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古维新# 【郭嵩焘：“汉奸”或“先知”——面对晚清大变局，一个独醒者思考与苦闷】
题记：2007年，中南大学孟泽教授在湖南教育电视台《湖湘讲堂》主讲郭嵩焘，后出版《洋务先知郭嵩焘》。最近修订再版，更名《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郭嵩焘，这个“苦闷的先知”，当年对中国社会何去何从的思考，直到现在，不仅具有现实意义，可能仍然“超前”。老何写读书心得《睁眼看世界：“洋务先知”郭嵩焘的“独醒之累”》，虽感同身受，几欲“抓狂”，仍觉隔靴搔痒，不得要领。从老孟处索来“湖湘讲堂”之“答客问”：《“汉奸”或“先知”》，且看作者“坦白”自己的心之思，与“苦闷的先知”的隔世的“苦恋”。
问：听说你在“湖湘讲堂”开讲郭嵩焘，我和我的朋友，对此充满期待。
我有点迷惑的是，湖湘近代以来，建功立业、赢得大名的人物多矣，你为什么会选择郭嵩焘？郭嵩焘生前身后都不“得志”，他身上有很多是非，很多尴尬，很多怨愤，其性格似乎也并不完美，“功业”更难言卓著。
答：是的，湖湘近现代，伟人很多，以至于今天，人人心中都有一个“舍湖南无以言中国”的湖湘“英雄谱”。而郭嵩焘，在很长时期内，甚至未必是一个能够让人乐于接受的“正面人物”。但是，当“湖湘讲堂”邀请我讲一个湖湘人物时，我首先想到的就是郭嵩焘。我一点也不觉得我的判断和选择是轻率的，我甚至觉得，重新认识郭嵩焘，是我们的时代是否成长了足够澄明的理智和理性的重要标志之一。
我想说出这样的意思，近代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不仅有雄浑的激情，也有清澈的认知和理性的判断，不仅有集体的奔赴，也有高明到近乎“异端”的省思。
而郭嵩焘，正是最能够代表后者的人物，在某一个时段，他甚至是唯一的，因此有所谓“独醒之累”。
郭嵩焘（1818－1891）与曾国藩、刘蓉有金兰之谊，与左宗棠是“发小”，但他的知名，并非如曾国藩、左宗棠等同治中兴名臣那样，因为有显赫的“功业”，而是作为“湘军”台前幕后重要的运筹者，作为洋务运动中最有见识的思想者和实践者，作为晚清首任驻外公使——以钦差大臣身份于1876年至1879年出使英国、法国，显示出了不同寻常的思想、精神与人格魅力。
他对于西洋文明的理解和判断，对于晚晴现实的洞察与传统文化的检讨，在他的同辈中罕有能够企及者。
在某种意义上，郭嵩焘的认知、思想、勇气和精神历程，抵达了一个传统士大夫所能抵达的极限。说他的思想可以延伸到戊戌变法，延伸到辛亥革命，延伸到“五四”，说他是“洋务先知”，并不夸张。谭嗣同、梁启超等，都曾表达过对于郭嵩焘的无限景仰。正如汪荣祖先生所说的，他是那个时代中，最勇于挽澜之人，我们追踪其人，印证其时、其地，很可觉察到他的孤愤与无奈。他的思想过于先进，同时代人难以接受，也很少接受；他的个性貌似恭俭，骨子里其实非常自负与固执。当时的人们，觉得众人皆醒他独醉，今天看来，实在众人皆醉他独醒。
然而，郭嵩焘执着之深，正可见其信心之坚。这种信心，源于一种道德勇气，更源于一种在郭嵩焘的时代极其难得的求“真”务“实”的知识勇气。
描述郭嵩焘，我们可以对中国近代史有一次特殊的领略，领略其中与我们自身的作为并非无关的屈辱和悲哀，领略先知先觉者的苦闷与激愤，领略一个“芬芳悱恻”的性灵，领略一段充满戏剧性的人生。在一个重新开放的时代，在至今并未出离“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时，也就是说，在中西文化的融会贯通，中国的现代转型，依然未完成时，我们可以因此而获得重要的启示与教益。
问：为什么郭嵩焘至今没有获得人们的广泛认同？其人生的“悲剧”内含是什么？
答：近代历史联系着我们今天的选择，也联系着我们对于悠久的华夏文明的认知与评价。我们远没有从近代历史的是非恩怨解脱出来。如果说鸦片战争以来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到今天为止并未完结，中西文明的交汇和融合，并未休止，那么，我们就得承认，对于有些人、有些事的判断，我们不仅依然身陷近代以来的是非恩怨之中，而且也依然处于并未定型的未来文化与文明的牵引和调整之中。
