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判赔1分钱 企业不服 检察机关抗诉 原判撤销#
消费者郑某网购了一款夹心枣产品，因脂肪含量与标识不符，将相关食品公司（以下简称“食品公司”）起诉至法院，并且只要求赔偿0.01元。法院判决支持消费者主张后，食品公司向江苏省南京市检察院申请监督。该检察院的检察官经仔细审查，发现判决确有不当并依法抗诉，该法院经再审后，于近日撤销了原判决。
食品公司被判赔1分钱
2018年12月，郑某在网上购买某食品公司夹心枣产品若干，产品包装上分别注明枣夹核桃“脂肪含量为9.4克/100克”，芝麻枣夹核桃“脂肪含量为19.2克/100克”。2019年9月，郑某以南京某办公用品有限公司名义委托某食品质量检测站分别对案涉枣夹核桃进行检验。检测报告显示：枣夹核桃脂肪含量为22.4克/100克、芝麻枣夹核桃脂肪含量为23.4克/100克。
2019年9月5日，郑某以食品实际脂肪含量与包装袋注明的脂肪含量相差较大为由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食品公司赔偿其0.01元及食品检测费400元。食品公司对郑某提供的检测报告的真实性、权威性不予认可，并提供了相应产品的自检记录及第三方检测报告，佐证其产品符合产品标签上的营养成分含量。
法院审理认为，《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规定，在产品保质期内，脂肪含量允许的误差范围应小于等于120%标示值。食品公司虽对郑某提供的检测报告的真实性、权威性不予认可，但其提供的自检记录及检测报告等与案涉食品均不是同一生产批次，不足以推翻郑某的检测报告，法院因此对郑某提供的检测报告予以认可。因案涉枣夹核桃及芝麻枣夹核桃检测出的脂肪含量超过标示值的120%，不符合在产品或者其包装上注明的产品含量标准，法院遂作出一审判决，对郑某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判决食品公司赔偿郑某0.01元。
检察机关介入发现端倪
判决生效后，食品公司不服，向原审法院申请再审。2020年4月，法院作出裁定，认为原审判决并无不当，驳回了食品公司的再审申请。食品公司仍然不服，向原审法院所在区检察院申请监督。
“法院的判决主要是基于郑某提供的证据，即检测报告。从表面上看，检测数据与食品包装袋上成分含量的标注数据确实不符，似乎食品公司理亏，况且郑某只要求1分钱的赔偿，对食品公司的惩罚也只是象征性的。但食品公司不服判决，表示要坚持维护公司的权益。”江苏省南京市检察院第六检察部案件承办人姚俊峰表示，食品公司申请监督看起来有点小题大做，但检察机关经过仔细审查，发现用于判决的证据确实存在瑕疵。
办案检察官经调查核实查明，郑某提供的检测报告缺乏证明力。根据相关规定，对于营养素含量不稳定或原料本底值容易变动的食品，应增加检测批次，保证标示数据的可靠性，对抽样量也有相应的最低标准。食品公司对其产品进行标识，系基于上述方法的检测结果。而由原告郑某提交的某食品质量检测站所做检测报告和双方的委托检验协议书，均无法确定送检样品是否为原物、包装是否完好、是否符合包装袋上列明的贮藏条件，且系单次检测，检材量也不足，故该检测报告脂肪含量数值的准确性不能认定。
审查还发现，原告没有及时向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投诉，也没有及时向法院提起诉讼，在法院受理其起诉时，涉案食品已经超出食品保质期，无法在诉讼中再次检测相应营养成分，原审将这一举证不能的后果判由食品公司承担有失公平。
检察官认为，食品中营养成分含量受许多因素影响，比如农作物生长的地理维度、光照、土壤、雨水、生长时间等，故而不可能要求每个批次的产品实际含量与标示含量完全一致。但从保护消费者利益考虑，应尽量要求真实客观，我国采用了允许误差范围的“具体数值”形式表达营养成分含量。根据相关规定，食品营养成分含量具体数值可通过原料计算或产品检测的方法获得。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第6.4条释义，判定营养标签标示数值的准确性时，应以企业确定标签数值的方法（计算法或检测法）作为依据。在营养成分发生争议时，有必要要求食品生产企业说明明确标示值的依据，并依据国家规定的检测方法进行检测。直接根据一次抽检报告即认定案涉食品标签不符合规定显然不妥，更何况产品样本的保存方法亦极有可能影响检测的准确性。
