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不要只为了一己输赢而努力。请不要将你们所获得的优越环境和能力用来贬低那些没有你们那么幸运的人，而是用来帮助这群人。最后，请你们不要逞强，勇敢承认自己的弱点，互相支撑着活下去。孕育女性学的正是女权主义这种女性运动，但女权主义绝不是让女性像男性一样行动，也不是让让弱者变身为强者的思想。女权主义追求的是一种身为弱者也能受到应有尊重的思想。 ——上野千鹤子
公元208年，曹操和曹丕正在议事，神童周不疑过来拜谒。可是曹操脸色阴沉，让他很是诧异，于是说了几句话就走了。等周不疑走后，曹操说到：把这个小孩给我杀掉。曹丕瞬间跪下叩头：周不疑是个奇才，父亲为何这般动怒？
结果曹操冷冷地的说到：周不疑胸怀大志，如果不早早除去，后必为患。我在世时还可以压制住这个人的才华，等我死后，你们兄弟几个都不是他的对手。
曹丕十分喜欢周不疑，于是还是继续劝谏：文直（周不疑字文直）是个难得的英才，但是现在还是个不到17岁的顽童啊，他能有什么大作为呢？父亲千万不要这样冲动啊。
一看曹丕这样，曹操彻底发火了：我意已决，不用多说。既然你这么为他求情，那就回自己府上闭门思过去吧。说着叫过身边一个侍卫，务必要把周不疑的首级拿到。
曹丕走出府中，慨然长叹：唉，文直啊文直，你到底做错了什么，会惹得父亲这般动怒呢？
说起周不疑，他可是三国历史上一位十分出名的神童。虽然在被杀那年才仅仅17岁，但是如果说起这位神童的经历，恐怕是很多而立之年的人都觉得难以望其项背的。
周不疑，字文直，零陵重安人，刘表别驾刘先的外甥，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显示出了他聪慧异常。当时，刘表就十分喜欢他，于是选了名士刘巴来给他做老师，结果刘巴看了一眼周不疑，就辞谢了这桩差事。刘表一开始还以为是周不疑小孩淘气不好管，结果刘巴说到：这样的孩子天资聪颖，不是我能教育的，我做老师简直就是误人子弟啊。
看到没有，能让名士刘巴这样说，这能是一般人嘛？刘巴是什么人，那是水镜先生口中汉室复兴的关键人物，而且我们看刘巴后来服侍刘备的经历，不管是财政问题，还是人事调动，乃至为人品行，刘巴都是上品。可以这次面对周不疑这个小神童，刘巴都表示自己不想误人子弟。可以说，周不疑这份才华实在是让人惊艳的。
后来，曹操南下攻取荆州，得到了周不疑。曹操也十分喜欢这个小孩，于是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可是我们看这位小神童说了什么呢：鄙以微贱之身，不敢攀贵人之女。不得不说，这个小孩虽然很年轻，但是说话的分寸和火候把握的非常好，贬低了自己，还间接抬高了曹操的身份。所以，曹操很高兴，就把他带回了许昌。
等周不疑到了许昌，立马和曹操的幼子曹冲玩到了一起。曹冲也是一位少年天才，这样的两个天下少年碰到了一起，肯定是会很多共同语言的。果然，文史典籍，秦汉辞赋，乃至是用兵法度，两个人虽然都是十几岁的小孩，但是论及思想的高度与深度，连曹操本人看了都是十分赏识的。
后来，曹操攻柳城久攻不下，正好周不疑随从军旅，于是小小的周不疑看了看地图和附近的山川水文，高兴的说到：此城朝夕可拔也。于是向曹操献计十策，曹操依计而行，只用了其中三策，果然就把柳城成功拿下。曹操太高兴了，当即给了周不疑一大笔钱。算得上是一个十分大气的奖励了。
但是后来，曹冲的突然离世让曹操十分伤心。他开始嫉妒甚至厌恶周不疑的才能和谋略，所以就在一次拜谒之后，他急命士卒立马杀掉这位少年天才，正好曹丕在身边苦苦劝阻：文直到底是个小孩子，您何必这样动气呢？可是不管曹丕如何劝阻，曹操还是不同意，坚定主意要把他杀掉。