只是，我们毕竟走到了今天，我们的国家空前地开放了，我们自己也空前地开明、理性了。如此，近代历史中有多少人与事，需要我们去重新打量，以便接近历史的真实呢？又有多少判断需要我们去调整，以最大限度地接近人性与人道，最恰当地维护和提升个人和民族的尊严？我们需要继续以满清当局者或者任何一个时代当局者的是非、恩怨、哀乐作为我们自己的是非、恩怨、哀乐吗？或者相反？我们可以把世界文明的流转演变，仅仅作民族立场、道德立场、政治立场乃至特殊的政党立场上的打量吗？或者必须超越这种民族立场、道德立场、政治立场和特殊的政党立场？
郭嵩焘就是需要重新打量的人，围绕在他身边的是非，也是需要重新打量的是非。
郭嵩焘在世的时候，就被指目为“汉奸”，这从何说起？“汉奸”一词，内含了长期以来汉民族最敏感的屈辱与自尊。对此，在我们的文化人格中，甚至已经获得某种近乎生理的反应，而常常中断了理性的认知。
郭嵩焘与僧格林沁曾经共事，不止是一般的脾气的不对，简直“道不同”。而僧格林沁却真的打沉了几艘英国人的船，打死过几百名英国人。连曾国藩也觉得1840年以来，国家一直不得舒展，僧格林沁在天津大沽口痛击英国人，总算出了一口浊气。李鸿章因此还赞叹僧格林沁和郭嵩焘，一个是英雄，一个是名士，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皇帝有赏，举国庆贺。当是时也，郭嵩焘却是不见欣悦反而郁郁寡欢。
巡抚广东时，与左宗棠生出嫌隙，除了性格的冲突之外，郭嵩焘或者左宗棠是否真的有对不起朋友的叵测居心？
在上海续娶钱氏女，举城皆知。但郭嵩焘很快就“了结”了这一段婚姻，以至引发热议。在郭嵩焘的年代，明媒正娶可不是儿戏，那是“伦理之始”，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我们全部的家国制度，就是从这种最初的伦理开始建构的。那么，郭嵩焘此举是否意味着对迤逦千年的家国伦理的玩忽？
出使英、法，郭嵩焘让自己的副使刘锡鸿劾奏了“十大罪状”。他按照朝廷的意思所作，由前五十天出使日记编成的《使西纪程》，开始由总理衙门刷印发行，接着又遭禁毁版。以至有大臣以此为由参劾他“有二心于中国”。事情果真如此？
郭嵩焘晚年认为，中国要三百年才可能真正振兴，才可能由器物的改变，教育的革新，人才的崛起，延伸到制度、人心、风俗的真正改善。这是先知之明还是牢骚之辞？
发生在郭嵩焘身上的事，有的很琐碎，很闹心，甚至不像是我们想象中的大人物上应该发生的，他的反应似乎也不是大的政治家应该有的反应，这当然也“得益”于他写作了几十年的日记的发现，而郭嵩焘的日记，又不像曾国藩或别的人那样，把它当成自己修炼心性的功课，自我修饰的文本，当成示范后人的教材，而写成了自己真实的所见所思所想的日记，自我倾诉的日记，吐槽的日记，让我们得以窥见他内心世界的波动——各种指责、焦灼、苦闷、牢骚、批评、愤怒和一己的洞察与发现。
按照我们今天的认识，“古代中国的‘国家’是中心明确、边界模糊的一个‘文化概念’。‘凡我族类，其心必同’，就是说，凡是和我一个文化的，都可以是一个国家；反过来当然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可以理解为凡是和我文化有差异的，就是四夷，不属一个国家。”“凡是文化上不服从、不认同的，都是‘异邦异俗’。所以，在古代中国，国家、文明、真理在空间上是重叠的，于是，常常说‘天下一家’、‘海内有知己’、‘四海之内皆兄弟’。但是，在这种说法的背后，有一个非常深刻的矛盾：一方面是以中国为中心的特殊主义，一方面是普遍主义的世界观；既是只有一个文明中心的世界观，又是文明普遍适用，真理放之四海皆准的世界观。”（葛兆光《古代中国社会与文化十讲》）
晚清对于西方的拒斥，某种意义上就是此种“特殊主义”及其所建构的“普遍主义”—— 它曾经建构了一种经典的文明——共同导演的结果。只有翻过这一页去，伴随着屈辱与悲愤的不平衡也不平等的历史记忆，才会真正有所改观。当中国文化终于生长出了更加具有生命力与涵盖性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它才可能拥有新的“天下”，而且是通过文化去化同的“天下”。此时，其“特殊主义”的“普遍主义”就会是另一番景象，就是一种普遍主义之下的特殊主义，而不是通过特殊主义建构的普遍主义。