法院撤销原审判决
2021年4月15日，经南京市检察院检委会讨论，以原审检材是否真实及符合明示的贮藏条件存在疑问、检测方法不对等理由，依法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虽然一审判决赔偿金额很小，但支持判决的证据缺乏证明力，而且当事公司当时正准备上市，诉讼结果会严重影响当事公司信用，对其后续的经营必将带来很大的负面作用。”南京市检察院第六检察部副主任张英姿介绍说，原告的诉求其实并非只有赔偿1分钱那么简单。经查，郑某自2018年以来就案涉产品脂肪标识问题，已在全国各地投诉、起诉达40余次，虽然本案起诉仅要求赔偿1分钱，但当事公司正准备上市，郑某在起诉前曾向食品公司索要高额经济补偿以换取“和解”。因而，郑某的“打假”动机也值得怀疑。
接到检察院的抗诉书后，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作出裁定，指令原审法院再审。原审法院再审认为，郑某没有充分证据证明案涉枣夹核桃中脂肪含量超过其标识，食品标签存在瑕疵也并不必然导致食品安全问题；郑某没有证据证明案涉食品安全性发生了实质性改变。郑某主张案涉产品可能对患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三高”症状的人群造成损害，但是法院认为郑某本人并未受到这种损害，也无权代表不特定的其他消费者主张赔偿权利，因此诉讼主体不适格。
近日，原审法院作出再审判决：撤销原审判决，驳回郑某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决作出后，当事人双方均未提起上诉，该案再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诉讼“打假”需要规范的证据支持
食品安全法对食品安全的定义是指食品无毒、无害，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对人体健康不造成任何急性、亚急性或者慢性危害。本案中，涉案产品系由红枣、核桃、芝麻这些自然作物制成，这些自然作物所含脂肪本质上是无毒、无害的，通常是以是否腐败、变质作为食品卫生标准。核桃、芝麻均属于高脂肪食品，食用后容易过多摄入脂肪属于一般常识，即便脂肪实际含量超过标识含量，但只要在一定范围内，不会对消费者的健康安全造成根本上的损害。
当前，随着消费者对食品品质的要求不断提高，不少食品生产厂家都会在产品说明、食品标签上作出产品质量标识，承诺的质量标准一般都高于国家食品安全标准。而食品营养成分的正确标注,对于消费者知情权的实现以及作出正确的产品评价有着密切联系。对于食品未达到生产经营者承诺的质量标准但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应通过监管部门深入调查原因，若是生产经营者存在故意，以次充好，构成欺诈，消费者可以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主张惩罚性赔偿；若是由原料质量波动、工艺参数控制不够等偶发、客观因素所引发，则属于一般违约行为，消费者可以依据民法典相关规定主张经营者承担责任。
在具体维权过程中，消费者应加强证据意识。本案中，郑某诉前对涉案产品自行委托检测，难以保证鉴定样本取样的科学性和鉴定过程的公正性，证据的证明效力大打折扣。因此，对于广大消费者来说，在怀疑食品成分标识不准确时，应妥善保管食品样本，及时向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投诉、举报，由食品安全监管部门进行调查核实。如果向法院提起诉讼，也应尽量选择法院委托检测的方式，以保证鉴定结果的权威性。
公民“打假”虽对促进生产经营者提升食品安全质量具有积极作用，但如果仅针对标签、说明等食品包装外观形式上的瑕疵，而不涉及实质性的食品安全问题，就对食品生产企业不分危害程度地起诉追责，不仅会挫伤生产经营者的积极性，甚至会对企业的经营与发展造成不良影响。比如在本案中，郑某的诉讼虽然只主张1分钱赔偿，象征意义大于经济处罚，但其胜诉结果势必会对并未发现有实质性的食品安全问题的生产企业造成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对于正准备上市的企业来说几乎是致命的。
