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别人交谈时，少说自己这3件事，福气会越来越多
大国记忆周刊 今天
《菜根谭》讲：“口乃心之门，守口不密，泄尽真机。”
一个人如果嘴巴没把门的，总是什么也说，那这个人的福气慢慢也就散了。
真正厉害的人，说话谨慎，懂得沉默。
与人交谈时，少说自己的这“三件事”，福气才能越来越多。
1
自己的秘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都有自己不愿提及的往事。
这些秘密深埋心底，轻易不愿示人。
这是对自己的保护，也是对过往的尊重。
但是，有的人心里却放不住秘密，总要拿出来分享，想要获得一些慰藉。
殊不知，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
你因为信任说出的秘密，很快就会成为别人嘴里的谈资。
你本人也会因此成为别人评头论足的对象。
汉代孔光是皇帝的秘书，每日出入温室殿处理机要文件。
每日下班的时候，都会把当日的发言稿全部烧掉。
朋友对他的工作很好奇，于是经常询问他，他却始终一言不发。
甚至有一个朋友问他温室殿前种植的是什么树木，他也顾左右而言他，不肯透露半分。
这就是历史上“不言温室之树”的典故。
阿拉伯人说：保守秘密时，秘密是忠仆；泄露秘密时，秘密是祸主。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不要随便诉说自己的秘密，不要轻易给人留下口实。
守住自己的嘴巴，有时候就是守住了自己的界限，守住了自己的安全。
2
内心的抱怨
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谁的生活也不容易。
大家都在咬着牙往前走，满身伤痕，一身风雨，需要的更多是同路人的鼓励，而不是抱怨。
天天抱怨的人，充满着负能量。
他们自己抱怨不公，不求上进，也把这样的情绪传染给别人，拖别人后腿。
时间一长，没人愿意和这样的人做朋友。
曾国藩在湖南练兵，没权没钱没兵，还被当地兵痞欺辱。
他却打脱牙齿和血吞，从未向别人抱怨过。
忍着一口气，默默前行，终于练成湘军，挽救国家危亡。
不要抱怨命运不公，不要抱怨生活坎坷。
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除了父母，没有人愿意天天听你倾诉痛苦，没有人愿意为你的失败埋单。
人在低谷的时候，不要打扰任何人。
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咬紧牙关，立定向前。
得之我幸，失之我命。
人力有时尽，一切随缘，一切看淡。
3
过去的成绩
季羡林曾说人生有十大禁忌，其一就是“好提当年勇”。
我们常常见到有些人喜欢在酒桌上吹牛，一开口就是“我当年······”
一个人之所以喜欢谈论过去的功绩，多半是因为如今没什么好说的。
曾经的辉煌对应着如今的落寞，只能在炫耀中，找回一点当年的荣光。
古人说：不恋过去，活在当下。
过去的成功也好，失败也好，不要总是挂在嘴上，翻过这一页，人生才能迎来新的篇章。
曾国藩曾号“涤生”，去掉旧的才能迎来新生。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家乡要给他修葺老宅，他婉言拒绝。
他说：要尽快忘记这个奖项，不要在沾沾自喜里迷失自己。
躺在过去的功劳上睡大觉，只能是弱者的自我逃避。
真正厉害的人，从不吹嘘自己，他们永远低调谦逊，积极进取。
昨天再好，已成过去，好汉莫提当年勇，放眼未来，才是硬道理。
大国记忆周刊 今天
《菜根谭》讲：“口乃心之门，守口不密，泄尽真机。”
一个人如果嘴巴没把门的，总是什么也说，那这个人的福气慢慢也就散了。
真正厉害的人，说话谨慎，懂得沉默。
与人交谈时，少说自己的这“三件事”，福气才能越来越多。
1
自己的秘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都有自己不愿提及的往事。
这些秘密深埋心底，轻易不愿示人。
这是对自己的保护，也是对过往的尊重。
