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情快调查#【#2.8万买极米激光电视却一年多不送货#极米科技：个人行为，与极米无关 收款人：涉及“挺多”消费者，将尽快退款】
“交了2.8万元买极米激光电视，这都一年多了，也不发货，钱也退不了，而极米客服说和他们无关。”近日，薛女士等消费者通过刘先生购买极米激光电视或投影机，结果钱交了，对方却交不了货。而此前刘先生带他们到成都极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极米科技）线下店讲解演示过产品，甚至有消费者在线下店拿过机器，极米科技则表示刘先生和公司无关，是一个骗子。刘先生表示其和线下店有合作，目前资金出现问题，他正在想办法挣钱偿还。
交2.8万买电视一年多不送货
2020年年底，薛女士经为她装修房子的设计师介绍，认识了刘先生，她想通过刘先生购买一台极米激光电视。两人通过微信沟通后，同年12月28日，薛女士和刘先生约好在位于柏威年的极米线下店见了面，在店里刘先生为薛女士展示了一款激光电视，双方谈好价后，薛女士在店里向刘先生支付了34999元，“刘先生说之后会给我返还7000元，也就是说这款电视价格为27999元。”薛女士说，当时刘先生给了她一张收据，但她并没有注意收据上面加盖的公章。
事后，经过多番催促薛女士拿到了7000元返现。由于薛女士家装修时间很长，因此她一直没有要求刘先生发货，时间到了今年4月，薛女士家的房子装好了，于是想安装电视，他联系刘先生要求送货，但对方以各种理由进行推诿。
无奈，薛女士的丈夫联系了极米科技的客服电话，但得到的答复让他们惊讶不已，“极米科技方面表示，刘先生不是极米科技的工作人员，而我们也没有证据是在线下店里买的产品，另外钱也没有交给极米科技，收据上加盖的公章也和极米科技无关，客服让我们自己联系刘先生解决。”薛女士说当时她确实将款转给了刘先生，而此时她才注意到，她手里的收据上面加盖的公章为有啊科技（大连）有限公司。
薛女士心里不禁产生疑问，既然刘先生不是极米科技的工作人员，那么他为什么可以销售极米科技的产品，而且还可以带人到线下店演示讲解产品，此前她还到极米线下店领取了一份赠品。“当时线下店的工作人员也很配合刘先生，对此极米科技方面表示，刘先生是个骗子，他带人到线下店讲解产品，属于个人行为，和极米科技没有关系。”
无奈薛女士又联系了刘先生，“刘先生说他和极米线下店有业务往来，现在由于资金紧缺，暂时无法为我发货。刘先生还承认，和我有类似情况的消费者还有很多。”薛女士说。
多名消费者遭遇类似情况
无独有偶，赵先生也遭遇了类似情况。2020年11月份，赵先生通过设计师联系上了刘先生，当时他选择了一款3.2万元的激光电视，“刘先生说在他那买，可以优惠6000元，还让我不要对外宣扬。”赵先生事后两次转给刘先生2.6万元。
因为赵先生家装修没有结束，于是他没有要求发货。去年11月份，邻居准备购买一台极米投影机，于是通过赵先生联系了刘先生，双方同样在柏威年的极米线下店见了面，最终赵先生和邻居分别订购了一台8699元的投影机，两人将款转给了刘先生。
赵先生注意到，刘先生给他的收据上加盖的公章同样是有啊科技（大连）有限公司，“我当时还问了一下，刘先生说他是代理商，因此盖的是这个公章，我也没有太在意。”赵先生说，当时双方约定一周后送货，“我要求电视和两台投影机一起送。”
此外， 赵先生当初订购的激光电视已经停产，而他在线下店里相中了一款2.1万元的激光电视，于是转而要求购买这款电视，“刘先生同意了，同时承诺退给我5000元。”
一周后，刘先生迟迟没有发货，赵先生和邻居多次催促，但对方以各种理由推诿，“后来我态度比较强硬，这才拿到了一台投影机，刘先生也退给我5000元钱。”刘先生说，投影机是他到线下店里取的，“当时刘先生不在店里，我和线下店的工作人员说了投影机的型号，对方也没要求提供收据，直接就把机器给我了。”
随后的一段时间，赵先生和邻居多次讨要激光电视和投影机，但刘先生以各种理由进行推脱。“后来刘先生承认我们交的钱被挪用了，他已经没钱了，但他承诺尽快还钱。”赵先生说，如果刘先生不能为他们解决问题，必要时他和邻居将通过法律手段维权。
同样是在2020年年底，孔先生经设计师介绍，认识了刘先生，他准备购买一台激光电视，“刘先生说通过他购买可以优惠很多，我当时并没有选定激光电视的型号，只是交了5000元定金，“前一段时间，设计师联系我，说刘先生这边出现了问题，让我不要和他继续交易，于是我联系刘先生要求退定金，对方说他没钱了，只是承诺尽快给我退钱……”
刘先生：“正在想办法挣钱偿还”
