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龙坡区政法维稳先进人物系列展播|陈犁：凡事“多一点”，“犁”开基层“幸福田”】
重庆之声4月11日讯 犁，耕也。中国人心中，带着“犁”的“老黄牛”代表埋头苦干、任劳任怨，在九龙坡区黄桷坪街道也有一头“老黄牛”，身为平安建设办公室主任，他每次都冲在疑难纠纷调解、风险排查第一线，陈犁经常说：“我们多辛苦一点，群众的平安就多一点。”
多做一点 创新举措护民安
“我和同学相处不好，家人也不理解我.....”今年1月，辖区中学生欢欢在家长陪同下来到街道寻求心理帮助。心理问题不仅影响了欢欢的学业，还让孩子有了自杀倾向。
在黄桷坪街道，居民出现心理问题，没有去专业的精神卫生中心，直接找到街道，因为这里有一个“小蕾花开”心理工作室。
“‘小蕾花开’是公益性机构，在辖区里很出名，依托西南大学、心海心理产业园等单位专业心理咨询师的力量，群众如果有心理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提前预约咨询。”陈犁一语道出关键。
2019年6月，为了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调处化解综合机制，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急干预机制，陈犁和同事赵蕾共同创立的“小蕾花开”工作室正式上线。
“花开”谐音“化开”，陈犁和同事们希望能通过心理服务的力量，疏通群众心里的心结，让矛盾从“后端调解”延伸为“前端预防”，更好维护辖区平安和谐。
欢欢通过线上预约来到工作室后，专业心理咨询师随即通过认知行为治疗、精神分析趋向心理治疗等疗法对其进行心理干预与疏导，两三次面谈辅导后，欢欢重返校园。
“如果评估出来访者有肇事肇祸倾向，我们也会立即联系辖区派出所、监护人转送专业机构进行治疗。 ”
目前，黄桷坪辖区已有小蕾花开社区心理工作站11个，3名心理咨询师，11名专职心理服务工作者，120余名心理服务志愿者，心理服务实现了辖区全覆盖；工作室开展社区居民宽恕心理测评、居民情绪体验测评800余人次；接待个体咨询群众56人次，转介5人；协助区政法委开展全区邪教巩固人员挫折应对和情绪管理辅导、邀请专家教授开展城管队员情绪辅导等10场次。
陈犁还不满足于此，针对未成年人上下学问题，他又与“平安家园护卫队”商议，除了重点地区、重点时段的日常巡逻，还要在学生上学、放学高峰时段加大巡防力度，设立护学点，确保学生人身和财产安全。2016年实行以来，铁路小学、铁路中学等学校未发生一起学生上下学交通和受伤害事故。“功夫下在日常，工作做在前面，我们多辛苦一点，群众的平安就多一点。”陈犁直言道。
多想一点 换位思考解民烦
“疫情虽然趋于平稳，但我们平时要引导居民出行戴好口罩，做好宣传引导......”每天一大早，陈犁的身影就出现在辖区疫情防控卡口处，雷打不动检查当天的人员排查情况，提醒网格员和志愿者加强防疫意识。
社区与街道作为抗击疫情的基层阵地，陈犁对防疫程序早已驾轻就熟，但2020年初时，疫情的袭来还是让他措手不及。
当时，陈犁和同事在对市区下发的外地返渝人员名单摸排核查，一个难题摆在了他们面前。
黄桷坪街道位于九龙坡区东南端，这里曾是重要的铁路、港口、码头货运集散地，附近则是铁路职工家属区，辖区内不少群众在铁路工作，有些还是列车员，经常回家休息一两天后，便继续上岗，如果让他们居家隔离，便无法保障春运期间列车正常运行，不少居民很是焦虑。
为此，陈犁将疫情工作实际问题反映给了上级领导，“后来，市里下发了相关通知，里面就提到，铁路班组的工作人员因为是刚性的岗位需求，由铁路部门落实好主体责任。”
换位思考、设身处地了解群众困难想法和感受，才能把工作做到群众心里去，疫情期间，他和同事考虑到群众隔离不便，为居民购买物资、开通心理咨询热线，打通连接群众“最后一公里”。
多说一点 联动合力纾民怨
“感谢你们，可以回家安心过年了！”
“没想到这么快就帮我们讨回了血汗钱！太谢谢了”
今年年初，一群施工工人在黄桷坪街道平安建设办公室拿到了拖欠几个月的工资，不住激动地说。
这一声声感谢的背后，离不开陈犁和同事们6个多小时的不懈努力。
为农民工讨回薪资其实只是陈犁日常调忧解难的一个缩影，像这样24小时内处理成功并不轻松，很多纠纷还需三此次反复拉锯，甚至间隔长达几个月。
“你们不给个说法，我们就不走！”2016年4月，陈犁从经济发展办公室轮岗至黄桷坪街道，“上岗”没几天，就碰上了一件棘手事。
小小的办公室里，一群人吵吵嚷嚷，找到陈犁连声“抱怨”：
“建之前，没人给我们说是违章建筑。”
“我们饭店又花钱，又请人，不能说拆就拆!”