但是，有的人心里却放不住秘密，总要拿出来分享，想要获得一些慰藉。
殊不知，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
你因为信任说出的秘密，很快就会成为别人嘴里的谈资。
你本人也会因此成为别人评头论足的对象。
汉代孔光是皇帝的秘书，每日出入温室殿处理机要文件。
每日下班的时候，都会把当日的发言稿全部烧掉。
朋友对他的工作很好奇，于是经常询问他，他却始终一言不发。
甚至有一个朋友问他温室殿前种植的是什么树木，他也顾左右而言他，不肯透露半分。
这就是历史上“不言温室之树”的典故。
阿拉伯人说：保守秘密时，秘密是忠仆；泄露秘密时，秘密是祸主。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不要随便诉说自己的秘密，不要轻易给人留下口实。
守住自己的嘴巴，有时候就是守住了自己的界限，守住了自己的安全。
2
内心的抱怨
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谁的生活也不容易。
大家都在咬着牙往前走，满身伤痕，一身风雨，需要的更多是同路人的鼓励，而不是抱怨。
天天抱怨的人，充满着负能量。
他们自己抱怨不公，不求上进，也把这样的情绪传染给别人，拖别人后腿。
时间一长，没人愿意和这样的人做朋友。
曾国藩在湖南练兵，没权没钱没兵，还被当地兵痞欺辱。
他却打脱牙齿和血吞，从未向别人抱怨过。
忍着一口气，默默前行，终于练成湘军，挽救国家危亡。
不要抱怨命运不公，不要抱怨生活坎坷。
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除了父母，没有人愿意天天听你倾诉痛苦，没有人愿意为你的失败埋单。
人在低谷的时候，不要打扰任何人。
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咬紧牙关，立定向前。
得之我幸，失之我命。
人力有时尽，一切随缘，一切看淡。
3
过去的成绩
季羡林曾说人生有十大禁忌，其一就是“好提当年勇”。
我们常常见到有些人喜欢在酒桌上吹牛，一开口就是“我当年······”
一个人之所以喜欢谈论过去的功绩，多半是因为如今没什么好说的。
曾经的辉煌对应着如今的落寞，只能在炫耀中，找回一点当年的荣光。
古人说：不恋过去，活在当下。
过去的成功也好，失败也好，不要总是挂在嘴上，翻过这一页，人生才能迎来新的篇章。
曾国藩曾号“涤生”，去掉旧的才能迎来新生。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家乡要给他修葺老宅，他婉言拒绝。
他说：要尽快忘记这个奖项，不要在沾沾自喜里迷失自己。
躺在过去的功劳上睡大觉，只能是弱者的自我逃避。
真正厉害的人，从不吹嘘自己，他们永远低调谦逊，积极进取。
昨天再好，已成过去，好汉莫提当年勇，放眼未来，才是硬道理。
#传古维新# 【郭嵩焘：“汉奸”或“先知”——面对晚清大变局，一个独醒者思考与苦闷】
题记：2007年，中南大学孟泽教授在湖南教育电视台《湖湘讲堂》主讲郭嵩焘，后出版《洋务先知郭嵩焘》。最近修订再版，更名《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郭嵩焘，这个“苦闷的先知”，当年对中国社会何去何从的思考，直到现在，不仅具有现实意义，可能仍然“超前”。老何写读书心得《睁眼看世界：“洋务先知”郭嵩焘的“独醒之累”》，虽感同身受，几欲“抓狂”，仍觉隔靴搔痒，不得要领。从老孟处索来“湖湘讲堂”之“答客问”：《“汉奸”或“先知”》，且看作者“坦白”自己的心之思，与“苦闷的先知”的隔世的“苦恋”。
问：听说你在“湖湘讲堂”开讲郭嵩焘，我和我的朋友，对此充满期待。
我有点迷惑的是，湖湘近代以来，建功立业、赢得大名的人物多矣，你为什么会选择郭嵩焘？郭嵩焘生前身后都不“得志”，他身上有很多是非，很多尴尬，很多怨愤，其性格似乎也并不完美，“功业”更难言卓著。
答：是的，湖湘近现代，伟人很多，以至于今天，人人心中都有一个“舍湖南无以言中国”的湖湘“英雄谱”。而郭嵩焘，在很长时期内，甚至未必是一个能够让人乐于接受的“正面人物”。但是，当“湖湘讲堂”邀请我讲一个湖湘人物时，我首先想到的就是郭嵩焘。我一点也不觉得我的判断和选择是轻率的，我甚至觉得，重新认识郭嵩焘，是我们的时代是否成长了足够澄明的理智和理性的重要标志之一。