维护良好的食品市场经营秩序，应以监管部门为主，消费者监督为辅，充分发挥各类主体的监督作用，形成社会共治合力，从而督促生产经营者提升守法意识、加强行业自律，不断提高产品质量。检察机关在受理此类诉讼监督申请、依法调查核实的过程中，应以精准监督理念为指引，坚持客观公正立场，准确适用相关法律法规，对案件事实进行深入审查，对在案证据严格把关、仔细甄别，在净化市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和营造公平有序市场经营环境之间，做好统筹兼顾。
周岩
消费者郑某网购了一款夹心枣产品，因脂肪含量与标识不符，将相关食品公司（以下简称“食品公司”）起诉至法院，并且只要求赔偿0.01元。法院判决支持消费者主张后，食品公司向江苏省南京市检察院申请监督。该检察院的检察官经仔细审查，发现判决确有不当并依法抗诉，该法院经再审后，于近日撤销了原判决。
食品公司被判赔1分钱
2018年12月，郑某在网上购买某食品公司夹心枣产品若干，产品包装上分别注明枣夹核桃“脂肪含量为9.4克/100克”，芝麻枣夹核桃“脂肪含量为19.2克/100克”。2019年9月，郑某以南京某办公用品有限公司名义委托某食品质量检测站分别对案涉枣夹核桃进行检验。检测报告显示：枣夹核桃脂肪含量为22.4克/100克、芝麻枣夹核桃脂肪含量为23.4克/100克。
2019年9月5日，郑某以食品实际脂肪含量与包装袋注明的脂肪含量相差较大为由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食品公司赔偿其0.01元及食品检测费400元。食品公司对郑某提供的检测报告的真实性、权威性不予认可，并提供了相应产品的自检记录及第三方检测报告，佐证其产品符合产品标签上的营养成分含量。
法院审理认为，《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规定，在产品保质期内，脂肪含量允许的误差范围应小于等于120%标示值。食品公司虽对郑某提供的检测报告的真实性、权威性不予认可，但其提供的自检记录及检测报告等与案涉食品均不是同一生产批次，不足以推翻郑某的检测报告，法院因此对郑某提供的检测报告予以认可。因案涉枣夹核桃及芝麻枣夹核桃检测出的脂肪含量超过标示值的120%，不符合在产品或者其包装上注明的产品含量标准，法院遂作出一审判决，对郑某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判决食品公司赔偿郑某0.01元。
检察机关介入发现端倪
判决生效后，食品公司不服，向原审法院申请再审。2020年4月，法院作出裁定，认为原审判决并无不当，驳回了食品公司的再审申请。食品公司仍然不服，向原审法院所在区检察院申请监督。
“法院的判决主要是基于郑某提供的证据，即检测报告。从表面上看，检测数据与食品包装袋上成分含量的标注数据确实不符，似乎食品公司理亏，况且郑某只要求1分钱的赔偿，对食品公司的惩罚也只是象征性的。但食品公司不服判决，表示要坚持维护公司的权益。”江苏省南京市检察院第六检察部案件承办人姚俊峰表示，食品公司申请监督看起来有点小题大做，但检察机关经过仔细审查，发现用于判决的证据确实存在瑕疵。
办案检察官经调查核实查明，郑某提供的检测报告缺乏证明力。根据相关规定，对于营养素含量不稳定或原料本底值容易变动的食品，应增加检测批次，保证标示数据的可靠性，对抽样量也有相应的最低标准。食品公司对其产品进行标识，系基于上述方法的检测结果。而由原告郑某提交的某食品质量检测站所做检测报告和双方的委托检验协议书，均无法确定送检样品是否为原物、包装是否完好、是否符合包装袋上列明的贮藏条件，且系单次检测，检材量也不足，故该检测报告脂肪含量数值的准确性不能认定。
审查还发现，原告没有及时向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投诉，也没有及时向法院提起诉讼，在法院受理其起诉时，涉案食品已经超出食品保质期，无法在诉讼中再次检测相应营养成分，原审将这一举证不能的后果判由食品公司承担有失公平。