原来，这群人均是某餐馆合伙人，几年来，在江边经营一家江湖菜饭店，由于饭店是在租用土地上擅自修建，且无城建管理部门审查批准，属违法建筑，长江大桥施工区域动工之际，相关部门通过清查，要求餐馆限期拆除，但负责人却一直无动于衷，甚至因此多次上访。
“你们把办公室堵到，我们怎么出去帮你们解决问题？”尽管当时还是“新手”，但陈犁明白，拦住不让拆，多半还是因为利益损失。
一方面，他多次奔走协调土地出租方，让出租方同意适当减免餐厅租金，将部分租金退回，减轻餐厅部分损失；另一方面，他与派出所、司法所同志耐心细致沟通，做好思想工作，讲清拆违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奔走多次后，终于妥善解决了这个事情。
“我们是维护社会稳定和综合治理的第一责任人，在矛盾调处中要找方式方法，联动各方力量多说几次，让群众怨气消了，舒心了，矛盾也就化解了。”
近些年，为防范化解矛盾纠纷，黄桷坪街道探索实施“老杨群工+警民联防+巡回调解+法律服务”工作机制，整合多方力量，协同参与民生实事办理、矛盾纠纷调解、重点人员稳控、法律咨询等服务，在基层和群众间架起“连心桥”。2020年，街道调解企业改制换届、征地拆迁、伤亡事故等重大纠纷5件，一般纠纷285件。
电话响个不停，手机24小时不关机，陈犁的“办公桌”，常常在不在室内，而在每个需要他的一线。躬耕百姓间，种好责任田，扎根在这片热土上，他用日复一日的实际行动，诠释着一名基层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
重庆之声记者康桥
重庆之声4月11日讯 犁，耕也。中国人心中，带着“犁”的“老黄牛”代表埋头苦干、任劳任怨，在九龙坡区黄桷坪街道也有一头“老黄牛”，身为平安建设办公室主任，他每次都冲在疑难纠纷调解、风险排查第一线，陈犁经常说：“我们多辛苦一点，群众的平安就多一点。”
多做一点 创新举措护民安
“我和同学相处不好，家人也不理解我.....”今年1月，辖区中学生欢欢在家长陪同下来到街道寻求心理帮助。心理问题不仅影响了欢欢的学业，还让孩子有了自杀倾向。
在黄桷坪街道，居民出现心理问题，没有去专业的精神卫生中心，直接找到街道，因为这里有一个“小蕾花开”心理工作室。
“‘小蕾花开’是公益性机构，在辖区里很出名，依托西南大学、心海心理产业园等单位专业心理咨询师的力量，群众如果有心理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提前预约咨询。”陈犁一语道出关键。
2019年6月，为了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调处化解综合机制，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急干预机制，陈犁和同事赵蕾共同创立的“小蕾花开”工作室正式上线。
“花开”谐音“化开”，陈犁和同事们希望能通过心理服务的力量，疏通群众心里的心结，让矛盾从“后端调解”延伸为“前端预防”，更好维护辖区平安和谐。
欢欢通过线上预约来到工作室后，专业心理咨询师随即通过认知行为治疗、精神分析趋向心理治疗等疗法对其进行心理干预与疏导，两三次面谈辅导后，欢欢重返校园。
“如果评估出来访者有肇事肇祸倾向，我们也会立即联系辖区派出所、监护人转送专业机构进行治疗。 ”
目前，黄桷坪辖区已有小蕾花开社区心理工作站11个，3名心理咨询师，11名专职心理服务工作者，120余名心理服务志愿者，心理服务实现了辖区全覆盖；工作室开展社区居民宽恕心理测评、居民情绪体验测评800余人次；接待个体咨询群众56人次，转介5人；协助区政法委开展全区邪教巩固人员挫折应对和情绪管理辅导、邀请专家教授开展城管队员情绪辅导等10场次。
陈犁还不满足于此，针对未成年人上下学问题，他又与“平安家园护卫队”商议，除了重点地区、重点时段的日常巡逻，还要在学生上学、放学高峰时段加大巡防力度，设立护学点，确保学生人身和财产安全。2016年实行以来，铁路小学、铁路中学等学校未发生一起学生上下学交通和受伤害事故。“功夫下在日常，工作做在前面，我们多辛苦一点，群众的平安就多一点。”陈犁直言道。
多想一点 换位思考解民烦
“疫情虽然趋于平稳，但我们平时要引导居民出行戴好口罩，做好宣传引导......”每天一大早，陈犁的身影就出现在辖区疫情防控卡口处，雷打不动检查当天的人员排查情况，提醒网格员和志愿者加强防疫意识。