从特殊主义出发的普遍主义，到建构具有普遍性的特殊主义，从中国中心主义的坍塌到重建民族国家的新的主体性，这不止是一个政治问题，更是一个文化问题。郭嵩焘在此一不能回避的历程中，贡献了远高于流辈的见识和智慧。或许，这种见识和智慧正是他与他的时代、他的周遭格格不入的重要原因之所在，使得他的生平和仕途，更加举步维艰，坎坷不断，充满争议、攻讦乃至毁谤，也充满传奇色彩。
本文转自https://t.cn/A66rLC2f
《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孟泽著 岳麓书社。题词内容：独醒之累！https://t.cn/A66rLC2V
题记：2007年，中南大学孟泽教授在湖南教育电视台《湖湘讲堂》主讲郭嵩焘，后出版《洋务先知郭嵩焘》。最近修订再版，更名《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郭嵩焘，这个“苦闷的先知”，当年对中国社会何去何从的思考，直到现在，不仅具有现实意义，可能仍然“超前”。老何写读书心得《睁眼看世界：“洋务先知”郭嵩焘的“独醒之累”》，虽感同身受，几欲“抓狂”，仍觉隔靴搔痒，不得要领。从老孟处索来“湖湘讲堂”之“答客问”：《“汉奸”或“先知”》，且看作者“坦白”自己的心之思，与“苦闷的先知”的隔世的“苦恋”。
问：听说你在“湖湘讲堂”开讲郭嵩焘，我和我的朋友，对此充满期待。
我有点迷惑的是，湖湘近代以来，建功立业、赢得大名的人物多矣，你为什么会选择郭嵩焘？郭嵩焘生前身后都不“得志”，他身上有很多是非，很多尴尬，很多怨愤，其性格似乎也并不完美，“功业”更难言卓著。
答：是的，湖湘近现代，伟人很多，以至于今天，人人心中都有一个“舍湖南无以言中国”的湖湘“英雄谱”。而郭嵩焘，在很长时期内，甚至未必是一个能够让人乐于接受的“正面人物”。但是，当“湖湘讲堂”邀请我讲一个湖湘人物时，我首先想到的就是郭嵩焘。我一点也不觉得我的判断和选择是轻率的，我甚至觉得，重新认识郭嵩焘，是我们的时代是否成长了足够澄明的理智和理性的重要标志之一。
我想说出这样的意思，近代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不仅有雄浑的激情，也有清澈的认知和理性的判断，不仅有集体的奔赴，也有高明到近乎“异端”的省思。
而郭嵩焘，正是最能够代表后者的人物，在某一个时段，他甚至是唯一的，因此有所谓“独醒之累”。
郭嵩焘（1818－1891）与曾国藩、刘蓉有金兰之谊，与左宗棠是“发小”，但他的知名，并非如曾国藩、左宗棠等同治中兴名臣那样，因为有显赫的“功业”，而是作为“湘军”台前幕后重要的运筹者，作为洋务运动中最有见识的思想者和实践者，作为晚清首任驻外公使——以钦差大臣身份于1876年至1879年出使英国、法国，显示出了不同寻常的思想、精神与人格魅力。
他对于西洋文明的理解和判断，对于晚晴现实的洞察与传统文化的检讨，在他的同辈中罕有能够企及者。
在某种意义上，郭嵩焘的认知、思想、勇气和精神历程，抵达了一个传统士大夫所能抵达的极限。说他的思想可以延伸到戊戌变法，延伸到辛亥革命，延伸到“五四”，说他是“洋务先知”，并不夸张。谭嗣同、梁启超等，都曾表达过对于郭嵩焘的无限景仰。正如汪荣祖先生所说的，他是那个时代中，最勇于挽澜之人，我们追踪其人，印证其时、其地，很可觉察到他的孤愤与无奈。他的思想过于先进，同时代人难以接受，也很少接受；他的个性貌似恭俭，骨子里其实非常自负与固执。当时的人们，觉得众人皆醒他独醉，今天看来，实在众人皆醉他独醒。
然而，郭嵩焘执着之深，正可见其信心之坚。这种信心，源于一种道德勇气，更源于一种在郭嵩焘的时代极其难得的求“真”务“实”的知识勇气。
描述郭嵩焘，我们可以对中国近代史有一次特殊的领略，领略其中与我们自身的作为并非无关的屈辱和悲哀，领略先知先觉者的苦闷与激愤，领略一个“芬芳悱恻”的性灵，领略一段充满戏剧性的人生。在一个重新开放的时代，在至今并未出离“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时，也就是说，在中西文化的融会贯通，中国的现代转型，依然未完成时，我们可以因此而获得重要的启示与教益。