检察官认为，食品中营养成分含量受许多因素影响，比如农作物生长的地理维度、光照、土壤、雨水、生长时间等，故而不可能要求每个批次的产品实际含量与标示含量完全一致。但从保护消费者利益考虑，应尽量要求真实客观，我国采用了允许误差范围的“具体数值”形式表达营养成分含量。根据相关规定，食品营养成分含量具体数值可通过原料计算或产品检测的方法获得。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第6.4条释义，判定营养标签标示数值的准确性时，应以企业确定标签数值的方法（计算法或检测法）作为依据。在营养成分发生争议时，有必要要求食品生产企业说明明确标示值的依据，并依据国家规定的检测方法进行检测。直接根据一次抽检报告即认定案涉食品标签不符合规定显然不妥，更何况产品样本的保存方法亦极有可能影响检测的准确性。
法院撤销原审判决
2021年4月15日，经南京市检察院检委会讨论，以原审检材是否真实及符合明示的贮藏条件存在疑问、检测方法不对等理由，依法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虽然一审判决赔偿金额很小，但支持判决的证据缺乏证明力，而且当事公司当时正准备上市，诉讼结果会严重影响当事公司信用，对其后续的经营必将带来很大的负面作用。”南京市检察院第六检察部副主任张英姿介绍说，原告的诉求其实并非只有赔偿1分钱那么简单。经查，郑某自2018年以来就案涉产品脂肪标识问题，已在全国各地投诉、起诉达40余次，虽然本案起诉仅要求赔偿1分钱，但当事公司正准备上市，郑某在起诉前曾向食品公司索要高额经济补偿以换取“和解”。因而，郑某的“打假”动机也值得怀疑。
接到检察院的抗诉书后，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作出裁定，指令原审法院再审。原审法院再审认为，郑某没有充分证据证明案涉枣夹核桃中脂肪含量超过其标识，食品标签存在瑕疵也并不必然导致食品安全问题；郑某没有证据证明案涉食品安全性发生了实质性改变。郑某主张案涉产品可能对患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三高”症状的人群造成损害，但是法院认为郑某本人并未受到这种损害，也无权代表不特定的其他消费者主张赔偿权利，因此诉讼主体不适格。
近日，原审法院作出再审判决：撤销原审判决，驳回郑某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决作出后，当事人双方均未提起上诉，该案再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诉讼“打假”需要规范的证据支持
食品安全法对食品安全的定义是指食品无毒、无害，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对人体健康不造成任何急性、亚急性或者慢性危害。本案中，涉案产品系由红枣、核桃、芝麻这些自然作物制成，这些自然作物所含脂肪本质上是无毒、无害的，通常是以是否腐败、变质作为食品卫生标准。核桃、芝麻均属于高脂肪食品，食用后容易过多摄入脂肪属于一般常识，即便脂肪实际含量超过标识含量，但只要在一定范围内，不会对消费者的健康安全造成根本上的损害。
当前，随着消费者对食品品质的要求不断提高，不少食品生产厂家都会在产品说明、食品标签上作出产品质量标识，承诺的质量标准一般都高于国家食品安全标准。而食品营养成分的正确标注,对于消费者知情权的实现以及作出正确的产品评价有着密切联系。对于食品未达到生产经营者承诺的质量标准但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应通过监管部门深入调查原因，若是生产经营者存在故意，以次充好，构成欺诈，消费者可以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主张惩罚性赔偿；若是由原料质量波动、工艺参数控制不够等偶发、客观因素所引发，则属于一般违约行为，消费者可以依据民法典相关规定主张经营者承担责任。
在具体维权过程中，消费者应加强证据意识。本案中，郑某诉前对涉案产品自行委托检测，难以保证鉴定样本取样的科学性和鉴定过程的公正性，证据的证明效力大打折扣。因此，对于广大消费者来说，在怀疑食品成分标识不准确时，应妥善保管食品样本，及时向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投诉、举报，由食品安全监管部门进行调查核实。如果向法院提起诉讼，也应尽量选择法院委托检测的方式，以保证鉴定结果的权威性。