社区与街道作为抗击疫情的基层阵地，陈犁对防疫程序早已驾轻就熟，但2020年初时，疫情的袭来还是让他措手不及。
当时，陈犁和同事在对市区下发的外地返渝人员名单摸排核查，一个难题摆在了他们面前。
黄桷坪街道位于九龙坡区东南端，这里曾是重要的铁路、港口、码头货运集散地，附近则是铁路职工家属区，辖区内不少群众在铁路工作，有些还是列车员，经常回家休息一两天后，便继续上岗，如果让他们居家隔离，便无法保障春运期间列车正常运行，不少居民很是焦虑。
为此，陈犁将疫情工作实际问题反映给了上级领导，“后来，市里下发了相关通知，里面就提到，铁路班组的工作人员因为是刚性的岗位需求，由铁路部门落实好主体责任。”
换位思考、设身处地了解群众困难想法和感受，才能把工作做到群众心里去，疫情期间，他和同事考虑到群众隔离不便，为居民购买物资、开通心理咨询热线，打通连接群众“最后一公里”。
多说一点 联动合力纾民怨
“感谢你们，可以回家安心过年了！”
“没想到这么快就帮我们讨回了血汗钱！太谢谢了”
今年年初，一群施工工人在黄桷坪街道平安建设办公室拿到了拖欠几个月的工资，不住激动地说。
这一声声感谢的背后，离不开陈犁和同事们6个多小时的不懈努力。
为农民工讨回薪资其实只是陈犁日常调忧解难的一个缩影，像这样24小时内处理成功并不轻松，很多纠纷还需三此次反复拉锯，甚至间隔长达几个月。
“你们不给个说法，我们就不走！”2016年4月，陈犁从经济发展办公室轮岗至黄桷坪街道，“上岗”没几天，就碰上了一件棘手事。
小小的办公室里，一群人吵吵嚷嚷，找到陈犁连声“抱怨”：
“建之前，没人给我们说是违章建筑。”
“我们饭店又花钱，又请人，不能说拆就拆!”
原来，这群人均是某餐馆合伙人，几年来，在江边经营一家江湖菜饭店，由于饭店是在租用土地上擅自修建，且无城建管理部门审查批准，属违法建筑，长江大桥施工区域动工之际，相关部门通过清查，要求餐馆限期拆除，但负责人却一直无动于衷，甚至因此多次上访。
“你们把办公室堵到，我们怎么出去帮你们解决问题？”尽管当时还是“新手”，但陈犁明白，拦住不让拆，多半还是因为利益损失。
一方面，他多次奔走协调土地出租方，让出租方同意适当减免餐厅租金，将部分租金退回，减轻餐厅部分损失；另一方面，他与派出所、司法所同志耐心细致沟通，做好思想工作，讲清拆违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奔走多次后，终于妥善解决了这个事情。
“我们是维护社会稳定和综合治理的第一责任人，在矛盾调处中要找方式方法，联动各方力量多说几次，让群众怨气消了，舒心了，矛盾也就化解了。”
近些年，为防范化解矛盾纠纷，黄桷坪街道探索实施“老杨群工+警民联防+巡回调解+法律服务”工作机制，整合多方力量，协同参与民生实事办理、矛盾纠纷调解、重点人员稳控、法律咨询等服务，在基层和群众间架起“连心桥”。2020年，街道调解企业改制换届、征地拆迁、伤亡事故等重大纠纷5件，一般纠纷285件。
电话响个不停，手机24小时不关机，陈犁的“办公桌”，常常在不在室内，而在每个需要他的一线。躬耕百姓间，种好责任田，扎根在这片热土上，他用日复一日的实际行动，诠释着一名基层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
重庆之声记者康桥
#部落冲突[超话]# 来自钢铁洪流的恐惧，部落苏维埃联邦 部落ID #2Q0CY9GGV
一个新生的小部落，欢迎各位社会主义接班人加入[doge]，共筑辉煌
与联盟共发展共存亡[中国赞]，首领捐兵有求必应，新手加入我们，让你的防御坚不可摧。
加入无限制，大家一起开心就好，慢慢发展，不常上线也没事，绝不踢人，来了就是同志[航天员]
一个新生的小部落，欢迎各位社会主义接班人加入[doge]，共筑辉煌
与联盟共发展共存亡[中国赞]，首领捐兵有求必应，新手加入我们，让你的防御坚不可摧。
加入无限制，大家一起开心就好，慢慢发展，不常上线也没事，绝不踢人，来了就是同志[航天员]
#2022全国两会聚焦# 【太贵去不起！“托育焦虑”怎么破？】最近，家住成都市武侯区的小李很心烦，她马上要休完产假回去工作了，家里快半岁的宝宝没人照顾。托育机构一个月要5000块钱，快赶上小李的月薪了，小李想辞职做“全职太太”。
这不是小李一个人的纠结，很多新手父母都有“托育焦虑”：想自己带孩子，却抵不过经济压力；想送去托育机构，又交不起费用。
