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边人”证实：“遏制政策创始人”乔治·凯南曾严重警告，北约东扩是美国最致命错误！】编者的话：作为美国“遏制政策创始人”，乔治·凯南（1904年2月16日-2005年3月17日）最为人熟知的是1946年2月22日撰写的那份从美国驻苏联大使馆发送到华盛顿，建议和平“遏制”苏联的“长电报”。但冷战结束后，作为曾经的外交官和历史学者，凯南多次警告美国政府：“北约针对俄罗斯的持续扩张将是美国政策中最致命的错误。”他甚至不再为美国国务院工作，而是到高校任教和专注于著书立说。美国纽约大学历史和国际关系学者詹姆斯·派克就是凯南晚年多本著作的编辑。近日，派克以这一特殊的“编辑与学者”双重身份，在接受《环球时报》专访时回顾了凯南提出“遏制”政策和拒绝新冷战的真实想法，并讲述了自己对乌克兰危机升级、北约与俄罗斯关系、中美关系等问题的观点。
“对于冷战后的美国，扩大北约将是最致命的错误”
环球时报：能谈谈您与凯南的合作吗？
派克：我第一次见到凯南是1980年，当时我被他的经纪人推荐做他一本文集的编辑。记得凯南看了我列的文集入选文章目录后说：“派克先生，你既没有选‘长电报’，也没有选我在20世纪40年代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的那篇有关遏制苏联、饱受争议的文章。你是极少数不愿意这样做的人，这让我感到非常欣慰。”我认识凯南时，他最关心的问题似乎已变为“美苏关系以及日益严重的核危机是否会失控”，而且他明显表现出对美国没有能力明智处理对苏关系的担心。后来，他还问我：“你觉得这本书的名字应该是‘核幻觉’还是‘核错觉’？”我回答说：“‘幻觉’表明存在误解，而‘错觉’是一种危险的、具有欺骗性的想法。”他同意我的建议，于是，书名就变成《核错觉：原子时代的苏美关系》。
我和凯南合作的第二本书是《命运的联盟：法国、俄罗斯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我们最后一次合作的书是《生活速写》。这本书涉及他在旅行中的简单记录，时间跨越70年。我的工作包括阅读他那些仍受到限制的文件，然后一起探讨这本书可以采用哪些内容。从这些文件中，可以看出凯南头脑非常敏锐，而且对美国缺乏文化素养等社会问题感到不安。
环球时报：凯南被称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设计师”。但1998年5月美国参议院正式批准北约可以东扩后，凯南就表示这是一场新冷战的开始。您能详细介绍一下凯南如何看待苏联解体后北约东扩的问题吗？在他看来，北约应该是一个怎样的存在，才能确保西方和俄罗斯之间的稳定关系？
派克：如果想要理解凯南对北约的看法，关键就是要回看他为什么一直反对北约的建立和发展。是的，凯南在1946年从莫斯科发出的“长电报”和1947年在《外交事务》上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的文章让他被公认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设计师”。然而，他认为遏制应该是政治的、经济的和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而不是军事上的。凯南在当时以及一生中都反复强调，他从未觉得俄罗斯人要军事入侵西欧。
在当时，凯南当然是“马歇尔计划”的坚定拥护者，但当北约（东扩）的想法出现时，他作为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的负责人表示强烈反对。原因是他认为这会导致一个永久分裂的、军事化的欧洲出现。凯南认为与俄罗斯人达成任何可信的长期解决方案是可能的，最终也是有必要的，但北约的做法导致没有任何空间与俄罗斯达成解决问题的方案。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凯南对北约20世纪90年代开始东扩感到如此震惊。凯南希望找到欢迎俄罗斯融入欧洲的方法。他也表示，这需要时间，因为这将是困难的。
但随着北约东扩，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凯南认为北约一直存在下列问题：军事化思维泛滥，倾向于将俄罗斯妖魔化为“敌人”以及倾向于从军事力量而不是更根本的问题上去考虑。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美国无法对这样的一个历史可能性持开放态度，因此，他表示，“对于冷战后的美国，扩大北约将是其政策中最致命的错误”，因为它将“激起俄罗斯舆论中的民族主义和反西方倾向”，“恢复东西方关系中的冷战氛围”，并让进一步削减核武器变得更加困难，甚至不可能。
因此，凯南希望北约如果必须存在的话，那么它应该是一个“以某种方式包括俄罗斯在内”的系统。这个系统甚至都不应该含蓄地针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敌人。凯南还写道：“为什么在冷战结束后充满各种希望的可能性下，东西方关系却集中在‘谁将与谁结盟’的问题上，并暗示在未来完全不可预见和最不可能的军事冲突中‘谁与谁进行对抗’？”
“美国的外交政策不会让世界更和平”
环球时报：您能详细谈谈凯南的晚年境况吗？