公民“打假”虽对促进生产经营者提升食品安全质量具有积极作用，但如果仅针对标签、说明等食品包装外观形式上的瑕疵，而不涉及实质性的食品安全问题，就对食品生产企业不分危害程度地起诉追责，不仅会挫伤生产经营者的积极性，甚至会对企业的经营与发展造成不良影响。比如在本案中，郑某的诉讼虽然只主张1分钱赔偿，象征意义大于经济处罚，但其胜诉结果势必会对并未发现有实质性的食品安全问题的生产企业造成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对于正准备上市的企业来说几乎是致命的。
维护良好的食品市场经营秩序，应以监管部门为主，消费者监督为辅，充分发挥各类主体的监督作用，形成社会共治合力，从而督促生产经营者提升守法意识、加强行业自律，不断提高产品质量。检察机关在受理此类诉讼监督申请、依法调查核实的过程中，应以精准监督理念为指引，坚持客观公正立场，准确适用相关法律法规，对案件事实进行深入审查，对在案证据严格把关、仔细甄别，在净化市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和营造公平有序市场经营环境之间，做好统筹兼顾。
周岩
【捐款1元被扣3元，多家互联网平台开收“支持费”】
网上爱心筹款或捐款的同时，还得多交一笔费用？不少网友近期反馈称，多家互联网大病筹款平台向捐款者收取“支持费”，甚至捐款1元也被收取3元；此外，水滴筹近期在部分城市开始试点收取服务费，向筹款者收费。
为何带有公益色彩的各家大病筹款平台，纷纷开启商业化收费举措？水滴公司为什么会打破从上线以来坚持已久的“大病筹款0服务费”模式？这对互联网个人大病求助行业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捐款：有平台默认勾选3元“支持费”
“莫名其妙就被扣了三块，很不爽！”近期多名网友在投诉平台爆料，在互联网大病筹款平台上捐款时，一不小心就多交了3元费用，甚至捐款1元也被收取3元。多名网友吐槽道：“我只是想捐点儿钱，谁还有时间去研究平台规则呢？”
记者测试发现，收取“支持费”成为行业惯例，用户不勾选相关选项就可以避免扣费，费用可退。但部分平台默认收取该项费用，用户不仔细阅读规则就会被多扣款。
在水滴筹平台，部分筹款案例的捐款金额下有“支持平台3元钱”的选项，默认为关闭选项。根据说明信息，水滴筹投入大量运维成本保障对大病患者的服务，赞赏3元可帮助平台更加健康运营，服务更多大病患者，也可随时申请退款。
在安心筹平台捐款时，平台会默认勾选“加入安心大家帮”，需要额外支付3元，信息显示“随时可退款，最高可获得30万大病救助金”，哪怕捐款1元钱，点击“立即支持”后收费显示为4元钱。记者咨询客服人员，对方称“3元是参加安心帮的费用，可申请获得30万元或10万元的互助金，进入‘一人生病，众人分摊’的流程”。
在轻松筹平台，记者未发现有相关收费选项，不过有网友表示，在部分页面捐款时也会看到“助力费”选项。“平台未收取任何服务费用，也无误导支付之意，如您有爱心愿意帮平台继续运营，请留下您助力我们的费用，您需要退费也可申请退费。”轻松筹工作人员表示，“助力”选项为用户自愿选择，以资助平台更好地为大病患者服务。
筹款：水滴筹试点收取3%服务费
除了从捐款方收“支持费”，也有平台从筹款人募集到的款项中抽取一定费用。
记者了解到，水滴筹于今年1月17日起在全国十余个城市试点收取服务费，包括广西百色、江苏徐州、山东临沂等。除此前第三方收取的0.6%支付渠道费之外，水滴筹在试点城市对每笔筹款收取3%的平台服务费，单个项目服务费上限封顶5000元。
在此之前，水滴公司财报显示水滴筹并不贡献任何收入。实际上，第三方支付平台扣除的0.6%渠道手续费自水滴筹上线时就一直存在，2020年1月以前，这笔费用一直由水滴公司承担。
水滴筹收取3%服务费的做法，是否会推广到更多城市？据了解，水滴筹方面目前还没有考虑大范围铺开，还是以获取更多的建议为目的。下一步，水滴筹试点推行将会增加少量一二线城市，广泛征集媒体、社会公众方的意见和建议。
记者咨询轻松筹相关负责人获悉，轻松筹平台目前在大病筹款业务上不收取任何费用；安心筹客服人员介绍，筹款提现时，平台扣除2%手续费，第三方支付平台扣除0.6%费用。
探因：“导流变现”生意难做