目前，我国3岁以下婴幼儿人数超过4700万。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介绍，在0至3岁婴幼儿的家庭中，有托育服务需求的占30%。
而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调查数据显示，我国0至3岁婴幼儿入托率只有5%左右。
近日公布的政府工作报告在2022年重点工作中明确提出，要发展普惠托育服务。
很多地方也出台了相关政策，拿成都举例，早在2020年，成都出台了《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实施意见》，当中也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社区普惠托育服务。
什么是普惠托育服务？在成都的发展情况如何？
“一托难求”还是无人问津？
据了解，成都3岁以下婴幼儿有56.97万人，全市1309家托育服务机构（场所）可提供托位5.53万个。
托育服务机构（场所）平均月收费3000～4000元，部分机构的月收费超过6000元。
数据显示，目前成都市每千人口拥有托位数2.73个，按理来说应该是“一托难求”的情况，但在成都市金牛区从事婴幼儿托育服务的张女士看来，这样的情况并不存在。
据张女士介绍，目前成都不少从事婴幼儿托育服务的商家都处于亏损状态。
以张女士所经营的婴幼儿托育服务机构为例，该机构最大可以承接近40名婴幼儿，但开业至今2年多时间里，人数最多的时候也只有28人，多数时间人数不足一半。
“价格成为了最大的难题。”
张女士说，经过核算，在人力、房租等成本不变的情况下，想要3年收回成本，每个婴幼儿的收费需要在3400元左右。“但这样的价格，许多家长并不能接受。”
“现在是步入了一个矛盾之中。定价高了家长选择的少，价格低了就会亏本。”
对于目前的状况，张女士很是无奈。她告诉记者，为了保障品质，经营成本很难有降低的空间。
园区配备了专业的保健人员和营养师，并且每5-7人配备一个专业的保育人员，还有维持园区正常运行的管理人员和销售团队。
除了较大的人力成本外，房租水电等固定支出也占据成本的一大部分。
“从目前成都市场反馈来看，中端品质托育服务商家的月收费需要达到3800元左右，才能实现收支平衡。”
成都市托育服务行业协会会长李楹芝介绍，正如张女士所说，房租、人力成本成为了托育服务经营者经营成本难以下降的主要原因。而较高的月收费，又进一步导致市民选择的减少。
目前中端连锁品牌的托育服务商家入托率在60%左右，而对于单一门店的经营商家，入托率低于50%是比较典型的现象。
实际上，婴幼儿托育服务行业面临的困难不止于此。
李楹芝表示，从成都整体市场反馈可以看出，虽然从数据上显示市场需求较大，但由于市民选择婴幼儿托育服务的理念普遍不足，市场反响并不热烈。
“培养市民理念最好的办法便是将价格降下来，核心还是在于如何降低经营者成本。”
利用服务中心降低营业成本
“面对婴幼儿托育服务行业存在入托贵的问题，大力发展普惠性婴幼儿托育服务是解决问题的探索路径。核心点便在于尽可能减少经营者的经营成本。”
成都市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处处长宋建华表示，在《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实施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充分调动妇幼保健机构、公益性幼儿园、儿童福利机构、企事业单位积极性，发挥社区综合体等公共服务设施的功能，开展普惠性婴幼儿托育服务。
利用社区综合体等公共服务设施，开展普惠性婴幼儿托育服务，在成都已有落地。
记者走进成都市某普惠性婴幼儿托育中心，发现在托育中心内，婴幼儿生活室、多功能活动室、图书室一应俱全，还有近100平方米的户外活动空间。
该托育中心负责人告诉记者，中心共计能承接50~60个婴幼儿，目前承接有婴幼儿20多个。每月收费1900~2700元不等。
“虽然目前承接的婴幼儿不多，但由于社区公共设施房租成本的减免，中心在经营上是盈利状态。”
负责人介绍，相对于其他婴幼儿托育服务机构，中心没有房租方面的压力，更多的成本来源于人力和营销，相对于周边区域的同品质婴幼儿托育服务机构，服务月收费可以减少1千多元。
“较低的价格，中心在市场竞争上也存在优势。相信在今年下半年的招生旺季，可以接收到更多的婴幼儿。”
“1＋N”托育服务模式
