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爆发90周年# 【人类正义的胜利——#探访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沈阳市皇姑区黑龙江街77号，一幢古式斜檐闷顶二层小楼，金色琉璃瓦的屋顶，四根红漆立柱，显得庄严肃穆。
65年前，这幢小楼曾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作为特别军事法庭公开审理了36名日本战犯。世界都在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将会如何处理这批日本战犯？
65年后，参考消息记者辗转采访到三位亲历者，讲述历史轮廓背后的细节故事。#九一八事变九十周年#
末代皇帝溥仪曾出庭作证
1956年4月，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中国政府成立特别军事法庭，于当年6至7月分别在辽宁省的沈阳市和山西省的太原市两地开庭，对45名日本战犯进行审判。沈阳是这次审判的主审地。包括日军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等36名战犯均在沈阳受审。1956年6月9日，沈阳特别军事法庭首次开庭。
“这是二战结束后最后一次对战犯罪行的法律清算，也是东京审判的延续。”中共辽宁省委党校教授王建学说，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满7年，全世界都在关注一个新生的中国会如何处置这批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
89岁的权德源是亲历者之一，作为法庭的书记员亲历了审判全程。1954年从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的权德源，被分配到地处沈阳的中央政法干校东北分校当一名普通教员。
“法律专业的大学生，还懂一些日语。”权德源觉得这些条件是他最终被选为特别军事法庭书记员的原因。
庭审人员当时的着装让权德源至今印象深刻。法官一律穿当时的法官服，公诉人穿着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服，律师穿着深色西服佩戴领带，穿黑皮鞋，提黑色皮包。
“这是正义的审判，也是非常严肃的审判，要从每个细节做起。”他说。
末代皇帝溥仪曾出庭作证。在审判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的时候，“溥仪从法庭西南门进入法庭，全场的目光和摄影师的镜头都集中到他的身上。他细高的个子、长脖子，穿一套深蓝色衣服……”时隔65年，法庭上的场景对权德源来说仍历历在目。
这些日本战犯都是苏联政府移交给新中国的，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教育改造。1956年，特别军事法庭经审判，对其中职务较高、罪行较重的45名战犯分别判处8年至20年有期徒刑，对其他战犯全部免予起诉，遣返回国。
中方为战犯提供辩护律师
89岁的廉希圣退休前是中国政法大学宪法学教授。65年前，他是藤原广之进、小林喜一和西永彰治三名日本战犯的辩护律师。
“中国人怎么能为日本战犯辩护？想不通！”廉希圣说，“开展这项工作时压力不小，国内有很多反对、不理解的声音，说我们律师团是‘吃中国人饭，不干中国人事’。但是，如果审判过程中没有律师辩护这一环节，审判就不完整了，程序就欠缺了。”
这次审判参考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国内的审判程序，为充分保障被告人权利，法庭为45名被告指定了辩护律师。
面对这些双手沾满了中国人鲜血、犯罪事实确凿的日本战犯，辩护词应该怎么写？
90岁的韩凤路离休前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副教授。65年前，他担任为731部队支队长榊原秀夫辩护的律师，参与了审判。
65年过去了，韩凤路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见到榊原秀夫时的情景：他话很少，但逻辑很缜密。他没想到中国能派一名律师给他辩护，悔罪的态度也比较真诚。