可怜一代少年天才，就这样死于非命。其实，不仅是曹丕，即便是我们，回看这段历史时也觉得十分疑惑，周不疑到底犯了什么错，惹得曹操这样生气呢？
其实，如果我们在仔细看看周不疑做过的事，我们也能为曹操说句公道话：周不疑该杀。
首先，周不疑是曹冲的至交好友。曹冲死后，曹操以后再看到周不疑，肯定会想起自己苦命的小儿子，心中难免伤感。曹操本来就是一个心黑手狠的人，为了不再让自己被儿女私情所牵绊，曹操的想法就是杀，让周不疑去和儿子作伴。
其次，周不疑确实是太有才华了。这样一个未成年的小孩就能攻城略地，十策灭城。曹操固然爱才，可是也在深深的担忧。五大谋士都是中年人，而且都已娶妻生子，有短处也都有性格缺点，所以也比较好驾驭。但是周不疑这么小就已经有了这样的胆略，长大成人之后前途是难以预料的。这样的人如果留给自己的儿子，肯定会出事的。
最后，我们看到最重要的一点，周不疑是荆州人。208年，不仅有曹操刺杀周不疑，还是赤壁之战，曹操被打的大败。是孙刘联盟的战火烧的曹操差点命丧江南，这是怒；而且，这一年，曹冲还夭折了，这是悲。又悲又怒的曹操看到眼前这个很像自己儿子，还有着荆州血统，出口成章，满腹经纶的周不疑，曹操能不气，能不恨吗？
有这三点原因，周不疑被杀就比较合情合理了。但是，我们还是客观说一句，周不疑是年轻有作为，但是这件事还是给曹操的统治蒙上了一层阴影。都说曹操海纳百川，虚怀若谷，可是连一个顽童都不能容纳的君主，又能为后世留下什么好的启示呢？
曹操本人活到了接近古稀之年，而曹丕曹睿却很难迈过四十不惑这道门槛，安知不是昔日杀戮太多中下的因果。如果这样看待，周不疑的这段历史就变得更有深意了。
结果曹操冷冷地的说到：周不疑胸怀大志，如果不早早除去，后必为患。我在世时还可以压制住这个人的才华，等我死后，你们兄弟几个都不是他的对手。
曹丕十分喜欢周不疑，于是还是继续劝谏：文直（周不疑字文直）是个难得的英才，但是现在还是个不到17岁的顽童啊，他能有什么大作为呢？父亲千万不要这样冲动啊。
一看曹丕这样，曹操彻底发火了：我意已决，不用多说。既然你这么为他求情，那就回自己府上闭门思过去吧。说着叫过身边一个侍卫，务必要把周不疑的首级拿到。
曹丕走出府中，慨然长叹：唉，文直啊文直，你到底做错了什么，会惹得父亲这般动怒呢？
说起周不疑，他可是三国历史上一位十分出名的神童。虽然在被杀那年才仅仅17岁，但是如果说起这位神童的经历，恐怕是很多而立之年的人都觉得难以望其项背的。
周不疑，字文直，零陵重安人，刘表别驾刘先的外甥，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显示出了他聪慧异常。当时，刘表就十分喜欢他，于是选了名士刘巴来给他做老师，结果刘巴看了一眼周不疑，就辞谢了这桩差事。刘表一开始还以为是周不疑小孩淘气不好管，结果刘巴说到：这样的孩子天资聪颖，不是我能教育的，我做老师简直就是误人子弟啊。
看到没有，能让名士刘巴这样说，这能是一般人嘛？刘巴是什么人，那是水镜先生口中汉室复兴的关键人物，而且我们看刘巴后来服侍刘备的经历，不管是财政问题，还是人事调动，乃至为人品行，刘巴都是上品。可以这次面对周不疑这个小神童，刘巴都表示自己不想误人子弟。可以说，周不疑这份才华实在是让人惊艳的。