实际上，除了发挥社区综合服务体功能开展普惠婴幼儿托育服务外，成都在推动普惠托育服务上还有诸多尝试。
据成都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为解决托育服务供给不足和规范性问题，成都市推行了“1＋N”托育服务模式，即依托1个示范性托育机构，带动N个嵌入式、分布式、连锁化、专业化的社区托育点共同发展。
截至目前，成都在线登记的托育机构有628家，已通过卫健部门备案217家；创建了首批33家市级示范性托育机构。
“示范性机构领办社区托育点一方面可以将社区托育点纳入监管，另一方面二者协同推动托育服务优质资源下沉到社区，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便民、平价的婴幼儿照护服务。”
在“医育结合”方面，成都建立了托育机构健康管理员制度，推进“医育结合”。
同时，鼓励医疗保健机构举办职工福利性托育机构，彭州市妇幼保健院就是四川省首家事业性质的托育服务机构。
在“托幼一体”方面，成都也鼓励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班，招收2~3岁幼儿，对幼儿园学位较充足的郊区县（市）原则上实行托幼一体化。
目前，全市托幼一体化幼儿园683家，在园3岁以下婴幼儿达1万余人。
而且，成都正科学考虑社区街道“一老一小”数量、年龄结构和服务需求，打造专门服务于“一老一小”群体的“老幼复合”型社区综合体。
目前已建成8个老幼复合型社区综合体。
“目前，成都市正开展国家支持社会力量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专项行动试点，38个项目获得中央预算内资金2556万元，试点项目将提供安全有保障、价格可承受、近便可及的普惠托育服务”，成都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来源 | 综合央视网、每日经济新闻、半月谈、红星新闻
这不是小李一个人的纠结，很多新手父母都有“托育焦虑”：想自己带孩子，却抵不过经济压力；想送去托育机构，又交不起费用。
目前，我国3岁以下婴幼儿人数超过4700万。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介绍，在0至3岁婴幼儿的家庭中，有托育服务需求的占30%。
而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调查数据显示，我国0至3岁婴幼儿入托率只有5%左右。
近日公布的政府工作报告在2022年重点工作中明确提出，要发展普惠托育服务。
很多地方也出台了相关政策，拿成都举例，早在2020年，成都出台了《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实施意见》，当中也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社区普惠托育服务。
什么是普惠托育服务？在成都的发展情况如何？
“一托难求”还是无人问津？
据了解，成都3岁以下婴幼儿有56.97万人，全市1309家托育服务机构（场所）可提供托位5.53万个。
托育服务机构（场所）平均月收费3000～4000元，部分机构的月收费超过6000元。
数据显示，目前成都市每千人口拥有托位数2.73个，按理来说应该是“一托难求”的情况，但在成都市金牛区从事婴幼儿托育服务的张女士看来，这样的情况并不存在。
据张女士介绍，目前成都不少从事婴幼儿托育服务的商家都处于亏损状态。
以张女士所经营的婴幼儿托育服务机构为例，该机构最大可以承接近40名婴幼儿，但开业至今2年多时间里，人数最多的时候也只有28人，多数时间人数不足一半。
“价格成为了最大的难题。”
张女士说，经过核算，在人力、房租等成本不变的情况下，想要3年收回成本，每个婴幼儿的收费需要在3400元左右。“但这样的价格，许多家长并不能接受。”
“现在是步入了一个矛盾之中。定价高了家长选择的少，价格低了就会亏本。”
对于目前的状况，张女士很是无奈。她告诉记者，为了保障品质，经营成本很难有降低的空间。
园区配备了专业的保健人员和营养师，并且每5-7人配备一个专业的保育人员，还有维持园区正常运行的管理人员和销售团队。
除了较大的人力成本外，房租水电等固定支出也占据成本的一大部分。