派克：虽然凯南的观点在政府圈子里被忽视，但他晚年的公众形象和声誉相当高。因为他的担忧符合公众对美俄重新爆发冷战以及核军备竞赛、导弹部署等问题日益加深的不安。他被排在那些警告“生态灾难”的人的前列。他还反对过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凯南对那些年不断增长的“反苏反俄狂热情绪”发表了强烈的看法，并认为华盛顿和太多的美国人“在潜意识中需要一个外部的敌人”。凯南还坚持“对美国权力的限制”。有一次我们吃午餐时，他和我聊起杜鲁门总统时期的国务卿艾奇逊，并表示“其不了解权力”。凯南当时解释说，在华盛顿的信仰中有异乎寻常的狂妄自大：美国在二战结束后不久就认为它可以构建一个全球体系，以此来控制自己的盟友，尤其是德国和日本，并以此对抗自己的敌人。他认为，华盛顿在掩饰自己越来越非理性的企图——成为每个地区的支点、“管理”游戏规则、将北约东扩到俄罗斯的边界、坚持美国“普世价值”，但这些最终将导致悲剧性的结果。因为所有这些都避开了凯南一生中谈到的“对权力的限制”。凯南反复强调，美国制定连贯的战略思维几乎变得不可能，因为美国拒绝对自己的权力加以限制，也拒绝对解决紧迫的全球性问题持开放态度。
环球时报：回到乌克兰危机，我们也想听听您的见解？
派克：乌克兰危机的关键要追溯到美国和北约（以及欧盟）拒绝接受一个不威胁俄罗斯的独立和保持中立的乌克兰。北约1999年和2004年两次大规模东扩，清晰地暴露出华盛顿的基本议程：首先是要严重削弱俄罗斯的长期影响力；其次是进一步巩固自己在扩大后的北约中的核心地位。有分析认为，美国拒绝与俄罗斯就基本问题进行谈判，且多年来在乌克兰采取了很明显的导致危机升级的行动——从“民主促进”政策，到所谓的“橙色革命”，再到大量资助、训练和武装乌克兰军队等。
谁也说不准华盛顿在自己不断深化的治理问题中要走向何处。但与以前不同的是，在繁荣时期，动员起来对付一个“敌人”往往会带来一种虚假的团结感，而那些日子已成为历史。曾经，美国可以负担大量的军事开支和不断置身于战争的成本，也能让大多数美国公民仍享受相对优越的经济福利，但现在美国做不到了。至于欧洲，一个追求更独立、更少结盟的欧洲可以在世界上扮演一个更为积极的角色。那样的话，欧洲可以放心地去应对气候和核问题，力争创新全球治理模式，而不是被卷入长期的“再军事化”，或者更糟——在华盛顿的怂恿下将自己的军事存在扩展到亚洲。
环球时报：中美之间既有分歧也有共同利益。您认为，两国还有可能携手努力，让乌克兰危机尽快化解吗？
派克：如果美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灵活性，降低自己的调子，那么，美中两国可以做很多事情来帮助解决当前的危机。当然，这需要美国在相当程度上改变方向，而不是中国。到目前为止，美国还没有这样做。不过，我们应该记住，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和欧洲人开始认识到，如果（美国）采取当前针对乌克兰危机的这种外交政策，既不会让世界更和平，也不会让世界有足够能力来有效应对全球变暖等其他具有威胁性的生存危机。解决这些危机需要以正义感为基础的、创新的全球治理方式，而推动这些方式的应该是一种区别于美国和北约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对俄罗斯所采取的那种策略。
“中国崛起，美国没有做好任何准备”
环球时报：您认为在拜登政府任期内，中美关系会有明显改变吗？
派克：尽管大多数迹象表明美中关系日益紧张和不稳定，但拜登政府有可能改变自己对华政策的一些方面。拜登政府正在大规模增加国防预算，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挑衅性措施，试图动员美国的传统盟友加入其针对中国的军事战略，如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和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
同时，拜登政府还在延续特朗普将美国贸易政策武器化的做法，并试图利用对俄制裁进一步推动美中经济“脱钩”。
当然，所有这些都需要放在中国的历史性崛起在各方面给美国带来不安的大背景下来看。作为一个非同寻常的非西方文明，中国正在走向全球权力的中心。美国历史上没有为这种情况做好任何准备，无论是在政治、文化、心理、种族还是战略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美中关系的前景仍很严峻。
但抛开可能的“黑天鹅”事件不谈，鉴于美国对华政策一成不变，我认为，有几点需要注意：
首先，这不是冷战时期的重演。冷战时期，美国国内的“恐共”情绪和对苏联、中国的妖魔化描述相互结合。有所不同的是，现在美国民意调查显示出当前美国民众对中国持相当负面的态度，但实际上在美国受访者最关切的问题中，有关中国的排列很靠后。我怀疑是否真的有很多美国人把中国视为华盛顿治理体系日益失调的根本原因。中国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精英群体所关注的，而这种关注主要为美国军工集团的利益服务。
其次，美国政治机构在中国议题上存在分歧。拜登总统面对的是一个日益失意的民主党，且党内的进步派和拜登之间也存在矛盾。进步派在应对气候变化这一问题上态度强硬，同时探寻各种国内改革。而拜登的预算和外交政策议程与进步派的主张相冲突，这让他们深感不满。