我想说出这样的意思，近代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不仅有雄浑的激情，也有清澈的认知和理性的判断，不仅有集体的奔赴，也有高明到近乎“异端”的省思。
而郭嵩焘，正是最能够代表后者的人物，在某一个时段，他甚至是唯一的，因此有所谓“独醒之累”。
郭嵩焘（1818－1891）与曾国藩、刘蓉有金兰之谊，与左宗棠是“发小”，但他的知名，并非如曾国藩、左宗棠等同治中兴名臣那样，因为有显赫的“功业”，而是作为“湘军”台前幕后重要的运筹者，作为洋务运动中最有见识的思想者和实践者，作为晚清首任驻外公使——以钦差大臣身份于1876年至1879年出使英国、法国，显示出了不同寻常的思想、精神与人格魅力。
他对于西洋文明的理解和判断，对于晚晴现实的洞察与传统文化的检讨，在他的同辈中罕有能够企及者。
在某种意义上，郭嵩焘的认知、思想、勇气和精神历程，抵达了一个传统士大夫所能抵达的极限。说他的思想可以延伸到戊戌变法，延伸到辛亥革命，延伸到“五四”，说他是“洋务先知”，并不夸张。谭嗣同、梁启超等，都曾表达过对于郭嵩焘的无限景仰。正如汪荣祖先生所说的，他是那个时代中，最勇于挽澜之人，我们追踪其人，印证其时、其地，很可觉察到他的孤愤与无奈。他的思想过于先进，同时代人难以接受，也很少接受；他的个性貌似恭俭，骨子里其实非常自负与固执。当时的人们，觉得众人皆醒他独醉，今天看来，实在众人皆醉他独醒。
然而，郭嵩焘执着之深，正可见其信心之坚。这种信心，源于一种道德勇气，更源于一种在郭嵩焘的时代极其难得的求“真”务“实”的知识勇气。
描述郭嵩焘，我们可以对中国近代史有一次特殊的领略，领略其中与我们自身的作为并非无关的屈辱和悲哀，领略先知先觉者的苦闷与激愤，领略一个“芬芳悱恻”的性灵，领略一段充满戏剧性的人生。在一个重新开放的时代，在至今并未出离“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时，也就是说，在中西文化的融会贯通，中国的现代转型，依然未完成时，我们可以因此而获得重要的启示与教益。
问：为什么郭嵩焘至今没有获得人们的广泛认同？其人生的“悲剧”内含是什么？
答：近代历史联系着我们今天的选择，也联系着我们对于悠久的华夏文明的认知与评价。我们远没有从近代历史的是非恩怨解脱出来。如果说鸦片战争以来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到今天为止并未完结，中西文明的交汇和融合，并未休止，那么，我们就得承认，对于有些人、有些事的判断，我们不仅依然身陷近代以来的是非恩怨之中，而且也依然处于并未定型的未来文化与文明的牵引和调整之中。
只是，我们毕竟走到了今天，我们的国家空前地开放了，我们自己也空前地开明、理性了。如此，近代历史中有多少人与事，需要我们去重新打量，以便接近历史的真实呢？又有多少判断需要我们去调整，以最大限度地接近人性与人道，最恰当地维护和提升个人和民族的尊严？我们需要继续以满清当局者或者任何一个时代当局者的是非、恩怨、哀乐作为我们自己的是非、恩怨、哀乐吗？或者相反？我们可以把世界文明的流转演变，仅仅作民族立场、道德立场、政治立场乃至特殊的政党立场上的打量吗？或者必须超越这种民族立场、道德立场、政治立场和特殊的政党立场？
郭嵩焘就是需要重新打量的人，围绕在他身边的是非，也是需要重新打量的是非。
郭嵩焘在世的时候，就被指目为“汉奸”，这从何说起？“汉奸”一词，内含了长期以来汉民族最敏感的屈辱与自尊。对此，在我们的文化人格中，甚至已经获得某种近乎生理的反应，而常常中断了理性的认知。
郭嵩焘与僧格林沁曾经共事，不止是一般的脾气的不对，简直“道不同”。而僧格林沁却真的打沉了几艘英国人的船，打死过几百名英国人。连曾国藩也觉得1840年以来，国家一直不得舒展，僧格林沁在天津大沽口痛击英国人，总算出了一口浊气。李鸿章因此还赞叹僧格林沁和郭嵩焘，一个是英雄，一个是名士，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皇帝有赏，举国庆贺。当是时也，郭嵩焘却是不见欣悦反而郁郁寡欢。
