千年一以贯之的中华文明。一部中国书法史，是一部汉字的演化发展史，也是一部形象的中国文化史。博大精深的中国书法，是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的基础和缩影。
三、汉字和书法，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汉字因书法而有无限生动的形式之美，书法因汉字而有无比丰富的内涵之美。而书法和汉字之美，又都根源于自然之美。且看孙过庭之滔滔宏论：“观夫悬针垂露之异，奔雷坠石之奇，鸿飞兽骇之姿，鸾舞蛇惊之态，绝岸颓峰之势，临危据槁之形。或重若崩云，或轻如蝉翼。导之则泉注，顿之则山安。纤纤乎似初月之出天涯，落落乎犹众星之列河汉。同自然之妙有，非力运之能成。”再以真、草、隶、篆为例。
四、真书之美
古人《字势》有云：“日处君而盈其度，月执臣而亏其旁；云(yí)而上布，星离离以舒光；禾卉苯(běnzǔn)以垂颖，山岳峨嵯而连冈；虫跂(qǐ)跂其若动，鸟似飞而未扬。观其错笔缀墨，用心精专；势和体均，发止无间。或守正循检，矩折规旋；或方员靡则，因事制权。其曲如弓，其直如弦。矫然特出，若龙腾于川；森尔下颓，若雨坠于天。或引笔奋力，若鸿雁高飞，邈邈翩翩；或纵肆阿那，若流苏悬羽，靡靡绵绵。是故远而望之，若翔风厉水，清波漪涟；就而察之，有若自然。”真书之美，是正大光明、仪态万方的包容之美。
五、草书之美
崔瑗《草书势》有云：“观其法象，俯仰有仪，方不中矩，员不副规。抑左扬右，望之若崎。竦企鸟跱(xiè)，志在飞移；狡兽暴骇，将奔未驰。或(zhǐ)(zhǔ)点(niǎn)，状似连珠，绝而不离。畜怒怫郁，放逸生奇。或凌邃惴栗，若据槁临危。旁点邪附，似蜩螗(tiáotánɡ)挶(jū)枝。绝笔收势，馀綖(yán)纠结。若杜伯揵(qián)毒缘巇(xī)；螣(ténɡ)蛇赴穴，头没尾垂。是故远而望之，(cuī)焉若沮岑崩崖；就而察之，一画不可移。”草书之美，是灵动流畅、千姿百态的变化之美。
六、隶书之美
古人《隶势》有云：“或穹隆恢廓，或栉比针列，或砥平绳直，或(wān)蜒胶戾，或长邪角趣，或规旋矩折。修短相副，异体同势。奋笔轻举，离而不绝。纤波浓点，错落其间。若钟簴(jù)设张，庭燎飞烟。崭岩(jié)嵯，高下属连。似崇台重宇，增云冠山。远而望之，若飞龙在天；近而察之，心乱目眩。奇姿谲诡，不可胜原。”隶书之美，是厚重凝聚、庄严典雅的宁静之美。
七、篆书之美
蔡邕《篆势》有云：“或龟文针列，栉比龙鳞；纾体放尾，长短复身；颓若黍稷之垂颖，蕴若虫蛇之焚缊；扬波振(piě)，鹰跱鸟震；延颈胁翼，势似凌云。或轻笔内投，微本浓末，若绝若连；似水露缘丝，凝垂下端；从者如悬，衡者如编；杳杪邪趣，不方不员；若行若飞，跂跂翾(xuān)翾。远而望之，象鸿鹄群游，络绎迁延；迫而视之，端际不可得见，指(huī)不可胜原。”篆书之美，是奇正相生、逶迤盘旋的活力之美。
八、书法极美，亦极难，所谓“二十年学画，三十年学书，人书俱老”
怀素《论书帖》云：“为其山不高，地亦无灵；为其泉不深，水亦不清；为其书不精，亦无令名，后来足可深戒。”自肺腑中道出了书法之难。书法之难，难在文化积累上。文化是书法的根脉和源泉。苏东坡说：“作字之法，识浅、见狭、学不足三者，终不能尽妙。”黄庭坚说：“学书须要胸中有道义，又广圣哲之学，书乃可贵。”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陆游说：“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先贤们的这些经验之谈，实质讲的都是文化，是学书者的深根固本之道，不可等闲视之。故稚子学书，虽形可逼真，然不可以文化论。正如一位西哲所说：“整个艺术发展史不是技术熟练程度的发展史，而是观念和要求的变化史。”书道精微宏大，但归根结底以文化为本源，学者不可不识。
九、中国书法五千年，高峰连绵，群星灿烂