第三，尽管美国大企业的精英并不打算公开质疑华盛顿的对华政策，但他们内心也很矛盾。因为对许多人来说，以各种方式与中国“脱钩”以及拜登政府对俄制裁有可能加速削弱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私下里，一些人担心美国已失去通过美联储、华尔街和庞大的政府赤字运作来化解金融危机的能力。多年来老有人在谈论“中国的崩溃”，但正如2008年金融危机时所显示的那样，美国已经将“系统性风险”这一概念制度化，变成了美国经济运作的核心。如果没有中国在2008年到2009年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很难知道今天的全球经济会是什么情形。（《环球时报》4月19日7版文章，作者： 夏温新）
“对于冷战后的美国，扩大北约将是最致命的错误”
环球时报：能谈谈您与凯南的合作吗？
派克：我第一次见到凯南是1980年，当时我被他的经纪人推荐做他一本文集的编辑。记得凯南看了我列的文集入选文章目录后说：“派克先生，你既没有选‘长电报’，也没有选我在20世纪40年代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的那篇有关遏制苏联、饱受争议的文章。你是极少数不愿意这样做的人，这让我感到非常欣慰。”我认识凯南时，他最关心的问题似乎已变为“美苏关系以及日益严重的核危机是否会失控”，而且他明显表现出对美国没有能力明智处理对苏关系的担心。后来，他还问我：“你觉得这本书的名字应该是‘核幻觉’还是‘核错觉’？”我回答说：“‘幻觉’表明存在误解，而‘错觉’是一种危险的、具有欺骗性的想法。”他同意我的建议，于是，书名就变成《核错觉：原子时代的苏美关系》。
我和凯南合作的第二本书是《命运的联盟：法国、俄罗斯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我们最后一次合作的书是《生活速写》。这本书涉及他在旅行中的简单记录，时间跨越70年。我的工作包括阅读他那些仍受到限制的文件，然后一起探讨这本书可以采用哪些内容。从这些文件中，可以看出凯南头脑非常敏锐，而且对美国缺乏文化素养等社会问题感到不安。
环球时报：凯南被称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设计师”。但1998年5月美国参议院正式批准北约可以东扩后，凯南就表示这是一场新冷战的开始。您能详细介绍一下凯南如何看待苏联解体后北约东扩的问题吗？在他看来，北约应该是一个怎样的存在，才能确保西方和俄罗斯之间的稳定关系？
派克：如果想要理解凯南对北约的看法，关键就是要回看他为什么一直反对北约的建立和发展。是的，凯南在1946年从莫斯科发出的“长电报”和1947年在《外交事务》上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的文章让他被公认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设计师”。然而，他认为遏制应该是政治的、经济的和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而不是军事上的。凯南在当时以及一生中都反复强调，他从未觉得俄罗斯人要军事入侵西欧。
在当时，凯南当然是“马歇尔计划”的坚定拥护者，但当北约（东扩）的想法出现时，他作为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的负责人表示强烈反对。原因是他认为这会导致一个永久分裂的、军事化的欧洲出现。凯南认为与俄罗斯人达成任何可信的长期解决方案是可能的，最终也是有必要的，但北约的做法导致没有任何空间与俄罗斯达成解决问题的方案。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凯南对北约20世纪90年代开始东扩感到如此震惊。凯南希望找到欢迎俄罗斯融入欧洲的方法。他也表示，这需要时间，因为这将是困难的。
但随着北约东扩，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凯南认为北约一直存在下列问题：军事化思维泛滥，倾向于将俄罗斯妖魔化为“敌人”以及倾向于从军事力量而不是更根本的问题上去考虑。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美国无法对这样的一个历史可能性持开放态度，因此，他表示，“对于冷战后的美国，扩大北约将是其政策中最致命的错误”，因为它将“激起俄罗斯舆论中的民族主义和反西方倾向”，“恢复东西方关系中的冷战氛围”，并让进一步削减核武器变得更加困难，甚至不可能。
因此，凯南希望北约如果必须存在的话，那么它应该是一个“以某种方式包括俄罗斯在内”的系统。这个系统甚至都不应该含蓄地针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敌人。凯南还写道：“为什么在冷战结束后充满各种希望的可能性下，东西方关系却集中在‘谁将与谁结盟’的问题上，并暗示在未来完全不可预见和最不可能的军事冲突中‘谁与谁进行对抗’？”
“美国的外交政策不会让世界更和平”
环球时报：您能详细谈谈凯南的晚年境况吗？