“从目前成都市场反馈来看，中端品质托育服务商家的月收费需要达到3800元左右，才能实现收支平衡。”
成都市托育服务行业协会会长李楹芝介绍，正如张女士所说，房租、人力成本成为了托育服务经营者经营成本难以下降的主要原因。而较高的月收费，又进一步导致市民选择的减少。
目前中端连锁品牌的托育服务商家入托率在60%左右，而对于单一门店的经营商家，入托率低于50%是比较典型的现象。
实际上，婴幼儿托育服务行业面临的困难不止于此。
李楹芝表示，从成都整体市场反馈可以看出，虽然从数据上显示市场需求较大，但由于市民选择婴幼儿托育服务的理念普遍不足，市场反响并不热烈。
“培养市民理念最好的办法便是将价格降下来，核心还是在于如何降低经营者成本。”
利用服务中心降低营业成本
“面对婴幼儿托育服务行业存在入托贵的问题，大力发展普惠性婴幼儿托育服务是解决问题的探索路径。核心点便在于尽可能减少经营者的经营成本。”
成都市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处处长宋建华表示，在《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实施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充分调动妇幼保健机构、公益性幼儿园、儿童福利机构、企事业单位积极性，发挥社区综合体等公共服务设施的功能，开展普惠性婴幼儿托育服务。
利用社区综合体等公共服务设施，开展普惠性婴幼儿托育服务，在成都已有落地。
记者走进成都市某普惠性婴幼儿托育中心，发现在托育中心内，婴幼儿生活室、多功能活动室、图书室一应俱全，还有近100平方米的户外活动空间。
该托育中心负责人告诉记者，中心共计能承接50~60个婴幼儿，目前承接有婴幼儿20多个。每月收费1900~2700元不等。
“虽然目前承接的婴幼儿不多，但由于社区公共设施房租成本的减免，中心在经营上是盈利状态。”
负责人介绍，相对于其他婴幼儿托育服务机构，中心没有房租方面的压力，更多的成本来源于人力和营销，相对于周边区域的同品质婴幼儿托育服务机构，服务月收费可以减少1千多元。
“较低的价格，中心在市场竞争上也存在优势。相信在今年下半年的招生旺季，可以接收到更多的婴幼儿。”
“1＋N”托育服务模式
实际上，除了发挥社区综合服务体功能开展普惠婴幼儿托育服务外，成都在推动普惠托育服务上还有诸多尝试。
据成都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为解决托育服务供给不足和规范性问题，成都市推行了“1＋N”托育服务模式，即依托1个示范性托育机构，带动N个嵌入式、分布式、连锁化、专业化的社区托育点共同发展。
截至目前，成都在线登记的托育机构有628家，已通过卫健部门备案217家；创建了首批33家市级示范性托育机构。
“示范性机构领办社区托育点一方面可以将社区托育点纳入监管，另一方面二者协同推动托育服务优质资源下沉到社区，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便民、平价的婴幼儿照护服务。”
在“医育结合”方面，成都建立了托育机构健康管理员制度，推进“医育结合”。
同时，鼓励医疗保健机构举办职工福利性托育机构，彭州市妇幼保健院就是四川省首家事业性质的托育服务机构。
在“托幼一体”方面，成都也鼓励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班，招收2~3岁幼儿，对幼儿园学位较充足的郊区县（市）原则上实行托幼一体化。
目前，全市托幼一体化幼儿园683家，在园3岁以下婴幼儿达1万余人。
而且，成都正科学考虑社区街道“一老一小”数量、年龄结构和服务需求，打造专门服务于“一老一小”群体的“老幼复合”型社区综合体。
目前已建成8个老幼复合型社区综合体。
“目前，成都市正开展国家支持社会力量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专项行动试点，38个项目获得中央预算内资金2556万元，试点项目将提供安全有保障、价格可承受、近便可及的普惠托育服务”，成都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来源 | 综合央视网、每日经济新闻、半月谈、红星新闻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