“我的罪行蹂躏了全世界人民所公认的神圣的国际公法，完全违反了人道主义原则。我愿在中国人民、日本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面前深致歉意。”榊原秀夫在庭审上说。
据榊原秀夫在法庭上交代，他在制造细菌武器的过程中，向4名中国百姓注射霍乱菌等细菌并致4人死亡。在1945年，他的支队生产了870支试管的霍乱菌、伤寒菌等细菌，并捕获繁殖了大量老鼠和跳蚤，准备进行大规模的细菌战。
韩凤路说，战犯们犯下的罪行，人证、物证俱全，为战犯们的罪行辩护绝无可能，律师团从认罪态度方面入手进行辩护。
与国际社会对法西斯战犯审判有显著区别的是，沈阳审判中所有战犯对罪行供认不讳，甚至有人哭倒在地要求对自己处以死刑。
在特别军事法庭上，侵华日军59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供述了自己下令杀害大量俘虏和把士兵作为“活靶”杀掉的罪行。
他在法庭上忏悔说：“我的罪行是极其严重的，认罪是一辈子的事情。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将牢牢记住被害者们诉自心里的话……侵略战争，绝对不能允许再度发生，也不能让后一代人再走这一条错误的道路。”
整个审判过程严格遵循法律规定、原则和程序，重证据、重事实、重程序。
例如，对28名伪满战犯的犯罪事实，法庭就审查了被害人及其家属的控诉书642件，证人的书证407件，有关档案、书刊等物证315件，有48人出庭作证。
对于这些受审战犯，每一项犯罪事实必须有五个方面共同佐证：一是审讯笔录，二是战犯的罪行交代材料，三是经过确认的证人材料，四是档案材料，五是同案犯的检举揭发。
韩凤路说，这五个方面缺一不可，就是要让这些受审战犯的罪行板上钉钉，记入历史。
曾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的梅汝璈表示，这次审判对日本战争罪犯十分宽大，但做出的这些判决却是十分郑重的，它们都是经过缜密侦查、公正审讯的。不但人证物证俱全，而且被告人都有充分辩护的机会。这样的审判程序是完全符合国际惯例和国际法准则的。
战犯跪倒在地请求严惩
昔日的特别军事法庭，今天已经成为一家历史陈列馆。正厅上方的大屏幕播放着当年审判日本战犯时的纪录片。其中，就有古海忠之的镜头。
他在法庭上低着头，表情凝重，深深鞠了一躬，说道：“我认识到自己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自己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要求迅速判决我死刑。”
“这次审判创造了世界审判法西斯战犯的纪录。”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副主任宋苗说，每一个日本战犯都认罪服法，甚至跪倒在地请求严惩自己。这是二战战犯审判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新中国是如何做到的？这曾经是海内外历史学者心中的一个谜团。
在宋苗看来，背后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以人道主义对待战犯、感化战犯；二是通过耐心反复的改造教育，这些曾被日本军国主义洗脑的战犯们，从思想根源上认识到侵略之罪。
有一件事令权德源终生难忘。“战犯们回国路上，在沈阳开往天津的火车上，他们想到不久就能见到离别多年的妻子儿女，有说有笑。”
但列车过锦州不久，有一个日本战犯望着窗外低头流泪，权德源问他：“大家都高兴，你怎么哭了？”
他说：“前边那座小山底下，原来有一个村子。20多年前，我们日本军人进村杀了不少无辜百姓。他们死去回不来了，可是杀人的战犯还能活着回家。想起他们我心里很难受，我的泪是流给他们谢罪的泪。”
这些日本战犯获释回国后大部分成为推动日中友好、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积极分子。
如今，在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里，一张晶莹欲滴的牵牛花照片，讲述着一段特别的故事。
战犯副岛进回国前，管教人员给了他一把牵牛花种子，对他说：“下次再来中国，不要带着武器来，要带着鲜花来。”