派克：虽然凯南的观点在政府圈子里被忽视，但他晚年的公众形象和声誉相当高。因为他的担忧符合公众对美俄重新爆发冷战以及核军备竞赛、导弹部署等问题日益加深的不安。他被排在那些警告“生态灾难”的人的前列。他还反对过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凯南对那些年不断增长的“反苏反俄狂热情绪”发表了强烈的看法，并认为华盛顿和太多的美国人“在潜意识中需要一个外部的敌人”。凯南还坚持“对美国权力的限制”。有一次我们吃午餐时，他和我聊起杜鲁门总统时期的国务卿艾奇逊，并表示“其不了解权力”。凯南当时解释说，在华盛顿的信仰中有异乎寻常的狂妄自大：美国在二战结束后不久就认为它可以构建一个全球体系，以此来控制自己的盟友，尤其是德国和日本，并以此对抗自己的敌人。他认为，华盛顿在掩饰自己越来越非理性的企图——成为每个地区的支点、“管理”游戏规则、将北约东扩到俄罗斯的边界、坚持美国“普世价值”，但这些最终将导致悲剧性的结果。因为所有这些都避开了凯南一生中谈到的“对权力的限制”。凯南反复强调，美国制定连贯的战略思维几乎变得不可能，因为美国拒绝对自己的权力加以限制，也拒绝对解决紧迫的全球性问题持开放态度。
环球时报：回到乌克兰危机，我们也想听听您的见解？
派克：乌克兰危机的关键要追溯到美国和北约（以及欧盟）拒绝接受一个不威胁俄罗斯的独立和保持中立的乌克兰。北约1999年和2004年两次大规模东扩，清晰地暴露出华盛顿的基本议程：首先是要严重削弱俄罗斯的长期影响力；其次是进一步巩固自己在扩大后的北约中的核心地位。有分析认为，美国拒绝与俄罗斯就基本问题进行谈判，且多年来在乌克兰采取了很明显的导致危机升级的行动——从“民主促进”政策，到所谓的“橙色革命”，再到大量资助、训练和武装乌克兰军队等。
谁也说不准华盛顿在自己不断深化的治理问题中要走向何处。但与以前不同的是，在繁荣时期，动员起来对付一个“敌人”往往会带来一种虚假的团结感，而那些日子已成为历史。曾经，美国可以负担大量的军事开支和不断置身于战争的成本，也能让大多数美国公民仍享受相对优越的经济福利，但现在美国做不到了。至于欧洲，一个追求更独立、更少结盟的欧洲可以在世界上扮演一个更为积极的角色。那样的话，欧洲可以放心地去应对气候和核问题，力争创新全球治理模式，而不是被卷入长期的“再军事化”，或者更糟——在华盛顿的怂恿下将自己的军事存在扩展到亚洲。
环球时报：中美之间既有分歧也有共同利益。您认为，两国还有可能携手努力，让乌克兰危机尽快化解吗？
派克：如果美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灵活性，降低自己的调子，那么，美中两国可以做很多事情来帮助解决当前的危机。当然，这需要美国在相当程度上改变方向，而不是中国。到目前为止，美国还没有这样做。不过，我们应该记住，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和欧洲人开始认识到，如果（美国）采取当前针对乌克兰危机的这种外交政策，既不会让世界更和平，也不会让世界有足够能力来有效应对全球变暖等其他具有威胁性的生存危机。解决这些危机需要以正义感为基础的、创新的全球治理方式，而推动这些方式的应该是一种区别于美国和北约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对俄罗斯所采取的那种策略。
“中国崛起，美国没有做好任何准备”
环球时报：您认为在拜登政府任期内，中美关系会有明显改变吗？
派克：尽管大多数迹象表明美中关系日益紧张和不稳定，但拜登政府有可能改变自己对华政策的一些方面。拜登政府正在大规模增加国防预算，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挑衅性措施，试图动员美国的传统盟友加入其针对中国的军事战略，如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和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
同时，拜登政府还在延续特朗普将美国贸易政策武器化的做法，并试图利用对俄制裁进一步推动美中经济“脱钩”。
当然，所有这些都需要放在中国的历史性崛起在各方面给美国带来不安的大背景下来看。作为一个非同寻常的非西方文明，中国正在走向全球权力的中心。美国历史上没有为这种情况做好任何准备，无论是在政治、文化、心理、种族还是战略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美中关系的前景仍很严峻。
但抛开可能的“黑天鹅”事件不谈，鉴于美国对华政策一成不变，我认为，有几点需要注意：
首先，这不是冷战时期的重演。冷战时期，美国国内的“恐共”情绪和对苏联、中国的妖魔化描述相互结合。有所不同的是，现在美国民意调查显示出当前美国民众对中国持相当负面的态度，但实际上在美国受访者最关切的问题中，有关中国的排列很靠后。我怀疑是否真的有很多美国人把中国视为华盛顿治理体系日益失调的根本原因。中国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精英群体所关注的，而这种关注主要为美国军工集团的利益服务。
其次，美国政治机构在中国议题上存在分歧。拜登总统面对的是一个日益失意的民主党，且党内的进步派和拜登之间也存在矛盾。进步派在应对气候变化这一问题上态度强硬，同时探寻各种国内改革。而拜登的预算和外交政策议程与进步派的主张相冲突，这让他们深感不满。