记者拨打了刘先生的电话，对方承认收了薛女士等多名消费者的钱而没有发货，至于涉及多少消费者，刘先生没有透露，只是说“挺多”。对于他和极米科技的关系，刘先生表示他确实不是极米科技的工作人员，“我和极米总部没有关系，而是和之前的极米代理商有合作，因此可以到线下店里演示讲解产品，也是从经销商手里拿货。”刘先生说，他与经销商之间的合作没有书面合同，他这边只是负责推广卖货，但双方有交易记录。
而对于无法为消费者发货，刘先生表示因为疫情原因，导致他资金出现了问题，但他承诺将尽快为这些消费者退款，“我现在没有钱了，只能想办法挣钱还，有的暂时还不上，只能分期还。”刘先生说，目前他与每一位客户都进行了沟通，“我肯定会解决的，客户要机器的想办法拿机器，要钱的想办法退钱。如果觉得我是骗子，可以报警，我这边已经有客户报警，之后在派出所进行处理了。”
极米科技：和刘先生没有任何合作
记者就此事联系了极米科技，对方回复刘先生并非极米科技员工，极米科技也从未与刘先生个人有任何合作往来。针对部分消费者反馈的在刘先生处购买了极米产品但未收到货的情况，极米科技已责成经销商配合消费者进行了报警。目前，极米科技已获悉两起消费者遭遇类似情况，极米科技会协助消费者到当地公安机关报警立案。同时，作为此次事件的受害品牌，极米科技会持续进行内部梳理，进一步加强对经销商的管理。
对于刘先生带消费者到线下店演示讲解，极米科技方面表示，这是刘先生的个人行为。而对于刘先生称自己和此前的极米代理商有合作关系，因此可以到店里演示讲解甚至提货，对此极米科技方面表示，刘先生和极米代理商是否有合作关系，极米科技不知情，也不清楚同经销商的具体合作情况。此外，极米科技收到的证据显示，消费者收到的收据并不是极米抬头的，也没有极米的印章。极米科技方面最后表示，如果消费者维权有需求的话，极米科技会予以协助。
律师：消费者可通过法律手段维权
此事中，极米科技是否需要承担相关责任？对此上海中联（大连）律师事务所的郭剑律师表示，极米科技是否需要承担责任，要视情况而定。要看极米科技与刘先生之间是否有合作、双方之间是否有资金往来等因素判断。
那么消费者该如何维权呢？大连市政府法律服务中心专家组律师、辽宁碧海律师事务所牟飞律师表示，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三十九条规定：消费者和经营者发生消费者权益争议的，可以通过下列途径解决：（一）与经营者协商和解；（二）请求消费者协会或者依法成立的其他调解组织调解；（三）向有关行政部门投诉；（四）根据与经营者达成的仲裁协议提请仲裁机构仲裁；（五）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根据以上法律规定，建议消费者积极搜集证据，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牟飞律师、郭剑律师提醒广大消费者，消费者在购物时，务必要向商家索要发票、收据等收款凭证，与卖家聊天的记录也应保存，作为日后维权的证据；购买品牌商品，收款凭证上应该有品牌相关信息；如果消费者遭遇买到假货或者卖家未按时送货等情形，要积极搜集证据，及时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交了2.8万元买极米激光电视，这都一年多了，也不发货，钱也退不了，而极米客服说和他们无关。”近日，薛女士等消费者通过刘先生购买极米激光电视或投影机，结果钱交了，对方却交不了货。而此前刘先生带他们到成都极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极米科技）线下店讲解演示过产品，甚至有消费者在线下店拿过机器，极米科技则表示刘先生和公司无关，是一个骗子。刘先生表示其和线下店有合作，目前资金出现问题，他正在想办法挣钱偿还。
交2.8万买电视一年多不送货
2020年年底，薛女士经为她装修房子的设计师介绍，认识了刘先生，她想通过刘先生购买一台极米激光电视。两人通过微信沟通后，同年12月28日，薛女士和刘先生约好在位于柏威年的极米线下店见了面，在店里刘先生为薛女士展示了一款激光电视，双方谈好价后，薛女士在店里向刘先生支付了34999元，“刘先生说之后会给我返还7000元，也就是说这款电视价格为27999元。”薛女士说，当时刘先生给了她一张收据，但她并没有注意收据上面加盖的公章。
事后，经过多番催促薛女士拿到了7000元返现。由于薛女士家装修时间很长，因此她一直没有要求刘先生发货，时间到了今年4月，薛女士家的房子装好了，于是想安装电视，他联系刘先生要求送货，但对方以各种理由进行推诿。