宋苗说，回到日本的副岛进把牵牛花种子种在自家院子里，每当看到盛开的牵牛花就会想到中国，想到在中国得到的人道主义对待。
2007年9月17日，中日民间友好团体日本抚顺奇迹继承会到访中国。在访问抚顺战犯管理所期间由关西支部事务长野津加代子，把这幅后来取名为“和平之花”的照片送给了曾任抚顺战犯管理所护士长的赵毓英。
“副岛进将牵牛花拍照保存下来，希望‘和平之花’永远盛开在中日人民心间。”宋苗说。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0周年。王建学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它向世人昭示，无论侵略者有多么凶残和强大，最终的宿命是接受历史与人民的审判。
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距离当年日军发动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地不到3公里。“这不仅是历史的巧合，更是历史的必然。”王建学说，侵略者的宿命是失败，人类正义是不可战胜的。https://t.cn/A6M7nQSi
65年前，这幢小楼曾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作为特别军事法庭公开审理了36名日本战犯。世界都在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将会如何处理这批日本战犯？
65年后，参考消息记者辗转采访到三位亲历者，讲述历史轮廓背后的细节故事。#九一八事变九十周年#
末代皇帝溥仪曾出庭作证
1956年4月，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中国政府成立特别军事法庭，于当年6至7月分别在辽宁省的沈阳市和山西省的太原市两地开庭，对45名日本战犯进行审判。沈阳是这次审判的主审地。包括日军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等36名战犯均在沈阳受审。1956年6月9日，沈阳特别军事法庭首次开庭。
“这是二战结束后最后一次对战犯罪行的法律清算，也是东京审判的延续。”中共辽宁省委党校教授王建学说，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满7年，全世界都在关注一个新生的中国会如何处置这批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
89岁的权德源是亲历者之一，作为法庭的书记员亲历了审判全程。1954年从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的权德源，被分配到地处沈阳的中央政法干校东北分校当一名普通教员。
“法律专业的大学生，还懂一些日语。”权德源觉得这些条件是他最终被选为特别军事法庭书记员的原因。
庭审人员当时的着装让权德源至今印象深刻。法官一律穿当时的法官服，公诉人穿着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服，律师穿着深色西服佩戴领带，穿黑皮鞋，提黑色皮包。
“这是正义的审判，也是非常严肃的审判，要从每个细节做起。”他说。
末代皇帝溥仪曾出庭作证。在审判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的时候，“溥仪从法庭西南门进入法庭，全场的目光和摄影师的镜头都集中到他的身上。他细高的个子、长脖子，穿一套深蓝色衣服……”时隔65年，法庭上的场景对权德源来说仍历历在目。
这些日本战犯都是苏联政府移交给新中国的，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教育改造。1956年，特别军事法庭经审判，对其中职务较高、罪行较重的45名战犯分别判处8年至20年有期徒刑，对其他战犯全部免予起诉，遣返回国。
中方为战犯提供辩护律师
89岁的廉希圣退休前是中国政法大学宪法学教授。65年前，他是藤原广之进、小林喜一和西永彰治三名日本战犯的辩护律师。
“中国人怎么能为日本战犯辩护？想不通！”廉希圣说，“开展这项工作时压力不小，国内有很多反对、不理解的声音，说我们律师团是‘吃中国人饭，不干中国人事’。但是，如果审判过程中没有律师辩护这一环节，审判就不完整了，程序就欠缺了。”