第三，尽管美国大企业的精英并不打算公开质疑华盛顿的对华政策，但他们内心也很矛盾。因为对许多人来说，以各种方式与中国“脱钩”以及拜登政府对俄制裁有可能加速削弱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私下里，一些人担心美国已失去通过美联储、华尔街和庞大的政府赤字运作来化解金融危机的能力。多年来老有人在谈论“中国的崩溃”，但正如2008年金融危机时所显示的那样，美国已经将“系统性风险”这一概念制度化，变成了美国经济运作的核心。如果没有中国在2008年到2009年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很难知道今天的全球经济会是什么情形。（《环球时报》4月19日7版文章，作者： 夏温新）
“台商大本营”昆山延长静默期，冲击PCB、面板、电子代工等产业
来源 木棉 半导体投资联盟
集微网报道，众所周知，昆山是台商创业的热土。自1990年10月首家台资企业落户昆山以来，截止2021年9月，已有超5500个台资项目在昆山落地生根，投资总额超660亿美元。30多年来，几代台商扎根昆山，撑起了三分之一GDP。因此，台媒也将昆山形容为“台商的大本营”。
近段时间以来，由于疫情的影响，昆山当地已有上百家台商宣布延长停工时间。防疫措施不断升级，供应链物流陷入停滞，遑论购买足够的原材料与半导体芯片。
事实上，台商聚集之下的昆山，不乏“电子”成色。爱集微研究咨询总监赵翼如是指出，昆山的电子信息产业形成了集原材料、元器件、零组件、整机、装备等领域的一体化产业集群。其中又以面板、PCB、零组件、整机组装等领域较为突出。在面板领域集聚了龙腾光电、维信诺、友达光电等显示行业龙头企业。在PCB领域集聚了沪电股份、台光电子、南电、欣兴等公司。在消费电子零组件领域，集聚了科森科技、春秋电子、恒铭达等。整机组装领域集聚了和硕、纬创、仁宝等工厂。
如今，昆山当地加强疫情管控，牵动电视、iPhone、笔电等3C产品出货，恐重创全球电子业，拉长4月芯片交期。那么，具体来看，不同产业的影响如何？
PCB厂商首当其冲，供应链恐告急
昆山不仅是台商大本营，更是印刷电路板（PCB）的重镇，昆山4月2日至6日升级防控措施时，中国台湾PCB大厂欣兴电子、南亚电路板，以及台光电等都已宣布停工，随着昆山封控措施再度升级，市场忧心PCB供应链恐告急。
以PCB产业来看，主要停工大厂包括欣兴 (昆山鼎鑫电子及欣兴同泰科技)、嘉联益、台光电、南电、精成科、总格精密、定颖、圆裕、德律、柏承、竞国 (竞陆电子)。
其中，欣兴宣布昆山子公司暂时停工，包括主要生产PCB 与HDI 的子公司昆山鼎鑫，以及生产软板为主的子公司欣兴同泰，产能占比约20~25%。台光电宣布昆山子公司暂时停工，预估产能占比约30~40%。南电宣布昆山厂进行闭环式管理，不影响公司营运，产能占比估计约40%，主要以生产PCB、BT 载板为主。
供应链业者表示，昆山是许多即时供货（JIT）料件重镇，以目前整体疫情管控范围愈发扩大的趋势看，厂商不受影响的几率微乎其微。但厂商唯一能做的，也只剩下紧盯疫情发展，并适时做出决策。
面板厂：进行库存调配，减缓对客户影响
作为电子信息重镇，昆山高度重视显示产业发展，规划建设光电产业园，致力于打造“芯屏双强”产业格局。昆山光电产业园已形成“原材料—面板—模组—整机”的完整产业链条，每个关键环节都有相应的龙头项目。维信诺、友达光电、龙腾光电三家企业技术先进，分别在有机发光体AMOLED、低温多晶硅(LTPS) 、非晶硅TFT-LCD领域有领先地位。昆山的面板产线如下。
友达4月8日公告，昆山子公司配合当地政府防疫封控政策，自 4月8日至12日停工，停工期间，将进行库存调配，减缓对客户影响。
组装厂：长期封锁恐影响消费者信心，对消费性电子产品出货产生不利影响
2000年前后，中国台湾IT产业开始大幅度向中国大陆转移，一系列的投资设备、原材料和关键件的进口全部顺势进驻昆山。就在这个时期，中国台湾的仁宝系、资通系、富士康三大笔记本电脑代工巨头全部来到了昆山。一批相互关联的IT制造企业一时间云集，当时的昆山一度密集布局1000多家笔记本上下游配套厂商，成为全世界IT产业重要的生产基地。有外媒戏称，昆山和深圳、郑州一起成为了撑起苹果手机的三座中国城市。
事实上，鸿海、和硕、纬创和立讯精密等苹果最大的多个供应链合作伙伴都在昆山，上海和昆山相继封城之下，当地政府要求纬创和和硕停工应对。其中，纬创表示，昆山厂主要生产物联网与中小尺寸模组产品，这类产品占整体营收比重非常小，预计影响不大。仁宝表示，目前昆山厂主要是笔记本电脑代工，出货可能会受到物流运输的影响，将调配重庆厂产能支援。
天风国际证券分析师郭明錤研判，封城影响下，苹果iPhone第二大组装厂和硕的上海和昆山厂已停运，最快可能要等到4月底才能复工，鸿海在中国大陆的子公司富士康没有受到影响。
郭明錤研判，苹果在中国拥有最好的供应链管理能力，而且苹果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也不错，料苹果此次受到的影响将降至最低。不过，他提到，随着封锁持续时间越长，可能会进一步影响消费者信心，并对今年苹果等消费性电子产品的出货产生不利影响。
被动元件：仅小部分影响特殊产品
当地台商配合昆山政府对疫情防疫工作，延长静默期至4月19日并暂时停工，其中还包括被动元件上游材料和设备厂雷科子公司雷科电子材料（昆山）、被动元件陶瓷基板厂九豪子公司九豪精密陶瓷（昆山）、电感元件厂台庆科子公司台庆精密电子（昆山）等。
台庆科表示，子公司台庆精密电子位于昆山开发区，当地政府划分为静态管理区，继续实施静默管理，预估对台庆科4月营收影响小，因为江苏泗洪厂持续运作，积层芯片磁珠和电感元件生产不受影响，可应对订单分配，仅小部分影响特殊产品。