无奈，薛女士的丈夫联系了极米科技的客服电话，但得到的答复让他们惊讶不已，“极米科技方面表示，刘先生不是极米科技的工作人员，而我们也没有证据是在线下店里买的产品，另外钱也没有交给极米科技，收据上加盖的公章也和极米科技无关，客服让我们自己联系刘先生解决。”薛女士说当时她确实将款转给了刘先生，而此时她才注意到，她手里的收据上面加盖的公章为有啊科技（大连）有限公司。
薛女士心里不禁产生疑问，既然刘先生不是极米科技的工作人员，那么他为什么可以销售极米科技的产品，而且还可以带人到线下店演示讲解产品，此前她还到极米线下店领取了一份赠品。“当时线下店的工作人员也很配合刘先生，对此极米科技方面表示，刘先生是个骗子，他带人到线下店讲解产品，属于个人行为，和极米科技没有关系。”
无奈薛女士又联系了刘先生，“刘先生说他和极米线下店有业务往来，现在由于资金紧缺，暂时无法为我发货。刘先生还承认，和我有类似情况的消费者还有很多。”薛女士说。
多名消费者遭遇类似情况
无独有偶，赵先生也遭遇了类似情况。2020年11月份，赵先生通过设计师联系上了刘先生，当时他选择了一款3.2万元的激光电视，“刘先生说在他那买，可以优惠6000元，还让我不要对外宣扬。”赵先生事后两次转给刘先生2.6万元。
因为赵先生家装修没有结束，于是他没有要求发货。去年11月份，邻居准备购买一台极米投影机，于是通过赵先生联系了刘先生，双方同样在柏威年的极米线下店见了面，最终赵先生和邻居分别订购了一台8699元的投影机，两人将款转给了刘先生。
赵先生注意到，刘先生给他的收据上加盖的公章同样是有啊科技（大连）有限公司，“我当时还问了一下，刘先生说他是代理商，因此盖的是这个公章，我也没有太在意。”赵先生说，当时双方约定一周后送货，“我要求电视和两台投影机一起送。”
此外， 赵先生当初订购的激光电视已经停产，而他在线下店里相中了一款2.1万元的激光电视，于是转而要求购买这款电视，“刘先生同意了，同时承诺退给我5000元。”
一周后，刘先生迟迟没有发货，赵先生和邻居多次催促，但对方以各种理由推诿，“后来我态度比较强硬，这才拿到了一台投影机，刘先生也退给我5000元钱。”刘先生说，投影机是他到线下店里取的，“当时刘先生不在店里，我和线下店的工作人员说了投影机的型号，对方也没要求提供收据，直接就把机器给我了。”
随后的一段时间，赵先生和邻居多次讨要激光电视和投影机，但刘先生以各种理由进行推脱。“后来刘先生承认我们交的钱被挪用了，他已经没钱了，但他承诺尽快还钱。”赵先生说，如果刘先生不能为他们解决问题，必要时他和邻居将通过法律手段维权。
同样是在2020年年底，孔先生经设计师介绍，认识了刘先生，他准备购买一台激光电视，“刘先生说通过他购买可以优惠很多，我当时并没有选定激光电视的型号，只是交了5000元定金，“前一段时间，设计师联系我，说刘先生这边出现了问题，让我不要和他继续交易，于是我联系刘先生要求退定金，对方说他没钱了，只是承诺尽快给我退钱……”
刘先生：“正在想办法挣钱偿还”
记者拨打了刘先生的电话，对方承认收了薛女士等多名消费者的钱而没有发货，至于涉及多少消费者，刘先生没有透露，只是说“挺多”。对于他和极米科技的关系，刘先生表示他确实不是极米科技的工作人员，“我和极米总部没有关系，而是和之前的极米代理商有合作，因此可以到线下店里演示讲解产品，也是从经销商手里拿货。”刘先生说，他与经销商之间的合作没有书面合同，他这边只是负责推广卖货，但双方有交易记录。
而对于无法为消费者发货，刘先生表示因为疫情原因，导致他资金出现了问题，但他承诺将尽快为这些消费者退款，“我现在没有钱了，只能想办法挣钱还，有的暂时还不上，只能分期还。”刘先生说，目前他与每一位客户都进行了沟通，“我肯定会解决的，客户要机器的想办法拿机器，要钱的想办法退钱。如果觉得我是骗子，可以报警，我这边已经有客户报警，之后在派出所进行处理了。”
极米科技：和刘先生没有任何合作
记者就此事联系了极米科技，对方回复刘先生并非极米科技员工，极米科技也从未与刘先生个人有任何合作往来。针对部分消费者反馈的在刘先生处购买了极米产品但未收到货的情况，极米科技已责成经销商配合消费者进行了报警。目前，极米科技已获悉两起消费者遭遇类似情况，极米科技会协助消费者到当地公安机关报警立案。同时，作为此次事件的受害品牌，极米科技会持续进行内部梳理，进一步加强对经销商的管理。
对于刘先生带消费者到线下店演示讲解，极米科技方面表示，这是刘先生的个人行为。而对于刘先生称自己和此前的极米代理商有合作关系，因此可以到店里演示讲解甚至提货，对此极米科技方面表示，刘先生和极米代理商是否有合作关系，极米科技不知情，也不清楚同经销商的具体合作情况。此外，极米科技收到的证据显示，消费者收到的收据并不是极米抬头的，也没有极米的印章。极米科技方面最后表示，如果消费者维权有需求的话，极米科技会予以协助。
律师：消费者可通过法律手段维权