问：为什么郭嵩焘至今没有获得人们的广泛认同？其人生的“悲剧”内含是什么？
答：近代历史联系着我们今天的选择，也联系着我们对于悠久的华夏文明的认知与评价。我们远没有从近代历史的是非恩怨解脱出来。如果说鸦片战争以来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到今天为止并未完结，中西文明的交汇和融合，并未休止，那么，我们就得承认，对于有些人、有些事的判断，我们不仅依然身陷近代以来的是非恩怨之中，而且也依然处于并未定型的未来文化与文明的牵引和调整之中。
只是，我们毕竟走到了今天，我们的国家空前地开放了，我们自己也空前地开明、理性了。如此，近代历史中有多少人与事，需要我们去重新打量，以便接近历史的真实呢？又有多少判断需要我们去调整，以最大限度地接近人性与人道，最恰当地维护和提升个人和民族的尊严？我们需要继续以满清当局者或者任何一个时代当局者的是非、恩怨、哀乐作为我们自己的是非、恩怨、哀乐吗？或者相反？我们可以把世界文明的流转演变，仅仅作民族立场、道德立场、政治立场乃至特殊的政党立场上的打量吗？或者必须超越这种民族立场、道德立场、政治立场和特殊的政党立场？
郭嵩焘就是需要重新打量的人，围绕在他身边的是非，也是需要重新打量的是非。
郭嵩焘在世的时候，就被指目为“汉奸”，这从何说起？“汉奸”一词，内含了长期以来汉民族最敏感的屈辱与自尊。对此，在我们的文化人格中，甚至已经获得某种近乎生理的反应，而常常中断了理性的认知。
郭嵩焘与僧格林沁曾经共事，不止是一般的脾气的不对，简直“道不同”。而僧格林沁却真的打沉了几艘英国人的船，打死过几百名英国人。连曾国藩也觉得1840年以来，国家一直不得舒展，僧格林沁在天津大沽口痛击英国人，总算出了一口浊气。李鸿章因此还赞叹僧格林沁和郭嵩焘，一个是英雄，一个是名士，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皇帝有赏，举国庆贺。当是时也，郭嵩焘却是不见欣悦反而郁郁寡欢。
巡抚广东时，与左宗棠生出嫌隙，除了性格的冲突之外，郭嵩焘或者左宗棠是否真的有对不起朋友的叵测居心？
在上海续娶钱氏女，举城皆知。但郭嵩焘很快就“了结”了这一段婚姻，以至引发热议。在郭嵩焘的年代，明媒正娶可不是儿戏，那是“伦理之始”，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我们全部的家国制度，就是从这种最初的伦理开始建构的。那么，郭嵩焘此举是否意味着对迤逦千年的家国伦理的玩忽？
出使英、法，郭嵩焘让自己的副使刘锡鸿劾奏了“十大罪状”。他按照朝廷的意思所作，由前五十天出使日记编成的《使西纪程》，开始由总理衙门刷印发行，接着又遭禁毁版。以至有大臣以此为由参劾他“有二心于中国”。事情果真如此？
郭嵩焘晚年认为，中国要三百年才可能真正振兴，才可能由器物的改变，教育的革新，人才的崛起，延伸到制度、人心、风俗的真正改善。这是先知之明还是牢骚之辞？
发生在郭嵩焘身上的事，有的很琐碎，很闹心，甚至不像是我们想象中的大人物上应该发生的，他的反应似乎也不是大的政治家应该有的反应，这当然也“得益”于他写作了几十年的日记的发现，而郭嵩焘的日记，又不像曾国藩或别的人那样，把它当成自己修炼心性的功课，自我修饰的文本，当成示范后人的教材，而写成了自己真实的所见所思所想的日记，自我倾诉的日记，吐槽的日记，让我们得以窥见他内心世界的波动——各种指责、焦灼、苦闷、牢骚、批评、愤怒和一己的洞察与发现。
按照我们今天的认识，“古代中国的‘国家’是中心明确、边界模糊的一个‘文化概念’。‘凡我族类，其心必同’，就是说，凡是和我一个文化的，都可以是一个国家；反过来当然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可以理解为凡是和我文化有差异的，就是四夷，不属一个国家。”“凡是文化上不服从、不认同的，都是‘异邦异俗’。所以，在古代中国，国家、文明、真理在空间上是重叠的，于是，常常说‘天下一家’、‘海内有知己’、‘四海之内皆兄弟’。但是，在这种说法的背后，有一个非常深刻的矛盾：一方面是以中国为中心的特殊主义，一方面是普遍主义的世界观；既是只有一个文明中心的世界观，又是文明普遍适用，真理放之四海皆准的世界观。”（葛兆光《古代中国社会与文化十讲》）