有论者认为，从书法大的发展阶段来分析，唐以前始艮终乾，南宋以后始巽终坤。这个意见值得重视。就书风而言，大体上是不错的。唐以前的书风高古苍健，南宋以后清雅秀隽，正所谓“古质而今妍”。我国古代书家，芝(张芝)动、繇(钟繇)静，羲(王羲之)神、献(王献之)韵，旭(张旭)狂、素(怀素)畅，欧(欧阳询)峻、虞(虞世南)和，颜(颜真卿)筋、柳(柳公权)骨，苏(苏东坡)厚、黄(黄庭坚)奇，褚(褚遂良)伟、米(米芾)隽，等等，其风格虽各个不同，其本质则各个相似，唯美而已。林散之先生《题画》诗有云：“有法兼无法，今人认古人。若能寻造化，笔墨自通神。”画如此，书亦然。而从书法品位来区分，又大体可以分为情趣、境界、气象三种情形。
十、情趣品位
所谓“形其哀乐，达其情性”。韩愈在《送高闲上人序》中谈到张旭的草书时说：“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韩愈此论，不但恰当地品评了张旭，而且为书法的情趣品位作了最好的注解。孙过庭论王羲之说：“写《乐毅》则情多怫郁，书《画赞》则意涉瑰奇，《黄庭经》则怡怿虚无，《太师箴》又纵横争折。暨乎兰亭兴集，思逸神超；私门诫誓，情拘志惨。”(《书谱》)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是“兴来得意无真草”的情趣极品。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说：“自然界有它的气候，气候的变化决定这种那种植物的出现；精神方面也有它的气候，它的变化决定这种那种艺术的出现。”这是很值得深思的。
十一、境界品位
颜鲁公出身名门，一生正气浩然。他的《祭侄季明文》，雄浑之气、忠义之风布满尺幅，写就了伤亲哀思奔涌、忧国情怀激荡的高尚境界。林则徐是彪炳青史的民族英雄，也是有重要影响的书法家。林则徐的人生轨迹与笔墨情怀高度统一。他的字沉静端庄，刚柔相济，有正人执法、面折廷争之风，有君子藏器、忠直博学之气。林则徐所作“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名联，直抒钢铁意志、博大胸襟，开拓千古境界，泽被后人，影响深远。
十二、气象品位
王国维《人间词话》认为，太白纯以气象胜。太白不独其诗，其字亦然。被认为太白真迹的《上阳台帖》：“山高水长，物象千万，非有老笔，清壮何穷。”虽然只有十六个字，然而它所造成的奇绝气象，却足以雄冠古今。再以米芾为例。米芾自许：“善书者只得一笔，我独有四面。”米芾之书八面出锋，纵横挥泼，有时如群峰耸峙，有时似骏马奔腾。读米芾，固然可以从情趣上入，在境界上寻，但终究非气象不能解。再以毛泽东为例。毛泽东是伟大的战略家、革命家、理论家、政治家，也是伟大的诗人和书法家。毛泽东青年时期就立志改造中国与世界，他的一生波澜壮阔，气壮山河，他诗如其人、书如其人，更是创造了前无古人的宏大文化气象。
十三：情趣品位、境界品位、气象品位三者之间，有区别，有联系，有贯通，并未隔着不可逾越的鸿沟
书法作品，有独擅其一的，有两者兼得的，也有三者皆备的。但不管哪一种情形，都不可缺少一个“真”字。有真性情，才有真情趣；有真修养，才有真境界；有真襟怀，才有真气象。中华民族正处在实现伟大复兴的重要时期。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需要真情趣、真境界、真气象的伟大时代。当代书家应当自觉意识到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责任，不懈怠、不浮躁、不媚俗，坚忍不拔，勇于创新，努力开拓和培育适应时代要求，符合中国优秀文化传统，能够满足人民群众高尚精神文化追求，充分体现大国风范的一代新书风。 https://t.cn/EU3mvK7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