此事中，极米科技是否需要承担相关责任？对此上海中联（大连）律师事务所的郭剑律师表示，极米科技是否需要承担责任，要视情况而定。要看极米科技与刘先生之间是否有合作、双方之间是否有资金往来等因素判断。
那么消费者该如何维权呢？大连市政府法律服务中心专家组律师、辽宁碧海律师事务所牟飞律师表示，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三十九条规定：消费者和经营者发生消费者权益争议的，可以通过下列途径解决：（一）与经营者协商和解；（二）请求消费者协会或者依法成立的其他调解组织调解；（三）向有关行政部门投诉；（四）根据与经营者达成的仲裁协议提请仲裁机构仲裁；（五）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根据以上法律规定，建议消费者积极搜集证据，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牟飞律师、郭剑律师提醒广大消费者，消费者在购物时，务必要向商家索要发票、收据等收款凭证，与卖家聊天的记录也应保存，作为日后维权的证据；购买品牌商品，收款凭证上应该有品牌相关信息；如果消费者遭遇买到假货或者卖家未按时送货等情形，要积极搜集证据，及时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湖南长沙。周先生33万买了一台奥迪S6二手跑车，当时商家承诺无重大事故。可开了一年准备往出卖的时发现，这辆车是一辆“全损车”，甚至还有一笔28万元的出险记录。他要求退一赔三，车商却表示：我只是一个代购！
这台车子是周先生一年前购买的，最近准备卖车时，发现整辆车身都有不同程度的维修痕迹，多达99条的维修记录都翻不到底，现在车子不敢开，只能天天放在家里“吃灰”，甚至维权都只能让朋友拉过来。
周先生说：现在这台车子就值20多万，回收的话最多就是26万，那不是把我做宝搞？相当于一年下来亏了七万多，自己一年赚的钱都赚不到七万元。
随后周先生带着记者，找到之前购车的车行来讨要说法。负责人刘老板表示：这台车之前是在辽宁的，因为周先生要办理按揭这些东西，所以委托到他这里，去辽宁那边帮他去提车和做按揭，他就相当于是个代购。
当时他去辽宁给周先生看了这台车，包括在4S店的维保记录、保险记录他都看过，车况是没问题的，最近听说车子有一笔28万的赔险记录，他看了也是比较懵的。他想到的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保险公司要么是扩损，要么是另一台车的出险嫁接到这台车的情况。
简单来讲，车源是周先生自己在网上找到的，但他委托了车行，车行在那边垫资，然后把车拿过来卖给周先生。但合同是跟他签的，所以这件事，没办法去找别人。
负责人表示，如果当时收车时就看到这个情况，那这台车就20万的价格，如果车况正常，那就是26万左右的价格，现在辽宁那边愿意26万回收，不过需要等疫情结束。
但周先生不认同这样的回收价格，接下来，他想先去做司法鉴定，然后通过司法途径去解决，要求车行对他进行退一赔三。
说起来，大家买二手车，最怕的事情肯定是买到事故车，《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明确规定了“退一赔三”的内容，实践中也存在车主通过诉讼获得三倍车款赔偿的案例。但从大多数的案例中来看，想要证明车行成立“欺诈”、满足“欺诈”中“明知”的要件不是那么容易。
从“欺诈”的行为上来说，二手车经营者的欺诈行为可以是积极的作为，例如典型的篡改车辆行驶里程表数据后再进行售卖；也可以是消极的不作为，例如故意向消费者隐瞒车辆曾发生重大事故、车辆安全结构部件受损或者因各种原因进行过重大维修等事实
毕竟车子这种东西，退一赔三的价格都是不低的，这里面也涉及很多的问题。按照车行负责人的说法，他在收车的时候，也有些问题是不知情的，如果这种情况属实，那周先生想要让车行退一赔三，这一点确实不容易，更何况车子是他找的，是不是还有什么其他不为人知的事情，这些都需要了解清楚。
当然，不管怎么样，现在事情已经发生。无论是知情也好，不知情也罢，合同都是和车行签的，我认为在这件事上，双方还是应该再协商协商，车行可以自己承担一点，把事情尽量协商去解决处理掉。
这台车子是周先生一年前购买的，最近准备卖车时，发现整辆车身都有不同程度的维修痕迹，多达99条的维修记录都翻不到底，现在车子不敢开，只能天天放在家里“吃灰”，甚至维权都只能让朋友拉过来。
周先生说：现在这台车子就值20多万，回收的话最多就是26万，那不是把我做宝搞？相当于一年下来亏了七万多，自己一年赚的钱都赚不到七万元。
随后周先生带着记者，找到之前购车的车行来讨要说法。负责人刘老板表示：这台车之前是在辽宁的，因为周先生要办理按揭这些东西，所以委托到他这里，去辽宁那边帮他去提车和做按揭，他就相当于是个代购。