巡抚广东时，与左宗棠生出嫌隙，除了性格的冲突之外，郭嵩焘或者左宗棠是否真的有对不起朋友的叵测居心？
在上海续娶钱氏女，举城皆知。但郭嵩焘很快就“了结”了这一段婚姻，以至引发热议。在郭嵩焘的年代，明媒正娶可不是儿戏，那是“伦理之始”，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我们全部的家国制度，就是从这种最初的伦理开始建构的。那么，郭嵩焘此举是否意味着对迤逦千年的家国伦理的玩忽？
出使英、法，郭嵩焘让自己的副使刘锡鸿劾奏了“十大罪状”。他按照朝廷的意思所作，由前五十天出使日记编成的《使西纪程》，开始由总理衙门刷印发行，接着又遭禁毁版。以至有大臣以此为由参劾他“有二心于中国”。事情果真如此？
郭嵩焘晚年认为，中国要三百年才可能真正振兴，才可能由器物的改变，教育的革新，人才的崛起，延伸到制度、人心、风俗的真正改善。这是先知之明还是牢骚之辞？
发生在郭嵩焘身上的事，有的很琐碎，很闹心，甚至不像是我们想象中的大人物上应该发生的，他的反应似乎也不是大的政治家应该有的反应，这当然也“得益”于他写作了几十年的日记的发现，而郭嵩焘的日记，又不像曾国藩或别的人那样，把它当成自己修炼心性的功课，自我修饰的文本，当成示范后人的教材，而写成了自己真实的所见所思所想的日记，自我倾诉的日记，吐槽的日记，让我们得以窥见他内心世界的波动——各种指责、焦灼、苦闷、牢骚、批评、愤怒和一己的洞察与发现。
按照我们今天的认识，“古代中国的‘国家’是中心明确、边界模糊的一个‘文化概念’。‘凡我族类，其心必同’，就是说，凡是和我一个文化的，都可以是一个国家；反过来当然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可以理解为凡是和我文化有差异的，就是四夷，不属一个国家。”“凡是文化上不服从、不认同的，都是‘异邦异俗’。所以，在古代中国，国家、文明、真理在空间上是重叠的，于是，常常说‘天下一家’、‘海内有知己’、‘四海之内皆兄弟’。但是，在这种说法的背后，有一个非常深刻的矛盾：一方面是以中国为中心的特殊主义，一方面是普遍主义的世界观；既是只有一个文明中心的世界观，又是文明普遍适用，真理放之四海皆准的世界观。”（葛兆光《古代中国社会与文化十讲》）
晚清对于西方的拒斥，某种意义上就是此种“特殊主义”及其所建构的“普遍主义”—— 它曾经建构了一种经典的文明——共同导演的结果。只有翻过这一页去，伴随着屈辱与悲愤的不平衡也不平等的历史记忆，才会真正有所改观。当中国文化终于生长出了更加具有生命力与涵盖性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它才可能拥有新的“天下”，而且是通过文化去化同的“天下”。此时，其“特殊主义”的“普遍主义”就会是另一番景象，就是一种普遍主义之下的特殊主义，而不是通过特殊主义建构的普遍主义。
从特殊主义出发的普遍主义，到建构具有普遍性的特殊主义，从中国中心主义的坍塌到重建民族国家的新的主体性，这不止是一个政治问题，更是一个文化问题。郭嵩焘在此一不能回避的历程中，贡献了远高于流辈的见识和智慧。或许，这种见识和智慧正是他与他的时代、他的周遭格格不入的重要原因之所在，使得他的生平和仕途，更加举步维艰，坎坷不断，充满争议、攻讦乃至毁谤，也充满传奇色彩。
本文转自https://t.cn/A66rLC2f
《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孟泽著 岳麓书社。题词内容：独醒之累！https://t.cn/A66rLC2V
题记：2007年，中南大学孟泽教授在湖南教育电视台《湖湘讲堂》主讲郭嵩焘，后出版《洋务先知郭嵩焘》。最近修订再版，更名《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郭嵩焘，这个“苦闷的先知”，当年对中国社会何去何从的思考，直到现在，不仅具有现实意义，可能仍然“超前”。老何写读书心得《睁眼看世界：“洋务先知”郭嵩焘的“独醒之累”》，虽感同身受，几欲“抓狂”，仍觉隔靴搔痒，不得要领。从老孟处索来“湖湘讲堂”之“答客问”：《“汉奸”或“先知”》，且看作者“坦白”自己的心之思，与“苦闷的先知”的隔世的“苦恋”。