线性滑轨和线性马达厂直得科技子公司直得机械（昆山）也配合当地政府防疫工作，延长静默期至19日。
而关于上海、昆山疫情对台商的影响，中国台湾地区相关政府人员也表示，封控延长确实对台厂影响加深，严重到无法生产势必要延期交货，整体供应链就会受到影响。此外，根据厂商的反映，如果短期封控，影响会小一点，长期的影响还需要继续关注。
除了以上电子厂，实际上，昆山也坐落着不少半导体公司，如能讯高能半导体、澜起科技、华天科技、日月光均在当地有公司运营，目前这些半导体工厂暂无停工信息传出。
结语：事实上，昆山市作为“中国最强县”在我国的电子信息产业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赵翼细致盘点到，例如以上市公司注册地来看的话，据我们初步统计，注册地在昆山市的A股电子行业上市公司有11家，占全国约3%，江苏省的16%，苏州市的29%。如果按电子信息也产值来看，据相关报道，2021年昆山市规模以上电子信息产业产值达5546多亿元，约占苏州市的48%，根据我们测算，其约占全国电子信息产业产值的2.4%，可见其作为一个县级市在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的重要程度。疫情之下无完卵，祈愿疫情赶紧过去，早日拨开云雾见月明。
来源 木棉 半导体投资联盟
集微网报道，众所周知，昆山是台商创业的热土。自1990年10月首家台资企业落户昆山以来，截止2021年9月，已有超5500个台资项目在昆山落地生根，投资总额超660亿美元。30多年来，几代台商扎根昆山，撑起了三分之一GDP。因此，台媒也将昆山形容为“台商的大本营”。
近段时间以来，由于疫情的影响，昆山当地已有上百家台商宣布延长停工时间。防疫措施不断升级，供应链物流陷入停滞，遑论购买足够的原材料与半导体芯片。
事实上，台商聚集之下的昆山，不乏“电子”成色。爱集微研究咨询总监赵翼如是指出，昆山的电子信息产业形成了集原材料、元器件、零组件、整机、装备等领域的一体化产业集群。其中又以面板、PCB、零组件、整机组装等领域较为突出。在面板领域集聚了龙腾光电、维信诺、友达光电等显示行业龙头企业。在PCB领域集聚了沪电股份、台光电子、南电、欣兴等公司。在消费电子零组件领域，集聚了科森科技、春秋电子、恒铭达等。整机组装领域集聚了和硕、纬创、仁宝等工厂。
如今，昆山当地加强疫情管控，牵动电视、iPhone、笔电等3C产品出货，恐重创全球电子业，拉长4月芯片交期。那么，具体来看，不同产业的影响如何？
PCB厂商首当其冲，供应链恐告急
昆山不仅是台商大本营，更是印刷电路板（PCB）的重镇，昆山4月2日至6日升级防控措施时，中国台湾PCB大厂欣兴电子、南亚电路板，以及台光电等都已宣布停工，随着昆山封控措施再度升级，市场忧心PCB供应链恐告急。
以PCB产业来看，主要停工大厂包括欣兴 (昆山鼎鑫电子及欣兴同泰科技)、嘉联益、台光电、南电、精成科、总格精密、定颖、圆裕、德律、柏承、竞国 (竞陆电子)。
其中，欣兴宣布昆山子公司暂时停工，包括主要生产PCB 与HDI 的子公司昆山鼎鑫，以及生产软板为主的子公司欣兴同泰，产能占比约20~25%。台光电宣布昆山子公司暂时停工，预估产能占比约30~40%。南电宣布昆山厂进行闭环式管理，不影响公司营运，产能占比估计约40%，主要以生产PCB、BT 载板为主。
供应链业者表示，昆山是许多即时供货（JIT）料件重镇，以目前整体疫情管控范围愈发扩大的趋势看，厂商不受影响的几率微乎其微。但厂商唯一能做的，也只剩下紧盯疫情发展，并适时做出决策。
面板厂：进行库存调配，减缓对客户影响
作为电子信息重镇，昆山高度重视显示产业发展，规划建设光电产业园，致力于打造“芯屏双强”产业格局。昆山光电产业园已形成“原材料—面板—模组—整机”的完整产业链条，每个关键环节都有相应的龙头项目。维信诺、友达光电、龙腾光电三家企业技术先进，分别在有机发光体AMOLED、低温多晶硅(LTPS) 、非晶硅TFT-LCD领域有领先地位。昆山的面板产线如下。
友达4月8日公告，昆山子公司配合当地政府防疫封控政策，自 4月8日至12日停工，停工期间，将进行库存调配，减缓对客户影响。
组装厂：长期封锁恐影响消费者信心，对消费性电子产品出货产生不利影响
2000年前后，中国台湾IT产业开始大幅度向中国大陆转移，一系列的投资设备、原材料和关键件的进口全部顺势进驻昆山。就在这个时期，中国台湾的仁宝系、资通系、富士康三大笔记本电脑代工巨头全部来到了昆山。一批相互关联的IT制造企业一时间云集，当时的昆山一度密集布局1000多家笔记本上下游配套厂商，成为全世界IT产业重要的生产基地。有外媒戏称，昆山和深圳、郑州一起成为了撑起苹果手机的三座中国城市。
事实上，鸿海、和硕、纬创和立讯精密等苹果最大的多个供应链合作伙伴都在昆山，上海和昆山相继封城之下，当地政府要求纬创和和硕停工应对。其中，纬创表示，昆山厂主要生产物联网与中小尺寸模组产品，这类产品占整体营收比重非常小，预计影响不大。仁宝表示，目前昆山厂主要是笔记本电脑代工，出货可能会受到物流运输的影响，将调配重庆厂产能支援。
天风国际证券分析师郭明錤研判，封城影响下，苹果iPhone第二大组装厂和硕的上海和昆山厂已停运，最快可能要等到4月底才能复工，鸿海在中国大陆的子公司富士康没有受到影响。
郭明錤研判，苹果在中国拥有最好的供应链管理能力，而且苹果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也不错，料苹果此次受到的影响将降至最低。不过，他提到，随着封锁持续时间越长，可能会进一步影响消费者信心，并对今年苹果等消费性电子产品的出货产生不利影响。