当时他去辽宁给周先生看了这台车，包括在4S店的维保记录、保险记录他都看过，车况是没问题的，最近听说车子有一笔28万的赔险记录，他看了也是比较懵的。他想到的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保险公司要么是扩损，要么是另一台车的出险嫁接到这台车的情况。
简单来讲，车源是周先生自己在网上找到的，但他委托了车行，车行在那边垫资，然后把车拿过来卖给周先生。但合同是跟他签的，所以这件事，没办法去找别人。
负责人表示，如果当时收车时就看到这个情况，那这台车就20万的价格，如果车况正常，那就是26万左右的价格，现在辽宁那边愿意26万回收，不过需要等疫情结束。
但周先生不认同这样的回收价格，接下来，他想先去做司法鉴定，然后通过司法途径去解决，要求车行对他进行退一赔三。
说起来，大家买二手车，最怕的事情肯定是买到事故车，《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明确规定了“退一赔三”的内容，实践中也存在车主通过诉讼获得三倍车款赔偿的案例。但从大多数的案例中来看，想要证明车行成立“欺诈”、满足“欺诈”中“明知”的要件不是那么容易。
从“欺诈”的行为上来说，二手车经营者的欺诈行为可以是积极的作为，例如典型的篡改车辆行驶里程表数据后再进行售卖；也可以是消极的不作为，例如故意向消费者隐瞒车辆曾发生重大事故、车辆安全结构部件受损或者因各种原因进行过重大维修等事实
毕竟车子这种东西，退一赔三的价格都是不低的，这里面也涉及很多的问题。按照车行负责人的说法，他在收车的时候，也有些问题是不知情的，如果这种情况属实，那周先生想要让车行退一赔三，这一点确实不容易，更何况车子是他找的，是不是还有什么其他不为人知的事情，这些都需要了解清楚。
当然，不管怎么样，现在事情已经发生。无论是知情也好，不知情也罢，合同都是和车行签的，我认为在这件事上，双方还是应该再协商协商，车行可以自己承担一点，把事情尽量协商去解决处理掉。
自2010年新能源汽车进入全面政策扶持阶段以来，销量“平庸”多年的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PHEV)终于在2021年有了起色：随着整体新能源汽车的市场的销量激增而水涨船高。在今年年初，PHEV市场又遇上油价大涨、电动车提价，销量在今年第一季度同比增长了2倍。
只不过，销量的增长彻底打破了原先PHEV市场的竞争格局。2020年，理想ONE、宝马5系PHEV与比亚迪的插混车型还能在市场平分秋色。到了2021年，比亚迪坐稳该细分市场的霸主地位，以超27万辆的销量，占据近一半的插混市场。
回溯过去的十年，BBA在内的几乎每一家跨国车企对电动化战略的规划都是从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过渡到纯电动车型。2016-2018年，北京现代、长安福特、上汽通用、上汽大众等多家合资车企先后推出了自己的PHEV产品。大众汽车乘用车品牌中国CEO冯思翰在2020年还明确表示，大众将优先发展PHEV，并在大众品牌的众多热门车型上搭载该技术。
然而，跨国车企轰轰烈烈的转型规划，与PHEV车型惨淡的销量形成了鲜明对比，在2021年插混车型销量排行榜中，只有宝马5系PHEV称得上外资品牌中走量的车型。被市场教育的合资车企，在短暂几年对PHEV市场的热情之后，便偃旗息鼓，眼见着插混市场被比亚迪或理想这样的后来者蚕食。
一边是插混市场的增量几乎全贡献给了比亚迪、理想这样的头部玩家，一边是中国汽车品牌有越来越多的新品投向这一细分市场。过去的5年，是外资品牌因为过渡路线而错失了及早布局电动车的前瞻，还是比亚迪以外的中国品牌错过了抢占插混市场的先机？
被偷走的5年
作为一个过渡产品，插混发展的每一步都离不开政策的照顾。2013--2016年，比亚迪相继推出了秦唐宋元等王朝系列的混动车型，并在上海这样的限购城市大受欢迎。然而，当时的PHEV车型并没有燃起非限购地区消费者的主动购买热情，一直被看作是特殊政策的产物。
合资车企也不愿意错过政策的红利，自2016年开始，外资品牌的PHEV车型陆续投放到中国市场。可很多因为与燃油版相比没有优势的定价，而鲜有人问津。2017年上市的福特蒙迪欧PHEV，官方指导价为28-30万元区间，比当时售价20万元左右的蒙迪欧价格高出一截。最终因为销量惨淡，以停产收场。与燃油版本售价未大福拉开差距的北京现代索纳塔PHEV与领动PHEV，同样也没有摆脱卖不动的命运。