问：听说你在“湖湘讲堂”开讲郭嵩焘，我和我的朋友，对此充满期待。
我有点迷惑的是，湖湘近代以来，建功立业、赢得大名的人物多矣，你为什么会选择郭嵩焘？郭嵩焘生前身后都不“得志”，他身上有很多是非，很多尴尬，很多怨愤，其性格似乎也并不完美，“功业”更难言卓著。
答：是的，湖湘近现代，伟人很多，以至于今天，人人心中都有一个“舍湖南无以言中国”的湖湘“英雄谱”。而郭嵩焘，在很长时期内，甚至未必是一个能够让人乐于接受的“正面人物”。但是，当“湖湘讲堂”邀请我讲一个湖湘人物时，我首先想到的就是郭嵩焘。我一点也不觉得我的判断和选择是轻率的，我甚至觉得，重新认识郭嵩焘，是我们的时代是否成长了足够澄明的理智和理性的重要标志之一。
我想说出这样的意思，近代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不仅有雄浑的激情，也有清澈的认知和理性的判断，不仅有集体的奔赴，也有高明到近乎“异端”的省思。
而郭嵩焘，正是最能够代表后者的人物，在某一个时段，他甚至是唯一的，因此有所谓“独醒之累”。
郭嵩焘（1818－1891）与曾国藩、刘蓉有金兰之谊，与左宗棠是“发小”，但他的知名，并非如曾国藩、左宗棠等同治中兴名臣那样，因为有显赫的“功业”，而是作为“湘军”台前幕后重要的运筹者，作为洋务运动中最有见识的思想者和实践者，作为晚清首任驻外公使——以钦差大臣身份于1876年至1879年出使英国、法国，显示出了不同寻常的思想、精神与人格魅力。
他对于西洋文明的理解和判断，对于晚晴现实的洞察与传统文化的检讨，在他的同辈中罕有能够企及者。
在某种意义上，郭嵩焘的认知、思想、勇气和精神历程，抵达了一个传统士大夫所能抵达的极限。说他的思想可以延伸到戊戌变法，延伸到辛亥革命，延伸到“五四”，说他是“洋务先知”，并不夸张。谭嗣同、梁启超等，都曾表达过对于郭嵩焘的无限景仰。正如汪荣祖先生所说的，他是那个时代中，最勇于挽澜之人，我们追踪其人，印证其时、其地，很可觉察到他的孤愤与无奈。他的思想过于先进，同时代人难以接受，也很少接受；他的个性貌似恭俭，骨子里其实非常自负与固执。当时的人们，觉得众人皆醒他独醉，今天看来，实在众人皆醉他独醒。
然而，郭嵩焘执着之深，正可见其信心之坚。这种信心，源于一种道德勇气，更源于一种在郭嵩焘的时代极其难得的求“真”务“实”的知识勇气。
描述郭嵩焘，我们可以对中国近代史有一次特殊的领略，领略其中与我们自身的作为并非无关的屈辱和悲哀，领略先知先觉者的苦闷与激愤，领略一个“芬芳悱恻”的性灵，领略一段充满戏剧性的人生。在一个重新开放的时代，在至今并未出离“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时，也就是说，在中西文化的融会贯通，中国的现代转型，依然未完成时，我们可以因此而获得重要的启示与教益。
问：为什么郭嵩焘至今没有获得人们的广泛认同？其人生的“悲剧”内含是什么？
答：近代历史联系着我们今天的选择，也联系着我们对于悠久的华夏文明的认知与评价。我们远没有从近代历史的是非恩怨解脱出来。如果说鸦片战争以来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到今天为止并未完结，中西文明的交汇和融合，并未休止，那么，我们就得承认，对于有些人、有些事的判断，我们不仅依然身陷近代以来的是非恩怨之中，而且也依然处于并未定型的未来文化与文明的牵引和调整之中。
只是，我们毕竟走到了今天，我们的国家空前地开放了，我们自己也空前地开明、理性了。如此，近代历史中有多少人与事，需要我们去重新打量，以便接近历史的真实呢？又有多少判断需要我们去调整，以最大限度地接近人性与人道，最恰当地维护和提升个人和民族的尊严？我们需要继续以满清当局者或者任何一个时代当局者的是非、恩怨、哀乐作为我们自己的是非、恩怨、哀乐吗？或者相反？我们可以把世界文明的流转演变，仅仅作民族立场、道德立场、政治立场乃至特殊的政党立场上的打量吗？或者必须超越这种民族立场、道德立场、政治立场和特殊的政党立场？