后来，曹操南下攻取荆州，得到了周不疑。曹操也十分喜欢这个小孩，于是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可是我们看这位小神童说了什么呢：鄙以微贱之身，不敢攀贵人之女。不得不说，这个小孩虽然很年轻，但是说话的分寸和火候把握的非常好，贬低了自己，还间接抬高了曹操的身份。所以，曹操很高兴，就把他带回了许昌。
等周不疑到了许昌，立马和曹操的幼子曹冲玩到了一起。曹冲也是一位少年天才，这样的两个天下少年碰到了一起，肯定是会很多共同语言的。果然，文史典籍，秦汉辞赋，乃至是用兵法度，两个人虽然都是十几岁的小孩，但是论及思想的高度与深度，连曹操本人看了都是十分赏识的。
后来，曹操攻柳城久攻不下，正好周不疑随从军旅，于是小小的周不疑看了看地图和附近的山川水文，高兴的说到：此城朝夕可拔也。于是向曹操献计十策，曹操依计而行，只用了其中三策，果然就把柳城成功拿下。曹操太高兴了，当即给了周不疑一大笔钱。算得上是一个十分大气的奖励了。
但是后来，曹冲的突然离世让曹操十分伤心。他开始嫉妒甚至厌恶周不疑的才能和谋略，所以就在一次拜谒之后，他急命士卒立马杀掉这位少年天才，正好曹丕在身边苦苦劝阻：文直到底是个小孩子，您何必这样动气呢？可是不管曹丕如何劝阻，曹操还是不同意，坚定主意要把他杀掉。
可怜一代少年天才，就这样死于非命。其实，不仅是曹丕，即便是我们，回看这段历史时也觉得十分疑惑，周不疑到底犯了什么错，惹得曹操这样生气呢？
其实，如果我们在仔细看看周不疑做过的事，我们也能为曹操说句公道话：周不疑该杀。
首先，周不疑是曹冲的至交好友。曹冲死后，曹操以后再看到周不疑，肯定会想起自己苦命的小儿子，心中难免伤感。曹操本来就是一个心黑手狠的人，为了不再让自己被儿女私情所牵绊，曹操的想法就是杀，让周不疑去和儿子作伴。
其次，周不疑确实是太有才华了。这样一个未成年的小孩就能攻城略地，十策灭城。曹操固然爱才，可是也在深深的担忧。五大谋士都是中年人，而且都已娶妻生子，有短处也都有性格缺点，所以也比较好驾驭。但是周不疑这么小就已经有了这样的胆略，长大成人之后前途是难以预料的。这样的人如果留给自己的儿子，肯定会出事的。
最后，我们看到最重要的一点，周不疑是荆州人。208年，不仅有曹操刺杀周不疑，还是赤壁之战，曹操被打的大败。是孙刘联盟的战火烧的曹操差点命丧江南，这是怒；而且，这一年，曹冲还夭折了，这是悲。又悲又怒的曹操看到眼前这个很像自己儿子，还有着荆州血统，出口成章，满腹经纶的周不疑，曹操能不气，能不恨吗？
有这三点原因，周不疑被杀就比较合情合理了。但是，我们还是客观说一句，周不疑是年轻有作为，但是这件事还是给曹操的统治蒙上了一层阴影。都说曹操海纳百川，虚怀若谷，可是连一个顽童都不能容纳的君主，又能为后世留下什么好的启示呢？
曹操本人活到了接近古稀之年，而曹丕曹睿却很难迈过四十不惑这道门槛，安知不是昔日杀戮太多中下的因果。如果这样看待，周不疑的这段历史就变得更有深意了。
#传古维新# 【郭嵩焘：“汉奸”或“先知”——面对晚清大变局，一个独醒者思考与苦闷】
题记：2007年，中南大学孟泽教授在湖南教育电视台《湖湘讲堂》主讲郭嵩焘，后出版《洋务先知郭嵩焘》。最近修订再版，更名《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郭嵩焘，这个“苦闷的先知”，当年对中国社会何去何从的思考，直到现在，不仅具有现实意义，可能仍然“超前”。老何写读书心得《睁眼看世界：“洋务先知”郭嵩焘的“独醒之累”》，虽感同身受，几欲“抓狂”，仍觉隔靴搔痒，不得要领。从老孟处索来“湖湘讲堂”之“答客问”：《“汉奸”或“先知”》，且看作者“坦白”自己的心之思，与“苦闷的先知”的隔世的“苦恋”。