没有起色的销量也消耗着车企的耐心，2016-2020年这几年前，插混市场的整体销量一直在10-20万辆左右徘徊，与纯电动车市场由40万辆增长至百万辆形成鲜明对比。单一PHEV车型销量最好的宝马5系插混年销量在万辆左右徘徊。中国品牌这边，最受欢迎的插混车型，依然是为限购而生的比亚迪、荣威、名爵等插混车型。
直到比亚迪号称“燃油颠覆者”DM-i车型的出现，插混市场也才有了起色。根据乘联会统计的数据，在2021年PHEV车型销量排行中，比亚迪以28万的销量遥遥领先，与第二名理想汽车约9万辆的销量拉开差距。两家企业几乎占据了国内PHEV（含增程）市场一半的销量。
虽然比亚迪DM-i车型与理想ONE的产品定位并不相同，但这并不妨碍其他中国车企追赶的步伐，推出各自的混动系统。比如长城柠檬DHT，吉利雷神混动系统等。除此之外，岚图 FREE 、问界M5 、自游家NV等新的汽车品牌，均推出了增程的技术路线，欲与理想汽车分一杯羹。
“比亚迪在国内PHEV市场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它以电池业务起家，三电系统可以自产，在供应链和成本控制上占据优势，大幅拉低了PHEV车型的售价。”北京理工大学汽车动力性及排放测试国家专业实验室副教授王欣告诉汽车之家。他指出，对于理想来说，又是另一种情况。在同级别的车型中，理想的配置有很大的吸引力，而增程式混动的动力系统使其在成本、油耗、性能和政策间寻求到了一种相对平衡。
PHEV，中国车企的高端化利器？
“他们（新势力）普遍缺乏核心技术。”3月1日，摩卡DHT-PHEV上市发布会上，魏牌CEO李瑞峰抛出“DHT混联可以对‘蔚小理’实现吊打”的观点。虽然没有明说，走插混路线的摩卡DHT-PHEV高端SUV的定位，几乎将矛头对准了走增程路线的理想。
不止是李瑞峰，车企大佬们多次炮轰过理想的增程路线为“落后的技术”。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当属冯思翰曾在一次媒体沟通会上，作出“增程是最糟糕的方案”的评价。
天津大学教授,内燃机燃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姚春德指出，单从技术门槛上看，增程式的技术路线更加简单。它通过减少发动机的直驱和并联的工况，进而避开离合器、变速器等技术壁垒较高的零部件。由于增程式混动系统只有纯电与串联的工况，其在高速情况下油耗相对较高。
他进一步解释道，“不宜脱离实际使用场景来评价某个技术路线，增程式混动也可以在油耗、续航里程、充电等方面达到一个平衡。和插混可以在馈电的状态下行驶不同，增程式混动只能依靠电机驱动，所以一般会搭载一个容量更大的电池，这对车身的长度就有了要求，再叠加成本的因素，增程的技术路线更适宜放在中高端车型上。”
而对于普通PHEV车型来说，一方面，其成本较高、技术难度较大，不适合A00/A0级车型搭载；另一方面，相比于纯电车型用户，插混车型用户更加注重价格、性价比和实用性。因此有分析人士指出，A级PHEV有望成为燃油车电气化转型的替代者。
比亚迪也多次公开表示，DMi混动技术有信心取代外资品牌在燃油车市场的地位。魏牌CMO乔心昱近日就在社交媒体上自信地表示：“别看现在合资燃油销量如日中天，如果还维持现在的配置和价格，我敢断言，在拿铁DHT这样的混动面前，合资燃油没有未来。”
无论是眼馋比亚迪在PHEV市场一枝独秀，抑或不服理想汽车通过增程产品在这个市场占据了一席之地，中国汽车品牌已经开始行动了。吉利将雷神Hi·X插电混动版放在了紧凑型轿车车帝豪L上，长城将PHEV技术首次用在高端SUV 摩卡DHT-PHEV上，长安将iDD插电混动搭载在高端序列UNI-K上。
从长远看，基于混动系统的目标都是逐步替代纯燃油车型，但定价策略上每一家车企各有不同。比如，比亚迪同级别插混车比燃油车售价大约贵 3-4 万元（宋 PRO PHEV版与宋 PRO燃油版），而长城摩卡PHEV版售价比燃油版贵大约10万元左右。“毕竟，现在插混车型相对于燃油车来说成本依然偏高。即便是走性价比路线的比亚迪，也在自下而上逐步进行产品的升级。“从总体发展趋势来看，利润更高的中高端车型更有利于消化PHEV与燃油车之间的价格差。”王欣补充道。
PHEV的前景取决于BEV
在更严格的油耗法规与排放标准的大背景下，全球汽车产业电气化的趋势已经毋庸置疑。王欣对PHEV的市场前景持积极的态度，他指出，未来十年，越来越多的传统燃油车会被HEV和PHEV取代，未来可能只有最低端的车型才会沿用纯内燃机驱动。在全面电动化来临之前，低碳燃料与混合动力系统的结合将是交通源减碳的一条关键途径。相比电动化，电驱化对于我们国家的“双碳”目标的达成更具现实意义。