被动元件：仅小部分影响特殊产品
当地台商配合昆山政府对疫情防疫工作，延长静默期至4月19日并暂时停工，其中还包括被动元件上游材料和设备厂雷科子公司雷科电子材料（昆山）、被动元件陶瓷基板厂九豪子公司九豪精密陶瓷（昆山）、电感元件厂台庆科子公司台庆精密电子（昆山）等。
台庆科表示，子公司台庆精密电子位于昆山开发区，当地政府划分为静态管理区，继续实施静默管理，预估对台庆科4月营收影响小，因为江苏泗洪厂持续运作，积层芯片磁珠和电感元件生产不受影响，可应对订单分配，仅小部分影响特殊产品。
线性滑轨和线性马达厂直得科技子公司直得机械（昆山）也配合当地政府防疫工作，延长静默期至19日。
而关于上海、昆山疫情对台商的影响，中国台湾地区相关政府人员也表示，封控延长确实对台厂影响加深，严重到无法生产势必要延期交货，整体供应链就会受到影响。此外，根据厂商的反映，如果短期封控，影响会小一点，长期的影响还需要继续关注。
除了以上电子厂，实际上，昆山也坐落着不少半导体公司，如能讯高能半导体、澜起科技、华天科技、日月光均在当地有公司运营，目前这些半导体工厂暂无停工信息传出。
结语：事实上，昆山市作为“中国最强县”在我国的电子信息产业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赵翼细致盘点到，例如以上市公司注册地来看的话，据我们初步统计，注册地在昆山市的A股电子行业上市公司有11家，占全国约3%，江苏省的16%，苏州市的29%。如果按电子信息也产值来看，据相关报道，2021年昆山市规模以上电子信息产业产值达5546多亿元，约占苏州市的48%，根据我们测算，其约占全国电子信息产业产值的2.4%，可见其作为一个县级市在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的重要程度。疫情之下无完卵，祈愿疫情赶紧过去，早日拨开云雾见月明。
#军事历史故事讲解#1972年，一位47岁的女子再次来到医院，口气坚决地对医生说：“请拔掉我嘴里所有健康的牙齿。”她的请求受到了医护人员的阻拦，但女子毫不退让，分三次将牙齿一颗不剩全部拔掉。
在此之前，她已主动摘掉了自己的扁桃体，割掉了阑尾....
眼看她的举动愈发疯狂，家人和同事都担心不已，劝她要爱惜自己的器官。她坚定又从容地回道：“如果能摘掉我国‘肝炎大国’的帽子，即使摘掉我身上的所有器官，也值得！”
这位女子为什么要切掉全身多处器官呢？她和肝炎又有怎样的关系呢？
这位女子名叫陈菊梅，出身贫穷的她从小便刻苦读书，大学期间成绩突出，获得了去苏联攻读传染病学博士的机会。回国后，她成为了解放军302医院的一名医生，将救死扶伤作为自己一生的信仰。
那时的中国，被乙肝病毒笼罩着，感染者为我国人口总数的10%，每年有30-50万人死于该病毒。形势严峻，年轻的陈菊梅毫不犹豫挑起了攻克乙肝这个重担，除了日常的医院工作外，其余时间一头扎进了研究室。
陈菊梅常常夜以继日地工作，风雨无阻地奔波在医院和研究室两点之间。逐渐积劳成疾，她先是患上扁桃体炎，后来又被病人传染了乙型链球菌，全身浮肿，最严重时患上了肾炎，出现尿血的情况。即便如此，她还是坚持在岗位上。
一旦劳累，炎症便会复发，陈菊梅深受其扰，炎症问题频频影响到自己的工作，于是她想出了个“一劳永逸”的办法，干脆将能引发炎症的器官全摘除了，这就发生了开头的一幕。
“病灶”一经清除，陈菊梅便心无旁骛地投入到工作中来。她无时不刻不在心里想着如何才能将乙肝病人体内的转氨酶降下来，只有转氨酶降下来了，病人才会好转。
她查看了院里700份病历，将每位病人的情况记在脑中。其中有50份病历是病人转氨酶好转后才出院的，她对比了这些病人的治疗方式，却难以找到共同点。
对低酶出院的病人，她自掏腰包给他们写信，询问对方现在转氨酶是否正常，回家后又吃过什么药。一番努力却只等回了四封回信，不过，她并未气馁。
这时，有一个前后共七次住院的老人引起了陈菊梅的注意。陈菊梅问他：“以前您的转氨酶那么高，都是吃什么药降下来出院的呢？”从老人口中，她得知老人转氨酶升高后，睡眠不好，每天都要吃安眠药才能入睡，转氨酶慢慢就降下来了，一旦停了安眠药，马上又升上去了。
陈菊梅敏锐地察觉到，安眠药的成分里也许暗藏着她多年寻找的答案。于是，她心跳加速，既紧张又激动地询问老人：“您吃的是什么安眠药，哪个制药厂生产的？”
老人取出了自己的安眠药，将说明书一并递给了陈菊梅。看到成分表里的五味子这味中药，她心想难道这就是降低转氨酶的药物吗？突如其来的发现让她不敢相信。
回到研究室的陈菊梅依然激动不已，立马搜集五味子的相关信息。她起初是直接煎熟了五味子，给患者饮用，但是没有降酶效果。
陈菊梅不断试验，又带着同事们将五味子的浆果烤干磨成粉末，加入蜂蜜、大枣和茵陈，做成了二钱重的蜜丸。她将做出的蜜丸让9名病人试服，效果出人意料，第一周就有3名病人的转氨酶恢复正常，第二周又有4名病人成功降酶。
五味子的效果引起了院里热烈反响，不久，这种降酶药物在全院所有肝炎患者身上推广使用。
陈菊梅因此成为了首个发现并应用“五味子降酶”的人；并在后期创造了慢性重型病毒性肝炎死亡率由85%以上降至38%的惊人奇迹，在国际上引发了巨大关注。
凭着不怕吃苦的精神，传染病专家陈菊梅花了8年的时间摘掉了我国“肝炎大国”的帽子。她用自己的身体健康，尝遍了酸甜苦辣咸五种滋味，换来了几十万人的健康。
上个月，被称为“救命奶奶”的陈菊梅离世，遗体捐赠给了首都医科大学。一代名师，半世传奇，她的名字，值得我们铭记！
在此之前，她已主动摘掉了自己的扁桃体，割掉了阑尾....