问：听说你在“湖湘讲堂”开讲郭嵩焘，我和我的朋友，对此充满期待。
我有点迷惑的是，湖湘近代以来，建功立业、赢得大名的人物多矣，你为什么会选择郭嵩焘？郭嵩焘生前身后都不“得志”，他身上有很多是非，很多尴尬，很多怨愤，其性格似乎也并不完美，“功业”更难言卓著。
答：是的，湖湘近现代，伟人很多，以至于今天，人人心中都有一个“舍湖南无以言中国”的湖湘“英雄谱”。而郭嵩焘，在很长时期内，甚至未必是一个能够让人乐于接受的“正面人物”。但是，当“湖湘讲堂”邀请我讲一个湖湘人物时，我首先想到的就是郭嵩焘。我一点也不觉得我的判断和选择是轻率的，我甚至觉得，重新认识郭嵩焘，是我们的时代是否成长了足够澄明的理智和理性的重要标志之一。
我想说出这样的意思，近代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不仅有雄浑的激情，也有清澈的认知和理性的判断，不仅有集体的奔赴，也有高明到近乎“异端”的省思。
而郭嵩焘，正是最能够代表后者的人物，在某一个时段，他甚至是唯一的，因此有所谓“独醒之累”。
郭嵩焘（1818－1891）与曾国藩、刘蓉有金兰之谊，与左宗棠是“发小”，但他的知名，并非如曾国藩、左宗棠等同治中兴名臣那样，因为有显赫的“功业”，而是作为“湘军”台前幕后重要的运筹者，作为洋务运动中最有见识的思想者和实践者，作为晚清首任驻外公使——以钦差大臣身份于1876年至1879年出使英国、法国，显示出了不同寻常的思想、精神与人格魅力。
他对于西洋文明的理解和判断，对于晚晴现实的洞察与传统文化的检讨，在他的同辈中罕有能够企及者。
在某种意义上，郭嵩焘的认知、思想、勇气和精神历程，抵达了一个传统士大夫所能抵达的极限。说他的思想可以延伸到戊戌变法，延伸到辛亥革命，延伸到“五四”，说他是“洋务先知”，并不夸张。谭嗣同、梁启超等，都曾表达过对于郭嵩焘的无限景仰。正如汪荣祖先生所说的，他是那个时代中，最勇于挽澜之人，我们追踪其人，印证其时、其地，很可觉察到他的孤愤与无奈。他的思想过于先进，同时代人难以接受，也很少接受；他的个性貌似恭俭，骨子里其实非常自负与固执。当时的人们，觉得众人皆醒他独醉，今天看来，实在众人皆醉他独醒。
然而，郭嵩焘执着之深，正可见其信心之坚。这种信心，源于一种道德勇气，更源于一种在郭嵩焘的时代极其难得的求“真”务“实”的知识勇气。
描述郭嵩焘，我们可以对中国近代史有一次特殊的领略，领略其中与我们自身的作为并非无关的屈辱和悲哀，领略先知先觉者的苦闷与激愤，领略一个“芬芳悱恻”的性灵，领略一段充满戏剧性的人生。在一个重新开放的时代，在至今并未出离“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时，也就是说，在中西文化的融会贯通，中国的现代转型，依然未完成时，我们可以因此而获得重要的启示与教益。
问：为什么郭嵩焘至今没有获得人们的广泛认同？其人生的“悲剧”内含是什么？
答：近代历史联系着我们今天的选择，也联系着我们对于悠久的华夏文明的认知与评价。我们远没有从近代历史的是非恩怨解脱出来。如果说鸦片战争以来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到今天为止并未完结，中西文明的交汇和融合，并未休止，那么，我们就得承认，对于有些人、有些事的判断，我们不仅依然身陷近代以来的是非恩怨之中，而且也依然处于并未定型的未来文化与文明的牵引和调整之中。