“当前PHEV市场的爆发也掺杂着一定的偶然因素，比如油价的上涨，电动车大规模涨价。最重要的是，2023年补贴的全面退坡。“王欣认为，政策在其中起到的影响不容小觑，就如同排放标准的切换会提前透支掉一部分市场的消费能力，不排除很多消费者在政策红利完全退出之前，提前”上岸。
姚春德同样看好插混市场。在他看来，作为一种过渡产品，影响PHEV市场前景的，并不只是价格与成本，而是纯电动车技术是否有革命性改变。在电池技术出现了犹如铅酸电池到锂电池的革命性改变之前，混合动力将长期与纯电动路线共存。
“在成本与价格上，不同的车企作出了不同的尝试，有的通过降低发动机功率，简化结构等方式来降低成本；有的与之相反，增大技术复杂程度，形成壁垒。但技术本身并没有优劣之分，不同的用户对PHEV有不同的需求，关键在于有没有抓住用户心理。“姚春德说道。
理想ONE的成功恰恰印证了这一点，理想汽车用一个外界看来不高明的插混技术，打造出了一个现象级的产品，足以说明强大的产品塑造能力对车企来说有多么的重要。
与其说是增程式成就了理想，倒不如说是理想成就了增程式。与其说是PHEV成就了比亚迪DMi，不如说是比亚迪DMi成就了PHEV市场。而这才是插混市场爆发的核心所在。
只不过，销量的增长彻底打破了原先PHEV市场的竞争格局。2020年，理想ONE、宝马5系PHEV与比亚迪的插混车型还能在市场平分秋色。到了2021年，比亚迪坐稳该细分市场的霸主地位，以超27万辆的销量，占据近一半的插混市场。
回溯过去的十年，BBA在内的几乎每一家跨国车企对电动化战略的规划都是从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过渡到纯电动车型。2016-2018年，北京现代、长安福特、上汽通用、上汽大众等多家合资车企先后推出了自己的PHEV产品。大众汽车乘用车品牌中国CEO冯思翰在2020年还明确表示，大众将优先发展PHEV，并在大众品牌的众多热门车型上搭载该技术。
然而，跨国车企轰轰烈烈的转型规划，与PHEV车型惨淡的销量形成了鲜明对比，在2021年插混车型销量排行榜中，只有宝马5系PHEV称得上外资品牌中走量的车型。被市场教育的合资车企，在短暂几年对PHEV市场的热情之后，便偃旗息鼓，眼见着插混市场被比亚迪或理想这样的后来者蚕食。
一边是插混市场的增量几乎全贡献给了比亚迪、理想这样的头部玩家，一边是中国汽车品牌有越来越多的新品投向这一细分市场。过去的5年，是外资品牌因为过渡路线而错失了及早布局电动车的前瞻，还是比亚迪以外的中国品牌错过了抢占插混市场的先机？
被偷走的5年
作为一个过渡产品，插混发展的每一步都离不开政策的照顾。2013--2016年，比亚迪相继推出了秦唐宋元等王朝系列的混动车型，并在上海这样的限购城市大受欢迎。然而，当时的PHEV车型并没有燃起非限购地区消费者的主动购买热情，一直被看作是特殊政策的产物。
合资车企也不愿意错过政策的红利，自2016年开始，外资品牌的PHEV车型陆续投放到中国市场。可很多因为与燃油版相比没有优势的定价，而鲜有人问津。2017年上市的福特蒙迪欧PHEV，官方指导价为28-30万元区间，比当时售价20万元左右的蒙迪欧价格高出一截。最终因为销量惨淡，以停产收场。与燃油版本售价未大福拉开差距的北京现代索纳塔PHEV与领动PHEV，同样也没有摆脱卖不动的命运。
没有起色的销量也消耗着车企的耐心，2016-2020年这几年前，插混市场的整体销量一直在10-20万辆左右徘徊，与纯电动车市场由40万辆增长至百万辆形成鲜明对比。单一PHEV车型销量最好的宝马5系插混年销量在万辆左右徘徊。中国品牌这边，最受欢迎的插混车型，依然是为限购而生的比亚迪、荣威、名爵等插混车型。
直到比亚迪号称“燃油颠覆者”DM-i车型的出现，插混市场也才有了起色。根据乘联会统计的数据，在2021年PHEV车型销量排行中，比亚迪以28万的销量遥遥领先，与第二名理想汽车约9万辆的销量拉开差距。两家企业几乎占据了国内PHEV（含增程）市场一半的销量。
虽然比亚迪DM-i车型与理想ONE的产品定位并不相同，但这并不妨碍其他中国车企追赶的步伐，推出各自的混动系统。比如长城柠檬DHT，吉利雷神混动系统等。除此之外，岚图 FREE 、问界M5 、自游家NV等新的汽车品牌，均推出了增程的技术路线，欲与理想汽车分一杯羹。
“比亚迪在国内PHEV市场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它以电池业务起家，三电系统可以自产，在供应链和成本控制上占据优势，大幅拉低了PHEV车型的售价。”北京理工大学汽车动力性及排放测试国家专业实验室副教授王欣告诉汽车之家。他指出，对于理想来说，又是另一种情况。在同级别的车型中，理想的配置有很大的吸引力，而增程式混动的动力系统使其在成本、油耗、性能和政策间寻求到了一种相对平衡。