这次审判参考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国内的审判程序，为充分保障被告人权利，法庭为45名被告指定了辩护律师。
面对这些双手沾满了中国人鲜血、犯罪事实确凿的日本战犯，辩护词应该怎么写？
90岁的韩凤路离休前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副教授。65年前，他担任为731部队支队长榊原秀夫辩护的律师，参与了审判。
65年过去了，韩凤路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见到榊原秀夫时的情景：他话很少，但逻辑很缜密。他没想到中国能派一名律师给他辩护，悔罪的态度也比较真诚。
“我的罪行蹂躏了全世界人民所公认的神圣的国际公法，完全违反了人道主义原则。我愿在中国人民、日本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面前深致歉意。”榊原秀夫在庭审上说。
据榊原秀夫在法庭上交代，他在制造细菌武器的过程中，向4名中国百姓注射霍乱菌等细菌并致4人死亡。在1945年，他的支队生产了870支试管的霍乱菌、伤寒菌等细菌，并捕获繁殖了大量老鼠和跳蚤，准备进行大规模的细菌战。
韩凤路说，战犯们犯下的罪行，人证、物证俱全，为战犯们的罪行辩护绝无可能，律师团从认罪态度方面入手进行辩护。
与国际社会对法西斯战犯审判有显著区别的是，沈阳审判中所有战犯对罪行供认不讳，甚至有人哭倒在地要求对自己处以死刑。
在特别军事法庭上，侵华日军59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供述了自己下令杀害大量俘虏和把士兵作为“活靶”杀掉的罪行。
他在法庭上忏悔说：“我的罪行是极其严重的，认罪是一辈子的事情。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将牢牢记住被害者们诉自心里的话……侵略战争，绝对不能允许再度发生，也不能让后一代人再走这一条错误的道路。”
整个审判过程严格遵循法律规定、原则和程序，重证据、重事实、重程序。
例如，对28名伪满战犯的犯罪事实，法庭就审查了被害人及其家属的控诉书642件，证人的书证407件，有关档案、书刊等物证315件，有48人出庭作证。
对于这些受审战犯，每一项犯罪事实必须有五个方面共同佐证：一是审讯笔录，二是战犯的罪行交代材料，三是经过确认的证人材料，四是档案材料，五是同案犯的检举揭发。
韩凤路说，这五个方面缺一不可，就是要让这些受审战犯的罪行板上钉钉，记入历史。
曾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的梅汝璈表示，这次审判对日本战争罪犯十分宽大，但做出的这些判决却是十分郑重的，它们都是经过缜密侦查、公正审讯的。不但人证物证俱全，而且被告人都有充分辩护的机会。这样的审判程序是完全符合国际惯例和国际法准则的。
战犯跪倒在地请求严惩
昔日的特别军事法庭，今天已经成为一家历史陈列馆。正厅上方的大屏幕播放着当年审判日本战犯时的纪录片。其中，就有古海忠之的镜头。
他在法庭上低着头，表情凝重，深深鞠了一躬，说道：“我认识到自己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自己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要求迅速判决我死刑。”
“这次审判创造了世界审判法西斯战犯的纪录。”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副主任宋苗说，每一个日本战犯都认罪服法，甚至跪倒在地请求严惩自己。这是二战战犯审判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新中国是如何做到的？这曾经是海内外历史学者心中的一个谜团。
在宋苗看来，背后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以人道主义对待战犯、感化战犯；二是通过耐心反复的改造教育，这些曾被日本军国主义洗脑的战犯们，从思想根源上认识到侵略之罪。
有一件事令权德源终生难忘。“战犯们回国路上，在沈阳开往天津的火车上，他们想到不久就能见到离别多年的妻子儿女，有说有笑。”
但列车过锦州不久，有一个日本战犯望着窗外低头流泪，权德源问他：“大家都高兴，你怎么哭了？”