只是，我们毕竟走到了今天，我们的国家空前地开放了，我们自己也空前地开明、理性了。如此，近代历史中有多少人与事，需要我们去重新打量，以便接近历史的真实呢？又有多少判断需要我们去调整，以最大限度地接近人性与人道，最恰当地维护和提升个人和民族的尊严？我们需要继续以满清当局者或者任何一个时代当局者的是非、恩怨、哀乐作为我们自己的是非、恩怨、哀乐吗？或者相反？我们可以把世界文明的流转演变，仅仅作民族立场、道德立场、政治立场乃至特殊的政党立场上的打量吗？或者必须超越这种民族立场、道德立场、政治立场和特殊的政党立场？
郭嵩焘就是需要重新打量的人，围绕在他身边的是非，也是需要重新打量的是非。
郭嵩焘在世的时候，就被指目为“汉奸”，这从何说起？“汉奸”一词，内含了长期以来汉民族最敏感的屈辱与自尊。对此，在我们的文化人格中，甚至已经获得某种近乎生理的反应，而常常中断了理性的认知。
郭嵩焘与僧格林沁曾经共事，不止是一般的脾气的不对，简直“道不同”。而僧格林沁却真的打沉了几艘英国人的船，打死过几百名英国人。连曾国藩也觉得1840年以来，国家一直不得舒展，僧格林沁在天津大沽口痛击英国人，总算出了一口浊气。李鸿章因此还赞叹僧格林沁和郭嵩焘，一个是英雄，一个是名士，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皇帝有赏，举国庆贺。当是时也，郭嵩焘却是不见欣悦反而郁郁寡欢。
巡抚广东时，与左宗棠生出嫌隙，除了性格的冲突之外，郭嵩焘或者左宗棠是否真的有对不起朋友的叵测居心？
在上海续娶钱氏女，举城皆知。但郭嵩焘很快就“了结”了这一段婚姻，以至引发热议。在郭嵩焘的年代，明媒正娶可不是儿戏，那是“伦理之始”，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我们全部的家国制度，就是从这种最初的伦理开始建构的。那么，郭嵩焘此举是否意味着对迤逦千年的家国伦理的玩忽？
出使英、法，郭嵩焘让自己的副使刘锡鸿劾奏了“十大罪状”。他按照朝廷的意思所作，由前五十天出使日记编成的《使西纪程》，开始由总理衙门刷印发行，接着又遭禁毁版。以至有大臣以此为由参劾他“有二心于中国”。事情果真如此？
郭嵩焘晚年认为，中国要三百年才可能真正振兴，才可能由器物的改变，教育的革新，人才的崛起，延伸到制度、人心、风俗的真正改善。这是先知之明还是牢骚之辞？
发生在郭嵩焘身上的事，有的很琐碎，很闹心，甚至不像是我们想象中的大人物上应该发生的，他的反应似乎也不是大的政治家应该有的反应，这当然也“得益”于他写作了几十年的日记的发现，而郭嵩焘的日记，又不像曾国藩或别的人那样，把它当成自己修炼心性的功课，自我修饰的文本，当成示范后人的教材，而写成了自己真实的所见所思所想的日记，自我倾诉的日记，吐槽的日记，让我们得以窥见他内心世界的波动——各种指责、焦灼、苦闷、牢骚、批评、愤怒和一己的洞察与发现。
按照我们今天的认识，“古代中国的‘国家’是中心明确、边界模糊的一个‘文化概念’。‘凡我族类，其心必同’，就是说，凡是和我一个文化的，都可以是一个国家；反过来当然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可以理解为凡是和我文化有差异的，就是四夷，不属一个国家。”“凡是文化上不服从、不认同的，都是‘异邦异俗’。所以，在古代中国，国家、文明、真理在空间上是重叠的，于是，常常说‘天下一家’、‘海内有知己’、‘四海之内皆兄弟’。但是，在这种说法的背后，有一个非常深刻的矛盾：一方面是以中国为中心的特殊主义，一方面是普遍主义的世界观；既是只有一个文明中心的世界观，又是文明普遍适用，真理放之四海皆准的世界观。”（葛兆光《古代中国社会与文化十讲》）