晚清对于西方的拒斥，某种意义上就是此种“特殊主义”及其所建构的“普遍主义”—— 它曾经建构了一种经典的文明——共同导演的结果。只有翻过这一页去，伴随着屈辱与悲愤的不平衡也不平等的历史记忆，才会真正有所改观。当中国文化终于生长出了更加具有生命力与涵盖性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它才可能拥有新的“天下”，而且是通过文化去化同的“天下”。此时，其“特殊主义”的“普遍主义”就会是另一番景象，就是一种普遍主义之下的特殊主义，而不是通过特殊主义建构的普遍主义。
从特殊主义出发的普遍主义，到建构具有普遍性的特殊主义，从中国中心主义的坍塌到重建民族国家的新的主体性，这不止是一个政治问题，更是一个文化问题。郭嵩焘在此一不能回避的历程中，贡献了远高于流辈的见识和智慧。或许，这种见识和智慧正是他与他的时代、他的周遭格格不入的重要原因之所在，使得他的生平和仕途，更加举步维艰，坎坷不断，充满争议、攻讦乃至毁谤，也充满传奇色彩。
本文转自https://t.cn/A66rLC2f
《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孟泽著 岳麓书社。题词内容：独醒之累！https://t.cn/A66rLC2V
黔江区委书记徐江：加快建设“中国峡谷城·武陵会客厅”访谈录
据3月25日《重庆日报》新闻会客厅“奋进新征程 2022看区县怎么干”②系列访谈视频字幕整理
黔江地处武陵山腹地，拥有“一江穿城、一峡连城，江峡相拥、城景一体”的独特景致，素有“峡谷之城”美誉。为了加快建设“中国峡谷城·武陵会客厅”，黔江区第五次党代会提出了推动文旅美城、集散兴城、工业强城、开放活城的“四城”建设。本期节目邀请到了黔江区委书记徐江与我们一起畅聊“清新黔江”的发展蓝图。
主持人：徐书记你好，黔江有一个“中国峡谷城·武陵会客厅”新定位。这一定位的背景是什么?为什么要让黔江打造“中国峡谷城”和“武陵会客厅”?
徐江：黔江因“峡谷”而名，城市因“会客”而兴。我的理解，“中国峡谷城·武陵会客厅”既是城市形象定位，也是发展目标定位，是黔江奋进新征程的“指南针”。
为什么是“中国峡谷城”?一则黔江作为“中国清新清凉峡谷城”，是全国第8个气候品牌，在全国具有独特性典型性。另外城市峡谷跨越7个地质年代、城峡相拥10公里、垂直落差500米，世界罕见、国内唯一，曾有“东方卢森堡”的美誉。
那又为什么是“武陵会客厅”?黔江素称“渝鄂咽喉”，向为“巴楚要冲”，是成渝地区和武陵山区的区域中心“加强版”，是重庆乃至成渝地区南下东进、武陵山区互联互通的“桥头堡”，区位优势成就了中心地位和客厅功能。
主持人：一年多过去，“中国峡谷城·武陵会客厅——清新黔江”的城市品牌逐渐叫响。那么黔江如何同步提升这一品牌的内涵?
徐江：您说得对，声誉是一个方面，内涵更为重要，“中国峡谷城·武陵会客厅”正在一步一步完成从“面子”到“里子”的美丽嬗变，实现形态、功能、品牌“三提升”。
第一是“峡谷城”形象“更靓了”。我们统一规划、分步实施，加快推进城市大峡谷二期、正阳圣境康养小镇等标志性项目，推动“峡谷景区—文体产业园—高铁片区”带状发展。同时，持续擦亮国家卫生区、国家产城融合发展示范区、国家城乡融合发展示范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四大城市品牌”。
第二是“会客厅”功能“更强了”。交通条件方面，“一机场三铁路三高速”多向多式联运，区域交通枢纽功能日臻完善。公共服务方面，教育、医疗、金融等中心功能完备，辐射毗邻地区800余万人，“十三五”时期新增外来人口4万多人，城镇化率高出片区平均水平9.4个百分点。
主持人：您刚才讲到的，让我对黔江更加充满期待、充满向往，也有了一种“到此一游”的冲动。
徐江：当然非常欢迎您的到来。“中国峡谷城·武陵会客厅”在经过市区两级全媒体多渠道推介后，特别是自从荣耀亮相天安门，过去是“养在深闺无人识”，如今是“全域之美传四方”。
主持人：黔江是渝东南唯一纳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的区县，也是双城经济圈八大区域中心城市之一。黔江加快建设渝东南区域中心城市的比较优势和底气在哪里?