他说：“前边那座小山底下，原来有一个村子。20多年前，我们日本军人进村杀了不少无辜百姓。他们死去回不来了，可是杀人的战犯还能活着回家。想起他们我心里很难受，我的泪是流给他们谢罪的泪。”
这些日本战犯获释回国后大部分成为推动日中友好、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积极分子。
如今，在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里，一张晶莹欲滴的牵牛花照片，讲述着一段特别的故事。
战犯副岛进回国前，管教人员给了他一把牵牛花种子，对他说：“下次再来中国，不要带着武器来，要带着鲜花来。”
宋苗说，回到日本的副岛进把牵牛花种子种在自家院子里，每当看到盛开的牵牛花就会想到中国，想到在中国得到的人道主义对待。
2007年9月17日，中日民间友好团体日本抚顺奇迹继承会到访中国。在访问抚顺战犯管理所期间由关西支部事务长野津加代子，把这幅后来取名为“和平之花”的照片送给了曾任抚顺战犯管理所护士长的赵毓英。
“副岛进将牵牛花拍照保存下来，希望‘和平之花’永远盛开在中日人民心间。”宋苗说。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0周年。王建学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它向世人昭示，无论侵略者有多么凶残和强大，最终的宿命是接受历史与人民的审判。
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距离当年日军发动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地不到3公里。“这不仅是历史的巧合，更是历史的必然。”王建学说，侵略者的宿命是失败，人类正义是不可战胜的。https://t.cn/A6M7nQSi
#南阳政法##河南暴雨#
【民警杨旭恒救出51名群众后被洪水冲走 河道里漂了十余个小时后生还】
“如果不是您及时把我和7岁的孩子救走,我就站不到您面前了……”7月25日,在河南省新密市中医院,在洪水中被困获救的女子李某,手持鲜花来到新密市公安局城关派出所副所长杨旭恒病床前,哽咽着边说边向他深鞠一躬。
7月20日,新密累计降雨量已达到512.7毫米,突破历史极值,32岁的杨旭恒在暴雨中先后接处警16起,救助群众51人,正准备继续施救时,突然被一个巨浪冲走,在河道里漂了10余个小时。他沉着冷静,靠着过硬的自身素质,奇迹般实现自救,并成功把与自己一起被洪水冲走的63岁村干部杨全救出。
7月20日,因受持续降雨影响,新密市城区边缘的双洎河内洪水泛滥,农户庄稼被淹,险情灾情频发,位于双洎河弯道处的城关镇东瓦店村村民拨打110报警电话进行求助。平常,新密市110服务台一天接警量做多达800起,截至当日14时,就接到了近2000起报警求助电话。“东瓦店村告急!速去援救!” 杨旭恒在“一村一警”工作中当过包村民警,又做过社区民警,熟悉东瓦店村的情况, 7月20日14时07分,他接到所长王晓龙的指令迅速赶到现场。
此时河水不断上涨,东瓦店村已被洪水围困,村里一楼房屋有一半淹在水中,多户村民被困家中。杨旭恒和同事引导群众快速撤离,成功将受困的30名村民带离河道,转移至东瓦店村部安置妥当。14时56分,杨旭恒再次接到救援指令:“翟沟村金河湾小区被洪水围困,已淹没到小区一楼,迅速前往。”他和同事当即前往,在途经双洎河一处桥梁时,发现有2辆车抛锚在了桥上,其中一辆车前一名年轻女性正站在急流中推车。当时,3米多高的桥面已被洪水淹没,而水位还在快速上涨,连人带车随时都有被洪水冲下桥去的危险。他和同事赶紧停车,拿出救生衣让女子穿上,女子说车里还有7岁的孩子。杨旭恒急忙将小女孩从车内抱出,并很快为她穿上救生衣,将2人转移至桥头凸出的石头上。为避免车辆继续下滑,最大限度保护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他驾驶警车抵在了受困车辆前面。当他重新走到桥头凸出时,只听得“轰隆隆”几声巨响,警车连同2辆受困车辆已被洪水冲走。
这时,杨旭恒发现对面桥头有十几名村民正在涉水行进,情况十分危险,他立即吹响警笛,并不停地向群众喊话:“水中危险!快转移到桥头高处……”村民在他的指挥下,很快全部转移到桥头。此时,水位越涨越高,他和村民都被洪水包围着,无法脱身,当即通过手持电台向110报告了现场情况和位置,新密市公安局党委第一时间派出救援铲车进行救助。“辖区树上有2名村民被困,还有多名村民被困在房屋内。”17时许,因强降雨仍在继续,河道内水势越来越猛,普通救援车辆根本无法前往被困地点,新密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姬勇斌经多方协调,于19时许调来一辆水陆两栖车,但需要熟悉地形的人员一同前往开展救援。