晚清对于西方的拒斥，某种意义上就是此种“特殊主义”及其所建构的“普遍主义”—— 它曾经建构了一种经典的文明——共同导演的结果。只有翻过这一页去，伴随着屈辱与悲愤的不平衡也不平等的历史记忆，才会真正有所改观。当中国文化终于生长出了更加具有生命力与涵盖性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它才可能拥有新的“天下”，而且是通过文化去化同的“天下”。此时，其“特殊主义”的“普遍主义”就会是另一番景象，就是一种普遍主义之下的特殊主义，而不是通过特殊主义建构的普遍主义。
从特殊主义出发的普遍主义，到建构具有普遍性的特殊主义，从中国中心主义的坍塌到重建民族国家的新的主体性，这不止是一个政治问题，更是一个文化问题。郭嵩焘在此一不能回避的历程中，贡献了远高于流辈的见识和智慧。或许，这种见识和智慧正是他与他的时代、他的周遭格格不入的重要原因之所在，使得他的生平和仕途，更加举步维艰，坎坷不断，充满争议、攻讦乃至毁谤，也充满传奇色彩。
本文转自https://t.cn/A66rLC2f
《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孟泽著 岳麓书社。题词内容：独醒之累！https://t.cn/A66rLC2V
题记：2007年，中南大学孟泽教授在湖南教育电视台《湖湘讲堂》主讲郭嵩焘，后出版《洋务先知郭嵩焘》。最近修订再版，更名《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郭嵩焘，这个“苦闷的先知”，当年对中国社会何去何从的思考，直到现在，不仅具有现实意义，可能仍然“超前”。老何写读书心得《睁眼看世界：“洋务先知”郭嵩焘的“独醒之累”》，虽感同身受，几欲“抓狂”，仍觉隔靴搔痒，不得要领。从老孟处索来“湖湘讲堂”之“答客问”：《“汉奸”或“先知”》，且看作者“坦白”自己的心之思，与“苦闷的先知”的隔世的“苦恋”。
问：听说你在“湖湘讲堂”开讲郭嵩焘，我和我的朋友，对此充满期待。
我有点迷惑的是，湖湘近代以来，建功立业、赢得大名的人物多矣，你为什么会选择郭嵩焘？郭嵩焘生前身后都不“得志”，他身上有很多是非，很多尴尬，很多怨愤，其性格似乎也并不完美，“功业”更难言卓著。
答：是的，湖湘近现代，伟人很多，以至于今天，人人心中都有一个“舍湖南无以言中国”的湖湘“英雄谱”。而郭嵩焘，在很长时期内，甚至未必是一个能够让人乐于接受的“正面人物”。但是，当“湖湘讲堂”邀请我讲一个湖湘人物时，我首先想到的就是郭嵩焘。我一点也不觉得我的判断和选择是轻率的，我甚至觉得，重新认识郭嵩焘，是我们的时代是否成长了足够澄明的理智和理性的重要标志之一。
我想说出这样的意思，近代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不仅有雄浑的激情，也有清澈的认知和理性的判断，不仅有集体的奔赴，也有高明到近乎“异端”的省思。
而郭嵩焘，正是最能够代表后者的人物，在某一个时段，他甚至是唯一的，因此有所谓“独醒之累”。
郭嵩焘（1818－1891）与曾国藩、刘蓉有金兰之谊，与左宗棠是“发小”，但他的知名，并非如曾国藩、左宗棠等同治中兴名臣那样，因为有显赫的“功业”，而是作为“湘军”台前幕后重要的运筹者，作为洋务运动中最有见识的思想者和实践者，作为晚清首任驻外公使——以钦差大臣身份于1876年至1879年出使英国、法国，显示出了不同寻常的思想、精神与人格魅力。