郭嵩焘就是需要重新打量的人，围绕在他身边的是非，也是需要重新打量的是非。
郭嵩焘在世的时候，就被指目为“汉奸”，这从何说起？“汉奸”一词，内含了长期以来汉民族最敏感的屈辱与自尊。对此，在我们的文化人格中，甚至已经获得某种近乎生理的反应，而常常中断了理性的认知。
郭嵩焘与僧格林沁曾经共事，不止是一般的脾气的不对，简直“道不同”。而僧格林沁却真的打沉了几艘英国人的船，打死过几百名英国人。连曾国藩也觉得1840年以来，国家一直不得舒展，僧格林沁在天津大沽口痛击英国人，总算出了一口浊气。李鸿章因此还赞叹僧格林沁和郭嵩焘，一个是英雄，一个是名士，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皇帝有赏，举国庆贺。当是时也，郭嵩焘却是不见欣悦反而郁郁寡欢。
巡抚广东时，与左宗棠生出嫌隙，除了性格的冲突之外，郭嵩焘或者左宗棠是否真的有对不起朋友的叵测居心？
在上海续娶钱氏女，举城皆知。但郭嵩焘很快就“了结”了这一段婚姻，以至引发热议。在郭嵩焘的年代，明媒正娶可不是儿戏，那是“伦理之始”，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我们全部的家国制度，就是从这种最初的伦理开始建构的。那么，郭嵩焘此举是否意味着对迤逦千年的家国伦理的玩忽？
出使英、法，郭嵩焘让自己的副使刘锡鸿劾奏了“十大罪状”。他按照朝廷的意思所作，由前五十天出使日记编成的《使西纪程》，开始由总理衙门刷印发行，接着又遭禁毁版。以至有大臣以此为由参劾他“有二心于中国”。事情果真如此？
郭嵩焘晚年认为，中国要三百年才可能真正振兴，才可能由器物的改变，教育的革新，人才的崛起，延伸到制度、人心、风俗的真正改善。这是先知之明还是牢骚之辞？
发生在郭嵩焘身上的事，有的很琐碎，很闹心，甚至不像是我们想象中的大人物上应该发生的，他的反应似乎也不是大的政治家应该有的反应，这当然也“得益”于他写作了几十年的日记的发现，而郭嵩焘的日记，又不像曾国藩或别的人那样，把它当成自己修炼心性的功课，自我修饰的文本，当成示范后人的教材，而写成了自己真实的所见所思所想的日记，自我倾诉的日记，吐槽的日记，让我们得以窥见他内心世界的波动——各种指责、焦灼、苦闷、牢骚、批评、愤怒和一己的洞察与发现。
按照我们今天的认识，“古代中国的‘国家’是中心明确、边界模糊的一个‘文化概念’。‘凡我族类，其心必同’，就是说，凡是和我一个文化的，都可以是一个国家；反过来当然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可以理解为凡是和我文化有差异的，就是四夷，不属一个国家。”“凡是文化上不服从、不认同的，都是‘异邦异俗’。所以，在古代中国，国家、文明、真理在空间上是重叠的，于是，常常说‘天下一家’、‘海内有知己’、‘四海之内皆兄弟’。但是，在这种说法的背后，有一个非常深刻的矛盾：一方面是以中国为中心的特殊主义，一方面是普遍主义的世界观；既是只有一个文明中心的世界观，又是文明普遍适用，真理放之四海皆准的世界观。”（葛兆光《古代中国社会与文化十讲》）
晚清对于西方的拒斥，某种意义上就是此种“特殊主义”及其所建构的“普遍主义”—— 它曾经建构了一种经典的文明——共同导演的结果。只有翻过这一页去，伴随着屈辱与悲愤的不平衡也不平等的历史记忆，才会真正有所改观。当中国文化终于生长出了更加具有生命力与涵盖性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它才可能拥有新的“天下”，而且是通过文化去化同的“天下”。此时，其“特殊主义”的“普遍主义”就会是另一番景象，就是一种普遍主义之下的特殊主义，而不是通过特殊主义建构的普遍主义。
从特殊主义出发的普遍主义，到建构具有普遍性的特殊主义，从中国中心主义的坍塌到重建民族国家的新的主体性，这不止是一个政治问题，更是一个文化问题。郭嵩焘在此一不能回避的历程中，贡献了远高于流辈的见识和智慧。或许，这种见识和智慧正是他与他的时代、他的周遭格格不入的重要原因之所在，使得他的生平和仕途，更加举步维艰，坎坷不断，充满争议、攻讦乃至毁谤，也充满传奇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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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孟泽著 岳麓书社。题词内容：独醒之累！https://t.cn/A66rLC2V