“我是党员,我熟悉情况,还是我去吧!” 杨旭恒和村干部杨全携带救生圈、救生绳等装备坐上了水陆两栖救援车,当行驶至湾子河村路段时,水陆两栖车被急流从路面冲入双洎河道内,司机跳车逃生(后被附近民警救下),车辆快速翻滚下沉,杨旭恒和杨全瞬间不见踪影。天色渐暗,水势越来越大,水位越来越高,双洎河内洪水汹涌,搜救队没有杨旭恒的任何消息……21日凌晨2时许,新密市公安局抽调多名水性佳的特警队员成立特别营救小组进行搜救。此时,距离杨旭恒失联已经过去7个小时。而杨旭恒在水陆两栖车被淹没时,急中生智,沉着应对,与杨全合力打开车上的天窗爬到了车外,但又一个浪打来,二人就没了踪影。事后,杨旭恒说,他在前去解救被困群众时,就把救生绳拴在了救生衣上,让杨全把救生绳的另一端缠在手腕上。当他们被巨浪打到水里时,他大声喊道:“拽着绳子就有希望。”两人在洪水中一直漂着。突然,杨旭恒右手碰到了什么东西,一用力,抓住了,是歪倒在河道内一根电线杆上的电线,再一用力,随着洪水漂浮,他身体游荡了一下,脚下也踩住了水底。他对身边的杨全说:“叔,保持体力,咱就有救!”天一亮,杨旭恒笑着对杨全说:“这个地形我熟悉,岸边是一家停产铝厂的围墙。
我在局里技能培训班上学过游泳,你跟在我身后。”他们全力往岸边游去,最终摸到了围墙边的栏杆。杨旭恒用力把杨全托到栏杆顶部,杨全又扯住救生绳把杨旭恒拉上去。他们手拉手一步一步蹚着齐腰深的水向铝厂办公楼行进,因体力严重透支,他俩从围墙到办公楼之间短短的100多米间,足足走了1个多小时。进入办公楼后,杨旭恒发现有5名群众被困在里面,他将受困群众组织到一起,安抚大家情绪,耐心等待救援。“我是杨旭恒,我现在的位置是……”6时14分,杨旭恒借用群众手机向110指挥中心报告位置。接警的王晓钰喜极而泣,哭着将这个好消息通知到救援队,并立即向局党委报告。局领导带领救援队赶到后,流着眼泪把杨旭恒和杨全送到医院。“与其说杨旭恒生还是个奇迹,不如说是有一身过硬的本领。”新密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陈玉杰对《法治日报》记者说,他严格按照局里救援必须穿戴救生衣的要求执行,一直穿着救生衣,带着救生绳,有着自救的基本条件。另外,他有着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平时严格训练形成的应急实战能力,还有“一村一警”的经历,对河道周边的情况非常熟悉,能够在黑暗中判断出自己所处的大致位置,寻找出最佳的自救位置。得知杨旭恒被救后,被他救助的群众轮流前往医院看望,李某就是其中的一位。如今,杨旭恒身体正在恢复中。
【民警杨旭恒救出51名群众后被洪水冲走 河道里漂了十余个小时后生还】
“如果不是您及时把我和7岁的孩子救走,我就站不到您面前了……”7月25日,在河南省新密市中医院,在洪水中被困获救的女子李某,手持鲜花来到新密市公安局城关派出所副所长杨旭恒病床前,哽咽着边说边向他深鞠一躬。
7月20日,新密累计降雨量已达到512.7毫米,突破历史极值,32岁的杨旭恒在暴雨中先后接处警16起,救助群众51人,正准备继续施救时,突然被一个巨浪冲走,在河道里漂了10余个小时。他沉着冷静,靠着过硬的自身素质,奇迹般实现自救,并成功把与自己一起被洪水冲走的63岁村干部杨全救出。
7月20日,因受持续降雨影响,新密市城区边缘的双洎河内洪水泛滥,农户庄稼被淹,险情灾情频发,位于双洎河弯道处的城关镇东瓦店村村民拨打110报警电话进行求助。平常,新密市110服务台一天接警量做多达800起,截至当日14时,就接到了近2000起报警求助电话。“东瓦店村告急!速去援救!” 杨旭恒在“一村一警”工作中当过包村民警,又做过社区民警,熟悉东瓦店村的情况, 7月20日14时07分,他接到所长王晓龙的指令迅速赶到现场。