他对于西洋文明的理解和判断，对于晚晴现实的洞察与传统文化的检讨，在他的同辈中罕有能够企及者。
在某种意义上，郭嵩焘的认知、思想、勇气和精神历程，抵达了一个传统士大夫所能抵达的极限。说他的思想可以延伸到戊戌变法，延伸到辛亥革命，延伸到“五四”，说他是“洋务先知”，并不夸张。谭嗣同、梁启超等，都曾表达过对于郭嵩焘的无限景仰。正如汪荣祖先生所说的，他是那个时代中，最勇于挽澜之人，我们追踪其人，印证其时、其地，很可觉察到他的孤愤与无奈。他的思想过于先进，同时代人难以接受，也很少接受；他的个性貌似恭俭，骨子里其实非常自负与固执。当时的人们，觉得众人皆醒他独醉，今天看来，实在众人皆醉他独醒。
然而，郭嵩焘执着之深，正可见其信心之坚。这种信心，源于一种道德勇气，更源于一种在郭嵩焘的时代极其难得的求“真”务“实”的知识勇气。
描述郭嵩焘，我们可以对中国近代史有一次特殊的领略，领略其中与我们自身的作为并非无关的屈辱和悲哀，领略先知先觉者的苦闷与激愤，领略一个“芬芳悱恻”的性灵，领略一段充满戏剧性的人生。在一个重新开放的时代，在至今并未出离“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时，也就是说，在中西文化的融会贯通，中国的现代转型，依然未完成时，我们可以因此而获得重要的启示与教益。
问：为什么郭嵩焘至今没有获得人们的广泛认同？其人生的“悲剧”内含是什么？
答：近代历史联系着我们今天的选择，也联系着我们对于悠久的华夏文明的认知与评价。我们远没有从近代历史的是非恩怨解脱出来。如果说鸦片战争以来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到今天为止并未完结，中西文明的交汇和融合，并未休止，那么，我们就得承认，对于有些人、有些事的判断，我们不仅依然身陷近代以来的是非恩怨之中，而且也依然处于并未定型的未来文化与文明的牵引和调整之中。
只是，我们毕竟走到了今天，我们的国家空前地开放了，我们自己也空前地开明、理性了。如此，近代历史中有多少人与事，需要我们去重新打量，以便接近历史的真实呢？又有多少判断需要我们去调整，以最大限度地接近人性与人道，最恰当地维护和提升个人和民族的尊严？我们需要继续以满清当局者或者任何一个时代当局者的是非、恩怨、哀乐作为我们自己的是非、恩怨、哀乐吗？或者相反？我们可以把世界文明的流转演变，仅仅作民族立场、道德立场、政治立场乃至特殊的政党立场上的打量吗？或者必须超越这种民族立场、道德立场、政治立场和特殊的政党立场？
郭嵩焘就是需要重新打量的人，围绕在他身边的是非，也是需要重新打量的是非。
郭嵩焘在世的时候，就被指目为“汉奸”，这从何说起？“汉奸”一词，内含了长期以来汉民族最敏感的屈辱与自尊。对此，在我们的文化人格中，甚至已经获得某种近乎生理的反应，而常常中断了理性的认知。
郭嵩焘与僧格林沁曾经共事，不止是一般的脾气的不对，简直“道不同”。而僧格林沁却真的打沉了几艘英国人的船，打死过几百名英国人。连曾国藩也觉得1840年以来，国家一直不得舒展，僧格林沁在天津大沽口痛击英国人，总算出了一口浊气。李鸿章因此还赞叹僧格林沁和郭嵩焘，一个是英雄，一个是名士，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皇帝有赏，举国庆贺。当是时也，郭嵩焘却是不见欣悦反而郁郁寡欢。
巡抚广东时，与左宗棠生出嫌隙，除了性格的冲突之外，郭嵩焘或者左宗棠是否真的有对不起朋友的叵测居心？