“我们并不希望通过收取服务费来实现盈利，而是希望能够维持合理的运营成本，保证平台正常运营下去。”水滴筹业务负责人郭南洋表示，水滴筹常常被认为是公益组织，实质上平台自身是一家商业公司。平台的运营成本和人力成本是长期存在的，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只有通过收取一些费用才能实现可持续运营，才能为筹款人、社会爱心人士提供更好的服务。
在水滴筹发展早期，零服务费和筹款顾问团队是水滴筹规模迅速扩大并赶超同行的“利器”。水滴筹上线即宣布不收取服务费，为平台赢得了大量用户，其他筹款平台纷纷跟进，不收服务费成为行业惯例。水滴公司将“筹款+互助+保险”导流变现的商业模式发挥到了极致，随着去年水滴互助关停，筹款成为保险业务的主要流量入口。
近年来，围绕水滴公司的运营模式及水滴筹的性质一直争议不断。公众往往会将“免费”和公益关联起来，误认为水滴筹为代表的大病筹款平台是公益组织。水滴公司创始人兼CEO沈鹏曾在公开场合多次表示，水滴筹作为一款大病筹款工具，其本身只是公司旗下的一项业务，并非公益慈善组织。
“大病筹款场景能激发用户购置保险的意愿，用户在捐款后往往会收到保险产品推荐内容，保险业务依赖筹款带来的流量。”一位不愿具名的大病筹款平台从业者透露。但为了快速、大规模地获取流量就得“烧钱”，业内通常用卖保险的收益来支撑筹款团队的运营成本。这位从业者表示，去年8月，银保监会下发《关于开展互联网保险乱象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导流变现”的生意难做了，筹款业务必须要考虑“造血”补贴运营成本，多家平台开启收费模式。
郭南洋介绍，水滴筹参考公益组织通常收取5%至7%的项目执行费进行测算，加上公司其他商业模块收入反哺，认为收取3%的服务费能覆盖水滴筹基本运营成本，可以保障平台正常运转，3%的收费标准未来不会增长。
“在两个多月的试点过程中，84%的筹款人理解并认同收取3%服务费的方式，这些用户充分认可筹款服务的价值。”他透露，平台下一步将通过透明公开的方式，向社会公示服务费信息。
观点：平台应设合理服务费机制
互联网大病筹款平台是近年来我国大病救助社会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医保、商保之外形成了一条医疗资金供给的有效补充渠道。它一开始就顶着“公益慈善”的光环，实际上却是一种商业服务，在公益和商业边界间，作为新生事物的互联网大病筹款平台亟需探索自己的发展路径。
北京工商大学保险研究中心副秘书长宋占军表示，目前无论是《慈善法》还是相关监管文件，并没有禁止互联网个人大病求助模式，国家层面无论是民政部门还是医保部门都在密切关注网络大病筹款平台的规范发展。这一类平台关乎千百万弱势群体的救助，目前仍主要依靠公司自律来约束。他建议，下一步在各平台进一步扩大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基础上，应通过修改《慈善法》等法律法规，将互联网大病筹款平台纳入监管范畴。
“免费的服务方式不足以支撑业务可持续发展，对平台进一步发挥社会力量救助作用形成掣肘。”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赵皖平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提交的建议中表示，个人大病求助互联网服务平台面临着监管缺位、准入门槛低、缺乏鼓励措施、免费服务方式不足以支撑业务可持续发展等矛盾和问题，应引导建立良性可持续的发展机制，尤其设立合理的服务费机制。他认为，作为具有效率优势的互联网平台，可以参照现行基金会管理费标准，设立合理的行业服务费标准，从而促使行业良性持久发展。
北京师范大学民生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教授谢琼同样认为，收取服务费用一定程度上比“商业反哺”的模式要有益，但要谨慎规定收费费率，确保可持续发展。除了对求助人的经济救助，还要鼓励平台链接更多资源。
也有业内观点认为，在保障捐款人知情权方面，一些平台的做法有所欠缺。各互联网筹款平台能否持续提升服务水平，确保求助信息的真实性，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得到帮助，这些同样是公众关心的议题。