徐江：如何抢抓机遇、加快发展、建设中心，是黔江新的赶考路上的“必答题”。多年的积淀，打下了坚实基础，蓄积了更多潜力。除了刚才讲到的之外，我觉得还有三个方面的优势。
其一，我们公共服务的“磁场”在持续增强。建成3所市级重点中学、1所国家级示范中职学校、渝东南唯有的2所高校，还有武陵山区规模最大的民营医院、渝东南唯一的三甲医院，公共服务的吸引力明显提升，外来就学、就医、消费分别占比22%、31%、33%。
其二，我们山水人文的“价值”在持续转化。我们拥有“1个5A+7个4A”精品景区方阵，4A级以上景区居全市第二、渝东南第一，年游客量已经突破了3000万人次。“中国森林氧吧”造就了“到黔江洗肺”的美名。中国土家第一寨以及中国原生民歌节等节会品牌唱响了“最炫民族风”。
其三，我们工业经济的“脊梁”在持续壮大。拥有渝东南首个百亿级特色工业园区、首个市级高新区、首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联动创新区，高新技术企业占渝东南片区总量的56%，25平方公里的工业“主战场”正在全面发力。
主持人：去年底召开的黔江区第五次党代会，作出“四城建设”的战略部署。这一战略基于怎样的价值判断?
徐江：“四城建设”是黔江未来五年的战略主攻点和发展突破口。我们的总体想法是：统筹城市提升和乡村振兴“两个基本面”，突出教育、医疗、旅游“三个集散功能”，推进文旅美城、集散兴城、工业强城、开放活城“四城建设”，让“中国峡谷城·武陵会客厅”特色更彰显、功能更完善、品牌更响亮，加快建成渝东南区域中心城市和武陵山区综合交通枢纽。
主持人：可以详细跟我们分享一下“四城建设”的具体内容吗?
徐江：一是建设文旅美城。我们将以“一城主导、两区示范、三核驱动、全域融合”为重点，融合城市峡谷核心区、官渡峡谷拓展区、神龟峡谷延伸区“三大峡谷资源”，激活城市大峡谷景区、濯水景区、金山盖国际旅游康养度假区“三大核心景区”，提档升级“2个5A+10个4A”精品景区方阵。
二是建设集散兴城。我们将以放大教育、医疗、旅游三大集散中心功能为重点，增强金融、商贸等公共服务集聚辐射力，加快建设渝东南教育中心，构建“3+4”优质医疗卫生资源体系，打造渝东南乃至武陵山区公共服务高地。
三是建设工业强城。我们将以做强卷烟及配套、新材料、消费品工业“三大百亿级产业”为重点，打造400亿特色工业产业体系和200亿山地特色高效农业产业体系。做大做强市级高新区，加快建设渝东南科技创新中心。
四是建设开放活城。我们将以增强交通、物流“两枢纽”为重点，加快建成多向互通、多式联运的渝东南现代物流基地和武陵山区综合交通枢纽，完善“海关+口岸+通道+保税区”综合开放平台，建成渝东南乃至武陵山区外向发展的“门户”。
主持人：“八七扶贫”攻坚时期黔江人民创造了“宁愿苦干、不愿苦熬”时代精神，尽管进入了崭新的发展阶段，但我想这句话依然适用于黔江人!
徐江：是的。由黔江人孕育传承、发扬光大的“宁愿苦干、不愿苦熬”时代精神，正是我们由“贫困”迈入“小康”，再从“小康”走向“富裕”的精神密码。比如，我们苦战1年成功创建国家卫生区，两年冲刺获批濯水国家5A级旅游景区，都是最好的见证。新征程上，我们仍然要持续发扬下去，以“两个生态”“两个环境”，为高水平打造“中国峡谷城·武陵会客厅”保驾护航。
主持人：“两个生态”和“两个环境”具体是什么呢?