PHEV，中国车企的高端化利器？
“他们（新势力）普遍缺乏核心技术。”3月1日，摩卡DHT-PHEV上市发布会上，魏牌CEO李瑞峰抛出“DHT混联可以对‘蔚小理’实现吊打”的观点。虽然没有明说，走插混路线的摩卡DHT-PHEV高端SUV的定位，几乎将矛头对准了走增程路线的理想。
不止是李瑞峰，车企大佬们多次炮轰过理想的增程路线为“落后的技术”。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当属冯思翰曾在一次媒体沟通会上，作出“增程是最糟糕的方案”的评价。
天津大学教授,内燃机燃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姚春德指出，单从技术门槛上看，增程式的技术路线更加简单。它通过减少发动机的直驱和并联的工况，进而避开离合器、变速器等技术壁垒较高的零部件。由于增程式混动系统只有纯电与串联的工况，其在高速情况下油耗相对较高。
他进一步解释道，“不宜脱离实际使用场景来评价某个技术路线，增程式混动也可以在油耗、续航里程、充电等方面达到一个平衡。和插混可以在馈电的状态下行驶不同，增程式混动只能依靠电机驱动，所以一般会搭载一个容量更大的电池，这对车身的长度就有了要求，再叠加成本的因素，增程的技术路线更适宜放在中高端车型上。”
而对于普通PHEV车型来说，一方面，其成本较高、技术难度较大，不适合A00/A0级车型搭载；另一方面，相比于纯电车型用户，插混车型用户更加注重价格、性价比和实用性。因此有分析人士指出，A级PHEV有望成为燃油车电气化转型的替代者。
比亚迪也多次公开表示，DMi混动技术有信心取代外资品牌在燃油车市场的地位。魏牌CMO乔心昱近日就在社交媒体上自信地表示：“别看现在合资燃油销量如日中天，如果还维持现在的配置和价格，我敢断言，在拿铁DHT这样的混动面前，合资燃油没有未来。”
无论是眼馋比亚迪在PHEV市场一枝独秀，抑或不服理想汽车通过增程产品在这个市场占据了一席之地，中国汽车品牌已经开始行动了。吉利将雷神Hi·X插电混动版放在了紧凑型轿车车帝豪L上，长城将PHEV技术首次用在高端SUV 摩卡DHT-PHEV上，长安将iDD插电混动搭载在高端序列UNI-K上。
从长远看，基于混动系统的目标都是逐步替代纯燃油车型，但定价策略上每一家车企各有不同。比如，比亚迪同级别插混车比燃油车售价大约贵 3-4 万元（宋 PRO PHEV版与宋 PRO燃油版），而长城摩卡PHEV版售价比燃油版贵大约10万元左右。“毕竟，现在插混车型相对于燃油车来说成本依然偏高。即便是走性价比路线的比亚迪，也在自下而上逐步进行产品的升级。“从总体发展趋势来看，利润更高的中高端车型更有利于消化PHEV与燃油车之间的价格差。”王欣补充道。
PHEV的前景取决于BEV
在更严格的油耗法规与排放标准的大背景下，全球汽车产业电气化的趋势已经毋庸置疑。王欣对PHEV的市场前景持积极的态度，他指出，未来十年，越来越多的传统燃油车会被HEV和PHEV取代，未来可能只有最低端的车型才会沿用纯内燃机驱动。在全面电动化来临之前，低碳燃料与混合动力系统的结合将是交通源减碳的一条关键途径。相比电动化，电驱化对于我们国家的“双碳”目标的达成更具现实意义。
“当前PHEV市场的爆发也掺杂着一定的偶然因素，比如油价的上涨，电动车大规模涨价。最重要的是，2023年补贴的全面退坡。“王欣认为，政策在其中起到的影响不容小觑，就如同排放标准的切换会提前透支掉一部分市场的消费能力，不排除很多消费者在政策红利完全退出之前，提前”上岸。
姚春德同样看好插混市场。在他看来，作为一种过渡产品，影响PHEV市场前景的，并不只是价格与成本，而是纯电动车技术是否有革命性改变。在电池技术出现了犹如铅酸电池到锂电池的革命性改变之前，混合动力将长期与纯电动路线共存。
“在成本与价格上，不同的车企作出了不同的尝试，有的通过降低发动机功率，简化结构等方式来降低成本；有的与之相反，增大技术复杂程度，形成壁垒。但技术本身并没有优劣之分，不同的用户对PHEV有不同的需求，关键在于有没有抓住用户心理。“姚春德说道。
理想ONE的成功恰恰印证了这一点，理想汽车用一个外界看来不高明的插混技术，打造出了一个现象级的产品，足以说明强大的产品塑造能力对车企来说有多么的重要。
与其说是增程式成就了理想，倒不如说是理想成就了增程式。与其说是PHEV成就了比亚迪DMi，不如说是比亚迪DMi成就了PHEV市场。而这才是插混市场爆发的核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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