在中国科学院大学经管学院教授吕本富看来，大病筹款行业亟需信息监管部门、行业主管部门、金融部门协同发力，建立一套从筹款信息鉴定到慈善收益比例审查、再到募集资金后续追踪的监管体系。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
网上爱心筹款或捐款的同时，还得多交一笔费用？不少网友近期反馈称，多家互联网大病筹款平台向捐款者收取“支持费”，甚至捐款1元也被收取3元；此外，水滴筹近期在部分城市开始试点收取服务费，向筹款者收费。
为何带有公益色彩的各家大病筹款平台，纷纷开启商业化收费举措？水滴公司为什么会打破从上线以来坚持已久的“大病筹款0服务费”模式？这对互联网个人大病求助行业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捐款：有平台默认勾选3元“支持费”
“莫名其妙就被扣了三块，很不爽！”近期多名网友在投诉平台爆料，在互联网大病筹款平台上捐款时，一不小心就多交了3元费用，甚至捐款1元也被收取3元。多名网友吐槽道：“我只是想捐点儿钱，谁还有时间去研究平台规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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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心筹平台捐款时，平台会默认勾选“加入安心大家帮”，需要额外支付3元，信息显示“随时可退款，最高可获得30万大病救助金”，哪怕捐款1元钱，点击“立即支持”后收费显示为4元钱。记者咨询客服人员，对方称“3元是参加安心帮的费用，可申请获得30万元或10万元的互助金，进入‘一人生病，众人分摊’的流程”。
在轻松筹平台，记者未发现有相关收费选项，不过有网友表示，在部分页面捐款时也会看到“助力费”选项。“平台未收取任何服务费用，也无误导支付之意，如您有爱心愿意帮平台继续运营，请留下您助力我们的费用，您需要退费也可申请退费。”轻松筹工作人员表示，“助力”选项为用户自愿选择，以资助平台更好地为大病患者服务。
筹款：水滴筹试点收取3%服务费
除了从捐款方收“支持费”，也有平台从筹款人募集到的款项中抽取一定费用。
记者了解到，水滴筹于今年1月17日起在全国十余个城市试点收取服务费，包括广西百色、江苏徐州、山东临沂等。除此前第三方收取的0.6%支付渠道费之外，水滴筹在试点城市对每笔筹款收取3%的平台服务费，单个项目服务费上限封顶5000元。
在此之前，水滴公司财报显示水滴筹并不贡献任何收入。实际上，第三方支付平台扣除的0.6%渠道手续费自水滴筹上线时就一直存在，2020年1月以前，这笔费用一直由水滴公司承担。
水滴筹收取3%服务费的做法，是否会推广到更多城市？据了解，水滴筹方面目前还没有考虑大范围铺开，还是以获取更多的建议为目的。下一步，水滴筹试点推行将会增加少量一二线城市，广泛征集媒体、社会公众方的意见和建议。
记者咨询轻松筹相关负责人获悉，轻松筹平台目前在大病筹款业务上不收取任何费用；安心筹客服人员介绍，筹款提现时，平台扣除2%手续费，第三方支付平台扣除0.6%费用。
探因：“导流变现”生意难做
“我们并不希望通过收取服务费来实现盈利，而是希望能够维持合理的运营成本，保证平台正常运营下去。”水滴筹业务负责人郭南洋表示，水滴筹常常被认为是公益组织，实质上平台自身是一家商业公司。平台的运营成本和人力成本是长期存在的，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只有通过收取一些费用才能实现可持续运营，才能为筹款人、社会爱心人士提供更好的服务。
在水滴筹发展早期，零服务费和筹款顾问团队是水滴筹规模迅速扩大并赶超同行的“利器”。水滴筹上线即宣布不收取服务费，为平台赢得了大量用户，其他筹款平台纷纷跟进，不收服务费成为行业惯例。水滴公司将“筹款+互助+保险”导流变现的商业模式发挥到了极致，随着去年水滴互助关停，筹款成为保险业务的主要流量入口。
近年来，围绕水滴公司的运营模式及水滴筹的性质一直争议不断。公众往往会将“免费”和公益关联起来，误认为水滴筹为代表的大病筹款平台是公益组织。水滴公司创始人兼CEO沈鹏曾在公开场合多次表示，水滴筹作为一款大病筹款工具，其本身只是公司旗下的一项业务，并非公益慈善组织。