徐江：两个生态一则是自然生态，我们将巩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创建成果，既要把生态这个“宝贝”保护好，又要通过碳汇交易、生态旅游等多种方式让生态“变现”，把绿水青山变成更多的金山银山。二则是政治生态，全面深化从严治党，确保政治生态像自然生态一样山清水秀。创新“英雄榜”“先锋榜”“金链条”机制，激励真抓实干，营造“比学赶超”浓厚氛围。
两个环境就是营商环境和人才环境。营商环境方面，既要“筑巢引凤”，更要“固巢养凤”，打造服务市场主体“有呼必应、有事必办、有难必解”“三有三必”工作品牌，让各类市场主体创业无忧、放心发展。人才环境方面，出台更具有吸引力和含金量的人才政策，为高素质专业化技能型人才人生出彩“给平台、搭舞台”，让各类人才在黔江“‘黔’程似锦”。 https://t.cn/E2P9Ssz
据3月25日《重庆日报》新闻会客厅“奋进新征程 2022看区县怎么干”②系列访谈视频字幕整理
黔江地处武陵山腹地，拥有“一江穿城、一峡连城，江峡相拥、城景一体”的独特景致，素有“峡谷之城”美誉。为了加快建设“中国峡谷城·武陵会客厅”，黔江区第五次党代会提出了推动文旅美城、集散兴城、工业强城、开放活城的“四城”建设。本期节目邀请到了黔江区委书记徐江与我们一起畅聊“清新黔江”的发展蓝图。
主持人：徐书记你好，黔江有一个“中国峡谷城·武陵会客厅”新定位。这一定位的背景是什么?为什么要让黔江打造“中国峡谷城”和“武陵会客厅”?
徐江：黔江因“峡谷”而名，城市因“会客”而兴。我的理解，“中国峡谷城·武陵会客厅”既是城市形象定位，也是发展目标定位，是黔江奋进新征程的“指南针”。
为什么是“中国峡谷城”?一则黔江作为“中国清新清凉峡谷城”，是全国第8个气候品牌，在全国具有独特性典型性。另外城市峡谷跨越7个地质年代、城峡相拥10公里、垂直落差500米，世界罕见、国内唯一，曾有“东方卢森堡”的美誉。
那又为什么是“武陵会客厅”?黔江素称“渝鄂咽喉”，向为“巴楚要冲”，是成渝地区和武陵山区的区域中心“加强版”，是重庆乃至成渝地区南下东进、武陵山区互联互通的“桥头堡”，区位优势成就了中心地位和客厅功能。
主持人：一年多过去，“中国峡谷城·武陵会客厅——清新黔江”的城市品牌逐渐叫响。那么黔江如何同步提升这一品牌的内涵?
徐江：您说得对，声誉是一个方面，内涵更为重要，“中国峡谷城·武陵会客厅”正在一步一步完成从“面子”到“里子”的美丽嬗变，实现形态、功能、品牌“三提升”。
第一是“峡谷城”形象“更靓了”。我们统一规划、分步实施，加快推进城市大峡谷二期、正阳圣境康养小镇等标志性项目，推动“峡谷景区—文体产业园—高铁片区”带状发展。同时，持续擦亮国家卫生区、国家产城融合发展示范区、国家城乡融合发展示范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四大城市品牌”。
第二是“会客厅”功能“更强了”。交通条件方面，“一机场三铁路三高速”多向多式联运，区域交通枢纽功能日臻完善。公共服务方面，教育、医疗、金融等中心功能完备，辐射毗邻地区800余万人，“十三五”时期新增外来人口4万多人，城镇化率高出片区平均水平9.4个百分点。
主持人：您刚才讲到的，让我对黔江更加充满期待、充满向往，也有了一种“到此一游”的冲动。
徐江：当然非常欢迎您的到来。“中国峡谷城·武陵会客厅”在经过市区两级全媒体多渠道推介后，特别是自从荣耀亮相天安门，过去是“养在深闺无人识”，如今是“全域之美传四方”。
主持人：黔江是渝东南唯一纳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的区县，也是双城经济圈八大区域中心城市之一。黔江加快建设渝东南区域中心城市的比较优势和底气在哪里?