眼看她的举动愈发疯狂，家人和同事都担心不已，劝她要爱惜自己的器官。她坚定又从容地回道：“如果能摘掉我国‘肝炎大国’的帽子，即使摘掉我身上的所有器官，也值得！”
这位女子为什么要切掉全身多处器官呢？她和肝炎又有怎样的关系呢？
这位女子名叫陈菊梅，出身贫穷的她从小便刻苦读书，大学期间成绩突出，获得了去苏联攻读传染病学博士的机会。回国后，她成为了解放军302医院的一名医生，将救死扶伤作为自己一生的信仰。
那时的中国，被乙肝病毒笼罩着，感染者为我国人口总数的10%，每年有30-50万人死于该病毒。形势严峻，年轻的陈菊梅毫不犹豫挑起了攻克乙肝这个重担，除了日常的医院工作外，其余时间一头扎进了研究室。
陈菊梅常常夜以继日地工作，风雨无阻地奔波在医院和研究室两点之间。逐渐积劳成疾，她先是患上扁桃体炎，后来又被病人传染了乙型链球菌，全身浮肿，最严重时患上了肾炎，出现尿血的情况。即便如此，她还是坚持在岗位上。
一旦劳累，炎症便会复发，陈菊梅深受其扰，炎症问题频频影响到自己的工作，于是她想出了个“一劳永逸”的办法，干脆将能引发炎症的器官全摘除了，这就发生了开头的一幕。
“病灶”一经清除，陈菊梅便心无旁骛地投入到工作中来。她无时不刻不在心里想着如何才能将乙肝病人体内的转氨酶降下来，只有转氨酶降下来了，病人才会好转。
她查看了院里700份病历，将每位病人的情况记在脑中。其中有50份病历是病人转氨酶好转后才出院的，她对比了这些病人的治疗方式，却难以找到共同点。
对低酶出院的病人，她自掏腰包给他们写信，询问对方现在转氨酶是否正常，回家后又吃过什么药。一番努力却只等回了四封回信，不过，她并未气馁。
这时，有一个前后共七次住院的老人引起了陈菊梅的注意。陈菊梅问他：“以前您的转氨酶那么高，都是吃什么药降下来出院的呢？”从老人口中，她得知老人转氨酶升高后，睡眠不好，每天都要吃安眠药才能入睡，转氨酶慢慢就降下来了，一旦停了安眠药，马上又升上去了。
陈菊梅敏锐地察觉到，安眠药的成分里也许暗藏着她多年寻找的答案。于是，她心跳加速，既紧张又激动地询问老人：“您吃的是什么安眠药，哪个制药厂生产的？”
老人取出了自己的安眠药，将说明书一并递给了陈菊梅。看到成分表里的五味子这味中药，她心想难道这就是降低转氨酶的药物吗？突如其来的发现让她不敢相信。
回到研究室的陈菊梅依然激动不已，立马搜集五味子的相关信息。她起初是直接煎熟了五味子，给患者饮用，但是没有降酶效果。
陈菊梅不断试验，又带着同事们将五味子的浆果烤干磨成粉末，加入蜂蜜、大枣和茵陈，做成了二钱重的蜜丸。她将做出的蜜丸让9名病人试服，效果出人意料，第一周就有3名病人的转氨酶恢复正常，第二周又有4名病人成功降酶。
五味子的效果引起了院里热烈反响，不久，这种降酶药物在全院所有肝炎患者身上推广使用。
陈菊梅因此成为了首个发现并应用“五味子降酶”的人；并在后期创造了慢性重型病毒性肝炎死亡率由85%以上降至38%的惊人奇迹，在国际上引发了巨大关注。
凭着不怕吃苦的精神，传染病专家陈菊梅花了8年的时间摘掉了我国“肝炎大国”的帽子。她用自己的身体健康，尝遍了酸甜苦辣咸五种滋味，换来了几十万人的健康。
上个月，被称为“救命奶奶”的陈菊梅离世，遗体捐赠给了首都医科大学。一代名师，半世传奇，她的名字，值得我们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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