“大病筹款场景能激发用户购置保险的意愿，用户在捐款后往往会收到保险产品推荐内容，保险业务依赖筹款带来的流量。”一位不愿具名的大病筹款平台从业者透露。但为了快速、大规模地获取流量就得“烧钱”，业内通常用卖保险的收益来支撑筹款团队的运营成本。这位从业者表示，去年8月，银保监会下发《关于开展互联网保险乱象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导流变现”的生意难做了，筹款业务必须要考虑“造血”补贴运营成本，多家平台开启收费模式。
郭南洋介绍，水滴筹参考公益组织通常收取5%至7%的项目执行费进行测算，加上公司其他商业模块收入反哺，认为收取3%的服务费能覆盖水滴筹基本运营成本，可以保障平台正常运转，3%的收费标准未来不会增长。
“在两个多月的试点过程中，84%的筹款人理解并认同收取3%服务费的方式，这些用户充分认可筹款服务的价值。”他透露，平台下一步将通过透明公开的方式，向社会公示服务费信息。
观点：平台应设合理服务费机制
互联网大病筹款平台是近年来我国大病救助社会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医保、商保之外形成了一条医疗资金供给的有效补充渠道。它一开始就顶着“公益慈善”的光环，实际上却是一种商业服务，在公益和商业边界间，作为新生事物的互联网大病筹款平台亟需探索自己的发展路径。
北京工商大学保险研究中心副秘书长宋占军表示，目前无论是《慈善法》还是相关监管文件，并没有禁止互联网个人大病求助模式，国家层面无论是民政部门还是医保部门都在密切关注网络大病筹款平台的规范发展。这一类平台关乎千百万弱势群体的救助，目前仍主要依靠公司自律来约束。他建议，下一步在各平台进一步扩大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基础上，应通过修改《慈善法》等法律法规，将互联网大病筹款平台纳入监管范畴。
“免费的服务方式不足以支撑业务可持续发展，对平台进一步发挥社会力量救助作用形成掣肘。”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赵皖平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提交的建议中表示，个人大病求助互联网服务平台面临着监管缺位、准入门槛低、缺乏鼓励措施、免费服务方式不足以支撑业务可持续发展等矛盾和问题，应引导建立良性可持续的发展机制，尤其设立合理的服务费机制。他认为，作为具有效率优势的互联网平台，可以参照现行基金会管理费标准，设立合理的行业服务费标准，从而促使行业良性持久发展。
北京师范大学民生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教授谢琼同样认为，收取服务费用一定程度上比“商业反哺”的模式要有益，但要谨慎规定收费费率，确保可持续发展。除了对求助人的经济救助，还要鼓励平台链接更多资源。
也有业内观点认为，在保障捐款人知情权方面，一些平台的做法有所欠缺。各互联网筹款平台能否持续提升服务水平，确保求助信息的真实性，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得到帮助，这些同样是公众关心的议题。
在中国科学院大学经管学院教授吕本富看来，大病筹款行业亟需信息监管部门、行业主管部门、金融部门协同发力，建立一套从筹款信息鉴定到慈善收益比例审查、再到募集资金后续追踪的监管体系。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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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宣州公安，4月5日上午7时许，宣州区水东镇一村民在上山扫墓时发现一条鳄鱼。宣州公安民警立即安排警力赶到现场处置。民警到场后立即对现场附近进行封锁，防止村民被鳄鱼攻击，民警联合森警大队及市扬子鳄繁殖中心工作人员顺利将鳄鱼抓获。https://t.cn/A66HcaQI（潇湘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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