此时河水不断上涨,东瓦店村已被洪水围困,村里一楼房屋有一半淹在水中,多户村民被困家中。杨旭恒和同事引导群众快速撤离,成功将受困的30名村民带离河道,转移至东瓦店村部安置妥当。14时56分,杨旭恒再次接到救援指令:“翟沟村金河湾小区被洪水围困,已淹没到小区一楼,迅速前往。”他和同事当即前往,在途经双洎河一处桥梁时,发现有2辆车抛锚在了桥上,其中一辆车前一名年轻女性正站在急流中推车。当时,3米多高的桥面已被洪水淹没,而水位还在快速上涨,连人带车随时都有被洪水冲下桥去的危险。他和同事赶紧停车,拿出救生衣让女子穿上,女子说车里还有7岁的孩子。杨旭恒急忙将小女孩从车内抱出,并很快为她穿上救生衣,将2人转移至桥头凸出的石头上。为避免车辆继续下滑,最大限度保护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他驾驶警车抵在了受困车辆前面。当他重新走到桥头凸出时,只听得“轰隆隆”几声巨响,警车连同2辆受困车辆已被洪水冲走。
这时,杨旭恒发现对面桥头有十几名村民正在涉水行进,情况十分危险,他立即吹响警笛,并不停地向群众喊话:“水中危险!快转移到桥头高处……”村民在他的指挥下,很快全部转移到桥头。此时,水位越涨越高,他和村民都被洪水包围着,无法脱身,当即通过手持电台向110报告了现场情况和位置,新密市公安局党委第一时间派出救援铲车进行救助。“辖区树上有2名村民被困,还有多名村民被困在房屋内。”17时许,因强降雨仍在继续,河道内水势越来越猛,普通救援车辆根本无法前往被困地点,新密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姬勇斌经多方协调,于19时许调来一辆水陆两栖车,但需要熟悉地形的人员一同前往开展救援。
“我是党员,我熟悉情况,还是我去吧!” 杨旭恒和村干部杨全携带救生圈、救生绳等装备坐上了水陆两栖救援车,当行驶至湾子河村路段时,水陆两栖车被急流从路面冲入双洎河道内,司机跳车逃生(后被附近民警救下),车辆快速翻滚下沉,杨旭恒和杨全瞬间不见踪影。天色渐暗,水势越来越大,水位越来越高,双洎河内洪水汹涌,搜救队没有杨旭恒的任何消息……21日凌晨2时许,新密市公安局抽调多名水性佳的特警队员成立特别营救小组进行搜救。此时,距离杨旭恒失联已经过去7个小时。而杨旭恒在水陆两栖车被淹没时,急中生智,沉着应对,与杨全合力打开车上的天窗爬到了车外,但又一个浪打来,二人就没了踪影。事后,杨旭恒说,他在前去解救被困群众时,就把救生绳拴在了救生衣上,让杨全把救生绳的另一端缠在手腕上。当他们被巨浪打到水里时,他大声喊道:“拽着绳子就有希望。”两人在洪水中一直漂着。突然,杨旭恒右手碰到了什么东西,一用力,抓住了,是歪倒在河道内一根电线杆上的电线,再一用力,随着洪水漂浮,他身体游荡了一下,脚下也踩住了水底。他对身边的杨全说:“叔,保持体力,咱就有救!”天一亮,杨旭恒笑着对杨全说:“这个地形我熟悉,岸边是一家停产铝厂的围墙。
我在局里技能培训班上学过游泳,你跟在我身后。”他们全力往岸边游去,最终摸到了围墙边的栏杆。杨旭恒用力把杨全托到栏杆顶部,杨全又扯住救生绳把杨旭恒拉上去。他们手拉手一步一步蹚着齐腰深的水向铝厂办公楼行进,因体力严重透支,他俩从围墙到办公楼之间短短的100多米间,足足走了1个多小时。进入办公楼后,杨旭恒发现有5名群众被困在里面,他将受困群众组织到一起,安抚大家情绪,耐心等待救援。“我是杨旭恒,我现在的位置是……”6时14分,杨旭恒借用群众手机向110指挥中心报告位置。接警的王晓钰喜极而泣,哭着将这个好消息通知到救援队,并立即向局党委报告。局领导带领救援队赶到后,流着眼泪把杨旭恒和杨全送到医院。“与其说杨旭恒生还是个奇迹,不如说是有一身过硬的本领。”新密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陈玉杰对《法治日报》记者说,他严格按照局里救援必须穿戴救生衣的要求执行,一直穿着救生衣,带着救生绳,有着自救的基本条件。另外,他有着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平时严格训练形成的应急实战能力,还有“一村一警”的经历,对河道周边的情况非常熟悉,能够在黑暗中判断出自己所处的大致位置,寻找出最佳的自救位置。得知杨旭恒被救后,被他救助的群众轮流前往医院看望,李某就是其中的一位。如今,杨旭恒身体正在恢复中。
“一个人能观察落叶、鲜花，从细微处观察一切，生活就不能把它怎么样。”
“按照顺序，一件一件地用心去处理好眼前发生的问题，你心中的不安便不会再任意膨胀，只因你采取了具体的行动。”
素材贫乏的可怜人儿，边边角角零零碎碎都利用起来！（终于把阅读摘抄追平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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