曾国藩说：“不说大话，不务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
做不到的事，要是随口承诺，会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豆瓣网友 一只鱼讲过自己的一段经历。
他所在的公司，有一年业绩特别好，为此，公司给员工都额外发了一笔丰厚的奖金。
他拿到奖金后，非常高兴，晚上就约了几位朋友一起聚聚，庆祝一下。
推杯换盏间，一只鱼有点喝多了。
这时，一位失业的朋友抱怨道：“你的命真好，我怎么命这么惨，到现在都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一只鱼听到后，头脑一热，立即接话道：“你怎么不找我，我们公司正在招人，这件事包在我身上。”
那位朋友一听此话，对一只鱼连忙道谢，说此事就拜托他了。
酒席散后，一只鱼就把这件事给忘了。几天后，当朋友打电话问他找工作的事情时，他才想起来，便谎称自己正在想办法。
这时，他才后悔在酒席间没管住嘴，答应了别人自己办不到的事。
自己在公司里只是个小职员，根本管不了招聘的事。可话已说出口，收不回来了。
又过了几天，当朋友再次询问他时，他还是照样搪塞朋友，说人事部在调整，还要等些时候。
慢慢地，朋友知道了他根本没这个能力后，两人的关系也日渐淡薄了。
后来一只鱼发帖道：“我真后悔当时夸下海口，不仅没帮上忙，还失去了这么重要的朋友。”
一时吹牛的话，不仅让好友的愿望落空，还让自己处于了两难的境地。
正如《围炉夜话》所言：“世所相信，在能行，不在能言。”
世人相信的，是做事靠谱的人，而不是嘴上说得好听的人。
真正的强者，从不炫耀自己，因为他们明白，与其夸夸其谈，不如脚踏实地，沉淀自己，以待来日。
人前不说大话，是对自己的负责，也是对他人的负责。
做不到的事，要是随口承诺，会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豆瓣网友 一只鱼讲过自己的一段经历。
他所在的公司，有一年业绩特别好，为此，公司给员工都额外发了一笔丰厚的奖金。
他拿到奖金后，非常高兴，晚上就约了几位朋友一起聚聚，庆祝一下。
推杯换盏间，一只鱼有点喝多了。
这时，一位失业的朋友抱怨道：“你的命真好，我怎么命这么惨，到现在都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一只鱼听到后，头脑一热，立即接话道：“你怎么不找我，我们公司正在招人，这件事包在我身上。”
那位朋友一听此话，对一只鱼连忙道谢，说此事就拜托他了。
酒席散后，一只鱼就把这件事给忘了。几天后，当朋友打电话问他找工作的事情时，他才想起来，便谎称自己正在想办法。
这时，他才后悔在酒席间没管住嘴，答应了别人自己办不到的事。
自己在公司里只是个小职员，根本管不了招聘的事。可话已说出口，收不回来了。
又过了几天，当朋友再次询问他时，他还是照样搪塞朋友，说人事部在调整，还要等些时候。
慢慢地，朋友知道了他根本没这个能力后，两人的关系也日渐淡薄了。
后来一只鱼发帖道：“我真后悔当时夸下海口，不仅没帮上忙，还失去了这么重要的朋友。”
一时吹牛的话，不仅让好友的愿望落空，还让自己处于了两难的境地。
正如《围炉夜话》所言：“世所相信，在能行，不在能言。”
世人相信的，是做事靠谱的人，而不是嘴上说得好听的人。
真正的强者，从不炫耀自己，因为他们明白，与其夸夸其谈，不如脚踏实地，沉淀自己，以待来日。
人前不说大话，是对自己的负责，也是对他人的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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