徐江：如何抢抓机遇、加快发展、建设中心，是黔江新的赶考路上的“必答题”。多年的积淀，打下了坚实基础，蓄积了更多潜力。除了刚才讲到的之外，我觉得还有三个方面的优势。
其一，我们公共服务的“磁场”在持续增强。建成3所市级重点中学、1所国家级示范中职学校、渝东南唯有的2所高校，还有武陵山区规模最大的民营医院、渝东南唯一的三甲医院，公共服务的吸引力明显提升，外来就学、就医、消费分别占比22%、31%、33%。
其二，我们山水人文的“价值”在持续转化。我们拥有“1个5A+7个4A”精品景区方阵，4A级以上景区居全市第二、渝东南第一，年游客量已经突破了3000万人次。“中国森林氧吧”造就了“到黔江洗肺”的美名。中国土家第一寨以及中国原生民歌节等节会品牌唱响了“最炫民族风”。
其三，我们工业经济的“脊梁”在持续壮大。拥有渝东南首个百亿级特色工业园区、首个市级高新区、首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联动创新区，高新技术企业占渝东南片区总量的56%，25平方公里的工业“主战场”正在全面发力。
主持人：去年底召开的黔江区第五次党代会，作出“四城建设”的战略部署。这一战略基于怎样的价值判断?
徐江：“四城建设”是黔江未来五年的战略主攻点和发展突破口。我们的总体想法是：统筹城市提升和乡村振兴“两个基本面”，突出教育、医疗、旅游“三个集散功能”，推进文旅美城、集散兴城、工业强城、开放活城“四城建设”，让“中国峡谷城·武陵会客厅”特色更彰显、功能更完善、品牌更响亮，加快建成渝东南区域中心城市和武陵山区综合交通枢纽。
主持人：可以详细跟我们分享一下“四城建设”的具体内容吗?
徐江：一是建设文旅美城。我们将以“一城主导、两区示范、三核驱动、全域融合”为重点，融合城市峡谷核心区、官渡峡谷拓展区、神龟峡谷延伸区“三大峡谷资源”，激活城市大峡谷景区、濯水景区、金山盖国际旅游康养度假区“三大核心景区”，提档升级“2个5A+10个4A”精品景区方阵。
二是建设集散兴城。我们将以放大教育、医疗、旅游三大集散中心功能为重点，增强金融、商贸等公共服务集聚辐射力，加快建设渝东南教育中心，构建“3+4”优质医疗卫生资源体系，打造渝东南乃至武陵山区公共服务高地。
三是建设工业强城。我们将以做强卷烟及配套、新材料、消费品工业“三大百亿级产业”为重点，打造400亿特色工业产业体系和200亿山地特色高效农业产业体系。做大做强市级高新区，加快建设渝东南科技创新中心。
四是建设开放活城。我们将以增强交通、物流“两枢纽”为重点，加快建成多向互通、多式联运的渝东南现代物流基地和武陵山区综合交通枢纽，完善“海关+口岸+通道+保税区”综合开放平台，建成渝东南乃至武陵山区外向发展的“门户”。
主持人：“八七扶贫”攻坚时期黔江人民创造了“宁愿苦干、不愿苦熬”时代精神，尽管进入了崭新的发展阶段，但我想这句话依然适用于黔江人!
徐江：是的。由黔江人孕育传承、发扬光大的“宁愿苦干、不愿苦熬”时代精神，正是我们由“贫困”迈入“小康”，再从“小康”走向“富裕”的精神密码。比如，我们苦战1年成功创建国家卫生区，两年冲刺获批濯水国家5A级旅游景区，都是最好的见证。新征程上，我们仍然要持续发扬下去，以“两个生态”“两个环境”，为高水平打造“中国峡谷城·武陵会客厅”保驾护航。
主持人：“两个生态”和“两个环境”具体是什么呢?
徐江：两个生态一则是自然生态，我们将巩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创建成果，既要把生态这个“宝贝”保护好，又要通过碳汇交易、生态旅游等多种方式让生态“变现”，把绿水青山变成更多的金山银山。二则是政治生态，全面深化从严治党，确保政治生态像自然生态一样山清水秀。创新“英雄榜”“先锋榜”“金链条”机制，激励真抓实干，营造“比学赶超”浓厚氛围。
两个环境就是营商环境和人才环境。营商环境方面，既要“筑巢引凤”，更要“固巢养凤”，打造服务市场主体“有呼必应、有事必办、有难必解”“三有三必”工作品牌，让各类市场主体创业无忧、放心发展。人才环境方面，出台更具有吸引力和含金量的人才政策，为高素质专业化技能型人才人生出彩“给平台、搭舞台”，让各类人才在黔江“‘黔’程似锦”。 https://t.cn/E2P9Ssz
#我的开学flag# 锦园小学新学期开学典礼暨文明礼貌月启动仪式如约而至。新的学期，新的征程，锦园小学的全体师生已注满了远航的动力。相信我们一定会借助开学的东风，乘着文明礼貌月的翅膀，通过我们的努力让和雅教师更幸福地工作，和美学子更快乐地成长，让和谐锦园再展宏图，续写华章！[冰墩墩][雪容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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