在上海续娶钱氏女，举城皆知。但郭嵩焘很快就“了结”了这一段婚姻，以至引发热议。在郭嵩焘的年代，明媒正娶可不是儿戏，那是“伦理之始”，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我们全部的家国制度，就是从这种最初的伦理开始建构的。那么，郭嵩焘此举是否意味着对迤逦千年的家国伦理的玩忽？
出使英、法，郭嵩焘让自己的副使刘锡鸿劾奏了“十大罪状”。他按照朝廷的意思所作，由前五十天出使日记编成的《使西纪程》，开始由总理衙门刷印发行，接着又遭禁毁版。以至有大臣以此为由参劾他“有二心于中国”。事情果真如此？
郭嵩焘晚年认为，中国要三百年才可能真正振兴，才可能由器物的改变，教育的革新，人才的崛起，延伸到制度、人心、风俗的真正改善。这是先知之明还是牢骚之辞？
发生在郭嵩焘身上的事，有的很琐碎，很闹心，甚至不像是我们想象中的大人物上应该发生的，他的反应似乎也不是大的政治家应该有的反应，这当然也“得益”于他写作了几十年的日记的发现，而郭嵩焘的日记，又不像曾国藩或别的人那样，把它当成自己修炼心性的功课，自我修饰的文本，当成示范后人的教材，而写成了自己真实的所见所思所想的日记，自我倾诉的日记，吐槽的日记，让我们得以窥见他内心世界的波动——各种指责、焦灼、苦闷、牢骚、批评、愤怒和一己的洞察与发现。
按照我们今天的认识，“古代中国的‘国家’是中心明确、边界模糊的一个‘文化概念’。‘凡我族类，其心必同’，就是说，凡是和我一个文化的，都可以是一个国家；反过来当然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可以理解为凡是和我文化有差异的，就是四夷，不属一个国家。”“凡是文化上不服从、不认同的，都是‘异邦异俗’。所以，在古代中国，国家、文明、真理在空间上是重叠的，于是，常常说‘天下一家’、‘海内有知己’、‘四海之内皆兄弟’。但是，在这种说法的背后，有一个非常深刻的矛盾：一方面是以中国为中心的特殊主义，一方面是普遍主义的世界观；既是只有一个文明中心的世界观，又是文明普遍适用，真理放之四海皆准的世界观。”（葛兆光《古代中国社会与文化十讲》）
晚清对于西方的拒斥，某种意义上就是此种“特殊主义”及其所建构的“普遍主义”—— 它曾经建构了一种经典的文明——共同导演的结果。只有翻过这一页去，伴随着屈辱与悲愤的不平衡也不平等的历史记忆，才会真正有所改观。当中国文化终于生长出了更加具有生命力与涵盖性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它才可能拥有新的“天下”，而且是通过文化去化同的“天下”。此时，其“特殊主义”的“普遍主义”就会是另一番景象，就是一种普遍主义之下的特殊主义，而不是通过特殊主义建构的普遍主义。
从特殊主义出发的普遍主义，到建构具有普遍性的特殊主义，从中国中心主义的坍塌到重建民族国家的新的主体性，这不止是一个政治问题，更是一个文化问题。郭嵩焘在此一不能回避的历程中，贡献了远高于流辈的见识和智慧。或许，这种见识和智慧正是他与他的时代、他的周遭格格不入的重要原因之所在，使得他的生平和仕途，更加举步维艰，坎坷不断，充满争议、攻讦乃至毁谤，也充满传奇色彩。
本文转自https://t.cn/A66rLC2f
《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孟泽著 岳麓书社。题词内容：独醒之累！https://t.cn/A66rLC2V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